他从小聪慧敏捷,一直深受李世民喜爱,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李世民登基为帝,同时将八岁的李承乾立为太子。贞观九年,太上皇李渊驾崩,李世民按照礼制为高祖守孝,那段时期朝廷政务皆由太子决断,年仅十七岁的李承乾就“颇识大体”,把国家大事处理得井井有条,所以李世民对他非常信任,“每行幸,常令太子居守监国”(《旧唐书·恒山王承乾传》),也从没见他出过什么差错。
在整个贞观初期,李世民对这个储君还是比较满意的。后来虽说察觉了太子的一些不良习气,可李世民仍然对他寄予厚望,一再对东宫的辅臣们说:“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耳目所未涉,能无骄逸乎!卿等不可不极谏!”(《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然而,李承乾却未曾体会到李世民的一片苦心。
差不多从贞观十年起,李承乾身上的纨绔习气就越发严重了。他开始沉湎于声色犬马,终日射箭打猎、嬉戏宴游,毫无节制。
当然,这些事情都是背着那些刻板严厉的辅臣干的。
由于从小接受了比较好的帝王教育,所以李承乾颇有几分学识,而且口才绝对一流。凡是在公开场合,李承乾总是正襟危坐,开口闭口都是孔孟之学和忠孝之道。说到紧要处,他甚至会做出一副慷慨激昂、声泪俱下之状。辅臣们无不为之悚然动容、啧啧称赞。
可一回到东宫,李承乾把朝服一脱、靴子一蹬,立刻就变了个人,终日“与群小相亵狎”,该怎么玩就怎么玩,把那些圣贤学问全都扔到了爪哇国。
如果连续好些日子玩得太疯,李承乾预料到辅臣们肯定会来进谏,于是就会主动出去迎接,一见他们到来,便会大行跪拜之礼,然后“引咎自责”,用一种既严肃又诚恳的态度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把辅臣们精心准备的一大套说辞全都堵在了嗓子眼,搞得他们一脸窘迫,“拜答不暇”(《旧唐书·恒山王承乾传》)。
因为李承乾深谙变脸绝技,所以在他当太子的早期,朝野舆论一致认为他是一个贤明的储君。
李承乾自以为皇位非他莫属,因此越发肆无忌惮,所玩的游戏也越来越不靠谱。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忽然迷恋上了少数民族文化,尤其喜欢突厥人的风俗习惯。
他开始说突厥语,穿突厥衣服,并特意遴选了一批面貌酷似突厥人的人当侍从,以五个人为一组把他们编为一个迷你型部落,让他们把头发梳成小辫,身穿羊皮衣服,在东宫的草地上牧羊;旁边还插上一杆绣有五个狼头的大纛,并架起帐篷,然后自己住进去,每天亲自杀羊,烤熟了以后就拔出佩刀,割成一块一块与左右分享。
干完这些,李承乾还是不过瘾,有一天忽然对左右说:“我假装是可汗,现在翘了辫子,你们仿效突厥的风俗来给我办丧事。”说完两眼一闭,往地上一倒,当即一动不动。于是左右侍从便骑马围着李承乾的“尸体”,一边转圈一边号丧,并依照突厥风俗纷纷割破自己的脸,以表对“去世可汗”的沉痛悼念之情。
许久,李承乾才高兴地跳起来,说:“有朝一日我继承了天下,定要率数万骑兵到金城(今甘肃兰州市)以西打猎,然后把头发解开去当突厥人,投靠阿史那思摩,只要当一个突厥将军,我就绝不会落于人后。”
堂堂大唐储君继位后居然要抛弃他的江山和子民,委身于突厥降将阿史那思摩,并且当他手下一个小小的将军,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如此荒诞不经的言行很快就落进了辅臣们的耳中。东宫大臣于志宁、张玄素、孔颖达等人吓坏了,赶紧苦口婆心地对太子进行劝谏。
可太子一个字都听不进去。
李承乾现在甚至连变脸都懒得变了。
他决定采用新的办法来对付辅臣。
什么办法?
杀。
李承乾一怒之下就派出了几名杀手,打算一举除掉于志宁等人。后来刺杀行动虽然未能得手,但是从此以后,太子李承乾就和东宫的大臣们彻底决裂了,同时也彻底走上了一条自绝于李唐社稷的不归路。
在李唐皇室中,打算自绝于宗庙社稷的绝不仅仅只有李承乾一人。
还有一个宗室亲王和李承乾一样,也不是什么好鸟。
他就是高祖李渊的第七子——汉王李元昌。
李元昌仗着自己的亲王身份,时常为非作歹、触犯国法,所以屡屡被太宗李世民谴责。李元昌由此怀恨在心,就自然而然地和太子李承乾走到了一起。
这两个家伙称得上是一对臭气相投的活宝——太子李承乾是年少轻狂,而汉王李元昌则是为老不尊!
这对活宝凑在一块的时候,最喜欢玩打仗的游戏。他们经常各自统领一队人马,披上铠甲,手执竹枪竹刀,然后扎营列阵,冲锋厮杀,以此为乐。手下人个个刺得浑身是血,要是有人胆敢不听从命令,就会被绑在树上毒打,甚至被活活打死。李承乾宣称:“使我今日作天子,明日于苑中置万人营,与汉王分将,观其战斗,岂不乐哉!”又说:“我为天子,极情纵欲,有谏者辄杀之,不过杀数百人,众自定矣。”(《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假如这个活宝真的当上了大唐天子,那么不出几年,大唐王朝必定像隋朝一样立刻玩完。
不过李承乾这种人注定是当不上天子的。
他的所作所为到头来除了把自己玩死之外,不会有任何别的结果。
对于这一点,有个人看得比谁都清楚。李承乾玩得越离谱,这个人就越高兴。他巴不得李承乾玩得更出格一点,趁早把自己玩死。
这个人就是李承乾的一母同胞——魏王李泰。
李泰是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生的第二个儿子。
也就是说,李承乾一旦被废,作为嫡次子的魏王李泰就是顺理成章的继任者。
李泰生于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从小“善属文”“多艺能”,深得太宗欢心。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年仅九岁的李泰便遥领扬州大都督一职,此后又兼任雍州牧、左武侯大将军、鄜州大都督、相州大都督等重要职务,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改封魏王。
从贞观十年起,随着太子李承乾的日渐堕落和屡教不改,李世民内心的天平开始逐渐朝魏王李泰倾斜。“时泰有宠,太子承乾多过失,太宗微有废立之意。”(《旧唐书·韦挺传》)
因为李泰喜好文学,所以李世民就特准他在魏王府中开设文学馆,任他自行延揽天下名士。许多政治嗅觉比较灵敏的朝臣立刻意识到——这是天子有意释放的一个政治信号。
当年的秦王李世民不也是通过文学馆延揽人才、树立声望,继而取代李建成的太子之位,最终登上天子宝座的吗?
天子既然发出了这种政治信号,有心人当然就对魏王李泰趋之若鹜,于是“士有文学者多与,而贵游子弟更相因藉,门若市然”(《新唐书·濮恭王泰传》)。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朝臣都想去攀魏王李泰的大腿。
比如魏徵、王珪、禇遂良等坚持嫡长制原则的朝廷重臣就根本不买李泰的账。
也许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李泰就暗中授意个别朝臣到天子面前告状,说朝廷三品以上的高官大多轻视魏王。李世民为了树立李泰的威信,以便他来日入主东宫,遂把所有宰执重臣召集起来,声色俱厉地训斥说:“隋文帝时代,朝廷一品以下的官员在诸王面前都要低声下气,同样是皇帝的儿子,我朝为何就不一样?朕只不过是对诸王要求比较严格而已,却听说朝廷三品以上的官员因此就不把诸王放在眼里,假如朕不再对他们严格管束,诸王岂不是可以照样凌辱你们?”
此言一出,以房玄龄为首的大臣们顿时满脸惊惶、汗流浃背,纷纷跪地谢罪。只有魏徵直挺挺地站着,不以为然地说:“臣以为,如今的文武百官,绝对没有人轻视魏王。从礼制上来讲,皇帝的臣属与儿子地位相等;按《春秋》记载,周王派出的朝廷使节,其地位甚至在诸侯之上。因此,凡三品以上者皆为朝廷公卿,就连陛下也应该对他们尊重礼敬。如果是乱世之时纪纲大坏,那当然什么话也不用说了,可如今圣明在位,魏王就断无凌辱群臣之理。隋文帝放纵诸子,让他们为非作歹,最后自取灭亡,这种榜样岂能效法?”
魏徵的反驳义正词严、有理有节,李世民无言以对,只好勉强挂出一副笑容,说:“理到之语,不得不服。朕以私爱忘公义,向者之忿,自谓不疑,及闻徵言,方知理屈。”(《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可是,李世民的这种妥协终究只是表面上的。在心里,他实际上一直没有放弃废立之意,所以仍旧处处维护李泰。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正月,礼部尚书王珪奏称:“三品以上官员,路遇亲王车乘都要下车叩见,这不合礼制。”
李世民一听就火了:“你们一个个自以为尊贵,都瞧不起我的儿子们,是不是?”
魏徵马上又站出来说:“诸王位在三公以下,如今,朝廷的九卿、八座(左右仆射和六部尚书)皆为三品官员,遇到亲王却要下车行礼,这确实不合礼制。”
这次李世民不再让步了,他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人生寿夭难期,万一太子不幸,安知诸王他日不为公辈之主?何得轻之!”(《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这话说得已经很露骨了。满朝文武都很清楚,天子所谓的“诸王”,其实就是指魏王。
在此,天子的废立之心已经表露无遗。
大家听了都不吭声,只有魏徵坚决不认同皇帝的说法:“自从周朝以来,皇位都是父子相继,从来没有兄弟的份,为的是根除庶子的夺嫡之心,杜绝祸乱的根源,这是人君最应该警惕的事情。”
李世民知道,储君废立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稍有不慎就会动摇国本。如果真要废黜承乾、改立李泰,必将在朝臣中遇到绝大的阻力,反对者断非魏徵一人。更何况,在目前太子尚无大过的情况下,言及废立为时尚早。思虑及此,李世民只好再次让步,批准了王珪的奏议。
尽管李世民在事关魏王的问题上一再对朝臣们作出让步,可他对魏王的宠爱依然是有增无减。
由于李泰身形肥胖,行动不利索,李世民就格外开恩,特许他入宫朝谒时可以乘坐小轿。这样的宠遇在满朝文武和所有的皇子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李泰是一个聪明人,他当然不会辜负父皇李世民对他的信任和宠爱。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李泰听从司马苏勖的建议,认为“自古名王多引宾客,以著述为美”(《旧唐书·濮王泰传》),因而“大开馆舍,广延时俊,人物辐凑,门庭如市”(《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开始大张旗鼓地编纂《括地志》。
《括地志》是一部大型的地理学著作,正文550卷,序略5卷,全面记述了贞观时期的疆域区划和州县建置,博采经传地志,旁求故志旧闻,详载各政区建置沿革及山川、物产、古迹、风俗、人物、掌故等,在当时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
此书历三年而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正月,魏王李泰毕恭毕敬地将此书上呈天子。李世民龙颜大悦,命人将书收藏于宫中的秘阁,对李泰和参与修撰的人大加赏赐。
自从李泰开始编纂《括地志》以来,李世民给魏王府的钱物赏赐就逐年逐月地增加,其数量远远超过了太子李承乾,到贞观十六年初,赏赐达到了高峰;《括地志》完成后不久,李世民又命李泰入居武德殿,以便于“参奉往来”。
对于这些做法,禇遂良和魏徵等人深感不安,遂上疏直谏。禇遂良针对皇帝给魏王的赏赐过厚谏言:“有国家,必有嫡庶。然庶子虽爱,不得超越;嫡子正体,特须尊崇……臣职在谏诤,无容静默。伏见储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见闻,不以为是。”
魏徵则针对魏王入居武德殿一事谏言:“此殿在内,处所宽闲,参奉往来,极为便近。但魏王既是爱子,陛下常欲其安全,每事抑其骄奢,不处嫌疑之地。今移此殿,便在东宫之西,海陵(李元吉)昔居,时人以为不可。”(《旧唐书·濮王泰传》)
面对他们的直言切谏和强烈反对,李世民在赏赐上才不得不有所节制,并收回了让李泰入居武德殿的成命。
尽管禇遂良和魏徵等人一直在竭力遏制魏王的夺嫡势头,可毕竟有皇帝在背后替他撑腰,所以魏王李泰在李唐朝廷的人气指数还是不断攀升,许多朝臣和权贵自然也是纷纷向他靠拢。
太宗李世民曾先后派遣黄门侍郎韦挺、工部尚书杜楚客(杜如晦的弟弟)等人出任魏王府的总管大臣。而这两个人也就顺其自然地成为魏王李泰的利益代言人,他们十分卖力地替李泰穿针引线,大量结交朝廷官员。杜楚客甚至不惜以重金贿赂当朝权贵,极力称赞魏王贤明,说只有他才是最有资格的皇位继承人。权贵们为了寻找日后的政治靠山,当然也乐意把他们的筹码押在获胜几率更高的魏王身上,其中就有柴绍之子、驸马都尉柴令武和房玄龄之子房遗爱等人。
短短几年间,李泰就在帝国的政治高层中建立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魏王党,其政治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两个字——夺嫡。
面对大唐帝国的储君之位,魏王李泰及其同党蠢蠢欲动,大有志在必得之势。
一股夺嫡潜流已经在大唐帝国的政坛上剧烈奔涌。
李泰坚信:李承乾这个没用的瘸子迟早有一天会从储君的位子上滚蛋,只有他这个文武双全、众望所归的魏王才是入主东宫的不二人选!
【李承乾把自己玩死了】
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李泰暗中交结朋党的行径很快引起了李世民的警觉和反感。
在这件事情上,李泰显然操之过急了。无论哪朝哪代,一个藩王如果对储君之位表现出太过露骨的欲望,而且为了实现夺嫡野心,又在朝中拉帮结派,大肆树立朋党,那就肯定会触犯皇帝的大忌!
尽管李世民一直对魏王李泰钟爱有加,也不是没有让他取代太子李承乾的想法,可在八字还没有一撇的情况下,李泰就表现得如此锋芒毕露和迫不及待,终究还是让李世民感到了深深的不快——你李泰的手未免伸得太长了!
再者,自从李世民透露出废立之意后,以魏徵、禇遂良为首的朝廷重臣就极力反对,这也给李世民造成了非常大的政治压力。所以,大约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下半年起,李世民的态度就发生了重大转变,逐渐打消了废立之心。
这一年八月,李世民在一次朝会上问群臣说:“当今国家何事最急?”禇遂良马上答道:“今四方无虞,惟太子、诸王宜有定分最急。”(《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所谓“宜有定分”,实际上就是劝告天子彻底打消废长立幼的想法,从而杜绝魏王的夺嫡之心。李世民深以为然,随后便任命魏徵为太子太师,让他一心一意辅佐太子。
众所周知,魏徵是贞观群臣中最以忠直著称的人,同时更是嫡长制最坚定的拥护者,把他派去给太子当首席教师,一方面固然是希望把李承乾打造成合格的储君,另一方面,也是试图以此“绝天下之疑”。
换言之,就是让魏王李泰死了当太子的这条心!
正因为如此,所以当后来魏王党人有意在京城散布不利于太子的政治流言时,李世民才会坚决地站出来辟谣,在朝会上向满朝文武重申嫡长继承制的原则。
尽管太子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让李世民很不满意,可他依然没有放弃李承乾。
如果太子能够痛改前非,李世民还是希望把他扶上帝位。
然而,李承乾终究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
就在李世民刚刚回心转意、放弃废立之念时,东宫就爆出了一桩令人不齿的丑闻。
事情源于一个叫称心的乐童。
称心这个名字是李承乾起的。顾名思义,就是这个乐童让太子感到非常“称心如意”。史书称,这个小男孩“年十余岁,美姿容,善歌舞”(《旧唐书·恒山王承乾传》),所以深得李承乾宠爱。
宠爱到什么程度呢?
宠爱到“与同卧起”(《资治通鉴》卷一九六)的程度,也就是一起吃、一起睡、一起做爱做的事。
在中国历史上,演绎这一幕断背山情节的绝非李承乾一人。远有卫灵公与弥子瑕的“分桃”典故、魏安釐王与龙阳君的“龙阳之好”;近有汉哀帝与董贤的“断袖”之风、陈文帝与韩子高的“男后奇谈”……历朝历代,有这种同性恋倾向和恋童癖行为的帝王将相可谓不胜枚举。
但是,别人有十个称心可能都没问题,而李承乾只要拥有一个称心就足以把他害死。因为眼下他的屁股正坐在一个火山口上,底下的夺嫡潜流正暗潮汹涌,随时可能喷发。在这样的危急时刻,李承乾的这些龌龊勾当又怎么可能不被对手刻意曝光呢?
很快就有人把事情捅到了皇帝那里,李世民勃然大怒,当即把称心逮捕诛杀,并且把李承乾骂得狗血喷头,恨不得马上就把他废了。
在人的一生中,最难对付的敌人往往并非来自于外,而是来自于内——来自人性深处种种难以克制的欲望。一个人如果不能首先战胜内心之敌,他就不可能变得强大,更别指望战胜对手。在你死我亡的政治斗争中,你身上每多出一种欲望,都有可能会向对手暴露出一个致命的弱点,而对方就有可能抓住你的破绽,一举将你置于死地!
很可惜,大唐储君李承乾似乎不懂得这个道理。在魏王李泰处心积虑要整垮他的危急关头,他居然不懂得把自己的屁股擦干净,甚至处处向对手暴露自己的死穴,这种储君不被废掉简直没有天理。
令人感到悲哀的是,称心之死依旧没有引起李承乾应有的反思和警觉。他不但没有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反而在宫中为称心建起一座灵堂、供起一尊塑像,朝夕焚香祭奠,终日泪水涟涟。此外,他又把称心的尸体埋葬在东宫的后花园里,暗中追赠官爵,竖立墓碑。
对于太子的所作所为,李世民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这一点李承乾当然比谁都清楚。可他并不是想方设法挽回局面,而是连续几个月赌气不进宫朝见,甚至“命户奴数十百人专习伎乐,学胡人椎髻,翦彩为舞衣,寻橦跳剑,昼夜不绝”,因而“鼓角之声,日闻于外”。(《旧唐书·恒山王承乾传》)
这就叫破罐子破摔。
这就叫铁定了心,一条道走到黑!
李承乾认定称心事件是李泰告的密,对李泰痛恨到了极点,于是暗中组织了一个一百多人的刺杀团,头目有左卫副率封师进、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三人,李承乾命令他们——随时找机会干掉李泰!
此刻的李承乾当然不会知道,这伙刺客最终不但没有干掉李泰,其中一个反而出卖了他。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暮春,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终于走到你死我活的边缘,大唐王朝的储君危机也达到了一个临界点,而唐太宗李世民更是面临着一场即位以来最严峻的政治考验。
这一切是如此似曾相识。
一个雄心勃勃意欲夺嫡继位的藩王。
一个岌岌可危只能拼死一搏的太子。
一个惴惴不安唯恐悲剧重演的皇帝。
大唐王朝的政治K线图走到了变幻莫测的拐点,谁也不知道历史将作出怎样的方向性选择。
李承乾决定拼了——
纵然拼他一个玉石俱焚、鱼死网破,他也在所不惜。
他知道,父皇李世民的废黜诏书随时会降临他头上,所以他只能孤注一掷、先发制人!
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李承乾决定拉一个人入伙。
谁?
侯君集。
他会入伙吗?
会的。李承乾对此有十足的把握。因为在所有的开国元勋和朝廷重臣中,只有这个人对现状最为不满,也只有这个人对天子的怨恨最深。
李承乾相信,有了他的加盟,这场储位保卫战和皇位争夺战定然会多出三分胜算。
事不宜迟,李承乾随即通过侯君集的女婿贺兰楚石(时任东宫带刀侍卫),向侯君集发出了诚邀加盟的信息。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当贺兰楚石一脸神秘地告知来意时,侯君集的心里顿时滚过一阵莫名的兴奋和战栗。
憋屈了这么多年,自己终于可以扬眉吐气、玩一把大的了!
侯君集立刻前往东宫拜会太子。
李承乾直言不讳地对他说:“看来我这个太子之位是朝不保夕了,先生何以教我?”
侯君集面无表情地从嘴里吐出了一个字——反。
李承乾故作惊悚:先生何出此言,这可是要灭族的啊!
侯君集忽然把一只手伸到太子面前,声若洪钟地说:“微臣长着这只好手,就是要让殿下用的。”
李承乾大腿一拍:“好!要的就是先生这句话!”
侯君集看着太子那张骄矜而浅薄的嘴脸,不禁在心里冷笑: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就你这熊样也想当皇帝?等老夫帮你夺取了皇位,回头再收拾你,让你瞧瞧什么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紧继侯君集之后,李承乾又以重金收买了负责大内宿卫的禁军将领李安俨,让他密切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随时向东宫通报。
汉王李元昌也极力煽动太子谋反,不过他的目标跟侯君集大不一样。
侯君集瞄准的是天子之位,这位王爷相中的却是一个美人。
他对太子说:“我最近看见皇上身边有位美女,琵琶弹得极好,等事成之后,希望殿下能把她赏给我。”
李承乾满口答应。
到时候整个天下都是咱们的了,更何况区区一个女人!
太子党紧锣密鼓地开始了行动,朝中的一些王公贵戚纷纷加入,其中就有驸马都尉杜荷(杜如晦之子,娶李世民的女儿城阳公主)、开化公赵节(其母是李世民的姐姐长广公主)等人。这帮人歃血为盟,发誓同生共死,计划发动政变,派兵攻入皇宫。杜荷对李承乾说:“我最近仰观天象,发现有变化之兆,我们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殿下只要声称突发重病、生命垂危,皇上一定亲来探视,到时候计划必能成功。”
就在太子集团蠢蠢欲动之际,齐王李祐起兵造反的消息传到长安,李承乾冷笑着对纥干承基等人说:“东宫的西墙,距大内不过二十步,我们要是想干大事,岂能轮到他一个小小的齐王!”
然而,李承乾万万没有料到,他的“大事”最终就是坏在这个齐王李祐的身上。
李承乾及其党羽还没来得及动手,一场灭顶之灾便已从天而降。
【李泰的一步臭棋】
李祐败亡后,朝廷按照连坐之法,穷究他在长安的余党,事情竟然牵连到了纥干承基,有关部门立刻将纥干承基逮捕,关进了大理狱,准备处以死罪。死到临头的纥干承基为了自保,不得不主动上告,把太子党的政变阴谋一股脑儿全给抖了出来。
齐王李祐刚刚伏诛,太子谋反案旋即爆发!
在如此接踵而来的重大打击面前,李世民顿时感到心如刀绞、五内俱焚。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四月,李世民召集了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瑀、李世勣等宰辅重臣以及大理寺、中书省、门下省的主要官员,对太子谋反案进行会审。
审理结果,此案证据确凿,李承乾反形已具,罪无可赦!
尽管这样的结果早在李世民的意料之中,可事到临头,李世民还是感到无比心痛和无奈。他神情黯然地问大臣们:“该如何处置承乾?”
群臣面面相觑,没人敢发话。
太子谋反是帝国政治中最恶劣、最敏感的事件,这种事情谁敢替皇帝拿主意?
朝堂上一片沉默。
最后终于有一个小官站了出来,打破了这种难挨的沉默。
这个人叫来济,是隋朝名将来护儿的儿子,时任通事舍人。他对皇帝说:“陛下不失为慈父,太子得尽天年,则善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七)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希望保住李承乾一命。
这样的答案当然也是李世民想要的。
四月六日,李世民颁下诏书,废黜太子李承乾,将其贬为庶民,囚禁在右领军府。不久后将其流放黔州(治所在今四川彭水县)。李承乾在这边瘴之地度过了两年生不如死的岁月,于贞观十九年抑郁而终。
处置完李承乾,接下来就轮到他那帮党羽了。李安俨、杜荷、赵节等人全部被斩首,但是另外两个人,李世民却想对他们网开一面。
一个是汉王李元昌。李世民打算饶他不死,无奈群臣极力反对,李世民只好将李元昌赐死于家中。
另一个就是侯君集。刚刚逮捕侯君集时,李世民就对他说:“朕不想看到你在公堂上遭刀笔吏的侮辱,所以亲自审问你。”但是不管李世民怎么审,侯君集就是拒不认罪。最后他的女婿贺兰楚石跳了出来,把老丈人与太子暗中勾结、策划政变的经过一五一十地揭发了,侯君集无话可说,只好低头认罪。
李世民念在侯君集跟随自己多年,而且是开国功臣,打算法外开恩,饶他一命。
然而,满朝文武却一致反对。李世民没办法,只好亲自到牢中去见了侯君集最后一面,说:“与公长诀矣,而今而后,但见公遗像耳!”(《旧唐书·侯君集传》)言罢泣下沾襟。
押往刑场斩首的时候,面对鬼头刀,侯君集表现出了一个沙场老将惯有的镇定与从容。他面不改色地对监刑官说:“我一误再误,终于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但是陛下尚为秦王时,我便已侍奉左右,此后又率部西征,攻灭了两个国家(吐谷浑和高昌),乞求陛下给我留下一个儿子,以继承侯家香火。”
侯君集被斩首后,李世民命人抄没了他的家产,但赦免了他的妻子和一个儿子,只将他们流放岭南。
太子终于出局了!
魏王李泰盯着那个空空荡荡的储君之位,嘴角掠过一抹深藏已久的微笑。
他相信,普天之下,没有第二个人比他更适合成为东宫的新主人。
随后的日子,他天天入宫侍奉父皇李世民,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孝顺和谦恭。
李泰的表现让李世民感到了莫大的安慰。
此时此刻,也唯有李泰可以抚慰这个天子兼父亲伤痕累累的心灵。
其实,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李世民一直都觉得这个儿子最像自己——他有志向、有韬略、有智慧、有才情,由这样一个儿子来继承帝业,应该是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更何况,李泰是嫡次子,眼下承乾既然已经废了,由李泰来继任储君,就是理所当然、名正言顺的事情,相信那些一贯坚持嫡长制的朝臣们也没什么话可说了。
基于这样的考虑,李世民终于向李泰当面承诺:准备立他为太子。
与此同时,李世民也就此事对朝臣们进行了试探。但是大大出乎他意料的是,朝臣们在新储君的人选上再次产生了重大分歧。
大臣们分成了两派。中书侍郎岑文本、黄门侍郎刘洎等人力挺魏王李泰;而司徒长孙无忌、谏议大夫禇遂良等人却表示强烈反对,他们提出了另一个人选——晋王李治。
事情顿时陷入了僵局。
就在朝野上下的人们认定魏王李泰入主东宫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之时,晋王李治就像一匹政治黑马蓦然闯进人们的视野中;就在魏王李泰自认为一只脚已经迈进东宫的时候,晋王李治就像一颗从天而降的拦路石横亘在他的面前。
看着这个嘴上还没有长毛却居然要和他角逐储君之位的九弟,李泰的目光中充满了怨恨、困惑和不安。
而面对这一两难局面,太宗李世民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矛盾、苦恼和焦虑之中。
平心而论,李世民一直认为晋王李治是一个好儿子,可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他立为太子。
李治生于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是李世民的第九个儿子,在嫡出的三个儿子中排行老三,贞观十七年他才十六岁。这么一个年龄尚幼、不谙世事的小儿子,又怎么有资格成为大唐帝国的储君呢?
而且,李治不适合当太子除了年纪太小的原因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他的性情过于柔弱。
从幼年起,李治就有“宽仁孝友”之名。小时候老师给他开讲《孝经》,李世民问他有何读后感,当时年仅六七岁的李治就摇头晃脑地说出了一番对忠孝的感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君子之事上,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李世民大喜,说:“行此,足以事父兄、为臣子矣!”
李世民的这个评价固然是对李治的赞赏,可同时也恰好表明——他压根就没想到有朝一日李治会成为自己的政治接班人。
换言之,李治这辈子能够老老实实地侍奉父兄,当一个循规蹈矩的臣子,就是李世民对他的最高期待了。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长孙皇后病逝,李治是三个嫡子中哭得最惨的,史称其“哀慕感动左右,太宗屡加慰抚,由是特深宠异”(《旧唐书·高宗本纪》)。
作为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生的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李世民对李治当然是非常宠爱的。然而,此“宠”非彼“宠”。李世民对李治的“深宠”充其量只是一个父亲对幼子的疼爱,而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从李世民那里获得的,却是一个皇帝对储君和后备储君的赏识、器重和期望。
前者关乎亲情,后者关乎政治。二者绝不可同日而语!
而今,要李世民放弃一贯钟爱的魏王李泰,改立性情柔弱的晋王李治,这个决心他如何能下?
李世民决定为李泰作最后的努力。
他找了一个机会,对那些反对魏王的大臣们说:“昨天青雀(李泰的小名)扑在我怀里说:‘臣直到今日才真正成为陛下的儿子,这是臣的再生之日啊!臣有一子,等到臣死的那天,一定为陛下把他杀了,将皇位传给晋王。’天下有哪一个人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啊,朕看他这种情形,实在是心生怜惜。”
李世民打了一张悲情牌。
他试图以此为魏王李泰争取一些同情分。
可是,这些拥护晋王的大臣根本不买他的账。
谏议大夫禇遂良毫不客气地说:“陛下言大失。愿审思,勿误也!安有陛下万岁后,魏王据天下,肯杀其爱子,传位晋王者乎?陛下日者既立承乾为太子,复宠魏王,礼秩过于承乾,以成今日之祸。前事不远,足以为鉴。陛下今立魏王,愿先措置晋王,始得安全耳。”(《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禇遂良一针见血地点破了魏王李泰的虚伪和矫情。他提醒皇帝,不会有人在君临天下、手握大权之后主动杀掉自己的儿子,让位给弟弟。这种说法绝对违背人性常识,所以不可听信。其次,禇遂良又警告皇帝,一旦魏王当上天子,李承乾和李治恐怕都会被李泰斩草除根,皇帝你想立魏王,可你有没有考虑过会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
此外,禇遂良的“措置”一词还隐含了另外一层意思——假如非立魏王不可,那么为了晋王的安全考虑,就有必要事先废除晋王的爵位,将他贬为庶人,让他从此远离权力中心和政治漩涡,或许这样能够让魏王放他一马,最终保住晋王一命。可是,同样都是嫡子,皇帝你怎么能够为了册立那个野心勃勃的魏王,而贬黜这个年少无辜的晋王?
禇遂良的这番尖锐之词和言外之意一下子击中了李世民的要害。
李世民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同胞手足为了争夺皇权而骨肉相残;他最忌讳的事情就是,武德九年的那场悲剧在他眼皮底下重演。所以,当禇遂良的话音刚落,李世民的眼泪已经不可遏制地夺眶而出。
他不得不承认,禇遂良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以李泰的性格和为人,他完全有可能在登基御极之后铲除所有政治上的异己,巩固已经到手的权力。
思虑及此,李世民的哀伤之泪顿时潸潸而下!
他无力地摆了摆手,哽咽着说:“我不能……”
话还没有说完,李世民就忽然站起身来,迈着沉重的步履缓缓向内宫走去。
那一瞬间,皇帝仿佛一下子苍老了。
这是许多大臣的强烈直觉。
当天的朝会戛然而止。除了半截语焉不详的话和一个哀伤凄恻的背影,李世民没有给大臣们留下任何明确的指示。
大臣们百思不解——皇帝那半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他不能,可到底不能什么?是不能因为册立魏王而废黜晋王,还是不能因为顾及晋王的安全而放弃魏王这个心目中的储君?
没有人知道。
这些日子,魏王李泰觉得自己活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