刹那间,繁华富庶的大唐帝京就变成了一座死亡之城。
到处都在抢劫和纵火,到处都在强奸和杀人。每一座房子都烈火熊熊,每一条街道都浓烟滚滚,每一处坊间都充斥着令人发指的暴行,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绝望和恐怖的气息。长安的士民们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眼中写满了困惑、惊恐和无助。
黄巢与尚让也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尽管他们频频勒令士兵停止暴行,可是却屡禁不止……
在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上,凡是提到农民“起义”,总是会用这么一句话来总结和评价:“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调整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因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在中国历代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中,到底哪一次真正“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黄巢领导的这次“起义”除了攻城、杀人、抢劫、纵火、强奸之外,除了让黄巢和他的农民弟兄们翻身做主、从被压迫者变成压迫者之外,并没有任何制度建设的东西,也看不出他们对历史发展作出了什么贡献。
当然,有一个贡献还是非常突出的,那就是极大地消灭了社会人口,缓解了过剩的人口与有限的土地之间的紧张关系,客观上提高了人均土地面积的占有量。除此之外,黄巢“调整”了什么,“解放”了什么,“推动”了什么,实在是没看出来。
相反,凡是黄巢军队经过的地方,只看到了“赤地千里”、血流成河,只看到了落后、野蛮、残忍、暴虐、血腥,以及对社会的巨大破坏。尽管黄巢和他的弟兄们之所以揭竿而起,是因为朝政腐败和民不聊生,尽管农民们争取生存权的斗争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但这并不能成为他们宣泄仇恨、滥用暴力的借口,更不能以此作为“革命者”剥夺他人生命财产权的理由。
据说,中国是世界上爆发农民起义次数最多的国家。历史上的欧洲,直到八世纪才有关于农民起义的零星记载,从那时起到十六世纪的八百年间,西欧几十个国家数得着的农民起义总共也不过七八次。如果按照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逻辑,中国应该早已领先于世界,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领头羊才对。可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中国非但没有获此殊荣,反而早早陷入了僵化、停滞、封闭、保守的历史困局之中,到了近代,更是被飞速发展的西方文明远远甩在了身后。
由此可见,“农民起义”带给中国的,无非只是用一种“以暴易暴”的方式,不断重复并强化“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而已。无论历代农民起义最终有没有获得成功,都无助于中国摆脱专制制度的禁锢和束缚,也无助于中国走出几千年不变的循环怪圈。因为归根结底,无数的黄巢们揭竿而起的最大动力,不过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这种黄袍加身的梦想罢了;而他们的“革命”结果,充其量也就是通过暴力手段完成政治权力和私人财产的转移而已。即便他们成功摧毁了旧王朝,历史也仍然是在原地踏步,甚至有可能出现倒退。因为新政权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有可能比旧王朝更专制、更腐败、更黑暗。
既然黄巢们本来就不具备制度变革、文化创新的诉求和愿望,更不具备相应的智慧和能力,那我们凭什么认定他们能推动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呢?
【狼虎谷】
广明元年十二月十一日,为了让长安士民对李唐王朝死心,黄巢下令屠杀了所有来不及跑掉的滞留长安的李唐宗室成员。
连婴儿都没有放过。
十三日,黄巢在大明宫含元殿即皇帝位,国号“大齐”,改元“金统”,封其妻曹氏为皇后,任命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
一个所谓的“农民革命政权”就这么建立起来了。
不过可惜的是,到头来,黄巢还是没有革掉李唐王朝的命,自己的脑袋反而被革掉了。
就在黄巢称帝的同时,僖宗李儇和他的流亡朝廷一路逃到了兴元(今陕西汉中市)。惊魂甫定之余,僖宗匆忙下诏,命诸道出兵收复京师。数日后,附近诸道的勤王之师相继来集,可兴元的物资和粮食却极度匮乏,根本供养不起这么多军队,也无法长久支撑流亡朝廷的用度。最后,在田令孜等人的劝说下,僖宗只好沿着当年玄宗的逃亡路线进入蜀地,于第二年元月二十八日抵达成都。
随后的日子,僖宗一再下诏,命时在淮南的功臣高骈征讨黄巢。
僖宗对高骈寄予厚望。他相信,这个能征善战的高骈当初既然能够平定安南、击退南诏,如今也一定有本事光复长安。
然而,僖宗没有料到,此时的高骈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忠于朝廷、急于建功的高骈了。如今,高骈一人身兼淮南节度使、盐铁转运使、东面都统等多个重要职务,手中既有兵权又有财权,俨然是一方土皇帝。有道是位子决定思维,屁股决定脑袋,眼下的高骈最关心的只是如何保有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根本不是社稷的安危。所以,接到僖宗的诏令后,高骈一直以各种借口推托,始终不肯出兵。
宰相王铎料定高骈已经心存异志,于是再三向僖宗请求亲自出征。中和二年(公元882年)正月,僖宗任命王铎为主帅,率忠武节度使周岌、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河阳节度使诸葛爽、宣武节度使康实等诸道兵马征讨黄巢。与此同时,僖宗罢免了高骈的东面都统之职,不久又免其盐铁转运使之职。高骈大怒,从此不再上缴赋税,公然与中央决裂。
对于高骈的反目,僖宗极为恼火,但却无可奈何。
因为,自从黄巢横扫天下、入据长安后,大唐帝国便已逐渐陷入分崩离析之局了。如今,不仅高骈在淮南与中央分庭抗礼,帝国的四面八方也都燃起了叛乱的烽火,如浙东、魏博、荆南(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县)、邕州(今广西南宁市)、平卢(治所在今山东青州市)、怀州(今河南沁阳市)等藩镇州县,都相继发生了动乱,就连僖宗目前所在的西川,不久前也刚刚爆发了一场兵变。此外,这几年来,割据忻、代二州(今属山西)的李克用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四境的袭扰,大有称雄北方之势……
总之,所有迹象表明——此时此刻,流亡西川的李唐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已经越来越弱,帝国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了。
王铎亲赴前线之后,诸道官军开始从各个方向陆续往京畿一带集结。黄巢的势力逐渐萎缩,只保有长安和同、华二州(今属陕西)。然而,半年多下来,尽管王铎率领各军对长安形成了一个包围圈,但却只能与黄巢进行拉锯战,始终没有取得任何突破。一直到这一年九月,黄巢麾下一员猛将的投诚,才让僖宗朝廷看见了一丝平定黄巢的希望。
这个在紧要关头出卖黄巢的人,就是朱温。
朱温,于大中六年(公元852年)出生于宋州砀山(今安徽砀山县)的一个小山沟。跟历史上的所有开国皇帝一样,这个未来的后梁太祖一出生就带上了神话光环。据《旧五代史》记载,他出生的那天,他家的茅草屋突然红光冲天,邻人大惊失色,以为着火了,赶紧跑来扑救。可跑到房前才发现,朱家好好的,什么都没发生,唯一跟往日不同的是——里面传出了响亮的婴儿啼哭声。
众邻人啧啧称奇,都说此儿绝非凡胎,将来必有一番造化。
朱温诞生时的这个神迹,与五百年后出生在安徽凤阳的那个朱重八一模一样。这是巧合还是有意识地“借鉴”,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不难看出中国人的想象力实在贫乏,乃至帮皇帝编个神话都要撞车。
朱温虽然带着神迹出世,但小时候的家境却不太好,父亲老早就去世了,寡母无力抚养他们兄弟三人,只好把排行最小的朱温送给邻县一个叫刘崇的人收养。
也许是因为父亲死得早,从小没人管教,所以朱温长大后变得性情暴戾,好勇斗狠,什么营生都不想干,成天游手好闲,打架斗殴,极为乡人鄙视。他养父刘崇怒其懒散,动不动就拿棍子揍他。
在养父家里,唯一疼朱温的人就是刘崇的老母亲。这位老妇人时常告诫家里人说:“朱三不是常人,你们应该善待他。”家人很不屑,问她何故。老妇人说:“他有一次熟睡,我忽然看见他化成了一条赤蛇。”言下之意,朱温有天子之象。
家里人听了,无不嗤之以鼻。
就朱三这种好吃懒做的货色,也能当皇帝?做梦去吧!
没人肯信老妇人的话,自然也就没人肯给朱温好脸色看。而朱温则不以为意,继续过他那小混混的日子,既不务农,也不经商,更不想读书应考。
朱温就这样混到了二十多岁。当身边几乎所有人都对这个泼皮无赖彻底绝望的时候,属于朱温的时代来临了。
乾符年间,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黄巢也在曹州(今山东定陶县)一带纵横驰骋,朱温立刻投奔到了黄巢麾下,由于作战勇敢,很快就成了领兵队长。
随后的几年,朱温跟随黄巢南征北战,屡立战功,迅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将领。黄巢攻克长安后,命朱温率部驻守东渭桥。不久,朱温设计招降了唐将诸葛爽,从而再立大功,旋即被黄巢任命为同州防御使。
同州是黄巢政权在长安东面的最主要屏障。黄巢把这样的战略重地交给朱温,足见对他的赏识和信任。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朱温已经敏锐地预感到了黄巢政权即将败亡的命运。随后,朱温断然斩杀了黄巢派到他身边的监军宦官,举城投降了李唐朝廷。
朱温的投降,无异于斩断了黄巢的一支臂膀,同时也把势穷力蹙的黄巢政权进一步推入了绝境。
得知黄巢骁将朱温倒戈,僖宗大喜过望,当即任命他为同华节度使,不久又改任其为右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并赐名“全忠”。
此刻的僖宗当然不会料到,短短二十年后,这个朱全忠就将成为帝国的终结者,一手颠覆三百年的大唐江山。
中和二年十二月,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以“雁门节度使”作为交换条件,成功招降了骁勇善战的李克用。僖宗大喜,随即加封李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命他全力征讨黄巢。中和三年(公元883年)二月,李克用率兵进围华州,于三月将其攻克。
至此,同、华二州相继失守,长安门户洞开,困守孤城的黄巢已经陷入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绝境。四月初八,李克用率先从光泰门攻进长安。黄巢力战不敌,只好焚烧宫室,从蓝田方向突围而去。
长安光复后,李克用因功升任河东节度使,朱全忠升任宣武(治所汴州)节度使。僖宗随即命他们会同忠武节度使周岌、武宁节度使时溥一起肃清黄巢余部。
五月,黄巢率余部窜至蔡州(今河南汝南县),发兵攻城。唐朝守将秦宗权兵败城破,投降黄巢。此后的一年里,黄巢与秦宗权合兵一处,兵威复振,又在中原大肆劫掠。朱全忠、周岌与时溥勉力围剿,却始终不能取胜。
中和四年(公元884年)二月,眼看朱温等人与黄巢基本上打得两败俱伤了,李克用才从容出手,率军渡黄河南下,于五月在中牟(今属河南)北面大破黄巢军队,砍杀一万余人。黄巢军队一举溃散,尚让率部众投降时溥,其他的将领投降朱全忠,黄巢带着最后的残兵不足一千人东走兖州。李克用一路穷追不舍,一直追到了黄巢的老家冤句。
由于马不停蹄地奔走了两百多里,人马都已极度疲乏,骑兵中能跟上的只有几百人,加之粮草已绝,李克用只好率兵撤回汴州,在城外扎营,准备稍事休整后再行追击。
中和四年五月十四日这天,当李克用带着他那支悍勇无匹的沙陀军队进入汴州城时,宣武节度使朱全忠的心里忽然涌出了几个念头。
念头一:这沙陀人李克用果然名不虚传,打仗确实了得。
念头二:收复长安他抢了首功,眼下大破黄巢他又出尽了风头,如果再让他亲手灭了黄巢,那他就成了帝国的头号功臣,再加上他手下这支所向无敌的沙陀军,到时候,天底下还有谁能和他李克用抗衡?
念头三:如果真让李克用走到了那一步,那我朱全忠凭什么和跟他一较短长?
念头四:如今的天下,有朱全忠,就不能有李克用——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念头五:啥也别想了,先下手为强。
当天,朱全忠便向李克用发出了热情邀请,硬是请他住进了上源驿的高级宾馆,随后又举办了一场丰盛的宴席。席间,朱全忠不但对李克用礼遇甚周,而且态度十分谦恭。李克用三杯酒下肚,倨傲的神色就浮了上来,言语之间盛气凌人,根本不把朱全忠放在眼里。朱全忠一边赔着笑脸不停劝酒,一边冲身边的大将杨彦洪使了个眼色。
李克用和随从们很快就喝得酩酊大醉,没有人注意到杨彦洪很早就悄悄离席了。
酒宴到黄昏才告结束,李克用已经烂醉如泥,左右刚把他搀起来,四周就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喊杀声。
突然间,朱全忠的军队就像潮水一样漫了进来。那一刻,亲兵们的酒一下子全醒了,可李克用依旧不省人事。亲兵们一边奋力抵挡,一边用冷水浇醒了李克用。
大梦初醒的李克用用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自己的处境。他在心里把朱全忠的祖宗十八代全都问候了一遍,然后抓过弓箭跳了起来。虽然仍旧有些头重脚轻,但他接连射出的几箭还是不偏不倚地射入了几个宣武士兵的心脏。
此时,宣武士兵开始在四面纵火,烈火浓烟顷刻就把他们包围了。左右亲兵拥着李克用翻过院墙,拼死杀出一条血路,在枪林箭雨中突围而出。他们最后逃到汴州南门,亲兵用绳索把李克用缒下城墙,总算让他逃过了这场劫难。可是,那天跟随他进城的三百多名亲兵却全部战死……
李克用和朱全忠就这么结下了血海深仇。
从这一刻开始,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就将伴随着风雨飘摇的大唐帝国走完最后的二十年,并且一直延续到他们的后代身上,最终演变成五代初年国与国之间的连年征战和惨烈杀伐。后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李克用弥留之际,交给了儿子李存勖三支箭,同时把自己最刻骨铭心的三个仇人的名字告诉了李存勖,叫他一定要报仇雪恨,否则自己死不瞑目。
这三个仇人的名字,第一个就是朱全忠。
中和四年(公元884年)夏天,黄巢一直在没命地奔跑,而唐将李师悦和黄巢降将尚让也一直在后面拼命地追击。六月十五日,李师悦和尚让终于在瑕丘(今山东兖州境内)追上了黄巢,对他进行了最后一次致命的打击。
在这最后一战中,黄巢残部死的死,散的散,几乎被消灭殆尽。六月十七日,黄巢带着他的家人逃进了狼虎谷(今山东莱芜市西南)。
狼虎谷,一听这名字就透着几分凶险。
是的,这里就是一代枭雄黄巢的终结之地。
当黄巢带着满身的疲惫策马走进这片草木繁茂的山谷时,四周一片寂静,静得仿佛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此刻,黄巢没有注意到他的外甥林言已经悄悄跟在了他的背后。
一阵阴寒的山风倏然钻入黄巢的脖颈。他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寒噤。突然,后背生出了一丝异样的感觉。黄巢猛然转过头来。
一道森冷的刀光,一张狰狞的面孔。
这就是黄巢在这个世界上看见的最后景象。
林言干脆利落地砍下了黄巢的头颅,同时还砍下了他兄弟、妻子、儿女等十几个人的头颅。一一砍完之后,林言就拎着这一大串头颅走上了弃暗投明的道路。
可他刚刚走出狼虎谷,迎面就撞上了追击他们的沙陀军队。
还没等林言说出半句效忠李唐的豪言壮语,沙陀士兵就咔嚓一声砍下了林言的脑袋,把他加进那一串头颅中,策马回营邀功请赏去了。
尘土飞扬的道路上,黄巢的头颅和林言的头颅随着剧烈起伏的马背不断颤动。
它们时而狠狠地撞在一起,时而又冷冷地四目相对……
从公元875年六月起兵,到公元884年六月败亡,黄巢起义历时整整九年。
在这九年里,他转战大半个中国,攻陷了唐朝的东西两京,创建了大齐政权,企及了他的人生巅峰,同时也把李唐王朝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我花开后百花杀。
从某种意义上说,黄巢做到了。他确实用无数人的鲜血浇灌了自己的野心和梦想,用无数人的白骨铺平了自己通往权力巅峰的道路,从而让自己真正成为了一株名副其实的“毁灭之花”。
对于风雨飘摇的大唐帝国而言,还算幸运的是,这朵毁灭之花在短暂的绽放之后就被连根拔起了。然而,真正的不幸在于——他并不是最后一朵毁灭之花。
人们很快就会发现,正是在黄巢败亡之后,一幕比一幕更为惨烈,一次比一次规模更大的群雄混战才在九世纪最后的那些年里频频上演;正是在这朵毁灭之花凋谢之后,百朵千朵的毁灭之花才在大唐帝国的土地上争先恐后地灼灼绽放。
一个黄巢踉跄跌倒在血泊与尘埃中,而更多的黄巢,却正凶猛地驰骋在唐朝末年血雨腥风的天空下……
第八章凄凉大唐晚景
【遍地枭雄】
平定黄巢的第二年三月十二日,僖宗李儇终于从成都回到了阔别四年多的长安。
经过这几年刀兵战火的无情洗劫,此时的大唐帝京早已变成一座残破荒凉的死城,到处长满了野草和荆棘,狐狸和野兔随处可见。
劫后余生的李儇神情凄楚地站在大明宫中,感觉一切恍如隔世。
十四日,僖宗改元“光启”。
从这个年号不难看出,僖宗李儇是希望帝国能够摆脱所有黑暗、屈辱和不幸,能够重新开启幸福和光明。
然而,这终究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和美好幻想。
因为,此时的大唐帝国早已分崩离析,面目全非了。
光启元年(公元885年),朱全忠据宣武(汴、宋诸州),李克用据河东(太原、忻、代诸州),秦宗权据蔡州,王重荣据河中(蒲、晋诸州),李可举据卢龙(幽、蓟诸州),王镕据成德,时溥据武宁(徐、泗诸州),高骈据淮南八州,刘汉宏据浙东(越州);此外,邢、洺、郓、齐、曹、濮、淄、青、宣、歙等州也都有大小军阀拥兵割据。
在这种遍地枭雄的局面下,李唐中央政令所及,只剩下河西(黄河以西,今陕西北部)、山南(秦岭以南,今陕西南部及四川东北部)、剑南(剑阁以南,今四川中南部)、岭南(今广东、广西、海南及越南北部)数道,满打满算,也就几十个州而已。
各方军阀割地自雄,截留财赋,致使两河及江淮的漕运彻底断绝,各地赋税根本无法送达朝廷。自从长安沦陷,李唐中央的财政三司(户部、度支、盐铁)就已名存实亡,僖宗回京后,朝廷的财政收入也仅能依靠京畿、凤翔、同、华几个州,府库日渐枯竭,连朝廷开支和百官俸禄都已无法维持,更不用说士兵薪饷和各种赏赐了。
如此惨淡的局面,不但令天子李儇焦心,更令李唐朝廷幕后的那个掌控者焦心。
这个人就是大宦官田令孜。
自从僖宗登基之后,田令孜从一个小小的马坊使一跃而成枢密使,旋即擢升右军中尉,不久又迁左军中尉,彻底掌控了禁军,把原左右中尉刘行深和韩文约排挤得无影无踪。盘踞中枢后,极具政治野心的田令孜并未就此止步。因为他很清楚,如果没有藩镇势力作为后盾和根基,他在朝中的权力就始终是不稳固的,况且关东叛乱日益猖獗,形势越来越严峻,更需未雨绸缪。所以,早在黄巢攻进长安之前,田令孜就已经很有先见之明地把他的三个心腹任命为三川节度使。陈敬瑄据西川,杨师立据东川,牛勖据山南西道。而为首的这个陈敬瑄,正是田令孜的亲哥哥(田令孜本名陈仲则,入宫后投靠田姓宦官,改姓田)。
僖宗流亡西川后,田令孜更是把天子和整个流亡朝廷紧紧攥在了手里。由于长安沦陷时禁军已经溃散,所以田令孜便在蜀地招募了五万四千人,重新组建了左、右神策军。这支新禁军名义上是为了保护天子和流亡朝廷,事实上却是他田令孜的近卫军。有了这支武装力量,田令孜就更加有恃无恐了。
但是,五万多人所需的薪饷、粮草、兵器、铠甲、服装以及各种物资无疑构成了一笔庞大的军费开支。当田令孜带着这支军队跟随僖宗回到长安后,残酷的现实一下子摆在了他的面前——早已山穷水尽的中央财政根本养不起这支军队。
领不到军饷的士兵们开始不断发出抱怨。田令孜心急如焚。如果再不想办法搞到钱,兵变随时可能爆发。
最后,田令孜终于想到了一个财源,那就是安邑、解县两地的盐池收入。
安邑(今山西运城市东北安邑镇)和解县(今运城市西南解州镇)是当时最大的两个产盐地,一直都是归朝廷的盐铁使管辖,其盐业专卖的利润收入直接上缴中央财政。但自从广明元年长安沦陷、天子流亡之后,这两大盐池就落到了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的手中。王重荣只是每年象征性地向中央输送三千车食盐,而绝大多数利润则落入了他的个人腰包。田令孜决定夺回这两座金山。
这一年四月,在田令孜的授意下,僖宗下诏,让他兼任了两池盐榷使。王重荣被断了财路,马上跳了起来,不断上疏抗议。五月,田令孜又授意僖宗下诏,将王重荣调任泰宁(治所在今山东兖州市)节度使。王重荣当然是怒不可遏,所以拒不奉诏,并且不断上疏抨击田令孜,还在奏疏中列举了田令孜的十大罪状。
眼看矛盾一触即发,田令孜急忙联络静难(治所邠州,今陕西彬县)节度使朱玫和凤翔节度使李昌符,准备与他们联手对付王重荣。王重荣马上向李克用求援。由于朱玫和李昌符暗中依附朱全忠,自然被李克用视为敌人,所以李克用便与王重荣结成了联盟。十一月,李克用上表,请僖宗斩杀田令孜、朱玫和李昌符。僖宗当然不会同意,而是下诏让他们和解。但是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天子的和稀泥已经毫无用处了。十二月,双方在同州一带开战,李昌符和朱玫被李克用打得大败,仓皇逃回本镇。李克用率兵直扑京城。
田令孜情急之下,只好挟持僖宗,从开远门逃出了长安,再度出奔凤翔。
回到长安还不到一年,僖宗李儇就被迫开始了第二次流亡生涯。
光启二年(公元886年)正月,田令孜想再次强迫僖宗前往兴元,僖宗不肯。当天晚上,田令孜带领军队进入凤翔行宫,强行挟持僖宗前往宝鸡(今属陕西)。
经过同州一战,朱玫和李昌符才发现李克用和王重荣的势力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强大,而田令孜手里除了天子这个筹码外一无所有,于是转而投靠了王重荣,并与他一起上表请杀田令孜。
田令孜担心朱玫等人会兴兵前来,不敢在宝鸡多作停留,遂于二月下旬劫持僖宗前往兴元,而最终目的地当然就是他的老巢西川。
得知田令孜挟持天子跑了,朱玫和李昌符随即出兵追击。
从宝鸡到兴元的这一路,僖宗一行走得极为艰难。不仅道路崎岖难行,而且随时都有兵马围追堵截。三月中旬,僖宗一行经历千难万险,终于抵达兴元。
朱玫没有劫回僖宗,大为恼怒,于是心生一计。
他的想法非常大胆,但是却很简单,就是找一个傀儡,另立朝廷。
这一年四月初三,朱玫胁迫百官,拥立肃宗的玄孙、襄王李熅监理国政,同时自命为左、右神策十军使。
僖宗被迫走到兴元后,死活不肯再跟着田令孜入蜀。田令孜思前想后,决意放弃僖宗,以求自保。随后,他主动向僖宗推荐杨复恭继任左军中尉,同时自命为西川监军,旋即逃往西川。
五月,朱玫加封自己为侍中兼诸道盐铁转运使,同时号令百官,专擅大权。
李昌符心里老大不平衡,坚决不肯接受朱玫给他的新官职,并上表给驻留兴元的僖宗,准备接过田令孜丢弃的这张牌,借此同朱玫抗衡。
与此同时,李克用和王重荣也是火冒三丈。
田令孜本来是他们驱逐的,可如今朱玫不但窃取了朝政大权,而且俨然成了田令孜第二,这让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于是向僖宗上表,决意讨伐朱玫。
十月,朱玫迫不及待地拥立李熅即皇帝位,改元“建贞”,遥尊僖宗为太上皇。远在兴元的僖宗得到消息,不禁悲愤莫名,可他一筹莫展,只好问计于杨复恭。杨复恭遂以僖宗的名义发布檄文到关中,宣称有能斩朱玫首级者,便以静难节度使之职赏他。
此举果然奏效。李克用和王重荣尚未出兵,朱玫的部将王行瑜便砍下了朱玫的脑袋。
朱玫一死,依附他的二百多名文武官员只好拥着新立的皇帝李熅逃奔河中(今山西永济市)。可这群无头苍蝇根本跑错了方向。因为这是王重荣的地盘,往这里跑无异于飞蛾扑火。王重荣满面笑容把他们接进城中,随即手起刀落,砍下了李熅的脑袋,同时杀了一百多个大臣,并将余下的人全部囚禁。
光启三年(公元887年)三月中旬,僖宗李儇从兴元返回凤翔。
凤翔节度使李昌符本来就想效法田令孜和朱玫“挟天子以令诸侯”,现在僖宗自己送上门来,他当然不会让他从自己的手上溜掉。
随后,李昌符便以长安宫室荒废为由,强行把僖宗扣在了凤翔。
这一年,僖宗李儇年仅二十六岁。可当他回顾自己短短二十几年的生命历程,却感觉仿佛已经过了好几辈子。
留在凤翔的日子,每当僖宗回忆起荒唐而奢侈的少年时代,又想到这几年颠沛流离、席不暇暖的流亡生涯,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潸然泪下……
滞留凤翔的第二年春天,终日郁郁寡欢的僖宗李儇终于病倒了。
李昌符意识到,再扣留这个病恹恹的天子不但已经毫无意义,而且还很容易给人兴兵讨伐的借口,遂将僖宗放归。
二月二十一日,僖宗拖着沉重的病体再度回到长安,次日下诏,改元“文德”。
三月初二,僖宗疾病发作;初五,病情加重,陷入弥留状态。左军中尉杨复恭立即以天子名义下诏,拥立寿王李杰(懿宗第七子)为皇太弟,监理国政。
文德元年(公元888年)三月初六,僖宗李儇在灵符殿驾崩。同日,皇太弟李杰即位,改名李敏,次年又改名李晔,是为唐昭宗。
【昭宗:孤独的拯救者】
唐昭宗李晔是一个生不逢时的天子。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李晔都不像是一个亡国之君。他二十二岁登基的时候,史书是这么评价他的:“昭宗即位,体貌明粹,有英气,喜文学,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复前烈之志!尊礼大臣,梦想贤豪,践阼之始,中外忻忻焉!”(《资治通鉴》卷二五七)
这样一个英气勃发、锐意中兴的天子,的确是和他的父兄懿、僖二宗截然不同,倒是和宪宗、宣宗颇为神似。难怪朝野都为之感到欣喜,并对其寄予厚望。假使他早生几十年,也许完全有可能缔造出媲美于“元和中兴”和“大中之治”的政治局面。
然而,不幸的是,从李晔登基的那一天起,甚至从更早的时候起,大唐帝国就已经陷入一个无可挽回的亡国之局了。
即便李晔有力挽狂澜之心,有振衰起弊之志,即便他拥有一个帝国拯救者所应具备的全部勇气、斗志、豪情、胆识、魄力、自信心、使命感,可他唯独缺了一样——时代条件。
他缺乏能够让他一展身手的时代条件。
天时、地利、人和,李晔一样也没有。他就像一个孤独的拯救者,置身于千千万万个帝国终结者的包围圈中,左冲右突,奋力厮杀,可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单兵。
一个疲惫绝望的单兵。
一个无人喝彩的单兵。
一个苟延残喘的单兵。
一个没有同盟、没有援军、最终力竭身亡的单兵。
虽然昭宗李晔从昏庸无能的父兄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烂摊子,但他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畏难和疑惧,而是显得踌躇满志。刚一即位,他就迫不及待地迈出了第一步。
这第一步是收拾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田令孜。
昭宗要收拾田令孜的原因很多。首先,他是僖宗朝的大权宦。在李晔看来,僖宗之所以骄奢荒淫,帝国之所以叛乱蜂起,其罪魁祸首就是田令孜。其次,田令孜转任西川监军不久,僖宗就已经下诏将他流放端州(今广东肇庆市),可他却仗着西川节度使陈敬瑄这把保护伞,拒不奉诏。由此可见,田令孜的问题已经不仅是权宦祸乱朝政的问题,更是与强藩内外勾结、藐视中央的问题。所以,昭宗现在拿他开刀,既是为了维护朝廷纲纪,更是为了杀一儆百,震慑天下的割据军阀。
最后,或许也是一个不便明说的理由——李晔想报仇。
那是私仇,让李晔刻骨铭心的私仇。
广明元年冬天,黄巢杀进长安,当时的寿王李杰跟随僖宗仓皇出逃。由于事发仓促,没有准备足够的马匹,所以除了僖宗和田令孜外,其他亲王都只能步行。当时寿王才十四岁,走到一片山谷的时候,再也走不动路,就躺在一块石头上休息。田令孜策马上前,催促他上路。寿王可怜巴巴地说:“我的脚很痛,能不能给我一匹马?”田令孜冷笑:“这里是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说完挥起一鞭狠狠地抽在寿王身上,驱赶他动身。那一刻,寿王李杰回头深深地看了田令孜一眼,一句话也没说就一瘸一拐地上路了。
从那一刻起,寿王李杰就告诉自己——如果哪一天自己得势,绝不放过这个阉宦。
所以,昭宗有十分充足的理由收拾田令孜。
巧合的是,就在昭宗准备对田令孜采取行动时,跟陈敬瑄打了好几年仗的阆州(今四川阆中市)刺史王建又上疏朝廷,请求把陈敬瑄调离西川。昭宗有了一个现成的借口,便于文德元年六月下诏,命宰相韦昭度充任西川节度使兼两川招抚制置使,另外派人取代田令孜的西川监军之职,同时征召陈敬瑄回朝担任左龙武统军。
可想而知,田令孜和陈敬瑄当然不会奉诏。接到诏令后,他们便积极整饬武备,准备随时与朝廷开战。
十二月,昭宗命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命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为副使,另外划出原属西川的四个州,设置永平军(治所邛州,今四川邛崃市),以王建为节度使,让他与韦、杨二人共同讨伐陈敬瑄。
讨伐西川的战役刚刚打响,昭宗就把目光锁定在另一个权宦身上了。跟田令孜比起来,这个人现在对昭宗的威胁更大。
他就是杨复恭。
自从拥立昭宗即位后,杨复恭就自恃功高,不可一世了。他不但一手把持禁军,专擅朝政,而且收养了为数众多的义子,把他们派到各州镇担任节度使、刺史、监军,从而缔造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遍布朝野的庞大网络。在这帮义子眼中,当然只有杨复恭,根本没有朝廷。比如龙剑(治所龙州,今四川平武县东南)节度使杨守贞、武定(治所洋州,今陕西洋县)节度使杨守忠等人,就从不向中央缴纳赋税,并且动不动就上表诽谤和讥笑朝廷。
这样的权宦要是不铲除,昭宗李晔的中兴大计只能沦为笑谈。所以,从登基的那一天起,昭宗的所有大政方针基本上都是与宰相孔纬、张濬等人商议定夺的,竭力避免让杨复恭干预。宰相们也经常以宣宗为例,鼓励昭宗整治宦官。
杨复恭专权跋扈,自然不把昭宗放在眼里。百官们上朝都是步行,唯独他上殿是坐着轿子来的。有一天在朝会上,昭宗和宰相孔纬刚刚谈及四方造反的人,杨复恭又坐着轿子大摇大摆地来到了殿前。孔纬就故意提高嗓门说:“在陛下您的左右,就有将要造反的人,何况是四方呢!”昭宗明白孔纬的用意,就假装惊愕地问他所指为何。孔纬指着杨复恭说:“他不过是陛下的家奴,却坐着轿子上殿,而且养了那么多壮士为义子,或典禁兵,或为藩镇,不是要造反是什么?”
杨复恭面不改色:“以壮士为义子,目的是让他们效忠皇上、保卫国家,怎么能说是造反呢?”
昭宗冷然一笑,把话接了过去:“你想要保卫国家,为何不让他们姓李,却让他们姓杨?”
杨复恭顿时哑口无言。
这件事情过去不久,有一天,昭宗忽然对杨复恭说:“你的义子中,是不是有一个叫杨守立的?朕想让他来当侍卫。”
为了证明自己养这些义子就是要“保卫国家”的,杨复恭二话不说就把杨守立领进了宫。
反正他有的是义子,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
此时的杨复恭并不知道,昭宗绝不仅仅是要一个“侍卫”那么简单。杨守立入宫后,昭宗立刻赐名他李顺节,然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把他从一名普通的禁军侍卫迅速擢升为天武都头(禁军一部指挥官),同时又让他兼任镇海节度使,不久又加封同平章事。
平步青云的李顺节自然是对天子感恩戴德。
受宠若惊之余,他也渐渐明白了天子的用意所在。
他知道,天子是想让他对付杨复恭。
李顺节当然乐意充当这个角色。原因很简单,杨复恭的义子多如牛毛,他只是其中毫不起眼的一个;可天子的心腹宦官却只有他一个,如果跟天子联手铲除杨复恭,到时候,岂不是轮到他李顺节来收养义子了?
为了这个美好的前景,李顺节死心塌地投靠了昭宗。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施展浑身解数,与杨复恭展开了明争暗斗,并且为昭宗提供了诸多有关杨复恭的秘密情报。
昭宗李晔看着这一切,嘴角不禁泛起了一丝笑容。
网已经撒开了。
李晔在心里说,一旦时机成熟,朕就会毫不犹豫地将杨复恭集团一网打尽。
【守望春天】
除了收拾宦官,昭宗李晔第二件亟须要做的事情,无疑就是对付藩镇了。
李晔很清楚,要对付藩镇,自己手中就必须有一支军队——一支真正忠于朝廷、不被任何势力掌控的军队。
为此,他从即位之初就一直在招兵买马。到了大顺元年(公元890年),朝廷终于组建了一支十万人的军队。有了这张底牌,昭宗就可以跟藩镇叫板了。
那么,要从哪里开刀呢?
这些年来,天下诸藩中发展最快、势力最强的,非河东李克用莫属。要对付藩镇,肯定要先从他下手。但是,李克用是光复长安、平定黄巢的功臣,朝廷要对他用兵,肯定需要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
正当昭宗为此绞尽脑汁之际,借口忽然就有了。
大顺元年正月,李克用悍然从太原出兵,一举吞并了东昭义(治所邢州,今河北邢台市),旋即又进攻云州(今山西大同市)。云州防御使赫连铎急忙向卢龙节度使李匡威求救。李匡威深知,一旦云州失陷,李克用的矛头就会直指河北,于是迅速率领三万人前往救援。李克用陷入腹背受敌之境,加之麾下两员勇将又一死一降,只好引兵撤回太原。四月,赫连铎、李匡威与朱全忠先后上疏朝廷,请求讨伐李克用。
昭宗召集宰相和百官廷议。以宰相杜让能、刘崇望为首的多数大臣坚决反对,而宰相张濬和孔纬却极力主战。尤其是张濬,这个一贯自诩有东晋谢安和前朝裴度之才的宰相斩钉截铁地说:“只要给我兵权,少则十天,多则一个月,必定削平李克用!错失这个良机,日后将追悔莫及!”
其实,昭宗比任何人都更想利用这个机会消灭李克用,可他自己却不想把讨伐李克用的意思说出来,而是把话留给了张濬和孔纬。
昭宗之所以这么做,是想万一讨伐李克用失败,自己顶多就是丢卒保车,把张濬他们牺牲掉而已,断不至于让李克用有反抗朝廷的口实。所以,昭宗召开此次廷议,其目的也不过是让文武百官替他当一回证人而已。
天子既然是这个心思,那这次廷议就纯属走过场了。当主战派和主动派各自把观点亮出来后,昭宗忽然说了一句:“李克用有讨平黄巢、复兴帝国之功,今日趁其新败而发兵讨伐,天下人将如何看待朕呢?”
孔纬立即接过话茬:“陛下的思虑是一时之仁,张濬的提议却是万世之利。昨日,我们已经计算过了,调动士兵、运送粮饷、犒劳赏赐等等费用,一两年内都不至于匮乏。现在,就看陛下您的决断了!”
最后,昭宗悠悠地叹了一口气,用一种相当勉强的口吻说:“这件事就交给二位贤卿了,希望不要让朕蒙羞。”
大顺元年五月,昭宗下诏削除了李克用的所有官爵,并开除其宗室户籍(当初朱邪赤心被赐皇姓时,编入了李唐宗室户籍);同时,任命张濬为讨伐河东的主帅,京兆尹孙揆为副帅,并命朱全忠、李匡威、赫连铎各自从本道出兵,对李克用形成围剿之势。
五月二十七日,张濬率五万军队出征,昭宗亲临安喜楼为他饯行。张濬屏退左右,对天子说:“待臣平定外忧,再为陛下铲除内患!”
这个内患,当然就是指杨复恭了。
此刻,杨复恭正躲在屏风后面,把这句话一字不漏地听了去。
军队开到长安城东面的长乐坂,轮到左、右神策中尉饯行。杨复恭向张濬敬酒,张濬不喝,推说醉了。杨复恭鼻子一哼:“宰相大人既然已经大权在握、专主征伐,又何必如此扭捏作态呢?”张濬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等我平定叛贼回来,你就知道我为何扭捏作态了!”
杨复恭悚然一惊。
张濬得意地跃上马背,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从张濬率领大军出征的那一刻起,昭宗就陷入了无比的焦灼和紧张之中。
因为,这个灾难深重、岌岌可危的帝国,太需要一场胜利来提振元气、鼓舞人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