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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思维批判
作 者：楚 渔
责任编辑：薛岸杨
出 版：人民出版社
发 行：人民出版社 东方音像电子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100706
印 刷：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版 次：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14
字 数：120千字
书 号：ISBN 978-7-01-008381-0
定 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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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
把了解的所有知识和周围人的话语都撇在一边，
用自己的眼睛看这个世界。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与你原先认识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也许，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世界才更加真实。
写在前面的话
我们中国人聪明吗？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中国人聪明。真是这样吗？如果我们中国人聪明，为什么我们总是损害自己个人的私利呢？如果我们中国人聪明，为什么近千年以来总是被外人算计呢？作者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如此“聪明”的中国人为什么总是干蠢事呢？千百年以来我们中国人总是被人欺辱、被人宰割。如果我们是个小民族，可能还可以理解，弱肉强食嘛。可我们是一个大民族，而且不是一般的大民族，是一个人口众多的超级大民族，这就很难理解了。如此人口众多的一个超级大民族，而且还是一个统一民族国家和有着一致的文化认同感的巨大群体，竟然被比我们小得多的小国家小民族欺辱和屠杀，恐怕全世界的文明史找不出第二个例子来。
纵看近几百年的中国历史，我们就能发现我们的先人们怎么那么蠢、那么糊涂（和同一时期别的民族比，不是仅用当代人的眼光去看过去），如果往后再过几十年、几百年，我们的后人看现在的中国人，是不是也把我们当代中国人看得愚不可及呢？对于中华民族这种全球文明史没有先例的怪现象，我们中国多数文人把责任都推到儒家文化、体制、制度、皇权等等社会条件或自然条件上，真是这样吗？我们通过比较学方法看看人类的文明史，在同等条件下，全世界都没有出现过我们中国这种怪事。看来我们中国人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不算聪明。那么，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不聪明是不是智商低呢？也不是。据西方专家测定，我们中国人智商不比洋人低，有的测定还比洋人高，显然，我们中国人是智商高而并不算聪明。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这确实是一种反常现象，上文我们否定了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是主要原因，同时也说明了我们中国人的智商也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在哪儿呢？如果外部条件和我们中国人自身的智商都不是问题，那么，只剩下一个理由可以解释，那就是我们的思维有问题。用俗语讲：就是我们中国人具有的高智商的脑袋瓜儿进水了。本书就是从思维科学的角度来探讨我们中国人不聪明的真正原因。
本书揭示了我们中国人为什么长期落后挨打，为什么我们现代中国人缺少创新能力。我们为什么过于自私而又总是严重损害我们自己的私人利益，并且总是损害集体利益和民族国家利益。总之，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总是认识不清这个包括自己在内的世界呢？本书向人们展示，如何做一个真正聪明的中国人，真正能清晰地认识我们自己，认识这个世界。如果我们连自己都不认识，更不可能认清外部事物，其结果必然是不能快速进步，更不可能很好地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
谔谔诤言乃大谋
——序《中国人的思维批判》
这是一部拿起来就难以放下的书，一部几乎每句话都忍不住要划杠杠、圈点点的书。这些年来，一口气读完几万字的书，能有多少？作者曾把书稿给众多的人看过，征求各方意见，很多人读后惊叹叫绝。这本洋洋七万余字，又是专谈思维这样一个古老而枯燥话题的书，竟然如此引人入胜，兴趣盎然，何也？
因为这是一部讲思维科学的书。思维是人类区别于动物最本质的属性与特性。只要是人就会有思维。思维决定命运，大到国家和民族，中到集体和单位，小到每个人，概莫能外。故思维是人人关注的话题。更重要的是作者把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思维的落后，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众皆注目。
因为这是一本全新的书。新的思维，新的思路，新的语言，新的概念，新的命题，新的判断，新的结论。书中的思想之深刻，观点之鲜明，求证之严密，语言之犀利，是少见的。尤其是那些极具个性化的语言，嬉笑怒骂，爱憎分明，粗中带细，直中有曲，恰似美刺，读来令人酣畅淋漓，拍案称奇。
因为这是一部当今大众哲学的书。什么是哲学？先哲们定义为物理学之后，后来者说它是明白学、智慧学。哲学是普通的大众学问。《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以晓畅的语言、明白的文字、简洁的道理，把哲学思维现代化、中国化、大众化。没有高深莫测，没有故弄玄虚，没有忽悠痕迹，一切从实际出发，从现实出发，从求真出发。
因为这是一部从事实而不是从概念出发的书。作者运用比较学的原理，深刻地阐明了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思维的落后，而不是体制、机制、制度等其他方面的。该书从纵的和横的、古中国的和古希腊的、近代中国的和西方的等诸多方面，列举大量令人信服的事例及其精辟的观点，反复求证，反复论证，雄辩地证明科学思维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衰荣辱的极端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
如同一切新生事物，包括新的思维、新的理论，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一样，《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也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它可能带有某些局限性、片面性、尖锐性，引起一些人的质疑，进而发生争论，这是可以预料的。真理越辩越明，瑕不掩瑜。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该书所闪烁着的思想光芒是无法磨灭的。客观世界发展的进程将证明这一点。
《中国人的思维批判》的作者楚渔先生，居于北京西山，自号西山闲人。据说他有三大爱好：读书、探险、收藏。他的这部宏论就大多是在乒乓球室里写成的。打会儿乒乓球，出点儿毛毛汗，停下来，拿起笔，写一段文字；再打会儿球，又停下来，拿起笔，再写一段文字，经几个月之久完成了这部著作。在他居所大厅里有两个老祖宗：一个是岳飞，反映其爱国主义思想内核的“精忠报国”四个大字，高悬于最显眼处。一个是扭转乾坤的盖世英雄毛泽东，他的各种画像挂满墙壁。作者是湘人。千年前，那篇思想深挚、文采飞扬、至今声名远播的《岳阳楼记》，常常在作者胸中涌起。真所谓：呕心沥血为国忧，谔谔诤言乃大谋。锦绣思维飞玉宇，纵情霄汉我神舟。
岳宣义
2009年9月
序 言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要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需要科学的思维方式，而科学的思维方式的产生又呼唤思维科学本身与时俱进。
本书从历史和现实生活实际出发，揭示了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模式发展的基本规律，为探讨思维模式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也为正确解读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一个新思路。
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模式，像遗传基因一样，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行为以及由此而构成的生活方式。对传统思维模式进行反思，并对其进行改造，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建设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
正因为传统思维模式是个真正的隐形杀手，在中华民族坎坷前行的道路上，它始终是个久治不愈的顽症。病象有多种，诸如文化、体制等等；但病根只有一个：传统思维模式。一切落后均是人为，关于传统思维模式是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这个观点的论述，使用的是反证法和比较法。历史不可重复，正面解读某段或某小范围历史往往太过主观和狭窄。而把它放到世界范围内去比较，驳斥了反面，剔除了错误，剩下的就是正确。
比较法也是研究历史的重要的、科学的方法，有比较，才有鉴别。本书运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大胆、敏锐从传统思维模式的角度，对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进行深层次的剖析、批判、探讨，并用大量古今中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翔实生动的事例进行对比，阐明了中国落后，体制、文化等因素不是根本性原因，而是传统思维模式造成的严重后果的新观点，最后提出了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维方法。
从哲学的角度看，科学发展观是一种社会发展模式，也是一种思维方式。科学的思维方式不是完全抛开传统思维，而是对传统思维模式缺陷的扬弃，是批判继承和创新发展的统一。要批判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就必须对其进行理性反思剖析，寻求传统思维向科学思维转化的内在契机。要用创新的思维去解读科学发展观，研究解决我国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只有在正确理解了科学发展观，并让科学发展观成为整个社会成员普遍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时候，中国才能真正实现发展的科学性、全面性、人本性、和谐性。
赵景华
2009年9月
自 序
首先，我要感谢赵景华教授，没有赵景华教授就不会有这本书。赵教授是我国知名学者，现任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赵教授和我也是多年的朋友，有时聚在一起侃大山，海阔天空瞎扯一气，也没有啥固定话题。但赵教授认为我瞎侃的关于我们中国人思维模式存在的问题有点独特见解，所以赵教授邀请我给他们的学生讲讲课。我又不是老师，更不是教授，讲啥子课？后来赵教授一再诚恳邀请，不得已讲了一堂课，无非是东拉西扯，主题讲的是中国人落后的思维模式。中心思想是：我们中国人总是习惯性地把我们落后的根源推到体制和文化等客观因素上，实际上没有抓住要害；落后的根源应该是我们落后的思维模式。思维模式虽然是环境和文化造成的，但一旦形成思维习惯和思想定势，思维模式就和原来的文化关系不大，反而是思维模式主导文化的走向。我们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混乱而且僵化，是我们社会不能进步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不彻底改变落后的思维模式，中国人超越西方永远是一句空话、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那次讲课后，赵教授又要我把录音整理出来，写成文章。我好长时间没怎么动过笔了，平常也懒散惯了，开着一辆破车，在外面东游西逛，也没有做什么事的愿望；但架不住赵教授和一些朋友们一再督促，只好勉为其难地拿起已有点生疏的笔来写东西。根据录音稿，有的地方删掉了，有的增加了一些内容；书中讲的事实和学者的话，还得和书本核对一下，所以又不得不回过头来翻了翻书。也是好长时间没看过什么书了，这些年看的多是闲书。不管怎样，文章总算完成了，对赵景华教授和朋友们也算有个交代。
其次，我要申明一点：我不是知识分子，更不是学者，知识文化水平充其量也就算个中学生。本人也没有学过哲学和逻辑学，胡乱翻看过一些有关这方面的书籍（是翻书，不是读书）。本书中的一些思想，一半以上是我从中外知名学者那里借鉴来的，我不过是组装和随便发挥了一下，加上自己一点点的看法；而我这种看法和《皇帝的新装》中那个小男孩的眼光一样，不过是看到皇帝确实是光着屁股的，仅此而已。我也没有认真学过和研究过任何社会科学中的一门专业或学科，我仅仅是把自己的眼睛看到的东西说了出来，随感而发，因此它不是一篇学术论文。
我生性懒散，吊儿郎当，自己判定自己，绝对不是正人君子，但也不是很合格的小人，好事没做多少，坏事做了不少。一年中多半时间在穷山恶水间闲游，没啥明确目的，走到哪儿算哪儿。
这本书，我尽量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来写，多用简单句，少用复合句，尽量用日常口语，也就是说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写，力求中学生都能看得懂。为达到这一目标，我也下了点工夫；但书中有些用词和概念，我实在想不出更合适的词语来代替，有些地方话也并没有说完，只能由它去了。了犹未了，何妨不了了之。
楚 渔
2009年5月6日于西山
目录
写在前面的话 / 003
纵看近几百年的中国历史，我们能发现我们的先人们怎么那么蠢，那么糊涂（和同一时期别的民族比，不是仅用当代人的眼光去看过去），如果往后再过几十年，几百年，我们的后人看现在的中国人，是不是也把我们当代中国人看得愚不可及呢？
谔谔诤言乃大谋——序《中国人的思维批判》
岳宣义 / 006
思维决定命运，大到国家和民族，中到集体和单位，小到每个人，概莫能外。故思维是人人关注的话题。更重要的是作者把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思维的落后，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众皆注目。
序言 赵景华 / 009
正因为传统思维模式是个真正的隐形杀手，在中华民族坎坷前行的路上，它始终是个久治不愈的顽症。病象有多种，诸如文化、体制等等；但病根只有一个：传统思维模式。一切落后均是人为。
自序 / 012
思维模式虽然是环境和文化造成的，但一旦形成思维习惯和思想定势，思维模式就和原来的文化关系不大，反而是思维模式主导文化的走向。
引言 / 001
一个民族或一个人通常只能有一种思维模式，不可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思维模式。思维模式和信仰也没有任何逻辑关系，同一种思维模式既可能信仰共产主义也可能信仰法西斯主义。同样，思维模式和职业以及品德并没有什么有机的联系，有同一种思维模式的人既可能是绅士也可能是土匪。
第一章 现有中国落后论的主流说法
是错误的论断 / 005
我们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源不是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和专制统治、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制度和体制等因素，尽管这些因素对中国长期停滞和落后有影响，但不是根本性的，根本性原因是我们传统的思维模式。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最大弱点不是因循守旧，而是模糊、混乱、僵化。
第二章 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缺陷 / 029
第一节 中国人抽象逻辑思维能力薄弱 / 030
概念模糊是我们中国人致命的思维弱点。如果一个人概念模糊，你就不可能和他讨论清楚任何问题。所以，概念模糊也为偷换概念、转移话题和诡辩术留下了空隙。轻视概念是不可能对范畴产生兴趣，也不可能上升为抽象逻辑思维。
第二节 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混乱而僵化 / 045
我们不少的文人其实狗屁学问都没有，即使有点知识，也没有学识，无非是从故纸堆里搜罗一些东西，故作深奥地解释一番，欺骗自己，吓唬别人。
第三章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很难做到实事求是
和理论联系实际 / 095
我们的学校对流氓文化的传播是持纵容的态度的，甚至有意无意帮助这种流氓文化的传播。自古以来，流氓文化在我们的社会和市井生活中占有相当大的成分。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就是这种流氓思想的反映。
第四章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严重损害
自己的私利 / 113
西方人从古希腊的那些大思想家传承下来的人生哲学是追求真理。中国人从古代圣贤那里传承下来的人生哲学是追逐名利，因而中国人的生存目的往往是为了求富贵，求不着富贵不是出世就是造反。这就使得我们中国人做事和工作仅是一种手段。也不探讨工作如何精细，不讲究技术，所以我们中国人总幻想一步登天（我们的文化中有数不清的例子），因而做事就总是想走捷径。
第五章 中国的智慧和西方的智慧 / 125
中国的智慧是谋略，西方的智慧是思维工具和科学。在100多年前开始的中西两个文明的对撞中，中国的智慧和文化一败涂地，我们很多文人可能不同意这种说法。那让我们看看仅仅一种事实，现在我们中国人从头到脚，衣食住行，哪样不是西方传播过来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也是从西方搬过来的，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除了讲中国话、吃中国菜，再有就是愚不可及的中国式思维外，还剩下什么？
第六章 混乱而僵化的模糊思维阻碍了中国科技
的进步 / 135
古中国与古希腊的思想家追求的目标不同是主要的原因，古中国的思想家追求的是解决眼前问题的实际办法。而古希腊思想家追求的目的很单纯——真理（或真实），也就是说先秦时期的古中国思想家是求“利”，而古希腊思想家是求“真”。古中国人是表现出实用主义特征，而希腊人表现出纯理想主义的特征。因而我们古中国人的思想功利性强，而古希腊人的思想理性强。
第七章 改造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模式是我国教育的头等大事 / 161
我们的僵化教育，从学前儿童就开始了，几岁的孩子，正是活泼好动的时期，这个时期也是儿童探索未知世界、拓展自己的智力空间的黄金时期。但却被我们的家长们逼着去学这个年龄段不该去学的东西：识字、英语、弹琴等（个别特别喜欢干这件事的除外），有些还要背什么唐诗三百首等，就这样活生生地扼杀了孩子们拓展智力空间的能力。我们的一些所谓的儿童教育家，制定了一整套的扼杀孩子天性的教育方法，把儿童未来的潜力和智力从小就扼杀在摇篮里。
后 记 / 185
看过本书初稿的人，多数人认为对自己很有启发，认识到自己思维方面有哪些毛病，同时也注意到了别人的思维方式不正确的地方，这样就可以逐步改进自己的思维方式，走向科学的思维方式。
主要参考文献 / 194
引 言
中国近两千年文明不进步的原因，便是在学术的思想不正当。不正当的地方，简单地说，便是大家以为行是很难的，知是很易的。这种思想便误了中国，便误了学者。
—— 孙中山 我们要讲的“思维模式”是人的思维方式，但指的是哲学意义上的主体思维方式，根据学者、专家下的定义，思维模式是指思维的一种程序，长久稳定而又普遍起作用的思维方法、思维习惯；是指思维形式和思维结构中的规律性，可以把它看作是人的思维定势和“内在化”认识运行模式的总和。某种思维模式一旦在人群中形成固定的、主流的思维习惯和框架，就能成为人们的主体思维结构。
由于中文里“思维方式”的内涵较广、概念模糊，我们在此特用“思维模式”来表示上面提到的思维方式的概念。同时，我们把在思维模式框架下，对具体事物的思维方式叫做“思维方法”。
一个民族或一个人通常只能有一种思维模式，不可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思维模式。思维模式和信仰也没有任何逻辑关系，同一种思维模式既可能信仰共产主义也可能信仰法西斯主义。同样，思维模式和职业以及品德并没有什么有机的联系，有同一种思维模式的人既可能是绅士也可能是土匪。本书指出这一点是为了不必要的误解。
本书先通过呈现一些客观历史事实来指出“思维模式”对国家民族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进而对比出中西思维模式的差距，说明中国传统思维带来的后果，并指出中国传统思维阻碍我国科技发展的事实，最后针对中国人目前思维模式的缺陷提出改善的具体方法。
最后特别声明，本书不涉及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体制的优劣与否问题，书中提及的相关事例仅仅是为本书主题的论证做客观的依据。
罗德岛巨像
希腊罗德岛巨像建在罗德市港口的入海处，前282年完工。是希腊太阳神赫利俄斯的青铜铸像，高约33米。
第一章 现有中国落后论的主流说法是错误的论断
长盛不衰的好奇心以及热烈而不带偏见的探索，使古希腊人在历史上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
? 罗 素
中国的历史，从宋代以后就由盛转衰，一直到近代，千余年没有摆脱被动挨打和落后的局面。中国落后的根源究竟是什么？长久以来论说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流说法无非有以下三种：
1. 2000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和专制统治；
2.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文化；
3. 社会制度和体制问题。
如果以上说法是真理，那应该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果有两种结论或有一个意外，上述说法就不能成立。中国著名的毛泽东的研究者石仲泉认为：“对马克思哲学理论做出重要发展，真正称得上大哲学家的，只有毛泽东。”毛泽东认为：真理只有一个。让我们看看事实。
一、关于第一种说法“封建和专制根源论”，对比中
外历史显然不成立
中外学者公认：人类发展进程依次需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西方以荷兰、英国、法国为先，西方几乎所有国家都只经过1000年左右的封建社会，就过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2000多年长期停留在封建社会阶段，近千年来还在倒退；直到西方的舰炮轰开国门，才开始有些变化。
事实证明，封建社会作为人类社会普遍经历过的一个发展阶段，并不能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正如在同一所学校循序渐进地学习一样，有的人三年就高中毕业考上大学了，而有的人读了六年高中也没有考上大学。如果把原因归结为设立高中的制度不好、或读高中的时间太长，而不是自己有问题，那未免牵强。
从封建的专制统治来看，西方封建社会中世纪的黑暗统治对思想的禁锢，比中国更为严酷，并且充满血腥。在这个时期，统治者对人的精神和信仰的摧残、禁锢是极为严厉的，是绝对不允许异端思想和不同信仰存在的。
中世纪的欧洲的“宗教裁判所”等专制机构有很多律法和宗教戒律限制人们的言行——禁止信仰自由、禁止言论自由，违反者被判为“异端”遭到残酷迫害，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也未能幸免，如世界上第一位公认的女数学家海帕西娅及后来的生物学家帕利西、医学家塞尔维特、生理学家维萨留斯等不是被烧死就是被处决。仅仅同意哥白尼的“地球绕着太阳转”（日心说）这一学说的布鲁诺也没能逃过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的厄运。请注意，这个时候已经到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
而对不信仰基督教的人的迫害更是骇人听闻。只要被认为是异教徒，或对《圣经》有点怀疑和对上帝不敬，甚至一些女性先天有雀斑或黑痣，以至于有跳蚤的咬痕都可以借神的名义被当作女巫处死。
而在中国，不管哪个朝代，只要不造反，佛教、道教、基督教，你爱信什么就信什么，你爱拜什么神就可以拜什么神，你说地球围绕月亮转也没人管你。总体上和西方中世纪相比，中国的思想、信仰和言论还是比较自由的。如南朝的梁武帝萧衍（464年—549年）是极痴迷佛教的。萧衍曾数次舍身出家为僧，他甚至还把佛教立为国教，大力弘扬佛法，佛教在信仰上具有绝对的权威。就是这样，梁武帝手下还出了个部长级高官——范缜（先后任尚书殿中郎和尚书左丞），是一位无神论者。这还不算，他还出了本《神灭论》，公开宣传他的思想。结果弄得如来佛的虔诚信徒皇上老爷子只得找了64个儒生，写了75篇文章和他辩论，最后也没胜过范缜。皇上最后也没啥办法，只能由他去。这要放在中世纪的欧洲，绝对是惊世骇俗的异端邪说和十恶不赦的异教徒，用中国话讲，千刀万剐也不为过，他有一万个脑袋也砍光了，更不用说还能继续当大官。
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简直是一个自由思想的天堂。西方学者一些溢美中国的言论和“中国热”带来的冲击，对西方的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起了推动作用的。显然，封建专制论是不能成立的。
二、关于第二种说法“儒家文化根源论”，从历史的
纵向与横向对比来看都是站不住脚的
纵向来看：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谈不上有多大的阻碍作用。汉、唐两代盛行儒家文化，但并没有影响汉、唐的昌盛繁荣，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军事、外交，这两个朝代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的一流强国。
横向来看：唐代的强盛让儒家文化逐渐传播到了东北亚和东南亚各国，其中日本和韩国受儒家文化影响最深，但并没有影响到日本和韩国的发展。
公元5世纪初，儒家经典传到日本。此后，不论是兵灾战乱还是太平盛世，不论是军国主义还是民主宪制，不论是古代、近代，还是当代，上至典章制度，下到民间的习俗风气，儒家思想一直影响着日本社会。就连对中国传统儒学近乎痴狂的清代大才子辜鸿铭也感慨：“应该说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国人，是唐代的中国人。”
不管日本如何固执地坚守儒家传统，在面临重大的危机后，日本都能在短时间内走出困境，成为当时的发达国家。如明治维新前的幕府时代，日本政治、经济、军事已经非常落后，明治维新后，通过学习西方，出现了产业革命高潮，很快就走向了富强。从1868年到20世纪初，经过50年的时间日本就成为世界经济五强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战败等原因日本国民经济又处于瘫痪，但也只经历了二三十年，日本科技和经济照样高速发展。
韩国也是个儒家文化深厚的国家，从古至今，韩国的儒家传统非常纯正，现代在原有基础上更是加大了普及教育。自1960年起就在各级学校中正式施行儒家伦理教育，学习的内容都是儒家礼仪和孔子的思想，到现在全国有许多古老的书院和231所公办乡校专门普及儒学。但是，儒家思想并没有阻碍韩国的进步；韩国20世纪70年代开始腾飞，到现在短短30多年，当代韩国科技、经济高速发展，2005年就被确认为发达国家，创造了“汉江奇迹”。
与日本、韩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中国自宋以后正宗（原教旨）儒家传统越来越淡漠，而到了清代，正宗儒家更是弱化到了极点。但清代的经济、科技、军事却越来越落后，和西方的差距开始越拉越大，直到鸦片战争，庞大的清帝国面对西方列强，除了挨打，就是割地赔款，毫无还手之力。
三、“制度、体制根源论”仍然站不住脚，在制度不同、
体制不同的许多国家都出现过发展奇迹
我们看看苏联，苏联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丘吉尔曾这样评价过斯大林：“他接过的是一个扶木犁的穷国，他留下的是一个有核武器的强国。”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的社会制度和体制都是非常严酷的。“十月革命”之前，俄国还有农奴制残余；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爆发了国内战争并遭到14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西方列强长期对苏俄新政权存有敌意，必欲灭之而后快。因而苏维埃政权是处在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和封锁中，它面临的外来入侵、颠覆、破坏和威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同时国内动乱也长期没有消停过，十月革命之后国内战争，各种暴动、叛乱；无条件强迫加入“集体农庄”，反对者被随意处决和流放；紧接着就是大饥荒，在不到2亿的人口中，仅乌克兰据说就饿死了近1000万人。1934年苏共领导人之一的基洛夫被暗杀，引发的肃反和肃反扩大化，即西方称为“大清洗”中，数不清的人被杀和被流放；列宁的亲密战友全部被杀；领导十月革命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成员2/3被枪毙；苏共十一大中央委员会的27人中有20人被枪毙；苏共十五大政治局成员和第一届苏维埃政府领袖，没去世的全部被斯大林枪毙，一半党员被清洗。
军队的损失比战争时期损失更为惨烈：纳粹德国的特务头子海因里希炮制的所谓苏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谋反案，导致红军的大清洗；苏军最优秀的将领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被杀，红军有4万余干部被清洗，1.5万军官被杀。其中包括5名元帅中的3人,一级集团军4名将领中的3人，二级集团军中的全部将领共12人，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的221人，红军骨干几乎被清洗殆尽。这导致苏德战争爆发时，苏联红军几乎没有真正得力的指挥人才，在战争前期节节败退，损失惨重。
大清洗在苏共党中塑造了一种恐怖文化，党的高级干部除了斯大林，他们不敢邀请同事到家吃饭，不敢相互交往，不敢一起坐汽车，怕被怀疑搞阴谋。对普通人来说，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楼下，就意味着噩梦降临和大难临头，如果消失的是邻居一家，那就有节日般的幸福感。
然而面对如此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如此严酷的制度和体制，苏联的经济、科技、军事仍高速发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的经济已达到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到1960年，苏联的空间技术、高能物理水平位于世界前列；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在一些传统重工业如冶炼业、石油及天然气产业和传统制造业上保持着世界领先水平，经济总量达到了美国的60%；军事上拥有强大的核力量和常规力量，能够和美国抗衡；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超级大国。
相比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要比苏联好多了，有以苏联为首的12个国家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支援，亚非拉新独立的国家总体上没有西方国家对中国社会制度那样敌视。因而，建国之后我们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此外还有香港、澳门这样的窗口通往全世界。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工业体系是苏联帮助建立的，苏联还援助了中国世界一流的武器，如战斗机米格-17、米格-19和米格-21的图纸等，先进程度和美国的不相上下。但到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已经研制出第三、第四代战斗机米格-29、米格-35（他们自称第四代，比美国标准多一代）；而在那个年代，中国仍然还在仿造歼-6、歼-7，修修改改，没有什么大突破，比苏联落后一二代的水平。
我们再看看德国。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期，德国还只是一些分裂状态的小国，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其中的普鲁士在铁血宰相俾斯麦（1815年—1898年）的领导下，于1871年统一了德国。统一前的德国在欧洲是最落后的国家之一。直到19世纪中期，德国仍以农业为主，1852年仍有50%的农民。而德国统一后，经济高速发展，30多年的时间，德国就和世界头等列强英法平起平坐。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进入了魏玛共和国，背负巨额的战争赔款，美国、欧洲很多国家对其施行孤立。德国当时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形势，而国内形势也是一片混乱，党派林立、互相攻击、秩序大乱，这样才有纳粹通过操纵民众选举上台。恶魔希特勒1933年接手德国总理时，德国整个国民经济实际上已经彻底崩溃，全国有超过600万失业者，占总人口的将近1/3，德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高得吓人。但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纳粹德国却只用了3年时间，把失业率降为零，把这个当时全世界财政赤字和失业率最高的、已经破产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经济、科技和军事强国。
重新崛起后的德国的科技水平很快进入世界一流行列，甚至有些地方还超越了美国。汽车在当时的德国非常普及，几乎每一个德国家庭都拥有小汽车，而当时美国都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军事武器更不示弱，“二战”末期的纳粹德国在秘密武器的研制上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例如，世界第一个研发出V-1导弹、V-2导弹，并用于实战——轰炸伦敦，很多军事技术都是当时世人不敢想象的，甚至有人戏剧性地评价“纳粹德国的末日科技源自外星技术”。
可以说，现在相当多的火箭、飞机技术源于希特勒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苏联、美国、英国等瓜分了德国的科学家和技术。美国的第一枚火箭V-2火箭就是利用从德国缴获的零部件组装的；当时领先世界的X-5试验机也是以德国喷气式飞机残体运回美国为基础开发出来的。甚至到了50年代，英国先进的3V轰炸机的发动机布局、苏军先进的图-16轰炸机整机外型都还是在借鉴德国轰炸机的技术。
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之所以能捷足先登，也是因为得到了德国的研发技术、绝密资料和科研人员。领头人奥本海默出生于德国，四大巨头之一的汉斯?贝特也是逃难到美国的德国科学家，当时其他中坚力量基本上也是德国科学家。
最耐人寻味的是在当代战争还不断的以色列，它的制度是资本主义，体制却像社会主义。主要工业是国有，国营企业占国民经济的50%以上。土地也是国有，农业有集体农庄“基布兹”，住房是公共财产，吃的是“大锅饭”，既没有工资也没有工分，实行的是平均分配政策。比我国的人民公社还人民公社，但它仍然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经济、科技、教育和军事强国。
以色列名副其实是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建国以来长期处在战争中，大型战争前后共有5次，小型局部战争数百次。但就是这样一个每天都处在战争和战争的威胁下、长期仅二三百万人口的小国家（最近以色列人口已达到700万），却能成功地经受几亿阿拉伯人的对抗和阿拉伯联军的进攻，5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没有一次胜利过。
60多年来，土地贫瘠、资源短缺的以色列，经济迅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从1948年的2亿美元飞跃至2007年的1953亿美元。犹太人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农业高科技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以色列地处沙漠边缘地带，水资源匮乏，却发明了世界一流的滴灌节水技术，将大片沙漠变成了绿洲。不足总人口5%的农民不仅养活了全体国民，还大量出口优质水果、蔬菜、花卉和棉花等，奇迹般地使一个被沙漠覆盖的国家成为世界农业强国。
以色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举世瞩目，以色列在许多领域的高科技研究和开发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甚至位居世界第一。特别是在电子、通讯、计算机软件、医疗器械、生物技术、航空等方面拥有先进的技术和优势。军事技术也突飞猛进，1974年制成第一辆梅卡瓦坦克样车，能最大限度地保护乘员，1986年第一架国产狮式战斗机试飞成功，尽管后来受到美国干涉没有进入生产，但其性能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995年以色列自行研制并发射成功地平线3号卫星；1995年以色列新一代箭式反弹道导弹——“箭-2”导弹试飞成功。“箭-2”导弹系统被称为世界上第一种实用型战区弹道导弹防卫系统，拦截导弹最高飞行速度达到9倍音速，是世界上飞行速度最快的防空导弹。“箭-2”导弹系统精度也非常高，在2005年的拦截试验中，从飞越地中海上空的战斗机发射了一枚靶弹，“箭-2”导弹成功拦截摧毁了这枚来袭的模拟目标。
我们特别强调一点，到今天为止以色列的人口只有约700万人，中国仅知识分子中的科技人员就有好几千万。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源不是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和专制统治、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制度和体制等因素，尽管这些因素对中国长期停滞和落后有影响，但不是根本性的，根本性原因是我们传统的思维模式。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是保守的。
我们再来看看英国的情况，英国是世界公认的具有保守传统的国家，至今英国还是一个保守国家，但并没有妨碍它在全世界率先实行工业化。科技的发达使英国在19世纪成为全球头等强国。
其实没有保守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进步，猿猴之所以变成人，是保守和进步这一对矛盾辩证发展的结果。母猴子必须保证复制自己和交配对象的基因，才能生出小猴子来，如果母猴子生出一群耗子来，那猴子永远不可能变成人。当然这种进化，不是机械地复制上一代的基因，必须要有合理的一点点基因变异，使这一代猴子要比上一代猴子聪明一点点，猴子才能够在这种保守和进步这一对矛盾的对立和统一的发展中变成人。
因此，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最大弱点不是因循守旧，而是模糊、混乱、僵化。这导致中国人不善于思考和学习，创新能力低。我们不妨对比一下中国和日本的情况：
中国和日本学习西方之前很多情况都差不多，在中日学习西方之前相同点很多：
1. 同是黄种人；
2. 同样儒家文化是社会主流思想；
3. 同样是封建社会；
4. 同样是闭关锁国；
5. 同样是列强用舰炮轰开国门；
6. 同样是从地方实力派开始学习西方（这里还要提一句，如同样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在中国几乎无人问津，而日本则如获至宝，在全日本掀起争相阅读和思考的高潮）；
7. 学习西方几乎同时起步。
中日学习西方之前有这么多相似的地方，结果却完全不一样，在短短几十年中，日本一跃成世界强国，而中国却越来越弱。
这里我们要强调的一点是：明治维新到现在，日本经历了君主专权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君主立宪的“民主政体”。但日本的社会结构、运行体制、价值取向没有多少变化。日本人等级分明具有强烈的组织意识，对于不同的意见和观点是不被组织和众人认同的。日本人对上司是绝对服从的，也绝不展示自己的意见和对别人的看法，日本人从小到大都要参加相应的各种组织，个人没有太大的活动空间，对违反各组织规则的日本人往往会遭到“村八分”式的侮辱和处分。在日本人中间，标新立异、好为人先、争强好胜、雄论强辩、固执己见等表现个性特点的人是不受日本社会容纳的。因而这种文化极大地压抑了个人自由和个性的发展。
根据日本社会的一些传媒和书籍介绍，即使日本的企业，决策过程也是领导意志决定一切，下级极力避免和上级发生冲突与不一致。
在日本的董事会或执行理事会，开会只不过是为了认可领导们预先达成一致的协议。日本的管理者解决与其他惯例矛盾的方式就是回避。在日本，同辈的人的评论和批评极为少见，在日本出现这种情况会被认为是粗鲁，以这种方式来阐明和促进科学思维的发展在日本还不能被广泛接受。
而我们中国从清末王朝到民国、到共和国的建立；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制度和体制的改变很大。即使是当代，我们的企业管理也是五花八门，各种体制都有。思想的变化更大。但我们仍然落后于日本，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中国只学到了一点皮毛，而日本学到了精华。
中国学习西方是实用主义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语），而日本学习西方是现实主义的，重点在于“开发民智”，提出的口号是“日本精神，全盘西化”（所谓“脱亚入欧”）。中国只看到西方现有的思想和科技成果，而日本人却想到西方为什么会创造出这些成果的，是用什么方法创造出来的。
结果可想而知，中国的政体和运行体制变来变去，不但没有学到西方的精髓，而且传统文化也丢得差不多了，仍然没有多少进步，直到现在还在苍白地复制西方文化和科技，而日本在基本社会结构不变，保留了日本传统文化的情况下，发展成世界一流科技强国。原因何在？文人学者们多方面进行过论证，但都没有指出最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日本人学到了西方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日本人是真正在学习，而中国只是低效模仿。从日本人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思考日本人为什么能学得到，我们为什么学不到。
同时，我们也要思考西方人为什么有那样大的科技和思想方面的成就，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是如何想出来的、是如何思考问题的、如何解决问题的？西方人是如何思维的？他们的思维过程和中国人有什么差别？我们在思维模式上有哪些方面的问题？这就是下面我们要论述的。
第二章
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缺陷
人类并不缺乏智力,但他们的智力存在缺陷,
使他们的头脑混乱不堪。
——查尔斯?理德 第一节
中国人抽象逻辑思维能力薄弱
在论述之前，我们引用某学者举例说明中国人是如何辩论煤球的黑白问题的：
甲：煤球是白的。
乙：谁说的？
甲：张三、李四都说是白的，某教授、某部长也都说是白的，能有错吗？
众人：哦，原来煤球是白的。
类似的例子，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司空见惯，而西方人一般不会这样来论证一个问题。首先，西方人会问“为什么”？其次，他会要求对方证实自己的说法，或者拿个煤球看看，煤球是否是白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一看中国人思维的脉络，在这场对话中，某某人说煤球是白的，与煤球真实的颜色没有任何逻辑关系，没有任何求证过程。再次，看不出对话中有什么思维过程，也未看出有什么思辨方法。
我们再看他们下一步的对话：
有一位好事者“丙”拿来一个煤球。
丙：哥们儿，你看，煤球是黑的。
甲：现在当然……但是煤球在800℃时是红的,1300℃时是白的,烧完之后还是白的。大家评评理：煤球在1300℃是不是白的!我说的有什么错！
丙：俺说的是常温下……(被甲打断)
甲：你没有说是常温下嘛!
丁：丙说的是常温下是约定俗成的。
甲：你这是有偏见的,这是外国人的标准！我们中国人要用中国的标准。而且煤球烧完之后在常温下也是白的。
丁：你说用什么标准？
甲：外国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你说得太片面，没有从发展的和整体的眼光看问题。
丙：从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应该是正确的,但是……
甲：（滔滔不绝）你们就不懂得辩证法。事物是发展变化的，是有环境和其他客观条件的，你们没有从煤球生成的环境和条件来看问题,看问题不全面。
乙：……
丙：……
甲：……
无休止地辩论。（这时来了一个哥们儿，是一个壮汉，姑且称为“戌”吧。）
戌：哪个王八蛋说煤球是白的？（戌动手要打甲。）
甲：嘿嘿，君子动口不动手。煤球是黑的还是白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您说煤球是啥颜色就是啥颜色。
争论到此结束。
在我们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这种辩论已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程式了。当然现实生活中，事物不可能都是这样黑白分明的，这样简单的，多数事物都是比较复杂的,不太好判断是非的,因而正确的结论更不好认定。我们中国人的这种辩论问题的方法往往变得复杂而冗长，话题飞速地转移到另一个主题，而且下意识地在几个不相干的主题之间兜圈子。这种辩论的状态，有时候甚至搞得比当初讨论的主题本身还要复杂。造成我们中国人在讨论问题时，思维总在一个圈子里绕，很难走出来。
上面的对话如果没有强势力量介入的话，主题有可能会转移到汤圆是白的或是黑的的争论中去。从上面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对话缺少逻辑性、没有求证、概念模糊、偷换概念、转移主题等毫无理性思维可言。因此，我们来看看中国人的思维特点。
一、中国人的思维极缺逻辑性和求证性，缺乏思维工
具的运用
学者指出：中国人的主流思维仍是形象思维，形象思维的特点是模糊性；概念是模糊的，思维是模糊的，对事物的认识也是模糊的。以上几种所谓“模糊”最突出的是概念的模糊。概念模糊就很难清晰地认识未知世界，概念模糊是我们中国人致命的思维弱点。如果一个人概念模糊，你就不可能和他讨论清楚任何问题。所以，概念模糊也为偷换概念、转移话题和诡辩术留下了空隙。轻视概念是不可能对范畴产生兴趣，也不可能上升为抽象逻辑思维。因而我们中国人思维重视直观和经验，满足于通过直觉得到一个整体的粗浅的印象，而不作周密详细的分析。所以中国传统思维特别依赖于感觉，重视具象的知觉。这样的思维很难对事物的本质进行分析，所以对事物的规律和世界就容易产生不可知论，也就缺少积极性去探索未知领域。这样，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这样模模糊糊地走过来的，直到现在，我们中国人仍然不能用正确的方法思考问题。
但西方人的思维模式是以逻辑思维为主体，逻辑思维模式是一种高级抽象思维形式，在人们的认识过程中，借助概念判断、推理，反映事物的本质。这一点形象思维是难以做到的，形象思维只能反映感性材料，而逻辑思维却能对感性材料进一步逻辑加工，从而揭示事物的本质。逻辑思维是认识的高级阶段，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英国人罗素很同意毕达哥拉斯的推论：“可知事物与可感事物……这个已确定的命题是永远正确的…… 只有可知事物才是真实的、完美和永恒的；而可感事物只是表象，是有缺陷和暂时的。” 这就是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区别，即是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的区别。如果我们中国人仅仅停留在感性思维的阶段，我们如何去更好地认识事物的本质，正确地探索未知世界呢？
二、中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一种感性思维，属形象思维。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感性强，理性弱。因此，中国主流思维模式注重直觉体会，粗略地认识思维对象。不追求对感性材料的深层思考和对事物的精确分析，仅满足于对经验的总结及对事物粗浅和笼统的描述。
中国人思维模式概念模糊混乱而僵化。概念清晰是逻辑推理的基本要素，概念模糊就不可能产生抽象的逻辑思维。逻辑思维是理性思维的基本形式。而西洋人以理性思维为特点，在认识过程中，用概念判断推理反映现实，揭示事物的本质，它认识的结果是确定的，不是模棱两可的，不是自相矛盾的。因而这种思维形式以分析、综合、比较、抽象、概括和具体化作为思维的基本过程，以此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它不带有情感色彩。
中国人的感性思维概念模糊，带有过多的情感色彩，不太能对客体做出准确的判断，也难以认识事物的本质。
根据法国哲学家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和中国学者张浩写的《思维发生学》中的观点，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尽管中国人的形象思维已发展到非常丰富的程度，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很大程度停留在原始思维的阶段。因此，中国学者方尔加认为：“原始思维所面对的客观事物，混沌无序完全是异化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无论中国古代哲学的缘象比附水平多么高于原始思维，这种高水平也只能是量上的。就质而言，两者并无不同。” 我们中国人对事物的认知至今还是停留在带有原始思维的感性认识中，从感性到理性，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还没有一个质的飞跃。
感性思维的模糊性是古代各民族思维的共同特征，都属于形象思维。但希腊人在2000多年前就取得了思维科学的伟大成绩，而中国人为何到现在为止仍停留在形象思维的阶段？中国的学者们提出是环境和社会条件造成的。大哲学家罗素不这样认为，他说：“埃及人和巴比伦人都曾经为后来的希腊人提供了某些知识，但谁也没有发展出哲学和科学。其中的原因是否由于缺乏天赋或者社会条件，在这里并没有多大意义，尽管这两点都在某种程度上起了作用。最主要的是，宗教在智力的探险旅程中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 因而罗素认为：“长盛不衰的好奇心以及热烈而不带偏见的探索，使古希腊人在历史上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正是因为没有宗教的约束和热烈而不带偏见的探索使希腊人在短短的200年里在艺术、文学、科学和哲学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惊叹的辉煌成就。
在2000多年前，古中国和古希腊有某些相似的地方，两个国家所在的区域当时都是一些小国，正式的宗教都没有出现，至多都是原始神灵的崇拜。各国对思想都没有多少干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学术思维也空前活跃，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气氛和局面，并产生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但希腊产生了理性之光，而中国却错过了机会。原因是中国人对感性知识之外的东西不感兴趣，一切都是为了实用，缺少探索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形而上学的冲动。
尽管中世纪西方受到宗教思想的禁锢，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对哲学和思维科学的探索和研究。继续向着理性的方向发展，在文艺复兴之后形成了庞大而精深的哲学和思维科学的体系。西方这些思想的巨人从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柏拉图等到文艺复兴时期之后的黑格尔和康德层出不穷。通观中国的历史，没有几个能比得上西方的那些思想的巨匠。不管中国的学者们谈什么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如何优秀，但现实是我们的社会主流生活中确确实实享受的是西方文明带来的科技和文化成果。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已经不多了。
中国先秦时期，也产生过理性的萌芽和趋向，以墨子为代表的形式逻辑观点和《易经》、《道德经》的辩证观点，但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湮灭了。有些学者认为，是封建专制的罪过，这是不对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对纯学术性的各种思想总体上比西方的中世纪宽松得多，以至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学者和名人认为当时的中国是西方学习的榜样，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科学和哲学的关键还是古中国人缺少“热烈而不带偏见”的探索精神。古希腊人是为了真理（真实、真性）而追求智慧，是理想主义的；而中国人是为了富贵而追求名利，是实用主义的。苏格拉底是为了追求真理而献出生命，孔子是因为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忧郁而亡。这两种态度必然会导致中西哲学和文化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三、缺乏对思维科学的研究使中国人进步缓慢
黑格尔指出：“真正讲来，只有思维才配称为哲学的仪器或工具。” 对照黑格尔的这种观点，可以深刻地反思中国既无哲学的理论体系又无科学理论体系的原因，并反思我们中国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
虽然中国历史上出了不少的哲人、思想家，但似乎没有一个进入思维领域本身的研究，如何正确地思维，一直不是中国文人视野中的对象。思维的科学在中国文化历史上也几乎是一个空白，而西方从2000年前就开始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这种经久不息的研究，把思维工具打造得越来越犀利，逐步成为西方主流的思维模式。而中国正好相反，我们先秦时期由于中国古代一直未对思维科学进行过研究，对思维的工具性缺乏自觉的认识，先秦时期我国的逻辑思维的火花就一瞬即灭了。
在400多年前的明朝，著名的洋人——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向中国上层人物介绍西方的科技文化知识的过程中，首先注意到的是当时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他认为中国的思维方式是落后的，因而他认为重要的是要教中国人建立正确的思维方式，由此可以看出：即使信奉上帝的虔诚教徒对思维的科学的研究和探索，也是孜孜不倦的。即使在黑暗的中世纪，虽然禁止异端思想，但对古希腊人启蒙的思维科学的研究，一直也没有停止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一直是中世纪哲学的研究对象。这个时期，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形成了新逻辑学说，完善了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中世纪的哲学家层出不穷，有影响的大哲学家众多的哲学著作汗牛充栋，因此，为以后文艺复兴和科学的爆炸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古希腊的思想家一代比一代强，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是柏拉图，柏拉图的老师是苏格拉底，这些学生和老师，一代超越一代。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是“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 因而这些大思想家的学生们对老师们的学问，既有继承，又有批判，更有发展，把思想领域的研究成果从一个台阶到另一个台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这也是希腊学术的传统。因为学生们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自然看得更远。而中国的传承正好相反：孔子的七十二个最好的学生中没有一个超过老师的。没有一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而是趴在前人的胯下看世界，自然也就是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西方是在怀疑和批判中进步，而中国是在诠释遵从中徘徊和衰落。
第二节
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混乱而僵化
有一个叫Joshua的老外，是个美国人，他在中国的一家报纸上登了一篇文章《我对云南之旅感到失望》。这位老外写道：“中国人旅游时似乎不愿意去感受美景。到达一个景点后，他们会相互拍照……然后迅速离开。在许多外国人看来，中国人好像是为了‘去那里做那些事’，而不是去欣赏美景。” 我们中国很多人都有这种体会，在旅游中，中国人忙着给自己拍照，而洋人是对人文景观照相。中国人认为好照片是自己的头像是否漂亮；而洋人认为好照片是能否反映旅游过程的体会，对知识的了解、对摄影技术和美的追求。这一现象也反映中西思维模式的差异：中国人的旅游仅仅是一种形式，仅表示“我去过那里”、“到此一游”这样一个模糊和僵化的概念。而西方人旅游是为了享受生活，获取知识。因此，中国人的旅游除了模糊的印象外，啥收获都没有，洋人的旅游却收获丰富。从中国人对旅游的态度可以看出，我们中国人过于注重表面的东西，而忽视本质的东西。对于我们国人来说，旅游仅仅是一种形式，并不关注内容如何,造成形式和内容完全是两码事。
形式和内容脱节，理论和实践脱节，道德和行为脱节，内心和话语脱节，甚至发展到这种程度，我们中国人的脸和面脱节，脸皮和面子居然不是一回事。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情况呢？我们认为是中国人缺乏抽象逻辑思维，形象思维走向形式化并固化为思维定势造成的。这样，我们的思维定势和客观存在失去了对接。也就是说我们的思维习惯和我们感知到的表象和本质都不能配套，形成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状态。古希腊大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讲：“傻子即使听到了别人的谈话也会像聋子一样无动于衷，即使他们在场，也跟不在场一样”，“如果人们的头脑不能理解别人的语言，那么眼睛和耳朵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种摆设。” 赫拉克利特的话虽有些刻薄，但对比我们中国人有些相似。下文我们将进行分析。
一、辩证法的滥用和形象思维的形式化
康德等大哲学家认为，人的认识阶段分为三个阶段：从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是古希腊形而上学方法的集大成者，没有形而上学方法，人类的认识不可能从感性认识经过知性达到理性认识这样的高度。西方学者正是运用形而上学方法，发明了“发明的发明”——科学的思维工具，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庞大的科学体系和哲学体系，创造出辉煌的现代科技和思想成就。
从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是运用形而上学方法的成果。人的上述认识阶段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正是因为形而上学方法，产生了形式逻辑，而又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上产生了辩证法理论系统。形而上学方法应该是有用的思维方法，是认识史上的必经阶段。形而上学的形式逻辑是知性认识，知性认识是形而上学方法的成果，没有知性也就到不了理性。
现代科学研究，是从感性认识开始的，并经过知性的抽象达到理性。因而科学研究离不开形而上学方法，形式逻辑和辩证法都离不开形而上学的支撑。
恩格斯很赞同黑格尔对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之间关系的看法：“初等数学，即常数的数学是在形式逻辑的范围内活动的，至少总的说来是这样；而变数的数学——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微积分——本质上不外乎是辩证法在数学方面的运用。” 恩格斯在这里把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和区别讲得再清楚不过了。虽然恩格斯提过“辩证逻辑”一句话，根据中国学者王路的观点，恐怕是被我们中国的大师们曲解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没敢用“辩证逻辑”这一名词，因为辩证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式化，无规律可循，因此我们认为叫逻辑的辩证法更合适。形式逻辑是基础，辩证法是对形式逻辑的补充和总结。
形而上学这个概念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亚里士多德定义为第一哲学或物理学之后，早期的中国译者吴寿彭取自《易经》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有人认为是严复取名为“形而上学”，有待专家考证），因而取名为形而上学。
按古文的解释“形而上”就是“道”。但又没有直接翻译成“道”，而“道”的概念太模糊且含义甚多，只用了个“形而上”，如果“形而上”就等于“道”，概念恐怕也是很含糊的，要是中文中实在没有对应的词，还不如音译算了。西方的一些哲学理论文字本来是很直白的，也不难理解，但一翻译成中文反而使人看不明白了。当然，这是学者专家们的事，在此不多谈。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缺少对“存在”和“存在作为存在”,以及其规律进行探索的思维形式的研究，我国历来没有形而上学的传统，形而上学方法在中国没有形成气候。因此也没有形而上学的历练和积累。至于辩证法，我国从先秦以来，就有一些辩证思想。从《易经》到《道德经》都显示出对立统一和发展变化的辩证思想，到了近现代，又搬过来西方的辩证法理论，但经过我们的大师们一通搅和，和形而上学一样好像也变了味了。西方来的辩证理论和中国的八卦一样，什么东西都能往所谓的“辩证法”里套，什么都用“辩证法”，所谓“辩证法”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
美国科学院院士、国际知名社会学家理查德?尼斯贝特指出：“辩证法在推理方面没有有力、可靠的规则，（就会）冒着违背辩证法真谛的危险。” 显然我们古代的辩证思想后来走上了歪路和没有形而上学的支撑是有关联的，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就是这样：矛盾的双方达到平衡时，这就是和谐，这就是中庸。但矛盾的运动是绝对的，平衡总是暂时的，要调和矛盾的双方平衡也要进行调整，也就是说平衡本身也是动态的，平衡矛盾就是为了化解冲突，但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把平衡视为静止的、不动的，没有张力的。这样，平衡就无法适应矛盾的发展，结果是平衡自身被打破了，而我们中国人为了平衡往往掩盖矛盾。结果蕴藏着更大的矛盾和冲突。这就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总是陷入混乱的原因。西方的形式逻辑以同一律为基础，讲究的是不矛盾，“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而我们中国人对矛盾对立的双方总要想走一种中间的路，而中间的路是没有的。这就使得我们中国人常常在“是”和“非”中采取暧昧的态度，想要立场不偏不倚，结果却往往丧失立场。
没有形而上学的支撑，辩证方法在没有基点的情况下怎么能发展呢？基础都没有，是无法盖高楼大厦的。因而，没有形而上学为根基，辩证思维只能走上歧路。所谓辩证法在我们中国既没有度，也没有量（这里指的“度”和“量”近似黑格尔《小逻辑》中的“尺度”），什么都能往里装，什么都用辩证法，所以西方来的辩证法理论和我们古代的辩证思想就这样变来变去，最后变成什么都能变的聚宝盆，变成诡辩术了。黑格尔指出：“东方无尺度的实体的力量通过希腊精神，才达到有尺度的有限度的阶段。希腊精神就是尺度明晰，目的就在于给予形形色色的材料加以限制，就在于把不可度量者与无限华丽富有化为规定性和个体性。” 黑格尔是辩证法理论大师，他一再强调形式逻辑的基础性，辩证法应有尺度；没有尺度和规定性，辩证法被滥用是必然的。
就拿《易经》来说吧，《易经》本来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无非是古人用来占卜算命的一套方法。但经过我们历代的文人大师们一解释，可了不得了，《易经》成了包罗宇宙万物万象并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成了玄而又玄的东西，号称深不见底，学问大了去了，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讲：牛皮大了。通观古今中外的算命占卜者，尽管花样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怎样使自己的预言不露馅，即使露了馅也能圆过来。我们推测，易经中的八卦就是按这种思路设计的，加上后人的牵强附会的解释，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思维怪圈：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只是思维的一个陷阱，人一旦进去，和进了迷宫一样，怎么也绕不出来。所以《易经》的内容是怎么变都行，怎样解释都行。中国的文人中解释为辩证法者有之，用它来搞预测者有之，总而言之，《易经》八卦可以包罗万象万物。我们的一些文人就这样一头扎进《易经》圈子里弄来弄去，弄出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东西来，号称是大学问，就《易经》这么一个简单甚至没几个字的占卜书居然被附会诠释成海量的一大堆“理论”。八卦后面的一大堆解释和文人们无数的“诠释”和《易经》本身有啥关系呀！多是一帮闲极无聊的文人凭自己的臆想和毫无关联的推测，强套在八卦头上。
有一个知名的“国学大师”在一本介绍《易经》的书中说：“八卦是最高的智慧，把人类的文化发展到了最高点，把科学的无数法则，归纳到八个简单符号——八卦。”此人还吹嘘：“《易经》的法则，随便用在哪里都通的，以现在的科学来看，《易经》的法则，用在化学和物理上都通，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该大师又批判“认为《易经》不科学的一定是不科学的人，一定没有学好科学”，该大师还说：“有人研究了一辈子，也没有搞清楚的所在多有，包括我在内，研究了大半辈子，还跟一个初学的人差不多。”我的天，搞了大半辈子都搞不明白的学问算什么科学！大师也不想想，《易经》要是那么管用，又是最高智慧，又是那么科学，为何我国的科学长期落后？
我们不少的文人其实狗屁学问都没有，即使有点知识，也没有学识，无非是从故纸堆里搜罗一些东西，故作深奥地解释一番，欺骗自己，吓唬别人。所以，孙中山先生说中国文明不进步的原因是学术不正当，是有道理的。
不可否认，《易经》中有辩证思想，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事物普遍有对立和统一以及矛盾的变化和发展。客观事物这种自然现象和规律被古中国人认识到了，恩格斯说：“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他们被正确地认识，必然是一致的。” 认识到了，不等于就是辩证法（学），仅仅是一种感性的东西，感性还需要经过知性的形而上学方法抽象到理性。而古中国人没有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进一步地提升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自然规律还没有经思维加工为一种自觉的、主观的思维规律。没有形成一个辩证理论体系，这样就没有度和量的把握。所以《易经》怎么解释都行，和西方来的辩证法理论一样，容易被歪用，形成思维的混乱。不经过感性、知性和理性的思维程序，客观事物在人思维中的反应就容易形成一些错觉，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的不合拍，为思维的混乱和诡辩术留下空隙。可以说辩证法和诡辩术只有一步之遥，论辩的方法几乎一样（几乎所有的算命预测和占卜术中都有论辩的方法，其中多多少少都有辩证思维，这不算新鲜，也没有什么独特之处），辩证思维没有形而上学方法支撑就容易向诡辩的方向发展，即“冒着违背辩证法真谛的危险”。
其实在古希腊，辩证法最先是由雄辩术和诡辩术发展来的，人家把诡辩术发展成了辩证法，而我们却把辩证思想又发展成了诡辩术。这就是辩证法没有形而上学的根基所带来的恶果。
因此，缺少形而上学的支撑，辩证法只能向诡辩和不可捉摸的方向发展。形象思维也有一定的逻辑性（哲学家布留尔界定为原逻辑），但由于没有上升为理性思维，非理性的思维模式和对辩证法的歪用，必然会导致思维混乱。这就是尼斯贝特指出的没有可靠的规律，就可能违背辩证法的基本原则。
思维的混乱必陷入思维的怪圈，思维的怪圈必陷入僵化，思维的僵化又进一步导致概念的进一步僵化。我们中国人的概念本来就模糊，概念的模糊加上概念的僵化，就使我们的思维形式凝固在模糊的状态中，所以我们中国人对所有的东西仅仅关注表面的模糊的形式，不去探求形式里面的内容，形式和内容就会严重脱节。
鲁迅非常推崇并希望每个中国人都阅读的一本书《中国人的气质》，深刻地揭露中国人的脸和面子问题的关系。其作者美国人亚瑟?亨?史密斯（中文名叫明恩溥）将中国人的面子问题，放在全书的开篇第一节：“中国人是一个具有强烈演戏本能的种族……中国人是按照戏剧的方式来思考问题的。”对中国人来讲，“所有这一切都与实际情况没有任何关系。问题从不在于事实，而永远在于形式……我们不必到幕后去偷看真相，否则将会毁掉世界上所有的戏剧。在复杂的生活关系中适当地做出这种戏剧化的举动，这就是有‘面子’。如果做不出这些举动，忽略这些举动，阻挠这些举动的展示，就是‘丢面子’。” 鲁迅和张伯苓都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是死要面子不要脸。 因而我们中国人面子是一回事，尊严又是一回事，只要能顾全面子，我们一些中国人什么不要脸的事，即使有损尊严的事都能干得出来。
面子是什么？说白了，面子就类似假面具的一种玩意儿，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因此，永远呈现出来的只能是固定的形象，即使这个形象再漂亮，也终归是一个面具，而真正的脸皮却隐藏起来。可是我们中国人却要求别人去尊重这个和脸没有任何关系的假面具，至于是否尊重本人，反倒不怎么在乎。面子和脸脱节，形式和内容脱节，这是中国人思维的一种典型特征。
我们中国人抽象思维的能力不高，形式逻辑薄弱，把辩证法给搞成了诡辩法，但我们有本事把形象整体思维搞成形式化。我们古中国人有非常丰富、发达的形象思维，其重要的方法就是取象比类方法，这种思维方法，使我国先秦时产生了很高水平的哲学思想，并使我们古中国人在科技创新和发明上遥遥领先西方。
取象比类方法非常生动活泼，对深奥的道理能深入浅出地表达，像老子的《道德经》和古诗词等，语言的表达惟妙惟肖、丰富多彩。尤其是对人生哲理的领悟达到了很高境界，有些描绘可以说是入木三分，形象性极强。形象性是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思维对象是感知世界的形象，感知形式是意象、直感想象等形象性的思维形式，表达为能感知的图形、图像、图式和形象性的符号。
古中国人极为丰富的整体形象思维经形而上方法，抽象概括成形象化，由于缺乏理性的思维方式，这种形象思维对客观世界的形象化演变成形式化，对感知的客观世界形成了固定的思维定势。因而丰富的、变化的客观世界经形而上方法形成的典型形象在思维中变成固定的形式。这样，我们中国人对客体的反映在大脑中就是形式化，就像辩证法很难形式化表达一样，形象思维感知的客观世界也很难用形式化来表述，但是我们中国人做到了，这就不难解释，我们的文艺作品为什么很难达到世界顶尖级水平，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几乎都有体会，我们中国的文艺作品离现实生活有一段距离，老百姓反映的是“不真”。因此自古以来的中国艺术作品能冲出国门而达到全球认可的大作很少。而像所谓美国科幻大片之类作品为什么连中国人也喜欢看呢？除了感官的刺激外，人们觉得片中的描绘很贴近生活，而不像中国的一些片子脸谱化严重,臆想出一些生活情节，人为制造矛盾等等情节很不符合生活的逻辑，让人总觉得脱离实在的生活，这就是形象思维演化为形式化带来的后果。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画，中国画古代曾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可惜，由于思维方法的僵化，始终没有达到写实的水平。没有写实就很难有创新，所以中国画就走上了程式化的道路，千百年以来中国画几乎是千篇一律，从山水画到花鸟虫草无一不是这样，发展极慢。中国传统美术家不在“求真”和写实上下工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即所谓似与不似的艺术效果。而西洋人不是这样，洋人思维模式的精确性使西方美术家追求的是逼真的视觉效果，将透视的抽象因素表现在平面上，是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互相作用的结果。
西洋人兼具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能力，不但使他们的艺术流光溢彩，也能向科学的未知领域不断扩展。洋人的绘画，为了写实对人体解剖学都要进行研究，并很早就解决了焦点透视和光线色彩等技术问题，而中国绘画，一直到西洋画传到中国都未能解决上述问题，因此，中国古传统画确实比西洋画存在一定差距，但我们的一些文人和国画家却表现出极不老实的态度，说什么洋人的画是“写实”，我们是“写意”，洋人是“求真”，我们是追求“意境”，这有些太牵强附会了。再怎么“写意”你总不能把山画成骆驼吧，总得让人看出是山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所以我们的一些所谓的什么“家”为了面子什么歪理都能讲得出来。
难道意大利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和俄国希施金的《遥远的北方》没有意境吗？难道法国莫奈的《睡莲》和美国莫里斯?布雷兹?普伦德加斯特的《巴黎杜勒利花园》不是极高超的写意吗？正是有这种“求真”的精神，西洋人在写实的基础上发展出印象派、抽象派等等众多流派，把绘画演化为更广和更多的表现手段，技术和艺术一步一步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没有写实这个基本功（基础），绘画技术和艺术水平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和提高，某些文人所谓的“写意”和“意境”多是扯淡，说白了就是一种忽悠。因而，中国画的程式化和形式化也阻碍了画家们真正的写生，尤其是山水画，国画家们在写生时，对描绘的对象早就有了形式化的意识。对于生动的大自然表现出来的千姿百态，条件反射式地下意识地用固有的程式化和形式化来描绘活生生的对象。因而很难做到“真”即“写实”的程度，因而中国画难免显得呆板和千篇一律。
技不如人就应老老实实向人家学，把人家的长处用到我们的国画上，并使中国画有发展有突破，并超过洋鬼子。而一味强调我们比洋人强的地方没有多少意义。没有写实，哪有“写意”；没有求真，哪来的“意境”呢？
在古代，我们中国有很多优秀的思想，也有辉煌的科技成果。先秦时，我们也有逻辑思维的萌芽，也有辩证思想。但可惜的是，我们所有的这些文化没有进一步发展，不但没有进一步发展，很多反而被历史湮灭了。而我们还剩下的东西都凝固了或者被曲解了，变成了雨果认为的中国是个保存人类胎儿的酒精瓶。
可笑的是我们的一些文人们在中西文化对比中，总是拿我们古代的哲学和西方的哲学进行对比。孰不知，我们古代的东西，现代中国几乎没有了，我们古代几乎所有的优秀文化，我们都没有继承下来，更谈不上有什么发展。美国的传教士马丁博士在中国工作了60年，他认为“中国人在中华文明未成熟时期所具有的很强的创造力，在现代中国人身上几乎看不到。” 我们真是愧对祖宗。
举一个例子，我们的中华武术也算是中国的瑰宝，对我们周边国家，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我们的武术在周边国家发扬光大，而我们自己呢？却一步步发展成了一种套路，和实际博弈失去了联系，变成了一种花架子，失去了实战的能力。我们祖先们几乎所有的创造都变成了这样，要不就失传了，要不就变成了固定而呆板的套路。
我们的思维也变成了一种套路、一种形式，和客观的认识事物分道扬镳。我们总是把我们所知道的概念、观点、感觉、断语、定论不假思索地照搬，盲目地堆砌，来断定眼前出现的事物，离真实性相差太远。也就是说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越来越不一致。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我们的这种思维方式，日积月累已经成了我们的主流思维模式和思维方法，已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和思维的惯性。这种僵化的思维已经深入到我们的骨头里去了，成了一种本能的反映，甚至可以这样讲：成了一种动物性的条件反射了。不但逻辑思维缺乏，连直觉思维的悟性也大多丧失。我们的思维就这样陷入到歪用的《易经》式的怪圈里不能自拔。所以，我们对于外界任何事物，本能地按着这样的思维套路去走。包括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习惯性地和本能地按照我们固有的思维套路去学，所以只学到了一些表面的东西。即使是学理工科的人，虽然受到过逻辑思维被动的训练，但一旦离开了书本指定的方法我们就不知怎么办了。没有套路我们就茫然了，不知所措了，所以我们学理工科的人一旦离开熟悉的专业,逻辑照样混乱。所谓活学活用，理论联系实际根本就谈不上。不能否认，思维模式是环境和文化造就的，但是,一旦思维模式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和习惯就和原来的文化失去了有机联系，文化对思维模式的影响越来越小，反而是思维模式对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思维模式开始主宰文化了。我们接受了那么多外来文化，但我们的思维模式并没有多少改变，就是实例。
由于思维怪圈的作用，我们中国人对经验也是漠视的，相当程度上退化到原始人思维的状况。布留尔认为，经验对原始思维是不起作用的。他说：“我们叫做经验的那种东西，亦即由观察现象之间的客观联系而得出的教训，对这种思维也是行不通的。” 这正是对我们中国人思维模式的写照。
我们中国人很难接受教训，总犯同样的错误；而犯了无数的错误，我们中国人也不会去总结。因而也很难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进步，反过来讲，就像我们上文提到的，没有保守就没有进步。
《易经》所表示的中国的思维怪圈和西方的思维是大相径庭的，西方的思维形式是直线的，表现为螺旋式结构，是三维立体结构，呈现出的是上升趋势，这种思维结构具有极强的空间抽象能力，表现为逻辑思维能力强。同样，这种结构具有非常丰富的想像力，因而这种抽象的逻辑思维和丰富的想象力是现代科技创新能力的基础，因而，这种思维模式对文化元素能在批判和继承中不断地进步。而中国的思维结构为一个平面的圆圈，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思维只能在感性中按固定的套路游走，很难有突破性的创造。
先秦以前的古中国的思维结构是一个圆弧形的，有可能发展为西方式的螺旋结构。但是，我们古中国人对前人的思维和思想成果缺乏批判和继承。不但没有发展反而是有所退步，而且是一步一步地趋向僵化。并由于受被曲解的《易经》这样的思维陷阱的影响，使圆弧变成了圆圈。从此，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就只有在这个怪圈里转，很难有突破，于是我们的思维就停滞了。思维的停滞带来的必然是文化和科技的停滞，我们老大中国变成了一个马戛尔尼所说的“停滞的帝国”。
我们将中国人的思维结构用模拟的示意图来表示 （见下页图——此图仅仅是形象示意，不代表各方的逻辑关系）。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思维结构，粗圆线是思维模式，附带着思维方法，圆的外圈依附着僵化的模糊概念，粗圆线是思维，相当于过滤器，圆圈内表示主观世界，是各种思想、观念、观点等等。圆的中心是“实用”，实用是这个圆的核心。圆的外层是客观世界，实圆圈外是文化，再往外是科学，最外层是社会。这个平面圆的核心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排斥力。凡是实用的思想都可以通过思维圆圈的过滤作用吸引到圆里，凡是理想主义思想都排斥在思维圆圈之外，在圆内围绕圆心“实用”转动的是一台搅肉机，这个搅肉机叫僵化。凡是因为强大的惯性和排斥力不能抗拒的力量突破圆圈而进入的理想主义思想都会被搅肉机搅成碎片。这个怪圈一旦形成，文化对它已经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反而是它决定了文化的走向。这就不难理解，我们接受了那么多的西方文化和思想，不但不能消化往往还滥用，但思维模式却固执地没有什么变化。同样也不用奇怪，各种各样对立的思想都能在圆内共存。哪个实用就拿哪个来用。如我们中国人在信仰上可以同时信“儒、道、佛”三教，甚至还可以同时信仰基督教，而且和平共处，各种思想意识能够互不干涉并能达到平衡而和谐，一个中国人能同时信奉多种宗教，在全世界其他民族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可我们中国人民有这个本事做到，却只有一个前提条件——实用。因此，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思维的怪圈可以容纳各种各样的思想和观点，不管多对立甚至多荒谬都能够和谐相处。圈的外层也可以接纳各种各样的文化，它既不保守，也不创新和进步,只要围绕着这个怪圈子的圆心——“实用”转动就行。如我们很多中国人都求神拜佛，但我们对神佛也并不那么尊重，烧香求神的目的无非要神给自己好处，带有很强的功利目的，对于神用得着时，才去拜它，用不着时就想不起来了。我们中国人号称是龙的传人，而历来我们中国人也没有把龙看得多么好，书面文字和口头传说中的龙多是坏蛋，所以，我们中国历来迷恋权势，但不尊重和崇拜权威。
这个思维的怪圈是平面的，也不可能有强大的抽象能力。因为它的抽象是在面上的，这种抽象是感性的，是概括性抽象。因为缺少空间的另一维，所以它不太容易产生抽象的逻辑思维和丰富的空间想象力，也不太可能探索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黑格尔讲：“在个别的国家里，确乎有这样的情形。即：它的文化、艺术、科学，简言之，它的整个理智的活动是停滞不前的；譬如中国人也许就是这样，他们两千年以前在各方面就已达到和现在一样的水平。” 从我们上述讲的怪圈中可以看出黑格尔讲的并不足为奇了，因为我们的思维已经陷入了这个圆形的怪圈里，绕不出来了。从黑格尔对中国的评价的时候到我们现在跨入了21世纪了，但我们僵化的思维模式没有多少改变，证据是我们学习了西方文化一百多年，尤其是现代和当代我们几乎全盘接受了西方的一切，但我们13亿人口以及比任何国家都要多的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都没有创造出多少超越西方的科学成果。
从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思维怪圈的结构形态中，我们可以解释一切关于我们中国人的症结。
二、混乱和僵化的模糊思维造成的后果
《环球时报》2009年2月6日刊登了一篇文章《春捂秋冻，老话对不对》文中提到中国卫生部首席顾问×××教授（以下称某教授）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春捂秋冻”仍然是有科学根据的。 原因是春天一日三变天，昼夜温差大，温差常常超过10℃，此外春天常刮风也能使人的体感温度更低容易引起感冒云云。某教授又说：春捂也要适度，否则太热出汗更易感冒。某教授似乎说得很全面，无懈可击，该文的记者也语焉不详，并没有表示赞成与否，但从全文看来遵守“春捂秋冻”这个做法的基本上是华人圈。该文提到，起码白种的加拿大人和黄种的日本人，不赞成这种说法，认为“春捂秋冻”并非科学的养生之道。
现在问题就出来了，白种人姑且不论，但同是黄种人的日本人并没有“春捂秋冻”的做法。据媒体经常报道，现代日本人的体质比中国人强，就凭日本人没有遵守“春捂秋冻”这一点，某教授的立论就不能成立。因为科学是普遍规律，在同等条件下，科学不能在这里起作用，在那里就不起作用。也就是，科学是对普遍性的规律的抽象总结，任何科学理论，如果没有普遍性，就绝对不是科学。因此除非某教授能证明中国人的身体结构和别的黄种人不一样，而且要用科学方法证明“春捂秋冻”只适应中国人。
如果是普通人接受一些不合情理的观念是难免的，问题是那哥们儿可是国家卫生部首席健康专家，而且还不是普通教授，是国家最高卫生和健康的权力机构的首席健康顾问，起码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健康专家。但是就是我国这么高水平的一个卫生健康专家，竟然没有根据地认为中国民间传说的“春捂秋冻”是有科学根据的。某教授说有科学根据就必须经过科学的实证方法，如果没有经过科学的实证，就不能讲有科学根据，只能算是个人的感觉，或者是一种猜测。感觉或猜测是不能成为科学根据的，即使这种感觉式的猜测是对的。某教授的说法也缺少统计学的依据，尽管这哥们儿举出了一两个例子，但全世界那么多的国家和民族并没有遵守“春捂秋冻”这一做法。因而这是典型的以偏概全的实例。
该文提到很多日本人一年四季都只穿一条裤子，日本人总是对小孩说要少穿衣服，即便在冬天也不例外，在日本很少见到毛裤之类的保暖裤子。实际上，日本的冬季比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寒冷很多。该文还提到，加拿大当地人也不认可“春捂秋冻”这一说法，认为非科学养生之道，反倒使体质缺乏抵抗力。日本人对少穿衣服的态度是正确的，是真正符合科学道理的。其实，人能适应很大的温差（这被很多实验证实，甚至包括纳粹分子的活人体试验）。真正要健康，就要去适应这种温差，而不是相反，像温室的花朵一样，这样反倒使人失去抵抗力，有损健康。事实上，我们中国人很多病都是“捂”出来的。
中国有很多错误的论断，仅仅是名人的一种个人感觉，没有经过科学方法的研究和实验；只是名人的片面理解，经不起推敲，因而也很难被人认同。某教授的说法，是感觉式的思维方法，概念不清，缺少理性的分析，没有逻辑性。
问题是这种感觉式的思维所下的定论和断语，往往是损害了我们中国人。如果说仅仅是个别现象也好说，可这是一种普遍现象。我们中国人就生活在这一类的话语和思维中，我们能进步吗？
概念模糊、不证而论、偷换概念、转移话题、滥用类比，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是一种极普遍的现象。如果我们冷静地观察一下这种社会现象就会发现：几乎在我们中国人的谈话中不会超过三分钟就会出现我们上面讲的逻辑错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往往能发现某人对众人侃侃说了一大堆道理，说者会突然停下，反而问听众：“刚才我说了什么问题来着？”再举一个司空见惯的例子：如果有人说人有两只眼睛，经常旁边会有人说：“那不见得，我们家隔壁那个人就只有一只眼睛。”
逻辑思维的薄弱和思维方法的僵化，使我们中国人极度缺乏想象力，我们虽然抽象逻辑能力低，缺乏想象力，但我们的臆想功能却非常强大，什么事都能给你解释，什么道理都会说。就拿报纸上经常刊登的中国的父母为什么在子女面前没有威信来讲，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的父母经常对孩子说一些毫无根据的所谓的“道理”。对于他们自己都不懂的事，也能对孩子说得头头是道，久而久之，孩子从学校或书本上或社会上看到、听到和父母讲的不一样，孩子们根据自己的判断知道父母在一些方面是胡说八道，孩子自然就不服气了。即使我们的一些名人，也经常是凭自己的感觉来下一些没有求证、也无法证实的断语。罗素是这样评价的：“满脑子都是简便易行的理论，凡事都有自圆其说的解释，时常想说服他人没有他们弄不懂的事，人类的命运无一能够超出他们的系统。” 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名人们的辩论和农村泼妇的吵架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无非是从一个主题跳到另一个主题，从一个概念飞快地转到另一个概念，把不相干的事全给搬过来，搅和成了一锅粥。最后的结果是和原话题真实内容没有任何关系，变成了口水战，耍嘴皮了，没有任何思辨成分。仅仅是为了面子和斗气，除非有权势人物的介入，否则没完没了。
我们上文提到的例子在我们的社会中比比皆是，见怪不怪了。
僵化而模糊的概念，使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极为混乱。从而使我们中国人的思维陷入了一个不能自拔的怪圈，甚至有的地方还不如原始思维。如宋朝我们6000多万（有的学者估计有1亿左右）的中国人被刚刚过渡到奴隶社会的人打败并统治就是实例。思维的混乱就会向没有原则的方向发展，所以，在我们中国就产生了各种互为矛盾的思想理念，因而我们中国人什么样的思想都能接受，什么样的信念都能接受，甚至什么样的信仰也能接受；不管对错如何，只要实用就行。而且仅仅是眼前实用就行。而这种不同的思想理念进一步发展了不同的人生理念。让我们来看看中国人历来对人生哲理的观念：
1 大丈夫顶天立地 ←→ 识时务者为俊杰
只有断头将军 ←→ 良禽择木而栖
岂有投降将军 ←→ 良臣择主而行
2 先天下之忧而忧 ←→ 人不为己
后天下之乐而乐 ←→ 天诛地灭
3 不为五斗米折腰 ←→ 大丈夫能屈能伸
不吃嗟来之食 ←→ 有奶就是娘
4 投笔从戎 ←→ 好铁不打钉
马革裹尸而还 ←→ 好男不当兵
5 士可杀不可辱 ←→ 好死不如赖活着
6 金钱如粪土 ←→ 人为财死
朋友值千金 ←→ 鸟为食亡
以上对立的理念数不胜数，上面说明的仅仅是我们中国人人生哲学的极少一部分，这就不难理解：中国历来为什么叛徒多、汉奸多、卖国贼多。
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中，各种人生理念都有，既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又有卖主求荣的活命哲学。同样我们中国文化中，也是各种对立的思想都有。所以，我们中国人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而采用哪些话语，一切都是为了眼前的需要，我们中国的这种文化现象，世界其他民族是极少有的。
我们中国人虽然思维工具的作用不够发达，但嘴巴的功能却是异常发达的，像战国时期的张仪，被楚王下令打得半死，醒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舌头还在否？”所谓“舌战群儒”在中国也是脍炙人口的经典。所以到现在我们中国人嘴皮子的功能异常强大，讲道理很厉害，做事却不行。比如我们现代中国人，几乎人人都讲辩证法，人人都讲要全面看问题，却没有几个人真正懂得辩证法，也没有几个人真正全面地看问题。一切不过是一种口实，一种借口，无非是耍嘴皮子的功夫。“辩证法”的滥用，除了给一切事物解释得通的、现存的、不费力气的依据外，还给人们逃避责任找到了借口，我们中国人什么事都要从所谓背景和环境上找依据，这样个人就可以逃避责任。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全面客观地看问题的由来，这是我们中国人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客观条件的一个法宝，其根基是我们中国人偷换概念、转移话题的一种固化的思维方法。
所以，我们中国人是什么责任都不去负，责任全部推到客观因素上。犯了错误或没有成绩全都是别人的错，同事不好、上级不好、单位不好、体制不好、政体不好、气氛不好等等。这样我们中国就成了一个意见大国，对全世界都有意见，就是对自己没有意见。我们稍微理性点就可以观察到：我们中国人的谈话大体只有两个意思，首先给自己评功摆好，拼命证明自己的道德、自己的能力、自己的人格、自己的清白、自己的成绩、自己对人的友善、自己的良心。然后就是叙说别人的不是、同事的不是、领导的不是、单位的不是、体制的不是。因此我们中国人从来不懂得反省和认错，往往为了掩盖自己的一个错误而制造更大、更多的错误。
几乎所有的文人都说中国人的思想是保守的，是我们不能进步的原因，这是一种错误的论断，也是一个天大的误解，也是没有多少根据的。仅仅因为我们没有进步，就说我们中国人保守，这纯属胡说八道，保守是进步的基础，没有保守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进步。近一百年来，中国发生了多次大变化，中国人什么思想都能接受，什么事物都能接受，只要能流行就能接受，能实用就能接受。就说当代，自改革开放只有二三十年的光阴，中国人的思想开放程度比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大，思想解放的程度可了不得，从西方的思想到科技产品，从性革命到当洋奴。短短的几十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才走过的路。现在的中国人还有什么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干的事。但我们的科技成果呢？比日本人差远了，甚至比韩国人都差。
在前文中我们把近代中日发展进行了对比，那么我们再拿中韩进行比较，想当年韩国比中国落后多了，也穷多了。上世纪60年代中国能制飞机、汽车、轮船等并形成了完备而庞大的工业体系，而同期的韩国什么都不会造，更别说核技术和高科技产品了。
20世纪70年代韩国经济开始腾飞，中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中韩几乎同时起步，同时发展了30多年，结果怎么样？我们引用中国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演讲来说明问题。刘燕华讲：“60年代的时候，中国有了红旗轿车，有了解放轿车，那个时候韩国什么都没有，他们从1975年才开始。现在韩国的现代汽车跑遍了中国，跑遍了全世界，它已经占领了市场。60年代的时候，韩国还没有计算机和半导体，我们已经有了，现在韩国的闪存数码手机也是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销售。60年代的时候，我们庆祝过中国的万吨巨轮下水，那个时候韩国连小船都造不了，他们从80年代刚刚开始造船，现在韩国的造船占世界第一，全世界35%的柴油发动机是由韩国生产的。除此之外的核电技术，过去韩国也远远落后于我国，现在它已经开始出口核电技术成果。韩国的这些大的变化都使我们刮目相看，韩国用了30年的时间，使他们的人均GDP从1000美元达到了1.2万美元，目前韩国只有4700万人口，占中国的4%，但是它的GDP总值相当于中国的40%。”
韩国人实际上也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民族，这个国家一直在和中国争儒家正统地位，韩国人认为中国明朝的灭亡就是中国的灭亡，因而韩国自认为是它继承了中华文明的衣钵（当然这是有原因的，在本文不作这方面的探讨）。到今天为止，韩国社会仍然是儒家传统占主流地位。而在现代中国，儒家传统思想几乎没有了。但在韩国儒家的传统并没有阻碍韩国的科技进步。我们在上文中讲过没有保守就没有进步，正因为韩国人、日本人在保守自己的文化传统中才会有进步。
要说保守，犹太民族是全世界最保守的民族，也是命运最悲惨的民族。3000年来，犹太人在极恶劣的环境下生存，几度亡国，曾沦为奴隶的悲惨命运；漂泊四方，没有自己的家园，没有自己的祖国；几千年来遭到世界各国的鄙视、排斥、镇压，甚至几经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但在3000多年中，犹太人却一直保守着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就是在这样极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犹太人却在思想上、科学上对全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在近代他们的思想和科技成就是任何民族都无法比拟的。英国、日本甚至美国等都是思想比较保守的国家，但并不妨碍它们成为世界强国。中国人是号称保守的民族，但我们什么都没有保住，什么都没能守住，谈何保守？
我们还要特别强调一下：仅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就比全世界的犹太人总数还要多好几倍。但我们的思想和科技成果比以色列如何？我们中国人应该感到惭愧。
事实上，说中国人思想保守是一种误解，中国人的思想并没有多少保守的成分，中国人的思想并不是保守而是僵化。混乱和僵化的模糊思维，是看不清事物本质的，所以对我们古有的文化，眼前不需要的，我们就忘掉了；而对于西方外来的文化，也只要眼前需要的，我们就盲目地照搬过来用。因此我们中国人对于中国以前的文化和西方传播过来的文化，只要实用就行，从来不探求实质，更别说批判和发展了。所以我们中国人就这样，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没守住，外来的文化盲目接受而又消化不了。我们这种僵化的思维，表现为对所有能对眼前有用的东西接受起来很快，而对眼前不需要的东西忘掉得更快。
对于中韩两国30年发展的这种结果,我国政府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解释原因是：韩国人注重技术创新,而中国人是盲目引进,要以市场换技术。为什么是这样呢？唯一的解释就是我们僵化的思维模式。当然某些文人又要从客观条件、制度体制方面来解释，难道我们忘了，从欢呼“科学的春天”和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了，但我们的众多知识分子没搞出多少名堂来，起码我们没干过韩国人。更别忘了这样一个事实，现在我国的科技人员是4200万人，总数超过科技创新的第一大国——美国，小小的韩国科技人员只有500万人。我们4200万人的科技队伍竟然干不过只有500万科技人员的韩国（更别说只有约6万科研人员的以色列了，仅仅具有以色列国籍的犹太人获得诺贝尔奖的就有7名，而以色列最近几年才达到700万人口）。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我们在这里顺便堵一下文人们的嘴：一些文人们又要强调，中国科技进步不快的原因是过去基础不好，难道韩国人的基础好吗？事实是过去韩国人的基础比中国差远了。我们在此还要再提醒的一点是：全世界的人都明白，以市场是换不了技术的，这是人所共知的基本常识，全世界有哪个国家能够实现以市场换技术的美梦？但我们中国的这些文人为什么就不明白，难道我们中国人真比人家傻吗？
中韩两国思维模式都差不多，以感性思维为主，但在具体问题的思维方法上却有这么大的差别。
我们再看看历史，“长城”号称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工程，但事实证明长城屌用都没有。但我们“聪明”的中国人却朝朝代代去修这没用的东西。但刚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制的满人却能看出长城没啥用，所以统治中国的满族皇帝们根本就不会去做这劳民伤财、白费工夫的傻事。罗素说：“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骄傲到不屑打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国。” 罗素此话有点美化我们中国人，多多少少也有点不以为然。但是中国确实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但中国人自古以来却不懂得如何去维护和平，因为不懂得去争取和平，自然就会陷入战乱。这也是中国一直被侵略、被征服、被屠杀的原因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总统罗斯福两次提出来把冲绳归还中国，“蒋委员长”两次拒绝。如果放在任何一个别的国家（包括韩国），人家都是巴不得的事。如果当时冲绳归还了中国，现在哪还有什么钓鱼岛之争!我们中国人蠢到什么地步！
上面讲的，不是个别案例，在中国的历史中是数不清的，是普遍性的。当然上述的例子，很多学者们都能从当时的情况环境进行解释，也许能说得通。但是，我们近一百年，甚至上溯到一千年以来，我们中国在对外打交道的过程中，总是吃亏的。如果是遇到强国大国我们可以自我安慰：人家强大我们没办法。可是我们和小国、弱国打交道，仍然总是吃亏，总不能都推到客观因素吧？西方的谚语：“人不能在同一块石头上栽两次跟头”。而我们栽了无数跟头还不知醒悟。我们总要检查一下自己，我们的思维在哪儿出了毛病。可怕的是，每次我们栽了跟头，文人学者们都能解释得很圆满。可是我们中国人总是挨打，这是事实。我们认为不光是落后的问题，有些比我们弱得多、小得多的民族照样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弱小民族聪明，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统治者和制度上，根本的问题还是我们这个民族出了问题。如果我们民族出了问题，肯定就是我们的思维出了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思维已经陷入了思维的怪圈了，既混乱又僵化，对客观就看不明白，也不可能使用正确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第三章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很难做到实事求是
和理论联系实际
中国哲学的目标是道而不是发现真理。思想不能用来指导行动，那么这种思想就是徒劳的。
——理查德?尼斯贝特
《百科知识》2009年总410期首页有一篇文章《抗生素的滥用：一个沉重的话题》。文中提到“抗生素的滥用在中国已经触目惊心，潜伏着巨大危机，每年全国因抗生素滥用导致800亿元医疗费用增长，同时致使8万病人不良反应死亡”。文章描绘了我们中国人滥用抗生素更为严重的后果：“如果抗生素滥用按照目前的态势发展，新的超级细菌还会陆续出现，在10年至20年内，现在所有的抗生素对它们都将失去效力，我们所有的人在患病时都可能无药可用、无药可治。”文章认为：抗生素的滥用几乎所有的人都有责任，但专业人员负有的责任更大。
抗生素原是西方人发明的，其使用有一整套的病理原理作基础，从制作到如何使用，都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没有半点含糊的地方。抗生素发明后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而在我们中国的确也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可是也因为使用不当也害死了众多的生命，并且还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抗生素的作用实在是非常明确的，它只对病菌起作用，对病毒不起作用。
但我们的“专业人员”却不管是病菌还是病毒，一上手就用抗生素，甚至有时候能用贵的就不用便宜的，能打针就不口服，能用最新的产品就不用老牌产品，这样能不造成严重后果吗？文章认为造成抗生素滥用的原因是制度缺陷和监管不力等等问题造成的。如果滥用抗生素是上述原因产生的话，剩下的就只有一个问题，即：抗生素的滥用最终是“专业人员”不负责任和医德败坏造成的，因为我们的“专业人员”只有在制度“健全”和监管有力的情况下才能正确地使用抗生素，因为这种“滥用”几乎是人人有责任的，人人有责任当然也包括每一个“专业人员”了。
进一步往下推演，那就是我国整个数百万的“专业人员”都没有自觉的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专业素质，视人命为草芥。因为我们的“专业人员”一旦制度不健全和监管不力就会丧失医德，而且滥用药品当然其中包括抗生素。虽然我们没有对上述情况进行统计学的分析，但常识告诉我们，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绝大部分“专业人员”是好的、是负责任的、是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专业知识也是没问题的，即使有极少数甚至少数不负责任的“专业人员”也不可能造成这么大规模的抗生素被滥用。那么真正的问题出在哪儿呢？
让我们进一步分析：首先，假冒伪劣产品排除在外，因为该文提到的是抗生素被滥用造成的严重后果，而不是假冒伪劣产品造成抗生素被滥用带来的后果。这样，厂商也可以排除。同样医疗单位和管理机关也不是根本问题，尽管有制度缺陷和监管不力的问题，我们在上文中分析过了。制度再有缺陷，监管再无力，谁也不会强迫医生去开不能对症的药物。虽然抗生素被滥用，我们全体国民和我们的“专业人员”确实是都有责任的。但我们分析了几乎所有的情况，都没有找出问题的根本症结。
抗生素的性能和使用说明也是简简单单、清清楚楚的，应该说，医疗单位和医生是了解的，也不存在对抗生素的性能和如何应用在医学上认识不到的问题，抗生素是常用药，它的性能和使用应该是常识了。对它的使用没有任何歧义，也不存在含糊不清和操作复杂的问题，但我们“几乎人人”把这个简简单单、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而且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药物，滥用到造成严重后果的程度，而且还排除了故意的成分，这真是太奇怪了，太不可思议了。我们不知道别的国家、别的民族是不是也是这样地“滥用”，起码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是这样的。
但问题还没有完，更严重的是，每一份抗生药的说明书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写着只杀菌不杀毒，但我们的“专业人员”和患者还是用它来杀毒消炎。可怕的是我们用了几十年了，难道我们没人能体会到它对“杀毒”的效果吗？我们可不是一个小国，只有几十万、几百万人，我们可是一个13亿的超级人口大国，总得有几亿人用过抗生素“杀毒”吧。我们这么多人看着那些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简简单单的说明书难道没有几个人问一下“为什么”？看着明明白白的说明书照样“杀毒”不误。
使用某种药治病可不是一种风俗习惯，可我们中国人却把抗生素的使用当成习惯了。抗生素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还是这句话：问题到底在哪儿？问题的本质就一个，是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怪圈在起作用。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模式造成的。这种思维模式在很多情况下，甚至经验和感知都不起作用，明摆着的事实都会视而不见，仅仅是下意识地跟随周围形成的一种气氛和周围人的行事趋向去走。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很难做到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因而就做不到对症下药。
我们中国人混乱和僵化的思维方式，总是在我们上文提到的思维怪圈里转。因而使我们的思维停滞在一种糊状的胶着状态，而这种模糊的胶状思维意志中，混杂着各种各样连我们自己也不明白的众多模糊的概念、道理、思想观念、观点等等。所有这些东西相当部分是互相矛盾的、没有关联的、摸不着边界的，而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大脑中纠缠在一起，成了一种潜意识的本能反应。这样就必然导致对客观事情认识不清，也很难做到实事求是。甚至我们对一个具体事物、一件事情都描述不清。上文提到的《中国人的气质》中提到，即使有两个中国人在打架，事后旁观的中国人也叙述不清全过程。因而该书的作者亨?史密斯在和中国人打交道中深有感触，他认为：中国人的思维非常混乱。有时候听我们国人的谈话，说了半天，还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种情况在我们的一些知识分子中更严重（排除拐弯抹角说话的成分）。
我们中国人天天叫嚷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可惜这两项都做得差强人意，从名人到老百姓皆如此。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文人们下的一些断语和定论，具有相当大的片面性，没有必要的求证过程。因而往往是我们古代的名人学者们个人的一些主观感觉，其中有些是悟出来的道理。当然悟出来的东西不见得没有道理，其中很多还是非常深刻的，是很有道理的，但是这些东西没有求证过程，没有一个“为什么”。而我们后来者却把前人这种错的或者对的断语和定论当成了公理和定理来用，胡乱地用这些来判定一切事物。即便是真正的定理和公理也未必能推论出正确的结果来，更不用说用错误的断语和定论来判定事物了。所以，这种思维方式是不能真正全面地考察事物的，而且往往还带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因而更难以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在实践上不能做到对症下药。
我们这种思维模式其结果是对前人和西方传来的理论缺少批判精神。只知道是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因而盲目解释，又盲目引用。正因为对前人和西方传来的理论缺乏批判精神，所以我们对这些东西不能真正继承，更没有能力去发展和提升，甚至往往还用歪了。
我们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不明白西方来的科学理论并不等于科学，科学也并不等于真理，科学只是探索真理的一种手段。而我们中国人却把科学理论、科学和真理搅在一起，混为一谈、分辨不清，对西方来的科学理论，我们中国人喜欢用想当然的固有的思维套路去解释，而这种解释往往是凭个人的主观感觉。所以，我们的一些专家经常把很不科学的东西解释得有“科学道理”。如像“春捂秋冻”；“细嚼慢咽有助消化”；“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鸡血疗法”等等，都被解释为有科学道理，所有的这些没有经过求证检验的东西竟然被我们接受，也许，我们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专业知识，但难道我们还不会去进行比较吗？看看到底有什么效果吗？我们社会上流传的很多所谓道理，我们稍微思辨一下，比较一下，看看结果如何就很容易明白。俄国著名教育学家乌申斯基曾说：“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我们正是通过比较来了解世界的一切。但比较要在同等条件下，不能以偏概全。正像当代德国教育家加希尔克讲过的：“比较”是两个以上同种现象间的同一性、相似性、异质性的关系概念，是一种观察、分析整理等活动交织在一起的智力劳动。但我们中国人由于思维方式僵化产生的遵从性、照搬性意识，凡是广为流传的东西我们中国人就会接受，不管这件事多荒谬、结果如何不好，因为我们的思维早已停滞了。我们的这种思维和行为，与群体动物的趋同性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毛泽东讲“‘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是客观事物的内部的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从毛泽东的话中可以看出“实事求是”是对正确地认识思维的高度概括。准确全面地认识事物也能真正求证出事物的本质，是一个正确的逻辑过程。
上文中我们提到，我们中国人很难做到“实事”，如果“实事”都做不到，更做不到“求是”了。
我们虽然经常把“实事求是”挂在嘴上，但没有多少人真正去做，反而是不“实事求是”的居多。
如果我们中国人连实事求是都做不到，所谓“理论联系实际”更做不到，这同样也是一种逻辑关系。
“理论”这东西，我们很多中国人往往只是作为个人的需要把玩一下罢了，没有几个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仅仅是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哪种就拿哪种理论，只要能为眼前的利益找到口实就行。我们从西方搬过来的理论，也是食洋不化，不能正确理解，很多都被我们的学者任意解释，有些很明白很简单的东西，被我们一些文人们一解释反而弄得很复杂，弄不明白了。
最严重的是我国的教育，同样不能做到“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仅举一个例子：我们的教育对英语的重视过了头了，为了应付考试，很多学生甚至要用一大半的学习时间去对付英语考试。从小学到大学，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应试英语，记那么多的单词，其结果是考完就忘。这样从小学到研究生到评职称，年年学、年年考，考完再忘，忘了再学，学了再考；其结果在会话方面还不如北京“秀水街”的小商小贩。
我们认为学生学习英语的核心应该是会话，在大脑中建立语感。能进行日常对话，能说能听就足够了，这才是学习英语的基本功。一直到大学毕业，有这个基本功就够了。这就是所谓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因此学生从小学到大学毕业时，能熟练掌握英语最常用的单词600到800个足够了，经过这个扎扎实实的必然王国基本功的训练，通向自由王国就容易和简单多了。而我们的学生花这么多时间，耗费这么多的精力，冲击了多门功课，结果还是哑巴英语，没有形成语感，必然就是学完就忘（当然不包括那些在课堂之外自己额外学习英语或为了出国的人）。
总之，这种英语教学方法，冲击了学生们对基础知识的学习，扼杀了很多优秀的人才。
上面讲的仅仅是我们学校教育的一个例子。总的来讲我国的学校教育是有问题的。不管有多少人为它辩护，但事实是：我们那么多接受教育的人，和别的国家比较，科技成果都不成比例，我们没有培养出多少脚踏实地而又有创造力的人才来。
此外，我们的学校对流氓文化的传播是持纵容的态度的，甚至有意无意帮助这种流氓文化的传播。自古以来，流氓文化在我们的社会和市井生活中占有相当大的成分。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就是这种流氓思想的反映。
在我国古代的政治中，流氓成大事并称王称帝的大有人在：刘邦、赵匡胤、朱元璋就是典型的例子。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近代，东北王张作霖即是。因而反映到文化层面，就是流氓文学。从《水浒》到《金瓶梅》，无不是这种流氓文化现象的反映。而流氓文化又和主流的社会意识起冲突，为了利益必须使人们结成一定的群体或团伙。这就要维持与平衡团伙中的利害关系，这就是义气产生的原因。如社会上流行的各种“小圈子”就是流氓文化的表现。大艺术家赵本山的小品为什么能受到很多中国人的喜爱，就是因为小品中反映出来的东西是我国社会上存在的经典流氓文化的心态，能引起众多的中国人共鸣。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能继承下来的主要的文化。
西方从“骑士”到“贵族”直到现代的“绅士”，其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虽然打倒了旧贵族，但贵族的精神却继承下来了，演变成现代的所谓绅士风度。
虽然我国没有西方那样的贵族，但是我们古代就有“士”，我们的“士”的精神比西方的贵族精神更伟大。可惜的是我们这种“士”的精神没有传下来，传下来的是流氓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