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箭矢飞石犹如暴雨倾盆而下,高昌城内顿时血肉横飞,一片哀号。守军一个个抱头鼠窜,纷纷躲进房屋里面,压根就不敢露头。
值得一提的是,唐军此役动用的这些攻城器械都是经过特殊改进的,不但打击力度超强,而且精确程度非常高,属于当时世界上技术含量最高的尖端武器。比如巢车,就是高昌人以前闻所未闻的东西。它的高度足有十丈,士兵躲在巢车中,足以“俯瞰城中”,“有行人及飞石所中,皆唱言之”。(《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也就是说,巢车并不是攻击型武器,而是一种“精确制导”武器,犹如今天的卫星定位系统和电子制导仪器。在它的指挥下,唐军的抛石机指哪打哪,一打一个准。如果准确命中目标,车顶上的“观察员”就向下面汇报战况;假如没有命中,下面的投石手就根据观察员的提示,改变打击的角度和力度,直到命中为止。
在唐军的这种致命打击之下,高昌军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眼看高昌城即将灭顶,麹智盛不住地向天祈祷,巴望着西突厥援军赶紧到来。
可是,西突厥的援军到底在哪里呢?
其实他们所在不远——就在唐军的军营里。
准确地说,是在唐军的俘虏营里。
尽管高昌很早就和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订立了攻守同盟,相约“有急相助”,然而,这种“相助”绝对是有条件的。如果是帮助高昌欺负伊吾、焉耆这些西域小国,顺便掳掠财帛子女,咄陆可汗的积极性当然很高,可要是碰上唐朝这样的巨无霸对手,咄陆可汗的态度马上就不一样了。
这一次,当侯君集的远征军刚刚抵达高昌国境,咄陆可汗就一溜烟跑了,“惧而西走千余里”(《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只留下一个亲王驻守可汗浮图城。没想到这个亲王比咄陆更怕死,咄陆前脚刚走,他后脚就开门投降了唐军。
事已至此,麹智盛还有什么指望呢?
这一年八月八日,彻底绝望的高昌国王麹智盛举城投降了唐军。侯君集随即兵分数路,把高昌境内的二十二座城池全部占领,俘获人口共计一万七千七百。
早在唐朝出兵之前,高昌国内就已经悄悄流传着一首民谣。
〖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
日月照霜雪,回手自消灭!
(《旧唐书·焉耆传》)〗
这是一则末日预言。当时麹文泰怒不可遏,曾下令彻查初唱者,可后来却一无所获。麹智盛断然没有想到,他即位不过才几天,这则可怕的预言就应验了。
至此,曾经猖獗一时的高昌,终于像烈日下的霜雪一样化为乌有。
贞观十四年九月,唐太宗李世民在高昌故地设置西州,将可汗浮图城置为庭州,各置属县,同时在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市)设置安西都护府,留兵镇守。
唐朝征服高昌后,“国威既震,西域大惧”!(《唐会要·高昌》)尤其是安西都护府的设立,既确保了丝绸之路上这条黄金通道的安全与畅通,又使得大唐帝国的疆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唐地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唐帝国在西域的强势介入令西突厥大为恼怒并且深感不安。
一山不容二虎。
西突厥一贯将西域诸国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自然不甘心就此放弃这个经营已久的“后花园”。
所以,围绕着西域诸国的控制权,一场激烈的较量在所难免。
【西域:激烈的较量】
西突厥自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分裂为东、西二部后,西部的乙毗咄陆可汗和东部的咥利失可汗一直处于混战状态,双方势均力敌。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底,咥利失可汗被叛乱的部下所杀,其麾下的另一个部落拥立其侄继位,是为沙钵罗叶护可汗。自此,咄陆的政权称为北汗庭,沙钵罗叶护的政权称为南汗庭。南汗庭继承了咥利失的外交政策,仍旧与唐朝通好,“累遣使朝贡”,唐太宗李世民则“降玺书慰勉”。(《旧唐书·突厥传》)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七月,也就是唐朝征服高昌之后,李世民再次遣使前往南汗庭,赐以鼓纛,极力扶持这个亲唐政权。然而从这一年起,北汗庭的势力逐渐强大,“西域诸国多附之”,南汗庭的沙钵罗叶护可汗又在随后的一场战斗中被杀,北汗庭的咄陆可汗遂重新统一了西突厥。
这对唐朝来说实在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消息。
因为南汗庭的败亡意味着唐朝几年来的外交努力付诸东流,而北汗庭的崛起则意味着西域的安全开始受到严重威胁。
果不其然,统一后的咄陆可汗“自恃强大,遂骄倨”,不但出兵攻灭了吐火罗,而且屡屡“拘留唐使者,侵暴西域”。(《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九月,西突厥突然发兵入侵伊州(伊吾)。
唐朝与西突厥在西域的激烈较量自此展开。
由于西突厥刚刚一举踏平了吐火罗,因此咄陆可汗的气焰十分的嚣张。
他认为唐朝在西域经营的时间还很短,驻扎的兵力也十分有限,所以在他看来,要击溃唐朝在西域的势力,重新夺回对西域的控制权,简直是易如反掌之事。
可是,咄陆错了。
唐朝不是吐火罗。
在西域等待他们的,将是一个异常强悍的对手。
这个人就是唐太宗亲自选拔任命的安西都护——郭孝恪。
郭孝恪,许州阳翟(今河南禹州市)人,史称其“少有志节”,隋末率数百乡人投奔瓦岗。因其足智多谋,深受李密赏识,与李世勣一同被派驻黎阳仓,随后与李世勣一起降唐。虎牢之战中,郭孝恪曾向李世民献策,力主两线作战,围洛打援,被李世民采纳。破窦建德、王世充后,李世民在庆功宴上当众褒扬:“郭孝恪谋擒建德之策,出诸人之右也。”(《旧唐书·郭孝恪传》)此后,郭孝恪历任贝、赵、江、泾四州刺史,因能力突出,政绩显著,不久便获得升迁,入朝担任太府少卿,随后又迁左骁卫将军。
在考虑安西都护人选的时候,李世民很自然地想到了郭孝恪。因为他既在开国战争中立过功勋,有勇有谋,又拥有丰富的地方管理经验,足以独当一面,这样的人才当然是镇守西域的不二人选。李世民随即任命郭孝恪为安西都护兼西州刺史。
李世民的选择是正确的。
西突厥很快就要在郭孝恪面前尝尽苦头。
西突厥此次入寇的目标之所以选择伊州,很显然并不是为了劫掠财帛子女,而是出于一种试探虚实、炫耀兵威的目的。因为伊州远在高昌故地之东,西突厥要攻打它,就必须横穿整个高昌故地,即眼下的安西都护府辖境(西州),倘若仅仅是为了打劫,显然不必如此大费周章,舍近求远。
所以,郭孝恪马上就判断出——这只是一次试探性的战略进攻,敌人出动的兵力肯定不会很多。他当即决定予以迎头痛击。
郭孝恪亲率二千骑兵轻装疾进,在半道上对西突厥军发动了一场阻击战,轻而易举地击溃了这支来犯之敌,给了突厥人一个狠狠的下马威。
第一次试探失败,西突厥很快又组织了第二次进攻。
这次攻击的力度明显加大了,而且兵锋直指安西都护府。
咄陆可汗命令屯驻在西州附近的处月、处密两个突厥部落,出兵进攻西州境内的天山城(今新疆托克逊县)。在它东北面不远处就是安西都护府所在地——交河城,可见西突厥此次进攻的目的是想直捣郭孝恪的心脏,企图一举摧毁唐朝在西域的指挥中枢。
假如天山失守,交河必定危急。
郭孝恪意识到,与其被动防守,不如主动出击。于是火速率部进援天山城,亲自指挥城防战。
突厥军队多为骑兵,本来就长于野战,短于攻城,何况此次郭孝恪又亲自坐镇指挥,所以西突厥军根本捞不着半点便宜,多次强攻均被击退,付出了重大伤亡。处月、处密两部落见取胜无望,只好收拾部众,灰溜溜地打道回府。
他们万万没有料到的是,郭孝恪居然率部出城,紧紧咬住了他们。
突厥人慌了神,赶紧拍马狂奔。可不管他们跑多远,郭孝恪就追多远。这一追直接追到了处月部落的老巢。处月人逃进城中,还没来得及喘息,唐军就开始攻城了。而且,与他们啃不动天山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唐军没花多少力气就把城攻破了,处月酋长慌忙带着族人再次落荒而逃。
相比之下,处密部落似乎幸运得多,他们眼见唐军追着处月部落去了,心里大呼侥幸。可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就在他们翻过遏索山(天山支脉),狼狈不堪地回到驻地不久,郭孝恪的唐军居然又打过来了。
处密人彻底傻了——这唐军到底是插了翅膀还是会分身术,怎么能两头一块打呢?
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唐军的刀已经架到了他们的脖子上。
结果,处密的下场比处月更为不堪——处月只不过丢了王城,处密的部众则大多数投降了唐军。
偷鸡不成反倒蚀了一把米。
这样的结局真是令咄陆可汗大跌眼镜,同时也让他惊愕不已。
他终于意识到——这个安西都护郭孝恪实在是一个可怕的对手。
一连两次败北之后,咄陆可汗再也不敢与唐军交锋了,转而向西攻击康居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途经米国(今撒马尔罕东南朱马巴扎尔)的时候,又顺便将其攻破,掳获了大量战利品。
咄陆可汗打仗很有一套,可他这个人却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毛病——吝啬。
对于普通人来说,吝啬也许算不上什么毛病。对于一个土老财来讲,吝啬兴许还是一种优点。但是,对于一个政治领袖而言,吝啬就是一种致命的缺陷了。
咄陆可汗获得这些战利品后,全部据为己有,一毫也没有分赏给部下。将领们大为不满,其中有一个将领企图强行夺取,结果被咄陆可汗一刀砍了。这个杀鸡儆猴的举动顿时引起了部众的公愤,大伙忍无可忍,索性起兵造反。咄陆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被迫逃奔白水胡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随后,咄陆可汗的旧部阿史那屋利等人遣使入唐,请求废黜咄陆,改立可汗。
这对唐朝实在是一个意外的喜讯。唐太宗李世民随即下诏,册封莫贺咄的儿子为新可汗,称为乙毗射匮可汗。新可汗为了表达感激之情,连忙将以前被咄陆扣押的唐朝使节全部送回了长安。
唐朝在西突厥重新扶持了一个亲唐政权后,西域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安宁。
然而,这样的安宁终究是短暂而脆弱的。
因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夹在西突厥和唐帝国这两个强国之间的西域,说白了就是一块是非之地、一块四战之地。
除非西突厥彻底灭亡,否则它与唐朝在西域的较量就不会停止。
短短两年后,新的战争就爆发了。
这次战事发生在焉耆——就是当初因修路事件被高昌多次暴打的那个小国。
焉耆原本一直亲附唐朝,可西突厥为了拉拢它,就搞了一次和亲,让重臣阿史那屈利的弟弟娶了焉耆的公主。如此一来,焉耆国王龙突骑支自然感觉西突厥更为可亲、更可依赖,于是转而投向突厥人的怀抱,对唐朝的朝贡从此就有一搭没一搭,一回比一回少了。
安西都护郭孝恪马上就愤怒了。
对于这种见异思迁、朝秦暮楚、到处磕头认老大的家伙,最好的教训就是——扁他。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八月,郭孝恪征得朝廷的同意之后,率部讨伐焉耆,生擒其国王龙突骑支。但是阿史那屈利不久便在焉耆重新扶植了一个亲突厥的傀儡政权。
此后的几年里,唐朝接连对高丽和薛延陀用兵,暂时无暇顾及西域。到了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随着一个新契机的出现,李世民当即决定大举出兵,彻底解决西域问题。
这个契机源于西域的另一个国家——龟兹。
龟兹位于塔里木盆地的北部、焉耆的西面,有大小城池八十余座,算是西域诸国中实力较强的一个国家。就像其他的西域国家一样,龟兹一直在西突厥与唐帝国之间采取骑墙策略,一方面对唐朝“岁贡不绝”,一方面又“臣于西突厥”,打算两边讨好,两边都不得罪。可是在郭孝恪讨伐焉耆时,龟兹却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不但“遣兵援助”焉耆,而且“自是职贡颇阙”。(《旧唐书·龟兹传》)
龟兹之所以援助焉耆,很可能是出于唇亡齿寒的担忧;而它之所以从此对大唐的朝贡锐减,估计是对唐朝强硬的西域政策心存不满。
对于龟兹的心态,李世民洞若观火。
贞观二十一年,龟兹老国王病卒,其弟诃黎布失毕继位。新国王上台后,不但没有及时修复与唐朝的关系,而且又“渐失臣礼,侵渔邻国。”(《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龟兹这么做,无疑是在自取灭亡。
李世民绝不允许任何藩国蔑视天可汗的权威,无视大唐宗主国的地位。
他意识到征服龟兹、威慑西域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于这一年十二月任命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统帅,右骁卫大将军契毖何力为副统帅,会同安西都护郭孝恪所部,集结铁勒十三部、东突厥、吐蕃、吐谷浑等骑兵部队共计十余万人,联兵进讨龟兹。
此次远征是大唐自经营西域以来出动兵力最为庞大的一次,而且上至最高统帅,下至普通士兵,大多是来自四夷的胡人,这样的安排绝非偶然。它一方面显示了唐太宗李世民志在必得、彻底控制西域的决心,一方面也是对唐帝国主导下的天可汗制度的重申和强调——各国军队必须统一接受天可汗的征调,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组成联军,对破坏和平的成员国发动制裁性的战争。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十月,阿史那·社尔率大军兵分五路,以犁庭扫穴之势横穿焉耆国境,兵锋直指龟兹。焉耆国王薛婆阿那支丢弃王城,望风而逃,准备投奔龟兹。阿史那·社尔遣兵追击,将其捕获,二话不说就把他砍了,另立其堂弟先那准为新国王,并命其对唐朝修藩臣礼,按时朝贡,从而在焉耆重建了一个亲唐政权。
焉耆不战而败,龟兹举国震恐,各地守将纷纷弃城而逃,唐军如入无人之境,顺利拿下龟兹都城伊逻卢城(今新疆库车县),生擒国王布失毕。龟兹国相那利逃脱了唐军的追捕,从西突厥搬来救兵,大举反攻郭孝恪驻守的伊逻卢城。郭孝恪寡不敌众,与长子郭待诏一起壮烈殉国。
唐军随后重新夺回伊逻卢,擒获那利。此后,阿史那·社尔率领大军如同秋风扫落叶一样,接连攻克了龟兹的五座大城,同时招降了七十余座小城,彻底占领了龟兹全境。
唐朝成功征服龟兹之后,史称“西域震骇”,“西突厥、于阗、安国争馈驼马军粮”(《资治通鉴》卷一九九),以此表示对唐朝的臣服之意。
此役的胜利,标志着在与西突厥争夺西域的较量中,唐朝笑到了最后。
阿史那·社尔在龟兹立下一块石碑,把大唐远征军取得的赫赫武功永远镌刻在了碑石之上,然后班师凯旋。
【诺真水之战:经略北疆】
在唐朝经营西域的这段时期,唐太宗李世民也一直没有放弃对帝国北疆的经略。
尽管东突厥汗国早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便已被彻底平定,可是代之而兴的薛延陀汗国却趁“北方空虚”之机强势崛起,雄霸漠北,麾下足足有“胜兵二十万”,成了唐帝国北面的一大军事强国,同时,无疑也成为帝国北疆潜在的一大边患。
对此,李世民当然不会视若无睹。
他知道,如果不采取措施对其进行遏制,日后薛延陀必将成为唐帝国的一大劲敌。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九月,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命他的两个儿子分别统辖其国的南部和北部,李世民立刻意识到这是分化其势力的一个良机,随即遣使册封他的两个儿子为小可汗,并“各赐鼓纛”,“外示优崇,实分其势”。(《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然而,这毕竟只是一种间接的防范手段,要想确保帝国北部边塞的安宁,就必须在漠南地区——亦即唐帝国与薛延陀之间的东突厥故地——设置一道捍卫的屏藩。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七月,李世民颁下一道诏书,册封右武侯大将军阿史那思摩为东突厥的新可汗,“赐之鼓纛”,同时命“突厥及胡在诸州安置者,并令渡河,还其旧部,俾世作籓屏,长保边塞”。
东突厥突然复国,这对薛延陀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李世民知道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必定会有抵触情绪,于是也给他发了一道诏书,说:“中国贵尚礼义,不灭人国,前破突厥,止为颉利一人为百姓害,实不贪其土地、利其人畜,恒欲更立可汗……既许立之,不可失信。秋中将遣突厥渡河,复其故国。”为了稳住真珠可汗,李世民又强调说:“尔薛延陀受册在前,突厥受册在后,后者为小,前者为大。”
但是在诏书的末尾,李世民也对薛延陀进行了警告:“尔在碛北,突厥在碛南,各守土疆,镇抚部落。其逾分故相抄掠,我则发兵,各问其罪。”(《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真珠可汗虽然心里是一百个不乐意,可表面上也只能唯唯。
东突厥复国,不但薛延陀不乐意,就连被李世民册封为新可汗的阿史那思摩也是一百个不情愿。
对于这顶从天而降的可汗冠冕,阿史那思摩丝毫感觉不到喜悦和荣耀,有的只是恐惧和忧虑。因为时移世易,今非昔比,如今的薛延陀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任人吆喝的铁勒小部落,而东突厥就算重建,也不是那个“高视阴山、控弦百万”的大汗国了。
这北返漠南的一步,阿史那思摩始终没有勇气迈出去。他犹犹豫豫、拖拖拉拉,一直拖到了两年后的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正月,才带着一脸凄惶动身北上。临行前,他凄凄惨惨地给皇帝上了一道临别奏疏,说:“臣非分蒙恩,为部落之长,愿子子孙孙为国家一犬,守吠北门。若薛延陀侵逼,请从家属入长城。”(《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阿史那思摩打定了主意,反正自己就是一条看门狗,一旦薛延陀来攻,自己立即撒腿往南跑,管他三七二十一。
阿史那思摩北渡黄河后,建牙帐于定襄故城,麾下有户数三万、士兵四万、马匹九万。
看着这个迷你型的东突厥汗国,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又好气又好笑——奶奶的,就这点家当还复什么国啊,捏死你不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么!
这一年十月,真珠可汗听说唐太宗李世民要前往泰山封禅,大喜过望地对部下说:“唐朝天子去泰山封禅,必有大部队随从,边境必然空虚,我利用这个机会打阿史那思摩,简直就是摧枯拉朽!”随即命其子乙失大度为统帅,征调同罗、仆骨、回纥、靺鞨等部落军队,共计二十万人,以志在必得之势横穿大漠,直扑定襄。
阿史那思摩风闻敌人来了,赶紧带着他的部众一溜烟跑进了长城内,一直到朔州(今山西朔州市)才停下来喘气,随即派快马去长安告急。
阿史那思摩说他要为大唐“守吠北门”。如今看来,“守”是谈不上了,“吠”倒是吠得挺及时。
该来的终于来了。
其实李世民早就在等这么一天。
重建东突厥,让阿史那思摩迁居漠南的目的其实有两个:一是防范,二是试探。如果薛延陀有自知之明,与东突厥相安无事,那当然最好不过;但是,假如它始终不愿放弃扩张的野心,那就利用东突厥的复国来刺激他们,使其狼子野心尽早暴露,那么大唐就能顺理成章地铲除这颗日渐壮大的毒瘤。
所以,与其说李世民担心薛延陀来打,还不如说他担心薛延陀不来打。
道理很简单——乙失夷男要是够聪明的话,再忍个十年八年,到时候唐朝要铲除薛延陀必将付出更大的代价。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十一月,李世民迅速做出了反击薛延陀的战略部署。唐帝国一共出动了十几万兵力,在东起营州(今辽宁朝阳市)、西至凉州的数千里战线上,命兵部尚书李世勣、右卫大将军李大亮、营州都督张俭等人,分五路出击,与薛延陀拉开了决一死战的架势。
大军出征之前,李世民特地召集众将面授机宜:“薛延陀自以为强大,横穿大漠南下,行程数千里,战马定已疲瘦。凡用兵之道,见利速进,不利速退。薛延陀军队未能趁思摩不备而迅速发起攻击,在思摩退入长城之后,他们战机已失,却又没有果断撤退,他们败局已定。我已授命思摩在撤退时焚毁沿途的草场,薛延陀军队粮草日尽,在野外又劫掠不到任何东西。方才谍报人员回来,说薛延陀的战马没有草料,只好啃树皮,而且连树皮都快啃光了。你们当与思摩互为掎角,不必急于交战,等他们撤退之时,立刻发动进攻,必能大破薛延陀。”
真珠可汗眼见儿子领着二十万大军直扑漠南,虽然吓跑了阿史那思摩,却没有捞到半点好处,反而让几十万大军陷入粮秣日尽的困境,而且唐朝多路大军已经出动,要是再拖下去,自己这点老本怕是要全部赔光。无奈之下,真珠可汗只好遣使入唐,要求与东突厥和解。
和解?
说得倒轻巧,你乙失夷男把漠南当什么了?当你们家门口的草坪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没那么便宜!
李世民没有对薛延陀的使者做出任何答复。
他料定,不出十天,前线的李世勣必能传回捷报,到时候再让使者回去传话,教教乙失夷男如何做人。
乙失大度亲率三万骑兵一路猛追阿史那思摩,追到长城脚下不得不勒住了缰绳。
再往南就是唐朝的地界了,乙失大度可不敢轻举妄动。
要进进不得,要退又不甘心,乙失大度左右为难,只好派人登上长城叫骂,想把阿史那思摩逼出来。
可阿史那思摩就是龟缩着不肯出来。
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
任你口水漫天,我自岿然不动。
乙失大度站在长城脚下吹胡子瞪眼,彻底没辙。
就在此刻,远处忽然尘埃滚滚、杀声震天——李世勣率领的唐军主力到了。
乙失大度顿时倒抽了一口冷气,随即马鞭一挥,掉头就跑。李世勣亲自遴选了六千名精锐骑兵,迅速向北追击,越过白道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一直追到了青山(阴山山脉东段大青山)。
乙失大度跑到青山北麓的诺真水(今内蒙古艾不盖河)时,决定不再跑了。
因为经过白道川的时候,他已经和自己的主力部队会合,眼下足足有二十万人。
三万人被六千人追着跑已经够没面子了,难道二十万大军也要被六千人追着跑?乙失大度愤愤地想,那我回到薛延陀还怎么立足?
不,老子今天不跑了,就在这里和你李世勣决一雌雄。
随后,薛延陀的二十万大军在诺真水沿岸一字摆开,阵势横亘十里,刀枪林立,旌旗蔽日。看那架势,就是踩也要把唐军踩死。
六千对阵二十万,这绝对是李世勣军事生涯中少有的一场恶战。
李世勣能赢吗?
乙失大度之所以敢和唐军决战,除了兵力占据绝对优势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薛延陀通过这些年的征战,尤其是在对付突厥骑兵的过程中,逐步摸索出了一种新的战术:作战时以五人为一组,其中一人负责管理五匹马,其余四人徒步作战,而马匹主要是在战斗获胜后追击敌人用的。
换句话说,作为擅长骑兵作战的游牧部落,薛延陀已经在固有的骑兵优势基础上,着重强化了步兵的战斗力,所以当两个兵种的优势结合在一起时,仍旧固守单一骑兵战术的突厥人就远远不是他们的对手。
此刻,乙失大度正带着一脸得意的笑容注视着兵少将寡的唐军,想看看当世名将李世勣如何败在他的手中。
果不其然,当李世勣麾下的三千突厥骑兵率先对薛延陀军队发起进攻后,很快就招架不住,迅速败下阵来。乙失大度战旗一挥,薛延陀大军立刻以排山倒海之势扑向唐军,同时万箭齐发,唐军骑兵的战马纷纷仆倒。
李世勣果断下令士兵下马,用长矛与薛延陀士兵贴身肉搏。
这是一场血肉横飞的白刃战。
乙失大度自以为他的步兵已经很强悍了,可是在唐军面前,他这套所谓的新战术无异于班门弄斧。唐军步兵的战斗力远远超乎他的想象。尽管薛延陀人多势众,可还是抵挡不住唐军的冲锋,阵脚开始溃乱,乙失大度的指挥系统顿时有些失灵,人多的优势不但发挥不出来,反而变成了劣势。
就在这决定胜败的关键一刻,李世勣使出了杀手锏。
早已埋伏在附近的副总管薛万彻率领数千骑兵突然杀出,直冲敌军后方,专砍那些负责管理马匹的士兵。薛延陀军没料到唐军会来这一手,那些牵马的士卒顿时抱着脑袋各自逃命,受惊的战马无人看管,四散逃奔。
前方的步兵回头一看,集体傻眼。
那些战马不但是战胜时追击敌人用的,也是战败时逃命用的。更何况,现在时值严冬,他们又是在远离薛延陀千里之遥的地方作战,无论此战胜负,他们都不可能留在漠南地区过冬,可眼下战马都跑光了,他们如何回去?总不能用两条腿走回郁督军山吧?
所以战马就是他们的命根子,没了战马,他们死定了。
在这种心态下,薛延陀军的士气一落千丈,人人无心恋战,二十万人瞬间变成了二十万只无头苍蝇。乙失大度知道大势已去,立刻掉头而逃。主帅一跑,薛延陀军兵败如山倒。唐军乘胜追击,砍杀三千余人,生擒五万余人,大获全胜。
屋漏偏逢连夜雨,乙失大度率残部穿越大沙漠时,又碰上了暴风雪,结果又有大部分士兵与马匹活活冻死。
等到乙失大度狼狈不堪地回到薛延陀时,二十万大军只剩下不到两万。
诺真水一战,大唐名将李世勣以六千破二十万,而且生擒五万,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又一个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同时也在他那辉煌的名将征途上又书写了传奇的一页。
贞观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李世勣的捷报传回长安。与薛延陀使者入唐要求和解,时隔仅仅五天。
李世民笑了。
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
就在薛延陀使者灰溜溜地打点行囊,准备返回漠北的时候,李世民又特意召见了他,说:“吾约汝与突厥以大漠为界,有相侵者,我则讨之。汝自恃其强,逾漠攻突厥。李世勣所将才数千骑耳,汝已狼狈如此!归语可汗:凡举措利害,可善择其宜。”(《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回去告诉你们可汗:要做一件事之前,最好先动动脑子!
不知道薛延陀使者把这句话转告真珠可汗的时候,他老人家会做何感想?
不管他有什么想法,反正这次老本是赔光了——将近二十万铁勒将士啊,外加与之数量相等的战马,就这样埋骨黄沙,有去无回了。
乙失夷男仰望苍天,无语凝噎。
这就叫血的教训。
可是,薛延陀会汲取诺真水惨败的教训吗?
【天可汗悔婚:薛延陀的末日】
诺真水惨败后,薛延陀的真珠可汗锐气尽失。
他决定夹起尾巴做人,向唐朝臣服。
起码在薛延陀恢复元气之前,乙失夷男绝不敢再与唐帝国为敌。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九月,真珠可汗派遣他的叔父入唐,献上三千匹良马、三万八千张貂皮和一面稀有的玛瑙镜,请求与唐王朝和亲。李世民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是要以武力征服薛延陀,还是要与之和亲?”房玄龄说:“中国新定,兵凶战危,还是和亲比较有利。”李世民遂同意与薛延陀和亲。
随后,李世民遣使赴薛延陀,答应将大唐的新兴公主许配给真珠可汗,但是有一个条件,薛延陀必须释放一个人——契毖何力。
这个曾经在吐谷浑战争中千里追击伏允可汗、为大唐立下赫赫战功的勇将,怎么会落到真珠可汗手里呢?
契毖何力是铁勒族契苾部落的人,东突厥败亡后,与母亲、弟弟率千余部众归降唐朝,任左领军将军,在大唐征服吐谷浑和高昌的战争中屡建战功,深受唐太宗李世民赏识。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年初,被安置在凉州的契苾部落有异动迹象,李世民遂命契毖何力前往凉州探望他母亲和弟弟,同时安抚其部落。
没想到契毖何力抵达凉州后,契苾部落已经决定叛逃薛延陀,而且他的母亲和弟弟(时任贺兰都督)早已先行离开凉州,逃到了薛延陀。何力大为震惊:“主上对我们恩重如山,为何突然反叛?”族人要挟说:“老夫人和都督都已经走了,你怎么能不走?”何力坚决不从,说:“我弟弟孝顺母亲,我忠于君王,绝不跟你们走。”
族人一听,不由分说就把他绑了,强行押往薛延陀。
到达真珠可汗大帐前的时候,桀骜不驯的契毖何力突然拔出佩刀,向东高呼:“大唐烈士岂能在此贼帐之中受辱?我之忠心,天地日月可鉴!”说完一刀割下自己的左耳,以表誓死不降之心。真珠可汗勃然大怒,准备把他砍了,后来可汗夫人劝解,真珠可汗才悻悻作罢,把契毖何力关了起来。
契苾部落叛逃,朝野哗然,群臣纷纷传言是契毖何力带的头。李世民说:“这绝对不是何力的主意。”有人阴阳怪气地说:“蛮夷就是蛮夷,臭气相投,契毖何力到了薛延陀,岂不是如鱼得水了!”
李世民脸色一沉:“大谬不然!何力忠肝义胆,心如铁石,必不叛我!”
薛延陀的和亲使者来到长安后,李世民详细询问了契毖何力的情况,听到他自割左耳一事,李世民不禁泣下,对左右说:“听见了吧?何力是你们所想象的那样吗?”
随后,李世民便以和亲为条件,命薛延陀放回了契毖何力。为了表彰他的坚贞和忠义,李世民将他提拔为右骁卫大将军。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六月,按照预定的和亲协议,薛延陀遣使入唐,向唐太宗呈上了和亲的聘礼目录:马五万匹,牛和骆驼各一万头,羊十万头。
这份聘礼绝对够厚重,如果不出现什么意外的话,薛延陀与大唐的和亲就算成了。
可意外还是出现了。
因为有人坚决反对此次和亲。
他就是契毖何力。
薛延陀暗中策反契苾部落一事,让李世民颇有几分不悦。所以他实际上对这门亲事也已心生悔意,只是天子金口玉言,实在不好轻易反悔。李世民有些为难地说:“我既然已经答应了,身为天子,岂可食言?”
契毖何力反正是铁定了心要搅黄这门婚事,所以早就想好了对策:“臣不是让陛下一口回绝,而是故意迁延,命夷男亲自到大唐迎亲,就算不来长安,起码也要到灵州(今宁夏宁武市)。夷男必定不敢来,到时就名正言顺地把这门亲事推掉。夷男生性刚愎暴戾,大唐一旦不与其和亲,其号召力自然减弱,部众必怀二心。而且臣斗胆估计,夷男已经年老,也没有几年好活了,只要他一死,两个儿子争位,其国必乱,到时候陛下便可坐而制之!”
李世民一想,有道理,于是依计而行。
可是,出乎李世民和契毖何力意料的是——乙失夷男居然来了。
他不顾大臣们的强烈反对,毅然带上他的聘礼——几十万头牲畜,一路浩浩荡荡直奔灵州而来。
这回,他也是铁定了心要把唐朝公主娶到手。
眼看契毖何力的计策失灵,李世民也有点头大,没想到乙失夷男这老匹夫这么有勇气。如果他如期抵达灵州,李世民也只能硬着头皮把公主嫁了。
然而,谁也没想到,乙失夷男的运气实在是太背了。由于薛延陀距灵州有数千里之遥,所经之地又多为沙漠戈壁,所以尽管他一路紧赶慢赶,恨不得插上一双翅膀,可赶到灵州的时候,还是错过了约定的时间,而且更惨的是——他的几十万头牲畜因为缺乏草料而饿死了将近一半。
李世民总算找到了借口,于是忙不迭地下诏拒绝了这桩婚事。
乙失夷男也只好自认倒霉,带着一肚子委屈和怨气打道回府。
堂堂天可汗居然食言悔婚?
此事顿时在朝中激起轩然大波。
时任谏议大夫的褚遂良立即上疏表示强烈反对。他认为,天子既然已经许婚,就不应“一朝生进退之意,有改悔之心”,此举实在是“所顾甚少,所失殊多”,其不良后果就是“彼国蓄见欺之怒,此民怀负约之惭”,而“嫌隙既生,必构边患”!他最后说:“陛下君临天下十七载,以仁恩结庶类,以信义抚戎夷,天下莫不欣然,可惜的是为何不能有始有终呢?更何况漠北的夷狄部落数不胜数,中国岂能尽而诛之?臣以为,应当怀之以德,使为恶者在夷不在华,失信者在彼不在此!”
此外,群臣也纷纷表示:“国家既许其婚,受其聘币,不可失信戎狄,更生边患。”(《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