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大传》
作者：陈文德
刘邦大传--导言
导言
楚河汉界话中国
华夏文明的组织
黄河，自古以来便被公认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其实，严格来讲，只能算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
黄河的水，固然是人类生存和耕种不可或缺的，但“黄河之水天上来”，也指出黄河的特色是长年泛滥成灾。为了治理这个严重的水患，居住在大河旁边的各个部族，不得不组成某种程度的“命运共同体”，这便是华夏文明的开端。
从传说中的有巢、燧人、伏羲、神农（炎帝王朝）、黄帝王朝、夏王朝、商王朝，至周王朝时乃达到华夏文明发展的最高峰。
由于治理水患需要汇集人力，华夏文明讲求组织，并由固定的领导者分层管理，最高的领导者便被称为“共主”。依情势及力量的轮替，“共主”在一段期间后，便由有力量者取得，从有巢氏到周王朝，便象征着共主领导权的轮替。当然，“共主”之下，也依部族血统的亲疏及部族规模的大小，将很多“小领袖”安排在这个领导的“政治体系”中。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个组织从松懈到逐渐紧密，在周王朝的“宗法制度”和“封建制度”形成后，组织的完整和系统化已至相当令人惊讶的程度，社会秩序和组织力量的发挥也到达了最高潮。
这个组织讲求阶层管理，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或部族应谨守自己的岗位及名分。部族依大小与和共主间的亲疏关系，也区分成“公、侯、伯、子、男”五种等级，以紧密的组织来发挥集体的力量。这种井然有序的结构和关系，便是日后孔子最为推崇的。其实，儒家的思想系统，便是在华夏文明体系中发展出来的。
自成体系的楚文明
传统的史学观，总把注目的焦点集中在这个华夏文明体系上，把他们活动的地区称为“中原”，也只把他们视为中华民族的代表。
其实，华夏文明蓬勃发展之际，在目前中国版图的各个地区，更存在着数万个大小部族，其中以楚文明最具特色。
过去，很多的史学家，总把楚文明视为华夏文明内一个附属的偏远次级文明，并将其归属于周王朝的“诸侯”。即使连司马迁的《史记》，也落人这个窠臼中，这多少是“大中华沙文主义”的心理在作祟。但目前考古学家所发现的新资料中，逐渐证明楚文明不但不同于华夏文明，并且很早便拥有自成一体的文化，相当的精致并特殊，甚至比华夏文明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同于华夏文明的“火”及“鸟”类图腾族，楚文明以“蛇”及“兽”类图腾为主，分布地区几乎遍及黄河南岸到长江南北岸。或许由于山岳及沼泽太多，这个文明的部族通常不大，独立性高，作战的机动能力很强。目前有不少史料显示，伏羲氏及黄帝王朝可能也来自这个文明体系的较北方部族（详见拙作《乱世经营术》。也就是说，这个图腾族很早便参与了中原华夏文明的“争权夺利”。
不过，自从黄帝王朝的末任共主帝尧，被原属东方乌图腾族的帝舜篡位后，帝尧的残余势力被流放于南方，又回到楚文明中。历经夏、商、西周王朝连续将近一千年，除了少数几股留居在中原的部族外，这个图腾族几乎退出了华夏文明的政局。
蛇兽图腾族的特色是以游猎为生，活动力强而不固定，因此部族间的组织松懈，大多采取平等的联盟方式，不像华夏文明有井然有序的阶级组织。在中央组织上，楚文明也采用集体领导方式，因此身居最高领导者的楚王，在重要的事务上都必须咨询各大部族的长老或领袖。加上其族群分散于各地，交通不便，整合集结的力量较弱，使楚国在整体作战力上并不显得特别强。不过，这个分权的联盟组织，在人类文明的贡献上，绝不亚于黄河流域的华夏体系。
南北对峙的二大文明
西周王朝成立时，楚国自身已有了相当完整的政治体系。领导者也自称为王，和周“天子”地位平等，而不像一般的中原诸侯是归属于周天子的分封和管辖。因此，楚王朝很早便和周王朝处于南北对峙的状态。
日后的楚王，在名字上都有个“熊”字，应与兽图腾族有关，也有史家认为可能与黄帝的“有熊氏”属同一部族。《帝王世纪》书中便记载着帝尧被帝舜流放到长江流域的传说，或许这也是“有熊氏”退出中原政局后，“落叶归根”的行动。相信在那个时候，黄帝王朝的重要长老也有不少人跟着南返，楚王室或许便是由这些部族发展出来的。
游猎部族的规模通常不大，但活动力强，影响幅员也较大，其政治组织皆属松散联盟。“共主”没有太大的权力，但名义上却可领导颇富作战力的庞大团体，因此他们的声势远大于实力，楚国便是属于这样的组织。（在美国西部开拓时代的印第安人，也可看到这种联盟部族的型态。）
春秋时代，楚国几乎已整合了黄河南岸到长江流域的整个区域，统辖人口之多，也绝非中原各诸侯国所可比拟。而且楚国各部族皆好勇斗狠，善战又认真，没有一个中原诸侯不对他们感到畏惧。幸好，楚国是分权组织，楚王真正能动员的兵力有限，否则即使中原大诸侯联合对抗，可能也不是楚国的对手。
不过，中原各部族一向自大，不管楚国有多强，中原的“共主”也绝不会给予平等待遇。因此当西周王朝建立时，楚“共主”曾基于礼貌向周武王表示庆贺，周天子居然以其是化外民族，赐给他一个诸侯中最低爵位的“子”爵。幸好当时的楚王也弄不清“子爵”是什么意思，所以没有产生争执。
《史记》上便有如此记载，楚武王熊通曾对东周王室的使臣表示：“我们的祖先在周成王时，已经是周天子的好朋友了。”显示楚王朝在西周早年力量就已很大，可以和周天子平起平坐，因此楚王一向不在乎周天子给他们的封号，后来干脆也自称为王了。
诸侯国的称霸与抗楚
春秋是这两股文明南北大对抗的时代。这段期间，楚国继黄帝王朝之后，趁中原乱局，再度积极地向中原扩充其势力，所以楚国属于攻击者，华夏文明的历任霸主则属于守势的一方。
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口号，成为中原第一个非周王室的“实质共主”，其攘夷的目标除北方少数异族外，最主要对象便是楚国。管仲以“八国联军”南征，却雷声大雨点小的以和谈收局，主要便在于他没把握凭借实力击败楚国，因此巧妙地避开了即将展开的正式对决，以维持住齐国在中原的霸权，也暂时阻挡住楚成王的北上雄心。
宋襄公自认是齐桓公中原霸权的继任人，所以也尽毕生之力阻挠楚国势力的北侵。泓水之战，他明知必败，仍奋力一击，成了护卫中原的悲剧英雄。虽然此后中原霸权出现了短暂的断层，但宋襄公的拚命，却导致了楚成王和成得臣之间的政治斗争，致使楚国整合无力，无法挥军北上，否则楚国称霸中原可能会提早数十年。
晋文公的崛起，使中原诸侯有力量再度抵挡住楚成王的攻势。晋文公重耳本人曾在楚国接受政治庇护，因此相当了解楚国的优势与劣势。就任晋国领袖后，他便利用楚王和成得臣间的矛盾，在城濮之战中，巧妙地击败了楚国，也把楚成王的争霸雄心彻底浇熄了。
晋楚间的长期对抗，虽各有胜负，但却导致两国力量的趋于衰颓。春秋末年，楚成王之孙庄王虽称霸中原，完成登上中国霸主之位的美梦，但楚国长年耗损国力，终为东南方新兴的吴国所败。
吴越先后称霸，象征着长江流域的部落实力大增，南方各部族的实力也稳稳地超越了北方。楚国最后虽再度灭亡越国，统合黄河以南到长江流域各地区，但楚国的文明在历经动乱后也更形复杂了。
由于吴国早年曾接受晋国的经援及军援，因此吴文明中有大量火图腾族文化。此外，春秋末年齐鲁地区有众多移民进人吴越境内，使马图腾文化也跟着入侵，再加上越国原有的水族图腾，使得原本就颇复杂的楚文明，在并吞吴越后更形多样化了。
战国亡雄的格局
笔者曾沿长江而下，考察最近出土的楚文明，除原有的兽蛇图腾外，鸟图腾的痕迹也相当的清楚。
但多元化也增加了整合上的困难，因此进入战国时代后，楚国的领域虽然更大了，但竞争上的表现反而不如春秋时期。
长期战争，使杀人的武器大为进步，铁兵器代替铜兵器，杀伤力大增；战争的形态也由压倒对方气势的英雄式胜利，逐渐转成屠杀对方的毁灭性战争，大多数国家便在激烈竞争中遭到灭亡。经历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时代，原本三千个诸侯国，最后只剩下了韩、赵、魏、齐、楚、燕、秦的战国七雄与零星的姬姓小国。
激烈的生存竞争，使诸侯领袖的关心重点，渐由天下争霸转为自己国家的安危。加上小诸侯纷纷消灭后，大诸侯间的缓冲区没有了，竞争不再只是为了争面子，而是攸关生死之大事。
七强并立，谁也制服不了谁，想要靠外交技巧以一国领导天下的可能性不大了。代之而起的是各国在强大竞争下为求生存和发展，不得不趋向国家主义，而富国强兵也成了当代最重要的政治目标。
原本最强大的楚国，在吴越称霸期间，为了整合长江流域政治势力的需要，也暂时退出了中原霸权的争夺。因此使韩、赵、魏三国可以在较小的挑战下，承袭了晋国的霸业，而在战国初期的表现上较为优异。
但条件愈好，危机也愈大。韩、赵、魏地处中原要冲地带，承受的竞争压力最大，在历经多次战争以后，国力剧烈消耗，反而成为了最早的输家。
东方的齐国，一向以经济挂帅，作战力原本不强，因此面对强烈竞争，其表现远不如以斗智为主的春秋时代。除了在齐威王、宣王时有昙花一现的强势外，齐国在斗狠的角色上显得手足无措。战国中期后，在和北方新兴军事强权燕国的连年征战下，更是两败俱伤，自顾不暇，无心参与中原的争霸。
以幅员来讲，楚国仍是雄视群伦，只是分权联盟造成其力量很难有效集结。其间在楚悼王时代，兵法家吴起虽曾以生命为代价，促成楚国的中央集权改革运动，但功效仍然有限。日后，急于施展富国强兵之术的李斯所以会抛弃祖国，西入秦境寻求发展，也在于深感楚国集结国力困难，规模虽大，却不适于激烈竞争的挑战。
秦国的兴起
最经得起挑战的，却是原本最为弱势的秦国。秦国的祖先是商王朝时代鸟图腾族的长老——蜚廉和恶来的后代，因此在周王朝建国之初，他们成了重级战犯，族群被迫流浪各方，命运之悲惨有如犹太人亡国之情境。
残存的部落领导人远离了故居——东方的黄土平原，向西逃亡。其中蜚廉的一支庶传后代子孙，逃到山西一带，靠养马维生。不久便由于他们的专业技术，得到周王室的重用，出任养马官员；周穆王在位期间，更以军功被封于“赵”，成为了晋国的大夫，也就是日后战国七雄中赵国的祖先。
蜚廉长子恶来的嫡传后代则往西逃得更远，他们一直到雍地才定居下来，并和当地的戎人杂居。一直到西周王朝末期，约二百年以后，才以军功受封于秦地，并恢复了赢氏一族的称号。（有关秦国这段艰辛的建国史，在拙作《秦公司兴亡史》有详细叙述）。
周平王东迁时，秦国的领导者由于近水楼台，护驾有功，获得赐封周王室原有的镐京精华区，因而国势大振。传至秦穆公时，更击败当代霸主晋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战国初期，秦国的国势曾一度衰退，而且国境多次被魏国的兵法家吴起攻破，丧失了不少土地。一直到年轻的秦孝公即位后，力求革新图强，任用魏国出身的法学家商鞅，十二年间进行两度革新变法，改部落为郡县，力行中央集权，国力才随之暴增。因此到了战国中期，秦国已成为当代首席强权，在国际上被称为虎狼之国。
诸子国家的平流竞进
面对大自然的挑战，华夏文明诸国一向讲求组织以发挥集体力量，而周公旦的封建及宗法制度更使社会组织结构的紧密到达了最高峰。当时施政的着眼点是天下秩序的整合，所以力求组织阶层分明——王、诸侯、卿、大夫、士、人民，秩序的建立必靠彼此身分的认同，后来儒家学说便以此为蓝本而形成。
长江流域一带，自然条件良好，生存竞争压力不大，因而哲学家思考上倾向崇尚自然，一切皆为上天所赐，平等成了主要精神。于是以老庄为主的道学，便成为楚人“无政府”主义或“微政府”主义的基本人生观。
但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强，国力的整合却对楚国构成最大的挑战。面对平等分权的各部族，楚国王室最迅速合理的整合方法，便是将他们共同统辖在楚王的指挥下。“法家”便在这种气氛下发展而成，李斯及韩非都是楚国大儒苟子的学生，也就是说法家是以道家为本、儒家为用，乃南北哲学的综合体。不过在无政府及微政府思想盛行的楚国，法家的发展并不成功，反而是殖民文化的秦国，在没有重大包袱的情况下全盘的接受了。
商鞅变法使秦国的政治整合完全成功，作战力大增，声势暴涨，正好合乎全面竞争时代的需要，因而各诸侯国争相效尤，国家主义急速抬头。昔日重视社会阶级伦理的封建制度和天下主义，虽有孔孟等大师级人物的宣扬，仍渐趋没落。数千年的华夏文明至此破灭，结合南北文化的崭新文明即将诞生。
秦帝国的兴衰
秦王政26年（公元前221年），秦国击溃了包括楚国在内的其他六大强国，中国再度恢复了统一的领导权，版图则包括一直不属华夏文明的楚地和吴越等地方。经由国家主义和中央集权的洗礼，统一六国后的秦王政，其权势已非昔日天下共主或周天子所可比拟。为了给自己一个合乎身分和时代需求的称号，秦王政于是自称为“始皇帝”，中国的文明体系至此也跨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不过，秦帝国的政治发展并未成功地迈向崭新的文明。过去的成功经验，限制了她的创造力，反而成了失败的关键。
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虽成功地促成秦国政治的整合，使其有能力统一六国。但将这种制度，硬是用在统一后的庞大版图和复杂的文明体系中，却导致了严重的帝国贫血症。军事统一虽算成功，但紧接而来的行政和文化统一则全然失败，统治效率十分低落。因此秦始皇不得不借着长期巡幸来宣扬皇权，最后竟累死在巡视的半途上。
统一六国的战争中，楚国由于是分权部落国家，因此并未遭到全面击溃。最后主力的项燕军团虽然失败，主将也死于战场，但分布各地的部族仍拥有相当的独立抗战能力。因此早自秦始皇在世时，便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隐言，楚地的游击活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秦始皇三次巡行之所以都以楚地为重点，主要原因便在于此。
斗智斗力的楚汉相争
始皇去世后，首先起义的陈胜、吴广使以楚军作号召，初期声势最大的反抗军——项梁军团，更是以楚军主帅项燕的后代自居。二世皇帝期间，六国几乎全部恢复，但楚军系统的反抗集团不但扮演主要角色，人员方面也占了一半以上。
项羽和刘邦也都属于楚人，项羽更是继承项梁军团的楚军嫡系。刘邦的集团大多属楚国的平民阶级，原本是附属项梁军团的副帅，应算得上是楚军的庶系。
中华民族自称为汉族，主要是来自于刘邦所建立的大汉帝国，但刘邦的王朝之所以称为“汉”，却是个偶然的因素。
秦帝国崩溃后，项羽的楚军掌控大权，项羽自封西楚霸王，并分封天下诸侯。由于刘邦集团首先入关，依约定应为关中王，但项羽担心刘邦声势过大，危及本身领导地位，乃将刘邦分封于“汉”，这便是刘邦国号的由来。
“汉”是目前的汉中盆地，属四川省的一部分，跟华夏文明几乎扯不上任何关系，当时是个偏远的低度开发区，对中原地区或原来泰国首府的关中盆地，交通都非常不方便，算得上是个相当不错的“政治冷冻库”。
日后刘邦在韩信的协助下，复出关中，进入中原，和项羽展开为期四年的楚汉相争。
为了对抗力量日正当中的项羽西楚军团，刘邦展开诸侯大联盟，最后更以四面楚歌（表示楚军也投入刘邦的汉集团），来瓦解项羽军团的士气。所以楚汉相争，可以视为刘邦的楚庶系联合中原诸侯，以对抗项羽的楚嫡系的一场战争。由于刘邦出身民间，没有传统的包袱，他成功以后，一个融合华夏文明及楚文明的新世纪，便很顺利地诞生了——这便是影响中华民族日后发展最为重要的大汉文明。
气质独特的刘邦
刘邦——这位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王朝的开创者，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地位却是意外的低。
如果说刘邦由于出身低，所以在专制的封建社会里不被重视；但是即使在当今的民主社会中，刘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仍然是“看不够重”。
中国的史书，绝大多数是官方纪录，只要描写到皇帝，难免都视之为天生“异种”的真命天子，特别是开国君王或盛世名君，几乎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但被处了腐刑（割切生殖器）的司马迁，对汉王朝政权的大老板们，难免有股无法消除的心结。加上这位撰史的血性汉子，本身又有天不怕地不畏的傲骨，让他大胆地在其作品《史记》中，对他的顶头大老板汉武帝以及汉王朝创办人刘邦，作了相当坦诚的批判；不但和日后史书上的传统“官方说法”有很大不同，也使我们对这位皇帝的人性面，有较多的认识与了解。
这对研究历史的人来说，原本是相当珍贵的“原始资料”，只是习惯于恭读帝王史的中国知识分子，却反而被误导了。因此有不少人，对这两位中国史上少见的杰出领袖，有着相当不公平的低估。
特别是有关刘邦这部分，由于司马迁对汉王朝的“国贼”项羽，不但给予正式地位的承认并编入“帝王本纪”中，对其能力和风范作相当平实的评价；更在比较中，显露刘邦领导风范的不足。
后世的史学家，立刻根据这份“铁证”，严厉批评刘邦的能力和风格，有人以狡猾、阴险的政客视之，有人以其成功只是在善于用人及运气好而已（其实这两点在领袖的特质上是非常重要的）。
日本德川幕府的开创者德川家康，以前的历史地位和刘邦颇为雷同。基于对平民英雄丰臣秀吉的特别关爱，日本的史学家和小说家，也普遍较同情短命而悲剧的丰臣王朝，对推翻这个孤儿寡妇的政权，进而建立260余年太平盛世的德川家康，反描写成阴险、狡猾好欺诈的老狐狸。一直到山冈庄人的长篇历史小说《德川家康》出版后，才以生动的笔调，详细的刻划出德川家康的政治个性和争霸心程，也才使日本民众对德川家康转轻视为尊重，更掀起了长达数十年的研究“德川家康”热潮。
本书倒没有如此庞大的野心，为刘邦作彻底的翻案，只是因为笔者本人对刘邦创业个性的一点好奇，希望能以一个崭新观点来对刘邦作一番研讨，更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吸引更多的前辈先进和年轻学者专家，共同来关心这位大汉文明开创者的历史命运。
刘邦的个性的确相当有趣，有时形同无赖、满口粗话、善变又狡猾，但大多时候，他倒相当能压抑自己的脾气，待人宽容而有度量，作事不计较利害，如同颇有修养的长者。诚如西进关中前夕，楚国长老对他的评话：“沛公，长者也。”或许便是指他这种大而化之的性格。但有时候他不只对他人宽容，对自己也的确放纵了些，进而显得稍欠“大家风范”。
不过，他一向讲情义，自认是侠义圈中的道上英雄。他一生中最崇拜的人物，便是战国末年四公子之一的魏国贵族快客信陵君，并常以此而自许。从早年的待人处世上，可以看出他刻意模仿信陵君的“影子”，因此也很得乡里中下阶层的好汉们敬重，俨然是黑道中较重侠义伦理的大哥级人物。
每到紧要关头，刘邦倒立刻变得彻底的理性。为了团体目标，他常能忍受相当的痛苦及风险，甚至忍心牺牲部属，绝不迟疑。彭城战败时，为了加速脱离险境，他连子女都能丢出车外。荥阳对峙中，项羽欲烹杀其父以要胁其投降时，刘邦竟潇洒地要求分一杯羹，光是这种不怕人指责的勇气，已有资格成为历史上的大人物了。
在《史记》的〈高祖本纪〉中，刘邦从一出场，便是虚张声势、满口狂言，且经常都是出自肺腑的“吹牛”，连萧何都批评他：“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
只是这些令人讨厌的假话由他讲来，却显得特别的自然，并不觉得特别的可恶，这或许便是刘邦最有魁力的地方了。
当代名士吕公，在刘邦未成名时，便肯将掌中明珠送给他当妻子。谨慎又富谋略的萧何，从年轻时便特别关照刘邦，最后更奉献了终身的忠诚。自负极高的韩国贵族张良，便公开表示：“沛公殆天授也（意谓刘邦真是少见的天生奇才）。”常胜将军韩信也是为他至死不悔。
从这些史籍记录中，我们绝对可以确信，刘邦虽有点轻浮，但绝不是只懂得骗人及耍小伎俩的普通小狐狸而已。
猛狮与狡狐
早年，笔者曾在日本阅读到一代史学大师汤恩比的访日谈话记录，其中有段说到刘邦的观点，当时着实让笔者大吃一惊。
这位二十世纪的史学大师竟然表示，人类史上最有远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位政治人物，一位是开创罗马帝国的凯撒，另一位便是创建大汉文明的汉高祖刘邦。
这两位政治领袖的命运也颇多相似处。凯撒早年受制于庞培及克拉苏，刘邦也被项羽打得团团跑；凯撒在帝国建立前夕便遇刺身死，刘邦也在即位不久，于征讨英布的战争中身受重伤，没多久便病逝于任上。他两人都未能目睹帝国之建立、文明的兴起，但由于他们的远见和领导，人类的历史展开了新的纪元。
凯撒在西洋史上的地位，不容置疑，但刘邦比起他来便逊色多了。由于司马迁的公正记载，这位大汉帝国开创者的历史地位，一直未能得到自称汉民族的后代子孙完全的认同。
汤恩比的一番话，兴起了笔者对刘邦的高度好奇，一直想好好找机会来探讨一番；这位被自家人批评为老狐狸，却为外国学者公认世界最出色大政治家的创业者，两种截然不同观点下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
不少人读到楚汉相争的历史，总觉得很纳闷，刘邦几乎常常吃败仗，却是“打断手骨反更勇”，屡败屡战，终能咸鱼大翻身。项羽每战必胜，孩下一场大败，却连生命都输掉了。他们之间的差异，除了运气好坏外，到底还有些什么？
事实的真相和大家的印象，经常有相当距离。平心而论，项羽称得上是古今中外难得一见的军事奇才，但不论战略或战术，刘邦的确都高他一筹，这也就是刘邦跟项羽公然表示的“我斗智而不斗力”。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名政论家马基维利，在其经典名著《霸术》中写道：
一位胜任的君王，必须拥有狮子般的凶猛，和狐狸般的狡诈……狮子般的凶猛，才不会被豺狼欺侮；狐狸般的狡诈，才不会掉入猎人的陷阱，但如果两者不可得兼，则宁可拥有狐狸的特色较为有利些……。
刘邦和项羽的创业个性和争霸历程，正好是马基维利这段名言的最好诠释。
刘邦大传--第一篇 秦帝国危机
第一篇 秦帝国危机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老子《道德经·第九章》
水盛在任何器皿里，都不能太满，太满了便会溢出来，所以在满了以前，最好便停止增加水量。
刀子能用便可以了，如果磨得太锐利，用起来虽较顺手，但容易折断，无法长保。
一个人拥有太多的财富、太高的权势，会遭到别人的觊觎，自己也常因太骄傲而陷入奢靡，反而无法长期保有财富。
由于富贵是一顶危机的警示，因此最需要韬光养晦、谦虚退让，如果反而以自我炫耀而骄人，那就要自招祸患了。
自然的道理，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是以功成、身退，乃天之“道”也。
刘邦大传--第一章 虎狼之国
第一章 虎狼之国
秦昭襄王晚年，发动了一连串毁灭性的恐怖战争，特别是长平之战，坑杀了42万赵国军队最为残酷。前后50年间，中原三强韩、赵、魏之兵力损伤高达百万，壮丁减少一半以上。
咸鱼翻身，异人入主秦政
秦孝公变法，使秦国国势暴涨。
秦昭襄王在位期间，更力行扩张政策，使这只僻居岐雍边区、原本见弃于中原国际舞台的睡狮，突然咆哮了起来，数十年间，便成了国际间各诸侯闻之色变的虎狼之国。
从寻找不到规划经营人才，因而濒临解散的中小企业，一跃而成天下有志之士争相投效的理想国，秦国成功的速度令人讶异。最后一统天下的秦王政，便是秦昭襄王的曾孙。
秦昭襄王在位56年，原立的太子，在第40年时先他而去世，因此改立次子安国君为继承人。
安国君原本并非嫡长子，身份也不被特别重视，因此，他有一个名叫异人的儿子，在秦国的宿敌——赵国——当人质。
安国君有子20余人，却无一个是嫡传的，庶长子子仆并不被宠爱，因此一时之间无法决定继承人。而最受安国君宠幸、在后宫影响力也最大的华阳夫人也没有儿子，所以安国君并未积极去建立储君。
长平之战后，秦赵关系趋向紧张，异人也遭到赵王室刻意歧视，流落街头，因而结识了到赵国京城邯郸作生意的阳翟大商人吕不韦。
看货可居，不韦识珍宝
吕不韦认为这是空前奇货，乃决定在异人身上进行大投资。
首先他采用银弹攻势，让华阳夫人接受异人，并收之为养子，再买通赵王室派来监视异人的特务，协助异人私自逃回秦国，以正式成为安国君的继承人。
由于华阳夫人是楚国人，异人乃改名为子楚。
当初吕不韦发现异人之身份时，为表示笼络，曾将自己最美丽的小妾转嫁给异人。这位小妾在昭襄王48年客居邯郸时产下一子，取名为“政”，也就是日后统一六国的秦王政。
据《史记》记载，这名小妾在嫁给异人时，原本已怀有身孕且其出身也只是府中之歌妓。而吕不韦所以作此安排，乃欲偷天换日，使自己的后代成为秦王室的继承人，司马迁并以此推测秦始皇应为吕不韦的私生子。
这样的说法日后充斥在中国的正史和野史中，有些史学家更因而认为这是造成日后秦始皇个性扭曲、暴虐无道的主要原因。
但若以较客观而务实的科学眼光视之，这件无头公案着实令人费解。这种事即使是真的，也是只有当事人才可能知道的枕边秘密，写史的人又是如何确认证据的？依笔者猜测，这个说法比较有可能是汉朝文人为丑化秦始皇，故意制造出来的谣言。
由于秦始皇的生母出身低微，又是位歌妓，性生活方面或许较不单纯，而且她曾是吕不韦的小妾，加上日后和谬毐间的不伦事件，使汉代文人据此判断秦始皇有可能也不是异人的亲生子。不过，怀孕的时间很容易算得出来，异人身旁也必有服侍之人，吕不韦应不致如此大胆才对。
秦昭襄王在位56年去世，安国君继位，是为孝文王。这时候他已是位体弱多病的53岁老人了。因此在办完昭襄王隆重又繁杂的葬礼后，第三天竟然也一病不起，于是子楚（异人）接继王位，是为庄襄王。当年吕不韦奇货可居的大投资，终于开花结果。
软性兼并，奠下统一基础
早年，庄襄王曾和吕不韦相约，若能为秦王，必和吕不韦共享政权，这也是吕不韦以商人的投资眼光所设定的合伙契约。因此庄襄王即位后，便任命吕不韦为宰相，封文信侯，拥有洛阳地区十万户的食邑。
秦昭襄王晚年，在范雎及白起的策划指挥下，发动了一连串毁灭性的恐怖战争，特别是长平之战坑杀了42万赵国军队最为残酷。前后如年间，中原三强韩、赵、魏兵力损伤高达百万，壮丁减少了一半以上。因此不论声势或实力，至少在中原地区，秦国已取得绝对优势。
只是自从秦惠王任用张仪以来，秦国执政当局用了太多诈欺和恐怖手段，是以当代文人和后代史学家，对秦国这段期间的国力扩展普遍评价不高，常以“虎狼之国”称呼之。
庄襄王即位，吕不韦主持大政，基于长年行商经验，使他对各国的政情和地理有较多了解，因此在推动国际扩张路线的决策上较有把握。但是吕不韦主张采行和平攻势，反对恐怖的屠杀手段，较偏重土地的兼并而非歼灭性的声势战，这可能跟他的商人性格有关。
庄襄王元年，吕不韦利用东周王室阴谋煽动秦王室内部政变之传言，趁机派军队攻破周王室的最后据点巩都，东周王室正式灭亡。河南、洛阳、谷城、平阴、偃师、巩都、缑氏等七邑，并入了秦王室之版图。
指挥这次作战的将军蒙骛，更乘胜攻占韩国军事重镇成皋和荥阳，取得了日后可以直接攻打中原三诸侯的攻击发起据点，韩国至此已名存实亡。
隔年，蒙骛又在吕不韦授意下，大幅扩充秦国的版图，魏国的高都和赵国的榆次、新城、狼孟等三十七个城池相继失陷。
庄襄王三年，吕不韦再派将军王龁并吞韩国的上党地区，并将狼孟等三十七城合并，成立直属于秦王室管辖的太原郡。
庄襄王只在位三年便去世了，由太子政继任为秦王。由于当时政只有13岁，便由吕不韦摄政，改称宰相为相国，秦王政更尊称吕不韦为仲父（依照齐桓公对管仲之尊称）。
吕不韦的国际主义，不但尽力扩充秦国版图，更大量引进外国食客，组成了空前庞大的外籍政团，使咸阳成为标准的国际化都市。
据说吕不韦家仆多达万余人，食客也有三千多，其中更不乏经国济世之能臣，例如蔡泽、张唐、甘罗、李斯等名士。
为了使咸阳成为中国未来的文化重心，吕不韦更不惜以重金延揽学者，着手编纂传世的经典名著《吕氏春秋》。
秦王政变，只换汤不换药
庄襄王去世到秦王政九年间，是吕不韦权势的鼎盛时期。
由于吕不韦和太后（秦王政母亲）关系密切，秦王年纪又小，很多事情根本不必经过秦王，便由吕不韦直接发布命令，并由外籍政团操纵政权的运行，因此很多秦国本土派重量级将领大为不满。只是吕不韦权力过大，又有太后为他撑腰，本土派将领也只好敢怒而不敢言了。
但由于大将蒙骛征讨赵国时，吕不韦在后勤调动上失策，蒙骛兵败殉职，使得本土派将领对于吕不韦以外行人干涉军事行政所造成的错误十分不满，他们于是将未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年轻的秦王政身上。
或许是因为童年的艰困生活经验所致，13岁的秦王政党显得特别老成持重，不但外表雄伟高大、勇敢敏捷，对部属也非常亲切而有礼。因此各军团领袖对这位“懂事”的幼君非常推崇，纷纷投入其麾下，成为一股庞大的本土派力量。
即位后第九年，秦王政已成为22岁的英挺青年，他个性积极、工作认真，对国事也非常关心，因此很多事情不再只经由吕不韦和太后作主了。随着秦王政成人，外籍政团派和本士将领派相互的斗争也愈演愈烈。不久，终于爆发了太后和假宦官谬毐间的不伦事件。
有人密告谬毐是吕不韦安排在后宫笼络太后的假宦官，严重破坏了秦王室伦理。因此本土派将领集结在秦王政旗下，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谬毐和其与太后所生的儿子全遭处死，太后则被软禁在棫阳宫内。吕不韦因此事也被免除相位并贬谪至蜀地，但他在半途中却因担心遭到迫害而自杀身死。此时本土派重掌王室大权，庞大的外籍政团则面临全盘崩溃的危机。
本土派领袖趁机向秦王政建议：
“目前秦国政府重要的官职均由外国人担任，这些外国政客之所以到秦国来，主要在设法保护他们本国的利益，他们从未把秦国当作自己的国家，经常故意扰乱我们的政情。因此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剥夺他们的权位，将他们逐出秦国。”
年轻气盛的秦王政很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而下达《逐客令》，将吕不韦及谬毐手下三千多名食客全部限期驱逐离境。
谏逐客令，李斯展有华
吕不韦旗下食客李斯，为楚国上蔡人，曾拜楚国大儒苟子为师，研究帝王之学。他看到楚国改革无力，政令不彰，颇为失望，更受到其师苟子所写访秦感言——《强国论》之影响，乃远离家乡，西入秦国，拜在吕不韦门下为食客，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
到达秦国后不久，李斯曾透过吕不韦之引荐，向秦王政提出并吞六国的策略。他的方法相当“功利”，属于外籍政团一向所坚持刚柔并济的策略导向：
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以下财者（接受其贿赂），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良将随其后
软硬兼施，非达目的绝不罢休，这便是以功利为主的李斯之本质个性，因此秦王政对他的印象相当深刻，曾拜之为客卿。
《逐客令》公布后，李斯自然不甘心从此便被排挤，立刻再向秦王政紧急上书，首先他认为：
臣闻吏议通客，窃以为过失……
接着他列举外籍政团对秦国国力发展上的功劳。从秦穆公时代的百里奚和蹇叔、到秦孝公时代的商鞅、秦惠王时代的张仪和甘茂到昭襄王时代的范雎，都是对秦国强大具有关键性贡献的外国客卿。而拥有庞大的外籍政团，也正是秦国能成为当代第一强国的主因。
排挤外籍客卿，将让他们转而服务于其他诸侯，使天下才智之士，不敢西向秦国，这不等于是将军队和粮食送给敌人一样吗？
这些外籍客卿，虽不是秦国人，但为了他们个人政治理念的实践，都愿意为秦国尽忠……。如今还宾客以资敌国，不正等于折损自己的力量去帮助敌人吗？使已方人才空虚，又树怨于诸候，想要国家不遭受危机，将是很不容易的呢！
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谏逐客书》。
秦王政倒是位绝对理性思考的强势领袖，在看完李斯的上书后，不管原本支持他的本土派军团将领的反对，立刻取消《逐客令》，保留住所有的外籍政团，并重用李斯，不久更升之为廷尉，参与中央政策的讨论。
此外，他对自己的政治立场也作了180度大修正，成为历史上最重用外籍政团的秦国国君，更积极沿袭吕不韦的国际扩张主义，进行大规模土地兼并。
接受谏议，提升国际形象
秦王政发动政变时，将太后软禁于棫阳宫，为了表示决心，他下令敢以此事劝谏者，“戮而杀之，并断其四肢”。结果太后身旁27位大臣因而全被处死，吓得没有人敢再提此事。
不料齐国籍的宾客茅焦却大胆上书表示请谏太后事，秦王政特派人向他提出警告：“你没看到已被处死的27位大臣吗？”
茅焦笑着表示：
“臣听说天上星辰有28宿，如今才死了27人，再加上我不正凑满数吗？为了秦国的未来，臣是不会在乎自己生命的！”
秦王政听了，也倔强地表示：
“只要是人，哪有不怕死的？谁敢再为此事进谏，我就当场用鼎镬来蒸杀他！”
于是下令接见茅焦，秦王政在殿上按剑而坐，准备当场给茅焦难堪。
茅焦从容不迫地慢慢走到秦王政面前，跪拜后便起身表示：
“臣闻热爱生命者从不忌讳论及死亡，热爱国家的人更不应忌讳论及亡国的危机。因为忌讳论及死亡的人，反而会疏忽健康，无法获得长生；忌讳谈论亡国危机者，反而会使国家不得永存。所以死生存亡之事，一向是圣明的君王非常关心的，难道陛下真的不想听听看吗？”
秦王：“这又怎么解释呢？”
茅焦：“陛下如今犯了狂悖之行而不自知，既车裂假父（谬毐）、扑杀两位不懂事的幼弟、将亲生母亲软禁在雍宫，又残杀进谏之士，这不等于是夏桀王和殷纣王的恶行吗？陛下若不自省，秦国的形象一夕之间会给破坏殆尽，天下有才学之士，还有谁会心向秦国呢？臣真的为陛下感到担忧啊！臣现在要说的都讲完了，请快处死我吧！”
说完，茅焦当延解下衣服，准备受刑。
秦王政听完，却立刻亲自下殿，双手扶起茅焦：
“先生请穿上衣服吧！寡人愿意接受你的进谏。”
并当廷封赐茅焦为上卿。
后来秦王政自己果然亲自驾车，并空出左边尊贵的座位，到棫阳宫迎接太后返回内宫，仍以母亲之礼侍奉之。
秦王政的开明形象，立刻传播到全中国。
大梁（魏国）兵法家尉缭，也在秦王政取消《逐客令》后，到达咸阳。他向秦王建议：
“以秦国目前的强势，其他诸侯早已有如秦国的郡县了。但最怕的是我们自己一时大意，让其他诸侯国因利害相结合，反而会给我们严重的威胁。
“所以我建议大王要能舍得花大钱，贿赂诸侯豪臣，以扰乱其政策。依臣估计，大概只要三十万黄金，便可以把诸侯全部消灭掉……”
秦王政非常欣赏尉缭的学识，对他更是特别礼遇，甚至赐与自己的衣服和饮食（依当时习俗，表示非常重视之意）。
但极端理性又冷静的尉缭，对秦王政的刻意热情，反而大不自在。他私下对朋友表示：
“秦王的长相鼻高眼长，胸挺如鹰鸟，声大若豺狼。这种人通常残忍而无情，未成功时，能强制忍耐，礼贤下士，一旦达成目的，可是会噬人的。我不过是位平民，秦王却破格礼遇，这种恩惠我是承受不起的。我预测有天秦王若果真统一天下，那恐怕所有人都会成为他的奴隶……”
尉缭害怕秦王政反面无情，乃趁机逃亡，但秦王却没有生气，仍亲自把他找了回来，并特别授以间谍情报及政治作战的重责。
《史记》有关尉缭的记载仅止于此，但我们仍可由秦国日后并吞六国的策略上看出，尉缭的建议，秦王政几乎是照单全收了。或许尉缭后来仍为秦王的热情折服，发挥他空前的组织天才，用谍报和金钱组织一个严密的CIA特务体系，瓦解了六国的防卫，也让秦国顺利地完成了天下统一。
孤愤说难，学者不敌策土
在这段期间，外籍政客虽大多能得到秦王政的重用和礼遇，但有一位最投合秦王口味的学者型政客，却因急于想在这股统一热潮上有所奉献，而不幸陷入了个人悲惨的命运。
韩国的青年贵族韩非，以擅长论述刑名法术之学而闻名，曾数度上书韩国国君，建议实行全盘性的革新变法，以拯救韩国日益衰退的国力，但却一直不被采纳。于是他退而述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56篇论文，共十余万言，更使其国际间的知名度大增。
秦王政闻其名，很想和他见面，乃派人要求韩王以韩非为特使，前来晋见秦王。
对韩国已彻底失望的韩非，认为秦王政或许才是他值得托命致力的“老板”，因此也利用这次出使秦国的机会，主动向秦王政提出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建言：
如今泰国已拥有数千里的国土和上百万的战斗军团，号令严明，制度井然，如此的国力，是天下诸侯所无法相比的。
因此，臣冒昧求见大王，想提供奏国平定天下的具体建议。大王如果能接受我的策略，相信必能一举攻破天下群雄。我敢大胆建言，我的方法如果不能马上降赵、灭韩，使魏楚称臣、齐燕求和，使大王无法完成雄霸天下的愿望、诸候不主动向秦国朝贡，便表示我的策略误国、未尽言臣之责，大王可立刻将我斩杀，以戒为王谋而不忠者。
或许韩非话说得太满，态度又过分讨好，使一向好疑、不喜欢臣子抢风头的秦王政反而不太放心，对接见韩非一事显得犹疑不决。
这个弱点自然很快被秦王政身旁的李斯看破。
李斯和韩非早年同属楚国大儒苟子之门下，韩非不但思考力敏锐，博学多闻更在李斯之上，惟一的缺点是本身有严重口吃，语言表达能力不佳。
对韩非的过人才学，李斯一向便颇为嫉妒，更害怕秦王重用韩非后，将影响到自己的宦途，乃趁此机会对秦王政表示：
“韩非本属韩国之贵族，在国内身份地位崇高，心态及实际利害上都不可能背离韩国，因此绝不如平民出身的外籍策士那样，能真正向秦国效忠。他的话虽讲得好听，但最终目的仍在设法保住韩国，绝不会对我们并吞六国的工作真正有所帮助。
“如今他又在秦国待那么久，势必获得不少我方的内在情报，这样让他回去韩国，对我们即将展开的兼并行动恐造成不利。不如先找个借口，以他到秦国搜集情报的罪名扣留之，以免有意外的不利情况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