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有别人在这里吗？”
“如果有客人在，我就不会接电话。我会把声音关掉，让答录机接电话。就像刚才我们一起到卧室去的时候那样。”
“为什么要我一个钟头以后再来？”
“你一定要追根究底吗？我约了一个客人中午过来。”
“所以，你还是继续做生意。”
“我刚刚才告诉过你的。事实上，你打电话来之前的几分钟，他才来过电话。他约了中午过来。”
“星期天中午？”
“他总是星期天来的，或早或晚多半在靠近中午的时候。他就住这附近，他告诉他老婆说是去买报纸。离开这里之后，大概会在回家的路上买一份《时代周刊》。我想，在他老婆面前演戏，大概是他寻求刺激的方式。”
“所以你要我——”
“一点钟再来。我知道他会准时，并且在半小时这之内办完事离开，他总是这样的。我多安排了半个钟头，可以冲个澡，整理一下，然后——”
“然后怎样？”
“然后好好服侍你。”她说，“你到底想怎样？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
“我没有。”
“得了。我为什么要替自己辩护？这才是重点，为什么我要替自己辩白？”
“我不知道。”我拿起咖啡杯，但已杯底朝天，于是我放下杯子，拿起一片奶酪，但又放回去，然后开口：“那么你今天已经补充过维他命B12了。”
她沉默了好一阵子，我开始后悔说了那句话。这时她说：“没有，我没有。我们没有那么做。到底怎么了？你想知道我们做了什么吗？”
“不想。”
“我偏要说。我们像往常一样，我坐在他脸上，他舔我的下体，然后他自慰。他喜欢那样，我们总是这样办事。”
“不要说了。”
“我要说。你还想知道什么？我有高潮吗？没有，但是我假装有，那会使他兴奋。你还想要我说些什么？你想知道他的阴茎多大吗？你休想打我，马修·斯卡德！”
“我没有要打你。”
“你想要这么做。”
“天哪，我连手都没有拿起来。”
“你想要这么做。”
“我没有。”
“你有。我要你这么做。不是要你真的打我，而是要你心里想这么做。”她睁大双眼，眼角闪着泪光，然后口气转缓不解地说：“我们是怎么了？为什么要这样伤害彼此？”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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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无力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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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她说，“我们都在生气。你生气，因为我还在当妓女。而我生气，只是因为你没有送花给我。”
她说：“我大概了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两个人都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这使我们比自己所想像的更脆弱。而且，我们还把对方塑造成对方无力扮演的角色。我把你当成了圆桌武士里的加拉哈爵士，不知道你把我想成什么人。”
“我也不知道，也许是夏洛特公主吧。”
她看着我。
“那首诗是怎么说的？美丽的伊莱恩，可爱的伊莱恩，伊莱恩，阿斯托拉的莲花仙子。”
“别说了。”
窗外天色已经转暗，皇后区的天际，一架闪着红灯的飞机正朝拉瓜迪亚机场降落。
过了一会儿，她说：“高中的时候念过那首诗，丁尼生①。我曾经幻想那首诗说的是我。”
“你说过。”
“有吗？”她的神情显现出她正沉浸在回忆里。然后，她突然说：“唉，亲爱的，我既不是莲花仙子，你也没有闪亮的盔甲。更何况和夏洛特公主交往的应该是朗斯洛而不是加拉哈，我们算什么？只不过是两个相濡以沫、愿意付出的普通人罢了。这也不算是什么坏事，不是吗？”
“当然不是。”
“而且，现在外面有个疯子要杀我们，所以，现在不是闹别扭的时候，对不对？”
“是的。”
“那么，我们来谈谈钱的部分，可以吗？”
我们开始工作。我结算这几天的花费。她提醒了某些我疏忽的地方，然后还把零头加为整数，并用严肃的眼光阻止我发表意见。接着她走进卧房，再出来时，手里拿了一叠五十、一百元的钞票。我看着她数了两千元推到我面前。
我没有伸手。“那不是你说的数目。”我说。
“我知道，马修。你实在不必记录你花了多少钱，然后再回来跟我算。把这拿去，快用完的时候告诉我，我会再准备给你。不要跟我争这个，我唯一有的就是钱，而且这是我自己赚来的。如果这种时候不拿来用，那还要钱干什么呢？”
于是我将钱收下。
“很好，”她说，“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一向比较擅长处理生意，至于情感的问题，总是不知所措。目前就别再谈这个问题，就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你觉得呢？”
我站起来说：“我再喝一杯咖啡就走。”
“你不必这样。”
“我要去做我的侦探，去花你给我的钱。你是对的，我们就顺其自然吧。我很抱歉先前说了那些话。”
“我也很抱歉。”
我端着咖啡回来的时候，她说：“天哪，答录机里竟然有六通留言。”
“什么时候？我们在房间里的时候吗？”
“一定是。我倒带听一听好吗？”
“当然。”
她耸耸肩，按下按钮，机器开始倒带，接着传出一些杂音，然后喀的一声。“挂断了。”她说，“每次都是这种电话，很多人不喜欢在答录机里留言。”
之后，又是一通没有留话。接着是一个男人，声音尖锐而自信，“伊莱恩，我是杰里·派恩斯，这两天会再和你联络。”然后又是一通挂掉的，下一通电话中，对方艰涩地清喉咙，拖了很久的时间，好像在想该说些什么话似的，最后还是没有说话就挂断。
最后，第六通留言中，有一段颇长的沉默，伴随着录音转动和背景杂音，对方低语：“哈罗，伊莱恩。你还喜欢那些花吗？”
又是一阵沉默，和先前的一样长，只听到背景的杂音，好像是地铁电车的噪音，音量并不大。
之后，他用同样低沉的声音说：“昨天我想到你，但是你还不到时候，还得再等一段时间。我要把你留到最后。”一阵短暂的沉默，“我是说倒数第二个，他才是最后一个。”
他只说了这些话，然后等了二三十秒，才把电话挂断。之后答录机喀的响了一声，机器自动转带，回到预备状态。空气似乎停止流动，我们则沉默地坐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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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一些新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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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破晓之前我回到旅馆，进房时已经过了四点，没多久，天色就转亮了。我整个晚上都在城里奔波，走遍多年来未曾重访的各个角落，有些地方早已经歇业。我试图寻访的部分人士也已不见踪影，不是在天上，就是在牢里，有些人甚至早已离开国内。不过我还是发现一些新的地点，认识了几个新角色，并设法使他们愿意协助我的搜寻工作。
我在普根酒吧找到“男孩”丹尼。他个头矮小，虽为黑人但得了白化症，仪态和礼貌十分讲究。他总是穿着剪裁保守的三件套西装，只在夜里活动，生活作息如同吸血鬼，从来不在日出到日落这段时间外出。现在他的习惯跟以前一样，还是只喝纯的冰的俄罗斯伏特加。对他而言，普根酒吧和顶尖小店等地就是他的家，这些店里总会随时为他准备一瓶冰透的伏特加。不过现在顶尖小店已经歇业了。
“现在那里改成一家法国餐厅。”他告诉我，“高消费又不是很好，我最近大都来这里，不然就是去阿姆斯特丹街上的鹅妈妈之家。那里有一组三重奏还不错，一星期六天都表演，鼓手一向不用鼓棒而只用金属刷子，从来不肯独奏。而且，他们把灯光控制得恰到好处。”
“男孩”丹尼所谓恰到好处，绝对是昏暗至极。不管什么时候他总是戴着墨镜，我想即使在暗无天日的矿坑中，他也还是会戴上墨镜。“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吵杂、太明亮了，”我不只一次听他这么说，“应该安一个可以调暗光线的装置，音量也应该降低。”
他不认得我带去的素描人像，但听到莫特利的名字则似乎有些印象。我试着唤起他的记忆，最后他渐渐记起了这个事件。“你是说他现在回来找你算帐，”他问我，“你为什么不干脆跳上飞机，找个温暖的度假胜地，等他冷静之后再回来？像他那种家伙，给他几个星期，包准他又会捅出咯搂子，没多久就得再回去蹲监狱。这样一来，你又有十来年可以高枕无优了。”
“他现在变得更狡猾难缠。”
“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他竟然待了十二年，你说他的脑袋能有多厉害？”他一口喝完酒，接着他的手只不过挪动几寸，竟足以招女招待前来服务。等女招待斟完酒并确定我的饮料仍未喝完之后，他开口说：“我会传话下去，随时保持警觉，马修，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
“我很感激。”
“不知道他会在哪个区出没，和谁混在一起。不过有些地方还是值得你过滤一下。”
他提供一些线索给我，我便循着这几个方向跑遍了全城。我在伦诺克斯大道上找到一家无照酒馆，街尽头另一家酒吧，则有很多有钱有闲的上流阶级人士在那儿喝酒。我还坐出租车到城中二十街和第三大道附近，一个名为补缀之家的店，店外的砖墙上还悬挂着早期的美国式拼布作品。
我告诉酒保，我找汤米·文森特。“他现在刚好不在，”他答道，“如果你愿意稍等一会儿，通常这个时间他也差不多该回来了。”
我点了一杯可乐，在吧台等待。吧台后方有一面镜子，我不用转身就可以看到门口进进出出的人群。直到我的杯中饮料喝得只剩下冰块时，坐在相隔两个座位的胖男子忽然走过来，伸手搭在我肩上，仿佛我们是旧识。他说：“我是汤米·文森特，需要我为你效劳吗？”
我在二十街和公园大道、第三大道后面的十四街、第八街北段靠百老汇大道，及四十七街和第五大道间的列克星敦大道附近闲逛。这一带是站街女郎群聚揽客的地方。她们个个花枝招展，穿着超短热裤和削肩背心，头戴金黄假发。我上前交谈的女郎不下数十位，听任她们误以为我是警察，反正我否认也没人会相信。我把莫特利的画像拿给她们看，警告说他以伤害站街女郎为乐，而且是杀人嫌犯。我说他也许会以客人的姿态出现，但是他常自认为是皮条客，而且很喜欢控制妓女。
第三街上有个女郎顶着一头金发，与深色发根形成双重发色的特殊造型，她自称认得这个人。“不久前才见过，”她说，“只看却不做买卖，还问了一些奇怪的问题，问我要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喜欢什么、又不喜欢什么之类的。”她握起拳头，在胯间比划着表示不屑，“拿我当傻子耍，开玩笑，我才没空跟他瞎扯。你懂吗？后来再遇见他时，我就赶紧快步走开。”
另一个在百老汇大道的女郎，身材惹火，满嘴南方腔，说她也曾在附近见到他，但最近却不曾出现。最后一次看到时，他是和一个名叫邦妮的女孩一同离去。那么邦妮现在在哪里呢？也许去了其他地方，消失了，好几个星期都没再见过她。
“也许去了别的场子，”她说，“也说不定是有什么事发生了。”
“什么事？”
她耸耸肩，“什么事都有可能。有时候你会见到某些人，有时候她们又消失了，你也不会立刻开始想念她们，顶多无聊时会问：‘嘿，那家伙上哪儿去了？’然后还是没有人知道结果。”
自从邦妮和莫特利一起离开后，她有没有再见过邦妮呢？她想了想，似乎无法确定，甚至也不能确定和邦妮一起离去的男人就是莫特利。她想得越久，对自己的印象就越没把握。
途中我抽出时间，赶赴正在艾乐农屋举办的午夜聚会。艾乐农屋位于西四十六街上一栋老旧办公大楼三楼，是由办公室改装成的俱乐部。参与这个聚会的大都是年轻人，其中很多人看来像是刚开始戒酒，信心不足的样子，绝大多数除了酗酒之外，还伴随有长期嗑药的问题。这些年轻人和在街上的游民几乎没两样，唯一的不同是他们现在都有一个目标，人人都努力远离酒精保持清醒。而在街上的那些人，却在这个世界的边缘渐行渐远。
我抵达会场时已经迟了几分钟，正在演说的女孩提到她十二岁时，已经有两年的酒瘾，正要开始抽大麻。她继续诉说她的过去，内容包括各式各样的禁药，海洛因、古柯碱等等，也提到了在街上当扒手、当娼妓，去黑市贩卖她的婴儿种种。她花了好一会儿的工夫陈述她的经历，她现在不过十九岁而已。
这个聚会持续了一个小时，我从头到尾都参与了。我的注意力随着演说的结束而分散，在后来的讨论会中我没有发表意见，因为会中主题都是关于愤怒的情绪。我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偶尔因为某些人太过激烈的谈话，才会被打断，带回现场的主题中来。大部分时间，我都任自己思绪飘散净化我的情绪。外面那个世界充斥着邪恶，而过去这几个小时中，我更是在挖掘其中最丑陋的部分。但现在身处聚会，我只管努力戒酒，就像这里的每一个人一样，单纯简单，这使得此地成为一处避风港。
最后我们一起站起来，诵读祈祷文，然后我又回到外头邪恶的残酷大街上。
星期一早上我睡了大约五个小时，醒来时却如宿醉般头晕目眩，这真是不公平。前一晚喝了太多品质低劣的咖啡、掺水的可乐，吸进几百公升充满二手烟的空气，难怪我无法像小学生一样期待这新的一天降临，只能如同酩酊大醉之后一样，整个早上受苦受难，头痛欲裂，口干舌燥，度日如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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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了一些阿斯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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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吞了一些阿斯匹林，淋浴刮胡，到楼下街角小店喝了一些果汁和咖啡，等阿斯匹林和咖啡发挥作用后，又走到几个路口外的商店买份报纸，带回火焰餐厅，点了一些早餐准备边吃边看。早餐送来时，宿醉般的不适终于结束，虽然我还是感到很疲惫，但总得调整自己去适应。
报上的内容显然不怎么令人振奋。头版新闻是有关牙买加区的大屠杀事件，一个委内瑞拉家庭遭到枪击和砍杀，四个大人和六个小孩丧生，住宅付之一炬，连邻近房舍都被火波及。证据显示出这个事件可能与毒品交易有关，由于出现这种推论，让一般民众感到事不关己，警察们也不用日以继夜费尽心力努力破案。
体育新闻片的新闻也没有好到哪里去，纽约两支球队都输。喷射机队惨败，巨人队则以些微差距输给猎鹰队。体育新闻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实在微不足道，至少不会要人命，到头来，谁输谁赢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我就不太在乎那些输赢胜负，但话说回来，我似乎对任何事情都不太在乎。于是我又翻回社会新闻版，看到另外一件与毒品有关的谋杀案件。这起事件发生在布鲁克林区海洋公园，一个曾经数次因为毒品被捕的二十四岁黑人男子，被改造散弹枪射击身亡。这条新闻固然令人不愉快，不过老实说，比起我们球队输给费城队的事，后者更让我难受，虽然输球本身已经无法引起我任何情绪反应了。
第七版有一则新闻吸引我的注意。
一个名叫迈克尔·菲茨罗伊的二十二岁青年，与女友约好去圣马拉契教堂望弥撒。他的女友是演员，主演过的几部广告皆颇受好评，她在四十二街和第九大道一带的曼哈顿广场有一间公寓。他们沿着四十九街手牵手准备散步回她家时，恰好有一个名叫安托瓦妮特·克利里的女子在这一刻决定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她选择跳楼的方式来自杀，她恰好住在有二十二层高的楼上。她向下一跳，根据我们在学校物理课所学过却从来记不清楚的加速原理，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冲撞速度，想要魂归西天实在一点也不困难。对迈克尔·菲茨罗伊来说也是一样，就在这一刻，他正巧走到她落下的位置。他的女朋友安德丽·杜特什并未受伤，但报道中说她受到严重的精神打击，她的反应完全可以理解。
我快速地浏览过其他版面：巴尔的摩市长最近提议让某些药品合法化，比尔·雷埃尔针对这个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还有一些不好笑的漫画。但不知何故，我忍不住又翻回到第七版，重新阅读关于迈克尔·菲茨罗伊最后一刻的新闻。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这则新闻竟让我的情绪起伏，也许是因为事件发生的地点碰巧离我住处非常近。那位克利里姓女子住在西四十九街三百零一号，我经过那个地方不下百次，昨天早上我前往时代广场一带，准备走访附近旅馆时才刚经过。如果我稍微睡晚一点，说不定正巧可以目睹事情的整个经过。
我忽然想到马库斯·奥雷柳斯书中的话，万事之发生，冥冥中皆如其所应当之势。我试着想像迈克尔·菲茨罗伊的命运，他本来带着愉快的心情正要去女朋友家。报道中还提到，那个压死他的女人今年三十八岁，跳楼前甚至脱光了全身衣服。
人人都说上帝的意旨深不可测，我也认为确实如此。天条中大概注明迈克尔·菲茨罗伊只能活二十二年，而且最佳的死法就是被一个从高空急速落下的裸女压死。
曾有人说过，人生，对于那些靠思考过日子的人像一部喜剧，对于那些凭感觉过日子的人来说却是一场悲剧。对我而言，无论怎么过日子都是有喜有悲，即使你什么都不做也逃不掉。
那天中午过后，我打电话给马西隆的哈夫利切克，他恰巧正在座位上。“嘿，我正想着要找你呢。”他说，“大苹果还好吗？”
已经有好一阵子没听人这么称呼此地了。“老样子。”我回答他。
“孟加拉虎队怎么样了？”
我根本没留意他们的输赢。
“打得不错。”我说。
“好。你的事情发展如何？”
“他正在纽约，我一直追踪他，但这城市实在太大了。我知道他昨天威胁了一名女子，她是康妮·斯特迪文特的老朋友。”
“这样啊。”
“是呀，他可真会制造麻烦。不知道克利夫兰那里是否有消息？”
“你是说实验室的结果吧，”他清了清喉咙，“我们在精液中找到一种血型。”
“太好了。”
“恐怕没有那么好，马修。是Ａ型的血液反应，跟她丈夫一样。如果这碰巧是你所追踪的人留下的血型，也并非毫无可能，毕竟这是最常见的血型。事实上他们的三个孩子也都是Ａ型的。换句话说，我们无法判定斯特迪文特死时，身上沾的血迹究竟属于什么人，说不定是三个孩子的，也有可能是他用散弹枪自杀时伤口所流出来的。”
“难道他们不能做更详细的DNA比对检验吗？”
“如果在案发后立刻开始进行检验，而不是在拖了一周之后，或许实验室还能够检测出来。按照目前的情况，我们只能证明你的嫌疑犯并未在那女人体内留下精子，而如果他的血型根本不是A型，那么他就没有嫌疑了。”他说。
“这只能证明鸡奸的部分不是他干的，但却仍无法洗刷谋杀的嫌疑。”
“嗯，说的也对。总而言之，实验报告只能做到这样，结果只可能洗清他的嫌疑，但却很难根据血型逮捕他。”
“我懂了。”我说，“真叫人丧气，但我还是会弄清楚莫特利的血型，监狱记录上应该有。对了，今天早晨我寄了一份快递邮件给你，明天应该就可以收到。我找画家绘制了一张莫特利的素描，还有他几个月前在纽约所使用的化名。这样你们去旅馆或机场打探消息时，或许派得上用场。”
他停顿了一阵之后说：“马修，我实在不确定该不该着手进行这些调查。”
“怎么说？”
“照这个案子在本地的发展来说，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重新开案。即使那个女人体内的精液不是她丈夫的，又能证明什么？也许她有外遇，也许她的男友是希腊餐馆里的服务员，也许她丈夫发现了，因此引发这个事件。重点在于，我们根本没有充分的理由，投入大量人力到这个看来一目了然的案件当中。”
我们又交换了一些意见，我提到只要他能够弄到一张拘捕令，纽约警方就能在莫特利再次行凶前逮捕他。他说他也乐意这么做，但他的上司绝对不会批准。即使上司同意，法官也会认为他们没有证据支持这张拘捕令。
“你提到他威胁某人是吗？”他问,“你可以请她提出控告吗？”
“也许可以。不过他不是直接跟她交涉，而是在她的答录机中留话。”
“这样更好，这样就有直接证据了，就怕她把这段录音洗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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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他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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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盘带子已由我保管。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有利的证据，虽然是威胁，语句却很暧昧。而且也很难证明那是他本人，他当时放低了声音说话。”
“他这样是想听起来比较毛骨悚然，还是不想让她认出他声？”
“也不是这样，他当然要她知道是谁，但我猜他也很小心，唯恐留下声纹证据。该死的混蛋，十二年前他是那么粗心又愚蠢，坐牢让他变得更难缠了。”
“的确如此。”他说，“牢中生活不见得能感化他们，但肯定会加强他们的犯罪技巧。”
下午三点左右，开始下起雨来。我在街上买了一把五块钱的廉价雨伞，还没回到旅馆前就已经吹坏了，只好随手把它扔进垃圾桶。我在屋檐下躲雨，等雨势渐弱，才走完最后几个路口回去。换下湿衣服，我打了几通电话，然后累得瘫在床上睡着。
睁开眼睛时已经将近八点。八点三十分，我走进圣保罗教堂地下室的会议室参加聚会，那儿刚开始介绍演讲者。我拿了一杯咖啡，找个位子坐下，倾听悲惨的老掉牙酗酒故事。失业、家庭破裂、数次进出戒酒中心、向酒友乞求赏赐一杯、接触戒酒协会。然后有一天，他突然一念醒悟。现在这家伙穿着西装，梳着整齐的头发站在那儿演说，半点不像经历过他所说的那些故事。
之后的讨论会采用轮流发言的方式，由坐在后面的人开始报告，所以很快就轮到我。我原本准备不发言的，但他继续说了很多有关宿醉的事，他说如果戒酒是对于宿醉的长期缓期，那也真是值得的。
轮到我发言：“我是马修，我是个酒鬼，过去也曾宿醉得厉害。我自以为戒酒成功就不再受宿醉的困扰了，但当今天早上我发现自己头痛欲裂时，真的感到很愤怒。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以至今天我有一个不愉快的开始。后来我想起自己的生命中曾经有一段时间，每天早上都是带着这种痛苦醒来，但当时我却习以为常，甚至不曾感到不愉快。天啊，一个正常人如果在清晨有相同的感觉，也许会急着上医院检查，而我当时却只是穿好袜子，上班去。”
其他人也发表了些意见。后来轮到一个名叫卡罗尔的女人。“我自从戒酒以来，就不再有宿醉的情形发生了。”她说，“但我体会到的却和马修说的不同。因为我相信一旦我们停止酗酒，每一件事情都会顺利，再也没有厄运会降临在我们头上了。然而现在我却发现这是错误的看法，戒酒的结果不在于使我们活得更好，而是使你在厄运降临时也得清清醒醒地承受。那些厄运仍然叫我疯狂，我简直不敢相信科迪会得到爱滋病。有节制心的人不应该有这种待遇的，但事情就是发生了，他们会生病，病了会死，跟任何人一样。而且，正常人不是不应该想死吗？以前当我喝醉时，常常想要自杀，现在我不那么想了，我以为也没有人会那么想，尤其是已经戒酒的人。但今天我得知托妮自杀了，这实在不可能，然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对不对？那我为什么不能酗酒呢？”
休息的时候，我上前问卡罗尔，她说的托妮是不是聚会里的成员。“她常来，”她说，“三年来滴酒未沾，托妮·克利里。”
“我不记得这位克利里先生①。”
“不是先生，是女士。马修，你也认识她啊，高挑身材、黑发，年纪与我相仿，在一家服装店上班，经常听她谈她和老板的恋情，现在记不得确实的故事了。我敢说你一定认识她。”
“我的天。”
“我从不觉得她像是个会自杀的人，不过这种事谁又知道呢？”
“前几天我们一起去皇后区吃饭聊天，我们两人再加上里奇·格尔曼，我们还一路搭车去里士满希尔，”我一边说一边在厅内寻觅找里奇的踪影，仿佛找到他就能证明我所言不虚，但他却未出现。“她那时看起来很愉快，一切都正常。”
“星期五晚上我也和她见面，当时看来也都没事，想不起来她那天说了些什么，但至少完全看不出沮丧或情绪低落。”
“聚会结束我们还一起去吃宵夜，她也是充满自信，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足和快乐。事情怎么发生的的？药物吗？”
她摇头否认，“她从窗户跳出去，报纸上已经刊登出来，今天的晚间新闻也报导了。挺恐怖的，因为她恰好落在一个从教堂做完礼拜出来的年轻人身上，结果那男孩也死了。不可思议吧？”
留言条上写着：回电给亲戚。
这一次没有经过答录机的过滤，电话铃声才响了一声，她便立刻拿起话筒，“他打电话来了。”
“然后呢？”
“他说：‘伊莱恩，我知道你在家。把答录机关掉，来接电话。’于是我照做。”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叫我这么做，我就照做。他说有话要我转告你。”
“什么事？”
“马修，我为什么要关掉答录机呢？他无论说什么，我都不由自主地照做，如果他叫我把门打开让他进来，我是不是也会照做？”
“不会。”
“你怎么知道？”
“因为那样不安全，你自己也知道不能那么做。但你把答录机关掉并没有危险，这两种情况不一样。”
“我很怀疑。”
其实我也不太确定，但还是把这种疑虑往自己肚里吞。我问她：“他要你转达什么？”
“噢，对，实在是不知所云，至少我完全听不懂他的意思。他挂断之后，我就立刻把这段话写下来，免得我又忘记了。我放到哪里去了？”
我大概知道内容是什么，猜也能猜到。
“找到了，”她念道，“‘告诉他，我会夺走他周围所有的女人。告诉他，昨天那是第二号，路上额外的小子不必计费，就算是红利。’这些话有任何意义吗？”
“没有，不过我明白他的意思。”我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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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非常别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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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打电话给安妮塔，听电话的是她现任丈夫。我先为深夜打扰向他致歉，并请卡迈克尔太太听电话。虽然称呼自己的前妻卡迈克尔太太令我感到非常别扭，但毕竟比不上我要说的内容更奇怪。
电话中，我告诉安妮塔，或许是我太过于庸人自扰，但是我有义务预先警告她，有个家伙或许会对她不利。我很快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以前有个送进监狱的家伙，出狱之后开始进行变态的报复行动，他打算杀掉我身边所有的女性伴侣。
“但问题是，我目前身边并没有比较亲密的女性朋友，于是那家伙竟然把范围扩大，只要跟我沾上一点边的女性，全部变成他报复的对象。现在已经有两位遇害，一位曾在十二年前出庭作证使他入狱，另一位则和我仅有数面之缘，你知道的，就是那种点头之交的朋友而已，我甚至连她姓什么都不知道。”
“但他还是杀了她，对不对？警察为什么不逮捕他呢？”
“我也希望如此。但在现在——”
“你认为我也有危险？”
“老实说，我并不确定，或许他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即使知道有你这个人，他也应该不会知道你现在的夫姓或你目前的地址，不过那家伙似乎神通广大，消息来源很多。”
“他会不会对孩子们下手呢？”
我们的儿子，一个在军中服役，另一个在西岸的大学读书，我安慰她：“别替他们担心，那家伙只对女性有兴趣。”
“你是说他以杀女人为乐？天啊，你认为我该怎么办？”
我提出了几项建议，第一，方便的话，他们夫妇俩一起去度假；第二，如果无法出门度假，便向当地报案，请求保护；第三，雇佣私人保镖；第四，随时注意周围环境，防范有人跟踪或监视，不要随便开门让陌生人进入，然后……
“这个该死的，我们都已经离婚，我也改嫁了，难道那家伙就不能放过我？”
“不知道，那家伙或许是天主教徒，根本就不承认离婚。”
一阵讨论之后，我也请安妮塔的丈夫接听电话，将整个事件重述一次，以便共商对策。她丈夫听起来很细心，也很果断。挂断电话之后，我觉得她丈夫考虑周全，一定会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我真希望自己能和她丈夫一样果断。
我走到窗边眺望纽约市景。回想当初搬进这里，窗外世界贸易中心大楼一览无余，只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周围的大楼雨后春笋般冒出，逐步吞食了一望无际的天空。虽然窗外景观仍然怡人，但已不复以往。
天空又下起雨来，那家伙此刻是否在某处，让雨淋湿了全身。最好他能染上致命的重感冒。
我拿起电话拨给简。
简是位雕刻家，住卡纳尔路南端利斯本纳德街的仓库式住房中。当时我们都还喝酒，有几次，就她跟我两人，就在她的住处痛痛快快对饮。后来她开始戒酒，我们就不再见面。我也戒酒之后，我们又恢复交往。但最后我们之间那股神奇的情愫还是无疾而终，在两人都不知原因的状况下终究还是分手了。
当她拿起话筒接听时，我说：“简，我是马修。真抱歉，这么晚还打给你。”
“是很晚了。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当然有事，不知是否会对你造成影响，但我担心恶梦会成真。”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于是我又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简，只不过这次说的比先前还要详细。简已经在报导上看到托妮死亡的消息，她当然认为托妮是自杀身亡的，但没想到托妮也是戒酒协会的一员。
“不知道我是否见过她。”
“可能见过，你也去圣保罗教堂参加过聚会，她发表过几次演说。”
“后来你还和她约好一起去聚会演讲，在那个什么地方？你以前说过，现在一时想不起来了。”
“里士满希尔。”
“那是在哪一区？皇后区吗？”
“没错，就是在皇后区。”
“只因为这样，那家伙就杀了她？还是你们俩根本就是一对？”
“别傻了，她根本就不是我喜欢的那种姑娘，况且她已经有男朋友了，是她同事。我们的关系不是你所想的那样，只不过在聚会时见面，聊天吃饭也只有那一次而已了。”
“只因为这样——”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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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真的不是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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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确定她真的不是自杀？噢，你当然这么想，真是笨问题，算我没问。你觉得——”
“我现在没办法冷静思考，那家伙出狱已四个月了，或许也已经尾随观察我的一举一动长达四个月之久。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应该没见过我与你在一起。但谁知道？他到底掌握了多少资料，和谁谈过话，又花了多少工夫来侦察。你现在想要我告诉你该怎么做，是不是？”
“是的。”
“我觉得你最好明早第一件事就搭飞机离开本地。切记，一定要用现金买机票，而且千万不要把你的行踪告诉任何人。”
“你是认真的？”
“当然。”
“我这儿的门锁很坚固，应该可以——”
“绝对不行，你那栋大楼不安全，那家伙可以随意进出你的住处，如入无人之境。当然你可以决定赌赌看，但我奉劝你最好别认为留在城里还能保命。”
她考虑了一阵子，“我一直想去——”
“不要告诉我。”我打断她的话。
“他会窃听电话？”
“你的行踪最好完全保密，别让任何人知道，就连我也不要透露，知道吗？”
她叹口气说：“好吧，马修，我明白，我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了。我最好现在就开始收拾行李准备离开。但是，怎样才能知道什么时候安全，可以放心回家呢？可以打电话给你吗？”
“随时打来给我，但千万不要留下你的号码。”
“我觉得自己好像个白痴间谍。再问个问题，如果联络不到到你的话，该怎么办？我从哪儿得知事情已解决，可以回家了呢？”
“不管结果是好是坏，几个星期以后，事情应该就可以告一段落。”
在电话中与她交谈时，我恨不能立刻跳上出租车，直奔利斯本纳德街，为简打点一切，保护她的安全。但我必须克制这种冲动。我们可以一边狂饮好几加仑的咖啡一边谈话。打从我们认识以来，总是有说不完的话可以互相倾吐。
我想念她，也怀念我们之间的一言一语，常常想要重拾我们的关系。然而两人一起努力了许多次，无奈总是天不从人愿。尽管双方对彼此始终怀有眷恋之情，但事实却是，这段缘分似乎真的已经结束了。
记得我们分手时，我曾打电话给吉姆·费伯，我告诉他：“我实在无法相信我和她之间真的已经结束，我一直认为我们会有结果。”
“会有结果的。就凭你现在这种想法，一定会有发展的。”他答道。
现在，我差点要拿起电话打给吉姆。
其实我是可以拨电话给他的。以前我们之间有个协定，绝对不在三更半夜打电话，而现在早已过了午夜。但如果是紧急事件，就可以不受这种限制。
但是我想想，目前的情况似乎还不能构成紧急事件。这会儿，我并没受到酒精的诱惑而想破戒喝酒，只有这种情况才算得上是紧急事件，值得把他从睡梦中惊醒。奇怪的是，我现在根本没有喝酒的欲望，反而想找个人来踹、大声喊叫，或是把墙踢倒，丝毫没有借酒浇愁的想法。
我离开屋子到街上溜达，此时雨势已经转小。我走过第八大道，又穿过八个路口朝市区走去。那一次我曾经陪她走路回去，所以认得她家那栋位于路口西北角的大楼，至于她房间究竟是对着哪一条街，我一无所知。因此我无法确知当时她落下楼来的正确地点。
跳楼落地的撞击力量有时相当强大，甚至会在水泥路面上造成裂痕，但我找不到任何人行道砖块的碎片。当然，迈克尔·菲茨罗伊也许缓解了撞击落地的力量。
此外，人行道上也没见任何血迹。按理说，应该会有血迹，而且还是一大片，只不过现在可能已经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甚至连清洁人员都忽略的地方，也一并随着雨水流失了。当然血迹也可能并没流失，只是渗透到地底下。
又或许血迹仍旧残留，但我却看不到吧。毕竟夜色已深，地面湿漉不堪，这种状况下，实在很难找到蛛丝马迹。更有甚者，是你不知该往何处寻找。
如果你知道悲惨之所在，便明白其实这个城市里到处都沾满了血迹。或许该说是这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是如此。
我在街上闲晃了个把钟头。原本想去葛洛根酒吧坐坐，但又觉得这个主意不妥，我现在既没兴致与人交际，更不想在喧嚣的酒馆内让自己沉溺于孤寂中。于是我继续漫步，即使雨势变大也不在意，任凭雨水淋透全身。
“斯卡德，你所有的女人。”那个家伙真的疯了，竟想夺走那些其实并非我所拥有的女人。我根本不认识康妮·库珀曼，许多年来都没想到过她。那家伙还有哪些目标？伊莱恩，等待我这老朽圆桌武士去救援的夏洛特公主吗？还是已离婚多年的前妻安妮塔？或者是数月前就已分手的女朋友简？最倒霉的还是托妮·克利里，她只不过是碰巧和我一起去吃个汉堡罢了。那天晚上，那家伙一定尾随在后，不知他是否一路跟踪我们到里士满希尔？似乎不大可能。或许他只是在附近打探消息，恰好看到我们前往阿姆斯特朗餐厅，之后我又陪她走回住处。
我依旧在街上闲晃，试着整理出一点头绪来。
最后我终于打住，转身回到住处，把湿衣服挂起来晾干。先前在路上，我并未注意到雨势大小，竟然也没有察觉气温剧降，但现在开始感到全身几乎冻僵。于是我去冲个热水澡，再躲进温暖的被窝。
我躺在床上，不断思索。那家伙就在某处耀武扬威，威胁我曾经拥有的这些女人，但我却束手无策，只能像个变戏法的人，把手中所有的球抛向空中，不让它们掉在地上。不论是伊莱恩、安妮塔或简，我全都要拯救，全都要保护。换个角度来看，那个家伙私自认定我和她们之间有某种关系，我现在所做的努力却似乎是确认他给她们贴上的标签：她们都是我的女人，我的。
否认真正的事实，只会让我变得盲目，并忽略了真相。残酷的真相是，这些女人不仅现在不属于我，过去也从来不曾是我的，更别提未来。我现在没有任何归属，往后也是。
我是孤单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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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道确切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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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白天的视线比夜晚清楚，但仍得先知道确切的地点，才能找到那些血迹。我请乔·德金一同前往调查。到了那儿，门房指出托妮落下的地点，就在大厦入口西南约二十码的街上。
门房是个西班牙裔小伙子，身上的制服稍嫌松垮，脸上还冒着零零星星的小胡渣。周日那天他正巧休假，但我还是把莫特利的画像拿出来请他指认，他看了看，摇头表示没见过。
德金拿到房间钥匙后，我们直接上楼进入托妮的住处，进去后，发现窗户仍敞开着，因为连续下了几天雨，窗户附近已经湿透了。我倚着窗台，探出头去，往托妮坠落的地点望下去，希望能看见蛛丝马迹，但一无所获。突然一阵昏眩，我急忙把头缩回来，伸伸脖子。
德金走到床边，床铺收拾得非常干净，衣服也整整齐齐地叠放在床尾。水蓝色的裙子、泛黄的衬衫、深灰色的粗线衫、两件有蕾丝边的衬裤，还有一件大罩杯的白色胸罩。
德金拿起胸罩仔细端详，放回原位说：“波霸？”然后看了我一眼，想看看我的反应。我面无表情。德金点了根烟，甩灭火柴，环视四周找寻烟灰缸。遍寻不着后，他朝火柴吹气确定温度已经降低，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在床头柜边上。
“那家伙自称杀了托妮，是吗？”
“他是这么告诉伊莱恩的。”
“伊莱恩？就是出庭作证使他入狱的证人？这事件乱七八糟的事要推到十二年前？”
“没错。”
“你难道不觉得他的作法就像阿拉伯恐怖分子吗？只要一有坠机事件，他们就会宣称是他们干的。”
“我不这么想。”
他又抽了一口烟，然后吐出来，“是啊，我猜也不是。好吧，就算是谋杀。我看不出你怎么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有人从落地窗掉出去，你怎么知道那究竟是谁的主意？”他走到门边继续推论，“托妮把门锁上了，门栓也锁住了。这能证明什么呢？这并不是密室案件。从里面转动门把就可以把门栓栓上，或者用钥匙从外面也可以栓上。他把她推出窗外，拿了钥匙，离开时从外面栓上门栓。但是，即使我的推论正确，仍然不能证明任何事。”
“的确。”
“我们没有找到能证明她是自杀的遗书。我最不喜欢这种不留只字片语的自杀案件。法律应该规定禁止自杀。”
“你认为应该怎么处罚？”
“罚他们回来继续活下去。”他又反射性找寻烟灰缸，最后还是把烟灰弹在拼花地板上，接着说，“以前曾有一段时间，自杀是犯法的，但从来没听说过有人因此被提起诉讼。这真是白痴法律，如果自杀成功就会犯罪，但若自杀失败却变成罪犯。现在出个题目考考你吧。警官考试里真的会出现这种愚蠢的问题。假如托妮跳出窗外，压死那个姓菲茨罗伊的小子，他因为分摊托妮的撞击力结果死了，托妮却幸存下来，你说她犯了什么罪？”
“不知道。”
“我猜如果不是过失杀人就是二级谋杀。真的有过这种案例，那次不是从二十几楼跳下去，大概只有四层楼高吧，不过，这种事情很少遭到起诉。”
“没错。”
“我猜只要提出精神异常的证明，就可逃脱法律。现在，我要做的事就是打电话请人来，看看能否在窗边采集到他的指纹。如果找到了，就算是老天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你说是吗？”
“房子里各处最好都检查一下。”
“各处。”他同意，“但希望恐怕相当渺茫，你觉得呢？”
“对。”
“我局里的制服警察最早到达现场，如果当真找到疑点，那真值得庆贺，因为这就成了我们自己的案子。我非常乐意把罪名直接挂在你那个仇人的脖子上。只是目前看来，那家伙似乎不是那种蠢到会留下指纹的人。你说他打了两次电话给伊莱恩，对吗？第一通电话只是喃喃低语。”
“对。”
“你拿到的电话录音也就是这通电话，无法辨识声音的男子在低语，说他送花给她，还有模棱两可的威胁，说还没有轮到她，可是却没有明说轮到她干嘛。这种案子谁办得了。”
他看看四周想把烟蒂丢弃，目光移向地板，又看看那扇敞开的窗户，最后走进厨房，把烟蒂放到水龙头下冲灭，再把烟屁股扔到垃圾桶里。
他说：“那家伙要伊莱恩关掉电话答录机，她照做之后，才改用正常的声音来威胁她，对吧？虽然伊莱恩告诉你曾遭他电话威胁，他也向她承认杀了托妮·克利里和迈克尔·菲茨罗伊，但这只是她的一面之词而已，我们并没有真凭实据证明他有罪，况且他并没有明确说出他做了什么，更没有指名道姓，对不对？”
“对。”
“所以，除非我们掌握了确切的证据，否则根本不能动他一根汗毛。我会大量印制莫特利的画像分发出去，不但要让刚才的那位门房指认，也要值日、夜班的门房一起帮忙。虽然希望不大，但或许几天前刚好有人看到那家伙在附近出现。不过最麻烦的是，即使他真的在这个地区或这栋大楼出现过，要证明他谋杀托妮，恐怕还得费一番功夫。首先得要证明托妮是被谋杀的才行，但这要如何才能证明？”
“医学证据呢？”
“什么证据？”
“托妮的死因。”
德金看着我，什么也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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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找到子弹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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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验尸报告吗？”
“当然有。但你也想像得出人从那种高度摔下来的惨状。你想要医学证据？我告诉你，托妮·克利里头朝下摔下来，撞碎了迈克尔·菲茨罗伊的脑袋，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确实如此。法医没在她体内找到子弹碎片，报告中当然注明她是高处摔落致死。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认为他先杀了她然后才把她推出窗外。”
“很有可能。”
“好啊，你去证明看看。他也有可能先把她打昏，再趁她不醒人事的时候，把她扔出窗外。即使如此，你觉得你能找到什么证据？脖子的勒痕，还是头顶的伤口？”
“那么精液比对呢？那家伙在俄亥俄州那名受害女性体内留下精液样本。”
“对啊，但他们根本查不出那是谁留下的。马修，就算采集到托妮·克利里体内遗留的精液，想到她和那菲茨罗伊姓小子共享生命的最后一刻，弄不好也可能是迈克尔·菲茨罗伊的呢。再说，就算是莫特利的，又能证明什么？法律又没规定不准和女人上床，就算他从肛门进去也不犯法啊。”他又掏出一根烟，口气一转，“我告诉你，在这个案子里，我们抓不到他的把柄。不但找不到他指纹，就算找到，也不能以此定罪。就算他曾在现场出现，甚至到她房间去，也不能证明她是被谋杀，当然更不能说他是凶手了。”
“那到底要怎样才能抓住他？”我无视于他的目光，“难道我们就只能一直等，直到哪一天发现一具有他签名的尸体？”
“马修，会的，他总有一天会露出马脚的。”
“或许吧。只是我大概等不下去了。”
德金的确是位老手。虽然他不相信会有帮助破案的契机出现，但依旧进行彻底调查，丝毫不浪费时间。他立即调派鉴识小组到达现场，当天下午就打电话告诉我化验的结果。
坏消息是，他们并没有发现莫特利的指纹。还有一则不知能否称得上是好消息的发现，就是托妮·克利里跳楼的那扇窗台和窗框上竟然都干干净净，连她自己的指纹也找不到。这表示可能有人很小心，注意不留下指纹，或是已经仔细地擦拭过。这项结果并不能算是有力的证据，因为人们不见得在接触物体时一定会留下指纹，但多多少少可以证明我们的推测，即托妮不是自杀，而是有外力介入。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仍然是延续过去几天所做的事，到处向人打探，挨家挨户发送莫特利的画像，同时附上我那库存日益减少的名片。
我想到了吉姆·费伯，他替我印制名片当作礼物送我。“打电话给你的辅导员吧。”每次去参加聚会时，总会听到这句话。“你只要不喝酒，来参加聚会，一起读戒酒书，打电话给你的辅导员。”我现在并没有喝酒，也一直都准时参加聚会，戒酒书上大概没有提过如何跟一位满怀报复心的疯子捉迷藏，而吉姆显然也并非这方面的专家，但我最后还是打了电话给他。
“你已经尽心尽力了。”他说。
“你真会安慰人。”
“我不知道这能否安慰你，甚至可能连鼓励的作用也没有。”
“的确没有。”
“但也说不准。或许现在这样只是让你自己明白，你已经尽力采取所有可行的措施了。要在纽约这种大城市找一个刻意避开你的家伙，简直就像大海捞针。”
“是。”
“当然，你也可以请求警方协助——”
“我试过了，目前他们所能提供的支援实在有限。”
“听起来，你已经尽心尽力了，却仍然责怪自己不能做得更多。你担心这件事会失控？”
“的确是。”
“担心是必然的，人不是万能的，我们不能控制所有的事情。我们只能采取行动，至于结果如何就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了。”
“奋力一搏，然后听天由命？”
“对。”
我想着他刚才说的话，“要是我这一击不够有力，别人可能会遭殃。”
“我懂了，你无法放手的原因，就是这个赌注太高。”
“这个——”
“你还记得戒酒的《第三阶段》？”我当然记得，但他还是引用了其中一段话：“‘决定将自己的意志及生命完全托付给上帝，因为我们认识他、信任他。’你可以把所有的小事全部交给上帝，但是面临这种残酷的事实，你只能靠你自己了。”
“我了解。”
“我告诉你《第三阶段》的精髓所在，主要就是两个概念：第一，将所有的小事全部交给上帝。第二，所有的事情都是小事。”
“谢谢你。”我说。
“马修，你还好吧？不会开戒喝酒吧？”
“不会，我不会去喝酒。”
“那你就没问题了。”
“对啊，我现在很好，”我说，“你知道吗？我希望将来有一天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能说些我想听的话。”
“没问题，不过倘若真有这么一天，你最好换一个辅导员吧。”
我回到旅馆大约六点钟了，柜台有我的留言，是乔·德金。但这时他已经下班了，幸好我有他家里的号码。我打到他家去。他告诉我：“我猜你大概急着想知道结果，验尸人员说咱们别作梦了，因为在这种状况下不可能分辨出因果关系。他还说：‘叫你朋友到纽约帝国大厦顶楼，拿一颗葡萄柚往下扔，然后再下楼到人行道上，看看有没有办法说出这颗葡萄柚是从佛罗里达州哪一个市镇运来的。’”
“重要的是，至少我们已经认真试过了。”我说。
挂断电话，心想吉姆一定会以我为荣，我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进步如此神速，随时都可能成为圣人最佳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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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究改变不了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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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终究改变不了事实，我们仍一无所获，毫无进展。
当晚，我去参加聚会。
人真是一个习惯性动物，八点过后我就往圣保罗教堂方向走。当我走到附近时，一股莫名的情绪让我停下脚步。
如果今天我在那里出现，又会害了谁？
想到这里，一阵寒意从我背后升起，就好像有人拿着粉笔在天空那片大黑板上划过，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响。我的姑妈佩格（愿她老人家在天之灵安息），总是把这种情况比喻成一只鹅正路过我的坟墓。
现在，我好像是个麻疯病人，或是伤寒患者，全身带着恐怖的病菌，随时可能把无辜的人转变成杀人犯的目标。自从我进入那座教堂起，危险就降临了，但危害的不是我自己，而是那些和我参加同一聚会的朋友。
虽然我告诉自己这个念头很荒谬，但它仍盘踞心头挥之不去。于是我转头就走，回到五十八街和第九街大道路口，尽量让自己往好的方面想。今天是星期二，还有哪里有聚会呢？
我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东二十街的卡比尼医院，聚会地点在三楼的会议室。今天的演讲者满头白发，脸上挂着迷人的笑容。他以前是广告公司的财务经理，曾结了六次婚，六任妻子总共为他生下十四个孩子，所以一九七三年以后，他就再也不用申报所得税了。
“确实有点夸张。”他说。
目前他在公园街南侧一家运动用品零售店当销售员，一人独居。他说：“我以前一直很怕孤独，可是现在却发现自己竟然喜欢上这种感觉。”
我心里想能有这种体会真好。
会场上虽然有几张熟面孔，但没有真正认识的人。讨论中，我一言不发，没等到散会祷告，我就偷偷溜出会场，没有跟任何人交谈。
会场外寒意逼人，我走了几条街，然后坐公车回旅馆。
回到旅馆，值班的雅各布说有好几通电话找我。我看了一下信箱，没有任何留言条。
“她没有留话。”
“打电话的是个女人？”
“应该是吧，听起来像同一个人，每隔十五、二十分钟就打来一次，每次都说会再打来。”
上楼之后我打给伊莱恩，但电话不是她打的，我们聊了几分钟。电话挂断后，铃声又响起。
电话里的声音非常低沉，劈头就说：“我冒了很大的险。”
“怎么说？”
“如果让他知道我打电话给你，他一定会杀了我，他心狠手辣。”
“谁？”
“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你是斯卡德吧？难道不是你在街上到处散发他的画像吗？”
“没错，就是我。”
电话那一头一阵静寂，我知道她仍在线上，可能把话筒放在桌上，暂时走开。不久之后，她用非常微弱的音量说：“我现在不方便说话，别乱跑，十分钟内再打给你。”
等待的时间总是特别漫长，似乎过了十五分钟她才打过来。“我很害怕，他随时都会杀了我。”
“那么为什么还打给我？”
“反正他早晚会杀了我。”
“只要告诉我他现在在哪里，我绝不会连累你。”
“是吗？”她考虑了一下，“我们必须见个面。”
“好吧。”
“我们得先谈谈，才能给你线索。”
“没问题，挑个时间和地点吧。”
“妈的，现在几点？快十一点了，十二点钟来见我，有没有问题？”
“地点？”
“知道下东城吗？”
“应该找得到。”
“你去……妈的，我简直不要命了，”我耐心等她把话说完。“有家店叫花园碳烤，在瑞奇街，就是斯坦顿街下去那条街，你知道那地方吗？”
“我找得到。”
“如果你是往市区方向走的话，就在你的右手边。入口在街道下方，必须走下几级阶梯才找得到，一不小心就会错过的。”
“放心，我一定找得到，午夜对吧？怎样认出你？”
“到吧台找我，长腿，红发，到时我会喝纯的罗布罗伊威士忌调酒，”接着她发出嘶哑的笑声，“续杯的钱你付。”
瑞奇街向南延伸至第一大道以东七、八条街外的休斯顿街。附近的治安很乱，不过这也不是新闻了。一个世纪前，为了应付东欧移民潮，狭窄的街道上开始大量兴建廉价出租公寓，房子仓促完工，工程质量当时就已经问题重重，现在更加破旧不堪。
现在人去楼空，下东城一带现在被规划成低收入户住宅区，但此地环境太差，比这些人原来的小木屋都还不如。瑞奇街还好，至少有一排完整的双拼五层楼公寓。
我坐出租车到瑞奇街和休斯顿街路口时，还差几分钟到十二点。出租车司机迅速调头等候绿灯，我仍站在原地。街上空空荡荡，一眼望去，休斯顿街上的商店都已经打烊，拉下的黑色铁门上是一幅幅抽象涂鸦。
我走在瑞奇街南侧，街对面有个妇女正在用西班牙语责骂孩子，再往前走，三个身穿皮夹克的年轻人打量着我，最后显然决定，我大概不好惹。
走过斯坦顿街就是花园碳烤，从拐角数第四家，有心的话，其实不难找，朦胧的玻璃窗隐约显现霓虹灯店名。我故意从店门前走过去，看看会不会引起注意。看来没人注意。我转身走回那家店，走下阶梯。有一道沉重的大门，门上是一扇铁格小窗，窗玻璃是不透明的，但能看到里面的情形。我推开门，进入红色灯光下的昏暗室内。
酒馆是个窄长的房间，十几个客人或坐或站，盘踞在靠墙的脚凳边，有几个人看了我一眼，但显然没有多大兴趣。吧台边还摆了十几张桌子，半数以上都有人坐。室内灯光昏暗，烟雾弥漫，空气中还夹杂着一阵阵香烟和大麻的味。有一对男女，小心翼翼捏根大麻烟合抽，似乎一点也不怕被逮捕。不过，说真的，在这种地方抓抽大麻的人，就像在种族暴动中，替违反交通规则的人开罚单一样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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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隔着一把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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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台边有个女人，拿着高脚杯，独自一人在喝酒。褐色的及肩长发中夹杂着几撮醒目的红发，在昏暗的灯光下看起来像血渍一样。她穿着红色短裤和网状黑丝袜。
我走过去，站在吧台边，我们中间隔着一把凳子。酒保走过来，我看了她一眼，问她喝的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