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传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W．L．贝尔斯先生出生于1897年，那时中国的清王朝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他的这部著作于1937年出版于上海，那时他整整40岁，应该目睹了中国人如何开始全面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他的著作在这样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年代出版，向世人展示一位中国杰出军人的奋斗经历，着重描述了他如何领导一支钢铁般的军队从外国侵略者手中收复新疆，想必对于提高中国人的抗战斗志，会有很大的鼓舞。然而战争年代的中国人也许没有更多的时间关注这样一个文化现象，而在八年抗战和四年的解放战争结束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直到今天也未曾看到此书的中文译本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同样遗憾的是，除了在本书前言中作者所做的自我介绍以外，我们在互联网上搜索，竟然也无法得知这位美国军人和学者的其他生平事迹。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对于西方人而言总是显得神秘而深奥。但是西方的学者一旦把探究的目光深入到这个充满东方神秘色彩的领域，就会有一些令中国人颇为诧异的发现。他们的讲述和评论，立刻就有了东西方文化比照的趣味，令我们觉得故纸堆里吹进了一股清风。换取一个新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历史和历史人物，对我们的思维无疑是很好的启迪。贝尔斯先生作为一名来自西方的中文学者，同样给了我们如此的惊喜。他的这部著作，使我在翻译过程中感到了新发现带来的兴奋，相信读者会有同感。
贝尔斯先生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上尉，也是在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声名卓著的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朋友。他的著作时刻在提醒我们：他是一位关心中国的美国军官。他能从左宗棠年谱记流水账一般的记述中总结出这位清代将军的军事才干和战略战术特点，甚至对他的每一次作战加以精彩的评点，而且据此绘制出大致准确的作战示意图，这实在令人钦佩，尤其会使未曾涉足军事领域的平民大为惊叹。他的这种评论，在有关左宗棠的所有中文研究资料中是极难见到的。
贝尔斯先生在此书中大量引用了外国人研究左宗棠、曾国藩、湘军、太平天国、清朝末期以及中国大西北的著作，给关注这些焦点的人提供了新鲜而异样的角度。其中有关外国人与左宗棠接触的生动描述，不仅有助于说明这位中国巨人给外国人留下的印象，而且可读性极强，显得尤为珍贵。
本书中引用的左宗棠及其他有关人物的奏稿与书信，贝尔斯先生做了“比较随意”的翻译，显然没有与原文一一对应，但意思与原文非常贴近。若按照他的译文翻译为中文，也不失为一种可取的办法。但我认为，既然引文本是中文，而本书的主要读者又是中国人，如果将引文直接还原，也许更有利于阅读和研究，因此我比照引文的段落，将奏稿与书信的对应部分直接录入，而没有严格遵守贝尔斯先生的翻译，却完全对得上他所引用的原著。我在翻译中如此处理摘自奏稿与书信的引文时，左宗棠的原著一律取材于岳麓书社1996年7月出版的《左宗棠全集》，其余少量奏稿与书信，也分别取材于国内的各种中文出版物，正文中不再一一标明出处，而贝尔斯先生所标明的出处也未译出。
此外还要说明的是，作者《前言》中有关将中文专有名词（人名与地名）如何翻译为英文的说明，由于对中文读者已无意义，故没有译出；译者对原著各章节的标题略有改动，以便读者更容易把握各章与各节的主题。
译者水平所限，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恳望读者不吝赐教，以俾重印或再版时改正，在此先致谢忱。译者联系方式为：电子邮箱，jiqing@, QQ号，7000901。
王纪卿
2011年1月
献给我的妻子
W. L.贝尔斯
前言（1）
左宗棠生活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他出身贫寒，在逆境中自学成才，经历了许多磨难，人过中年才踏上仕途，靠着自己的才干，登上了清朝政府中汉人所能担任的最高职位。他未曾接受职业军人的教育和早期训练，但他成为他那一代中国人中首屈一指的军人。他不仅在他的祖国打造的所有最伟大的斗士中赢得了显著的地位，而且还成就了一个大政治家的伟业。他在遭到战争破坏的广袤土地上致力于安抚和重建，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左宗棠跟外国人交往不多，他工作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西方观察家的视线。他在大清帝国的西征中创下的丰功伟业，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只是偶然被人提及。有人说他“排外”，这个字眼对于19世纪末叶侨居中国的外国人而言，具有某种特殊的涵义。这种评价没有成为促使人们对其生平产生兴趣的显著动力。
左宗棠去世后的大约二十五年间，社会的迅猛发展导致大清帝国的衰亡，这个趋势进一步掩盖了左宗棠为了挽救帝国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旧政权寿终正寝以后的社会进程，自然会聚焦于当代的事件，淡化了那些为明显已经失败的事业而贡献力量的名人们所做的努力。于是左宗棠很少受到关注，几近被人遗忘。
在当时的环境下，左宗棠的生活与奋斗被中国人搁置到一边。他于1885年去世之后的若干年内，整个帝国都在缅怀他，歌颂他的功绩，但是随着旧政权的消亡，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高涨的革命热情形成一股大潮，把矛头指向上一代的伟人，因为他们服务于异族人的王朝。推翻了清朝统治的那场起义，在某种程度上被汉人视为太平天国运动的延续。成功推翻了清朝统治的这一代人，很难指望他们赞赏那些把源流运动打败的人们所做的勋业。然而，尽管本世纪的这场革命无疑在某些方面植根于太平天国运动，但两者的理念相去甚远。太平天国的目标是推翻一个朝代，而不是推翻一种体制。
由于时间的冷却效应，近来可以看出一种趋势，中国人在用比较冷静的眼光考察上个世纪的领袖人物。对于左宗棠、曾国藩及其同代人的生平和奋斗的兴趣正在逐步升温。
左宗棠是一位儒家学者，毕生致力于增进对儒学的理解并贴近儒家的生活方式。他无私奉献的对象是忠君爱国的理念，而不是清朝。中国的儒学体系可以追溯到孔子，它渗入中国的灵魂，比任何对应的体系在任何其他国土上的影响，为时更长并且更为透彻。未来的情况不好断言，但可以大胆断言的是，在过去，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他的生平奋斗受到儒家学说的鼓舞和指导，他就不会被后人长久地钉在耻辱柱上。
在偶然查阅有关中国的西北和新疆南部与中部的文献时，我对左宗棠产生了兴趣。此人在收获季节之间指挥一系列征战，为大清帝国收复了大西北的省份。在下一次进军之前，他按兵不动，留下足够的时间为部队播种和收获粮食。然而，关于左宗棠这种新奇的战法，能够找到的英语文献实在太少，只能在汉语文献中寻找有关西征的较为完备的资料。本书的部分初稿是提交给北平中文学院的论文，作为学位申请的部分成果，标题为《左宗棠与平回》。
论文涉及左宗棠在西北的征战，用较小的篇幅介绍了他早期对太平天国的征战和当时的大致背景。本书在该论文的基础上，对其早期的征战和生平中的一些阶段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补充原来的不足。我又增添了一章作为引言，概述19世纪的中国政府、科举制度、财政体系和军队。又增补了其他章节，介绍初期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国的回民，以及阿古柏政权。此外，有关平回的部分做了改写。谨以此书纪念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左宗棠。
前言（2）
本书无论如何不是作为一份彻底的研究材料而提交出版的。有关左宗棠的生平、他参与过的事件以及当时的大致背景，存在大量有效的中文史料，需要多年的时间才能通读。本书的记述类似于对《左文襄公全集》所收年谱所做的文摘。该文集是由杨书霖花费大约4年的时间，采用为撰写《年谱》而搜集的资料编辑而成。《年谱》共10卷，逐年逐月地记述了左宗棠的生平，从他在1812年出生，直至于1885年逝世。本书的编年史部分根据大清典史馆编纂的官方左宗棠传记做了增补，随处节录参考文献中的其他中文资料，以及外国人著作中的参考资料。
本书在创意、构思和取材方面，大大受益于威廉·詹姆斯·黑尔的杰作《曾国藩与太平天国》。黑尔博士在他的著作中当然只能附带地记述左宗棠的生平，希望本书通过扩展对左宗棠一生的记述，能对这项研究略有增益。关于太平天国时期的内容，我只是把这场伟大的运动简略地记述到1860年。从1860年到运动结束，我强调了左宗棠扮演的角色。如此处理自然难免忽略这场运动的各个方面，只能把重点放在局部而非整体。对于传记作品而言，这似乎是一个先天的缺陷。大多数记述太平天国运动的英文著作，都是讨论某些特定的阶段和其中的某些特定人物。早期的研究几乎全部聚焦于某些外国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他们从1860年以后融入了一系列事件。这些研究倾向于夸大外国人在结束这场战争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较近的研究者开始觉醒，对汉人参与者产生了兴趣，但要就他们在镇压太平军时所发挥的作用给出恰当的评价，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左宗棠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这场运动的研究越是深入，这个角色就会越显重要。在这场运动的前期，湖南省政府给予曾国藩湘军的援助，哪怕少了一点点，对帝国的事业而言无疑都是致命的。而在那几年中，左宗棠处在该省政府中准官员的位置上，成为湖南省政府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的影响力对于支持湘军是不可缺少的。
本书摘译了左宗棠的一些奏稿和书信，借以反映他的性格和脾气，以及他如何把握中国当时的各种情势。据我所知，这是翻译左宗棠奏稿和书信的首次尝试。译文是比较随意的，但我相信非常接近原文作者的意思。本书中所有的汉译英都是我本人完成的，其中存在的错讹都由我自己负责。李秀成关于太平天国的记述于1865年由雷先生翻译为《忠王自传》。这个译本现在非常罕见，我无法得到一本。本书中有关太平天国初期的文摘都是我根据汉文本摘译的。
中国人名和地名的罗马拼音化，在本书中存在大量的前后不一。就人名而言，我试图采用如今用于北京方言的拼音，或称国语发音。就地名而言，我一般采用丁格尔编撰的《中国新地图和地名辞典》中所提供的拼法。大多数地名都标注在正文所附的各种地图上。
借此机会我要感谢中文学院的院长W. B.佩图斯博士，他曾给予我慷慨而不懈的鼓励。我还要感谢该院图书室和中文教研室给我的宝贵帮助。中文学院的图书室主任F. D.舒尔西斯博士为我审读手稿，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意见；美军的约瑟夫.W.史迪威上校对这部作品兴趣盎然，以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深刻理解，多次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对他们的帮助，我要特别致谢。
惟有那些有过类似经历的人，才能体会到我对中文学院的中国老师王楚明先生的感激之情。他有巨大的个人魅力，坚忍的耐力，对祖国的历史持有深刻的见解，以稀有的热情引导人们理解伟大的中国历史。为了让我通晓为本书打下基础的汉语文献，他付出了不可或缺的耐力、兴趣和鼓励。本书获得的任何赞赏，都要归功于王先生。不过，由于他对英语完全陌生，所以他不对本书存在的大量缺陷负责。
本书只是初步的寻踪，探索一位伟大军人和政治家的足迹，他的生命历程，处于中国迅速发生新旧交替的时期。左宗棠的重要性，随着人们对他生平奋斗的认识加深，将会与时俱增。他的个性扎根于旧中国，但他的人生观是新鲜的。他以顽强的搏斗存活于盛极必衰、否极泰来的法则中。他的成功虽然从现在看来在地域和时间上都有局限性，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或许从另一个周期的有利角度来看，情况会有所不同。左宗棠穷尽一生努力效法的诸葛亮，他所取得的成就，同样受到地域和时间的限制，然而他已经成为许多代中国同胞的一个象征。用儒家的标准衡量，只有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取得成就，才是最高的成功。希望这本入门读物能够抛砖引玉，有助于素质更高的读者更深入地研究丰富的史料，更清晰地阐释这个杰出男人的一生。
W. L.贝尔斯
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
1937年2月
19世纪的中华帝国（1）
1.盛衰两极
19世纪初叶的中国，是一个伟大而繁荣的帝国。到了世纪末，中国进入了衰败的最后阶段。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末叶从事撰述的中国大历史学家司马迁，从本国的历史中总结出盛极必衰、否极泰来的规律。早在司马迁的时代，这就是一个反复了多次的过程。另一位中国名人欧阳修在公元11世纪从事著述，感叹人类大业的荣衰，往往被称为天意，实际上却是人为。19世纪的中国正是进入了这样一个衰落的周期。这是一个悲剧的时代，一个王朝解体时总是如此。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在垂死挣扎。它能苟延残喘地活过那个世纪，真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主要是由少数伟大人物的英勇努力所创造的，他们当中就有本书的主人公左宗棠将军。
大清王朝凭借阴谋和武力于1644年诞生在分裂式微的中国，这是明朝的软弱和失策导致的结果。新的王朝得益于几代精力旺盛、卓有才干的统治者的治理，中国再次成为伟大强盛的帝国，在满人乾隆大帝的统治下达到辉煌的巅峰。乾隆于1736年登基，于1796年逊位，不愿比他那位杰出的祖父康熙在位更久。他的儿子嘉庆从他手里接过皇权，但乾隆实际上仍然控制着帝国，直到他于1799年去世。乾隆的谢世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真正辉煌的时代。乾隆开创性的治国之才奠定了强大的大清帝国，但他的继承者们跟这位伟大的统治者属于不同的类型。征服者在被征服的土地上丧失活力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结局，而这个过程如今已经完结。后来的满人继承了皇位，但未能继承乾隆那份特有的精神遗产，以及他非同寻常的坚忍。
乾隆去世时，中华帝国拥有最广阔的版图。它包括我们如今在地图上看到的中国所有的区域，其中有满洲、蒙古、新疆以及西藏。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有一片地区属于中国，它的面积相当于或大于满洲。新疆向西延伸到巴尔喀什湖，而浩罕国或费尔干纳承认中国的分封。尼泊尔、缅甸、安南、暹罗和高丽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虽然北京对于西南亚和高丽的事务在当时更多的是名义上的影响。这个强大的帝国大致是一个等边三角形的形状，它的底边是一条海岸线，从南边的印度支那延伸到北边的鄂霍茨克海，它的顶角在中亚的浩罕。中国是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财富最丰的帝国。
嘉庆皇帝继承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国家。在国内一些遥远的区域存在不安定的因素，甚至在政府从来未能有效控制的土著部落中，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些土著部落分布在四川、贵州、云南和广西等省。但是就一个幅员如此广大、人口如此众多的帝国而言，总体来说还是一个全面安定的局面。尽管乾隆发动过征战，国库仍然充盈，没有欠下公债。中国人享有很高的物质繁荣，生活水平高于那个时期的所有其他国度。政府机器结构严密，同19世纪初叶世界上的任何国家一样有效地运转。
中华帝国在海外享有很高的声望。欧洲人那时对中国的看法，跟半个世纪之后完全不同。欧洲通过早期天主教传教士的著作熟悉了中国文化。这些传教士对中国人取得的成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的著作在18世纪已经流传颇广，因此直到下一个世纪的早期，中国的事物在欧洲得到了高度的评价。早期的这些著作者训练有素，能够记载并讲解中华文明的文化和精神特质。就物质文明而言，欧洲人较之中国人没有明显的优越性。机器时代的迅猛发展在这个时期还没有在欧洲与中国的工业效率和军事力量之间拉开很长的距离。随着欧洲与中国在19世纪日益频繁的接触，两种文明之间的差距才逐渐明显起来。而且，审视中国的这些后来的观察家，与那些学者型的耶稣会会员属于不同的类型。他们是头脑精明的生意人，把这个国家描绘成一幅不同的图画。不过，公允地说，在1800年，两者军事力量之间的差距并非很大，当时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不可能成功地发动对华战争。
19世纪的中华帝国（2）
然而，西方国家正在创造性活动中享受极大的刺激，在机械生产线上尤其兴奋，而中国人却满足于他们的现状。结果西方国家在这些对于战争至关重要的领域里很快就把中国人甩在了身后。随着与西方交往的日益频繁，产生了绝对不利于中国的后果。中华帝国的力量开始急遽衰退，不完全是因为受到西方的影响，同时还有一些综合因素。中国人的夜郎自大使他们不愿承认帝国力量的衰减，是一个不小的原因。
嘉庆皇帝不具备他那位著名的父亲因以备享尊荣的才干。他是一个软弱的男人，耽溺于宫廷的享乐，心胸狭窄，容不下批评言论，花费很多心思去处罚令他不愉快的官员，忽略了治理帝国的大业。不久，这个国家之内相距遥远的一些局部地区开始爆发动乱。汉人当中存在大量与清朝统治无法和谐的因素。
人口的显著增长使事态进一步复杂化。在乾隆皇帝登基的1736年，中国的人口统计为1亿2千5百万，1812年的人口统计为3亿6千2百万。我们对这两个统计数字的精确度无妨置疑，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增长异常迅猛。上个世纪欧洲国家的工业革命伴随有显著的人口增长，这种趋势得到了供应增长的补偿，但是中国没有。在这个国家里，看不到任何新的生产领域，足以维持增长出来的那一部分人口的生存。人口对于有效生存资料的压力，一直是与国家的安定和秩序密切相关的头等重要的问题。饥荒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动乱和盗抢随之而起。
人口压力一轮更比一轮猛烈地挑战有效耕地的生产能力，每年粮食收成的变化，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导致极度的匮乏，甚至饥荒。这种情况在许多地区引发了大规模的盗抢和违法乱纪。这必然不利于那些大型水利设施的运行，而这些设施的功能实际上覆盖了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整个中国。其中一些设施处于帝国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例如黄河的管理机构。其他设施由省级政府控制，还有无数小设施由当地人合作管理。这些设施的设计目标是防洪排涝和大面积灌溉。几千年来，中国制订了十分周密的整体水利计划，目的是让农民尽可能不为降雨量的改变所牵制。为了水利设施的正常运转，农民需要和平的环境，而人口所需的粮食供应量，则取决于水利设施能否正常运转。国内和平的维护必需一个强大的政府，如果一系列自然灾害给人民带来饥饿与不幸，中国人一定会归咎于他们的统治者。
中国人非常热衷于秘密结社。会党孳衍在这里超过其他任何国家，而且往往跟朝廷作对。乾隆这样的铁腕统治者能够把会党压得不敢冒头，但在嘉庆时期，会党在全国纷纷崛起。他们两次试图刺杀皇帝。一次是在守卫森严的紫禁城内，由于嘉庆的皇子及时赶到并用鸟枪射杀刺客头子而被挫败。这些企图从肉体上消灭君主的行动，据说是某个秘密会党所为，他们的能量足以收买一些满人——皇帝的贴身侍卫。嘉庆在1820年去世，他留在身后的帝国领土完整，但全国都有国力皇威严重削弱的大量征兆。
嘉庆的继承者以“道光”名号治理国家。此人有几分才干，但不足以再现乾隆传下来的统治力量。在上一代皇帝治下积聚了能量的造反势力，开始在全国各地爆发出来。只要列举一些比较重要的造反运动，就能看出当时的动荡不安和对当局的漠视。就在道光登基的1820年，广西发生了暴动，这个省份直到现代都是造反的焦点。山西在1822年和1835年发生了暴动，同样的事情于1836年发生于贵州，1826年和1830年发生在云南和台湾，1831年发生于江西，1832年发生于江苏与湖北，1834年在四川，1836年在广东东部和湖南，1832年至1836年在两广和湖南交界处爆发了非常严重的事件，造反领袖黄袍加身，自称“黄龙王”。［1］
19世纪的中华帝国（3）
不过，帝国颜面蒙受的最大打击，是1839年至1842年与英国的鸦片战争。英国派出一支并不强大的军队，居然多次击败中国人所能召集的武装力量，迫使他们赎回帝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封锁了海岸线，切断了大运河，中断了首都北京的粮食水运，强迫中国人签署了历朝大清皇帝从未批准过的条约。如此的屈辱激起了反应，给当时已经大范围开展的农民运动充注了动力。当道光于1850年驾崩时，造反的风暴席卷帝国，这是中国在大约4000年的漫长历史中从未有过的情况。
农民运动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叫做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总的来说，它在中国的学生中享有最大的声望，因为一些欧美国家与之发生过紧密的联系，并且对这个运动的镇压起了不小的作用。云南的杜文秀造反从1855年延续到1873年，使云南的人口大为减少。捻军从1853年到1868年肆掠山东、安徽、河南与直隶等省，有时堪称羽翼丰满。西北的回民运动从1861年延续到1877年，深刻影响了陕西、甘肃和新疆，以及蒙古相当大的一部分。这一系列运动中生命与财产的损失在全世界历史的任何一个25年间无疑都是无可比拟的。有人估计，太平天国运动使中国的人口减少了1亿。［2］这个数字或许过于夸大了，不过，就1850年到1875年之间的整个战争时期而言，这个估计似乎并不非常离谱。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像清朝这样在经历了1/4个世纪的一系列动乱之后还能存活下来。除了国内的动乱，中国还进行了第二次遭到破坏的对外战争，从1856年打到1860年，这就是中国反抗英法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清王朝正在各个方面走向崩溃，只有一样东西十分坚挺，那就是它的虚骄——“临终前的骄傲”。这在不小的程度上归因于两次对外战争导致的麻木不仁的优越感。中国人认为国家之间的平等是不存在的，全世界不可能存在与北京皇位上的“天子”具有同等尊严的君主。满人不是这种观念的发明者。这个观念和中国一样古老，满人只是将它与帝国一起从明朝夺取过来。满人应负的责任是，他们未能在战场上成功地捍卫这种观念，未能在这场争论中胜出。在与西方人斗争的整个过程中，满人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比汉人官员表现得更为坚定。
事实上，已有证据表明，几名受到西方国家影响的满人高官，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比他们的汉人同僚要清醒得多，特别是在这场斗争的较早阶段。坐在“龙椅”上面的任何王朝所站的立场，都会与跟西方国家打交道时的满人一样。最终结果的差异，都只能由用于支持这种观点的武力所决定。这个古老的中国理念从根本上说并没有错误，那么错在哪里？错在不能够对他们所能召集的武力做出正确的评估。毕竟，没有任何理由说4亿人民不能就他们的对外关系制订若干规则。然而，只有占有优势的人才能成为规则制定者。
任何一个政府，被造反势力在人口最稠密、财富最集中的中心地区如此削弱，又被外国武力如此欺侮，必然会丧失领土。令人吃惊的是，在我们考察的这个世纪内，中国并没有蒙受太大的损失。首先失去的边远疆土是浩罕，它在1812年停止进贡。根据1858年、1860年和1881年与俄国签订的条约，中国失去了下伊犁河谷、中亚伊息库尔附近以及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包括海参崴港在内的所有领土。尼泊尔和暹罗在1882年停止进贡，安南在1885年失去，缅甸于1886年割让，高丽和台湾在1894年丢失。中国被迫对贸易、传教活动与外国人侨居敞开国门，被迫允许在北京建立外国公使馆，她的海关被外国人掌握，来自各个国家的外国人在整个帝国都享有治外法权。她在对付多年的造反之后建立了一定程度的秩序，但她经历了一系列屈辱的失败，先败于英国，接着败于英法，然后又先后败于法国和日本。满人仍然留在统治的位置上，是因为欧洲势力的某种支持，以及汉人官员的忠心。到了世纪末，造反风云再次酝酿，十几年后，清王朝彻底玩完了“天命”，退出了历史舞台。
19世纪的中华帝国（4）
2.帝国政府
大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华帝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国家的首脑是皇帝，在理论上凌驾于政府各个部门之上。他是最高的法律制订者、法官和执行官，是一切荣誉和职位的源头，在某种意义上又是教皇。作为“天子”，他由天赋皇权来实行统治，地面上无人可以与他匹敌。从他登基那一天起，人们再也不能称呼他的本名。他选择一个帝号用于标明他在位的年代，于是帝号就有了纪年的意义。例如西历1835年对中国人而言是道光十五年，而西历1492年是大明帝国的弘治五年。皇帝死后被封为圣人，会得到另一个名号。严格按照中国人的理论，皇位的继承并非世袭。皇帝是“天子”，他的话是天国之音，他会指定“最有资格的人”继承皇位。这个传位的任命，被看作皇帝在人间的最后使命。在实际操作中，他会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如果没有儿子，就传给血族王子。不过，被指定继位的王子很少是长子。虽然中国人的传统理论认为皇帝的统治是天赋的权力，但同一个传统理论又认为，一个朝代的兴亡，取决于是否顺应“天命”。如果一位皇帝未能顺应天命，他就可以被废黜，由另外某个人来取代。没有一个家族永远享有统治“中央王国”的天赋权力。
皇帝在公务处理的过程中很少扮演动议者的角色，只有明朝的永乐、清朝的康熙和乾隆这样才气横溢、乾纲独断的皇帝属于例外。皇帝的作用通常是评判各省主管官员的行为，批准或者驳回，通过行使否决权以及官员的任免来影响事件的进程。这种独裁的功能，是通过周密划分等级的官僚体系和严密组织的相应机构来运作的，这是其他任何国家未曾有过的产物。它的运作受到来自上层的一定约束，主要取决于皇帝的个性，而在下层，它只有很小的实际权力来压迫百姓。莫尔斯说：“共同采取东方模式统治人民的专制政治和官僚政治，具有民主政治的一些要素，这在社区生活与村庄生活中表现出来。”因此，皇帝在理论上具有绝对的权力，而实际上独裁的范围非常有限。
中央政府的行政部门划分为若干部司，主要如下：
内阁，实际上是皇帝的私人智囊团。内阁成员没有确定的名额，但很少超过5位，由一个60人的秘书班子担任助理。所有阁员都是在政府其他高位上任职的部长。他们每天早晨4点到6点面见皇帝。
大学士，在明朝是最高内阁，但是到了清朝，它成了名义内阁。成员限于6名，4名大学士，2名协办大学士，名额在满人和汉人中平均分配。大学士是授予汉人官员的最高官职。这个职位通常授予特别优秀的总督和钦差大臣，更像一个荣誉头衔，而非实际的权位。
六部，政府的主要行政部门，分别如下：
吏部：负责全国知县以上所有文官的任命。
户部：掌管所有财政收支，包括进献给皇帝的贡品贡金，以及中央政府控制下的收支。
礼部：负责安排皇帝参与的各种典礼和所有高级国典。
兵部：通过总督和巡抚控制省级军事力量和快递设施。该部对满人军事组织没有管辖权。
刑部：裁判罪案和效率低下、玩忽职守的官员。
工部：负责全国公共建筑的修建，但不管大型的水利工程、道路和桥梁。
1860年设立了总理衙门，处理外交事务，组织类型不同于六部。它是一个政府高官组成的委员会，这些官员都在政府中另外担任了握有实权的官职。通常若干大学士同时又是该衙门的成员。
19世纪的中华帝国（5）
理藩院：处理与蒙古、西藏的关系，直到1858年，还处理对俄事务。
都察院：这是中国政府一个行使极大权力的部门。它由一班高官组成，这些人惟一的职责就是批评别人和提交建议。所有总督都是都察院的编外成员，拥有副都御史的头衔，而各省巡抚则是监察御史。御史负责监视各部和首都的其他政府机关，而56位监察道员，则奉命监视各省的政府官员。从理论上说，他们享有批评皇帝的特权，并且敢于犯颜直谏。然而，事实上，为数不少的言官由于大胆批评而掉了脑袋。
翰林院，也可称文学院，由全国最杰出的学者组成，负责监督全国的教育，监控和整理朝廷的历史档案。
为了行政运作，大清帝国将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划分为18个省级行政区，加上由军政府管理的东北三省，以及蒙古、西藏和新疆的属地。在帝国的不同地区存在土著部落，特别是在西南省份云南、四川、贵州和广西，采用不同的规则进行管理。省级行政区划分为府、厅、直隶州、县。县级行政区隶属于府或直隶州。2至6个县构成1个府，2个以上的府构成1个道。厅和州都是大县，直隶州是小府，但不隶属于府。首都所在的省份直隶未设巡抚，四川省也是如此，这两个省份设了总督，或称“制台”。其他省份都设巡抚。与直隶省接壤的山西、河南、山东三省，归一名总督管辖。由不同总督管辖的其他省份分组如下：
江苏、安徽与江西：两江总督辖区；
陕西和甘肃：陕甘总督辖区；
湖北和湖南：湖广总督辖区；
浙江和福建：闽浙总督辖区；
广东和广西：两广总督辖区；
云南和贵州：云贵总督辖区。
省级行政区最高级别的文官是总督。他是都察院编外的副都御史，也是兵部的编外成员，拥有兵部尚书的头衔。尽管他主要是一名文官，但他却掌管着辖区内除满人驻军以外的所有部队。一个省的巡抚被视为总督的助手而非下属，主持该省的日常行政。巡抚之下依次为布政使和按察使。布政使管理财政，在某些公务中担任巡抚的助理；按察使则是省级的法官。有些省份设了盐道，主持盐税的征收；还有粮道，掌管公粮征集。这四名官员组成省政府的行政会，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有了省级最高军事会议的名义。
道台对两个以上的府拥有行政管辖权，也能指挥本辖区内除满人部队以外的军事力量。一般而言，他是省级当局与府级官员之间的沟通环节。府的首脑是知府，他是县级官员与道台之间的沟通渠道。直隶州首脑——直隶州知州的职能类似于知府，而一般知州的职能类似于知县。
政府构架中的基层单位是县。它是中国人生活中的市政、司法和财政单位。威廉斯在《中央王国》一书中指出，18行省中的县级行政区共有1285个，可以视为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县级行政区数目。县级政府所在地多数是一座四面围墙的城镇，城镇的名称与县名相同。“其中的每一个中国人都被登记在册，这个籍贯是他不愿丧失或放弃的，不论置身帝国或外部世界的哪个地方，他内心的这份感受都会向他召唤。如果他属于绅士阶层，那么这里会有他祖先的祠堂；如果他不是绅士，这里也有他祖先的家业。只要情况允许，他在晚年会回归故土，如果客死他乡，也要把尸骨运回。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他都会以他所属的县份来标识自己。”［3］
19世纪的中华帝国（6）
知县这个角色的重要性非同寻常。这个官员身兼多种职能，综合了县长、法官、司法局长、财政局长、估税官、警长、税务局长、饥荒救济委员会主任、验尸官和公共道德卫士的所有职权，俗称“百姓的父母官”。知县手下有一大套班子，其中有书记员、征税员、巡捕、听差、狱卒和随从。他可以把各种公务分派给下属去办，但他仍然要对辖区内的每一个政府行为独自负责。知县的俸禄每年从100两到300两银子不等，外加数倍于这个数目的“养廉银”。
从知县直到帝国最高层的所有官员都由皇帝任命。在清朝统治下，任何官员都不得在他的原籍省份任职，而且除总督之外，在任何一个地方的任期都不得超过3年。偶尔会有一位官员在一个职位上连任到3年以上，但这是不合规制的例外。满人不容许官员们在一个地区扎根，或者结成可能威胁皇位的朋党，于是不断地将官员调任异地。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巨大冲击，许多条条框框都被打破，早期的满人一直小心翼翼防范的局面开始形成。官员结成了朋党，于是有了曾国藩和左宗棠的湖南帮与李鸿章的安徽帮。全国更多的官员置身于这两个集团。对于这种结党颠覆皇位的恐惧是毫无理由的。恰巧相反，这两个集团的领袖们在许多对于清朝而言最为阴暗的岁月里支撑了皇位。
全国的所有官员都是通过国家考试选拔出来的优秀毕业生，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实际上，从嘉庆朝的晚期开始，帝国政府屈服于资金的巨大压力，开始出卖官位、官衔和等级。这种活动的泛滥，导致由来已久的科举制度声誉扫地，违反这种制度似乎比遵守它更为光荣。毕业生总是大大多于空缺的官位，于是出现了一个“候补官员”的阶层，他们具有接受任命的资格，但是不得不等到官位出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留连于各类衙门附近，有些在编外官员的位置上，在正式官员的麾下担任影响很大的职务。这样一来，省级官员甚至知县们都能获得一定数额的资助。不少编外官员后来也能得到正式的任命。左宗棠就是如此，他在湖南巡抚的幕府内当了几年师爷之后，才得到他的第一次任命。
中国官员不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在全国，可以称为“正式任命”的文官不超过2000人。据估计，每个官位都有5名待岗官员。那么，加上1万名待岗官员，假设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得到了与衙门有关的某种非官方职务，那么全国的总人数也只有12000人。对于一个4亿人口的帝国的政府而言，这个数目无疑很小。但是中国官员权力不小。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官员像中国的1300名知县一样手握如此之大的权力。他们的权威几乎无限，但又受到各种限制，身为一名知县，不得不谨小慎微，遵守无微不至的法则、规定和先例。官场上最讲究的是方法，一名知县很容易遇到“滥用职权”的大麻烦。根据分析，得到这个罪名通常是因为技术上的失误，而不是因为超越了法律。
在官员的引导下，全国都有最严密最复杂的规则，覆盖了每一个能够想到的政府行为。先例具有很重的分量，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至少到19世纪为止，积累了大量的先例，包罗了各种能够料想的事态。行政体系如此无比痛苦地运作，以至于中央政府的功能几乎完全陷入消极。中央把动议的功能几乎完全留给了省级政府，但又不鼓励他们过度发挥这种功能。当这个精密的体系毫无准备地去应对的事态发生时，中央政府就会想方设法避免面对这个问题。例如外国人根据中国人从来未曾考虑过的国际法的理念向中国政府要求权利和特殊利益时，中国政府在整个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内把帝国的国际关系交到了省级官员的手上。令他们感到悲哀的不是体制的缺陷，而是运作这个体制的官员素质的退化。这个体制适合于像康熙和乾隆那样的一帮雄才大略的人物把中国打造成同时代最强大的帝国，也适合于一系列软弱无力的统治者把同一个帝国引向崩溃。盛衰交替的永恒法则总是挑战业经设计出来的任何体制。
19世纪的中华帝国（7）
3.踏上仕途必经的考试
为了比较公允地评说一个中国政治家或军人的人生历程，不能不对考试制度做一定程度的研究，因为这种考试是进入中国官场的门径。这种教育体制恰当地展示了中国人在官场内的智慧形态。
从最古老的时代起，中国人就崇拜学者。他们很早就认同一个原则：学者是最有资格从政的人才。通过许多代人对于政治的观察和体验，他们决定采用儒家学派阐释的政府理念，把它当作最合适的民族智慧。判断的依据是一个事实：在20多个世纪内，天才的中国人民哺育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和智者，他们发现儒家理念足以有效地应对这个国家在漫长而丰富多彩的历史中所发生的形势变化。这种理念将荣耀赋予学者，使政府成为学术的最高层面。于是学者阶层在社会中崛起，成为中国的贵族——统治阶级、官僚群体。教育走向了高度的系统化，主要的目标就是培训官员。
这种教育的核心是孔子的著作和言论，不过，孔圣人的原作和原话是经过阐释的，并且经过一定程度的修改，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是一些评注家，从生活在公元前372年到319年的孔子最伟大的弟子孟子开始，一直到生活在公元1130年至1200年的朱熹。中国人设计了这种公众竞争的考试体制，从受过儒家经典教育的学生中选拔最有才干的人送入官场。
通过竞争性的文科考试来选拔官员，是中国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这个办法在汉代或更早的时候就已采用。隋炀帝大约在公元600年确立了这种体制，一直到19世纪末，都未曾有过显著的变化。为了在这种考试中胜出，考生必须比竞争者更为精通儒家学说。按照中国人的设计，教育的获得没有窍门，没有捷径，也无便宜可占。学习的过程完全标准化了，在公元1200年以后，儒学的基础课本维持不变。教科书将近700年没有修订。
博取功名的考生要在他原籍的县城参加第一次考试，主考官是知县。县试对所有人免费开放。如同接下来的各级考试一样，考生参考的次数没有限制，也没有年龄界限。初级考试合格的人就有了到府城参加下一轮淘汰赛的资格。该省的学政每2年一次轮流到所辖的各个府城为在本县通过了初级考试的考生主持考试。这是仕途上真正的第一道关口，那些以高分通过考试的人，进入知府批准的录取名单，会被授予“秀才”的学位或称号，在类比的基础上可以翻译为“文学士”。这个学位并不代表做官的资格，但赋予当事者以社会地位和免受体罚的权利，以及在省级考试中竞争更高学位的资格。
省级考试——乡试，在所有省份的省会同时举行，由北京任命的特殊考官主持。乡试每3年举行一次，皇帝也可以诏令举办特科，以纪念一些喜庆日，如皇子出生，特别是君主的诞辰，大捷，等等。这种考试竞争激烈，因为一个省的毕业生人数限于70到80名，而在人口稠密的省份内，参考者往往多达8000人。胜出者被授予“举人”头衔，可以理解为“拔高的人”，通常翻译为“文学硕士”。这是求官的学者得到的第一个关键的认可，使他有资格得到官职。不过，第二学位的毕业生实际上很少被委以官职。要真正地逼近官位，还必须获得第三学位。
这种考试叫做会试，每3年1次于春季在北京举行，紧接在乡试之后。所有获得了第二学位的人都有资格参加竞争，但授予学位的名额限于350到400名。他们称为“进士”，可以理解为“踏入仕途的学者”，也可以翻译为“博士”。稍后会要求博士们参加另一次考试，名为“殿试”。通过了这项测试的博士就能成为翰林院的成员，他们的名字立刻登上了政府的俸禄册。翰林分为几个等级，都要通过考试获得。博士们进入了“候选官员”的名单，一般会在适当的时候被任命到某个职位上。有资格获得任命的毕业生总是远远多于已经空出的官位，最后的竞争是激烈的，而且会有很多人失意。
19世纪的中华帝国（8）
在帝国的衰落期，特别是在面对造反的苦难岁月，学位与官位的出售严重妨害了科举体制的运转。威廉斯说，一个学士学位当时在广东能用8000美元买到。由于这种学位不能使持有者具备做官的资格，那么它的价值就着落在给持有者带来的荣耀和社会地位上。威廉斯还说，某个广东人在1831年捐出5万美金在城市附近修堤，为此得到了硕士学位；许多年后，另一个广东人为左宗棠收复新疆捐出了10万两银子，约合75000美金，得到了一个“盐法使”的级别和官衔。有时候，学位和官衔能以比上述金额便宜得多的价钱买到，但这两个例子说明了中国人对于官衔的一般价值观，主要因为官衔本身是学术的象征。
不过，卖官鬻位并没有提供足够的理由来指责科举制度不够健全。统治中国的最后5个王朝几乎原封不动地将科举制度用作官僚政治的基础，而以此为基础的官僚政治把这个国家治理了大约1300年之久，这就非常明显地证明了这种理念是健全的。尽管一个新王朝的建立者起初都会无一例外地趋向于疏远学者官僚阶级，但他很快就会明白，这个阶级对于王朝的延续是最安全的保障，于是学者们重新受到宠爱，科举制度也重新受到重视。儒家学说的基础是忠君，虽然中国的历史充满了造反，但是官僚群体从来没有参与造反的嫌疑。
已有不少著作谈到中国的所谓“造反权”。这在本质上跟世界上的任何国家没什么不同。造反权只有在反叛成功后才会得到承认。成功会把全世界的造反送上圣坛，而失败会使它沦为叛逆，在中国和在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体制不会像西方人想象的那样容许全民投票公决，他们只有通过暴力才能投出“抗议票”，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这样的暴力是合理的。事实上，纯粹的儒学在理论上从来没有将暴力合理化。
儒学承认上天也可能偶然从一个统治者身上收回天命，但没有提供确定继位者的方法。只有当某个对儒家学说一无所知的武士用武力提出对皇位的诉求时，上天的意志才会在中国表现出来。这似乎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巧合，上天只有在军事力量处于低潮时才会通过收回天命来表现它的意志，而又每每将天命赋予一个成功的军人。文人贵族极端蔑视武夫，然而，如果某位武士能使他的刀剑说出天意，他们就会愿意与之结盟，并且马上着手阉割王朝赖以建立的势力。强大的军力与繁荣之间似乎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在官僚至上和国家衰落之间也是如此。
4．奇异的财政金融体系
中国最奇异的东西莫过于货币体系。如果说，西方人现在很难看懂它，那么在百年以前就会更是一头雾水。但是说句公道话，那些令外国人为财政事务抓狂的中国特色，对中国人却并非如此怪异，因为他们彻底习惯了这个体系。事实上，他们一点也不掩饰对这个体系的喜爱，在其中找到了猜谜所特有的那种吸引力。税务和政府经费开支的体制比货币体系更为奇特。中国人也完全适应了这种体制，也许能够理解它，但显然并不喜欢它。有一点可以肯定，在19世纪，它严重地妨碍了为了镇压造反所必需的武力动员，更不利于部队的武器配置和其他装备。在镇压太平天国和回民运动的整个持久战中，最关键的问题之一就是金钱。战场上的将军们自始至终为了钱而奋起反对这种体制。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这里要就这个体制如何为中华帝国提供财政支持做一个简略的介绍。
19世纪的中华帝国（9）
直到将近19世纪末叶，除了若干无关紧要的例外，中国从来没有除了铜币以外的官方金属硬币。只要涉及到硬币，中国都是以铜为基准。这种硬币在外国人当中一般被称为“铜现金”。它的理论价值是从遥远的过去继承下来的，等于1/1000两银子。它是老百姓的货币，在普通百姓当中进行的交易，都是使用铜现金。较大的额值叫做“串钱”，1串钱为1千个铜板，少了若干铜板的串钱会引起麻烦。
这种现金的实际交易价值是不稳定的，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会有变化。对于政府和国内的所有大商号而言，流通的不是铜板，而是银子的重量——两，外国人称之为“忒尔”。可是，全国没有通行的度量标准。国内的许多商业城市，都有自己的标准两，在许多地方存在一打以上的标准。不仅两的重量有异，而且银子的成色也有不同。有几种两流通较广，如库平两，用于折算贡物；1860年以后的海关两，是近海海关的标准；以及沪两。这些两的价值如下：100海关两等于库平两，等于漕平两，等于沪两。
两与外国通货的比值取决于银价，按照粗约计算，海关两略等于美元。在我们考察的这个时期，中国政府没有发行过任何纸币，只在咸丰治下（1851－1861）有过少量发行。政府没有致力于将帝国使用的银子的重量和成色标准化。
银子流通的一般形态是银条或银锭，重量为10到50盎司。在所有交易中，银子都要经过称重，分解为当地通行的两，或按合同规定计量。政府和大商号都有两套秤，一套为支出而设，另一套为收入而设，他们支出的重量比收入略高。
财政来源如下：土地税，国内关税和对外关税，盐税，厘金，以及其他。在这种税收中，土地税是19世纪初叶帝国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大约为国库提供2/3的现金收入。康熙皇帝在1713年做了核定，诏令将当年的赋税作为永远不变的税率。不过，这个税率实际上比康熙的标准高出几倍，因为有一个设计得非常巧妙的体系，纳入了附加费和征税成本，以及对两与铜现金之间交换率的任意设定，无视通行的交换率。基本核定额仍然是1713年的标准，但实际缴纳的数额是核定税率的3到4倍。根据不很权威的推算，流入国库的税金符合1713年的核定税率。核定的征税额在各省之间似乎是随意分配的，因为最贫困的农业省份之一山西在纳税名单上居然排名第一，而特别富裕的省份广东却排名第十。据莫尔斯报告，流入国库的土地税总额为万两，他估计纳税人缴纳的税额是这个数字的4倍。
贡物是对全国生产品征收的一个税种，主要项目为粮食。其他项目有铜、丝、木材、蜡、水果、人参和瓷器。如此征集的税额很难确定，莫尔斯的估计为742万两。
关税：中国对外贸进出口征税，也对国内从一个口岸运往另一口岸的土产征税。在边境和一些较大的城市还设了陆关。特别是北京，所有进入京城的货物都要交税。1841年以前，所有海运外贸都限定在广州口岸。主要的陆关设在恰克图，俄国贸易从这里通过。根据1842年与英国的条约，另外开放了4个外贸口岸，这个数字在该世纪根据若干条约而增多。在太平天国运动造成大混乱的时期，一些口岸的外国领事馆官员代表中国政府征收海关税，后来为了满足英法两国在1860年提出的赔款要求，这种体制导致了中国沿海海关的建立。沿海海关由外国人管理，为中国政府服务，但并不完全服从中国的司法，在条约规定的口岸征收所有的进出口关税。于是就有了内关和外关的区分，内关在非条约口岸与内河关口征税，外关在条约规定的口岸征税。沿海海关逐步成为财政的主要来源，但在它组建之前，关税对帝国财政所做的贡献不大。
19世纪的中华帝国（10）
盐税是中国最古老的一个税种。这是一个容易滥用的税种，官员们充分利用这个机会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盐的资源包括：海滨的海盐，内地盐水湖沼的湖盐，以及云南和四川盐井的井盐。莫尔斯说：“盐税财政的最大黑幕，源于征收过程中官方因素与商业因素的混杂。在任何地方盐都处于最严密的政府控制之下，在生产、批量采购、运输、批销和零售的各个环节都要征税。”［4］
厘金是1853年长江流域开始创立的税种，目的是为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筹集军费。到了1861年，开始在帝国军队控制的每一个省份强制推行。起初只是针对省际贸易抽取千分之一的税金。这个税率逐步任意提升，在不同省份差异颇大，而在同一省份之内，有时差不多成了针对地区之间贸易的税收。湖南省坚持了最初的原则，缴纳过一次厘金的货物，在本省就不用再交厘金。其他省份的厘卡多如牛毛，以至于制约了贸易的发展。其他税种的滥征很少超过厘金。
其他税种中，不具有地方差异的共通性主要税种有芦苇税、茶叶许可费、采矿使用费、注册费、典当和其他商业许可费。
中华帝国的财政收入和支出是一笔糊涂账。在征集、分配和审计的整套系统中，皇帝、户部和政府中的任何官员，似乎都不清楚纳税人缴纳的税额与流入政府的税额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税收不是交到国库，然后再从国库分配到各个政府机关。相反，通常是征税机构对政府机关进行分发。除了盐税、贡粮和关税以外，所有税收都是由知县征集，由他们将赢余上缴省级银库。在一般情况下，各年的财政收入相差不大，北京会知道可以任意支配的额度。在晚秋时节，下一年度的支出预算制订出来，往往是对省级政府、盐道和粮道发出指令，将一定数额的资金拨给指定的政府机关作为某种用途的开销。资金根本就不通过银库，只是对指定的机关进行划拨。一些较穷的省份根本就不输出财政收入，还要从比较富裕的省份接受资助。资金的转移免不了费用：换算、折扣和损耗。
莫尔斯所举的一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讲述左宗棠将军在甘肃如何获得作战的经费。他说：“这是一件日常发生的事情。在江苏征集到的财政收入，作为协饷划拨给甘肃。税票上显示的是库平两，而支付的是本地两，接着要转换为漕平两以划拨到上海，在那里又转换为沪两，再次转换为漕平两以划拨到甘肃（假设是汇票划拨），到了甘肃又以本地两接收，然后转换成库平两来跟江苏结算，再转回本地两以便存在银号，再转换为库平两与国库结算，还得再换算为本地两或现金以便分发支出。这不是一段滑稽文字，而是纪实的描述，我们看到一系列多达九次的换算交易，每次交易都会产生至少相当于营业额的千分之二点五的赢利，这还没有计算从一地到另一地实际转账的交换率，也没有涉及‘压榨’纳税人的问题。何况，过去总是采用和现在仍然经常采用的资金划拨方式，是把实实在在的银子从江苏运送到甘肃，这并没有将上述的换算运作减少一步，还因为旅途运输和护卫的费用而大大增加了成本，那是真正漫长的旅行，必须用月份而不是用日子来计算。”［5］
为了说明帝国的财政收支，研究者帕克开列了一份表格，给出了19世纪最后10年每年的大约数额。
19世纪的中华帝国（11）
根据上表，支出超过了收入。然而，在1850年以后的任何一年中，实际情况如果不比这份表格反映出来的更糟，帝国政府就会欢天喜地了。帕克说，这些数字是在过去20年内总督们小心翼翼给皇帝提供的估算。“这些统计明显是有缺陷的，因为就其中每一项的数字而言，很少能够在本年度获得。”［6］由于这些统计数字的粗略性，我们可以相信，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之前的任何一个年度，总计数字都只能代表对帝国财政收支的不严格的估算，或者仅仅是中央当局记载的数字。这表明，上表给出的财政收入，远远赶不上纳税人缴纳的数额。还是引用帕克先生的话来说吧：“尽管帝国政府已经腐化，尽管百姓能够容忍被政府敲诈勒索掉3倍于财政收入的税收，但和西欧各国每人3镑的人头税相比，他们从来没有缴纳过每人3先令的税收，包括地方收费在内。”［7］
总体而言，清政府对汉人盘剥较轻。大多数文官都是汉人，凡是没有暴力动乱的地方，纳税都会照常进行，汉人群众很少意识到他们当中有满人。考虑到帝国的面积、人口和财富，皇家宫殿的花费和其他皇室相比是适度的。就连25万个满洲旗人家庭的经济负担，也只是支撑了他们的闲散安逸，却并不奢侈，但这比浪费还要令汉人愤懑不平。不过，中央政府在各方面运作的积极强大的功能，随着乾隆的逝世而停止了。从那以后，除了对黄河水利工程的几次拨款以外，中央政府放弃了大部分类似的功能。帝国成为一组半自治的省份，每个省份主要维持本身的生存，省内的每个地区也是如此。于是政治凝聚力几乎全部丧失，国内的压力驱散了王朝剩余的力量，国外的压力也起了同样的作用。这个曾给中国带来150多年宏伟气象的王朝，在剩下的100年里把这个国家引向了极度的虚弱与涣散。满人走到了“天命”任期的尽头，不是因为受到高压，而是因为人间万事都要经历的最普遍的过程——衰老。
5.帝国军队
当太平天国崛起时，在中华帝国通行的军事体制本质上还是康熙大帝（1654－1722）所创立的那一套。它在当时是一种令人钦佩的创举，在康熙及其孙儿乾隆这样的皇帝治下能够顺利地运作。但是到了1850年，它就像一架设计不够精密的时钟，缺少了主发条和一些细小却必不可少的零件。它的首要设计目标是保卫朝廷，防止各省的官员联起手来。它只要求对皇帝的意志负责。虽然它被设计为防卫性的武力，但康熙和乾隆都曾成功地将它用作进攻性的工具，因为这两位皇帝都不是凡人。乾隆以后，这支武装处于静态，没有增添或引进新的装备，训练缺乏，纪律松散，勇武精神也未培养。而真正的危机就在此时发生。首先在1839年反抗外敌，又在1850年开始内战，大约18支汉人部队和无数满人部队起来保卫国家，但它们都未能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康熙的这份杰作只剩下一个还能辨认的特点，那就是完全缺乏整合力。康熙确实达到了目的，但他无疑做梦也想不到会落得如此局面，因为不仅汉人部队丧失了整合力，而且满人部队也是同样糟糕，甚至更糟。
帝国的军事组织中存在两类不同的军队，一类是满人部队，组成各旗，通常被称为“旗人”，它是帝国军事力量的脊梁骨；另一类是“绿营部队”，是全汉人的武装。满人部队主要是大清创立者努尔哈赤（1559－1626）缔造的。当努尔哈赤的继承者们在中国站稳脚跟之后，认识到他们的人数与汉人相比悬殊太大，为了维护他们的支配地位，决定让满人成为军人阶级，由国家供养，只须提供军事服务，劝阻他们与汉人通婚或与汉人进行经济竞争。虽然他们不全是现役军人，但所有到了兵役年龄的男性，都要能够随时应征入伍。这意味着满人除了当兵什么都不用做，这种体制把这些骄傲好战的满人身上的武士精神消耗殆尽。当巨大的危机到来时，当皇室的命运岌岌可危时，他们才发现，维护王朝的使命无法由旗人的军事力量来完成，只能依靠比努尔哈赤早存在将近2000年的道德力量，维系这种力量的是一个大不相同的社会群体——汉人文官。
19世纪的中华帝国（12）
满人的策略是将旗人集结在京畿一带，而将一些小部队分布到帝国各处。在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分配到各省的满人部队数量不多，他们分布在战略要点担任警戒。大约在1825年前后，他们的人数和分布状况如下：［8］
大致而言，3/5的旗人部署在首都所在的直隶省，1/5驻扎在其他省份。除了云贵以外，所有总督驻节地都有一支满人卫戍部队。广西、湖南、江西与安徽没有满人卫戍部队。长江沿岸、运河沿岸和海岸线上的一些地方驻扎了满人卫戍部队。总督驻地的鞑靼将军位居总督之上，直接听命于北京，但他只有军事职权，而且只能指挥满洲旗人。
汉人部队，或称“绿营”，是一支志愿军，军官中既有汉人也有满人，以汉人为主，分布在18个行省。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支国军，因为它的总管是北京的兵部，但实际上它是18行省的部队。每个省的绿营都由该省的藩库供养，在各个方面都独立于其他省份的部队。每个省的总司令叫做“提督”，与巡抚平级，但在设立了总督的省份，他要听命于总督。于是总督与鞑靼将军、巡抚与提督各司其权，如此安排有利于防止高官们结党反对朝廷。巡抚对提督有一定程度的制约权，因为他要为部队提供给养。在实际的指挥中，总督和巡抚只能直接控制他们的卫队，即所谓的“标兵”，人数很少超过5000。汉人部队分布在全省各地，几乎每县都有若干。提督的下一级军官叫做“总兵”，级别相当于道员。这种部队的性能更像武装警察，而不像军事组织。用它处理小的社会治安问题会有些作用，但要用它镇压暴动，指望就会落空。
1850年汉人部队的人数和分布如下。［9］
这些数字就是汉人部队的武装力量，然而众所周知，实际人数几乎总是少于发放军饷的人数。在小城镇上当兵的通常是本地人，而城市里面吃兵粮的人，往往来自本省其他地方，不少是有问题的人物。
当紧急事态出现时，通常会匆忙增召兵员，甚至超过额定人数。招兵时选择范围很小，常常把痞子恶棍招收入伍。虽然许多地方都有军营，但士兵们仍然住在家里，只在一些特定的日子回营。他们未曾接受实际的训练，装备窳劣，毫无士气。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早期，朝廷试图动员汉人部队，组建了相当多的队伍。当士兵们听说要离乡背井，往往感到绝望，不少人哭了起来，认定自己一定会死在战场。在保卫围城的战斗中，有些士兵表现不错，但更多的士兵在造反军队到来之前就逃跑了。朝廷发现，从不同的省份集结部队不具有可操作性，因为大家不愿合作。军官们为妒忌心所支配。有人打了胜仗，其他军官就会嫉恨他；如果打了败仗，其他军官就会大肆嘲笑，见死不救。文官和武官也在窝里斗个不停。当太平军横扫中国大地时，除了满洲旗人以外，很难找到一支比绿营更腐败的军队。
当太平军抵达长江时，清朝军事形势的无望完全显露出来。皇帝不得不赶紧依仗一度勇往无前的旗人，在较小的程度上依靠绿营。但他发现，虽然帝国的军队花名册上有100万士兵，却根本无力回天。如果说，帝国的军人们有牢骚，失去了忠心，或者被造反派策反了，那么这种状况还好理解。但情况并非如此。汉人部队的一些士兵在完全脱离组织流散乡间的时候的确加入了造反行列，但旗人没有这种情况。造反者对满人见一个杀一个。这支军队曾在乾隆指挥下把天子的势力推广到更为广阔的疆域和更为众多的人口，比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支军队做到的都要多，如今在半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里堕落到了软弱无力的悲惨境地。
19世纪的中华帝国（13）
就在这个青黄不接的关键时刻，一些汉人文官填补了空缺。他们建立起一支新式的军队，在没有得到正规军多大帮助的情况下，独力拯救了清王朝。这支新军叫做“湘军”，也可以说是湖南军队。后来又有另一支军队问世，叫做“淮军”，或称安徽军队，由李鸿章指挥。湘军和淮军是向现代中国军队发展的第一步。
湘军的创始者是曾国藩。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江忠源指挥的一支由2000名志愿兵组成的部队发挥了很强的战斗力，使曾国藩受到了启发。由于左宗棠是因湘军而成名，这里应该较为详细地介绍这支军队的组织结构与武器装备。［10］
湘军的基本作战单位是营。1个营有5名营官和500名士兵。营下面有4个哨，1哨可以看作1个连；再往下就是队，也就是班；还有一支卫队，也分为若干班。各级组织和每一级的人数如下：
营官（营长）1名
亲长（高级军士，营长卫士）3名
什长（军士，营长卫士）3名
亲兵（营长卫士）60名
火勇（炊事兵，营长卫士）6名
哨官（连长）4名
哨长（副连长）4名
护勇（传令兵，通讯兵，每哨5名）20名
什长（军士，每哨8名）32名
正勇（士兵，每哨84名）336名
火勇（炊事兵，每哨9名）36名
军官总计5名，士卒总计500名
1个队或1个班通常由1名军士、10名士兵和1名炊事兵组成。1个哨或1个连由1名军官和107名士卒组成，装备如下：
亲兵（营长卫队）
2个队配备抬炮（轻型臼炮），每队1门，共24人。
1个队配备抬枪（火绳枪），共12人。
3个队一半装备刀剑，另一半装备长矛，共36人。
以上合计72人。
哨（连）
2个队装备小枪，每队6支，两人合用1支。共28人。
2个队装备抬枪。共24人。
4个队一半装备刀剑，另一半装备长矛。共40人。
传令兵和炊事兵共6人。
副哨长1人。
以上合计107人。
4哨共428人。
1营总计500人。
这样看来，1个营的武器装备包括2门轻型臼炮，48支小枪，90支火绳枪，95把刀剑，95支长矛。这是理论数字。实际上湘军的装备凡是能用的都会用上。在这些武器当中，一般认为小枪是英国人在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使用最有效的武器。这是一种老式的大口径散弹短枪，重约20磅，防守时架在一个旋转支座上，野战时架在人的肩膀上。它能充填一把子弹或弹丸，近距离射击是致命的武器。太平军在清政府进入市场之前的若干年内曾向外国军队大批购买这种武器。他们在1857年和1860年取得的重大胜利，多半是由于优越的装备。1860年清政府开始采购外国制造的武器，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禁止向造反军队出售军武。到了1864年，湘军的每个营都有几队装备了改良武器，取名“洋枪队”，也就是装备了外国来复枪的班。
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长江流域没有动物牵引或承载的运输。在无法使用船舶的地方，男人成为弹药、辎重等军用物资的载运者。每个营都配备了搬运夫即长夫，人数如下：
营属普通长夫78名。
抬炮队每队3名，共计6名。
小枪队每队3名，共计24名。
其余各队每队2名，共计56名。
哨长每人4名，共计16名。
19世纪的中华帝国（14）
总计180名。
长夫和战斗部队一样享有军籍，战斗部队的死伤缺员通常由他们来顶替。有证据表明，当长夫成为士兵时，他们空出的位置往往由当地的长夫来填补，而这些人以后又会成为战斗兵。到了战争末期，湘军有很多兵员并非湖南人。事实上，可以断言左宗棠收纳了许多投降的太平军官兵来补充缺额，后来当他在甘肃和新疆镇压回民运动时，有数百名士兵是从前的太平军。通常认为一个完整的营有500人，其实一个整营的总人数为688人，其中包括5名军官，2名书记员，1名军法官，500名士兵，以及180名长夫。
在营以上没有固定的军事单位，但是2到10个营可以由1名“统领”来指挥，这个职务可以翻译为美国的“准将”，他们通常指挥1个旅的兵力。2个以上统领指挥的部队，可以从属于1位“大帅”，这个职务相当于美国的将军，他所指挥的部队成为一“军”。征兵体制并非纯粹建立在志愿的基础上。皇帝任命某人组织1个军，规定了编成多少营。于是他就成了大帅。他从自己的朋友们当中选出一些人来当统领，这些人又去挑选他们自己的营官，营官们又任命自己的哨长并主持征兵。只有来自乡村的农夫才会被接收入伍。城市和乡镇的居民以及为衙门当过差的人都被挡在营门之外。于是形成这样一种局面：一个营的士兵，都是来自若干相邻的村庄，大家彼此认识。营就成了一个家长制的组织，营官是“父亲”，哨官类似于他的弟弟，士兵就成了“儿子”。每个人入伍都要由他村庄里的某个人担保。新兵入伍的条件是：农夫，年轻，健康，机灵，在村子里拥有好名声。每营都有一本花名册，登记了每个士兵的姓名、他父母的姓名、兄弟的姓名，如果他已结婚生子的话，还会登记他妻儿的姓名。登记册上每个士兵的姓名旁边还有他的拇指印。
湘军的薪饷是无所不包的。政府提供作战时穿的制服，但没有军礼服。服装，食物，鞋子，药品，等等，都包括在薪饷之内。营官每月收入50两银子，另有150两银子用于雇用书记员、支付医疗费、购置服装和军旗等等。全营的经费也归他接纳。按日薪计算，以30天为1月，那么每月的经费分配如下：
哨官：9两
副哨长或“副官”：6两
军士：两
卫士：两
士兵：两
炊事兵：两
长夫：3两
一个全额营以30天为1月计算的薪饷总额为两银子，包括营官的薪饷在内。薪饷一般拖欠几个月支付。收到经费以后，要支付必要的开销，而不论如何忠诚的营官，都会把节余的钱截留下来，因为他无法确定下一个支付日何时到来。结果是，士兵经常拿不到薪水，而且从来无法当月领到。阵亡士兵的家属可以领到一笔抚恤金，对于永久的伤残也有少量赡养费支付。士兵的阵亡抚恤金为30两银子，尽管其他薪酬都会拖欠，但这种抚恤金却总是及时支付。伤残金却没有如此的保障。
部队通常每天行军30至40里，急行军为每天60里。扎营时不论时间长短，都会挖一道外濠来保护营垒。壕沟深1丈，宽7尺，底部较顶部稍宽；壕沟内侧筑一道墙，高7尺，宽1丈；在这道墙内再挖一道内濠，尺寸比外濠减半；再筑一道内墙，尺寸比外墙减半。士兵住在内墙之内。在无事的时候，每营白天有50人担任警戒，有敌情时哨兵人数加倍。哨兵分为每2小时一班，口令在午夜更换。通向营垒的所有道路都设置了障碍。在距离营门大约100米处会建立一个商贸点，乡下人和商贩聚集在这里跟部队做生意。湘军的一些制度是不无趣味的：军营附近不许吸食和买卖鸦片；禁止赌博；禁止大声喧哗；妇女不许进入军营，在任何地点侵犯妇女都是大罪；严禁士兵散布谣言或议论超自然现象；不许士兵在没有军官参与的情况下开会，也不许他们秘密结社或信奉怪异的宗教；禁止士兵穿着奇装异服和色彩明丽的服装。
19世纪的中华帝国（15）
据说曾国藩起初颇为怀疑这些农民士兵的勇气，因为中国人通常不会把士气和泥脚腿子联系起来。然而他们战斗得很勇敢，离家越远，士气越高昂。曾国藩从来没有机会为湘军的勇气而自责。湘军很快就威名远扬，湖南人为他们的军队大感自豪。湘军继续征兵时，据说会有10个志愿者来应征1个空缺。曾国藩的办法是对高级军官灌输长篇大论，大谈忠君爱国，这些训导会一直传达给士兵。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还没见识过他们那个县以外的世界。逐渐地，他们获得了以前未曾梦到过的观念，自尊心大大提高，军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士气萌发。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成为一支军队。
湘军的总人数是很难估算出来的，因为湘军这个番号比其中的每一个湖南人都要活得长。据说湘军在1856年有6万官兵，在那时也许他们全是湖南人。后来在镇压太平军的征战中，许多省份的部队都进行了重组，与湘军联合起来。李鸿章与曾国藩密切合作几年后，按照大致相同的思路建立了淮军。在湖南省内，整个内战期间保留了大量兵力防卫本省。很难说在任何一个时期，在省外当兵的湖南人的总数是否超过了12万人。最重要的因素是湘军的存在，而不是它的兵员数量。在许多年内，湘军在整个帝国一直是对抗造反军队的惟一焦点。没有湘军，或者说没有一支类似湘军的军队，那么毫无疑问，太平军一定会把清朝推翻。在太平军的猛攻之下，两个序列的朝廷正规军犹如风中的稻草。在湘军这支新军之中，就像在任何残酷的战争中一样，机会对优秀人才敞开了大门，他们得到了逐步的提升。不少来自湖南乡村的士兵获得了声望。若干几乎一字不识的人在这块无比看重学术的国土上当上了将军。
在过去，中国人通常并不十分注重战争的艺术。这绝不是说他们拥有悠久的和平历史，也绝不是说他们不爱争吵。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就和全球其他任何部分一样，同样有过许多战争。自从孔夫子那时候起，公众舆论的呼声就在抗议尚武的勋业。中国杰出的诗人很少讴歌武力和军人。尽管有这样一种潮流，中国人仍然和其他任何国家的人民一样，进行了频繁、激烈而残酷的战争，其程度甚至超过了某些国家。中国人积累了卷帙浩繁的战争文献。或许现存最古老的有关战争艺术的论述就是完成于公元前6世纪的《孙子兵法》，如今在全中国的数百家书肆中都能买到。另一部经典的军事著作是著于公元前4世纪的《吴子兵法》。这两部著作成为后世直到今天这一代人的典范。［11］它们至今也没有失效，这两位古代大师强调的一些观点，在今天仍然跟2500年以前一样具有生命力。即便在战争这样一个变化万千的领域里，也极少发生本质的变化。在过去的那许多世纪里，还有许多人撰写兵法著作，因此中国并不缺乏军事教材。然而，对于军事原理的研究，不如权术的研究那么热门，尽管二者有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即便如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众所周知，直到法兰西共和国与中华帝国交战的初期为止，中文的兵法文献堪与其他任一文种的兵法文献比肩。
19世纪军事力量的巨大进步把中国人远远甩在后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军事行动的技术条件飞跃进步，压倒了战争中处理人为因素的技巧所取得的任何显著的改善。中国人在与西方人的首次军事交手中表现得那么可悲，致使许多人得出笼统的结论，认为中国人不会打仗。在中国海岸线上发生的考验中国人的那几次战争，正好发生在中国军力衰落的时期，于是人们基于这些经验形成对中国军事能力的判断，而这些结论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得到修正。
注释：
［1］莫尔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1卷，第440页。
［2］布兰德：《李鸿章》，第4页。
［3］莫尔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1卷，第17页。
［4］莫尔斯：《中国的贸易与行政管理》，第100页。
［5］莫尔斯：《中国的贸易与行政管理》，第100页。
［6］帕克：《今昔中国》，第33页。
［7］帕克：《今昔中国》，第63页。
［8］总数和分布地点取自黑尔的《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第3页。
［9］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第11～12页。
［10］此处关于湘军的资料取材于《湘军志》，第20卷，第1～8页。
［11］ 见E. F.卡尔特洛普的著作《兵书》，其中对这两部经典做了精彩的翻译。作者为皇家野战炮队上尉。
左宗棠的青壮年时代（1）
在南宋时期（1127－1279），左氏家族的一个分支在湘阴县定居，这个地方在湖南省境内的洞庭湖南岸。这个家族安分守己地在此地延续生活了600多年。左氏的这一支当中有一位早期的成员，名叫左大明，是宋朝的进士，在浙江做过小官。明朝末期，有个左天眷当了直隶省的知县，曾与满人作战。在这个漫长的时期内，没有其他家族成员在世上留下显赫的事迹，足以载入家族的年谱。他们属于这样一个阶层：贫穷，诚实，但是默默无闻。
左观澜是一位秀才和教师。《年谱》没有告诉我们，他究竟是想获得更高的学位从而进入仕途然而无法通过考试，还是满足于秀才的学位而毕生致力于教学。不过，在旧中国，教师是最崇高的职业。他娶了余家的一个女孩，上天赐给他们3个儿子和3个女儿。长子还没活到25岁就夭折了。次子获得了举人学位并且当上了小官。他是一位颇具名望的书法家和诗人，他对天文学的兴趣也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他的志向不外乎维护家族的传统。小儿子出生于1812年11月10日，名叫左宗棠。他后来成为4亿中国人当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这再一次表明人的命运是无法捉摸的。
左宗棠是一个病弱的小孩，身体孱弱，小肚皮挺起，在他生命的最初两三年内，连存活的希望都很渺茫。他是祖父的小宝贝，这位老绅士总爱说：“此子异日必能昌大吾门。”他在4岁就接受祖父的指导，开始了中国人漫长而繁重的学业。第二年，他父亲举家迁移到长沙。左观澜在这里教书，左宗棠则在父亲的指导下继续学业。
中国的为人父者通常不愿教授自己的儿子，只要条件允许，他们会延聘教师来为儿子授课。理由很简单，为父者觉得很难做到严厉地对待儿子，而教学体制要求教师们对学生要板起面孔。中国人认为，在教学过程中，孩子们是不打不成材。左宗棠的父亲却是因为太穷而请不起教师来管教3个儿子，他只能亲自上阵。
对于年轻人的教育，任何国家都不曾像旧中国这样开发出一套需要勤奋不止或者说费尽心力的教学体制。从一开始就有一场淘汰考试，不管它会在一个人身上造就什么样的品质，不可怀疑的是，那些通过了考试的人肯定具有刚毅不拔的性格。
年轻学生得到的第一本教科书是《三字经》。这本小册子由1068个汉字组成，排成6字对句。它写成于西历1060年。在800多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数百万中国人开始咀嚼文字的启蒙课本。它概述了中国的传说和历史，以及儒家的人生哲学。诚如威廉斯所说，它的第一行就包含了“古代蛮荒世界最著名的信条之一”，即“人之初，性本善”。这本经典学生们必须从头到尾背下来，如果有人能够顺背或倒背如流，一点也不稀奇。年轻的脑袋对它的理解各不相同，因为从一开始就没有人试图为学生讲解。多年以后，学生才会对这篇课文的意思恍然大悟。
《三字经》学完，就要学《百家姓》。这是一串汉字表，按诗体排列，其中所有的汉字都能用作中国人的姓氏；还有《千字文》，此文正好包含1000个汉字，其中没有任何两个字的字形和意思相同，主题大致是对《三字经》的补充。这个序列的下一课本是《千家诗》，一个短小的诗集，其中每首诗都是4句；《弟子规》，是孔子和他一位弟子有关孝道的谈话记录；《小学》，是大儒朱熹撰写的课本。关于最后这个课本，威廉斯说它是经过精心设计，以展示“所有年龄阶段的中国人有关教育原理、社交、行为准则的理念”。他还引用了一句中国名人的话：“我们信赖《小学》犹如信赖天神，尊敬它犹如尊敬父母。”
左宗棠的青壮年时代（2）
所有这些课文都被学生牢记下来，很少忘记，年迈时也不能忘。值得注意的是，任何课文都没有写成土话，而是写成古典文言。这种语言如此简洁深奥，为那些掌握了它的人开辟了一个只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使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
这就是为4岁的小左宗棠准备的精神食粮。除了学习这些课文以外，他开始学习写字，把薄纸覆盖在模板上临摹大字，直到熟练为止。他的学习一定颇为出色，因为他在6岁就进入了中国教育真正基础部分的学习：《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它们一起构成“四书”。
“四书”经过杰出的儒家学者朱熹做了繁琐的注解，阐释正文的意思。注解部分和正文同样重要，它是儒家哲学的正统解说。何况，如果没有注解，当代中国的普通文人是无法理解原文的。学完“四书”就要学“五经”，这五部书是“中国经典”。五经包括：《易》《书》《诗》《礼》《春秋》。四书五经要求背记，只有《易》有时除外。志向高远的学生还会把注解也背熟，这种人并不罕见。［1］
一个中国男孩所受的教育决不局限于背诵经典。最难的部分是作文和修辞——学习以简洁、雄健、隽永的风格写作。要想成为一名真正有实力的书法家和文体家，需要吃苦耐劳，钻研不倦，还要记忆超凡。左宗棠在9岁开始学习作文。这一部分学习进程将会决定求官学者在考试中的成败。他必须撰写无数论文，主题取自经典，模拟那些最可能出现的试题。书法和文体至关紧要，而思想必须与经典保持严格的一致。在考试中表达与经典背道而驰的思想观念将是致命的缺陷。
学生的作息时间格外严格。学习时间从天亮到上午10点左右，又从中午到下午6点左右。在夏季，他们通常下午无课，但在冬季还要上晚课。新年前有1个月假期，普通节庆也可以休假，但是在旧中国的学年中没有放假的星期六和星期天。教师不用为教学方法伤脑筋，他们有一套完全标准化的教学流程。首先，学生跟随教师诵读指定的课文，直到他能够读出汉字的发音和声调。接着他会大声朗读，直到教师要求他背诵。他走到教师身边，把课本交给教师，然后背对教师背诵。这一关通过之后，老师又指定一篇新课文。不刻苦的学生会即时受到严厉的处罚。通常的处罚是用一根尺子重击左手的手掌——右手决不会挨打，因为这只手要用于写字，不能伤害。手掌被打得肿高一倍的情况并不罕见。
小左是一名聪颖的学生，远超同岁的其他男孩，而且格外勤奋。他在伙伴和其他同辈人当中被称为“季高”，意思是第三个儿子。“宗棠”这个名是只能由父母和其他上一辈人来叫的。他还有另外一个名，或称“号”，叫做“朴存”，意思是“可信赖的人”，只有最亲密的同年伙伴才会使用。因此，按照他的国人通行的做法，他拥有一个正式的名和两个号，或者说两个昵称。他在学校的同伴中不受欢迎，因为他骄傲、自负、自夸，不能容忍别人的意见，这些特性他一直保持终身。他爱高谈阔论，没有顾忌地发表对人对事的看法，因此树敌不少。孩提时代他的朋友不多，但所交的都是好友。凡是喜欢他的人，都是爱之甚切。
他15岁参加了第一次初级考试。主考人是湘阴县的知县，这是第一轮的淘汰考试。考试时间为一天，只是一场作文竞赛。考生们集合在知县衙门附近的一个大厅里，知县给出作文题，考生们撰写论文。左宗棠在这场考试中名列第一，他的名字列在胜出者的榜首，告示就贴在衙门的墙壁上。这种荣誉叫做“显名”，即“在本县有了名声”。
左宗棠的青壮年时代（3）
第二年他参加了第二次初级考试。考试规模与第一次相似。他在这次考试中又拔得头筹，但出于对一名比他年长很多的考生的尊重，他只取了第二名。他现在有了参加第一学位竞争的资格。然而，第二次初级考试刚刚结束，他的母亲去世了，铁定的习俗要求他守哀27个月。这个限期还没到头，他的父亲又去世了，他必须再次守哀。习俗规定守哀者不得参与政务或公共事务，除非皇帝有特旨令其参与。左宗棠必须等到下一届才能参加考试。
他在紧张的学习备考中度过这段时间。尽管他已全程经历过四书五经的学习过程，但是这种功课的性质是从来没有人能够毕业的。从县里的初级考试直到御前的最高级考试，所有考试的内容都是基于四书五经。这些经典是深不可测的智慧之井，不论怎样刻苦钻研和博学，都无法将它汲干。任何年纪的最杰出的学者都不敢自称已经彻底明白了这些经典。所以只要前面还有考试在等着你，你就必须继续钻研这些书本。此外，博取较高学位的考生，还必须娴熟从古代到明末的中国历史——当朝历史不属于考试或评论的范围。同时还要娴熟中国文学，具备作诗的能力。你很难指望这种体制造就诗人，但它能确保考生掌握几种老套的诗体。
在这段紧张的学习中，左宗棠开始倾心于地理研究。他读了两部书，一部是着眼于辅导学生研究中国历史的概论，另一部是顾炎武所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他开始痴迷于此道，阅读所能找到的所有描述祖国自然特征的著作。他在这项研究中投入太多的时间，朋友们劝他不要浪费时间，因为较高学位的考试只需要基本的中国地理知识。一位姓贺的邻居，曾经做过官，拥有大量图书。他对左宗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他前程无量。他让左宗棠任意取阅自己的藏书，鼓励这位学生研究中国地理学和地形学。左宗棠一辈子也没有忘记这些年里这位姓贺的朋友给予他的鼓励和帮助。他一贫如洗，父亲去世后就学于湖南巡抚在长沙为穷困学生开办的湘水校经堂。
在北京，在人口比较稠密的省份的省会城市，考试大厅容纳几千个小小的隔间。每个隔间长约6尺，宽4尺，高度略超一个高个子男人。隔间内配备了一条凳子和一块跟单元等长的木板，这木板白天当书桌，夜晚当床。考生带着床具、食品、水、蜡烛、墨汁、砚台和毛笔进入在考试前夜分配给他的隔间。他们进场前要接受彻底的搜查，确保他们没有把对考试有用的书本或笔记带进考场。这个制度极为严厉，如果抓到作弊或企图作弊的考生，他会名誉扫地，受到严厉的处罚，被剥夺已经获得的学位，而且终生不得参加竞试。
考试在阴历八月初九开始，分为3场。第1天的白天，从四书中选出4个考题，和答题的白纸一起交给考生，然后封闭隔间，在全体考生交卷以前，无人可以进出。考题中的3个要求用散文答写，第4个要求用韵文。谁也不许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考卷上。当晚夜深时，考生出场，第2天休息。考官们阅卷，淘汰大量考卷。八月十一日，考生们集合，已被淘汰者不许进入考棚。从五经中选取5个考题发给考生，规定考生们在两天内写出论文。然后将他们放出考场，再休息1天。他们在八月十四日再次集合，胜出者进入考棚参加最后一场考试。他们得到5个考题，其中之一要求用韵文答写，但这些考题并非全部从经典中选出。有历史方面的考题，也有法律或行政方面的题目。这场考试在八月十六日结束。考试委员会有25天时间仔细阅卷，选出70到80名毕业生。
左宗棠的青壮年时代（4）
这一年皇帝发布诏令，淘汰的所有试卷都要重阅。这对左宗棠是一个幸运，因为他的考卷被淘汰了。第2次阅卷选出了6个姓名，登录为副榜，左宗棠是副榜上的第1名。随着最终结果公布，他获得了第2学位，成为举人，不过，他的姓名排在湖南省录取名单的倒数第6名。一些名列前茅的人往往获得官位的任命，但是名列榜尾者机会很小。他们必须通过将在明年春季在北京举行的第3学位考试，才有获得任命的可能。
左宗棠刚刚考完，就娶了周家的一个女孩，入赘湘潭的岳父家。和妻子的家人住在一起，对一个男人而言多少有些反常，但这是一个特例，因为左宗棠的双亲和祖父祖母已经去世，他不必受到孝道的约束。何况他在世俗利益方面几乎一无所有，而他的岳父家却颇为殷实。有证据表明，这种背离传统绅士行为的做法令他有些苦恼，不过，他与妻家的关系，在他主要依靠他们的岁月里，似乎是非常愉快的。他立刻着手准备前往北京，参加第三学位的考试。在理论上，政府会为有资格参加会考的学者提供进京的旅费，但在实际操作中获得这种费用需要费很多周折。左宗棠很穷，跟有影响的人物联系太少，很难拿到政府的津贴。妻子从陪嫁中拿出100两银子给他赴考。但是在他出发之前，一位姑母跑来向他求助，他把那100两银子全数相送。朋友亲戚伸出援手，为他提供了足够的旅资。
考试于早春在北京举行，本质上与第二学位的考试相似。考官级别更高，更加严厉。左宗棠考试落第。回家的路上，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他考中了，但他决定投入实务的钻研。仕途的诱惑太大，他于1836年再次进京赶考，然后第二次落第。下一年他致力于撰写一部地理书，妻子帮助他复制地图。这部作品是否出版过，无从查考。
左宗棠现在有了2个孩子，但都是女儿，一些迹象令他担心他很可能要不到儿子。尽管家境窘迫，前途无望，他仍然觉得自己必须娶妾，也就是第二个妻子。年谱记载了此妾娶自张家，她包揽了所有家务活，前后给左宗棠生了3个儿子和1个女儿。［2］
有一段时间，左宗棠在湖南东部的醴陵教书。在醴陵期间，他结识了一个人，对他的一生影响深远，而且在他多变的命运中是第一个重大突破。湖南籍的两江总督陶澍经过醴陵，知县为了接待这位高官，请左宗棠写了一副对联，这副对联吸引了陶总督的目光。他要求接见作者。左宗棠给总督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据年谱记载，两人彻夜恳谈。［3］左宗棠在官场上层没有朋友，给陶澍这样的大人物留下良好的印象对他意义重大。对于左宗棠这一代中国人而言，如果没有几位社会关系通达的朋友，提升的机会极为渺茫。
他在1838年再次进京，第三次博取第三学位，但还是以失败告终。他拿定主意不再参加竞试，尽管20年后他一度改变主意，而且确实起程前往北京赶考，但他中途改道，作为一名军人，踏上了非同寻常的人生旅程。他未能赢得第三学位，无疑令他痛苦终生。在他后来的生涯中，我们发现他绝对藐视政府中的那些纯粹的学者，轮到他来把别人提拔到有权有势的位置上时，他要看对方的实干能力，而不看他们持有什么学位。他手下许多最得信赖的将领根本没有任何学位。但他仍然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儒家学者，对学术深信不疑，并且以学者自居。他相信渗透了儒家政府观念的考试体制，利用一切机会鼓励别人遵循他那个时代较为自由的儒家理念来追求学问。
左宗棠的青壮年时代（5）
中国有一种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流行幻觉，认为学术拥有某种特权，这种幻觉肯定会使左宗棠这种秉性的男人感到悲哀，因为他未能通过第三学位的考试，因而得不到学术的标记。这会令人怀疑，友人们劝他不要把时间浪费于地理研究，以免脱离主流，这究竟是不是正确的？很难说这样做有利于他通过考试，但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当他开始指挥军队的时候，这种研究对他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对地形的“感觉”是所有伟大军人的强势特征。对一位大将而言，缺乏这种感觉就如同画家色盲一样不合情理。左宗棠有一种本能的地形学“感觉”，从青年时代起就不断培养。人们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对自己的战场“了如指掌”。
他在北京教了几个月书，然后返回湖南，取道南京，拜访朋友陶澍总督。陶总督对左宗棠似乎爱之甚切，在访问期间，他提议两家定亲，请左宗棠把大女儿许配给他当时还只有5岁的独子。这件事顺利地确定下来。陶总督在2年后去世。他临死前做了安排，请左宗棠做他儿子的家庭教师，于是左宗棠肩负起教育未来女婿的责任。
与此同时，左宗棠开始对农业产生兴趣，全心研究耕作，尽管脚下没有属于自己的尺寸之地。前些年他曾关心父亲留给他长兄之子的那个小农庄。他撰写了一本有关耕作的小册子。同时他继续研究地理学。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方面的兴趣绝没有扩大到世界的范围，很少超越天朝的疆域。对于左宗棠那一代的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这就是与之有关的整个世界。但他彻底研究了自己的祖国，对山川、关隘、道路和距离等做了大量的注解，装订成好几卷手稿。他把这些注解编入一本描绘中国的著作。他在写作时似乎根本未曾考虑著作的出版，而是为了自己的方便，把他审读过的大量资料有序编排。《年谱》作者说，在这个时期，他开始意识到自己骄傲自负的性格，极大地妨碍了他所遇见的许多人成为他的朋友。他下定决心弥补这个缺陷，特别注意待人和善友好。不过，他的这番努力，似乎没有取得任何成果。［4］
29岁那年，他成为忘年交陶澍之子的教师。他迁居湖南中部安化的陶家，在那里持续生活了8年。这对他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为陶家殷实，有证据表明，他得到了一份非常优厚的酬劳。从这时起，左宗棠不再为穷困的幽灵所缠绕，而且不再依赖于妻家。陶总督身后留下了大量藏书，其中有一部乾隆治下制作的大型地图集，还有几大册笔记，是他毕生非凡努力的历史记载。左宗棠非常用心地浏览研究这些笔记，从中获取了许多智慧和经验。
陶澍的一个女儿嫁给了胡林翼。此人在官场上地位不低，后来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获得了很大的声望。他具有非同凡响的才干，得到皇帝的倚重，又是大总督曾国藩最亲密的朋友与智囊。胡林翼与左宗棠同岁，第一次见面就成为至交。在左宗棠等待机会踏入仕途的漫长岁月里，此人的友谊对他意义重大。尽管他决定不再参加考试，但希望仍然徘徊未去。
与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此时正在进行，左宗棠密切关注着事态的进展。每当听说他那些组织涣散、准备不足的同胞被少数英国人击败，他的屈辱感就增添一分。他给朋友、给他认识的少数官员写了很多信，提出如何赢得战争的建议。他写信给一位监察御史，请求对方把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作为备忘录提呈皇帝。他在这封信中说：“谓非严主和玩寇之诛，诘纵兵失律之罪，则人心不耸，主威不振。正恐将来有土地而不能为守，有人民而不能为强，而国事乃不可复问矣！”［5］当听说英国人已经侵占香港，他写下４首诗以表达愤懑；当听说和约最终签订，他心灰意冷，很想到山中隐居，度过余生。道家学说对中国人总是具有号召力，不管他们如何沉迷于儒学。
左宗棠的青壮年时代（6）
左宗棠没有退隐山林，他决定继续工作，同时刻苦学习。他自认为他的才干和学问都领先于那班庸官，但还不足以应对祖国所面临的危机。他决定通过刻苦学习来弥补缺陷。
在陶家教书2年以后，他有能力在湘阴东部离他出生地不远处买下一个大约70亩的农庄，将之命名为“柳庄”，为此他感到极为自豪。在后来的几年里，他致力于教育未来的女婿，同时一边学习和耕作。他广泛阅读农业著作，按照古代中国的箴言经营这个小农庄。他享有率先在故乡种茶的美誉，同时非常关注养蚕业。据说经过精心的安排，他能使小农庄的每一寸土地都有出产。从他教学的安化到他家里路程颇远，但他频繁旅行回家照看农庄的经营。左宗棠对农耕有浓厚的兴趣，认为自己是一个优秀的农夫。他在这方面的兴趣从未低落，后来在西征途中，经常跟他的士兵们探讨。他并非经验丰富的农夫，总是到历史记载中寻找更好的耕作方法，和他同时代的中国人一样，他认为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古人们很可能在许多领域中取得了成就，但是大部分被人遗忘了。在卷帙浩繁的中国农业文献中，他找到了在他看来最好的方法，其中有很多非常古老，但又显得新鲜。
在1848年和1849年，湖南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先是长期的干旱，接着突然大雨滂沱，洪水泛滥，疾病与饥馑夺走了许多生命。左宗棠在大灾之中具有强烈的公民责任感。他在住宅附近建立赈灾所，给灾民发放食物。据说左氏家族从储备中拿出9千斤粮食救济穷人。他把所有的钱全部拿出来为病人购买药品。
他在1848年到了长沙，开办一所学校，收了5个学生，包括他已在私塾中教育了8年的女婿。但是一场风暴正在南方的广西省酝酿，“拜上帝会”正在那里完善组织，准备推翻清朝。很快，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爆发，它给中国带来了1/4个世纪的动乱，在同一时期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经历过如此大的混乱。左宗棠从长沙注意到这场即将到来的风暴，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认为这不会是一个局部的、零星的事件。远在湘北民众尚未感到恐慌之前，他跟一位名叫郭嵩焘的邻居——后来的第一任中国驻英国大使，就到湘阴东部的乡间旅行，试图为各自的家庭寻找一个避难所。他们找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地点，预备将来使用。2年后，当太平军逼近长沙时，左宗棠把家人迁到这个避难所，他们安全地住在这里，直到太平军离开湖南，沿着长江直下南京。
当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爆发时，左宗棠39岁，离他获得第二学位已经过去18个年头。没有官位任命给他，也看不到有什么官位在前方等待他。很难说他已丧失希望。他仍然在玩味获得第三学位的念头。不过，对他的邻居而言，他只是一位中等地位的学者，注定要靠教书和照看小农庄度日——仅此而已。
注释：
［1］这一段关于教学与考试体制的介绍，取材于威廉斯的《中央王国》，第1卷第4章。
［2］《年谱》，第1卷，第14页。
［3］同上。
［4］《年谱》，第1卷，第17页。
［5］《年谱》，第1卷，第20页。
太平军的崛起（1）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已有大量著述问世，作者既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但是对这场运动的了解仍然存在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特别是有关它的早期。就像已经成为历史的任何其他运动一样，它是由一些无名之辈发起的，这些人养成了非同寻常的领导能力。从现在已知的有关运动起源的材料来看，最初的推动力似乎是宗教。不过，当发起者们开始意识到他们创造的工具所具有的潜力时，其他意图占了主导地位，于是这场运动发展为政治斗争，而非宗教运动。运动的目的变成推翻统治的王朝。为了追求这个目标，帝国的一打最富庶、人口最多的省份遭到蹂躏，大量的惨剧和死亡落到大汉子民的头上，其悲剧性超过了其他任何类似的国民经历。
在道光皇帝（1820－1850）治下的中国，按照当时许多国民的看法，全国总的形势预兆着王朝的早期衰败。在这个时期中，年年都能听到帝国的某个局部传来造反的呐喊。在这一连串的运动中，广西省最为抢眼。在那个时期的任何时段，很难确定当局是否掌控过该省的全局。在1820年、1832年到1834年以及1836年，运动的规模较大，再也瞒不过北京的朝廷。这一系列运动中的第二次波及较广，运动首领赵金龙有僭越之举，不仅皇袍加身，还在袍子上绣了“金龙王”字样。［1］根据报告，所有运动都被镇压了，但此起彼伏，表明当局未能十分有效地镇压造反运动。
全国的形势有利于农民运动的发生。人口对耕地的压力是沉重的，当时的人口数量达到了19世纪的顶峰。根据帕克的说法，1852年的总数为亿，或者说有可能在100年内增加了2亿多人。中国的人口统计是很困难的，但是有一点似乎得到相当广泛的认同，即从1750年到1850年之间中国的人口数大约翻了1倍。而有效耕地的面积没有显示可观的增长，田土的出产似乎也未有提高。
有人把太平天国运动看作争夺土地的农民运动。我无意于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仍然可以发现，中国的土地保有权体制不会像其他国家的地产业一样使生产用地大面积缩水，也不会限制土地的最大生产能力。那时的问题和现在一样：不论在什么样的土地权保有体制之下，可利用的土地究竟能不能产出足够的作物来维持这么多人的温饱？在太平天国运动以前的中国，可以肯定穷人是更穷了，但还无法证明富人变得更富。
人口的压力产生了一大批被剥夺了人权的人口，他们最容易遭受暴力和动乱的侵害。不过，由经济因素造成的不幸和贫乏，虽然最容易令人奋起战斗，但它们本身还不足以促使人们拿起武器。中国西南的经济因素并不比其他许多没有发生暴动的地区糟糕很多，至少在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之前，这种反差并非很大。
广东和广西的居民，其中特别是广西，不像华中和华北那么单一，包含了大批的客家人、苗民和本国土著居民的遗民。这个地区一直存在对满人的敌意，比18行省中的其他任何省份都要强烈。从乾隆时代以来，秘密结社在全国孳衍，其中最强大的一个叫做三合会。这个组织的成员在两广人数尤多。
三合会建立于康熙治下，它的成员发誓反清复明。他们协助了最初的太平天国运动，但时隔不久便与之分道扬镳。不过，在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三合会都未曾停止造反活动。另一个会党似乎大力参与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发起，据说它的创始人是著名的独立传教士和汉学家郭士立博士。“他在中国创立了一个秘密结社性质的组织，名叫‘中国会’，其目的是通过中国人自己把中国人变成基督徒。”［2］这个组织与早期太平天国运动的具体关系并不清晰，但无论如何，太平天国的思想基础，是一个特殊中国版本的基督教。
太平军的崛起（2）
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西南发展进程中的另一个有力因素是1839年至1842年的中英鸦片战争。英国派到广州并沉重打击了中华帝国的军力，相对于它取得的成效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广州百姓早就不喜欢洋人，当他们看到帝国的最高官僚们被一小撮可恨的洋人击败和羞辱，在这一地区早已表现出来的反朝廷情绪便大大高涨。政府的软弱和腐败是如此明显，在整个华南都产生了丧失民心的显著效果。政府的领导层，不论级别高低，加上地方官员，全部无力面对很快就会发生的问题。他们当中有些人，如果能够得到康熙或乾隆那样的皇帝强有力的鞭策，一定会表现得很出色，但他们没有这样的幸运。
形势对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极为有利。不过，条件尽管有利，却还不够充分。有利的条件还要等待一个或一群领袖人物的出现，才能给一场运动带来方式和目的。又过去了几年，领袖们才冒出头来。如果这些人才具平平，太平天国运动就只会是一场小规模的零星叛乱，就像多年来在帝国各个地区爆发的那些暴动一样。如果他们的凝聚力再强一些，行政才干再大一些，他们肯定能够成功地推翻朝廷。所有那些倾向性的因素都有利于农民运动，可是领导力量与机会不对称，于是这场运动衰退为可怕的失败。
人们经常讲述一个故事：太平天国运动的核心人物洪秀全是一个求官的学者，但是经历了在第一学位考试中多次落第的痛苦。有一天，一位中国的巡回传教士交给他许多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洪秀全懒得阅读这些宣传品，但他还是将它们带回家里，束之高阁好几年。后来他得了一场重病，昏迷中看见天国大门对他敞开，他在这种状态下有一些奇遇。醒过来后，他深信自己在人世间负有天国的使命。他开始阅读他早已拥有的基督教小册子，在其中找到了那些幻像所具有的更深的现实意义，以及使命的紧迫感。他被深深打动了，相信自己就是耶稣基督的弟弟。于是他出门布道，开始履行自己的使命。
有个人名叫李秀成，他在太平天国的后期以“忠王”闻名于世，写过一篇自传，题为《太平天国始末》，通常被称为《忠王自述》。写作时间是他身陷囹圄，等待帝国官员将他处死的那些日子。由于他曾跟随太平军从广西一直打到南京，他对这场运动起始的叙述是不无趣味的，至少就太平军的看法而言，可以说有相当的准确度。他写道：
时逢甲子六月，国破被拿，落在清营，承德宽刑，中丞大人量广，日食资云。又蒙老中堂驾至，讯问来情，是日逐一大概情形回禀，未得十分明实，是以再用愁心，一一清白写明。自我主应立开基之情节，依天王诏书明教传下，将其出身起义之由，诏书因京城失破，未及带随，可记在心之大略，写呈老中堂玉鉴。我一片虔心写就，并未瞒隐半分。
一将天王出身之首，载书明白。其在家时，兄弟三人，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天王名洪秀全，同父异母，其父名不知。长、次兄是其前母所生，洪秀全是后母所生。此之话是天王载在诏书教下，屡屡讲讲道理，教人人可知。长、次兄住家种田。洪秀全在家读书，同冯云山二人同窗书友。
有一日，天王忽病，此是丁酉年（道光十七年，1837年——译注）之病，死去七日还魂。自还魂之后，俱讲天话，凡问之话少言，劝世人敬拜上帝，劝人修善，云若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如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别神，拜别神者有罪。故世人拜过上帝之后，俱不敢拜别神。为世民者，俱是怕死之人，云蛇虎咬人，何人不怕？故而从之。
太平军的崛起（3）
天王是广东花县人氏，花县上到广西浔州、桂平、武宣、象州、藤县、陆川、博白，俱星罗数千里，天王常在深山内藏，密教世人敬拜上帝，将此之蛇虎咬人、除灾病惑教世人。是以一人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数县之人，亦有从之者，亦有不从。每村或百家或数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从，或十家八家肯从，亦有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积多结成聚众。
所知事者，欲立国者，深远图为者，皆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天官丞相秦日昌六人深知。除此六人以外，并未有人知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各不知，各实因食而随，此是真言也。
欲查问前各王出身之来由，特将前各王前后分别再清。
至东王杨秀清，住在桂平县，住山名叫做平隘山，在家种山烧炭为业，并不知机。自拜上帝之后，件件可悉，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其实不知。天王顶而信用，一国之事，概交于他，军令严整，赏罚分明。
西王萧朝贵，是武宣县卢陆筒人氏，在家种田种山为业。天王妹子嫁其为妻，故其重用，勇敢刚强，冲锋第一。
南王冯云山，在家读书，其人才干明白，前六人之中，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
北王韦昌辉，桂平县金田人氏，此人在家，是出入衙门办事，是监生出身，见机灵变之急才足有。
翼王石达开，亦是桂平县白沙人氏，家富读书，文武备足。
天官丞相秦日昌，亦是桂平白沙人氏，在家与人做工，并无是乜才情，忠勇信义可有，故天王重信。
起事教人拜上帝者皆是六人劝化。在家之时，并未悉有天王之事，每村每处，皆悉有洪先生而已。到处人人恭敬，是以数县之人，多有敬拜上帝者此也。
自教人拜上帝之时，数年未见动静，自道光廿七八年（1847—1848年——译注）之上下，广西贼盗四起，扰乱城镇，各居户多有团练。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争自气，各逞自强，因而逼起。起事之时，团练与拜上帝之人，同村亦有，一村逼一村，故而聚集。
道光三十年（1850年——译注）十月，金田、花洲、六川、博白、白沙不约同日起义。此之天机变化多端，实不详周，是以拜上帝之人格而深信了。［3］
如同所有农民运动领袖的情况一样，有关天王的传说到处流传，要对此人有个清晰的印象是极为困难的。据说他在第一次赶考的途中，遇到一个算命先生，叫他不要为考试浪费时间，因为他注定是个大人物，他决不可能获得常人的学位，他应该只靠自己来完成使命。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开始对自己的宿命深信不疑，他不再费神去努力影响事情的进程。他不会理解克伦威尔的那句座右铭：“相信上帝，同时让你的火药保持干燥。”
根据中国人在非官方历史书［4］中对太平天国运动起始的叙述，洪秀全在考试落第之后，分析天下大势，发现满人的力量正在迅速衰退，官员腐败，毫无进取之心，普通百姓不得温饱。于是他萌生了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一个王朝的想法。他跟一个名叫朱九俦的男人密切交往。此人组织了一个结社，名叫“上帝会”，表面上是宣传基督教的教义，实际上是为了复兴明朝。人们会产生联想，这个结社与传言由郭士立博士创立的中国会或许有什么关联。洪秀全与朱九俦成了至交，而冯云山跟他们一起学习。朱九俦不久就去世了，会员们推举洪秀全继承他的教主地位。当局风闻这个组织的存在，而且当时对基督教教义的宣传怀有敌意，派人缉拿洪秀全，但是洪秀全逃到了香港。
太平军的崛起（4）
他在香港跟一位英国传教士学习了一段日子，然后同冯云山一起前往广西。他们在鹏化山待了一段时间，劝化了若干信徒。这时洪秀全在桂平镇的曾玉衡家里得到一个教书的职位。他在桂平期间，为自己的事业招徕了5个人，他们的才干给这场运动带来最大的成功，使太平军得以扎根南京，洪秀全得以登上王位。他们是杨秀清、石达开、萧朝贵、秦日昌和韦昌辉。这些人和冯云山一起，成为他最忠实的信徒，最早参与他那秘密的使命。
洪秀全经常进入昏迷状态，接受神奇的启示，他开始被越来越多的追随者视为超自然的存在。饥荒在广西发生，盗抢随之四处风行。冯云山和杨秀清把洪秀全的追随者组织成“防盗民团”，形成一支军事力量，并且为大业筹集资金。桂平知县对洪秀全起了疑心，在1847年的某个日子将他逮捕下狱。实施逮捕时，搜出了19本名册，上面登记了追随者的姓名。知县向巡抚建议立即将洪秀全正法，但巡抚是一位脾气温和、害怕暴力的高官，他下令释放洪秀全。知县很不情愿地执行了命令，说这无异于放虎归山。
运动开始更迅速更公开地发展。下一年，一些三合会的头目与拜上帝会取得了联系，但他们大多不喜欢严格的纪律约束，失望而去。几名留下来参与运动的头目如下：洪大全，后来以天德王闻名；罗大纲和林凤祥，后者在1853年把太平军的旗帜扛到了距离天津只有40里的地方。
拜上帝会的会员们蓄起了长发，穿上明朝的服装。当局得到了警报，但还不愿让北京了解真正的形势。他们派出的部队只是公文上的数字，根本无法有效地应对局面。到了1850年夏天，省政府开始把军队调集到离桂平县不远的平罗。拜上帝会此时开始在金田动员，这里是桂平县的一个村庄。他们在1850年7月在此公开与当局对抗。据说他们大约有1万人。但1万这个数字经常被用于统计造反者，往往有所夸大。不过，在与政府武装的一次交手中，他们取得了大捷，官军惨败，于是在那年的8月份，这场农民运动第一次在北京的官方挂了号。广西巡抚被撤换，朝廷从广东和湖南派去了部队。
1851年1月1日，拜上帝会在金田大败官军，一名满人将领也在阵亡者之列。拜上帝会开始夺取城镇，征用他们需要的一切财物。他们的推进颇为自由，任何地方的官军都不是纪律严明的拜上帝会的对手。他们推进到东北方的象州，与官军打了几仗，于1851年9月25日进入永安。
他们在永安正式组建政府，号称“太平天国”。洪秀全自封为天王，将杨秀清封为东王，萧朝贵封为西王，冯云山封为南王，韦昌辉封为北王，石达开封为翼王，洪大全封为天德王。最后的这个天德王，在上面引用过的李秀成自述中没有提及，他在太平天国的组织中是一个神秘的人物。在运动的这一阶段，洪大全有可能在实际上与洪秀全平起平坐，权力相等。在这场农民运动爆发以后的若干年内，人们认为天德王和天王是同一个人——洪秀全。但是，有力的证据［5］表明，天德王是洪秀全吸收入组织的，大约是在他们首次与当局发生真正的武力冲突的时候。他在加入这个组织的时候改名洪大全，他的地位与洪秀全相等，或者仅在洪秀全之下。太平天国的组织完善和目标定位主要是他的功劳。
太平军的崛起（5）
盖勒利和伊万摘录了两名奉命招降太平军的政府官员审讯天德王的官方报告。据这份报告记载，天德王曾对这两位官员说，他是明皇室的直系后裔，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的第十一代传人，他征集军队是为了恢复祖先的大统。［6］我们找不到任何有关洪秀全声称自己是明皇室后裔的记载，尽管他偏爱长发和明朝服饰。
官军很快就包围了永安的太平军，有一段时间太平军的处境十分危险。李秀成后来回忆说，他们在永安无法获得军火，只能靠从官军那里缴获的供给维持下去。1852年4月6日，［7］他们向围城的官军发起决定性的攻击，突围而去。官军被击溃以后，尽管还在跟追，但被再次击败。
4月底，太平军包围了广西省会桂林。不过，为了冲出永安，太平军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担任后卫指挥的天德王洪大全被官军俘获。他和太平军之间被分割时的情况，令人怀疑他是被故意抛弃的，这是几个太平军领导在实施一个经过精心策划的阴谋。他在严密的看守之下被押送到北京，在那里被处死。在行刑之前，他做了招供。他说他其实并不姓洪；他和洪秀全在太平天国组织中是平级的；他并不同情这些太平军的宗教诉求，但他看重其赢得和保有追随者的号召力，因此跟他们站在一起；他一直是太平军的军事组织者和指挥者；他对天王缺乏政治远见、求助于魔术以及他淫逸的习惯非常担忧；他曾希望天王垮台，以便自己能够成为惟一的领袖。［8］看来拜上帝会的原核心人物怀疑他的企图，非常巧妙地把他铲除了。后来他们隐瞒了洪大全与这个运动早期关联的所有事实。
根据天德王的招供，太平军在撤离永安时集结了万名武装人员，加上随军家属，总人数可能在4万到5万之间。他们在桂林城下驻扎了1个月，尽最大的努力攻城。他们的装备无法摧垮城墙，到了5月底，他们放弃了努力，向北挺进湖南。他们在桂林夺取了江上的所有船只，乘船通过与湖南湘江的源头相连的古河渠。他们打算乘船沿江而下，直抵长沙。
湖南当局已经调集江忠源指挥的军力保卫边界，而江忠源在靠近湘江流入湖南之处的蓑衣渡设障拦截。1852年6月初，企图顺流直下长沙的太平军遭遇了埋伏在湘江两岸的官军，同时遇到了横跨江面的栅栏。他们战斗了两天两夜，企图突破防线，继续前进，但是他们失败了，损失惨重，包括失去所有的船只。太平军最大的损失是南王冯云山的永别。此人自孩提时代就是洪秀全的伙伴，他是这场运动最早的组织者。他智慧超凡，目光远大，而且是第一批王爷中最忠心的一位。蓑衣渡的挫败，是这支太平军在野战中遭遇的第一次大败。
太平军失去船只之后，只好放弃顺流直下长沙的计划，转而东进湘南。他们攻下了道州、永明、江华和郴州，后者位于湖南和广东之间的南北大通道上。据说在湘南的这些地区，他们新招了大约5万人。［9］天王暂时坐镇郴州，而西王萧朝贵跟林凤祥一起，带着一支精兵，迅速北进，直指长沙，打算靠奇袭来夺取这座城市。
他们差一点就成功了。当他们在1852年9月10日出现在长沙南城墙外面时，由于来得太突兀，他们在城门关闭前差一点杀进了城里。但是太平军误将东南角城墙的塔楼当成了南门，这个失误挽救了长沙城，这一点点拖延的结果是，给了当局调人守卫城门的时间。［10］在随后的交战中，西王萧朝贵阵亡。他是太平天国第一批王爷中最有才干的战斗指挥员，而且是一位严格的纪律训练者，指挥着太平军中一个以斯巴达式的纪律来约束的团体。
太平军的崛起（6）
天王听到萧朝贵的死讯，立刻从郴州出发，率领全军逼近长沙。他们在湘南收集了不少军用物资，发誓要夺取湖南富庶的大都会。
当时的中国人似乎一般都不会采取将一座城市围得水泄不通的战术，太平军也未曾将长沙的北面围死。也许这对守军有一种精神作用，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有了逃跑的机会。然而长沙的保卫者们丝毫无意于放弃城市，他们以不小的勇气来捍卫城防。
太平军在城墙下埋设地雷，于11月10日炸开一个缺口，但是守军迅速将它堵合，并且击退了太平军。11月13日太平军再次炸裂城墙，还是没有达到目的。最后一次，在11月29日，他们埋设炸药，在南城墙上炸开一个长达8丈的缺口，再次猛烈攻城。攻击部队再次被堵回，守军堵合了裂口。
太平军现在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广西开来的官军和江忠源的部队一起，在某种意义上包围了围城的太平军，切断了他们的粮草供应，太平军粮食紧缺。1852年11月30日，太平军撤围，向西北方洞庭湖边的益阳推进。他们打算前往常德，以便在湖南西北部建国。可是他们在益阳找到了几千只船，于是决定乘船顺流而下。［11］
在长沙遭到围攻时，左宗棠进入了太平天国运动发展的事件链。上面说过，早在这场暴风雨袭击湖南的两年前，他就感到情势日益凶险，在山间为他的家庭找了一个避难所。当太平军打到湘南时，他举家迁到了这个隐秘的处所，准备静观事态发展。
朝廷将张亮基从云南调任湖南巡抚。左宗棠的挚友胡林翼正在贵州为官，写信给张亮基推荐左宗棠，说这个人对他在湖南的差事会有最大的帮助。张亮基正在前往湖南的途中，写信给左宗棠，请他到常德一见。左宗棠拒绝了邀请。
不久，张亮基抵达长沙，太平军已经包围了这座城市，张亮基再次写信给左宗棠。左宗棠和家人躲在大山深处，收到第二封邀请函，决定应邀出山。他在1852年10月8日夜间到达长沙北城墙下，爬着梯子登上城墙，进入长沙。巡抚把他安排在衙门里当军事顾问。他立刻开始工作，在被围的剩余日子里，特别是在太平军于11月发起的轰城强攻中，他表现出能力、冷静和勇气，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据说他在围城中很少睡眠，不断巡视城防，观察防卫部署的每个细节。不过，他没有司令权，没有权威。他所能做的就是观察、指正和建议。
长沙解围后，太平军决定顺江流而下，这是运动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如果我们相信当事人之一李秀成的说法，那么这场农民运动的计划在这里首次显示出明显的优柔寡断。如上所述，他们打算去常德建国，但是在益阳发现了大量船只，天王显然把这件事当成一个预兆，于是决定沿着长江走下去。在1847年到1852年期间，天王的组织已经完善，许多服从纪律的官兵已被彻底洗脑。在1851年的最后一个月，可以说这场运动已经从一场暴动发展为一场羽翼丰满的农民运动，一个大致的国家政权已经建立。
放弃立足于广西向外发展的意图，决定向北挺进征战，是一个关键的转折。广西是一个穷省，放弃广西无疑是因为考虑到进入财富和人口中心的必要性。李秀成说，当他们离开永安时，计划进入广东。如果情况属实，那么这肯定是天德王洪大全的主张，从许多方面来看，这是一个更合理的方案。天德王被捕后，计划就改变了，这表明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和他作对，而这一变更是掌控权势的必要表达。
有力的证据表明，运动组织的规划主要出自冯云山和洪大全之手，太平军在4月6日失去了洪大全，又于7月初旬失去了冯云山，再于9月10日失去了他们最有能力的部队指挥官萧朝贵。这些损失是最为严重的，即便在湖南补充5万人的新鲜血液，也无法弥补3位杰出领导人的缺失。这份损失再也没能弥补，他们的去世明确地标志着这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注释：
［1］莫尔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1卷，第440页。
［2］盖勒利与伊万：《中国叛乱史》，第120页。
［3］《太平天国始末》，第1－3页。
［4］《太平天国野史》，第1卷，第1－13页。
［5］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第50－74页。
［6］《中国叛乱史》，第139页。
［7］《太平天国始末》，第4页。
［8］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第56－59页；盖勒利与伊万：《中国叛乱史》，第142－147页。两个版本的记述略有不同。
［9］《太平天国始末》，第4页。
［10］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第77页。
［11］《太平天国始末》，第5页。
长江沿岸的太平军（1）
太平军于1852年11月30日从长沙撤围，在附近的城市益阳找到几千只船，于是越过洞庭湖，于12月13日攻下战略城市岳州。此地俯瞰着洞庭湖和长江交汇处。他们在这里获得了大量军事装备，据说是吴三桂造反（1674－1678）时储备下来的，藏了175年，这也许是现代军事物资保存期限的最高纪录。
太平军顺长江而下，抵达坐落在汉水与长江交汇处的武汉三镇：汉阳、汉口和武昌。汉阳于12月19日陷落，汉口于第二天易手。太平军焚烧汉口之后，渡到南岸，围攻武昌。他们遭到的抵抗微不足道，武昌于1853年1月13日陷落。武汉的优越地理位置，使之成为帝国在那时最大的贸易中心。何况武昌又是湖北的省会，湖广总督的驻节地。这是太平军到那时为止取得的最大胜利，北京的朝廷陷入恐慌。太平军打算直杀北京。
太平军在武汉三镇取得的标志性胜利，既是由于当局的无能，也是由于太平军的技巧。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武昌无法和长沙一样严防死守，即使太平军轻易取得了已经储备了175年的军事装备？人们同样很难明白，为什么太平军没有试图驻守武汉三镇，将之作为一个根据地。相反，他们集结了成千上万的船只，承载号称50万人的部众，包括士兵、妇女和小孩，于1853年2月8日放弃了武汉三镇。［1］他们蔽江而下，一边在两岸抢掠，于2月17日攻克九江，2月24日攻克安徽省省会安庆，3月8日抵达南京城下。短短11天的围攻，这座重要的城市就于1853年3月19日陷落，城内的约2万名满人，包括妇女儿童，无一幸存。3月31日，镇江陷落，第二天，长江北岸的扬州陷落。这两座控制着大运河入口的城市，兵不血刃地落到太平军手里。于是太平军只用了52天时间，就顺流推进了1200多里，穿过了帝国的心脏，攻克了从武汉到大运河之间的每一座江边城市。自从离开长沙以后，他们未曾遇到有效的抵抗，而且走得越远，抵抗越小。当他们来到大运河旁的扬州时，他们似乎可以毫无阻碍地肆意纵横整个中国了。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有人在南京就未来的行动路线提出不同的主张。一些人赞成立刻进军北京，另一些人则倾向于挺进海滨的上海。对这一时期做过研究的学者普遍认为，如果太平军全军挺进北京，清廷投入战场的任何军力都无法阻止他们的进军，满人将会逃向满洲，清朝将在中国境内垮台。然而天王喜爱南京，决定在此建都。为了调和反对意见，他派出一支号称万人的部队，由林凤祥指挥，向北突进。这支部队进行了一场最富戏剧性的战争表演，穿越安徽、河南、山西、直隶等省，一次又一次击败清廷派来阻击他们的官军，于1853年10月28日抵达独流镇，离天津不到40里。［2］他们被阻挡在这里，因为精疲力竭、遭遇抵抗而无法前进。他们逐步地后撤到山东，最终溃散，未能对战争的最终结果产生任何积极的影响。
于是太平天国建都在南京——“学习和娱乐之城”。当太平军占领南京时，它的人口超过了50万。
按照中国人的评价，除了南京或苏州府的出产，无所谓美丽，无所谓上品，无所谓典雅体面，无所谓美味。作为真正的凡人，我们法国人只有一个城市决定格调，树立时尚；中国却有两座城市。中国的“流行”分为两派，一派属于南京，另一派属于苏州府。我们不知其中哪一派占据优势。至于北京，中央政府所在地，只要事关品位与乐趣，它就没有发言权，只能享受无聊的垄断。南京各色人等荟萃：文士，科学家，舞者，画家，古董收藏者，杂耍演员，医生，名妓。这座魅力四射的城市容纳各种流派的科学、艺术与娱乐。在这里，娱乐本身就是艺术与科学……
长江沿岸的太平军（2）
帝国各地闲散的有钱人走马灯一样来到苏州府和南京。他们在这两座城市打发时光，参观画家的工作室，拜访大学者的书斋，这些人和我们一样热衷于闲聊；或者去为名优捧场；夜间则在诗人与妓女的陪伴下兜风。江南有几分像中国的意大利，这里的生命伟业就是爱情与诗歌。父母把女儿们养大，靠她们的姿色渔利。有时将她们卖给富有的官吏，有时放任她们进入红尘，靠着漂亮的脸蛋和灵巧的头脑，成为帝国之内几乎是最快活的女人，身后永远跟着一队钱袋鼓鼓的追逐者。南京的女人不仅是中国最漂亮的，也是最风雅的。
……中国人个个喜欢水上娱乐，除非漂在水面上，他们总会感到美中不足。所以这些豪华的游船日夜都有人光顾，在船上吃喝抽烟，昏昏入睡。对于不够阔绰的游人，也有档次稍低的游船；但是这块土地上没有真正的穷人。这是一片永远多产的土壤，在明亮的天空下，到处灯火辉煌；在清幽的河渠旁，碧水在竹阴下流淌，伴随阵阵花香。
太平军现在已在沿途招募了大批新兵，他们来到富庶的江南，他们将得到拥护者，但不会再获得同谋。革命性的尝试，不论善恶，都有这份不幸的特权，吸引了各色绝望的人等，他们期待某种变化将会改善他们的处境；而在另一方面，在那些舒适无处不在的温柔之乡，太平军队很少获得众多的追随者。因此，虽然太平军也许赢得了大众的同情，但今后也只能指望他们自己有效的军力，并且不仅要力战北京派来对付他们官兵，还要对抗他们已经抵达的焦点所具有的腐蚀性影响。［3］
这就是天王选为首都的城市。这个男人要求他的追随者们禁欲，自己却淫逸贪乐。他立刻将自己锁在深宫之内，限制自己与宫墙之外世界的接触。南京迅速丧失了被描述得那么灿烂的欢快特征；但有证据表明，在天王迁入的那片天地里，仍然保留了不少这座名城所特有的气氛。
在太平军大举北上炫耀武力的时候，清政府确实被这个打击吓呆了。国库空虚，军队无能，满汉一样。各省早已出现的分权趋向，现已成为北京朝廷无法逾越的障碍，很难再集结一支国军有效地打击太平军，并从首都实施有效的指挥。皇帝的反应只是临机应变。一道又一道上谕指令各省官员集结军力剿匪，而太平军推进如此迅速，当上谕送达绝望的官员手中之前，他们已经进入了一些省份，随后又离开了。而另一些上谕又载着雷霆大怒接踵而来，把严厉的处罚带给倒楣的帝国官员。“一个又一个钦差或总督倒下了，不是倒在战场，而是倒在皇帝诏书的可怕判决之下。”［4］不少顶级官员掉了脑袋，但是天子的严厉和大量上谕仍然无法遏止太平军的不懈推进。清廷在经济和指挥上都破产了。清廷完全乱套了，似乎很难苟延残喘。
在太平天国的早期阶段，或称广西阶段，朝廷依赖的是满人军队和汉人绿营，或者说依赖的是正规军。派到广西去与太平军作战的将军都是满人高官。他们从广东和广西抽调常驻军队，从湖南也抽调了一些。派上战场的军队很难统计人数。对于太平军和官军的人数统计，都无法令人满意，因此本书一般没有陈述双方的军事力量，引用的数字大部分都是粗略的。不过，偶尔必须提到一些军队人数，以便维持某种客观性，也可以为认识斗争的规模提供参考。
长江沿岸的太平军（3）
当太平军抵达南京时，在他们经过的那些省份里部署的正规军人，理论上有19万汉人和1万满洲旗人，总计约20万人。［5］但这些部队分布在各个省份，在每个省份都由省级官员指挥，他只对本省负责，不大关心邻省出现的麻烦。任何军官都无权把部队从广东调入湖南，只有皇帝能办到这件事。而当这些部队开进其他省份时，他们仍然是一些独立的作战单位，仍然听从本部队军官的指挥。朝廷没有任命一名总司令，赋予他从各个省份动员正规军并把他们调去对付太平军的权力。在太平军离开广西之后，各省不得不分别应战，却不曾联合起来抗敌。于是，清廷培育起来以便防止各省军力失控的这种体制，使它在各省无力应对百姓失控的事态。
太平军队的人数更难确定。米窦斯估计夺取南京时的武装人数在6万到8万之间。［6］盖勒利与伊万认为这个数字应为5万人。［7］他们都是当时的观察家，两种估计都有分量。不过，除了太平军组编的部队之外，还有几千平民从广西就开始跟随他们胜利进军。太平军没有时间和机会将这些人组织起来，无法用军纪来约束他们。似乎是在攻克南京之后，他们立即着手将这几千人编入军队。北伐军的人数为万。他们另派了一支部队溯长江而上，重新占领他们一路上曾经攻占又放弃了的那些城市。他们还派了一支部队深入安徽内地，又另派一支部队进入江西。
太平军占领南京之后，在人力部署上不受任何局限。但他们训练部队和提供武器装备的能力是有限的。他们拥有的武器装备即便不属于古代，也是属于中世纪的，却并不比官军的装备差。太平军能够掌控大部队的纪律，他们这方面的能力远远超过了清廷。离开广西之后，他们的纪律有所松散，在扩军过程中，随军离开永安的每个士兵都当上了军官，他们的人数约为万人。其中许多人其实并不适合于担负更高的职责。
太平军的北伐再次暴露了满人的军事无能。直隶省部署了大约14万名满洲旗人和万名汉人正规军来保卫京城，而在太平军经过的河南、山东和山西省，理论上还有万名汉人正规军。皇帝还命令蒙古郡王僧格林沁带领他的武士们从蒙古赶来保卫首都。据说就是此人把太平军阻遏在距离北京300里之内的地方。太平军得到了南京方面的至少一次［8］增援，但是长征带来的消耗以及官军的不断拦截，自然形成很大的阻力。他们在华北似乎未能如同在南方和长江流域那样补充新鲜血液。
1853年年底，北伐军仍然在天津以南坚守阵地；新从南京派出的部队实际上已经跨越了整个安徽，武昌以下长江沿岸的所有城市再次被太平军占领，江西的大片土地也落到了他们手中，他们正在围攻江西省会南昌。在整个1853年，官军没有打一场胜仗，只是设法困死已经精疲力竭的太平军北伐部队。财政上的混乱和损失，规模不下于军事上的溃败。
自从清廷在军力、调度和财政上破产之后，各省只能各尽所能联起手来，达成一定程度的协调，力图挽回时局。在多数情况下，最初的打击对于他们总是过于沉重，使他们一时措手无策。不过，湖南的局面却是明显不同。该省的政府和人民迅速组织起来，决心力挽狂澜，用自己的力量和示范来挽救朝廷。
长江沿岸的太平军（4）
当太平军进入湖南时，他们在蓑衣渡遭到江忠源指挥的两千名民团的沉重打击。这支民团后来为长沙的解围贡献甚大。江忠源得出一个结论：民团相对于正规军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他的看法使省级当局受到启发，最终也点醒了朝廷：若想恢复秩序，还得依靠正规军和满洲旗人以外的力量。太平军离开了湖南，但他们在这个省份唤起了盗抢之风，该省的每一个地区几乎都发生了暴动。江忠源这支小小的民团部队为镇压盗抢立下赫赫战功。省政府组建了另一些部队，在省内较为重要的中心地区逐步控制了局面。
此时曾国藩住在位于湖南中部湘乡的家中为母亲守哀。他已经建立了学术上的声望，并且在北京的部级机关获得了不少为官的经验，在首都声誉极佳。他毫无军事素养和军事经验，但这在京城对他并无不妥，因为他是一名翰林学者。可是到了1852年底，湖南巡抚接到一道北京来的命令，通知他：在籍侍郎曾国藩赋闲在家，皇帝指示他协助招募和组织湖南的志愿者从军。［9］
1853年初，曾国藩着手招募和组织一支志愿军，这支部队就是后来享誉全国的“湘军”。
这个任务非同一般，起初他不得不跟旧军队的特权阶级竞争，还得面临任何新生事物在一个古老国度里注定要遭到的普遍反对。不过，这一年内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组建时期，这支部队在镇压土匪的战斗中获得了丰富的基本实战经验。
作为一个湖南人，曾国藩认为新的军队在与太平军交战之前，应该首先稳定本省的局势。他意识到，他的部队一旦跨出湖南边界，为了在战场上维持军力，他就必须依靠湖南省来补充兵员和资金。在整个那一年内，北京不断催促他东进镇压太平军，但曾国藩按兵不动，直到他做好进军的准备。江忠源和他的那支小部队已被派往长江下游，在江西抵御太平军。他当时已被提拔为安徽巡抚，下年初在与太平军作战时吃了败仗，自杀身亡。于是，在前期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唯一的一个表现出了才干的军队指挥官，就这样离开了舞台。
左宗棠在太平军围攻长沙时曾担任巡抚张亮基的军事顾问。张亮基升为湖广总督后，骆秉章继任湖南巡抚。太平军在1853（原文为“1854”，译文根据史实做了改正。——译注）年2月撤离武昌后，张亮基去武昌上任，带着左宗棠同行。他向皇帝推荐左宗棠做官，结果左宗棠得到了知县的头衔，而非官位。张总督说，他只有3个人可以完全依靠，其中包括左宗棠，他能打理总督衙门里的任何公务。张总督与骆秉章联名推荐左宗棠做官，他得到了同知直隶州的任命，但他推辞未就。1853年秋，张总督调任山东，由吴文镕继任湖广总督。究竟是吴文镕未留左宗棠为他效力，还是左宗棠不愿留下，我们找不到记载，只知道他在11月份回到了湖南老家。
《年谱》没有说出左宗棠拒绝就任直隶州同知的理由，但在下一年他写给曾国藩的秘书刘霞仙的信中，也许可以看到对这件事的解释。他认为自己去就任那个职位是大材小用了。其中提到的武侯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大英雄诸葛亮的另一称呼。左宗棠总爱把自己比作诸葛亮。信中写道：
来示谓涤公拟以蓝顶花翎尊武侯，大非相处之道。……吾欲做官，则同知直隶州亦官矣，必知府而后为官耶？且鄙人二十年来所尝留心，自信必可称职者，惟知县一官。同知较知县则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实非素愿。知府则近民而民不之亲，近官而官不禀畏。官职愈大，责任愈重，而报称为难，不可为也。此上惟督抚握一省大权，殊可展布，此又非一蹴所能得者。以蓝顶尊武侯而夺其纶巾，以花翎尊武侯而褫其羽扇，既不当武侯之意，而令此武侯为世讪笑，进退均无所可，非积怨深仇，断不至是。涤公质厚，必不解出此，大约必润之从中怂恿，两诸葛又从而媒孽之，遂有此论。润之喜任术，善牢笼，吾向谓其不及我者以此，今竟以此加诸我，尤非所堪；两诸葛懵焉为其颠倒，一何可笑。幸此议中辍，可以不提，否则必乞详为涤公陈之。吾自此不敢即萌退志，俟大局戡定，再议安置此身之策。若真以蓝顶加于纶巾之上者，吾当披发入山，誓不复出矣。［10］
长江沿岸的太平军（5）
骆秉章听说左宗棠没有就聘于人，便写信给他，请他出任自己的首席军事顾问。左宗棠初次谢绝，但骆秉章再次邀聘，左宗棠就接受下来。与此同时，太平军于1854年初再次袭击湘北。他们显然听说过左宗棠其人，因为他们派了一队人马前往左宗棠隐居的山间搜捕他。左宗棠风闻敌人到来，携带家眷逃往长沙。他于1854年4月5日进入巡抚衙门就任首席军事顾问之职。
曾国藩在募集新军时，与湖南省当局发生了不小的摩擦。全省的土匪令巡抚十分焦虑，他授权候补官员王珍募集一支志愿军来防守长沙。王珍与曾国藩立刻发生了冲突。左宗棠与王珍是很好的朋友，在这场冲突中左宗棠似乎是站在王珍一边。王珍甚至有可能谋求取代曾国藩成为湘军的组建者，显然曾国藩对王珍很不感冒。如果这种情绪牵连到王珍的朋友，也是无足为怪的。
黑尔说，在1854年春天长沙周边发生的军事行动中，王珍打了一场小仗，击毙了大约30名太平军，而他上报为一场大捷。“当关于军事行动的联衔奏报起草之后，曾国藩审阅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但是在送达朝廷的最后抄正件上，左宗棠做了增删。在他所做的修订中，叙述了一场虚假的胜利。这使曾国藩勃然大怒。”［11］
不难理解，在农民运动的这一阶段，对一个心神不宁的政府而言，最微小的胜利也可以当作大捷，而人们最常见的秉性就是把厌恶的对象所取得的成功缩微，而把偶像的成功夸大。王珍的功绩在他的朋友和曾国藩的眼中很有可能大不相同。曾国藩似乎永远也没把这件小事忘掉。这就是曾国藩与左宗棠失和的开始，这种状况在10年后达到顶点。在湘军攻占南京之后，这两个杰出的湖湘子弟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端。
从南京溯江而上的太平军部队于1854年6月26日攻占武昌。散布各地的会党已在湖南活动了几个月，曾国藩和该省当局尽了一切努力进行镇压。4月份，曾国藩试图当一回现场指挥官，但他被太平军击败，非常沮丧，两次企图自杀。［12］他认为自己不是部队指挥官的料子，不能再做现场指挥作战的尝试。然而他继续担任湘军的首脑，到秋天已经成功地肃清湖南，开始向武昌进军。湘军于1854年10月14日占领这座城市，还有位于江北的汉阳与汉口，标志着清政府在镇压一场已经持续了4年之久的农民运动中首获大捷。于是曾国藩向南京进发，北京多年来第一次看到了最明亮的曙光。
但是政府的体制对于猛烈而成功的军事行动而言是一个过于沉重的包袱。曾国藩是总司令，但他的权力局限于指挥他这支人数不多的湘军，对各省的官员只能说服，而无权节制。曾国藩离开武昌以后，花了将近10年时间，才得以进入南京。不过必须指出，他的功劳在于，他从来没有失去希望，也未曾动摇决心。
曾国藩的目标是南京，他决不放弃努力。他一次又一次被太平军击败，他的大业似乎前途无望，但他无须别人鞭策。他的精神和毅力赢得了最大的崇仰，但他的军事才干很难指望人们的钦佩。不过，曾国藩从来未曾以军人自居，而把自己定位于文官。
在致力于消灭太平军的漫长过程中，曾国藩成了抵抗太平军的象征，他的人格成了忠君报国的凝聚点。直到1860年，他被任命为两江总督，辖区包括安徽、江西和江苏3省，他的地位才有几分非同寻常。在某种意义上他成了军队的最高统帅，但权力范围模糊不清，他主要依靠自己的才干来说服各省官员合作，而不是对他们动用指挥棒。一开始朝廷显然不信任他，把满人官员派到武昌，监视曾国藩及其汉人同事。
长江沿岸的太平军（6）
从曾国藩离开武昌到攻占南京的军事行动过程，是一个真正的拼图玩具，几乎超越了西方人所能掌握的范围。最难理解的情况之一是，事实上在这一时期，政府的军队一直徘徊在南京周边，从来不曾远离，偶尔还弥合了包围圈。可是，太平军在南京进进出出，大范围地蹂躏各省，给中央政府的军队以致命打击，攻下了几百座围城。他们多次击败包围南京的官军，却未能将之彻底驱散。官军总是很快又返回，如同苍蝇死缠着一罐蜜糖。
太平军不缺兵源，好几年在战场上保持着庞大的部队，但是这场目标明确的、具有凝聚力的反朝廷运动，逐渐蜕变为一个巧取豪夺的口实。他们在攻入内地的第一阶段失去了3个伟大的领导人，这个损失令他们缺乏建设性的纲领，这个纲领本来应该在他们取得最初的军事胜利之后就制订出来。莫尔斯说：
没有听说太平天国政府组建任何形式的文官管理机构，就连南京也没有。它为供养宫廷和军队而征税，办法很简单，即看见什么就收什么。它能靠在公共金库和谷仓中找到的钱币和粮食支撑一阵子，但这种供给总有一天要枯竭，接下来唯一的资源就是剥夺本国的个人财富。太平军攻克和再攻克一座又一座城市，克而不占，只为军事意图驻守几城，每克一次，必定洗劫一遍。他们向本国的各个方向出击，在1853年到1859年之间，打遍了湖北、安徽、江西3省，还涉足江苏西部，搜刮富人们可携带的财富，运到南京和其他有太平军驻守的城市。而太平军没抢走的东西，又被官军拿走了。国家遭到破坏，财富遭到挥霍，元气受到损伤，帝国一度最富庶繁华的城市周边，竟然成了野雉的窝巢。［13］
在这些多灾多难的岁月里，左宗棠一直是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他没有真正的官位，只是巡抚的首席军事顾问，没有出现在帝国官员的花名册上。但他设法使自己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左宗棠说过，起初骆秉章对他看得很紧，但不到1年的时间，骆巡抚遇事总要征询他的意见，通常无不采纳。［14］梁启超说，骆秉章是一个才干平平的官员，能量不大，沉迷于酒色，不大愿意承担本职重任，实际上左宗棠是真正的湖南巡抚。［15］如果此情属实，那么湖南省是幸运的，因为在这乱世之中，该省处于全国最好的巡抚领导之下。
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自然会遭到特权官僚阶层的忌恨。他天生的脾气不会令事态好转，于是很快就有了一种议论，说左宗棠其人很难相处。他的名声传到皇帝耳中，天子开始垂询有关他的情况。一位御史在奏折中向皇帝力荐左宗棠：“若使独当一面，必不下于胡林翼（湖北巡抚——原注）诸人。”［16］
左宗棠的老邻居郭嵩焘有一次觐见皇帝，天子就左宗棠垂询了很多问题，有关他的能力与秉性，以及为什么跟同事合不来。郭嵩焘高度评价左宗棠的能力，但说他脾气不好。他说左宗棠傲慢自大，不肯通融，直言无忌；他只跟少数几个人相处融洽，但他似乎跟骆秉章关系不错。皇帝说，他对左宗棠很感兴趣，不在乎他的坏脾气，并且很想用他，但不知把他放在什么官位上比较合适。皇帝还说，左宗棠既然快到50岁了，很快就会年老力衰，不能为朝廷效力。［17］
事实上，左宗棠这些年来一直在为国鞠躬尽瘁。他竭尽全力支援湘军，曾国藩指挥这支军队正在安徽和江西作战，在此期间湖南省实际上是在独力进行这场战争。曾国藩也承认左宗棠所做的贡献，他于1856年在给皇帝的一份奏章中举荐左宗棠，说他满腔热诚，协助提供军饷。他的举荐，使左宗棠获得兵部郎中的职衔，并赏戴花翎。［18］
长江沿岸的太平军（7）
左宗棠的老友胡林翼从不放弃举荐他的任何机会，利用他对左宗棠的影响，为他谋得了一个战地指挥官的职位。但曾国藩还是不喜欢左宗棠。这两个男人气质迥异，绝不可能相处融洽。曾国藩需要听话的人加入这支新军，他太了解左宗棠，对他的任命犹疑不决。于是左宗棠继续留在湖南巡抚的衙门里。
然而1859年发生了一件事，迫使左宗棠离开骆秉章的幕府。在左宗棠的影响下，一名无能的官员被撤职了。左宗棠此时已经树敌太多，他的对头们利用这个事件向皇帝告状，说湖南巡抚位同虚设，只是左宗棠手中的一件工具。皇帝下诏调查此事，左宗棠奉令前往武昌接受讯问。这件事对左宗棠非常不利，幸亏胡林翼身任湖北巡抚，可以直接向总督求情。通过他的努力，此事作罢。［19］
左宗棠打定主意再次进京赶考，竞争第三学位。他于1860年2月离开长沙，在湘阴老家待了几天，便向北京进发。他于3月24日抵达湖北襄阳，接到胡林翼的来信，请他前往曾国藩当时设在安徽宿松的总司令部商讨战事。于是左宗棠没有前往北京，而是回到汉口，前往宿松，在曾国藩的大营待了几个星期。［20］
胡林翼所说的会议事关对安庆的进军。左宗棠自告奋勇，要求指挥一路部队攻打安庆。
曾国藩拒绝了他的申请，他告诉左宗棠：派你去指挥作战部队，犹如画蛇添足。［21］
然而形势急转直下。太平军对徘徊在南京周边的清军展开了一次定期的攻击，一举将之击溃。然后他们奔袭浙江，在皖南打了一系列大小胜仗，对江西构成威慑。更何况，英国和法国在集结力量准备进攻北京，发动1856年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最后攻势。四川的安全受到太平天国第一批王爷中的仅存者石达开的威胁。
1860年春天，北京连连催促曾国藩干出点成绩来，这令他焦灼不安。曾国藩处在危境之中，他终于屈服于胡林翼的催促，授权左宗棠组建一支部队开上战场。与此同时，胡林翼就此事直接上奏皇帝，朝廷下诏，授权左宗棠在湖南招募5000人，开往安徽和江西作战，并委任他为曾国藩的助手。左宗棠于1860年6月26日在长沙接到了这份上谕。［22］在此之前，他已从宿松返回湖南，于6月23日抵达长沙。
左宗棠马上着手招募自己的部队。他写信给几位友人，请他们加入进来。他选择了王珍的哥哥王开化来任他的参谋长，请刘典和杨昌浚当他的副官长。他们为这支部队招募的官兵人数如下：
王珍旧部，1440人；
4营官兵，每营500人，共2000人；
4个总哨，每哨320人，共1280人；
卫队，200人。
总计4920人。
这些官兵于1860年7月21日在长沙城外集结，开始训练。
这时候，朝廷对四川的局势非常恼火，询问曾国藩：左宗棠是否适合去收拾该省的局面？刚好在一年前，四川也发生了类似的恐慌，那时皇帝曾决定派曾国藩前往。曾国藩现在以同样的理由阻止左宗棠前往四川。曾国藩说，四川是个富庶的省份，人口众多，不难靠自己的力量打败太平军。左宗棠和他的5000官兵对四川帮不上什么忙，而把他们派到江西，却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于是朝廷做出决定：左宗棠必须对部队进行两个月的紧张训练，然后率领他们前往江西。1860年9月22日，左宗棠率领他那5000人的小部队离开长沙，开往江西南昌。
当左宗棠踏上军人的生涯时，他已经49岁了。这是中国人的算法，照西方人的算法，他这年是48岁。这个年龄，对于一位将军而言，许多人会认为是超龄了。
注释：
［1］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第79页。
［2］莫尔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1卷，第446页。
［3］盖勒利与伊万：《中国叛乱史》，第236－240页。
［4］莫尔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447页。
［5］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第4－12页。
［6］《中国人及其造反运动》，第173页。
［7］《中国叛乱史》，第220页。
［8］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第85页。
［9］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第147页。
［10］《左文襄公书牍》，第2卷，第28页。
［11］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第164页。
［12］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第164页。
［13］莫尔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2卷，第454－455页。
［14］《年谱》，第2卷，第3页。
［15］参阅周荫坤的《左宗棠书信集》，1914.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