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章节概述
序
云朵幻化出来的清真寺
第一部分 梭伦的警示——欹斜、不对称、归纳
1/你既然如此富有，何以不能同样聪慧？
尼洛·杜立普
如遭霹雳
临时清醒
工作方法
没有敬业精神
秘密总是存在的
约翰，高回报业务的交易员
薪酬过高的土包子
炽热的夏天
血清素和随机性
你的牙医有钱，非常有钱
2/一种奇特的计算方法
未然历史
俄罗斯轮盘赌
一种更险恶的轮盘赌
良好的同伴关系
俄航带来的救星
梭伦走访丽晶夜总会
乔治·威尔决非梭伦：论反直觉真理
在辩论中受羞辱
风险经理
3/以数学方式深思历史
欧洲阔少的数学
工具
蒙特卡罗数学
在我顶楼里的乐趣
制造历史
佐格勒布挤满我的顶楼
无视历史教训
炉子烫手
我的梭伦
经过掌上电脑提炼的思想
爆出一条新闻
席勒续篇
老人统治
蒙特卡罗的菲洛斯特拉图斯：论噪音与信息的差别
4/随机性、废话以及理科知识分子
随机性与动词
逆向的图灵实验
一切伪思想家之父
蒙特卡罗诗歌
5/最不适者生存——进化论也会被随机性愚弄吗？
卡洛斯——新兴市场的巫师
好年景
摊低成本
沙地上的警戒线
约翰——高回报业务交易员
懂得计算机与议程式的股市分析员
他们共享的个性
受随机性愚弄的市场傻瓜
天真的进化论理论
进货会被随机性愚弄吗？
6/欹斜与不对称
中间值并不说明问题
关于牛于熊的动物学
傲慢的二十九岁的儿子
偶发事件
对称与科学
偶发事件之谬见
一切欺诈之母
统计学家为什么发现不了偶发事件
恶作剧的孩子把黑球换下来
7/归纳法问题
从培根到休谟
黑天鹅
尼德霍夫——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
推崇卡尔爵士的人
地点，地点
波普尔的答案
开放的社会
人无完人
帕斯卡的赌注
多谢梭伦
它取决于猴子的数量
现实生活是险恶的
关于这一部分
8/隔壁有太多的百万富翁
如何消除失败的刺痛
算得上幸福
过多的工作
你是个失败者
双重的幸存者认识偏差
更多的专家
只有胜出者才能被人看到
牛市
权威人士的意见
9/买进卖出比煎鸡蛋还容易
被数字捉弄
全无本事的投资人
没人必须称职
遍历性
生活就是巧合
神秘信件
被打断的网球赛
生日悖论
世界真小！
数据采掘、统计数字以及骗子行径
我读过的最好的一本书！
逆测器
更令人不安的扩展领域
挣钱季节：被结果捉弄
癌症能自愈
皮尔逊教授前往蒙特卡罗（按字面理解）：
随机性看来不随机
狗没有吠叫：论科学知识中的认识偏差
我得不出结论
10/失败者担待一切——论现实生活中的非线性现象
沙堆效应
进入随机性
学打字
现实世界内外的数学
伯里丹的驴或随机性好的一面
雨则倾盆
11/随机性与我们的大脑：我们是概率盲
巴黎还是巴哈马群岛？
一些建筑学上的思考
从心理学到神经生物学
我们的天然居住地
法庭上的卡夫卡
荒谬的世界
卡尼曼和特弗尔斯基
神经生物学
理解概率时存在哪些认识偏差
我们是期权盲
概率和媒体（更多的记者）
午餐时间的CNBC
你此时可能已经死去
布伦堡的解释
过滤方法
我们不了解信心水平
一点自白
第三部分 以蜡封耳——与随机病相安无事
我没有那么聪明
奥德赛式的无声指令
12/赌棍心态和笼中的鸽子
出租车英语和因果率
斯金纳的鸽子实验
菲洛斯特拉图斯续篇
13/卡尔内亚德来到罗马：概率与怀疑论
卡尔内亚德来到罗马
概率是怀疑论的产物
德·诺布瓦先生的意见
信念的路径依赖性
以计算代替思想
从葬礼到葬礼
14/酒神巴克斯放弃安东尼
杰克奥葬礼随笔
随机性与个人风度
后记：梭伦这样对你说
当心伦敦的交通堵塞
张玉昭：
我认识的塔勒波
作者答读者问
前 言
本书综述了两处人类特性：一种，是那拒绝无聊废话的数学型交易员（自封为“不确定领域的实践者），这样的人想要一辈子不被随机性所愚弄，且要克服在不确定状况下产生的种种情感冲动；另一种，是那些追求尽善尽美、爱好文学的普通人，任何无稽之谈只要是经过了润色、加工、有新意够品位，他就乐于被其愚弄。我本人也不能免谷而不做受随机性摆布的傻瓜。我所能做的，只是对它加以局限，使之能带来一些美的享受。
有关在对付随机性时人们的种种倾向（后天得来的或与生俱来的），过去的十来年有过许多论述。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给自己定的原则是，避免探讨：（1）任何我所没有亲身经历的话题，或者不是由我独立发展起来的思想；（2）任何我所没有充分提炼，因而不能轻而易举地写出来的话题。任何东西，只要稍稍需要额外的工作量，我就返它撇开；各个段落当中如果有哪些文字看来像是从图书馆里查阅得出来的，我就把它剔除，包括那些能够显示学问的科学名词；所有的引用语，只要不是自然而然地从我脑海中闪现出来的，或不是出自一个常年亲密效的作者的，我尽力不予使用（我讨厌随处使用借来的智慧——下面会对此详加叙述）。Aut tace aut loquere meliora silencio（除非说了确实比不说强）。
我的职业是数学型交易员，但我尽可能避免仅以这个行业的视点来看问题。市场只不过是种种随机性陷阱中的一个特殊案例而已。我对它们的阐述是解说式的。如果我与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心脏病医生共进晚餐，谈到这个话题，就会用这种方式（在此，我是借用我的晚辈朋友雅克·梅拉卜打个比方）。
几点说明。首先我要感谢那些可谓是本书合著者的朋友们。感谢来自纽约的学者、随机性问题专家斯坦·乔纳斯（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更适合他的称谓），我以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的活跃和热忱跟他就概率方面的所有有关话题进行了半辈子的交流探讨。感谢我的朋友、概率学家唐·格曼先生（我的论文指导老师赫利耶特·格曼的丈夫），他热情地支持我写这本书。唐启发我认识到，概率学家都是天生的，而不是造就的。大多数概率数学家只会计算概率，但并不理解它（要做到概率判断，他们比一般大众强不到哪里去）。真正写这本书，是始于我与我那博学的朋友贾米尔·巴斯的一次彻夜长谈。时值1987年夏季，他正在各家各户之间谈论新的和“旧的”货币的形成问题。那时我还是一名初出茅庐的交易员，而他对那些整天缠着他的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交易员们很是瞧不起（后来证明他是对的）。由于他的灌输，我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深刻的思索，并产生了写这本书的想法。我们俩后来都获得了博士学位，所写论文的主题几乎完全一样，在纽约、伦敦或巴黎我还曾拽着好多人外出散步（往往走得很远），对这本书的某些部分进行讨论。其中包括已故的吉米·鲍尔斯，早期是他帮助培植了我的交易业务。他总爱说：“买进、卖出谁都会做。”还有我那们那位百科全书般无所不知的朋友大卫·帕斯特尔，他对文学、数学和闪米特语言同等娴熟。我还和我的同事、头脑清晰的波普尔学者乔纳桑·威克斯曼就如何将卡尔·波普尔的思想溶入到我们作为交易员的生涯当中去的问题做了无数次的谈话交流。
第二，我有幸结识了迈尔斯·汤普逊和大卫·威尔逊，当时他们跟那些随大流的出版商正好相反。他知道，用不着专为迎合某类特定读者而去写一本书，书自己会找到专属于它的读者群，所以要更多信任读者的选择而不是坐等现成的读者群，所以要更多地信任读者的选择而不是坐等现成的出版商。至于大卫，他对这本书有充分的信心，所以鼓动我让它顺其自然，完全不去考虑定位于什么类别的问题。爱猫扑.爱生活和我对自己的看法是一致的：我虽热衷于概率和随机性的学问，却对文学着迷，又偏偏是个交易员，因而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专家”。他还保留了我在此书编排中使用的一些个性风格，使之免于在编辑过程中被平淡化（这种风格再不好也是我个人的嘛）。最后还有弥纳·萨缪尔斯，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编辑：在直觉、修养、美学品位方面无与伦比，而又不咄咄逼上梁山人。
有许多朋友在谈话交流中给了我各种思想，这些思想在本书中都有所体现。我可以指出它们通常都出自哪些人，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一流的健谈家：欣茜亚·谢尔顿·塔勒波（Cynthia Shelton Taleb）,赫利耶特·格曼（Helyette Geman）,玛利克利斯丁·利阿齐（Marie-Christine Riachi）,保罗·威尔莫特（Paqul Wilmott）,夏依·皮尔佩尔（Shaiy Pilpel）,大卫·德罗萨（David DeRosa）,埃利克·布利斯（Eric Briys）,悉德·卡恩（Sid Kahn）,吉姆·加特拉尔（Jim Gatheral）,伯纳德·欧佩蒂特（Bernard Oppetit）,拉斐尔·多阿蒂（Raphael Douady）,马可·阿弗兰内达（Marco Avellaneda）,迪迪埃·加维斯（Didier Javice）,内尔·克利斯（Neil Chriss）以及菲利普·阿塞利（Philippe Asseily）。
这时面有此章节是作为“奥迪恩圈子”活动内容的一部分内容而拟定并讲座过的，这个名称来源于特利贝卡市奥迪恩饭店的酒吧间，我和我的朋友们定时但不定期地在那里碰头（也就是说星期三10点我从库朗学院下课以后）。奥迪恩饭店的出色职员塔利克·开利菲（Tered Khelifi）是个最能体现该店特色的人，他执意要使我们每一个人都享受到周到的服务，如我哪次没能如约出席就设法使我歉疚，这样我们更加感恩戴德，于是大大促进了这本书的撰写。我们欠他好多的情。
读过这本书的手稿，一丝不苟地帮着更正错误，或为了写成为本书贡献了有效力的建议的人有：英格·伊弗钦科（Inge Ivchenko）,丹尼·托斯多（Danny Tosto）,马诺斯·弗尔库裘蒂斯（Manos Vourkoutiotis）,斯坦·米特利茨（Stan Metelits）,西尔维也纳利奥·弗雷西（Silverio Foresi）,阿齐利斯·维内图利亚斯（Achilles Venetoulias）和尼古拉斯·斯台方诺（Nicholas Stephanou）。如果还有什么错误的话，那都是我的。
最后，本书在网上有许多版本，阵发性地（以及随机地）引来一批批信件对我进行鼓励、指正或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我把我的答复都编进了这本书的正文。这本书的许多章节就是为答复读者的提问而写的。博科尼（Bocconi）的弗兰西斯科·科利埃利（Francesco Corielli）对我关于科学成果传播中的偏差的论述做了纠正。
这本书是在我建立了“恩辟利卡”以后写成的。“恩辟利卡”是我的学术家园，是个“经验主义者之家”。它建在康涅迪格州格林威治市偏僻的树林中。我把它设计得符合我的趣味，使它好像是一件兴趣爱好之作。这是个综合设施，兼用作应用概率研究实验室、夏季健身营，以及，同样重要的，一个针对金融危机的对冲基金运作基地（写这几行字的时候，我经历了我职业生涯中最得意的几年）。
我感谢那些有助于在那里营造了激人奋进的气氛的、和我有同样想法的人们：帕洛普·昂素彭，丹尼·托斯多，彼得·哈尔，马克·斯匹茨那格尔，张玉昭，西利尔·德·兰比利，以及帕洛玛伙伴公司成员如汤姆·威茨，他每天对我们的智力提出挑战；或多纳尔德·苏斯曼，他交他那富有穿透性的判断能力提供给了我。
章节概述
第一章 你既然如此富有，何以不能同样聪慧
通过持对立观念的两个典型人物，显示随机性对社会等级次序和嫉妒心理所起的作用。隐蔽的偶发事件。现代生活中事物会发生怎样迅速的变化，也许只有牙医行当是个例外。
第二章 一种奇特的计算方法
关于未然历史，以概率观点看世界，知识诈骗，一个保持稳定的沐浴习惯的法国人以及他的随机智慧。记者们是怎样被培养成不能理解连串随机事件的人的。当心借来的智慧：有关随机结果的伟大思想何以几乎全都反对常规智慧。关于正确性和可理解性。
第三章 以数学方式沉思历史
蒙特卡罗模拟器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一连串随机发生的历史事件。关于随机性和人工历史。年代就是美，几乎永远如此，而新手和年轻人通常都自我陶醉。把你的历史教授送去学一学采样理论的入门课程。
第四章 随机性、废话以及理科知识分子
把蒙特卡罗发生器的应用扩展到产生人工思想，并与缜密的非随机产生的思想做比较。科学战进入商业界。唯美主义的我为什么愿意被随机性耍弄。
第五章 最不适者生存-进化会被随机性愚弄吗？
对两个偶发事件的研究。偶发事件和进化。“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在非生物学领域中如何变成了被曲解的概念。生活不是连续性的。随机性如何愚弄进化论。对归纳法问题的准。
第六章 欹斜与不对称
我们引进欹斜的概念：为什么“牛”和“熊”这两个术语在动物学以外的领域中意义有限。一个恶作剧的孩子破坏了随机性的结构。介绍认识论中的糊涂观点问题。归纳法之前的倒数第二步。
第七章 归纳问题
关于天鹅的色动力学。把梭伦的警示引入一些哲学领域。维克多·尼德霍夫是怎样教我认识经验主义的。索罗斯推荐波普尔。18街第五大道上的那家书店。帕斯卡的赌注。
第八章 隔壁有太多的百万富翁
幸存者认识偏差的三个示例。为什么公园大道上只能有少数人居住。隔壁的百万富翁穿戴得太寒酸。专家太多了。
第九章 买进卖出比煎鸡蛋还容易
对幸存者偏差问题做些技术性的扩展。关于“偶然性”在生活当中的分布。有能力不如走好运（不过你可能会被捉住）。生日悖论。更多的庸医（以及更多的记者）。有职业道德的研究人员何以能在数据中找到几乎一切东西。论不吠的狗。
第十章 失败者担待一切——论现实生活中的非线性现象
人生中非线性的险恶现象。走向贝尔·埃尔区并染上有钱有势者的恶习。微软的比尔·盖茨为什么可能不是他那个行业里最优秀的人（不过请不要把这一事实通报他）。不许驴子吃草。
第十一章 随机性与我们的大脑：我们是概率盲
关于很难把你的度假想象成巴黎和巴哈马群岛的线性组合。尼洛也许再也不能到阿尔卑斯山滑雪了。对行为科学一些新发现的探讨。从一本教科书摘抄的关于概率盲的一些表现。再谈一点新闻污染。为什么说你现在可能已经死了。
第十二章 赌棍心态和笼中的鸽子
我生活中充塞着赌棍心态。为什么糟糕的出租车英语可以帮你挣钱。何以说旬个傻子中的傻子，但又有自知之明。面对我的遗传不适性。我的交易桌下面没有巧克力。
第十三章 卡尔内亚德来到罗马：概率与怀疑论
监察官加图叫卡尔内亚德卷铺盖回家。德·诺尔普瓦先生不记得他过去的意见。当心科学家。与思想成婚。帮助作者筹建起自己公司的正是罗伯特·莫顿。科学在葬礼之间发展。
第十四章 酒神马列克斯放弃安东尼
祖国之死。斯多葛主义不是掩饰情感，而是人对随机性取得的虚幻胜利。要表现英勇很容易。随机性与个人风度。
序
云朵幻化出来的清真寺
这本书要说的，是关于运气，由于假象的掩饰而看起来不是运气（反倒成了技巧），或者更宽泛地来讲，是关于随机性，在假象的掩饰下看起来像是非随机性（反倒成了决定性）。它具体发生在一个幸运的傻瓜身上。所谓幸运的傻瓜就是一个人，他交了一份不成比例的好运，但双把他的成功归因于某些其他的、一般来说非常具体的理由。这种混淆颠倒连最令人意想不到的领域里也可以找到，甚至在科学领域，虽然它不像在生意场上那样以引人注目、显而易见的方式出现。它在政治中则是通常的弊病，比如说，一个国家的总统会谈论“他”所创造的就业机会，“他”的复苏，以及“他前任”的通货膨胀。
要是究其原因的话，那是因为我们从基因上来讲，离我们那些在萨凡那荒原上游荡的远祖们仍然十分接近。在我们信仰的形成过程中充满了种种迷信——甚至至今如此（依我看，尤其是当今）。那就好像一天某个原始的部落人挠了一下自己鼻子的同时，天下起雨来，于是发展出一套繁复的以挠鼻子的方式乞求渴望已久的一场雨一样，我们把经济繁荣与美联储的某次降息，或某公司因委派了一名新总裁“掌舵”而获得成功联系起来。书店里成功男女的传记林林总总，展示他们各自的解释，说明他们是如何在生活历程中达致辉煌的（有个说法，叫“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可以淡化从这些书中得出的随便什么结论）。像这种混淆颠倒的情形，在各种不同信念的人里面都可以找到：文学教授在纯属偶然凑成的语句中发现大有深意，而财务统计人员则在明摆着随机抽取的数据中得意地宣称找到了“一般情况”和“异常现象”。
尽管会有人觉得我有偏见，但我还是要说，人的文学头脑有故意在噪音（noise）和意义（meaning）之间混淆颠倒的倾向，也就是说，在随意构筑出的形式和有明确目标的信息之间混淆颠倒。不过，这不会造成大的伤害；毕竟很少有人把艺术看成是对真理进行探究的一种工具，而不是一种逃离真理或使之更符合自己口味的企图。象征主义是我们没有能力或不愿意接受随机性的产物；我们赋予各种各样的形状以象征意义；在一滩墨迹中我们能看出人形。19世纪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亚瑟·林波特（Arthur Rimbaud）宣称：“我从云朵中看出了清真寺的形象”。这种附会后来把他带到了“诗意”的阿比西尼亚（位于非洲东部），他在那儿受到一个黎巴嫩藉的基督徒兼奴隶贩子的残害，染上了梅毒，还因患坏疽病而失去了一条腿。19岁上，他厌弃了诗歌，才三十几岁就死在马塞一家医院的病房里，没人知道他是谁。不过已经太晚了：欧洲的文化圈已然发展出了看来是不可逆转的对象征主义的爱好——至今我们仍在为此付出代价，这其中包括精神分析和别的一些时髦玩意儿。
可悲的是，有些人玩这些名堂玩得太投入；他们挣的就是这份从事物里看出额外意思来的钱。我一生都挣扎在这种痛苦的矛盾之中，一方面热爱文学与诗歌，另一方面又对多数文学教师和“批评家”的说教严重反感。当法国诗人保罗·瓦莱里（Paul Valeri）听到人们对他的一首诗的评论时，他着实吃了一惊。因为在那首诗里人们品出来的意思连他自己都一直没有想到过（当然了，人们就给他指出，那层意思是他的潜意识想要表达的）。
更普遍地来说，任何事物中都有随机性的成分，而我们总是过于低估这一点，而就这一点而言可能并不值得写本书——除非要写这本书的专家是个傻瓜里的傻瓜。令人不安的是，科学直到很晚才有能力对随机性问题加以把握（而对此的渲染之声则已超过了现有资料的积累）。概率理论是数学领域里的后起之秀；而应用概率作为一项学科则差不多还不存在。
让我们来看一看表P-1中的左右两列。对本书主要命题的最佳概括是，它要处理的一种境遇（好多都有悲喜剧味道），类似于把左边的那一列认成了右边那一列。下面的小章节也是旨在说明本书所要讨论的那些关键领域。
表P-1 容易混淆的概念
本书中一些关键概念的区分
一般类
运气
技巧
随机性
决定性
概率
确定性
信念、猜想
知识、确认
理论
实际
趣闻、巧合
因果关系、规律
预报
预言
市场运作类
幸运的傻瓜
老练的投资人
幸存者认识偏差
市场胜出
金融类
易变性
回报（态势）
_随机变量_决定性变量__物理及工程类_
噪音
信息
文学批评类
无（文学批评家对他们所不理解的事物似乎没有专门的名称）
象征
科学哲学类
认识上的概率
物理概率
归纳法
演绎法
综合命题
分析命题
读者也许要想，相反的情况是不是也值得我们加以注意呢？也就是说，有没有这样一种情况，人们也把非随机性的事物错当成了随机产生的事物。难道我们不应该关注一下某些情况，其中某些格局形式、某些信息也许被忽略了呢？对此我有两个答案。第一，我并不过分担心那些没有被注意到的格局形式的存在。凡是具备某种不规则性的自然表象（比如掌纹、喝完土耳其咖啡后杯中留下的残渣等等），差不多都已经有长篇大论供我们阅读了。科学家、半科学家以及伪科学们配备了超级计算机、连锁处理器，在错综理论和“混沌”理论的帮助下，准能够找出他们想要的种种征兆。第二，我们有必要把犯错误的代价考虑进去；我认为，如果把右边那一列错认成左边那一列，作为错误来说，其代价就不如把这一顺序倒过来那样大；甚至一般人也知道，错误的信息不如毫无信息。
不管这些领域会是多么有趣，要对它们进行探讨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两者，它们也不是我目前的职业专长。有这么一个领域，我相信在那儿，错把运气当成技巧这种习惯是最普遍的——而且也最引人注目——那就是交易员的领域。不管是祸还是福，这就是我工作的领域。它是我的职业，正因为如此，它就成了我这本书的支柱。我对它最了解。此外，生意场上的事情是了解这些差别的最好（也是最有意思）的实验室。因为它是人类理解能力中最混乱的，而其后果又是最要命的。举例来说，我们常有那么一种错误印象，某项策略是个绝佳的策略，某个企业家天生就有“远见”，某个交易员是个优秀的交易员，结果后来却发现他们过去的成绩百分之九十九要归功于运气，仅仅是运气而已。问问一个赢利的投资家，让他解释一下他成功的原因：他会对他所得到的结果做出一些深刻而又令人信服的解释。而这些骗人话往往是故意的，只配被看成是骗子行径。
如果说造成对我们这个表的左右两列的混淆有个原因可寻的话，那么这个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能力进行批判的思考——我们可能喜欢把想当然的推测当成事实来看待。我们生来就是那样。我们将会看到，我们的头脑本来就没有配备足以对付概率问题的硬件。而在另一方面，一副批判性的头脑，指的是有人有那个魄力，在面对一组特定的信息时，把相当大一部分的原因归位于左边那一列。
19世纪的卡通形象，大腹便便的资产阶级普鲁乐先生，总是携带着一把巨剑。这把巨剑有着双重目的：在面临敌人的时候用以保卫共和国，其次，在共和国偏离其应有的路线的时候用以攻击共和国。同样的，这本书也有两个目的：保卫科学（像一道光柱划破随机性的喧嚣）；及当科学家偏离他的事业的时候攻击科学家（大多数这类惨剧源于单个的科学家不具备那种天生的能力去理解什么是标准的错误，也丝毫不懂得什么叫批判性的思考）。作为一个不确定性的实践者，我见到有太多卖万灵药的人穿上了科学家的外衣，在这些人里能找到被随机性愚弄的最大的傻瓜。
笔者讨厌一看目录就能猜出内容的书，但是对后面要讲什么做些提示，还是必要的。本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对梭伦的警示做一深入思考，因为他对偶发事件（rare-events）的感慨后来成了我终生的座右铭。在这种深入思考中我们对可见和不可见的历史进行反思。第二部分讲的是我在研究随机性的生涯中所经历（并遭遇）过的有关概率偏差（bias）的一些事例，它们至今仍在愚弄着我。第三部分是本书的结语，揭示出，要想摆脱我们的人性恐怕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耍一些把戏，而不是一些冠冕堂皇的道德说教。在这方面，上了年纪的人还能传授给我们一些他们用过的坏招儿。
第一部分
梭伦的警示
——欹斜、不对称、归纳
吕底亚国王克罗伊斯被认为是他那个时代最富有的人。直到今天罗曼语系的各种语言还用“像克罗伊斯那样富有”这句话来形容一个格外富裕的人。据说希腊立爱猫扑.爱生活有一次拜访了他。梭伦素以尊贵、含蓄、高雅、谦和、俭朴、睿智、博学以及勇敢著称。对于东道主的财富及其陈设的富丽堂皇，梭伦没有表现出一丁点的惊讶，对于拥有这一切的主人也没有显示出丝毫的敬畏。这么有声望的一们来访者去明摆着对他的财富没放在心上，史罗伊斯感到十分恼火，就想从他那儿套出恭维话来。他问梭伦是否见过比他还幸福的人。梭伦举了一个一生崇高，最后死于战场的人为例，再问，他又说出一些这类英年早逝的人。直到最后克罗伊斯忍无可忍，只好直截了当地问，难道他，克罗伊斯就不能算是一个最幸福的人吗？梭伦答道：
“任何境遇都跟随着数不胜数的不幸。这种认识就禁止我们因眼前的享乐而滋长出轻慢，或去赞美一个人的幸福。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幸福可能还会遭遇变故，因为捉摸不定的未来还没有来临，它有多种多样的可能，故只有被上苍注定终生幸福的人，才可被说成是幸福的。”
棒球传奇人物约齐·贝拉以毫不逊色的雄辩说出了这段话的现代版，就像是把梭伦用纯正的雅典希腊语发出的感慨翻译成了同样纯正的布鲁克林英语，他说：“只要还没结束就不算完。”要不就用不太文雅的方式说：“胖娘们儿还没唱起来就不算完。”尽管用的是方言土语，但约齐·贝拉说过这样的话倒是确有其事。而克罗伊斯和梭伦的会晤则属于由编年史作者想像出来的史料，因为这两个人从编年史上来说是不可能出现在同一地点的。
第一部分是讲，一种境遇，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遭遇多大程度的变化。因为，如果我们所处的境遇在很大程度上有丘比特的大女儿——运气女神参与，那么我们就会受到捉弄。梭伦有足够的明智，他认识到了这样一点：借助运气带来的东西也会被运气带走（而且可以说，通常是迅速而出乎意料）。反过来的情况也是很值得考虑（其实应该说是更值得我们考虑），那就是，没怎么靠运气得到的东西更能抵御随机性。梭伦还直觉到了一个在过去三个世纪中一直困扰着科学家的问题，这就是归纳的问题。在这本书里我管它叫黑天鹅或偶发事件（rare event）。梭伦甚至理解另一个连带的问题，我管它叫欹斜（skewness）问题:一件事情不管多频繁地获得成功,但如果失败一次的代价太沉重,那么它就没有意义。
后来克罗伊斯的故事又有一段曲折。在与势不可挡的波斯国王居鲁士的一次战士战斗失利以后，他即将被活活烧死。这时他叫着梭伦的名字，喊道（只能是类似于喊）：“梭伦，你说的对。”（这当然又是传说）。居鲁士询问，何出此异乎寻常的祈祷，于是他就把梭伦的的警告告诉了他。居鲁士听到这话，深有所感，想到他自己的命运也会有种种可能性，就决定放克罗伊斯一条生路。那个时代的人想得还是比较周全的。
1
你既然如此富有何以不能同样聪慧
通过持对立观念的两个人物，显示随机性对社会等级次序和嫉妒心理所起的作用。隐蔽的偶发事件。现代生活中事物会发生怎样迅速的变化，也许只有牙医行当是个例外。
尼洛·杜立普
如遭霹雳
春天里的某一天，尼洛·杜立普正在参观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目睹了奇异的一幕，从此就迷上了交易员的行当。一辆红色的折蓬保时捷，以数倍于城市最高限速飞驰而来，戛然停止在交易所入口处，轮胎发出杀猪般刺耳尖叫。一个身材矫健的男人，三十多岁，面孔涨得通红，发狂似地从车里面出来，冲上台阶，好像有只老虎在后面追着他。他把车停在路边另一辆车的旁边，发动机也没关，顿时惹来一片愤怒的喇叭声。好一阵子以后，一个穿着黄色的上衣（黄色是职员们的专用颜色）的年轻人，神情倦怠地走下台阶，显然对这片交通混乱无动于衷。他敷衍了事地把车开进地下车库，仿佛这是他每天必做的杂务。
那天尼洛·杜立普如遭霹雳，照法国人的说法，那叫“coup de foudre”，一阵突如其来的强烈（而持久）的迷乱摄住了他，如同一道闪电。“这才是我要做的！”他激情万丈地喊出声来——他不能不把交易员的生活与他身边可见的其他方式的生活加以比较。搞学术，使人想到肃穆的大学办公室和粗横的秘书；做买卖，令他想象出静悄悄的办公室，里面坐着迟钝或半迟钝的职员，说话要用主谓宾俱全的完整句子。
临时清醒
与真正的晴天霹雳不同，芝加哥那一幕引发的痴迷，直到写这本书的时候还占据着他的心灵，虽然离开那次事件将近15年了。因为尼洛发誓说，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没有任何正当职业能像交易员那样排除任何单调无聊的成分。两者，虽然他还没有在公海海盗的行当里实践过，他依然确信，即使是海盗职业，要与交易员相比，沉闷的时刻也还是相对多一些。对尼洛这个人最形象的描写应该是，他随机地（并且是骤然地）忽而像一个给教会工作的历史学家那样去言谈举止；忽而又像芝加哥交易场地的交易员那样满口粗话。他可以在一笔交易中调拨几亿美元的资金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不会有再考虑一下的念头；然而对菜单上的两道开胃菜却要苦苦思索，拿不定主意，连最有耐性的服务员也承受不了。尼洛有剑桥大学古典文学和数学本科文凭，他报考了芝加哥大学统计学博士课程。可是，在完成了必须提前完成的课外作业，以及博士课题研究的主体部分以后，他转到了哲学系。他把这次转系称为“临时清醒的时刻”，让他的课题导师惊愕不已。导师曾警告他要离哲学家远点儿，而且预言他会回到自己的这个圈子里来。结果他写完了他的哲学论文，但不是像戴瑞达（Derrida）那种大陆风格的艰涩的哲学论文（说艰涩，是对像我这样的外行人而言）。相反，他的论文主题是统计学推理的方爱猫扑.爱生活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实际上，他的论文与一篇数学统计学的论文难以区别，只是多了些人文思考（而且长度加倍）。人们常说搞哲学的养活不了自己，但那不是尼洛放弃哲学的原因。他放弃哲学是因为哲学不能给他带来乐趣。刚开始，哲学这东西让他觉得是个白费力气的事；于是他想到了他的课题指导老师的警告。然后，忽然之间，它开始显得不下工夫不行了。他早先的论文中有一些纠缠不清的细节，需要不断地写论文予以澄清。他实在写烦了，于是就放弃了搞学术。这种学术论争枯燥得使他想哭出来，特别是在事关一些非常细微的论点的时候（对不摸门的人来说，它们根本就不存在）。尼洛需要的是行动。不过尼洛的问题在于，他之所以选择搞学术，原想祛除就业生活中的平淡与屈从。在见到交易员被老虎追着屁股那一幕以后，尼洛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找到了一个现场培训点。在这个交易所里，交易员们疯狂地呼喊着，做着各种手势，完成种种交易。在那儿他为一个有名望的本地人（不过有点变态）工作。这个人以芝加哥方式对他进行培训，让尼洛帮他解数学议程作为回报。那里弥漫着的那种力量证明对尼洛有促进作用。他很快出徒，跻身于自由交易员的行列。然后，他厌烦了挤在人群里站着，扯破了嗓子的方式，就决定到“楼上”去高就，也就是说，坐在办公旧后面进行交易。他迁到纽约地区，在一家投资公司谋了个职位。尼洛的专长是数量化的金融产品，很早就在这方面风光过，成了名，有人要。纽约和伦敦的许多投资公司对他许下了巨额的保底奖金。尼洛有几年穿梭往来于纽约和伦敦之间，参加重要的“会议”，身着昂贵的西服。但不久尼洛就隐退了；迅速地退回隐姓埋名的状态——华尔街的星光大道不怎么对他的脾气。要保持“热门交易员”的名声需要一定的组织野心和权利欲，这些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地不具备。他干这一行只是为了找乐趣——而他所谓的乐趣里面不包括行政管理工作。他对会议室的沉闷气氛很敏感，在商人面前无话可说，特别是业绩平平的那一类。尼洛对谈生意经时使用的词汇过敏，不仅仅是纯美学原因。像“运作方案”、“底线”、“怎样上一个台阶”、“我们向客户提供解决方案”、“我们的使命”这类词汇和其他一些陈腐的套话充斥各种会议，而缺乏他愿意听到的准确而有色彩的语言。人们使用这些空洞的词句是否为了填补寂静，亦或是这些会议是否体现了什么真实的价值，他不知道；反正他不想参与。实际上尼洛在广泛的社交生活中几乎不与商人交往。跟我不一样（要是有什么粗俗自负的人触犯了我，我会毫不留情的要他的好看），尼洛在这种场合中会表现得文雅淡漠。尼洛的职业生涯转向了所谓的独立交易（proprietary trading）。交易员以独立实体自立，从内部基金中给他们每人拨一份资金，这样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没人干涉。当然了，他们的业绩得使经理们满意。独立交易这个名字来源于他们用公司自有资金进行交易这个事实。到了年底，赢利部分的百分之七到十二归他们自己。独立交易员享受自我就业人员的一切好处，却没有打理个人企业的负担，你无需事必亲躬。他可以想工作几个小时就工作几个小时，想去哪里旅行就去哪里旅行，个人爱好一样都不耽误。尼洛是个知识分子，不喜欢体力劳动，重视不受时间表限制的深思遐想，所以对他来说，这种职业就是天堂。过去十年他就是这么做的，同时就职于两家交易所。工作方法现在来谈一谈尼洛的工作方法。在交易员这个行业里能做到多保守，他就有多保守。他经历过好年景和不太好的年景——但绝对没有真正的“坏”年景。在这些年里他慢慢地给自己攒起了一个稳定的家底，他的收入在30万到250万美元（最好的时候）之间。平均起来，他从每年平均100万美元的收入中设法攒下每年50万美元的税后收入，这些钱直接进入他的储蓄帐户。1993年他的业绩平平，于是就有人给他使坏，使他觉得在公司里不舒服。其他交易员的成绩比他强得多，所以拨给他掌握的资金就大大削减了，而且人们还使他感觉到他在那个单位里不吃香。于是他就去另一家公司找了一份一模一样，但比较友善。1994年秋天，那些竞争重大贡献奖的交易员们一下子全垮掉了，因为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在人毫无防备的时候抛出紧缩政策，导致全球证券市场崩盘。这些人现在都退出了市场，干着各种不同的差事……这个行业具有很高有淘汰率。尼洛为什么没有挣到更多的钱？那是由他的交易风格，甚或应该说是由他的个性决定的。他对风险反感到了极点。尼洛的目标是，在确保交易员这个娱乐兼挣钱机器不被夺去的前提下，不搞利润的最大化。泡灭意味着回到大学或其他非交易员的沉闷生活。每当他的风险增加的时候，他脑海中就浮现出大学里寂静的过道的景象，在漫长的上午坐在书桌旁修改论文，用劣质咖啡驱除睡意。不行，他可不想再去面对隶穆的大学图书馆，在那儿他厌烦得要哭。“我还想长寿呢。”他常爱这么说。尼洛曾见过许多交易员泡灭（blow up），所以不想陷入这种境地。泡灭这个词儿在他们的行话里有其确切的意义：它不仅仅意味着损失钱；它意味着损失的钱比你能想象的要多得多，以至于因此而被踢出这个行业（相当于医生被吊销了行医执照或者律师被取消律师资格）。在损失达到预选设定的金额后，尼洛会迅速退出交易。他从来不卖“裸期权”（一种交易策略，有可能使他面临大笔的潜在损失）。他从不使自己落入有可能损失100万美元以上的局面，不管这种局面出现的概率有多大。这个金额数一直变化着，取决于他当年积累的利润。这种对风险运作的强烈反感阻碍了他像华尔街上其他交易员那样挣那么多钱，他们经常被称之为“天之骄子”。他所在的公司一般都向风格与他不同的其他交易员拨付更多的资金，比如像约翰那样的，我们马上就会谈到他。尼洛的性格是这样的，他不在乎损失小钱。“我愿意承受小损失，”他说，“我需要让赢我的人长肥。”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让自己面临如金融恐慌和突然崩盘这类偶发事件的冲击，它们能在顷刻之间毁掉一个交易员。相反，他想要从这种局面中受益。当人们问他为什么他不抓住失败的人不放，他一概答复说，他是被“他们当中最胆小的人”训练出来的，指的是芝加哥交易员斯蒂沃，是他都会他这项业务。这不是事实；真正的原因是他受过概率方面的训练，而且天性多疑。尼洛不像他所在的环境中的其他人那样有钱还有一个原因。他多疑的天性不允许他把自己的钱投资到国库券以外的任何领域。这样他就在牛市上错过了一大块。他给出的理由是，牛市有可能最终显示出来的是熊市，是陷阱。尼洛一直抱有很深的怀疑，认为股票市场是某种形式的投资骗局，所以不允许自己持有股票。他周围那些靠股票发了财的人与他的区别在于，他的财富是现金收益，他的资产绝不随着世面上的通货膨胀而发毛（他的国库券价值很少有变动）。他与一家新兴的技术公司的巨额负数现金流形成鲜明对照，而芸芰众生还对这样的公司产生出痴迷。这使得公司所有者受益于股票市值而富裕起来，这全取决于市场在选项取优胜者时的随机性。他与投资领域里的朋友们的区别在于，他不依赖于牛市，因此也就相应地丝毫用不着担心出现熊市。他的净值与他用储蓄做的投资不是函数关系，他不想依赖他的投资，他靠自己的现金收益致富。他不拿自己的积蓄去冒一分一毫的风险，只参与最安全不过的投资方式。国库券是安全的；它们由美国政府发生，政府很难破产，它们可以随意发和自己的钞票来还债。 没有敬业精神如今，在三十九岁上，他在这个行业里已经干了14年，他可以认为自己已经舒适地安顿下来了。他所拥有的各种有价证券有几百万美元的中期国库券，足可消除对于未来的任何忧虑。独立交易最招他喜欢的是，它所需要的时间大大少于高回报业务。换句话说，它完美地符合他那非中产阶级式的敬业精神。交易强迫人去努力思考；单纯努力工作的人一般会失去工作焦点和智慧能量。此外，他们最终会淹没在随机性里面，尼洛认为，敬业精神会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噪音（noise）而不是信息（signal）上去（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我们在前言部分表P-1里面已经说明了）。这种自由支配的时间使尼洛能够保持几种个人兴趣。由于尼洛的新闻记者量很大，而且将可观的时间花在健身房和博物馆，他不能像律师或医生那样按时间表生活。尼洛抽时间回到他开始了博士学位学习的统计学系，并且把他的论文用更准确的术语重写了一遍，拿到了统计学的“硬科学”博士学位。尼洛现在教书了，一年一次半个学期，在纽约大学数学系，教的课叫做概率思想史，这是一门非常有原创性的课，吸引了许多优秀的研究生。他已经攒下了足够的钱，使他今后也能保持他的生活方式，而且还有了应变计划，那时他或可隐退去写科学文艺类的大众文章，主题围绕着概率和非决定论，不过这只有在将来交易市场因某种原因全部关闭的时候才实施。秘密总是存在的尼洛对自己在概率方面所做的深入思考有可能是由于生活当中的一些戏剧化的事件促成的，其中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有洞察力的观察者会从尼洛身上察觉到一种叫人琢磨不透的生机，一股异样的冲劲儿。因为他的生活并不像我们看起来的那样如水晶般清澈透明，尼洛心里藏着秘密，到时候我们会谈到这个问题。约翰，高回报业务的交易员与尼洛的房子隔街相对的是约翰的房子，不过要大得多。约翰是个从事高回报业务的交易员，但他不是尼洛那种风格的交易员。简单地与他聊几句专业话题，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学术深度和思想的敏税程度相当于一个有氧健身教练的水平（尽管他没有同样的体魄）。不太聪明的人会认为他明显比尼洛干得强（或者，至少有必要这么认为）。他的车道上停着的两辆最高档次的德国车（他的和她的），加上他原来就有的两辆折篷车（其中一辆是有收藏价值的法拉力）。而尼洛的一辆大众牌篷式汽车美金已经开了10年，从没有换过。约翰和尼洛两个的妻子也互相认识，是那种健康俱乐部类型的相识。但是尼洛的妻子在见到约翰的妻子时总感觉极不舒服。她觉得那个女人不只是想要在她面前摆谱，而且还想居高临下的对待她。虽然尼洛对交易员发财的现象司空见惯（他们发财以后，就急切地想成为酒类收藏家或歌剧爱好者，以使自己显得高雅起来），他的妻子却很少接触到一夜暴富起来的新贵。这类人在他们生活中的某个时刻受到过贫困的折磨，就想要通过显富来取得平衡。身为交易员的惟一黑暗面，尼洛常说，就是见到金鱼从天而降，落到没有心理准备的人身上。对他们来说，维瓦尔迪的《四季》是“精雕细琢”的音乐这种说法也是忽然听说的事。但是他的妻子差不多每天都要面对这样一个邻居，她不断吹嘘他们新聘用的装修师，这是件很残酷的事。约翰和他妻子对他们的“藏书”是整套供应的皮面书这一点丝毫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她在健康俱乐部的阅读材料仅限于《人物》（一本流行的明星杂志-译注）]，但她的书架上却包括一套从未翻看的书，作者都是那些已故美国作家。她还不断谈论一些连名字都念不出来、富有异国情调的地点，他们在那儿休假，却对当地哪怕是一丁点的事物也不知道。要是被问到塞舌尔群岛地处哪个大陆就更是一问三不知了。尼洛妻子反应再平常不过了：虽然她一再告戒自己不要学约翰妻子的样，但还是觉得在生活的竞争中她陷入了难以还手的境地。在超大型的钻石、巨无霸房子和有收藏价值的跑车面前，语言和理智好像变得都不起作用了。薪酬过高的土包子尼洛对他的邻居也有同样的双重感觉。他相当瞧不起约翰，他与约翰在差不多所有方面都不一样，也不想一样，但来自社会的压力正在慢慢地聚积到他身上。此外，他也想体验一下这种超过实际需要的财富。理智上的轻蔑不足以控制个人的忌妒。街对面的房子不断的扩大，加了一块又加一块，尼洛的不平衡也就跟着增长。虽然尼洛的成功不论从个人来说还是从常识来说都已经超过了他本人的最高梦想，但他还是开始觉得自己是不是在什么地方错失了一次机会。在华尔街的等级次序中，像约翰这类人的到来使得他不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交易员。虽然他以前觉得无所谓，可现在他开始对此担忧了。如果尼洛家的对面没有那座傻大粗笨的房子，每天早晨用它那浅薄的标准来衡量他，一切都会很好。是不是基因上的等级次序趣了作用，于是约翰的大房子使他变成了二等男人？更糟糕的是，约翰大约比他年轻5岁，而且虽然做作业时间比他短，所挣的钱却至少是他的10倍。每次不期而遇的时候，尼洛清楚地感觉到约翰想贬低他，那种居高临下虽然几乎察觉不到，但绝对有分量。有的时候约翰干脆对他视而不见。假如约翰不过是个与他挨不上边的角色，一个尼洛只能在报纸上读到的角色，情况就会不一样。可现在，约翰是个有血有肉的人，还是他的邻居。尼洛所犯的错误是主动与他搭话，于是等级次序的规律立刻就显现出来了。为了要抚平心中的不快，尼洛想起了普鲁斯特作品《追忆逝水年华》中的人物斯万。他是个趣味高雅的艺术品经纪人，一个有闲阶级，他的一个朋友是当时的威尔士亲王。他与这样的人交往都觉得很自在，但在与中产阶级相处的时候，就表现得好像非得要证明点什么给人看似的。对于斯万来说，跟正在社会等级中向上爬的维尔迪兰家庭的人相比，与贵族世家的盖尔芒特家庭的人厮混要容易得多。毫无疑问，在他们面前他远远地更有自信。同样，尼洛能够从显贵人物那里讨得某种形式的尊重。在巴黎和威尼斯他经常会找一位诺贝尔奖级别的科学家做长距离的漫步思考（这种人不再需要向人们证明什么），这些人会热切地找他谈论的问题。一位身价几十亿美元的投机家经常与他联系，想听一听他如何看待某些衍生证券的价值。可现在他却一门心思地想要从一个薪酬过高的土包子那里获得尊重，这个人土腔土调，把“纽泽西”念作“努乔西”。（如果我是尼洛，就会用身体语言对约翰加以嘲讽。不过，话说回来，尼洛可是个好人。）很明显，约翰没有受过像尼洛那样的良好教育，，缺乏良好的教养和健康的体魄，也不被认为像尼洛一样聪慧，但那还不是全部：他在市井小聪明方面也不如他！尼洛在芝加哥交易场地见识过真正具有市井小聪明的人；他们所显示出来的那种急速思考的能力在约翰身上找不到。尼洛相信，这个人既肤浅又自大，他之所以混得好，是因为他从不给自己的弱点留下回旋余地。但有时，尼洛还是不能克制自己的忌妒，他弄不清楚这是不是对约翰的客观评价，亦或是由于他觉得被人小看了，才对约翰做出这种评价。尼洛会不会确实不是最好的交易员呢？也许他对自己的要求还不够高，或没有去寻求合适的机会，反倒花了时间去进行“思考”，写文章和读复杂的论文。也许他应该涉足于高回报业务，那样他就能在像约翰那样肤浅的人们当中鹤立鸡群了。为了抚慰自己的忌妒心理，尼洛去研究社会等级次序规律。心理学家卡尼曼和特弗尔斯基证明，多数人愿意在周围人挣6万美元的地方去挣7万美元，而不愿意在周围人挣9万美元的地方去挣8万美元。经济学，什么经济学，全是等级次序，他想。所有这些分析都没法阻止他用绝对的观点而不是相对的观点来审视自己的处境。尼洛觉得，尽管他受过那么多的知识训练，他仍然和其他大多数人一样，宁愿挣得少一点，只要周围的人挣得更少。尼洛觉得，至少有一个证据可以支持约翰纯属运气好这个看法。换句话说，尼洛最终也许用不着从他那暴发户邻居的豪宅跟前搬开，还有希望见到约翰栽的时候，因为约翰似乎察觉不到他所冒的一个巨大的隐蔽风险，泡灭的风险。这个风险他看不到，因为他在市场上的阅历太短（不过也是因为他没有那么深的心机去研究历史）。否则，就凭他那样粗陋的脑袋瓜子，约翰怎么能挣得那么多的钱？这种垃圾证券的生意整个都建立在对偶然机会的某种了解的基础上，需要对这些偶发事件（或随机事件）的概率进行计算。而这些傻瓜对这种偶然机会懂得些什么？这些交易员使用“数量化工具”来显示偶然机会，而尼洛反对他们使用这种方法。这种高回报的市场与在铁轨上睡午觉很相像，总有某个下午，火车突然出现，从你身上压过去。你每个月都挣钱，这样过了好长时间，然后，仅几个小时之内的损失就是你累积起来的业绩的好几倍。在1987、1989、1992、和1998年他都见到过这种情况发生在那些抛售期权的人身上。有那么一天他们被从交易场地清除，旁边跟着膀大腰圆的保安人员，从此没人再见到过他们。大房子只不过是一笔贷款；约翰最后可能会落到在新泽西州的某地学豪华轿车销售员的下地，向那些新的暴发户兜售汽车，而这些新的暴发户在他面前毫无疑问也会感觉很舒坦。尼洛可不会泡灭。他那不那么巨大的住所，以及里面的4000册图书，都是他自己的，没有什么市场变化能把它们从他身边夺走，他的每一笔损失都是有限的，他作为交易员的尊严永远，永远不会受到威胁。而从约翰那方面来说,他把尼洛看成一个失败者，而且还是个书念得太多了的装腔作势的失败者。尼洛从事的是一项成熟的业务。约翰相信，尼洛的鼎盛时期早就过了。“这些个‘顶梁柱’交易员就要完蛋了，”他常爱说，“他们以为比谁都能干其实已经过气了。”炽热的夏天终于，在1998年的9月，尼洛的想法应验了。一天早晨出门去上班的时候，尼洛看见约翰在他的前院晨一反常态地吸着一支香烟，他没有穿西装，看上去窝窝囊囊的。尼洛立刻看出来约翰失业了。他没猜到的是，约翰差不多失去了他所有的一切。在第五章里我们还要详细地看一看约翰的损失。尼洛对自己的幸灾乐祸觉得可耻，幸灾乐祸是人类看到自己竞争对手遭殃时的快乐，可是他克制不了它。不光因为它让人显得没有器量，而且据说它还能给人带来坏运气（尼洛多少有点迷信）。但在这件事情上，尼洛的快乐与其说是因为约翰回到他的生活中的本来位置去了，不如说是因为尼洛的方法、信念和业绩一下子获得了可信度。恰恰是因为像这样的事情决不会发生在他身上，尼洛就可以利用他的业绩筹集公众资金。这种事情再发生一次，就会大大补偿他。尼洛在得意，部分地也是因为他很自豪，自己能够顶住要成为一号男人的压力，而把自己的策略坚持了这么久。也还因为，当其他人因误解随机性的结构和市场周期而发财的时候，他不再会对自己的交易风格产生怀疑。血清素和随机性我们能够根据人们的表面业绩和个人财富评判他们是否成功吗？有时可以，但不总是。我们将会看到，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一大部分有着优秀业绩的企业家比随意投出去的飞标好不了多少。更奇怪的是，由于某种某种古怪的观念倾向，最富有的人是最不熟练的企业家这种案例不胜枚举。不过，他们不会承认在自己的业绩中有运气的成分。幸运的傻瓜丝毫不会想到他们自己会是幸运的傻瓜。实际上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属于这样一个类别。从他们的行为举止来看，他们认为自己确实值那么多钱。他们一连串的成功会给他们注入那么多的血清素（或者某种类似的物质），以至于他们自己都被蒙骗了，好像他们有能力斗得过市场（我们的荷尔蒙系统并不知道我们的成功是不是靠随机性得来的）。这一点从他们的姿态上就可以看出：赢利的交易员走路时身体挺直，趾高气扬，而且倾向于比赔钱的交易员走得勤。科学家发现，血清素作为一种神经传递素，似乎对人类行为起到很大的作用。它能建立一种积极的反馈，良性循环，但是，在受到出自于随机性的外部刺激后，又会引发反向运动，造成恶性循环。实验显示，注射了血清素的猴子会在等级次序中上升，地位的上升又反过来刺激它们体内的血清素增加，直到良性循环断裂，恶性循环开始（在恶性循环期间，失败使人在等级次序中地位下降，于是他的行为使他在等级次序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同样，个人业绩的增加（不论它是由决定性因为还是运气女神参与造成的）引发个体的血清素上升，这就导致通常所说的领导能力。于是这个人就“风头正健”。某些难以察觉的举止，如能够清晰、自信地表达自己等，使这个人显得可信赖，似乎他真配拥有那些金钱。在人的业绩中作为一种可能因素的随机性被排队了，直到随机性再次抬头，产生作用，引发恶性循环。在社交场合中常有人有一种坏嗜好,他们会问我,我在做交易员的时候是否赚钱.如果我父亲在场,他通常会制止他们说：“决不要问一个人他是不是来自斯巴达：如果他是，他会把这个重要事实告诉你的；而如果他不是，你可能伤害到他的感情。”同样的，永远不要问一个交易员他是否赢利：这很容易从他的姿态和步态上看出来。业内人士一眼就能看出交易员们是在赢利还是在赔钱：交易员的头能迅速地辨别出表现不力的雇员。他们的脸上很少会流露出什么，因为人们总是有意地想要控制他们的面部表情。但是他们走路的方式、他们手拿电话的姿态以及他们举止中的犹豫都能暴露出他们的真实处境，不会有错。约翰失业的那个早上，他肯定流失了相当多的血清素，除非那是一种研究人员还要花十年工夫才能发现的别的物质。芝加哥的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他能看出芝加哥交易委员会（是个期货市场）附近上车的交易员是不是赚了钱。“他们个个变得趾高气扬。”他说。他能够这么快地察觉出这个来，我觉得有意思（还有点神秘）。后来我从进货心理学那里找到一点说得过去的解释。根据进化心理学，人类在生活中的业绩以这种具体形式表现出来，恰似动物界的支配状态，可以被用来作为标记：它使得成功者更容易被看见，这在交配择偶的时候是很有效的。你的牙医有钱，非常有钱在我们结束这一章的时候，让我们对下面要讨论的关于抵御随机性的问题做一点暗示。回想一下，尼洛按照他当年的标准可以被认为是兴旺发达，但不是“非常有钱”。可是，根据某种我们在下一章将要看到的奇怪的计算方法，以他有可能过的各种生活的平均值来看，他应该算是极为有钱了，因为在交易员生涯中他冒的风险是那么小，所以出现灾难性后果的可能性就非常有限了。他没有经历约翰那样的成功这一事实，同时也就是他没有像约翰那样栽跟头的原因。所以，根据这种不寻常的（也是概率的）财富计算法，他是个富裕的人。回顾一下，尼洛懂得保护自己不受偶发事件的冲击。即便尼洛把他这种职业生活再活上几百万次，抽样来看其中的路径，很少有几条会伴随着坏运气。但是，由于他很保守，也只能有很少的几条伴随着极端的好运气。也就是说，他的生活稳定性会和一个给教会修钟的工匠相仿。当然了，我们只是在探讨他的职业生涯，而排队了他的私生活（有时还是有一些起起落落的）。据此我们也可以预期，一位牙医要比一位乘坐粉红色罗尔斯·罗依斯的摇滚音乐家、一位把印象派油画价格抬上去的投机家或收藏私人喷气式飞机的企业家富有得多。因为在考虑一种职业的时候，不能不把进入这个行业的平均人数计算进去，而不是仅把已经成功了的那些人当作样板。关于这一点，以后我们会从适者生存这种认识偏差的角度再去审视，但是在这儿，在第一章，我们要从抵御随机性的角度去看它。举两个邻居为例，约翰甲，职业是门卫，因为中了新泽西州六合彩而迁居到了一个富人区。他的隔壁邻居约翰乙则相形见绌，过去35年每天8小时地给人钻牙。显然人们可以说，由于他的职业比较单调乏味，即使约翰乙把他从牙科学校毕业以来的生活再重复上千次，他生活变化的可能性范围仍然是相当狭窄的（假设他给自己上了合适的保险）。最了不起了，他可能会给纽约公园大道的那些有钱的居民们钻牙；最济呢，他会在卡茨启尔地带那些停满车主心的半荒凉的小镇上给人钻牙。两者，假设他毕业于一家非常有名气的钻牙学校，那么变化的可能性范围就压缩得更小了！而约翰甲，即使他把他的生活再活一百万遍，差不多每一次都可以见到他在履行门卫的职责（同时把无数张钞票用于买不会有结果的彩票），一百万次里有一次可以见到他中了纽约的六合彩。把所有可能的结果，观察到的和没有观察到的，都考虑进去，这种想法听起来像是疯话。对大多数人来说，概率是关于未来会发生什么，不是过去了的已被观察到的事件；而已经发生了的事件就有百分之百的概率，即，确定性。我与好多人探讨这一点，他们对我的谴责都千篇一律，说我把神话与现实混淆了起来。祖籍，特别是年代久远的神话，就像我们在梭伦的警告中看到的那样，有时会比平白的现实有力得多（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经验）。2一种奇特的计算方法关于未然历史，以概率观点看世界，知识诈骗，一个保持稳定的沐浴习惯的法国人以及他的随机智慧。记者们是怎样被培养成不能理解连串随机事件的人的。当心借来的智慧：有关随机结果的伟大思想何以几乎全都反对常规智慧。关于正确性和可理解性。未然历史我用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来开始：人不能以成败来评判别人在任何特定领域（比如战争、政治、医学、投资）内的作为，而应以事情如果以另外的方式发生，它的代价会怎样来衡量（即，如果历史以另外一演的话）。事件的这种替代进程就未然历史（alternative history）。一项决策的质量，很明显，不能仅凭它的结果来衡量。不过把这种观点发表出来的人似乎只有失败者（成功人士总把他们的成功归因于他们所做决策的质量方面）。政治家们从办公室走出来，一路告诉新闻界成员的就是这种观点。新闻界仍然听信他们选择的是一条最佳路线，并且唯唯诺诺地附和着说“是的，我们知道”，反使得那种讽刺意味更加尖刻。像许多老生常谈一样，这句老生常谈虽然再明白不过，却不容易付诸实践。俄罗斯轮盘赌未然历史这一奇怪的概念可以用以下的方式举例说明。假设有一个变态（而且百无聊赖）的巨富给你1000万美元，让你玩俄罗斯轮盘赌，即，把一支可装6爱猫扑.爱生活枪只装上一发子弹对着你的脑袋，扣动扳机。每扣一次扳机就可以视为一个历史，总共有6个概率相同的可能历史。这6个历史当中有5个可以导致发财：1个只有统计意义，也就是一张讣告，死亡原因不大体面（不过绝对属于构思新颖）。问题是，只有其中一个历史可在现实中观察到：赢得1000万美元的人会引来一群昏聩的记者（正好就是无条件地赞美福布斯全球500强亿万富翁名单的那些人），他们会对他艳羡和赞叹。如同我在华尔街15年来的生涯当中遇到过的差不多所有的执行经理那样（在我看来，这种经理的角色不过就是由随机因素导致的结果加以评判），公众在看着这种财富的表象时，对产生它的根源不置一顿（我们把这种根源叫做发生源）。想一想那位在俄罗斯轮盘赌中胜出的人将怎样被他的家庭、朋友和邻居当作一种偶像吧。虽然剩余的5个历史观察不到，但聪明、细心的人却不难猜到它们会起什么作用。这需要一点深入思考和个人勇气。此外，在一定的时刻，假如那个玩轮盘赌的傻瓜一直把这个游戏玩下去，坏运气迟早会逮住他。如此，假如一个25岁的人玩俄罗斯轮盘赌，比如说每年玩一次，那么他能活过50岁生日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但是如果有足够多的人来参加，比如说有几千个25岁的人来参与，我们就可指望见到一撮（极其富裕）的胜出者（与此同时还形成了一个十分庞大的墓地）。在此我得承认，俄罗斯轮盘赌的例子对我来说不只是书面上的，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就在这样的“游戏”中丧了命。那是在黎巴嫩战争期间，当时我们都十几岁。还不止如此。我发现我对文学的兴趣不止停留在肤浅的表面，这实际要归功于格雷汉·格林对自己拿这种游戏胡闹的描写。它对我造成的影响比我最近亲历的实际事件更强烈。格林宣称，有一次他为了排遣童年的生活乏味，曾想要扣动一支左轮枪的扳机。这使我不寒而栗，因为我至少有六分之一的可能看不到他写的小说了。读者标新立异的另类计算方法：通过俄罗斯轮盘赌挣来的1000万美元与勤勤恳恳精益求精做牙医挣来的1000万美元的价值上是不一样的。都是一样的钱，可以买到同样的商品，只是其中一个对随机性的依赖要比另一个大。虽然对一个会计来说，它们完全相同，对你的隔壁邻居来说也一样。可是，在内心深处，我不能不认为它们有质的不同。这种另类计算方法的概念可以扩展出有趣的直觉把握，而不应该理解为一种工程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只要估计一下它们起的作用，而用不着实际去对未然历史进行计算。数学不仅仅是一种“数字游戏”，它是一种思考方法。我们会看到，概率是对事物性质的分析。一种更险恶的轮盘赌现实生活要远比俄罗斯轮盘赌险恶得多。首先，它射出致命子弹的频率相当低，它好像一把左轮枪，不过不是6个弹仓，而是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弹仓。在试了几十次以后，人们就会被虚假的安全感麻痹，忘了还有子弹的存在。这种现象，在本书中我们称之为黑天鹅问题，我们会在第七章谈到它，因为它与归纳法问题相联系，这是个让某些研究科学问题的哲学家夜不能寐的问题，它也与一个叫做无视历史教训（denigration of history）的问题相联系，因为赌客、投资家和决策者觉得那种发生在他人身上的事情不一定会在自己身上发生。其次，俄罗斯轮盘赌是一种有准确定义的精确游戏，它的风险，任何会做6的乘除法的人都能看得到。可人们看不见现实生活的枪膛。凭肉眼极少能看到事物的源头。这样人就在不知不觉中玩着俄罗斯轮盘赌，并且给它起了某种另类的“低风险”名称。我们只看到财富被产生出来，而永远看不到是什么成就了它，这种东西使人们看不到他们面临的风险，也永远看不到失败者。这种游戏仿佛容易得邪乎，所以我们就放心大胆地一路玩下去。良好的同伴关系人在生活当中对随机性的抵御程度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它的逻辑一部分是反直觉的，而且，把事情搅和得更乱的是，我们观察不到它是如何实现的。但是我越来越多地致力于对它的研究，出于几个个人理由，我留着它以后再谈。显然我评判事物的方式是概率化的；你得知道什么本来有可能会发生，而且还需要以某种心态来对待自己所做的观察。我不主张在讨论这类概率问题的时候让一名会计人员来参加。对财会人员来说，数字就是数字。假如他能对概率问题产生兴趣的话，他也许就会涉身于一些更需要深刻思维能力的职业中去了，而且还容易在为你填制纳税申报单的时候犯下代价高昂的错误。尽管我们看不到现实轮盘赌的枪膛，可有人还是要试一试；这需要有特殊的心态才行。由于见过成百上千的人在我的行业（特点是极端依赖随机性）里进进出出，我要说，那些受过一点科学训练的人往往不甘于浅尝辄止。对许多人来说，这种想法属于第二天性。这也许不一定源于他们的科学素养本身（要当心因果关系），而有可能是因为，如果人在一生当中的某一时刻曾决定要投身于科学研究，那么他们就倾向于具备一种根深蒂固的对学术的好奇心，以及进行这种深入思考的自然倾向。特别爱思考的是那些因没有能力长时间集中精力于某种定义范围狭窄的问题而不得不放弃科学研究的人。现今如果不具备超强的理性探索欲，差不多就没爱猫扑.爱生活文，但是如果不愿意专精于一个范围狭窄的学科就不可能成就科学生涯。（不过，对抽象问题兴趣盎然的纯数学头脑与无休止进行探索的科学家之间有个区别；数学家埋头于对头脑中想到的问题的思考，而科学家则探索他自身以外的世界。）不过，有些人对随机性问题的关注过了头；我曾见过在某一领域受过训练的人，比方说，量子力学，他们把随机性问题推向了极端，结果只看到未然历史，而忽略了实际发生的历史。有些交易员会对随机性问题有出人意料的深入思考。最近我在奥迪恩酒吧间与交易员洛伦·罗斯共进晚餐。洛伦·罗斯正在读这本书的书稿。我们抛起一个硬币来确定由谁来为这顿饭付帐。我输了，所以我付了帐。他正要谢我，又骤然打住，说：“看了你的书以后，应该说，这顿饭从概率上来讲我也付了一半的钱。”由此，我看到人们分布在两个极端：在一个极端，人们从不接受随机性的概念；在另一个极端，人们被随机性所折磨。80年代我在华尔街起步时，交易室里充满了“商业倾向”的人，也就是没有任何深思熟虑，简单得像张烙饼，很容易被随机性所捉弄。他们的失败率极主同，特别是在金融工具变得复杂化以后。那些诡谲的金融产品，比如来自异地他乡的期权不知怎么就被引进了，它们的回报不能凭直觉判断，这对这种文化背景的人来说就太难对付了。他们于是像苍蝇一样一哄而散。80年代我在华尔街结识的几百位与我同辈的硕士生们，我想如今还在从事这种高度专业化、要求严格的风格业务的人，已经没有几个了。俄航带来的救星到了90年代，随着比较富裕、背景也更有趣的人们的来临，交易室里变得有意思多了。我用不着再与硕士生们交谈。许多科学家，其中有些人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里极其成功，带着要捞一把的愿望来到这里，反过来又雇佣了一些与他们相像的人。虽然他们大多数都不是博士生（实际上博士生仍然是少数），但那里的文化气氛和价值观念突然改变了，变得更具有带理性深度的包容性。由于金融工具的迅速发展，造成本来就大量需求科学家的华尔街更加大了它的需求。占主导地位的是物理学，但在他们当中可以找到所有的数量学科的背景。俄罗斯、法国、中国和印度口音（依次）开始同时在纽约和伦敦占主导地位。据说从莫斯科起飞的每架飞机上，至少它的后排上都挤满了前往华尔街的俄罗斯数学物理学家（他们都缺乏那种市井小聪明，所以搞不到好位子）。你可以去肯尼迪机场，带上一个（硬性规定的）翻译，随机地面试一些适合这一行的人就可以雇到非常全家的劳力。真的，在90年代，你可以花培养一名硕士生所需的一半的钱来让一个人受到一个世界级科学家的培训。正如他们所说的，走向市场就是一切；可见这些家伙不知道怎样推销自己。我对俄罗斯科学家有强烈的偏好：他们当中很多人可以被当作国际象棋教练而加以积极使用（我还用这样的方法得到了一名钢琴教师）。此外，他们在面试过程中极有帮助。硕士生们应聘交易员职位的时候，经常在他们的简历中自吹有“高超”的国际象棋技巧。我还记得在沃尔顿，我们的硕士生职业咨询商建议我们要宣扬自己的国际象棋技巧，“因为它让人觉得你智商高、有谋略”。硕士生们往往把他们对这项游戏规则的一知半解拔高解释成为“专长”。为了验证一下他所称的象棋专长是否真实（以及应聘者的人品），我们往往从一个抽屉里拉出一副棋盘，告诉应聘的学生：“现在让尤里来跟你谈几句。”这时他已经吓得脸色煞白。这些科学家的失败率虽然低一些，但与硕士生们相比也只是好一点点。但这另有其原因，这与他们平均来讲（仅仅是平均来讲）在最微不足道的实践知识方面都是空白有关。一些成功的科学家的判断能力（和社交风度）如同一个门把手——但他们决不是都这样。许多人在解方程式的时候有能力以绝顶精确的方式做最复杂的运算，但在解决一个与现实有关的最小的事情的时候，就全然无能为力。似乎他们只了解数学符号，而不懂得数学的精髓。我确信，X先生，我认识的一个讨人喜欢的俄罗斯人，有两副脑子：一副用来研究数学，而另一副，要差劲得多，用来处理其他一切事物（这包括解决有关金融方面的数学问题）。但有时也会冒出一个懂得市井小聪明的思维敏捷、有科学头脑的人。不管这种人群变化带来了什么好处，它提高了我们的国际象棋水平，也使我们在午餐时间有了高质量的谈话内容，因此大大延长了午餐时间。想一想在80年代，我只能跟具有硕士生学历的或是学过计税财务的同僚闲谈，能够谈论美国金融财会标准委员会的标准对他们来说已然是了不起的精神大餐了。我得说他们的兴趣对我来说没有多少感染力。这些物理学家之所以有趣，不在于他们有能力谈论流体力学，而在于他们自然而然地对各类学术话题感兴趣，因此能够提供令人愉快人谈话。梭伦走访丽晶夜总会读者也许已经看出，在我的华尔街生涯中，由于我对随机性问题所持的看法，我没有能够与我的一些同僚建立起最融洽的关系（读者可以间接地，也仅仅是间接地，看出在这些章节中我刻画了其中许多人）。但我与那些不幸而成为我的上司的人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一生中有过两个在差不多所有品性特征方面都截然相反的上司。第一个，我在此称他为肯尼，是个典型的家住郊区的家庭型男人。这种类型的男人会在星期六上午当当足球教练，星期日下午请小孩的舅舅来吃烧烤。他看起来像是那种我敢把自己积蓄托付给他的人。确实，他在机构里上升得相当迅速，尽管他在金融衍生业务（他的公司因此而出名）方面不具备技术能力。但是他属于过分一丝不苟的那种人，没办法弄懂我的逻辑。有一次，他的一些业务员在欧洲1993年证券出现牛市期间做得很漂亮，而我则公开把他们视为比那些随意杀人的职业枪手好不了多少。他就责备我为什么对他们的成功无动于衷。我枉然的试图向他讲述关于幸存者认识偏差的概念（见本书第二部分）。自那次以后，他的交易员们都已经退出了这个行当，“去追求其他兴趣”（这也包括他自己）。但是他给人的印象是，沉静、有节制，有话直说，在谈话当中知道怎样使对方放松。他说话条理清晰，运动员般的体魄使他看起来极为体面，讲话很有分寸，还有一个极为罕见的天赋，那就是他是一个优秀的倾听者。他的个人魄力使他赢得了董事长的信任，但是我却没法掩饰我的不敬，特别是因为他弄不懂我所说的话的性质。尽管他表面上看起来保守，他可是一枚百分之百的定时炸弹，分分秒秒地不停顿。第二位，我要管他叫让·特帕里斯，相比之下是位情绪多变的法国人，脾气火暴，咄咄逼人。除了那些他真正喜欢的人（为数不多），他是个使他的下属不自在的行家，让他们时刻处于诚惶诚恐的状态中。我能成为一个风险投机家，他功不可没；他是为数极少的有勇气只关心发生源，而完全不理睬结果的人。他展示出梭伦式的智慧。但是，虽然人们一般会预料，有这种个人智慧、对随机性有这种理解能力的人会过一种枯燥乏味的生活，他的生活却过得丰富多彩。相比之下，肯尼穿保守的深色西服，白衬衫（惟一略显放纵的是，他常打着华丽的、像马术师那样的赫尔墨斯领带），而让·帕特里斯则打扮得像只孔省：蓝衬衫，彩格呢运动外套上露出艳丽的真丝绢帕。绝对没有家庭观念，绝少在中午以前来上班，但我敢断言他哪怕到了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也会带着工作。他常从纽约一家叫做丽晶的高档夜总会给我打电话，在早晨3点钟把我叫醒，讨论我所面临的风险当中的某些微小（而且不相干）的细节。虽然他略有些发福，女人却似乎觉得他难以抵挡；他经常大白天的忽然消失，几个钟头联系不上。他的优越之处大概在于，他是个住在纽约的法国人，保持着稳定的沐浴习惯。最近有一次，他请我去与他谈一个紧急的业务问题。照例，我于下午过了一半的时候在巴黎一家奇怪的“俱乐部”里找到他，那地方门前没有挂牌子说明是什么地方，他坐在那儿，面前的桌子上满是散乱的文件。他啜饮着香槟酒，有两位几乎没穿什么衣服的年轻女子在同时爱抚着他。奇怪的是，他把她们也卷进谈话当中，似乎她们也是会议的一部分。他甚至叫其中的一位拿起他那不断响起的移动电话，因为他不想让我们的谈话被打断。我至今还对这位生活奢华的人对风险的高度敏感得惊异，他脑袋里永远玩着这个游戏。他毫不夸张地把一切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想到了。他强迫我制订一份备用方案，以应付万一有飞机撞进写字楼以后的局面。我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他这个部门的财务状况对我来说就没有多大意义了，这话惹得他大怒。他因爱玩弄女性、脾气暴躁、随意解雇职员而名声很差，但他听得进我的话，也理解我要说的每一个字，鼓励我在对随机性的研究中更进一步。他教会我在任何证券组合当中找出那看不见的泡灭风险。他对科学高度崇拜，对科学家们的敬重几乎到了讨好的地步。这不是偶然的。在我们共事过了差不多十年以后，他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坐在会议室的后排微笑着。肯尼由于懂得怎样顺着一个机构的阶梯往上爬，所以在被迫出局之前他已经到达一个高位，而让·帕特里斯就没有这么幸运的履历了，这一事实都会我当心防范成熟的金融机构。对许多自封为有“底线”取向的人们来说，如果被问及那些没有发生的历史，而不是实际发生了的历史，那会引起他们的不安。很明显，对那种在业界成功的、决不会听信无聊废话的人来说，我的语言，（以及，我得承认，我人格中的某些品质）就显得怪异而不可理解。我的论点对许多人似乎都有冒犯性，这让我觉得好玩。在一个漫长的职业生涯里，肯尼和让·帕特里斯的反差不仅仅是一种偶然现象。当心那些开支节俭的“为业务着想”的人：市场的墓地不成比例地不乏那些自封的有“底线”取向的人。他们平常以天之骄子的身份自居，忽然间会变得脸色煞白、面无人色、卑躬屈膝、体内荷尔蒙耗尽，走向人事部办公室，去按惯例商谈离职协议。乔治·威尔决非梭伦：论反直觉真理现实主义具有惩戒性；以概率论武装起来的怀疑主义则更糟糕。戴着概率的有色眼睛走入实际生活会给你带来困难，因为你将会看到周围到处都是受到随机性愚弄的傻瓜，各自处于不同的境遇之中，在感官造成的幻境中执迷不悟。首先，在读一个历史学家的分析文章时你不可能不对他的结论质疑：我们都知道汉尼拔和希特勒的所作所为是疯狂的，因为今天的罗马仍然不讲腓尼基语，而纽约的时代广场目前也没有纳粹的万字标记。但是，所有那些同样愚蠢的将军们又怎么样呢？他们最终赢得了战争，随之也赢得了编年史作者的尊敬。如果我们这样想，亚历山大大帝和裘利叶斯·恺撒只是在可见历史中获胜，而在其他历史中本可能遭到战败的下场，那将是痛苦的事。我们现在知道他们的事迹，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冒了大量的风险，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也一样，但他们碰巧赢了。他们聪明、勇敢、崇高（有时），拥有他们那个时代掌握的最高级的文化，但在发霉的历史脚注里记载着的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不也一样吗？他们确实赢得了他们的战争，对此我无意争辩，我质疑的只是有关他们的决策质量方面的一些说法。（我最近重读了《伊利亚特》，这是我成年以来的第一次。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史诗作者并不以结果论他的英雄：英雄们在战争中或胜地或败，但都与他们个人的英雄气概完全无关；他们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外部力量，总的来说是明确地借助于那些具体策划的众神们——这时面不能说没有一点裙带关系）。英雄之所以是英雄，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是英雄主义的，而不是因为创作胜了或败了。帕特洛克勒斯作为一个英雄并不是因为他的成就打动了我们（他三下五除二就被杀死了），而是因为他宁愿死也不愿看着阿齐利斯因生闷气而无所作为。显然史诗作者们懂得不可见历史。后世的思想家和诗人们在对待随机性问题的时候也有一些更复杂的方法，在斯多噶主义那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听媒体广播有时会让我从座位上蹦起来，主要由于我对它不习惯，而且在活动的影象面前会变得情绪化（我是在没有电视的环境中长大的，我学会使用电视机的时候已经二十大几了）。在此我举一个拒绝考虑未然历史的危险事例。媒体人物乔治·威尔，他是那种对什么都能评论一番的“评论员”，主持了一次对罗伯特·席勒教授的采访。罗伯特·席勒教授因他的最畅销书《滥》（Irrational Excuberance）而为公众所知，但内行人对他的了解则在于他对市场随机性和无常性结构的卓越的真知灼见（以数学般精确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次采访可以说明媒体在迎合 们严重扭曲的常识和种种认识偏差过程中起到怎样的危害作用。我听说乔治·威尔非常著名，而且极受尊敬（作为一个记者而言）。他甚至也有可能是一个理智健全至极的人；不过，他的专业只不过就是让芸芸众生听了觉得够机智、有学问。而席勒呢，他对随机性有透彻的理解；他受的训练是进行严密的论证，但在公众面前听起来就不那么机智，因为他的研究课题是高度反直觉的。席勒很久以来就宣称股票市场的价格虚高。乔治·威尔向席勒指出，如果人们过去听信了他的话，他们就会损失钱财，因为自从他宣称股市价格偏高以来，市场已经不止翻了一番。对这种记者味十足，动听的（但毫无意义的）论点，席勒没法对答，只能解释说，单独一次的市场估计失误不应该被过分强调其意义。席勒作为一个科学家，并没有声称自己是预言家，或是娱乐界做从业人员，负责在晚间新闻中对市场做评论。所以，相比之下约齐·贝拉在信心十足地宣称胖娘们儿还没唱起来的时候，感受要好一些。我不理解的是，席勒既然没有受过那种把自己的思想压缩进索然无味的电子讯号的训练，那么他跑到这么个电视节目上干什么去了。非理性的市场不会变得更没有理性，这种想法很明显是愚蠢的。席勒关于市场理性问题的观点不会由于他过去有过失误这一论据就失效。在此，我不能不从乔治·威尔身上找到我职业生涯中那么多噩梦的代表。在梦中，我试图劝阻某个人，不要为了1000万美元而去玩俄罗斯轮盘赌，却看到乔治·威尔当众羞辱我，说如果那个人要是听了我的话，就会损失一笔可观的财富。此外，威尔说出来的并不是信手拈来的评语，他曾写过一篇文章来讨论席勒的错误“预言”。这种根据轮盘转动决定命运来制造和诋毁预言家的倾向，是我们从遗传上就没有能力理解复杂的随机结构的一个表征，而这种随机结构却在现代社会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把预报和预言混为一谈，表明这种人在随机性方面很愚蠢（预言属于右边那一列，预报只不过是它在左边那一列的对等物）。在辩论中受羞辱显然，这种未然历史的想法在直觉上没有意义，所以好戏就开始了。首先，我们天生就不能理解概率，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本书里要反反复复地讲。此刻我只想说，研究大脑的科研人员相信，数学真理对我们的头脑差不多没有意义，特别是在审视随机结果的时候。在概率中，多数结果都是完全反直觉的；我们会看到很多这种事例。那为什么要与区区一个记者争辩呢？他挣的就是在芸芸众生的常规智慧上玩花样的钱。我记得，每次在公众场合讨论市场问题我都会被像乔治·威尔那样的人羞辱，因为他们似乎总能提出更迎合众人的口味、更容易理解的论点，但是最后（要过很久）我还是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不否认，论点应该言简意赅。但有些复杂的思想不能被简化成能够讨好媒体的论点，而人们就把这种情况认作是头脑混乱的表现。工商管理硕士生都学过应该清晰、简练这类的概念，那种五分钟学会当经理的东西。这种概念可以应用于化肥厂的业务计划，但不能应用于高度概率化的论题。所以我有一些有趣的业务资料，表明工商管理硕士生们容易在金融市场中泡灭，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把事物本来需要的步骤多简化几步（我请示具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读者们别在意，我自己不幸就持有这一学位）。注意不要把正确性和可理解性混淆起来。部分常规智慧总偏爱那种一下子就能说明白、“总之一句话”的事情，在许多圈子里这是天经地义的。在一个初级法语学校学习过后，我学会了翻译一句谚语：Ce qui se concoit bien s’énonce clairement
Et les mots pour le dire viennent aisément
（容易理解就容易表达，只要想说张口就来）
读者可以想像，在我成长为一个随机性实践者的过程中，一旦发现多数朗朗上口的谚语其实都是错误的，我有多失望。借来的智慧能坏事，我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而不被一些动听的说法动摇。我用爱因斯坦的话告戒自己：所谓常识，不过就是人在18岁之前学来的一堆错误概念。还有：在谈话中或会议上，特别是在媒体中听起来有道理的话，就需要格外小心。
只要翻一翻科学历史读物就可以发现，差不多所有被科学证实了的伟大发现，在它们起初被发现的时候，发现者看起来都像发了疯。你去试试对一位1905年的《伦敦时报》记者说时间会随着人的旅行减缓（甚至诺贝尔奖委员会都从没有因为爱因斯坦在狭义相对论方面的洞见而给他颁奖）：或对某个不了解物理学的人说，我们在宇宙中有些地方不存在时间。去向肯尼说明，虽然他的明星交易员给他挣了好多钱，我有足够的证据说明他是个危险的白痴。
风险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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