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沉默的廷议实际上跟没开一样。无奈的李昂只能授命王守澄,即刻逮捕晏敬则和王师文。王师文事先得到消息,连夜逃亡;晏敬则被捕,押进宫中由宦官审理。
三月初二,宋申锡被罢相,贬为右庶子。虽然满朝文武对此案真相心知肚明,但上自宰相,下至群臣,无人敢替其喊冤,只有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等少数大臣接连上疏,请求将此案移交外廷审理。然而,晏敬则早就被郑注摆平了。即便是由朝廷的司法部门审理,他还是一口咬定宋申锡、王师文暗中与他交结,阴谋拥立漳王李凑为天子。
既然当事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有心替宋申锡申冤的大臣们也就无话可说了。
三月初四,此案定谳,宋申锡等人的谋反罪名成立。
朝野上下都知道,等待宋申锡的结果只有一个——杀头。
同日,文宗召集太师、太保,以及台、省、府、寺等所有高级官员再次举行廷议,讨论对宋申锡的处置办法。
很显然,李昂心里仍然存有一线希望——他希望大臣们能在这最后的时刻替宋申锡说一句公道话,保住他一条命。
以左常侍崔玄亮为首的一批谏官终于发出了天子希望听到的声音,一致要求重审此案。李昂感到了一丝欣慰。可在场面上,他还是不得不做一些姿态给宦官们看。他对谏官们说:“宰相们对此案已经没有异议,你们还是退下去吧,不必再坚持。”可谏官们却不肯退下,崔玄亮流泪叩首说:“杀一个匹夫尚且要慎重,何况是宰相!”
李昂用一种近乎感激的眼神看了崔玄亮一眼,说:“既然诸位爱卿如此坚持,朕愿意和宰相们再商议一下。”
李昂随即又召集宰相廷议。牛僧孺看出了天子的心思,便顺水推舟说:“人臣禄位,最高莫过宰相,宋申锡既已为相,若真有谋反企图,到头来仍不过是宰相而已,还能得到什么?故依臣看来,宋申锡当不致如此。”
郑注风闻朝臣们开始同情宋申锡了,担心万一重审、而晏敬则又顶不住翻供的话,真相就会泄露,到时候连他都得搭进去。思虑及此,郑注只好退了一步,劝王守澄放宋申锡一条生路,以免闹得鱼死网破,对大家都没好处。王守澄觉得有道理,便采纳了郑注的建议。
三月初五,文宗下诏,贬漳王李凑为巢县公,贬宋申锡为开州(今重庆开县)司马。
晏敬则等案犯则被处死或流放,同时还株连了一百多人。
同日,还有一个人向文宗递交了辞呈。
他就是宫中唯一没有依附王守澄的宦官马存亮。
不知是不是已经被王守澄施压,还是预感到即将来临的威胁,总之,马存亮是铁定了心要走了。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宋申锡一案中把王守澄彻底得罪了,如果硬着头皮留在宫中,绝对没有好日子过。所以,他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早日逃离这块是非之地。
对于马存亮的心境,李昂比谁都清楚。尽管他很不情愿让身边唯一一个具有正义感的宦官就这么离开自己,可他还是不得不批准了马存亮的致仕请求。
因为李昂知道,要是执意把马存亮留下来,他的下场绝不会比宋申锡更为美妙。
马存亮走后,文宗很快又得到一个消息,说宋申锡因抑郁忧愤,病死在了贬所。
走的走了,死的死了。你们都逃离了,解脱了。只剩下朕一个孤家寡人,不知要往哪里逃?
太和五年的暮春,连绵不断的雨水一直顽强地飘荡在长安城的上空。唐文宗李昂独自坐在大明宫中,看见孤独像一张无边的巨网把他层层笼罩——让他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党争进行时】
就在皇帝和宦官激烈过招的同时,牛党和李党也从未停止过交锋。
李党的领袖人物李德裕被贬出朝廷后,先是出任义成节度使,旋即又调任西川。西川是大唐帝国防御吐蕃和南诏的军事重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在这个位子上,最容易判断一个官员的政治和军事才能。
而李德裕正是在这个西川节度使任上,充分展现出了他的过人才干。他的前任郭钊由于年老多病,给他留下的是一个边备废弛、军粮短缺、士卒懈怠的烂摊子。李德裕一到任,马上修建了一座“筹边楼”,作为整顿边防的军事指挥中心。随后又命人详细画出了一张南至南诏、西至吐蕃的西川战区地图。此后,李德裕每天都召见那些长期戍边、熟悉边防的老兵,向他们仔细询问西川的山川形势、城镇位置以及每条道路的远近宽狭等交通情形。不出一个月,李德裕已经对整个西川的战略形势了如指掌。
与此同时,李德裕还积极整修边塞,储存粮食,训练士卒,调整军队部署,迅速扭转了边备废弛的局面,使整个西川战区的边防形势焕然一新。
所有这一切,都被远在朝廷的牛党看在了眼里。
原以为,把李德裕逐出长安就等于终结了他的政治前途,没想到他在广阔天地里反而大有作为。
牛僧孺和李宗闵冷冷注视着西川,一直想找个机会挫挫李德裕的风头和锐气。
太和五年(公元831年)九月,机会终于出现了。
起因是吐蕃的维州(今四川理县)副使悉怛谋率部向李德裕投降,李德裕认为这是削弱吐蕃的良机,立刻派部将虞藏俭率军进入维州接防,同时飞书朝廷,奏称:“臣准备派遣三千羌军进攻吐蕃,烧毁十三桥(唐与吐蕃的边界桥),直捣吐蕃腹地,一洗我大唐长久以来蒙受的耻辱!”
奏疏交到尚书省,文宗召集百官商议。多数朝臣一致认为,应该批准李德裕的作战计划。
关键时刻,牛僧孺发言了。
他说:“吐蕃的土地,四面各有万里,失去一个维州,并不能削弱他们的势力。况且近来我大唐与吐蕃两国修好,相约撤除边防警戒。大唐与西戎交往,信守盟约最为重要。如果他们以我国失信为由出兵,用不了三天,前锋骑兵就会直抵咸阳桥。到那个时候,西南数千里外就算得到一百个维州,又有什么意义?如果无端抛弃诚信,对国家只有害处,没有裨益。这种事情是连一个匹夫都不愿干的,更何况一个帝王!”
这番话说得高瞻远瞩、大义凛然,把文宗说得惭愧不已,觉得煌煌大唐实在不应该见小利而忘大义,遂下令李德裕逮捕悉怛谋及其部众,把人和城池全部归还吐蕃。
李德裕无奈,只好从命。
交接的当天,吐蕃人就在边境线上把悉怛谋等人全部砍杀,场面极其残忍。
目睹那一道道飞溅的鲜血和一颗颗滚动的人头,李德裕满腔愤怒,对牛僧孺的怨恨越发深入骨髓。
太和六年(公元832年)十一月,在悉怛谋事件过去了一年多之后,由于原西川监军宦官王践言回朝就任枢密使,文宗才听到了来自牛党之外的有关这个事件的不同声音。
王践言不止一次对文宗说:“当初把悉怛谋逮捕送还吐蕃,不仅让吐蕃称心快意,还彻底杜绝了吐蕃人日后归降大唐的可能性,实在是下下之策。”
直到此刻,文宗才意识到,牛僧孺当时那个冠冕堂皇的建议背后,仍然是党派斗争和个人恩怨的动机在作祟。
眼见皇帝由此对牛僧孺产生了不满,李党成员纷纷发起反击,称牛僧孺当初纯粹是假公济私,目的是妨碍李德裕为国立功。
从此,文宗开始疏远牛僧孺。
有一天,李昂在延英殿上召集宰相廷议,忽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天下何时能够太平?诸卿又是否着意于此呢?”
天子这句话,与其说是对宰相们的一种勉励和期许,还不如说是一种责备和诘问。尤其在牛僧孺听来,更觉得天子是在暗示他,希望他引咎辞职。
意识到自己的相位已经不保,牛僧孺反而坦然了。他随即答道:“天下太平并没有迹象。不过,如今四方夷狄没有侵扰,百姓没有离散,虽然不是太平盛世,也可以称为‘小康’,陛下如果更要追求天下太平,恐怕不是臣等的能力所能办到的。”
牛僧孺之所以敢斗胆说这番话,前提当然是他不想当这个宰相了。退朝后,牛僧孺既无奈又伤感地对同僚说:“皇上对我们的期望越高,失望就会越深,我们怎能久居此位呢?”
随后,牛僧孺不断上表请辞。
十二月初七,文宗下诏,将牛僧孺外放为淮南节度使。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显得顺理成章了。短短几天后,李德裕就被征召回朝,出任兵部尚书。数年前与他失之交臂的宰相之位,如今终于再度向他发出了召唤。
同盟者黯然离去,老对手卷土重来,李宗闵不禁忧心忡忡。
接下来的日子,李宗闵开始千方百计地阻挠李德裕入相。然而,李德裕这几年在西川取得的政绩是有目共睹的,文宗对他的好感也是与日俱增,所以,尽管李宗闵挖空心思地在背后搞了一系列小动作,结果还是没能得逞。
太和七年(公元833年)二月二十八日,在仕途上浮沉多年的李德裕终于登上了宰相之位。文宗李昂接见他的时候,有意无意地谈起了令人头疼的党争问题。李德裕毫不讳言地说:“当今朝廷的士大夫,起码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朋党!”
当然,李德裕自认为他和他的同志们绝对是在这些人之外的。
所以,李德裕拜相后首先要做的事情,当然就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了。随后,李德裕便率领他那些“非朋党”的同志们,对那“三分之一”的朋党展开了新一轮的政治清洗。与此同时,一些早先被排挤出朝的“非朋党”的同志们,又在李德裕的援引下纷纷回朝。
而这些事情最后朝向的那个逻辑终点,无疑便是李宗闵的罢相了。
这一年六月十三日,李宗闵被外放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与牛僧孺罢相时隔不过半年。
李德裕这么干算不算是党争?
这似乎不是一个很难判断的问题。
我们相信,已经当了八年天子的文宗李昂,断不至于看不懂这些事情的真相。
然而,看得懂又怎么样呢?
当一个国家的大部分高层官员都已深陷党争的泥潭而无力自拔的时候,当国家利益和百姓利益都已经习惯成自然地在党派利益和个人利益面前让路的时候,这个孤掌难鸣的年轻天子,又如何能够力挽狂澜呢?除非他不分牛党李党,一夜之间把帝国的高层官员清理一空,否则的话,他就只能在两党恶斗的夹缝中尽力寻求一种无奈的平衡而已。
除此之外,李昂又能做什么呢?
太和七年岁末的一天,就在牛李党争如火如荼地进行之时,李唐皇族的遗传病又在文宗李昂的身上爆发了——他忽然中风,一下子丧失了语言功能。
王守澄随即推荐郑注为天子治疗。
事实证明,郑注的医术确实不是吹的。他一出手,文宗的病情便大有好转,从此开始宠信郑注。于是,李昂的这场病就成了郑注实现第三次人生跨越的重要契机。野心勃勃的郑注紧紧抓住这个天赐良机,从而一跃成为天子跟前的大红人。
没有人会料到,在即将来临的新年里,这个政坛新贵就将与另一个野心家联手,在帝国朝堂上掀起一场狂飙突进的政治运动,并对所有既得利益集团进行了沉重的打击……
即将和郑注联手的这个野心家,也是我们的老熟人。
他就是李逢吉的侄子、当初的“八关十六子”之首——李仲言。
宝历元年,李仲言因武昭一案被逐出朝廷,流放边地。几年后,在一次大赦中回到了东都洛阳闲居。当时,李逢吉已被罢相,正以东都留守之职在洛阳坐冷板凳。叔侄二人劫后重逢,自然免不了互倒苦水,对当年的失败耿耿于怀。
这些年,李逢吉天天巴望着回朝复相,李仲言更是急切渴望摆脱目前的窘境,于是叔侄二人一拍即合,当即决定由李逢吉拿出一笔重金,再由李仲言出面,回长安找人打点,谋求东山再起。
而他们决定打点的这个人,就是郑注。
郑注早年流落江湖时,跟李仲言有过一些交情。如今,老友找上门来,郑注自然要给点面子。更何况,李仲言带来的那笔重金也着实让郑注心动。收下贿赂后,郑注就把李仲言引荐给了王守澄,王守澄继而又把他引荐给了天子李昂。
此刻,在洛阳望眼欲穿的李逢吉绝对想不到,他拿出的那笔钱并没有打通他朝思暮想的复相之路,而是替李仲言铺就了一条攫取相位的金光大道。
由于李仲言深研《易经》,工于术数,而且能言善辩,富有文采,所以文宗一见倾心,将其引为奇士,宠幸日隆。
太和八年(公元834年)八月,文宗准备让李仲言进入翰林院,作为近臣随侍左右。李德裕断然反对,说:“李仲言过去的所作所为,想必皇上也都清楚,这种人岂能用为近侍?”
文宗不以为然:“难道不能允许他改过吗?”
李德裕毫不退让:“臣听说,只有颜回这样的圣贤才能不二过,至于李仲言这种人,恶念早已在内心扎根,如何改过?”
文宗说:“他是李逢吉推荐的,朕已经答应了,不想食言。”
文宗不提李逢吉还好,一提李逢吉,一下就勾起了李德裕的伤心往事。就是因为李逢吉的排挤,他才在浙西浪费了七八年的大好光阴。李德裕随即斩钉截铁地说:“李逢吉身为前任宰相,竟然推荐这种小人来误国,他也有罪!”
见李德裕如此坚决,文宗也不想把事情搞得太僵,只好退了一步:“如果当侍讲学士不合适,那么,另外给他一个官总可以吧?”
没想到李德裕一点面子都不给,居然硬邦邦地顶了一句:“不可以!”
文宗狠狠地瞪了李德裕一眼,把脸转向了另一个宰相王涯。
李德裕刚刚举手要暗示王涯别松口,王涯却已经脱口而出:“可以。”
文宗不无得意地回过头来,恰好看见李德裕制止王涯的那个小动作,顿时大为不悦。
不过,有了宰相王涯的支持,文宗就有底气了。几天后,他便不顾李德裕的反对,让李仲言当上了太学的四门助教。
当然,这个职位只是一个跳板,迟早,文宗是要重用李仲言的。
李德裕此次面折廷争,把自己推入了相当被动和不利的境地。一方面,这种做法令文宗对他的好印象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又把权宦王守澄彻底得罪了。
俗话说:打狗也要看主人,李仲言毕竟是王守澄引荐的,你李德裕如此不给面子,不就是跟王守澄过不去吗?
随后,王守澄、李仲言和郑注一合计,觉得这个李德裕实在太碍事,不赶紧把他弄走,谁也别想活得自在。
尽管李德裕贵为宰相,可在王守澄等人看来,要把这家伙弄走太简单了,甚至不需要他们自己动手,只要把某个人召回朝中,拱上相位,就能迫使李德裕滚蛋。
太和八年十月十三日,在王守澄等人的干预下,李宗闵翩然回朝,复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短短四天之后,李德裕就被罢去相职,外放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同日,李仲言被任命为翰林侍讲学士。
至此,李德裕才意识到自己铸下了大错,连忙入宫向天子“陈情”,请求留在朝中任职。文宗考虑了一下,答应了,同意让他担任兵部尚书。
然而,天子虽然收回了成命,刚刚复相的李宗闵却绝不答应。他的理由是,朝廷政令非同儿戏,岂能轻易更改、出尔反尔?
文宗哑口无言,只好把李德裕外放为镇海节度使。
牛党党魁卷土重来,李党党魁再度失势,紧随而来的,自然又是新一轮轰轰烈烈的权力倾轧和政治洗牌。
面对如此阴魂不散的朋党之争,文宗李昂束手无策,只能仰天长叹:“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资治通鉴》卷二四五)
太和八年岁末的那些日子,看着郁郁寡欢、愁肠百结的天子,李仲言和郑注不断交换着意味深长的目光。
他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此时的天子亟须信得过的人帮他排忧解难。如今,谁是天子最信得过的人?
当然是李某人和郑某人了。
李仲言和郑注认为自己责无旁贷,而且他们相信,只要能帮领导排忧解难,他们的前程必定不可限量。
这年十一月的一天,李仲言忽然上奏天子,请求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训。
一个人改名本来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已经活了半辈子才突然改名,肯定不会是毫无意义的举动。
那么,李仲言为何改名呢?
也许,他是想用一个新的名字,告别不堪回首的过去,拥抱即将到来的辉煌仕途,同时拥抱一个风生水起的崭新人生。
【狂飙突进的政治运动】
在中晚唐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太和九年(公元835年)注定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
因为从这一年四月开始,在李训和郑注的一再怂恿之下,文宗李昂终于鼓足勇气,决定突围——从令人窒息的党争泥潭中,从宦官乱政的黑暗现实中,从上天给定的悲剧命运中,作一个历史性的突围。
尽管有着宋申锡的前车之鉴,可李昂并没有丧失信心。
因为他相信,自己不会永远都走背运,也不会永远都用错人。
李训和郑注没有辜负天子的殷切期望。
这两个野心勃勃的政坛新贵心潮澎湃地接过文宗给予他们的权力,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地向暮气沉沉的旧世界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他们的第一波攻击目标是党人。
李德裕首当其冲。
尽管李德裕在去年十月已被逐出朝廷,外放为镇海节度使,可李训和郑注并未就此罢手。他们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为此,郑注找来了尚书左丞王璠、户部侍郎李汉,让他们出面指控李德裕,说他几年前曾与漳王李凑暗中勾结,图谋不轨。
在文宗一朝,这个漳王几乎就是衰神的代名词,不管是谁,只要跟他扯上关系,保准倒霉。
文宗一听李德裕居然跟漳王有瓜葛,勃然大怒,马上把宰相跟郑注、王璠、李汉等人召集起来,讨论如何处置李德裕。
会上,王璠和李汉一口咬定李德裕跟漳王勾结。宰相路隋看不过眼,忍不住说了句公道话:“德裕断然不会做这种事。如果硬要说他谋逆,那臣备位宰相,也有失察之罪。”
可想而知,路隋的仗义执言非但没能帮到李德裕,反而引火烧身,把自己也给搭了进去。
四月中旬,李德裕被贬为太子宾客,到东都洛阳任职。稍后,路隋被贬为镇海节度使,补了李德裕的缺。
尽管李德裕已经被一贬再贬,可事情并未到此结束。
短短几天后,郑注就又找了两条理由,把李德裕踢得更远,连东都的冷板凳都不让他坐。这两条理由是,一、前年冬天天子患病,据说王涯曾邀约李德裕一同入宫探望,可李德裕居然没有去,显然不把天子放在眼里;二、李德裕在担任西川节度使期间,曾强行征收赋税三十万缗,致使百姓困苦,怨声载道。
四月二十五日,李德裕再度被贬为袁州(今江西宜春市)长史。
看见李德裕被整得这么惨,李宗闵真是心花怒放,天天乐得合不拢嘴。然而,还没等李宗闵乐够,李训和郑注的枪口就已经转向他了。
这一年六月,一则令人毛骨悚然的流言忽然在长安坊间传开,说郑注为皇帝配制的丹药,居然是用小孩的心肝合炼的。流言一起,整个京师顿时人心惶惶。
文宗大怒,马上命李训和郑注彻查流言的制造者。
李训和郑注立刻行动起来,很快就向文宗禀报了调查结果。他们说,流言是京兆尹杨虞卿的家人散布的。
文宗二话不说,当即将杨虞卿逮捕,关进了御史狱。
杨虞卿是李宗闵的心腹,他出了事,李宗闵当然不能坐视。随后的日子,李宗闵开始四处奔走,极力营救杨虞卿。
可是,李宗闵并不知道,这是李训和郑注专门给他设计的陷阱。所谓的流言及其制造者云云,当然也都是郑注一手炮制的。李训和郑注的目的,就是要在驱逐李德裕之后,把李宗闵及其党人一网打尽。
六月二十八日,一纸诏书颁下,李宗闵被罢相,贬为明州(今浙江宁波)刺史。
七月初一,杨虞卿被贬为虔州(今江西赣州市)司马,不久又贬为司户。
七月初九,李宗闵再度被贬为处州(今浙江丽水市)长史,不久又贬为潮州司户。
同月,被视为李宗闵一党的刑部侍郎萧浣等人,也纷纷被逐出朝廷,贬为远地司马。
与此同时,李训和郑注开始扶摇直上。李训先是任国子博士,后迁兵部郎中、知制诰,仍兼翰林侍讲;郑注先是任太仆卿、御史大夫,后迁工部尚书,兼任翰林侍讲。
当时,朝中人人都说郑注随时可能拜相,侍御史李甘看不惯郑注小人得志的嘴脸,发了一句牢骚,说:“只要他入相的诏书一下,我一定当廷把它撕毁!”
几天后,李甘便被贬为封州(今广东封开县)司马。
文宗有一次跟翰林学士、户部侍郎李珏谈起郑注,问李珏是否与他有过交往。李珏不屑地说:“臣深知他的为人。此人异常奸邪,皇上若宠幸他,恐怕对德业毫无帮助。臣忝列皇上近侍,怎敢与这种人交往?”
几天后,李珏便被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刺史。毫无疑问,在此时的文宗朝廷,不管你是李党、牛党,还是洁身自好的无党派人士,只要不去抱李训和郑注的大腿,唯一的命运就是被贬谪。
就在全面打击党人的同时,李训和郑注又把目标转向了另一个更为强大、也是最让文宗李昂切齿痛恨的政治势力。
那就是——宦官。
作为短时间内强势崛起的政坛黑马,李训和郑注的发迹,无疑都得益于权宦王守澄的援引,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得势之后,毅然把枪口掉转过来对准王守澄。
因为,在李训和郑注这种人眼里,世界上除了利益是永恒的,其他一切都是浮云;世界上除了他们自己,任何人都是可以利用的工具。
如今,王守澄还有利用价值吗?
没了。
眼下,只有堂堂大唐天子才是李训和郑注手中最有价值的筹码。所以,不管是牛党、李党,还是阉党,在李训和郑注的眼中都是浮云。如果一定要把他们划归某个政治阵营,那也只能说他们是“皇党”。
是的,皇党。他们以此为荣为傲。
现在,李训和郑注就是皇帝的代言人,是天子李昂进行历史性突围的骑手和先锋,是睥睨一切旧势力的新时代的弄潮儿。
魔来斩魔,佛来杀佛,天地之间,唯我独尊。
宦官算什么东西?只要是阻挡他们登上权力巅峰的人,就一个字——杀。
当然,李训和郑注也知道,宦官不是那么好对付的。相比党人而言,对付宦官更需要策略。
为了剪除强大的宦官集团,李训和郑注决定采取“以毒攻毒、各个击破”的迂回战术。
他们首先锁定了一个人,作为剪除王守澄的突破口。
这个人,就是时任右领军将军的宦官仇士良。
此人在当年拥立文宗的行动中也曾立过功,由此长期遭到王守澄的压制。李训和郑注向文宗献计,进用仇士良,分散王守澄的权力。
这一年五月二十一日,仇士良突然被擢升为左神策中尉,取代王守澄掌管了禁军。
对此,王守澄虽然有些不悦,但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为直到此刻他也没有意识到,李训和郑注的刀子已经从背后悄悄伸了过来。
一个在权力的塔尖上待得太久的人,通常都会被一种凌驾万物的快感所陶醉,从而无视从塔顶跌落后那种粉身碎骨的危险。
王守澄就是这种人。
为了进一步麻痹王守澄,同时为了更快地瓦解阉党,李训和郑注计划的第二步,是反过来与王守澄联手,铲除另外三个一直与他明争暗斗的元老级宦官。
他们就是左神策中尉韦元素,左枢密使杨承和,右枢密使王践言。
这一年六月,这三个大宦官一夜之间全被逐出朝廷,分任西川、淮南和河东监军。
八月二十三日,文宗下诏,指责这三名宦官曾分别与李宗闵和李德裕内外勾结、收受贿赂,故将韦元素流放象州(今广西象州县),杨承和流放驩州(今越南荣市),王践言流放恩州(今广东恩平市);同时,文宗又责令有关部门必须将三人戴上枷锁,装入囚车押送。
数日后,这三个人刚刚被押上流放之路,天子派出的使臣便从背后追上了他们,宣诏将三人赐死。
太和九年,帝国政坛上掀起了一场狂飙突进的政治运动。
从这一年四月到九月,在不过半年的时间里,李训和郑注联手掀起的政治飓风,就已经把整个长安官场扫得面目全非。史称,“是时,李训、郑注连逐三相(李德裕、路隋、李宗闵),威震天下,于是平生丝恩发怨无不报者。”“注与训所恶朝士,皆指目为二李之党,贬逐无虚日,班列殆空,廷中忷忷。”(《资治通鉴》卷二四五)
这些日子里,只要是跟李训和郑注有过丝毫旧怨或者是他们看不顺眼的人,立刻就会被划归牛党或李党成员,遭到无情打击。百官几乎被贬逐殆尽,整个朝廷人心惶惶。
与此同时,一大批帝国的基层官员和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通过巴结李训和郑注而被迅速提拔,纷纷进入朝廷,占据那些突然空出来的重要职位。
看着原本铜墙铁壁般的旧势力被摧枯拉朽般地轰然推倒,文宗李昂终于感到了一种突出重围、豁然开朗的喜悦;看着原本声势浩大的牛党、李党和阉党到头来也不过是一群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年轻的天子顿时焕发出一种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快意和豪情。
那些日子,李训和郑注胸有成竹地为天子勾画了一幅美妙的政治蓝图,并且信誓旦旦地描绘了一番海晏河清的太平景象。他们说,第一步是铲除朋党和宦官,第二步是收复河、湟(甘肃中西部及青海东部),第三步是肃清河北的跋扈藩镇。
李训和郑注说,只要走完这三步,天下必然太平。
如今,党人集团已被彻底清除,接下来,只要把恶贯满盈的阉宦集团铲除干净,这第一步就算是走完了。
这一年九月,在李训的策划下,当年谋杀宪宗皇帝的凶手、时任山南东道监军的宦官陈弘志突然被征召回朝。二十一日,陈弘志刚刚走到青泥驿(今陕西蓝田县南),便被李训派出的人乱棍打死。
随后,李训和郑注又向文宗献计,以明升暗降的手段进一步削弱王守澄的权力。
九月二十六日,原任右神策中尉、行右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的王守澄被调任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
此刻,王守澄无疑已经走到了灭亡的边缘。
然而,对于死神近在咫尺的脚步声,王守澄还是充耳不闻。
与王守澄的调动相隔仅一天,文宗又发布了一项重大的人事任命——以兵部郎中、知制诰、翰林侍讲李训为礼部侍郎、同平章事。
至此,李训终于登上了帝国的权力巅峰。
这个当初被流放边荒、几乎已经输得精光的投机政客,如今却只用了短短一年的时间,就一举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帝国宰相,其发迹之快,足以令人叹为观止。
十月初九,李训和郑注认为除掉王守澄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建议文宗下手。
当天,宫中的内侍宦官李好古来到了王守澄的宅第。
他奉天子之命,给王守澄带来了一件礼物。
这是一瓶毒鸩。这个礼物,李昂已经给王守澄准备好多年了,直到今天才算派上用场。
总有一天,我会给你一样你不想要的东西。
那就是——惩罚。
一个僭越犯上、擅行废立的奴才应得的惩罚。
直到这一刻,王守澄才如梦初醒。
这个反奴为主、三度操纵皇帝废立的权宦,这个权势熏天、把持朝政十五年的幕后推手,终于感到了一种强烈的无助和恐惧。
可是,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黯然良久之后,在李好古冷冷的目光中,在一群禁军士兵齐齐的逼视下,绝望的王守澄终于颤颤巍巍地端起毒鸩,万般无奈地领受了这份迟来的礼物。
当天,朝廷发布了王守澄暴病而亡的消息,同时追赠他为扬州大都督,并且宣布——准备在浐水为王守澄举办一场隆重的葬礼。
在李训和郑注的计划中,王守澄的葬礼是非同寻常的。
因为,他们将利用这次葬礼策划一场大规模的行动。
准确地说,是一场大规模的屠杀行动。
他们要在王守澄的葬礼上埋伏重兵,然后把王守澄大大小小的党羽一网打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