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了。
权力固然重要,江山社稷固然重要,可要让一个老人为了这些东西而牺牲亲情甚至亲手除掉自己的儿子,那实在是太残忍了。
所以,尽管封德彝的话切中肯綮,尽管高祖手中的这碗水颤动得越来越厉害了,但是他只能满怀无奈地把它端下去。
除此之外,李渊什么也做不了。
所幸老皇帝身边也不完全是反对秦王的声音。比如另一个心腹重臣陈叔达就站在秦王这边。他对高祖说:“秦王有大功于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陈叔达的话让李渊多少缓解了一些内心的痛苦,也让他多了一个继续把水端下去的理由。所以不久后的一天,当齐王李元吉明目张胆地劝老皇帝杀掉秦王时,李渊就毫不客气地把他顶了回去:“他有定天下之功,而今又没有什么明显的罪状,你有什么理由杀他?”
齐王咬牙切齿地说:“当初攻克东都洛阳时,他盘桓逗留,不肯马上班师,还散发大量金帛树立私恩,又违抗敕令,不是反叛是什么?但应速杀,何患无辞!”
李渊闭上了眼睛,一个字也不想再说。
齐王只听到一个长久的沉默。
老皇帝虽然老了,有时候难免轻信而多疑,可还没老到李元吉希望的那个程度。
太子阵营的步步紧逼让秦王府的人惶惶不可终日。
他们感到一根无形的绞索已经套上他们的脖颈,而周遭的空气也已变得日渐稀薄。
房玄龄再也忍不下去了,他对秦王的大舅子长孙无忌说:“如今结怨已成,一旦祸乱爆发,岂止是府廷血流满地,简直是社稷的灾难啊!不如劝秦王效法周公(诛杀管、蔡),以拯救家国。生死存亡之机,不容延误,必须尽早发动。”
长孙无忌说:“我早有此意,只是不敢出口,你今日所说,正合我心,我马上去跟秦王说。”
当长孙无忌将他们心中的想法向秦王和盘托出后,李世民沉吟了很久。
长孙无忌看见,他原本沉郁冷峻的脸色变得越发凝重。尽管这个年仅二十八岁的年轻妹夫眉宇间依旧英气逼人,但是长孙无忌还是注意到了,多年的戎马倥偬已经过早地在秦王脸上刻下了岁月的风霜,而紧随其后的这场旷日持久、临深履薄的政治博弈,更是让他原本清澈的目光变得日益浑浊而灰暗。
许久,长孙无忌听见秦王用一种低沉而略带嘶哑的嗓音说:“传房玄龄。”
房玄龄来到后,迎面就说:“大王功盖天地,应该继承帝业。今日之忧危,正是上天赐给的机会,请大王不要再迟疑了!”片刻后,杜如晦也匆匆步入了议事厅。他们异口同声地劝说秦王——当机立断,诛杀太子和齐王。
李世民的目光长久地停留在他们脸上,眸中似乎凝聚起一道光芒,可转瞬之间便又黯然消隐了。
房玄龄等人无奈地对视了一眼。
秦王怎么了?他到底在想什么?
在太子和齐王发动的这一波攻击中,除了进一步离间李渊和李世民的关系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是——不择手段地翦除李世民的羽翼。
李建成首先把目标锁定在李世民麾下一位大名鼎鼎的骁将身上。
他就是尉迟敬德。
李建成派人给他送去了一封亲笔信和一车金银器皿。他在信中说:“献上这点菲薄的礼物,希望得到长者眷顾,并增进我们的私人友谊。”
尉迟敬德当即提笔回信:“敬德乃一介草民,遭隋末之离乱,长久沦为草寇,罪不容赦!秦王赐我以再生之恩,而今又列位秦府,唯当以一死相报!我无功于殿下,不敢贸然接受重赏。倘若私交殿下,乃是二心;为了利益抛弃忠诚,殿下要这种人又有何用?”
同时,太子也给另一个秦王府将领段志玄送去了重贿,同样遭到段志玄严辞拒绝。
尉迟敬德随后把太子的诱降信拿给秦王看。李世民大为感动,说:“你的心志如同山岳一般坚定,纵然把黄金堆积到星辰,我知道你也不会变节。如果他再有什么馈赠,你只管收下,何须避什么嫌疑!你可以乘机刺探他们的情报,岂非良策?如果不这么做,你恐怕会有危险。”
李世民的判断没错。
看完回信的太子顿时勃然大怒。
给脸不要脸,敬酒不吃吃罚酒!
老虎不发威,你还以为我是病猫!
当天黄昏,尉迟敬德的府第门前就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
准确地说,这是一个刺客。
齐王派来的刺客。
尉迟敬德对此心知肚明。他一脸冷笑,吩咐手下把府上的每一道门全部打开,然后自己高卧床榻,若无其事地等着刺客进来。
刺客傻眼了。
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从没见过这样的刺杀对象。
眼前门户洞开,可他不能这么冠冕堂皇地走进去。
刺客照例飞檐走壁地进入尉迟敬德府内,忽然感到周围好像有无数道目光正在盯着自己。
尉迟敬德躺在内室的床上闭目养神,并且悠哉悠哉地晃着二郎腿。外面的刺客却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恐惧和迟疑。他好几次沮丧地退了出去,又好几次不甘心地摸了回来。
然而最终,刺客还是不敢下手。
当这个手下灰溜溜地空手而归时,齐王顿时一跳三丈高——老子就不信收拾不了你尉迟敬德!
齐王立刻进宫,向高祖控告尉迟敬德谋反。李渊当然知道这是无端加罪,但是翦除秦王羽翼事实上也符合他的想法,所以当即把尉迟敬德拿下诏狱。
就在齐王准备在狱中对尉迟敬德下手的时候,秦王火速入宫向高祖陈情,极力证明尉迟敬德的清白。
所谓谋反毕竟是子虚乌有之事,既然秦王力保,李渊当然也无话可说,只好下令释放了尉迟敬德。
老虎虽然发了威,但是伤不到秦王的人一根毫毛,仍有被视为病猫的嫌疑。
太子和齐王只好调整策略,转而采用斥逐手段,怂恿高祖把秦王府的左一马军总管程知节外调为康州(今甘肃成县)刺史。程知节置朝廷调令于不顾,冒死去见李世民,说:“大王的羽翼全被翦除,身躯还能活多久?知节宁死不去康州,希望大王早定大计。”
同时,太子又把漫天撒网的进攻方式改为精确打击,他对齐王说:“秦王府的智囊,足以让人畏惧的事实上只有房玄龄和杜如晦二人。”结果,房玄龄和杜如晦也很快被逐出了秦王府。
至此,李世民身边的心腹尽数被逐,只剩下一个长孙无忌。
形势万分险恶。
长孙无忌立刻把舅父高士廉(时任雍州治中,即京畿行政长官)、右侯卫车骑将军侯君集,还有死里逃生的尉迟敬德全都召到秦王府,日夜苦劝秦王先下手为强,诛杀太子和齐王。
可让众人大失所望的是,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平素英勇果决的李世民此刻却变得优柔寡断。无论众人如何劝说,秦王就是不置可否。
其实,李世民比任何人都清楚事态的严重性,同时也比任何人都更为迫切地想要采取行动。可他首先顾虑的是——自己在京师的军事实力远在太子和齐王之下,一旦真的要拼个鱼死网破,就必须在行动之前尽量争取更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同盟。
为此,李世民锁定了两个人。
他们就是李靖和李世勣。此刻二人都手握重兵,屯驻在北方边境防御突厥。李世民希望他们能够暗中提供军事支援,起码希望他们在政治立场上与其保持一致。
面对李世民的试探和拉拢,李靖和李世勣究竟作何选择?
对此,各种史料记载不一。按《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李靖和李世勣还没等秦王开口,就主动对其大表忠心,频频劝他说:“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请申犬马之力。”而《资治通鉴》的记载则与之大相径庭:“(世民)问于灵州大都督李靖,靖辞;问于行军总管李世勣,世勣辞。”也就是说,两位骁将不约而同地拒绝了李世民,选择了中立。
那么,上述记载到底哪一种更为可信?
我们的答案是:后者。
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假如李靖和李世勣真的加入了秦王集团,并且主动请缨,愿意效“犬马之力”,何以在整个玄武门事变中,任何史料都看不见这两位名将的丝毫踪影?
众所周知,在这场险象环生的流血政变中,秦王集团的所有人都拼尽了全力——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侯君集、张公谨等将领全都冲上第一线就不用说了,就连长孙无忌这样的文臣都要跟着秦王披挂上阵,甚至连李世民的妻子长孙氏也要亲临现场,鼓舞士气。(《旧唐书·文德皇后长孙氏传》:“及难作,太宗在玄武门,方引将士入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而长孙兄妹的舅父高士廉则在情况危急时不得不释放狱囚,授以兵器,率之驰援秦王。
这一切都足以说明——秦王集团是全体上场,孤注一掷了。根本没有多余的力量充当预备队。假如李靖和李世勣参与了这场政变,不管直接还是间接,秦王府的兵力都不会如此捉襟见肘,而史料中也不会不留下他们的蛛丝马迹(其他参与政变的一二十号人,在两《唐书》的各个纪传中就算没留下具体事迹,也都留下了姓名)。
因此,所谓的二李“愿效犬马”云云,很可能是贞观史臣编撰《太宗实录》时的虚构。之所以会有这种不实记载,无非是为了表明李世民得到了广泛的拥戴,从而为这场流血政变提供更多的正当性。
面对李靖和李世勣的拒绝,李世民作何反应呢?
《通鉴》称他“由是重二人”,也就是打心眼里尊重他们的选择,并从此越发敬重他们的为人。根据李世民在事后对待他们的态度来看,这种说法应该是可信的。从总体上说,贞观年间,李世民对二李还是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信任,并且一再予以重用。
虽然李世民并未因此怀恨,但是被人拒绝的滋味总是不好受的。何况在这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缺少这两位骁将的支持,肯定会让李世民感到一种极大的无奈和失望。
然而,不管内心多么失望,也不管敌我力量的对比如何悬殊,太子都已经率先出手了,你死我活的局面已经形成,无论如何,这场迫在眉睫的恶仗都不能不打。
问题只在于,这一仗该怎么打?
最大的问题倒不仅仅在于实力的悬殊,也不在于时机的把握和战术的选择,而是在于这场战争的性质。也就是说,李世民此刻面对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特殊战争。
这一次的对手不是别人——是自己的兄长和弟弟,还有父亲。
向自己的骨肉至亲挥起屠刀,这需要的绝不仅仅是智慧、勇气和力量。
可到底还需要什么?
李世民不知道。
他不无痛苦地发现,以自己二十八年的人生阅历和十年的从政经验,似乎仍然不足以圆满地回答这个问题,也不足以让他逃避一场前所未有的道德困境。
原来自以为成竹在胸的一切,到头来还是如此地困惑和迷茫。
原来手足亲情,并不像自己一直以为的那样容易割舍、那样无足轻重。
原来这个世界上最难以征服的不是外在那些强大的敌人和坚固的城池,而是自己灵魂深处最不堪碰触的那个地方。
这一切,是李世民身边的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感同身受的。
面对他们焦急的脸庞和殷切的目光,李世民只能报以沉默,一种近乎麻木的沉默。
除此之外,李世民还能给他们什么呢?
起码在这场令人不安的道德拷问终结之前,李世民给不出任何答复。太子和齐王已经磨刀霍霍,李世民的灵魂却还在挣扎和思考。
就在此时,北方边境烽烟再起,东突厥将军阿史那郁设率数万铁骑围攻乌城(今陕西定边县南),战报迅速传至长安。
太子和齐王笑了。
一个彻底整垮李世民的计划迅速在他们的脑中成形。
【祸到临头,秦王亮剑】
李建成立刻奏请高祖,让齐王李元吉取代秦王李世民出征。
高祖欣然同意,命李元吉率领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人驰援乌城。李元吉进而征调秦王府的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等一干骁将,同时抽调秦王帐下的精锐部队,将他们全部编入了北征军。
事情明摆着,太子和齐王要借此机会彻底瓦解李世民的军事力量,把他变成砧板上的鱼肉,并一举置于死地。
图穷匕见的李建成决定对秦王发出最后一击。他对齐王说:“眼下你已兼并了秦王的精兵猛将,手握数万部众。我准备和秦王在昆明池(唐长安城西南)设宴为你饯行,然后在饯行宴上命壮士将他击杀,告诉父皇说是暴病而亡,父皇不相信也得相信。我自当命人游说,让他把朝政大权移交给我。即位之后,我自当立你为皇太弟。尉迟敬德等人既然已落入你的手中,最好在出征途中随便找一个借口将他们全部砍杀,看谁敢不服!”
如果李建成的这个计划成功,那么历史上就没有什么“玄武门之变”了,而是——“昆明池之变”。
关键时刻,有个小人物改变了历史。
此人是李世民安插在东宫的一个卧底。
他叫王晊,时任东宫的率更丞。太子和齐王的计谋刚刚议定,王晊就赶到了秦王府,将这个绝密情报告知了李世民。
李世民随即将此事告诉了长孙无忌,顿时激起了众人的强烈反应。在最短的时间内,秦王府的幕僚们全都齐集到了他的左右。人人摩拳擦掌,个个义愤填膺。
听到消息的这一刻,李世民无比惊奇地发现——自己最强烈的感觉竟然不是愤怒和震惊,而是一种解脱、一种如释重负。
这是一种良心的解脱。
这是一种道义上的如释重负。
既然太子和齐王,可以毫不犹豫地对亲兄弟挥起屠刀,那自己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现在李世民终于知道,要举起寒光闪闪的屠刀,除了智慧、勇气和力量之外,还需要一种东西。
那就是残忍。
是的,残忍!
如果道德秩序和礼教伦常注定会让一个人变得谨小慎微、无所作为,那就抛弃道德的束缚,挣脱礼教的捆绑。
如果仁爱与亲情注定会让一个人变得优柔寡断、软弱不堪,那就斩断仁爱的牵缠,割舍亲情的锁链。
李世民相信,为了完成上天赋予他的神圣使命,自己就必须从一撇一捺的“人伦的小我”中升华出来,去追求那个超越时空、辉映古今的“历史的大我”。
至此,这场令人不安的灵魂拷问终于尘埃落定。
当秦王李世民从这场道德困境和灵魂的煎熬中解脱出来之后,他对心腹和幕僚们说的第一句话是:“骨肉相残,古今大恶!我诚然知道祸在旦夕,但是仍然希望由他们率先动手,然后我们再以正义之名讨伐,这样不是更好吗?”
也许,这就是李世民这场灵魂拷问的真相。
也许对于自己内心的困惑,李世民并不是没有答案,而是一直在期待太子和齐王能给他一个答案。
而今答案终于出来了——让你们率先举起罪恶的屠刀,然后我的复仇之刃就能镀上一层正义的光环。让你们把我逼到绝路,然后我的身上就会披上一件“悲剧英雄”的战袍。让你们在世人面前充分暴露同根相煎的嘴脸,我的所有反击行动就会变得顺理成章,甚至是大义凛然。
所以,亮剑吧,让这场旷日持久的政治PK最终见一个分晓。
当李世民意味深长地说出那句“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的话后,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最晚到李世民获悉太子“昆明池政变”的阴谋时,他已经在道义上完成了对自己的拷问和说服,或者说已经在自己的生命中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灵魂蜕变。
他可以杀弟、可以弑兄、可以逼宫、可以篡逆;他愿意牺牲仁爱、牺牲亲情、牺牲人性中许多柔软而美好的东西……为了夺取储君之位和至高无上的皇权,李世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可是,如果我们以为李世民接下来会斩钉截铁地喊一声——“杀!”然后就开启了玄武门之变,那我们就太低估他了。
李世民固然已经下定了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可他必须确认的一点是——身边的这些人是否也下定了同样的决心?
为了确认这一点,李世民就必须有意识地拉长这个思考和抉择的过程,好让所有的股肱心腹都来表决心、抒壮志。说白了,就是让大伙都来立一份无怨无悔的投名状。
在大伙提着脑袋赌明天之前,一定要让他们发自肺腑地认为——
这场恶仗绝不仅仅是为了我李世民而打,更多地是为你们自己的身家性命、荣华富贵而打。
除了让心腹们都来立这样的投名状之外,李世民或许还有一层考虑,那就是——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那场不为人知的灵魂拷问在现实中重演一遍,以便为即将发动的流血政变获取更多的道义资源,提供更多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据,进而在世人和后人的心目中赢得更多的理解和同情。
也许正是出于上述原因,所以尽管李世民已经下定了决心,可表面上仍旧装出一副优柔寡断、痛苦彷徨的样子。于是,接下来《资治通鉴》所记载的“众府僚力谏秦王”的这一幕,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了很强的作秀成分——秦王的手下个个心急如焚、拼命苦劝,恨不得把心掏给秦王看;可李世民却犹犹豫豫、推三阻四,完全没有平日的勇武果敢之风。
尉迟敬德第一个跳起来说:“人之常情,谁不畏死!如今大家愿意为大王效死,此乃上天所授。大祸随时可能降临,大王怎么能安然不以为忧?您纵然轻视自己的生命,又怎能不顾社稷宗庙之安危?大王若不用敬德之言,我将逃离王府,流浪江湖,不能留在大王身边束手待毙!”
李世民沉默不语。
长孙无忌也忍不住道:“不接受敬德的建议,大事必败,敬德等人必定远走高飞,无忌亦当相随而去,不能再侍奉大王了!”
话都挑明了,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着李世民。
李世民沉吟半晌,终于开口了,可他的话一下子让众人的心凉了半截。
他说:“我的意见还是让他们先动手,诸公可以再考虑考虑。”
来自东宫的威胁越大,众人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就越强;秦王越是不置可否,众人急于采取行动的自觉程度就越高。
李世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尉迟敬德急了,把尊卑抛到一边,大声说:“大王今天处理事情,一直犹豫,这是没有智慧!面对危难,无法迅速解决,这是缺乏勇敢!大王素所蓄养的勇士八百余人,如今都已进入宫城,全副武装,如箭在弦,只等您一声令下!大王说该怎么办?”
李世民把脸转向其他幕僚,询问他们的意见。众人一致认为,就算现在不诛太子,凶狠暴戾的齐王也终究不愿屈居太子之下。他们还向秦王透露了一件事,不久前,齐王府护军薛实曾经对齐王说:“大王名字合在一起,成一个‘唐’字,可见大王终有一天要主持宗庙社稷。”齐王闻言大喜,说:“但除秦王,取东宫如反掌耳!”(《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幕僚们接着说:“齐王跟太子的阴谋未成,就有夺嫡之意,如此狠毒之心,有什么事干不出来!倘若二人得志,恐怕天下不再为李唐所有了。以大王的智慧和能力,擒获二人不过像弯腰拾草一样,为何只顾及个人节操,而忘却社稷大计呢?”
该摆的事实都摆了,该讲的道理也都讲了,李世民却依旧沉默。
他到底在想什么呢?
众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
其实他们也都很清楚这件事情的性质。无论情势如何紧迫,无论正义之帜如何高涨,一旦动手,就是夺嫡篡位,不仅贻当世之讥,更要取千古骂名。任何理由也改变不了它的性质。所以,与其说秦王现在缺的是智慧和勇敢,还不如说他需要的是更强有力的道德支援。
于是众人问他:“大王,您认为舜是何等人?”
“圣人。”李世民不假思索地说。
“假使舜在挖掘水井时不设法出来而被埋葬,他不过化为井里的一撮泥土;假使舜在涂刷廪仓时不设法下来而被焚烧,他不过烧成屋顶的一团灰炭!如何能将恩泽普施天下、让法则行于后世呢?所以,父母用小杖打,我们就该接受;父母用大杖打,我们就该逃走。因为要保全性命以图大事。”众人义正词严地说。
李世民环顾了众人一眼,命人取出一副龟壳,准备卜卦以占吉凶。
差不多了,该说的话都说了,众人的决心也已经表露无遗了。最后一刻,李世民希望用天意来为这场灵魂的挣扎秀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就在此时,府僚张公谨刚好从外面匆匆忙忙地走进来。
他显然是迟到了。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生性豪爽的张公谨一看见那副龟壳,猛然把它抓起来砸到地上,说:“占卜的目的是决疑,如今大事已毋庸置疑,还卜什么!倘若占卜的结果不吉,难道就此罢手不成?”
张公谨的话干脆利落、掷地有声,显然比任何虚无缥缈的天意更为有力,也更足以让李世民感到欣喜和快慰。
于是大计就此议定。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伯恩斯说过这么一句话:“当怀有某些动机和意志的人们与他人产生竞争和冲突,而调动体制、政治、心理及其他力量,从而激发、吸引并满足追随者的动机时,对人们实施领导即告完成。”
他还说:“所谓‘领导’,就是一种领袖与追随者基于共有的动机、价值和目的而达成一致的道德过程。”(《领袖论》)
也许,伯恩斯的话正是对中国式“投名状”所作的一种现代化的、学理性的阐释,而此刻李世民所完成的,恰恰也是这么一个价值聚合和道德整合的过程。
灼热的太阳在西边天际挣扎了许久,终于无可挽回地朝远方的地平线坠落。
暮色四合。
李世民摒退了所有幕僚,只留下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他命无忌前去传召已被逐出秦府、未及参加此次密谋的房玄龄和杜如晦。
关键时刻,他需要这两个满腹韬略的左右手一起制订行动计划。
长孙无忌很快就回来了,脸上却写满了沮丧。
他转述了房、杜二人的答复:“奉皇上旨意,不准再听从秦王命令,今日如果私自晋见,我们必死无疑,所以不敢奉命!”
很显然,房、杜二人是在有意试探李世民,目的是看他有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
李世民勃然大怒,对尉迟敬德说:“玄龄、如晦岂叛我邪?”说完刷的一声抽出佩刀,递给尉迟敬德,说:“公往观之,若无来心,可断其首以来!”(《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刚刚片刻之前,李世民还在彷徨复彷徨,现在反应居然如此强烈,由此也足以看出——倘若李世民不是早已说服了自己,单凭府僚们的怂恿和煽动是不足以让他下定这么大的决心的。
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再次去找房玄龄和杜如晦,说:“大王决心已定,应该前往王府共同策划,但我们四个人不能一起走,要分开行动。”
长孙无忌特意让房玄龄和杜如晦换上道袍,借以掩人耳目,然后和尉迟敬德分别绕道,匆匆赶回秦王府。
当晚,秦王府议事厅中的几盏烛光彻夜不灭,一直燃到了次日。
武德九年六月初三清晨,那颗行踪诡异的太白金星,再度于光天化日之下从长安的上空掠过。太史令(天文台长)傅奕用一种无比惊异的目光久久地凝望苍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片刻后,神色凝重的傅奕迈着急促的步伐匆匆进入太极宫,向李渊呈上了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那一刻,高祖李渊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秦王真有天命,注定要坐这个天下?倘若如此,又要将太子置于何地?
不,这不可能。只要自己还活着,就绝不能允许这种荒唐的事情发生!
极度不安的李渊随即命人传秦王入宫。
武德殿内,李渊脸色阴沉地坐在御榻上,秦王毕恭毕敬地跪伏在地。李渊把傅奕的奏疏猛然扔到秦王面前,瓮声瓮气地说:“自己看吧。”
李世民悄悄瞥了一眼。他不用看也知道那上面写了什么。
“儿臣也有一道密奏!”秦王朗声道。
李渊满腹狐疑地盯着李世民看了很长时间,然后缓缓打开秦王的密奏。才看了一眼,他的脸刷地一下全绿了。
淫乱后宫?
秦王居然控告太子和齐王淫乱后宫?
李渊顿感血往上冲,脑袋几欲炸裂。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秦王会来这么一手。
这绿油油的帽子到底是太子和齐王给老子戴的,还是你秦王血口喷人、造谣中伤、恶意诽谤?
李渊的胸口在剧烈起伏,嘴里不断喘着粗气。还没等他回过神来,秦王又接着说:“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还是阋墙之争啊!
李渊在心里发出一声长叹。
你们兄弟三个难道真的谁也容不下谁,非要斗个你死我活才肯罢休吗?
李渊痛苦而无奈地意识到,是时候为这场旷日持久的纷争做一个了断了。就在明天吧……明天,自己将召集朝中的宰执重臣,命他们三兄弟入宫当面对质,把事情彻底弄个水落石出。
其实,李渊心里很清楚,不管怎么对质,秦王这场官司基本上是输定了。
道理很简单——谁主张谁举证。秦王既然提出了指控,就必须拿出确实、充分的证据来支持其指控的罪名。可问题是,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宫闱丑闻又怎么可能有确凿的证据呢?即便秦王你买通一两个太监或宫女出面指证,可谁又能保证他们说的是实话?退一步说,就算太子和齐王真的干了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可除非被你捉奸在床,否则不管你拿出什么证据,都可以被视为捕风捉影、造谣中伤。
所以,明天的对质说到底也就是走走过场而已。这一回,你秦王绝对难逃诬告的罪名。就算不治你一个死罪,最低限度也要把你的政治生命彻底终结。秦王啊秦王,是你自己把自己逼上绝路,别怪父皇不念父子之情,别怪朕对你下重手!
“明早鞫问,汝宜早参。”李渊扔下一句话,然后头也不回地拂袖而去。
一切等到明天就清楚了。李渊愤愤地想。
等到明天,一切都可以结束了……
子夜。
长安城万籁俱寂。
一轮皎洁的明月孤悬夜空。
高大的玄武门就像一头巨兽静静地笼罩在如水的月光下。
没有人知道,它正在假寐,几个时辰后,它就将在一场可怕的风暴中醒来。
【帝国的隐痛:玄武之殇(上)】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凌晨。
星光渐逝,残月将隐。繁华的长安从宁谧香软的夏夜之梦中幽幽醒转。晨光熹微中,已经有一些美丽的蛱蝶扑扇着斑斓的羽翼在坊间的花丛中往来穿飞;无数晶莹的露珠凝结在花间、柳梢、叶脉、草尖,仿佛十万颗闪亮的珍珠一同点缀着纤尘不染的长安;街肆的酒楼和茶坊也开始陆陆续续卸下紧闭了一夜的门板;京郊的农人推着一车车新鲜的瓜果菜蔬从薄雾中辘辘走来;谁家少妇蓦然推开某一扇雕花长窗,席席暖风照旧温柔地拂过她飘飞的鬓发和慵懒的脸庞。此刻,无论是长安的男人还是女人,通常会兴奋地张开双臂,毫不犹豫地将这个熟悉的早晨揽入怀中,尽情地拥抱这温馨而醉人的太平时光……
在这样一个宁静祥和的大唐早晨,有谁会闻见一股腥膻的气息已经在太极宫的上空隐隐飘荡?
在这样一个宁静祥和的大唐早晨,富贵、雍容、妩媚的长安又如何容得下阴谋、杀戮和死亡?
然而,嘚嘚的马蹄还是响起来了。
刀剑与盔甲的铿锵还是响起来了。
这样的声音清晰、坚硬、冰冷、不容置疑。它们来自彻夜不眠的秦王府,来自一颗历经善恶之火煎熬、淬炼并最终浇铸成形的年轻而沧桑的钢铁之心。
嘚嘚马蹄踏破夏夜残留的氤氲,惊起了一树飞鸟。
铠甲和刀剑的寒光映入它们惊慌的瞳孔,空中的鸟儿拍打着凌乱的翅膀四处逃散。
从秦王府疾驰而出的这队飞骑裹挟着一股浓重的杀气直扑玄武门。
玄武门,太极宫的北正门,皇城禁军的屯驻地,帝国政治中枢的命门。
谁控制了玄武门,谁就控制了太极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