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小传》
作者简介
罗莎·蒙特罗（1951—），西班牙著名作家、记者。她的作品多反映社会问题，结构相当巧妙，文字机智、尖刻、俏皮，寓意深刻隽永，很受青年读者欢迎。她的新作长篇小说《吃人生番的女儿》（暂译名）以描述曲折动人的故事的笔法，探讨人的自身价值问题。已发行20余万册，全部精装。1997年力挫群雄，获西班牙全国春季文学奖，奖金1500万比塞塔（约合10万美金），与塞万提斯文学奖等额。她长期任西班牙《国家报》文学副刊主编，现改任该报专栏作家。
已累计发表小说十余部，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失恋纪实录》、《德尔塔功能》、《我将待你如女王》、《颤抖》、《美丽和阴暗》、《赤裸的生活》、《食人肉者的女儿》和《地狱中心》等。
编辑推荐
蒙特罗用笔来揭示女性的内心世界，描写或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或为得到社会承认而付出高昂代价的女性命运；重新审视旧的禁忌和神话，颠覆逻辑性对待性别角色和性生活的传统立场。西班牙评论界认为罗莎·蒙特罗代表了一种持久的、尤其是捍卫女性地位的义务。
前言：无形的生活（1）
两个世纪以前，我们人类自身已开始讨论，为什么在等级和职能方面社会如此区分男人和女人。某些特别无畏的女性之前已经提出了这类问题，比如像法国人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她于1405年撰写了LaCitédesDames（《女士之城》）；但是要等到实证主义和诸神最终之死的到来，西方世界的民众才会蔑视自然秩序的不可改变性，开始大规模地质疑事物的缘由，尽管许多男人和女人表示反对，这一知识好奇心仍不得不强制性地包括了与女性本质有关的诸多个为什么：女人的本质是不同的，疏远的，被征服的。
①罗伯特·格雷夫斯（1895-1985）：英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和观点文学学者。他最有争议的一部学术著作是《白色女神：诗的神话的历史语法》（1948）。他在书中争辩说，一个起源于遥远的过去并持续至公元的最重要的宗教的存在是建立在对一位女神的崇拜之上的--译注。
②维伦道尔夫（Willendorf）：位于奥地利，人们在那里发现了一座旧石器时代的维纳斯雕像，高11厘米，刻在石灰石上--译注。实际上对那些问题尚未有一个明确的答复：等级制度是如何建立的，何时发生的，是否历来如此。已经推出了一些理论，其中任何一种都未得到充分的论证，它们提到人类有一个最早的母系社会阶段。谈到万能的伟大女神，像罗伯特·格雷夫斯①描写的地中海白色女神。或许那不是一个母系社会阶段，而仅仅是性别之间的社会平等，女性和男性各有特殊领地。女人生育，或许正是这种惊人的能力使女性非常强大。从至今所见的史前的丰产维纳斯（如维伦道尔夫的维纳斯②：肥胖，大肚子，可爱）到后来众多的女性形象，那些新石器时代的强壮石头女神，都涉及了那种能力。
恩格斯认为，当人类停止游牧并定居在农耕者村落时，妇女的屈从与私有财产和家庭同时产生了；男人需要确保有一些自己的儿女，把自己的财产传给他们，因此要控制女人。我的想法是，也许是女性的繁殖能力使男性产生恐惧，特别是当他们变成了农民。在此之前的游牧和狩猎生活中，两性的价值是明确区分的：女性生育，哺乳，抚养；男性狩猎，保护。这些基本职能在其价值上是可以交换的。但在之后的农业生活中，男性都做什么特殊的事呢？女人可以像男人一样照管土地，或许从魔法的角度看，她们甚至管得更好，因为多产是她们的王国，是她们的领地。他们大概看女性太强大了，这的确是合乎情理的。也许男性的控制欲就是源自这种恐惧（以及他们体力上更强壮的优势）。
那种对女性能力的疑惧已经在人类文明的早期神话中，在创造世界的故事中显露出来，一方面它们竭力限定女性的服从角色，但同时赋予女性一种远远超出我们从属地位的伤害性能力。夏娃因听凭蛇的诱惑而伤害了亚当和全人类；据希腊神话说，宙斯为惩罚人类而创造的第一个女人潘多拉，做了同样的事：上帝送给潘多拉一个装满灾难的盒子，她受无法遏制的女性好奇心驱使打开了它，于是所有的灾难都被释放出来。这两个主要故事都把女性呈现为一种柔弱、轻率和缺乏理智的人。可另一方面，好奇心又是智慧的一个基本要素，在这些神话中，是女性有勇气问自己彼处尚有何物，是女性渴望发现被隐藏的事物。此外，夏娃和潘多拉带给世界的灾难是死亡，疾病，时间，这些构成人类自身实质的条件，因此实际上神话传说赋予了她们一种让人又喜欢又讨厌、但宏大的角色--作为人类的创造者。
夜妖的故事更加神奇。犹太传统认为夏娃不是亚当的第一个女人，夏娃之前存在过夜妖。这个夜妖想和男人平等：比如，当她被强迫在亚当身体之下与他做爱时，她极为气愤，她觉得这种姿势是侮辱性的，要求与男性享有同样的权利。亚当利用自己更大的体力试图强迫她服从，但夜妖因此抛弃了他。夜妖是宇宙第一位女权主义者，但她温和的要求对那个时代的父系上帝来说自然是无法接受的，他把夜妖变成了一个弑婴的魔女，判处她承受每天死去一百个她的孩子的痛苦，这个可怕的惩罚完全象征着男性对女性的权力。因为或许在夜妖这个神话中潜藏着从一个无性别歧视的古老世界（女人像男人那样强壮和独立）可能过渡到之后建立的男性新秩序那种被忘却的回忆。
总之，事实上，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北方还是南方，几千年里妇女一直被视为二等公民。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无论是罗马人还是中国人或者埃及人，按性别弑婴（与渴望得到的男孩相反，女婴被当做是一种负担而在出生后即被杀死）都曾是一种非常广泛和通常的做法，甚至在今天还在许多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差不多公开上演。这反映出女性被赋予的卑微价值，女性是带着不被人想望的根本不幸来到这个世界。
由于今天的人类仍然是十八和十九世纪改良及进化思想的产物，人们倾向于认为今天自己所生活的这个社会整体上比往昔的社会好，比明天的社会差，仿佛事物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抗拒地处理好。另一方面，这种虚假观点如此显然，不值得加以论证。于是在妇女这件事上人们已习惯于认为平等在逐步争取，直至达到今天这样的高度。这并非完全是事实。因为今日西方妇女的处境虽然看来比任何时候都好，但其历程并不是直线型的：女性有过享有更大自由的时刻，但紧接着是反动时代，有些时候，镇压达到耸人听闻的程度，如在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初对女巫的抓捕和惩治，那也许是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沸腾的一个回应。在德国、意大利、英国和法国曾有过成千上万的人被处决，因行巫术而被活活烧死的罪犯中百分之八十五是各年龄层次的妇女，包括女孩。在德国的一些村庄每年有六百人被处决。在图卢兹①，仅一天之内有四百名妇女被送上篝火堆。有些作家说死亡人数达几百万。判处烧死那些女巫的罪名有时是胡乱的(她们与魔鬼有关系，喝孩子的血)，但是也因为她们给其他妇女服避孕药、堕胎或施用毒品以减轻分娩痛苦等罪孽。这就是说，正因为她们显示了一种对自我生命的控制，掌握了禁忌的医学知识（妇女不能学习），拥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才遭致火刑之灾。
前言：无形的生活（2）
①图卢兹：法国南部工业城市，有法国最大的罗马式教堂，还有创建于1229年的图卢兹大学--译注。法国大革命的到来和它的正义与博爱的理想，使少数男人和女人开始明白，平等或者是给予所有个体的，或者不赋予任何人："要么人类的任何一员都不拥有真正的权利，要么我们大家都具有同样的权利；投票反对别人权利的人，不论他的宗教、肤色或性别是什么，他都在以那种方式放弃自己的权利。"这是孔多塞①1790年在他《关于承认妇女享有城市权利》一文中所写的话，这位令人崇敬的法国哲学家参与起草了革命宪法。孔多塞是一位热情的女权主义者；他与其他少数敏锐的绅士开始揭露妇女的困境。当时不抱有性别歧视的男人所发出的那些最初宣言极为重要，只有具备文化修养才能承担一种批评态度，而那个时代的妇女几乎完全缺乏教育。
①孔多塞（1743-1794）：法国启蒙思想家，主张自然神论，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领导人之一--译注。伴随大革命的热潮，法国各地（又迅速波及整个欧洲）开始出现妇女俱乐部和妇女协会，并产生了著名的女权主义革命家，像奥兰普·德·古热和泰鲁瓦涅·德·梅里古。但那种正义和自由的梦想十分短暂：恐怖统治时代的到来再次把妇女关进家里。1793年6月，泰鲁瓦涅受到一群女市民的攻击，脑部被石头击中；她没有死，但神经失常，在一个疯人院度过余生。奥兰普于1793年11月被斩首，妇女俱乐部被禁止。至于孔多塞，罗伯斯庇尔判处他死刑，同年9月，这位哲学家在他入狱的第一个晚上宁愿服毒自尽。性别歧视的偏见，再度回潮。
然而,几十年后的十九世纪中叶，"妇女问题"这一说法被制造出来，这就是说，妇女第一次被理解成一个社会问题。这是工业革命的一个结果，它结束了传统的家庭生活。从前家庭妇女隶属于男性，还承担着大量日常生活的重担。她们做罐头，腌鱼，缝制家人的衣服，照管菜园和家畜，制作肥皂、蜡烛、鞋子，认识药草，照顾家人的健康。她们在家庭范围内是活跃而重要的人物。但是工业革命逐渐消解了她们所有的职权：肥皂在商店里买，菜园和家畜因城市人口增多而越来越少，健康开始由医生掌管。总之，妇女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位置。
另外经历了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高潮。上帝奄奄一息，不变的自然秩序作为费解事物的一种绝对答案已不再被接受，整个宇宙必须被重新定义。女人是存在的又一个未知数，一个该用科学术语揭示的秘密。十九世纪末，人们相信通过智者的定义，通过博学之士的分类，人类能够梳理并看清现实的所有蒙昧。
妇女因此变成了男人研究的对象，把她们与"正常性"，即男性的价值和特质进行比较。达尔文认为，"通常承认女性身上的直觉、感觉以及或许模仿的能力比男性更为突出，但这些功能中的一部分至少是低等种族的特征，因而是一种过时的、较不发达的文明状态的特征。"从男性的角度，女性开始被视为一种异常性，一个受制于月经和疼痛的病人。不健康的和折磨人的女式时尚胸衣（女性被这种胸衣扭伤肋骨，引起子宫和肝的错位）加重了窒息及昏厥，社会地位和生命前景的缺乏加大了沮丧和苦痛。女人因此被看做病人，她的确病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出现一种"瘟疫"，这些得厌食症的女人，受奇怪的慢性病折磨的女患者，甚至成为弗洛伊德所说的歇斯底里女人。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善于在他的书中塑造他那个时代的妇女典型，聪明而富有激情，却受社会环境的制约。可能是亨利的妹妹爱莉丝·詹姆斯给了作家灵感，她是一位富于创造性和敏感的女人，喜欢写作（她的日记不久前已出版），但是不能上大学，也得不到必要的支持，她不能像亨利那样从事文学。爱莉丝是个慢性病患者：从十九岁起神秘的疾病使她变成了一个废人，四十三岁时她患上急性癌症，她很高兴自己死去。
对妇女来说，那个时代大概是非常痛苦和艰难的岁月：下层妇女被工厂十六个小时的倒班弄得筋疲力尽，而且还要生育子女，照顾家庭，而中上层妇女则被关在金牢笼里。十九世纪文学中的女主角（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庭长夫人》里的安娜·奥索雷斯）讲述了一些敏感、聪明而又能干的妇女的悲剧，她们过着无意义的生活，试图通过浪漫的爱情来逃脱空虚，她们因触犯了严苛的戒律而付出了昂贵代价。除了特例（比如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一直是个令人愉快的女权主义者），那个时代的男性环境大多是敌对的，对女性的不理解极为严重，致使许多妇女开始选择独身，或与其他妇女建立终身的同居关系。在美国，女性同居关系当时被称为波士顿式的婚姻(亨利·詹姆斯的小说《波士顿女人》讲述的正是那种女性世界)，它不必一定具有女同性恋的意涵，而是在很多情况下，相对于那些积极、独立、思想不安分、不愿屈从社会禁锢的妇女的生活，它是一种情感和同道的结合。
尽管如此，最令人惊讶的是，证实了一直都有能够战胜最艰苦的环境，富于创造力的女性存在，那些女战士，女冒险家，女政治家，女科学家，她们有能力有勇气摆脱像坟墓那样狭隘的命运。当然，与大批默默无闻、屈从于世界强加给她们限制的女性相比，这样的女人是少数；可是毫无疑问，这样的女人比我们今天知道的和记得的要多得多。因为正如意大利女作家达西娅·马拉伊妮所说，妇女死的时候，她们是永远地去了，服从肉体和记忆的双重结束。历史学家、百科全书编撰者、院士、官方文化和公众记忆的保管人一直都由男性充当，妇女的行动和作品很少进入年鉴。今天，这种性别歧视的健忘症终于得以改善：女性在学术和知识层面上的日渐出现开始使形势趋向正常化，一个完全新型的研究领域开辟出来，这些研究大部分由妇女进行，她们力图从历史的阴霾中挖掘出我们的女性前辈。
①湖南江永县、道县一带瑶族妇女使用的一种文字符号，用以书写湘南汉族人的土语--译注。一些女前辈能够作出巨大的无名业绩，像在中国湖南省曾发明一种秘密语言，或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只为妇女所用的文字，一种叫做"女书"①的神秘书写方式，它包括两千个字和至少一千年的历史（有些专家甚至说有六千年），如今只有五六个耄耋老妇掌握此种语言。又有传说"女书"是一个中国皇帝的妃子发明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她多有才华呀!能够发明整整一套书写体系)，为的是能够向她的女伴们讲述自己的私密生活、自己的哀怨和情感，而又不用冒被发现和遭惩罚的危险。许多掌握这种文字的妇女不会写汉字，这种中国的官方语言，因为她们处于文盲状态，被小心翼翼地排除在知识文化之外。地下"女书"赋予了她们文字表达的能力，这是一种女性互助力量，她们以此来作出某些抵抗。"我们必须从年轻时代起建立姐妹关系，通过秘密文字互相交流"，几千年保存下来的文本之一说。另一个文本补充到："男人敢于离家去面对外边的世界，但是当妇女创造了一种男性无法理解的语言时，她们具备同样的勇敢。"
前言：无形的生活（3）
是的，历史上千百万妇女就是这样，勇敢而无名。根据最新的学术理论，文学史上那些匿名文本或许大部分正是出自女性手笔。在其他场合，妇女创作作品，随后由她们的配偶（或她们家的男人：父亲、兄弟、儿子）发表，西班牙女子玛丽亚·马丁内斯·谢拉（1874-1974）就是如此。她是社会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第二共和国的议员和重要的剧作家，虽然她的作品是以她丈夫格雷戈里奥的名字发表的。而且也提到妇女的作品总是遭遇迷失和遗忘，例如希腊人埃伦娜的史诗《特洛亚战争》失传了，荷马以她为灵感创作了《伊利亚特》。总之，如弗吉尼亚·伍尔芙所质疑的：莎士比亚那位爱幻想、有志向、充满才气的妹妹朱迪思·莎士比亚怎么了？
另一方面，我们对妇女及她们的行为所拥有的记忆常常受到性别歧视价值观的沾染。比如：我们没有忘记美萨利娜，罗马皇帝克劳狄一世的妻子，是因为她以不忠和慕男狂的女性形象而载入史册。对叶卡捷琳娜大帝，著名的俄国女皇的记忆，是一位拿起武器准备战斗和有过很多情人的女性。然而这位从1762年至1796年驾驭帝国的女人，是开明专制主义的伟大君主之一。她改革了俄国政府的行政制度，制订了第一个立法概要，与立陶宛人及土耳其人交战，取消了乌克兰自治；如果说这一切还不够的话，她保护文学和艺术，与伏尔泰保持频繁的书信往来，她创作剧本并创办了《任何蠢话报》，作为专制主义重要的意识形态支柱。她有过多位情人，是的，像任何时代的绝大多数男性君主一样，但她又与那些国王和皇帝中的许多人不同，她懂得把自己的情人维持在纯粹的私密领地，不让他们在政治上影响她。
①布雷达：荷兰西南部北布拉班特省城市--译注。尽管如此，当一个人探身历史的后院时，他会遇到令人惊叹的妇女：与潜水员在一热带海洋的平静水面之下隐约发现海底的丰富资源（一片意外的鱼类和珊瑚景象）一样，她们在女性驯服的单调传统形象之下出现。比如那里有女战士，有举动极其怪诞的人物。像玛利亚·佩雷斯，一位十二世纪卡斯蒂利亚女英雄，她乔装成男人与穆斯林人及阿拉贡人作战。玛利亚与绰号为"斗士"的阿拉贡国王阿丰索一世决斗，国王被打败，并被收缴了武器。当人们发现玛利亚是一个女人后，便送给她一个称号--"像男人的女人"。这并不妨碍她随后与一位王子结了婚，为家庭而放弃了战争。还有神奇的玛丽·里德，十八世纪英国女冒险家，她也女扮男装，作为士兵加入了佛兰德斯步兵团。打了几年仗之后，她离开军队，结婚后在布雷达①开了一个酒馆。她的丈夫死后，她重新穿上男装，加入荷兰步兵，登上一条开往美洲的船。船被海盗俘获，那一刻不屈的玛丽·里德决定做海盗。她的海盗生活持续许多年，期间她爱上了一个海员，并与他结婚。1720年她落入英国人手里，被关进牙买加监狱，在狱中去世。
十七岁的胡安娜·德·阿尔科也披上闪闪发光的男性盔甲指挥作战，率领法国军队抗击英国人，重创英军。十九岁时被敌人俘虏，被活活烧死。十七世纪末另一位法国妇女路易丝·布鲁维尔，装扮成男人；她在一次决斗中杀死了另一名士兵，被开除出军队，之后参军当水兵，指挥一艘三桅战舰。在一次与荷兰的海战中，二十五岁的她因舰船相撞负伤致死。
穿男人服装并采纳男性性格的不光是那些女战士，其他许多妇女都曾被迫利用一种男性身份的庇护来避免外界对女性的厌恶。例如著名的加里西亚女社会学家和思想家康塞普西翁·阿雷纳尔（1820-1893），为了能上法律系的课不得不女扮男装，因为妇女被禁止上大学。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亨丽埃塔·费伯身上，十九世纪初她装扮成男人，几年间在哈瓦那当医生，直到1820年恋爱时她才披露自己是女人，想结婚；她因此被逮捕，并被判处十年监禁，因为在古巴禁止妇女学医和行医。另一方面，使用男性笔名已是十九世纪女作家中相当普遍的做法，如乔治·爱略特、乔治·桑、维克多·卡塔拉①或费尔南·卡瓦列罗。
①维克多·卡塔拉（1873-1966）：西班牙女小说家，用加泰罗尼亚语创作具有自然主义风格的小说--译注。
②霍恩堡：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境内--译注。
另一种更平常并被社会所接受的易装癖是宗教性的，许多世纪里妇女求助于它：当修女。修道院常常是一种社会义务，一种自我封闭和惩罚，但对很多妇女来说，那里是一块可以不依附于男性监管的地方，可以读书，写作，承担责任，享有权利，总之，开展一项事业。那里曾产生过因知识水平或艺术才华而出类拔萃的修女，像圣女特蕾莎、索尔胡安娜·伊内丝·德·拉克鲁丝，或赫拉德·德·兰茨贝格，霍恩堡②的女修道院长，她在十二世纪完成了历史上第一部由一位女性编写的大百科全书（能够计划一部如此雄心勃勃的作品，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了修道院为女性开辟的天地有多广阔），书名为HortusDeliciarum(《愉悦的花园》)，插图极为精美，她用这部百科全书来培养她的那些修女们。另一些修女充满情欲，如索尔玛丽亚娜·阿尔科佛拉多，一位十七世纪葡萄牙修女，她不幸(或有幸)地爱上了一个法国伯爵，给他寄去了一些优美而狂热的情书，这名男子于1669年在巴黎厚颜无耻地发表了这些信件（当然多亏了那样它们才得以保存）。还有一些逃亡和好斗的修女，像少尉修女卡塔利娜·德·埃劳索，年仅十一岁就从修道院逃走，化装成男孩当上见习水手，又化名阿隆索·迪亚斯在美洲参了军。另外，还有一些要求独立的女性，她们不是选择做"好女人"，即当修女，而是选择做"坏女人"：当宫廷贵妇，从希腊文雅的宫女到蒙特斯庞侯爵夫人①或蓬巴杜侯爵夫人②，法国国王的情妇，这些女性对当时的公众生活一直拥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①蒙特斯庞侯爵夫人（1641-1707）：法国路易十四的情妇，前后达13年--译注。
②蓬巴杜侯爵夫人（1721-1764）：法国路易十五的情妇，拥有权势，是当时文学和艺术的重要赞助人--译注。
③列尔马公爵（1553-1625）：西班牙国王菲力普三世执政期间（1598-1621）的宫廷宠臣--译注。除了修道院和"安逸的生活"之外，对妇女来说只存在一条摆脱男性监护的大道，那就是守寡。尤其是在领导责任方面：二十世纪之前在几乎所有获得权力的妇女背后都有一位死去的丈夫。在特殊情况下死者是父亲，并通常会有一个年幼的儿子或弟弟，她们至少在一开始是这些人的代表或摄政者，直到能够巩固自己的权力。看到一些不仅没有受过知识教育和政治培养，而且要承受完全是阻碍性环境的女性，能够奋斗，承担并掌握权力，常常成为重量级的统治者，这令人惊讶。这些女性所面临的困难极好地体现在可怜而勇敢的奥地利女子玛格丽特身上，1599年她十四岁时嫁给了菲力普三世，进入西班牙王宫，除了德语她不会其他任何语言。列尔马公爵③为了不失去自己对国王所拥有的权势，把新来的玛格丽特孤立起来：辞掉了她所有的德国侍从，用他的西班牙亲信包围着她。可以想像这位少女的痛苦，如此孤立地陷在一个敌对的宫廷和一种陌生的语言环境里，一个接一个地为王室生孩子。然而七年后，她掌握了足够的语言和政治能力来对抗列尔马公爵，并获准起诉他。在国王的忏悔牧师路易斯·德·阿利亚加神甫的支持下，她当时也试图起诉乌塞达公爵，但这次她输了。她在二十七岁时生下第八个孩子，分娩之后出现了并发症，乌塞达公爵好像阻止她得到医生的救治致使她死去。整个一女性的悲剧命运。
尽管处境不利，欧洲历史上还是充满了诸多的莱昂诺尔、玛利亚、伊萨贝尔、胡安娜、路易莎或玛格丽特，她们常常依靠聪慧和谨慎在某一时刻支配自己的民族命运。当然，世上还有不那么谨慎的女性，像萨姆-拉玛特，公元前九世纪亚述帝国的王后，为了掌握权力让人暗杀了她的丈夫尼努斯国王，在她统治的四十二年间，建立了巴比伦城，征服了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另一位强硬的女人是埃及女王哈特谢普苏特（公元前十五世纪），她自行加冕为法老（女性不可能做法老），并在富有成效的二十多年里保持着权位。她一直以一个男人的形象出现，她的养子图特摩斯三世登基时把她从法老的名单中抹去。
①西徐亚王国为黑海北岸古国--译注。
②"美男子"菲力普（1268-1314）：法国和纳瓦拉王国（今西班牙一省）的国王（1285-1314），1284年与纳瓦拉王国的胡安娜联姻，由此扩大了他的势力范围--译注。
前言：无形的生活（4）
③它在西班牙语中的意思为"陵墓"--译注。也有报复心强的母亲，如托米里丝，公元前六世纪西徐亚王国①的王后，她的一个儿子被波斯著名的暴君西罗杀害。为此，当托米里丝打败西罗后，她命人砍断他的脖子，把他的头颅塞进一桶血里，以满足她复仇的渴望。还有拉盖塔娜，一位征服时期的哥伦比亚部落女酋长；她儿子因反对征服者阿尼亚斯科提出的瓜分印第安人的主张而当着她的面被活活烧死。于是拉盖塔娜发动所有的印第安人反抗阿尼亚斯科，打败了他并将他慢慢折磨致死。
○前言无形的生活也曾有被激情弄昏头的女统治者，如"疯女"胡安娜，她曾带着丈夫"美男子"菲力普②的尸体在全西班牙游荡了三年。或阿尔特米西娅二世，哈利卡纳苏斯的王后（公元前四世纪），当她的心上人摩索拉斯死去后，她下令修建一座纪念他的陵墓，这座陵墓成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至今我们仍使用摩索拉斯一词③。这位伤心寡妇的一个前辈阿尔特米西娅一世，一个世纪以前的哈利卡纳苏斯王后，她在感情上可不那么温和：她爱上了达尔达诺，当被他拒绝时，就命人挖了他的眼睛，然后自杀。
还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女性。像伟大的伊林娜，公元八世纪拜占廷女皇，她组织了镇压反对圣像崇拜者的尼西亚第七次普世教会会议。丈夫死后，伊林娜代替当时十岁的儿子君士坦丁摄政。十年后儿子不得不诉诸一次军事起义才把母亲从王位上赶下来。可不久后他犯了孝敬的弱点--他把母亲召回自己身边（他只有二十二岁）。伊林娜回来了，她当然回来了：首先她控告儿子犯了重婚罪，然后废黜他，再后来把他监禁起来，最后命人弄瞎他的眼睛。当时她自封为女皇，但五年后被废黜，死在流亡中。最奇怪的是她的尸体几年后带着圣骨的荣誉被运回君士坦丁堡，她被东正教封为圣徒：因此这位命人挖出儿子眼睛的母亲今天对一大帮信徒来说是圣女伊林娜。
所有这些强硬和残暴的女君王的故事表明，妇女也可以是邪恶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宽慰，因为它在人类整体和全面的人性中重新肯定了女性：女性跟任何人一样，能够干出一切美好和邪恶的事。所有女人中最坏的是谁？很难竞比，但有一个与萨德侯爵的邪恶具有同样象征意义的经典恶女子，她就是伊丽萨白·巴托里，一个血腥的女伯爵（1560-1614），一个匈牙利寡妇，她以为沐浴在少女的鲜血中就能葆有青春。据说她为此残害了六百多个年轻农家女，将她们斩首放血。她的罪行被发现后，人们将巴托里女伯爵活活地砌在她城堡的墙里。
总之，有过各种各样的女人。有显要的女企业家，如十八世纪的玛丽·布里扎尔和十九世纪的妮科尔·克利科,另一位有名无实的寡妇；有卓越的女科学家，如玛利亚·阿涅西·皮诺蒂尼，一位意大利女数学家，她于1748年发表了当时为止已完成的最好的微分学专著；有火热的女冒险家，如女征服者门西亚·卡尔德隆，她在十六世纪指挥了一次对巴拉圭的探险。女性愿意从事奇怪的工作，甚至在十八世纪的法国还有过一位女刽子手：在她操此业数年之后，人们才发现她的性别，因此把她关了十个月的监狱。
①唐纳德·特朗普（1946-）：美国房地产经营人，曾在纽约一带大量购置旅馆、娱乐场以及其他房地产业--译注。
②纳尔逊·洛克菲勒（1908-1979）：美国第41届副总统（1974-1977），纽约州州长（1959-1973），共和党温和派领袖--译注。在我们集体健忘的平淡无奇之后隐藏着一幅奇特女性的斑斓景象。有些女人令人崇敬，另一些名声狼藉。她们共有的是一次背叛，一次逃避，一次赢得：背叛了社会寄予她们的期望，逃避了她们有限的女性命运，赢得了个人自由。应该考虑到多数情况下，几千年间做女人就意味着没有受教育的权利，连最起码的行动自由都没有（比如单独上街或单独旅行）。"妇女可能不得不克服巨大的障碍以获得适当的成就，这个事实并没有把她们与唐纳德·特朗普①或纳尔逊·洛克菲勒②相提并论"，Tellingwomen'lives（《讲述女性的生平》）的作者琳达·瓦格那-马丁明智地说。但是在那个共同背景之下，每个生命都像所有生命那样是如此的丰富和不同。在深层本质上，男人和女人分享同一基本人性。
我尤其对文学界人物（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的传记、自传、书信集和日记一直怀有极大的爱好。从那古老的激情中诞生了这本书收录的系列文章：十五篇女性速写，在适当时候发表在《国家报》星期天副刊上。由于摆脱了篇幅狭小的限制，几乎所有文章都是以扩写的版本出现在这里。
当然这不是一本学术著作，按报刊文章最传统的意义说它也不是，因而丝毫无意覆盖领域，不论是地理的、时间的还是职业的：这就是说，我选择这些传记女性，既非为了让她们代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女性境遇，也不是为了适当分配她们所属的文化和国家，更不是因为这些女性是最为有名的。说实话，与其说是我选择了这些女主人公，不如说是她们选择了我：我将讲述那些在某一时刻对我说过话的那些妇女。其传记或日记因某种特殊之处震撼了我，使我进行反思、体验、感受。因此我所力图呈现的，与其说是一种新闻和学术特有的横向和有序的视野，不如说是一种纵向和无序的视线，那种极特殊的眼光所独有的视线，有时（我们睡觉之前的一个夜晚，我们开车回家时的一个傍晚）我们以为用这种眼光瞬间隐约窥见了生活的自我本质，混沌的内核。
为什么仅仅写妇女？这是因为前面提到过的那种穿透平静之水，从水下捞出一大堆令人惊奇的深海动物所带来的感觉。此外，阅读女性的传记和日记，你会发现不受怀疑的社会观点，仿佛真实的生活，每天的生活，有血有肉的男人和女人组成的生活，它原来会沿着不同于官方生活的途径行进，后者带着所有的偏见被收集在年鉴中。例如，我们来选取一个年老妇女与一个青年男子的爱情话题；这种关系可以说长期被视为一种出格的丑事，直到现在在很大程度上看来也还是一种出乎正常的例外，然而只要探究前辈妇女的生活就能发现大量这类令人惊讶的事实。
只举若干个例证，我们要记得阿加莎·克里斯蒂再婚嫁给了马克斯·马洛温，一位比她年轻十五岁的考古学家，他们共同生活了四十五年，直到她去世。乔治·爱略特六十一岁时与小她二十岁的约翰·克罗斯结婚，乔治·桑与比自己小十四岁的雕刻家亚历桑大·芒索经历了一场持续十五年的伟大爱情史，只是芒索死后才结束（几年后六十一岁的乔治·桑又与四十岁的画家查尔斯·马查尔保持了一段短暂但强烈的性爱激情）。奥托兰·莫雷尔夫人，"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保护者，爱上了一个她称之为"老虎"的二十岁园丁，在她五十多岁时享受到一生中最美好和最强烈的爱情。西蒙娜·德·波伏瓦与年纪小她许多的记者克洛德·朗兹曼保持了七年之久的爱情关系（他不是她惟一更年轻的情人）。十分著名的居里夫人，两次诺贝尔奖得主，也与小她六岁且已婚的科学家朗之万①有过不同寻常的爱情：这些加大了丑闻。甚至非常正派的埃莉诺·罗斯福，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的妻子，也曾有过一个比她小十二岁的情人米勒，那是她生命中的伟大秘密经历：他们如此和睦以至于米勒在34年间每天给埃莉诺写一封信。
①保尔·朗之万（1872-1946）：法国物理学家，1934年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1944年加入法国共产党--译注。我想要表达的是，女性作为人类的一半，在几千年间过的都是一种不被公开的（像许多时候那些秘密热恋的年轻情侣，或者像秘密语言"女书"那样）并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的生活，但它总是比社会为她们设置的模式要丰富得多，它超越了偏见和陈规旧习。总之，我只是渴望通过这本书朝那些晦暗之处短短地瞥一眼。因为还有一个不在历史中的历史，只有侧耳倾听女性的窃窃私语，才能把那历史之外的历史挖掘出来。
参考书目
○芭芭拉·埃伦赖希，黛特·英格莱虚：《巫婆，产婆和护士》，拉撒尔出版社；《为了她们自己的幸福》，达乌卢斯出版社袖珍版。
○西尔维娅·蒂贝：《没有影子的女性》，二十一世纪出版社；《著名妇女字典》，埃斯帕萨出版社袖珍版。
○邦妮·安德森，朱迪思·津泽：《妇女的历史》（第二、三卷），批评出版社。
○罗伯特·格雷夫斯：《白色女神》，阿利安萨出版社。
○琳达·瓦格那-马丁：《讲述女性的生平》，拉特格斯大学出版社（美国新泽西州）。
○克莱尔·巴克（编辑）：《女性文学布卢姆斯伯里指南》，布卢姆斯伯里出版有限公司（伦敦）。
○玛丽·莫里斯（编辑）：《少女的旅行》，文帖杰出版社（纽约）。
○菲莉斯·罗斯（编辑）：《妇女的生活》，WW诺顿公司（伦敦和纽约）。
永远的逃亡者（1）
阿加莎·克里斯蒂
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她的照片中几乎从未张嘴笑过：她的牙齿不好，而她又十分注意自己的外表。说实话，她关心所有事物的外表：她需要世界是一个平静而确切、和睦而有序的地方。但现实是眼花缭乱的，趋于混乱，不管我们如何设法使它服从我们的要求；这样，从四十岁起阿加莎胖了许多，变成了一位丰胸肥臀的壮妇。她过去一直很苗条（她自己负责在所有的自传里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一点，就像某人提及一件几乎奇迹般的事情，一件对他人来说不可置信的奇事，或许连她自己都不会相信），因而这种突然和决定性的发福，自己将要被禁闭在一个巨大的躯体里度过后半辈子，这大概加剧了她内心的灾难意识。因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生存变成一场长期的逃避黑暗，一场与混乱的秘密斗争。
她出生于1890年；因此她属于那代不得不超越维多利亚时代的遗产，还要直面帝国最初衰败的不列颠人。维多利亚主义已经树立了像一只铅桶那么坚定和明确的世界观：一切事物各居其位，一切都有存在的理由，现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美丽与法则是可以相提并论的。这种精确的梦想在十九末摔得粉碎。达尔文解释说神的预言没有按照我们的模样来创造人和动物，而我们的进化打上了偶然和任意的跳跃烙印。人们发现了具有流动习惯的有害无形分子细菌，因而疾病不再是上帝的一种惩罚或检验，它变成了一个坏运气问题。更有甚者，在所有这些不安和如此多的变化当中，爱因斯坦于1905年抛出了他的相对论，声称连时间和空间都不可靠。二十世纪带着它所有的恐惧、无序和战争慌忙来临。维多利亚主义静止的巨大架构伴随着泰坦尼克号的海上临终喘息倒塌了。
维多利亚时代的继承人急忙证实这场海难："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利顿·斯特雷奇①等）接受生存的无序和破裂来建构他们的作品，于是从文学的角度进入了二十世纪。相反，阿加莎虽然属于同一代人（她比弗吉尼亚小八岁），但她一生都在同混乱作斗争。她想蔑视这种混乱，试图恢复先前那个有秩序有规则的世界，那个她童年时代完美无缺的世界。所以她的侦探作品（七十九部小说，十九部剧本）是完全可以解释的环形世界，是不只舒心而且健脑的数学游戏，那是可预见的世界，在那里，好与坏占据着预定的位置。
①利顿·斯特雷奇（1880-1932）：英国传记作家，批评家，"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领袖--译注。为何有那种堵住漏水洞的渴望？为何无法忍受深渊的稍微显露？谁知道是什么东西使我们每个人成为自己：性格的遗传，早年的变故。阿加莎是一位花花公子的小女儿，他那么高兴地挥霍掉自己的年金，以至于死时没给家人留下一分钱，那时阿加莎年仅十一岁。于是，这个未来的女作家小小年纪就认识到孤儿的处境、破产和一个占有欲强、抑郁的母亲那种令人窒息的爱，从此她不得不照顾母亲。这一切都仿佛是黑暗中伸出魔爪的怪物。
阿加莎很了解那个内心的怪物，那个她一生逃避的迫害者。在她的自传中，阿加莎准确地讲述了一个童年时代的可怕记忆：那时她只有五六岁，在法国度假，夏天的一次散步中，一位十分和蔼的导游为了送给阿加莎一个礼物，捉到一只漂亮的蝴蝶，用一只别针穿过它。导游把那只蝴蝶别在女孩的草帽上。几个小时里，在童年那段静止和没有终结的时间里，这群人在田野散步，而蝴蝶绝望地振翼，在草帽沿上奄奄一息。阿加莎被恐惧吓呆了，她哭不出来，也说不出话来：只能因他人痛苦的疯狂而十分难过。那种无言，那种无法面对可怕之事，数年后在她一生中最出名、最具象征性的事件中--她的失踪--再次吞噬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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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加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阿尔奇·克里斯蒂结婚，他是一个竞技航空飞行员，富有魅力，但不成熟，而且好像相当愚蠢。阿尔奇给了她克里斯蒂这一姓氏（过去阿加莎姓米勒），并且是她惟一的女儿罗莎琳德的父亲；他们曾有过几年青春火热的岁月，因为阿加莎富有冒险性格，总是乐意把小女儿留在外祖母的手里，与丈夫外出一年周游世界，他们曾在加拿大的亚硫海水中沐浴（她是个优秀的游泳选手），在夏威夷重重的木板上冲浪。她的第一部小说《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已有波洛这个人物，1920年出版后获得很大成功。世界此时看似一个完美的地方。
但是那个迫害者就在附近。她与阿尔奇的关系开始恶化：他只对打高尔夫球感兴趣。阿加莎总是尽量做一个理想的妻子（和理想的女儿，理想的邻居。前面已经说过，对她而言，世界应该是一个舒适和按照惯例招人喜爱的地方），为了陪伴阿尔奇，她也学会了打高尔夫球，但内心却感到无聊，无法忍受。尽管如此，她是永远不会终止这种夫妻关系的：那个时代这事是不能做的，更不用说由她来做这事。她那么乐意在黑暗面前闭上眼睛，准备好以自己的想像来掩盖那些她不喜欢的东西，她那么习惯在自己面前佯装--把嘴闭上就看不见破牙：如果看不见它们，破牙就不存在。
灾难从阿加莎的母亲去世开始。克拉拉，占有欲强的克拉拉突然死去。极度抑郁的女作家回到母亲的庄园料理后事：在那里，她自然被混乱的魔爪逮住了。这是她童年的家，但现在却荒芜、破碎，房顶脱落，房间锁闭，客厅满是某个死者用过的尘土飞扬的破烂家什。自私的阿尔奇不喜欢任何问题，他搬到伦敦的俱乐部生活，几个月后露面，仅仅为了告知他爱上了一个名叫南希·尼尔、跟他打高尔夫球的小姐，他要与阿加莎分居。那是最终的打击。
1926年12月3日夜里阿加莎失踪了。大约十一点钟她开着自己的车离开自家古老庄园；几个小时后车子在一条离家不远的路堤中央被找到，车门开着，车上还有阿加莎的大衣和箱子。但大地好像吞噬了她。那时阿加莎已是一位知名作家；她的失踪引起了各种猜测。有人说她死了（或被暗杀了），另一些人说她和一个男人私奔了，许多人认为这是一场广告炒作或作家本人的一个出格玩笑，她试图这样以实践的方式表明她的某个小说情节的可行性：不留痕迹的失踪方式。
①哈罗盖特：英格兰北约克郡区市，自十七世纪以来以矿泉疗养地著名--译注。十一天之后，12月14号，在哈罗盖特①的水疗饭店，一个很体面的温泉疗养地，人们找到了她。是在晚饭时间；当阿加莎从房间下来去餐厅时，得到警察通知的阿尔奇走近她。女作家看着阿尔奇，仿佛某人还没认出门卫的脸，但她优雅地准许他陪自己到餐桌前。她已经完全失去了记忆（她逃跑了，逃离她自身）；她在那个饭店住了十天，洗浴，和其他客人玩牌，与他们评论失踪女作家的奇怪事件。她是用特雷莎·尼尔这个伤心的名字（她的高尔夫对手南希·尼尔的同一个姓）登记的，12月11号那天，当看到自己没有收到任何信件时，她担心了，在《泰晤士报》上发了一个通告："特雷莎·尼尔的朋友们和亲戚们，请与她联系。哈罗盖特水疗饭店"。自然，她没收到任何回复。
在她厚厚的自传中没有出现有关这个事件的任何叙述：可能把她给吓坏了。也没有任何提及南希·尼尔的地方。的确，她一辈子都没有公开谈过自己失去记忆的那件奇怪事。阿加莎接受了精神病学的帮助，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重构曾发生的事情：但看来她永远没有完全恢复那些日子的记忆。在克里斯蒂的书里从未留下一个有待澄清的线索，一个有待衔接的环节，一个有待吻合的部件；但不管她多么操心费神，不管她如何试图以文学咒语来保护自己免遭厄运，在实际生活中她的确制造了一次缺席，一个缺陷，一条裂缝。阿加莎一直不得不在内心拖曳着那些没有记忆的小时，那个巢居着她的恐惧和疯狂的黑洞，或人们称为疯狂的东西，或许它就是对无法生存的强烈恐惧，是对世界和自身的不解。
永远的逃亡者（2）
在阿加莎用笔名玛丽·韦斯特马科特写的六本严肃的作品中，暗示性地出现了现实是不连续的这种不安直觉。那是一些没有侦探情节的情感小说，风格朴实，拙于雕琢，但作家认为它们是她创作的最好作品。阿加莎偏爱的作品《在春天离去》，讲述的正是一个因循守旧、表面幸福的资产阶级妇女的危机，她突然明白自己的生活不是她所认为的那样。或者说，她突然发现了世界的裂缝，那些阿加莎如此执意要缝补的现实破洞。
她执意要掩饰。阿加莎·克里斯蒂一辈子都在掩饰事物，隐瞒缺点，改变品质，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感人的虚构人物。她的确是个了不起的装腔作势者，一个极其精妙的说谎者。比如她装出一副对生活完全而又平静掌控的样子，甚至假装冷漠和无兴趣，而实际上她是一个充满热情和恐惧的女人。她假装对自己的文学毫不重视，把它视为一个十分节制的消遣，但阿加莎是一个有着强烈志向的作家，她凶猛地捍卫自己的作品。她装出不露齿的微笑，并且从六十三岁起试图回避别人再给自己拍照：她一看到自己的模样就不安，那易变和渐渐衰老的形象，而非在她的广告肖像上树立的贵妇人优雅和娴静的形象。大家都认为她是一个非常正派和乐于助人的女士，但实际上她一生都在发明暗杀他人的方法：她的小说总是这样酝酿，首先想像一种新的杀人方式，一次完美的犯罪。
①马库泽（1898-1979）：在德国出生的美国政治哲学家。他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和对二十世纪西方社会所作的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在极左派大学生中相当盛行。主要著作有《爱欲和文明》、《单面的人》、《反革命和造反》、《批判哲学研究》等--译注。
②邓恩（1867-1936）：美国新闻记者和幽默作家。他塑造了一个朴实的哲学家杜利先生--译注。阿加莎如此精通且坚持训练不同的伪装手段，以至于把自己都给蒙骗了，当然也把她的传记作者给弄糊涂了。例如珍妮特·摩根写过一本关于克里斯蒂的佳作，说她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尽管阿加莎八十岁时仍在阅读并尖锐地评论像马库泽①、乔姆斯基、弗洛伊德、荣格、穆尔、维特根斯坦或邓恩②这样的人），而是一个因循守旧的外省女士。用这两个形容词来定义一位热爱旅行并且游历甚多，能够在叙利亚沙漠的帐篷里生活数月，再婚嫁给一个比自己年轻十五岁的男人的女冒险家，看来是相当不合适的。阿加莎的这一切都发生在那个出格的举动是要付出高昂代价的时代和社会环境里：比如，鉴于她离婚和再婚的不正当处境，阿加莎不能把女儿引见到王宫里。少年罗莎琳德不得不由一些更体面的朋友带着出席她的第一次宫廷舞会，而克里斯蒂则待在家里，构思一部关于初次参加社交活动的少女舞会的小说，"她们的母亲在飞快的继任中逐渐死去"--她以此作为报复。
阿加莎没有任何作假的地方是她对生活的热爱、她的激情以及她令人愉快的制造幸福的能力。只要读读《你来告诉我你怎么生活》这本有趣的自传小书，就足以看清作家的基本人性，看到鲜血在阿加莎的血管里如何流动，日常生活如何成为一种真正的乐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里斯蒂因继任丈夫不在身边而充满思念，于是写下《你来告诉我你怎么生活》，在其书页中重温了她与丈夫马克斯·马洛温三十年代去叙利亚的考古探险。这本书实际上是一个爱情的见证，是她对生活、对马克斯爱的证明，与马克斯结婚时她四十岁，而他二十五岁，四十五年后死神才把她和他分离。善于想像并且总是好情绪的阿加莎可能修饰了她与马克斯的共同生活，给它添加了并不存在的闪光点。但即使谨慎地降低这段经历的强度，仍可以说这个婚姻是她一生的伟大成就之一，是一种充满幽默、同谋和冒险的关系。也许考古学家马洛温在衰老时表露了对她的爱，他的确衰老得很快，健康恶化得很厉害，没比他妻子多活几年（虽然在这期间他再婚了）。
出现在《你来告诉我你怎么生活》里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是我最喜欢的：古怪，贪吃，有趣，在考古挖掘中坐在她的拐杖--椅子上，她丰满的肉体塞在一件丝绸质地、带小花的体面衣服里，在沙漠当中显得不协调。同一个不受怀疑的阿加莎，为了买一个浴缸，穿着大衣戴着帽子，钻入商店橱窗里放着的浴缸中，因为那种东西得事先试用一下。或者像她快活和爱享受的父亲一样，因挥霍钱财而遭受麻烦的经济拮据。总之，是那位能够在早上八点钟坐在土耳其边境一个开着小黄花的山冈上，沉浸在对地平线蓝色山脉欣赏中的女人："那是活着有乐趣的时刻之一"，十五年后她回忆那个场景时将写道。因为阿加莎属于那种知道生活的真正本质在于那样的瞬间的人。
1950年阿加莎·克里斯蒂六十岁时开始写作她漫长而有趣的自传，当时她正陪丈夫在尼姆鲁特（伊拉克）从事考古挖掘，十五年后在她位于沃灵福特的家中完成此书。在一篇动人的后记中她说，给自己的回忆录画上句号是"因为现在，活到七十五岁，看来是停笔的合适时候了。至于生活，这就是所有该说的东西"。曾很切身地忍受过祖母年老时乖戾性格的阿加莎，害怕一个相似的结局："或许我会活到九十三岁，用我的耳聋让所有人发疯……我会与某个耐心的护士激烈争吵，控告她要毒死我……我会给我不幸的家庭造成无休止的麻烦"，她在后记中说。事实上她活到八十五岁，她的最后一部小说在她死前一年半发表，虽然出版商对作品进行了很多修改。在那最后几个月里她履行了自己的咒语，逐渐失去头脑。她说胡话，将曾经引以自豪现在却乱糟糟的头发一缕一缕地剪掉。她拒绝接受护士，致使年迈的马克斯不得不安坐在一把椅子上，长期守在她身边。
阿加莎为保持控制奋斗了这么久，一直逃避内心的恐惧和黑暗，最终还是被迫害者俘获。也许我们大家内心都怀有自己的迫害者；也许它终究总能抓住我们；也许知道这点，而不害怕，才是生活的秘密本身。
参考书目
○《阿加莎·克里斯蒂，一个自传》，莫里诺出版社。
○阿加莎·克里斯蒂·马洛温：《你来告诉我你怎么生活》，图斯盖慈出版社，"旅行集"系列。
○珍妮特·摩根：《阿加莎·克里斯蒂》，海外出版社，"伟大的传记"系列。
○吉莲·吉尔：《阿加莎·克里斯蒂》，埃斯帕萨·卡尔佩出版社。
○格里哈尔沃出版社出版的玛丽·韦斯特麦科特的小说。
○莫里诺出版社出版的侦探小说。
热情的孤独（1）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在西班牙，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实际上是个陌生人；然而她又是现代世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盎格鲁-撒克逊范围内，一个半世纪里，玛丽一直被贬低和嘲笑；今天，尽管新历史学恢复了对她的记忆，大家记得她，主要是把她作为《弗兰肯斯坦》①的作者玛丽·雪莱的母亲。
①这部全名为《弗兰肯斯坦，或现代普罗米修斯》的哥特小说描写一个科学家用尸块拼成一个怪物并失去对它的控制能力。作品不再仅仅是充满黑暗想像的"鬼故事"，它向前呼应着"充当造物主的狂妄必受惩罚"的宗教母题，向后预见并质疑了科学主义泛滥可能带来的灾难，是部集哥特式鬼怪故事和科学幻想于一体的作品--译注。如果注意到她的成就，以及她的人格魅力，这样的无知便令人惊讶。我们在谈论的是一位十八世纪的女性，她作为独立的职业作家能够在伦敦站住脚，这在那个时代是极其少见的。她出版了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和散文；其中《为女权辩护》（1792）一篇，奠定了现代女权主义的基础，使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成为她那时代欧洲最著名的女性。大革命期间她只身前往巴黎，并在那里经历了恐怖统治的痛苦岁月（或更确切地说她幸存下来，因为几乎她所有的朋友都被砍头）。此外她与一位美国冒险家生了一个私生女，然后与英国作家威廉·葛德汶有了另一个女儿（成为玛丽·雪莱的那个女儿），并跟他最后结了婚。那时这种生活完全是与众不同的，她不得不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玛丽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人士，是辉煌和轰轰烈烈的十八世纪--她那个时代的一个完美女儿。像她那样的改革家有很多：为普选、为个人权利、为自由而奋斗的男人，所有这些观念在今天看来是基本的和无可争辩的，而当时则是革命性的。但当这些进步骑士为所有的人要求选举权时，那个所有的人只是指男人；当他们谈论个人权利时，只关注男性的权利；当他们提到自由时，完全排除了妇女的自由。
从今天的角度很难想像那个如此专制，知性上如此不连贯的世界；但事实上生活就是这样，它残暴地向妇女施加奴役，极力使偏见的分量甚至在最明智的头脑里都造成理性的失去。例如哲学家洛克①，人类天性自由的捍卫者，坚持认为无论动物还是妇女都不能分享这种自由，而是要从属于男性。卢梭说："一个智慧的女人对她丈夫、子女和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惩罚。"康德说："勤奋的学习和艰苦的思考，即使一个女人在此方面取得了成就，也毁掉了女性性别的自身优点。"
如果那个时代最杰出、最创新的思想家都会说出这样的蠢话，可以想像对那些妇女来说，整体环境想必是令人窒息的，她们像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一样，具有敏锐的智慧、不顺从的精神和足够的勇气来警告所遭受的现行性别歧视带来的不公正。但无人，或几乎无人会重视和尊重她们的这种品质与才能。持这种想法的妇女很少（她们中有西班牙人何塞法·阿玛尔-波旁，她于1786年发表了《捍卫妇女才能的演说》）；男人也极少。在这场斗争中有过男人，严格而诚实的男人，他们知道把自己的革命性分析进行到底。如孔多塞，伟大的法国哲学家。
①约翰·洛克（1632-1704）：英国哲学家，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创始人，认为后天的经验是知识的源泉--译注。一位女性怎样变成先行者，脱离她那时代舒适的常规，坚持那种先进甚至带有危险的边缘性立场？我猜想，她不是通过一种早年明确的历史志向，而是以一种更加人性及平和的方式，沿着那条在知性上不能接受的、不同的道路缓缓地滑行。在生活中事实上只有两件事不可逆转：死亡和知识。知道的事不会不再知道，无知无需通过两次消除。玛丽慢慢了解了不公正的现实，她不得不因此而行动起来。
玛丽1759年出生于伦敦，是一个织工的女儿，父亲把一大笔财产挥霍在赛马和饮酒的嗜好上。证实有许多作家在他们童年时期都经历过某种社会和经济败落的遭遇，这令人惊讶。从小玛丽就得常常保护她母亲免受醉鬼父亲的毒打；但这不该是她女权主义思想的起源，因为那种暴力在那个时代是十分常见的事情。我推测她对知识的渴求和她的聪慧对她观念的影响更大：由于是女孩，玛丽只短期去社区一所很差学校上过课，在那里几乎没学会读书和写字，而她的笨兄弟内德却在一所好学校里接受了全面教育。
作为社会不公正的一个证据，玛丽的心里应该充满了这种早期比较的伤害，因为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她的文章里一次次地坚持女孩受教育的权利，以及妇女因缺乏适合她们的工作而遭受的无自卫能力。一个中产阶级的体面女子只能当保姆/家庭教师，宫廷侍女，或老师（但只是让她们做女生的初级教育老师）。这三种悲惨而艰辛的职业玛丽从十八岁到二十九岁都经历过（之后她以文为生），力图养活自己和她的姐妹，但经济依然近乎陷于绝境。尽管面临如此多的困难，玛丽仍没有放弃求知的热望。为此她利用书本这一时代的新鲜事物之一，终于可以很容易地获取书籍而且很便宜。因而女性虽然被迫远离教育，但知识的大门已无法再向她们紧闭--整个世界通过印刷文字向她们敞开。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就是这样以一种自学的方式自我培养。
与此同时，十八世纪埋葬了一个等级制不可触及的、历来并永远源自上帝头脑的封建旧结构，使个人主义观念像我们现在理解的那样出现。在玛丽的英国，变化是急剧的。例如处决不再是公开的，在伦敦出现了第一批分桌的餐厅，而不是通常所有人都在那里扎堆吃饭的长条板。英国思想家塞缪尔·约翰逊的传记作者博斯韦尔抱怨这类创新："这种晚餐的方式，或更确切地说，被饲养的方式，被许多人认为是特别反社会的，因为每个人在自己的饭桌上吃饭，不用强迫自己与任何人说话。"因为中世纪社会是混乱和杂居的：公开就餐，与陌生人共用饭桌；在公开的惩戒性的处决中死去；公开睡觉，因为在客栈里每间房里住宿十个人。相反，在十八世纪开始了现代生活的极端孤独，但也出现了个人主义的好处：人权，民主的动力。
另外，社会等级迅速演化。现在已不再必须出身贵族，个人自身的成就便能为他带来辉煌的地位。中产阶级在改善和提高，这创造出一种乐观的氛围，或许从那里产生出改良的理论，即相信人类以不可阻挡的方式在逐步完善自我。时代的热情改革家坚信这一点，并认为人类所有的弊端--饥饿，暴力，战争，甚至疾病和死亡--总有一天都会被战胜。世界的边界已经倒坍，人类好像垂手可得一切。沃斯通克拉夫特所做的就是要求妇女也有权利分享那所有的荣耀。
玛丽的个人演变缓慢而痛苦。一开始她加入了"不同政见派"，一个民主的但非女权主义的团体；在写使她成名的《为女权辩护》之前，她出版了另一部政治性小册子，题目是《为人权辩护》，支持法国大革命的理想，反对英国反动分子，特别是埃德蒙·伯克①的攻击。她纯粹是通过理性的运用而成为女权主义者：因为自由要么是给所有人的，要么不给任何人，正如孔多塞所言。这里我没有篇幅来解释玛丽为她的生活所付出的高昂代价：不理解，争议，社会的指责。对她来说一切都很困难：受教育，自立，找到体面的谋生方式，恋爱，甚至写作。做独一无二的人会使人濒于疯狂，她是一个愤怒而忧伤的女性也就不奇怪了。
①埃德蒙·伯克(1729-1797)：英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毕业于都柏林的三一学院。1758年创办《年纪》杂志。1766年进入下院，成为辉格党的主要代表人物--译注。
②讷伊：法国巴黎西北郊的殷实富户居民区--译注。她的心像液体铅那样炽热，她的激情可以是毁灭性的；但由于她受教于那时代盛行的清教主义，所以很长时间里认为性是肮脏的东西，她把最初的爱变成纯粹柏拉图式的梦想。直到三十三岁只身前往爆发大革命的法国时，她可能还是处女，充满生活的渴望。
热情的孤独（2）
1792年12月底沃斯通克拉夫特到达巴黎。1793年1月国王路易十六被砍头；9月开始恐怖统治。在大革命最初几年的陶醉中，一大群妇女以为《人权宣言》也包括了她们。她们到处创办妇女俱乐部，出版宣言，有过一些社会辩论。但罗伯斯庇尔的独裁统治结束了民主和人道主义兴起的这一切。
在克莱尔·托马林撰写的沃斯通克拉夫特的长篇传记中，很容易发现巴黎的那个时刻何以成为一种生活和一个时代的高潮，玛丽的生活与她那个世纪的沉浮密切相关。就这样，沃斯通克拉夫特在法国摆脱了她的最后偏见，深陷情网，投入一个三十九岁的美国冒险家吉尔伯特·伊姆雷的怀抱，他英俊，快乐，懂得生活，是那种通常在动荡的历史时刻涌现出的、易变而又轻浮的人物。和他在一起，玛丽发现了肉体的快乐，她很快就怀孕了。
为了躲避恐怖统治，玛丽来到讷伊②避难，在那里度过了三个月的蜜月，享受完美的爱情。而在巴黎，妇女俱乐部被禁止，她的朋友们的头颅在滚动。女权主义者奥兰普·德·古热和玛侬·罗兰被砍头（后者登上断头台的时候说了这句著名的话："自由，多少罪行以你的名义犯下"），被罗伯斯庇尔判处死刑的孔多塞，躲在一个简陋的公寓里继续写关于妇女权利的文章，直到被发现和逮捕。他宁愿在入狱的第一晚服毒自杀，也不愿死在断头台上的公开耻辱中。玛丽为这一切而难过，但伊姆雷的怀抱太甜蜜了：在鲜血和恐怖中，她仍然是幸福的。怀孕的玛丽在讷伊的乡间散步，孤独而幸福地游历凡尔赛被遗弃的宫殿（幽灵般灰尘飞扬的大厅），而世界在她周围溃散。
然而伊姆雷的爱是那样短暂和不真实，跟他的性格相符，因此当玛丽生产的时候他已经厌倦了：他出走英国，开始与一个女演员同居。于是沃斯通克拉夫特怨恨的激情达到了病态的地步：她追他到伦敦，向他哭诉，向他提要求。她还两次试图自杀，一次服阿片酊，另一次跳入塔姆河。"你在折磨我"，伊姆雷甚至对她说出这样的话。玛丽对他的痴情的确令人窒息。但应该考虑到当时玛丽迈出的一步意味着什么：现在她是一个"放荡"的女人。女性的命运是残酷和狭隘的。玛丽从瑞典来信谈到她新出世的女儿法妮："一想到她的性别将受到压迫和依赖的处境我就苦恼。"二十二年后，法妮服阿片酊自杀，兑现了她母亲的担忧。
我们正接近突兀的结尾。随着时间的流逝，被伊姆雷抛弃所造成的痛苦和耻辱逐渐减轻，三十七岁时玛丽与她的朋友威廉·葛德汶开始了一场恋爱关系，他和她一样是作家和民主人士。很快她再次怀孕，两人随即结了婚，尽管结婚后他们仍然继续住在各自的公寓里。1797年8月底，未来的《弗兰肯斯坦》的女作者出生；10天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因产后感染而病逝。只活了三十八岁。
玛丽死后，葛德汶伤心得失去理智，他出版了玛丽所有的作品，包括写给伊姆雷的信。他试图以这样的方式来悼念自己的妻子，但社会上已经刮起反动的风，保守派利用玛丽生活的不规矩（她的自杀企图，她不道德的性关系）来消除对她的纪念。他们把她魔鬼化，嘲笑她，贬低她作品的意义。一个半世纪间，他们得以把她埋葬在一个合适的自圆其说的粗浅印象中：她是一个疯子，一个可怜虫，一个不道德的女人，一个女权主义者；女权主义者都是不道德的，倒霉的，疯狂的。
玛丽死时正在创作她的第二部小说《玛利亚或女人的不幸》，在这本书中她讲述了一名妇女的骇人经历，她丈夫为了摆脱她，把她关进一所疯人院（看来这是那个时代英国相当普通的一种情况：已婚妇女是丈夫的一项财产，她缺乏任何权利）。小说开头贬义地参照了那时十分流行的哥特小说：她说，那些充满幽灵的城堡的恐怖，与女主人公身处的"绝望邸宅"的恐怖相比，总之，与生活本身的可怕相比，根本不算什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仅仅二十年后她女儿玛丽·雪莱将创作一部让她那么恼火的哥特小说。但《弗兰肯斯坦》是一本非常优美的小说，在那个痛苦的怪物身上一些人看到被屈辱的妇女的象征。"当人类鄙视我时我还得尊重他吗？"那个怪物说。"不管我在哪里看到幸福，我都不可改变地被排除在幸福之外"。这是十九世纪受世俗和偏见束缚的妇女所经历的被排除在生活之外（不可能有一个完满的生活）的相同感觉。得过一百年后，欧洲人才允许妇女上大学，妇女投票权则直到进入二十世纪后很久才取得（西班牙是在共和国期间，法国是在1945年）。玛丽·雪莱的动人怪物只要求一种平等的人的待遇，但没有人理解他，他最终死在北极巨大的孤独中，献身于自我的火祭坛。他像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那样，在万分的不被理解和遭受冷漠中仍满怀理性和激情。
参考书目
○克莱尔·托马林：《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蒙特西诺斯出版社。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为女权辩护》，伽特德拉出版社；《玛利亚或女人的不幸》，WW诺顿出版社。
○邦妮·安德森，朱迪思·津泽：《妇女的历史》（第二、三卷），批评出版社。
○E施密特：《法国大革命历史导言》，伽特德拉出版社。
○埃德蒙·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里亚尔帕出版社。
○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拉艾荷特出版社和普拉萨&哈涅斯出版社。
○詹姆斯·博斯韦尔：《塞缪尔·约翰逊的生平》，企鹅出版社（伦敦）。
致命的生活（1）
塞诺维亚·坎普鲁维
有人把任何事情都称为爱情。例如对他人病态的需求，最残酷和毁灭性的寄生习性。毫无疑问，作家胡安·拉蒙·希梅内斯，1956年诺贝尔奖得主，以一种令人难以忍受和无法描述的方式需要他的妻子塞诺维亚·坎普鲁维；但这不一定意味着他很爱她（或甚至说他爱她，一个如此畸形地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物能够去爱某个人吗？）。然而，一些研究胡安·拉蒙的学者多年来坚持建构出一个夫妻爱情的海市蜃楼，完美夫妇的彩虹般谎言。于是几十年里，他们撰写了大量关于"模范婚姻"和"他们保持得那么美好的关系"的东西。直到1991年，格拉谢拉·帕劳·德·内梅斯编辑并出版了塞诺维亚日记的第一部分。令人奇怪的是，帕劳教授试图在她的序言中挽救那不可挽救的东西--爱情故事的玫瑰传奇。也许她没发现自己挖掘出的资料是一枚炸弹--一本令人伤心令人恐怖的书，一部关于人类病状详尽而无意识的研究--一对作为毁灭，作为邪恶陷阱的夫妻。
①哥斯达布拉瓦：西班牙东北部地中海海岸，重要的海滨旅游景区--译注。但我们需要从头说起。塞诺维亚1887年出生在哥斯达布拉瓦①。她是一个富裕的波多黎各女人与一位加泰罗尼亚土木工程师的女儿。总之，她出身于一个生活优裕的家庭。英语是她的母语（她也懂法语），少年时期在美国待过几年，所以当她最终于1909年返回西班牙时，人们都叫她美国女孩，因为她不像本地人。不像本地人是因为她文雅、活跃、自如、时尚。她以一种十分自由的方式相信上帝，赞同那个时代典型的为他人服务的精神，一种上流社会的开明慈善(我们要说得那时的社会不平等是巨大的)，其最本质、最负责和清醒方面的成果是创办了"自由教育学会"。塞诺维亚回到西班牙后也为农村孩子开办了一所学校，并与各种慈善团体合作。
塞诺维亚从母亲的遗产中获取小额年金，还有各种工作贴补。流亡期间，她先在华盛顿附近的一所大学，然后在波多黎各大学当语言和文学老师。战前她在马德里有一个工艺品商店，为那些租给外国人的公寓精心布置家具。胡安·拉蒙收入微薄而且断断续续。他们夫妇在一起的四十年里，主要是靠塞诺维亚的年金和兼职生活。在她的日记里，塞诺维亚多次痛苦地抱怨丈夫明显没有能力挣钱：他们因此经历了多次经济拮据。但和他们夫妻关系的总体失败以及其他日常背叛相比，胡安·拉蒙应付实际生活的无能只是一个较小的，甚至令人同情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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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一个卑微小人
2006年02月08日
众所周知，胡安·拉蒙是个病人。他第一次踏进心理治疗中心（那时叫疯人院）是在十九岁那年，他父亲在睡觉时突然去世，他自己从梦中被摇醒，并被告知这个可怕的消息之后。他无法克服这一切："我父亲的突然死亡复制在我的灵魂和肉体上，就像复制在一面镜子上；或更确切地说，复制在一个摄影的玻璃感光片上。父亲的死照在我身上，就像一个现实照在一块玻璃感光片上。伴着刻录在我身上的死亡，每时每刻我都感觉自己在死去。"他是个疑病症患者，在他最坏的时刻以为自己已经奄奄一息：不吃饭，不洗漱，不为第二天做计划，因为他认为自己到时已经死了。他浑身都是怪癖，比如他积累大量的报纸和剪报，之后又无法扔掉它们，或因为不能忍受气流而把窗户关得严严的。
无疑，他很痛苦--所有研究他的学者都同情和礼拜式地附和这一点。但我的想法是，世上有疯子和疯狂的人；有可尊敬的和感人的病人，他们只伤害自己；也有以毁灭他人为代价幸存下来的坏心眼病人。里尔克说我们都死于自己的死亡，我同样相信我们都因自己的疯狂而疯狂。胡安·拉蒙虽然有时候能作出伟大的高尚姿态，但他是--或据说是--不同寻常地自私；一个干巴巴的消沉厌世者，一个常常残忍和吝啬的人。他有许多敌人（贝尔加明，阿尔维蒂，纪廉，聂鲁达，萨利纳斯），因为他几乎说所有人的坏话。他好像只对动物和小孩表露柔情；而我怀疑，那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看到自己的童年反映在这些生灵身上。这就是说，他很难欣赏不是他自身的其他东西。路易斯·塞尔努达写道，在胡安·拉蒙身上体现了他所见过的最明显的双重人格，他是杰凯尔博士和海德先生的化身；他像海德先生一样，是"一个卑微小人"。
胡安·拉蒙的工作是抵抗他的疾病、死亡恒常的痛苦和非存在的阴险虚无：他一次次改变和重新梳理一种文学创作，痴迷于渴望获得某种不可能的东西，把他从昙花一现中拯救出来的"完整和完美的作品"。胡安·拉蒙在以他的行动与纷乱的生存做斗争：一种传统男性的答复。塞诺维亚则相反，她以毁灭自我来抗争，把自己的人格融化在她丈夫的人格里：一种传统女性的回应。
在许多相似的情形里，令塞诺维亚的取消自我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位女性在自残之前所具有的潜力。她聪明，慷慨，活跃，高雅，快乐。此外她还写作，从很小的时候起她就显示了明确的创作志向。少年时在一家美国儿童杂志上用英文发表短篇小说。我读过《玛尔格拉特》，她十五岁时用西班牙语写的一个短篇小说。那是一篇了不起的文本，对她那个年纪来说好得令人惊讶。由格拉谢拉·帕劳发表的日记没有那种力量，也没有那种风格意向--显然那时的塞诺维亚已经打退堂鼓了。除了若干零星的句子非常优美，让人隐约看到她的文学才华（如当她解释胡安·拉蒙如何抛弃他诗歌的草稿时说："他开心地把纸撕成小碎片，仿佛是一个工人在拆脚手架"），日记枯燥地、几乎公证式地记录了他们在古巴的两年（1937-1939)生活。此前，1936年8月内战爆发后不久，"为了不让胡安·拉蒙变疯"，塞诺维亚把他从西班牙救了出来。
这是一本伤感之书。塞诺维亚从她结婚纪念日那天写起：他们结婚二十一年，她快满五十岁，他五十六岁。总之，他们的关系准则已完好地建立，那是一种完全和彻底的服从准则。每当丈夫要求她做什么事，塞诺维亚就取消自己所有的计划和承诺。给他誊清诗歌，或只是陪着他。与一个如此充满死亡感的人，一个几乎不能享受任何东西的男人共同生活，想必是极其艰难的事，塞诺维亚还得时刻关注他多种神经质的怪癖。因为没钱，他们住在一间简陋的旅馆房子里，那间房子逐渐疯狂而令人窒息地塞满了胡安·拉蒙的报纸，"结果服务员只能每三天进屋一次，我觉得自己仿佛住在一个猪圈里。因不得不随时看到那堆报纸，我感到很恶心。"此外，胡安·拉蒙写作时"不能忍受任何声音或走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塞诺维亚因此便整天躲在卫生间里，当他午睡时也是如此，"胡安·拉蒙午睡时，我关在卫生间里感到紧张，因为天气好极了。"
致命的生活（2）
她不能出门，不能留下他一人在房间里。为此，胡安·拉蒙不允许塞诺维亚动她腹部长的一个脂肪肿瘤手术--那她就得住院，而他不能忍受她不在家（或许也不能忍受她的疾病，以及她的虚弱）："我的第一个并且最强烈的愿望是立刻去最近的诊所，给我讨厌的腹部隆起物做手术。"她在日记中说，"如果在我身上没有那么多愚蠢的传统影响着，我会不由分说地离去，胡安·拉蒙会因我的离去而扭曲他的手。把这么折磨人的东西强加给另一个人是可笑的……但只要胡安·拉蒙在身边，我就永远不会有勇气和足够的决心摆脱我的问题。"的确，随着岁月的流逝，塞诺维亚继续养着她的肿瘤。
尽管如此，古巴日记里最残酷的是一直被推迟的美国之行。塞诺维亚的全家都生活在那个国家，她已二十一年没去美国了（除了流亡初期极短的一次逗留），她渴望接近并看望她的家人。从到达古巴起她就开始安排旅行；一次次确定出发的日期，去海运公司，询问价钱，预订船票；定好的日期一次又一次来临，而塞诺维亚仍在哈瓦那。胡安·拉蒙的阻碍策略总是同一个：首先同意和她一起去（她给他找个适合他怪癖的住处，为他安排在美国的一切），然后开始紧张，说最好塞诺维亚一人去（围绕他安排的一切都取消，预订她自己的船票，把旅行缩短到仅一个月），最后面对她不在家的想法，胡安·拉蒙使日子无法过下去，以至于塞诺维亚打了退堂鼓，不走了。这种慢性折磨持续了一年半，直到最后塞诺维亚才得以成行。
关于这个多次失败的旅行，塞诺维亚对胡安·拉蒙提出了她最严厉的批评："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忍受待在这里，我的全家和朋友离我这么近……如果我不决定一个人去，我将发现跟胡安·拉蒙在一起会更加受罪，因为他从不愿意做任何我喜欢做的事，而总要我做他喜欢的事。"又说，"和胡安·拉蒙去美国意味着一切都将如此复杂，我几乎宁可不去。每次我想干什么事都会有一个障碍，我记得在纽约很少的几天我已希望它们结束。真可怕。"她还说，"我徒劳地为胡安·拉蒙的自私而牺牲自我是没有意义的。"尽管塞诺维亚在她的日记里采取了极大的克制，很多时候还是开门见山地谈论她的不幸和绝望。日记没说她何时哭过，但它的书页散发着眼泪的气味。当然，尽管在其他情况下有过美好的时刻，但因为很少而更加珍惜。
"如果我看见清楚的事物，而他看不见，"塞诺维亚写道，"允许他结束我的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是一个恰当和确切的提问。受害者对充当牺牲品有罪过吗？我认识许多像塞诺维亚那样的妇女：坚强同时又软弱的女性。从属女性的病态心理存在于那种模棱两可里，而对她专制的男人又病态地依赖于她。在塞诺维亚与胡安·拉蒙的关系里有一个地狱，但魔鬼（如此可辨，如此人性化）处在他们两方面。胡安·拉蒙对她的绝对需要最终俘虏了塞诺维亚："他可爱极了，虽然他让我发疯。"为了某人（尤其那人是举世闻名的艺术家）而毁灭自我，可以变成一种邪恶和致命的乐趣：毕竟它解决了一个人在生存中该做什么（或该当什么）的痛苦问题："我想成为社会上有用之人的雄心增大了。但我意识到，要从事其他工作，就得放弃胡安·拉蒙，他现在正需要很多关注。我茫然于走哪条路更好。"
最后她决定继续支持这个天才，随着时间的流逝，她越来越安于自己的角色（越来越陷入她的病态心理？），甚至到了这种程度：在他们生命的尾声，胡安·拉蒙已严重精神失常，住在一家精神治疗中心，医生甚至对塞诺维亚说，她全面的保护性在场对她丈夫是有害的。看来塞诺维亚承认了这点，含糊地计划让胡安·拉蒙单独待段时间，但她从未那样去做--病态的相互依赖那时已经太顽固了。
1951年塞诺维亚发现自己患上子宫癌。她前往波士顿，很成功地做了手术，但1954年住在波多黎各时病又复发了。人们建议她回波士顿，但为了不丢下健康状况不佳的胡安·拉蒙，她决定不走，在波多黎各接受放射治疗。治疗是极其错误和野蛮的，塞诺维亚一个疗程接一个疗程地被慢慢烧伤，直到被完全烤伤。当1956年她终于不得不去波士顿时，医生们都吓坏了：烧伤如此巨大，已经不能给她动手术了，并通知塞诺维亚，她只有三个月时间了。于是她回到波多黎各，料理胡安·拉蒙的生活和稿件。
在最后这几年，胡安·拉蒙开始给予塞诺维亚他过去克扣她的东西--确信她作为天才的缪斯的历史地位。这不过是对塞诺维亚日复一日投资的公平回报。于是当她1951年动手术时，胡安·拉蒙在寄往波士顿的信里向她详细描述因她和为她而写的诗歌，并证明："你和我母亲，是我灵感的最好源泉。"而她为了赋予自己的牺牲一个宿命的意义，也开始虚假地讲述自己的过去，像人类在生命的尾声惯常所为（仁慈的回忆，允许我们用一种安慰性的回顾眼光）。于是塞诺维亚那时写道："当我与一个从十四岁起就已找到他丰富的个人财富矿脉的人结婚时，我立刻发现我生命的真正动机应该是致力于为已成事实的东西提供方便。"
她的临终是缓慢的。在她临终之前不久，胡安·拉蒙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对塞诺维亚来说，这是官方地肯定了她的存在不是一种浪费。里卡德·古利翁说，当告诉她胡安·拉蒙得奖之事时，塞诺维亚已经不能说话了；她哼了一首摇篮曲，两天后去世（1956年10月28号）。塞诺维亚的离去使胡安·拉蒙痛苦得真的发疯；他不得不住院，此后再也没有创作，一年半后病逝。他死后，人们找到了一个小本子，上面写着："献给我的灵魂塞诺维亚，她的胡安·拉蒙最后的回忆，他把她当做世上最完美的女性来崇拜，而不能使她幸福。"
致命的生活（3）
塞诺维亚与胡安·拉蒙相识于1912年。他从第一刻起就爱上了她，但她在两年里都躲避他固执的追求：她不想嫁给一个西班牙人（认为他们是大男子主义者），对自己的前途有很多计划，她觉得胡安·拉蒙是一个古怪和过分忧伤的人。这段时期，胡安·拉蒙的大量情书是感情计谋的一个目录：他试图唤醒塞诺维亚身上那种使人新生的志向--我来救这个人，所有女性都具有这个特点，甚至向她允诺会相信上帝，如果她爱他。
但使塞诺维亚最终妥协的是文学。塞诺维亚在《银灰儿和我》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的作品之间找到相似之处，她翻译了这位孟加拉作家的一本书，把它拿给胡安·拉蒙看。他抓住这根救命稻草：胡安·拉蒙为她修改西班牙语译文，并署上两人名字将译作发表，还执意要两人合作更多的事（他们最终翻译了二十部书）。总之，胡安·拉蒙向塞诺维亚提供了一个文学同好的创造性合作，为她展现了一个共同工作的前途："我们翻译的美好东西的所有译作都将由你署名。然后你得做些独创性的事，是吧？我希望将来把我们俩结合在我们的书里。"胡安·拉蒙在他征服塞诺维亚的一封信中说。有着文学志向的塞诺维亚，终于放下了抵抗，与他结婚……此后她再也没有写过任何自己的东西，除了她极为节制的日记。也许当她在古巴日记本上记录下这段感人的话时，她在思考所有这一切（破灭的幻想，没有经历过的生活）："当我们回来时，云彩已经向东北散开，黄昏的夕阳……使得世界好像是新的……突然所有童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我们强烈希望所有这些不轻信的时光是一种挥霍快乐。"
参考书目
○塞诺维亚·坎普鲁维：《日记1937-1939》，阿利安萨III出版社。
○《塞诺维亚·坎普鲁维：与胡安·拉蒙生活》，福斯托出版社。
○《人类》第7期，胡安·拉蒙专刊。
○《人类》第11期副刊，胡安·拉蒙选集。
○纳阿罗·卡尔德隆：《流亡与内地之间》（关于文学流亡），《人类》出版社。
生命的意志（1）
西蒙娜·德·波伏瓦
纳塔莉，西蒙娜的年轻情人之一，说西蒙娜像冰箱里的一块表。纳塔莉感到绝望，因为西蒙娜·德·波伏瓦没有给予她所要的全部的爱，但即使如此也可以说她用对了比喻。西蒙娜，这头"海狸"，这个以其力量和自立的明确榜样影响了几代妇女的巨人西蒙娜，看来在她的私生活里也是如此：勤奋，简洁，冷漠；在构筑她的生活及她与别人的关系上严厉无情。
西蒙娜1908年出生在巴黎一个带有贵族陈腐自负气息的上流资产阶级家庭。和其他很多作家一样，她童年也尝到了家庭破落的滋味。她的家庭败落曾轰动一时，很具文学性--当银行家的祖父宣布了一个欺诈性的破产，为此在监狱里关了十五个月，他以资产阶级的手段背弃了家庭。西蒙娜和父母搬到一个简陋的公寓，甚至连自来水都没有，更为可怕的是，他们在那里不得不辞去仆人。父亲是一个失意的右派，他给两个女儿灌输了一种可笑的优越感，是那种比老鼠还穷的贵族对人类可悲的蔑视。随着时间的推移，西蒙娜开始反抗她周围的资产阶级价值，但却一直保留着那种生命的精英感。
西蒙娜高傲，认为比几乎所有人都优越，当然，比不上萨特，她对他的崇拜可能远远超出他应得的赏识。当二十一岁的她与二十四岁的他参加哲学期末考试时，萨特得了第一名，西蒙娜第二名，但评委们确信，"真正的哲学家是她"。萨特一直更具创造性，而西蒙娜则更严谨。她或许该更多地从事散文而不是小说创作（她的小说很差），但在她所拥有的为数不多的传统女性弱点之一中，她一直认为思想的伟大属于萨特，而她只占据一个次要地位。
一次，西蒙娜与美国作家纳尔逊·奥尔格伦、她中年时的爱侣，正处在炽热的恋爱高潮，却突然丢下他返回法国--萨特希望她帮自己修改他的一本哲学书稿。西蒙娜于是对惊愕的奥尔格伦说，"不管是你，还是我的生活，或者我自己的作品，什么都不在萨特作品之上。"她回到巴黎，在那儿遇到的是萨特已和他的轮流情人度假去了。在她的奉献里，在她接受所选择的男人作为主要角色（男人像太阳，女人像行星）中，西蒙娜继承了她的文化遗产--性别的古老规则。但她这个例子有其特别之处，使她变成女性的一个新象征，这就是她作为人构造自我的能力。陈旧的女性牺牲--像胡安·拉蒙·希梅内斯（萨特和他一样，也是诺贝尔奖得主）的妻子塞诺维亚所完成的自我毁灭的仪式--结束了。西蒙娜指出，女性可以依赖人，也可以靠她自己而生存。
毫无疑问，多亏了她的伟大志向，她的自律和努力，波伏瓦实现了那一跨越（她的外号"海狸"--一种不停地工作和建设的勤劳小动物--就是由此而来），但也多亏了她那个时代的条件才能做到这点。西蒙娜的少年生活在二十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场战争结束了十九世纪的社会--在俄国，布尔什维克人好像在发明人类的前途，世界是一个令人头晕目眩的地方，技术革命如一团风中之火改变着地球的面貌。在那一切变化之中出现了一种新女性--解放和自由的女性，两个时髦的词语。女式紧身胸衣、长到脚踝的呢绒衬裙时代结束了；女孩们剪着男孩式样的头发，两腿露在外面，是强健和运动型的；她们打网球，开敞篷车，驾驶危险的小型飞机。那是狂热而神奇的二十年代，激烈而紧张的三十年代，革新的时代。社会思考自身，人们在寻找新的做人方式。必须终结传统的资产阶级道德，在那些年的热情中实践了所有的过激行为。后来在六十年代，人们再次演练了这些仿佛新的行为：自由恋爱，毒品，反文化。
①莫迪里阿尼（1884-1920）：二十世纪上半叶巴黎画派重要画家--译注。在西蒙娜终身居住的巴黎蒙帕纳斯区，时代脉搏以其所有的强度表现出来：托洛茨基、列宁、莫迪里阿尼①经过那里；以毕加索为首的立体派画家和超现实主义者（勃勒东，阿拉贡）在那儿游荡，他们是一支野蛮和爱笑的部队，喝倒彩让戏剧首演告吹，在晚宴和公共活动中冲撞那些思想正统者--他们干的是一种都市恐怖主义。可卡因在酒巴里泛滥，还有试验幻觉（1935年萨特给自己注射仙人球毒碱，两年里他处于半疯状态--他说一条蝗虫在街上追踪他），服安非他明，酗酒。事实上，萨特陡然的早衰应该和他的放纵行为很有关系--从很年轻时起他就用好酒狂服冲饮安非他明和镇静剂。西蒙娜也过度服用兴奋丸，特别是过度酗酒，她七十八岁去世时患有肝硬化。
尽管如此，在这么多的动荡中，世界还是很天真的。比如，波伏瓦和萨特想出名（"我很有意识地当年轻的萨特，就跟一个人说年轻的柏辽兹或年轻的歌德一样"）和致力"通过文学拯救世界"的想法一直很明确。今天谁会在正常理智下相信文学有助于拯救世界，或者说世界可以通过什么方式获得拯救？这种努力的幼稚只能与它所意味的自大狂程度相提并论。因为在这方面萨特和西蒙娜的确是孪生灵魂：自恋，以自我为中心，精英，自大得让人受不了。在她的小说《女宾》中，西蒙娜说她的两个主人公"共同位居世界的中心，他们必须探索和揭示那个世界，这是他们生命的首要任务"，这对人物是对她和萨特的精确临摹（波伏瓦出奇地缺乏任何想像力，甚至在她的小说里也总是谈论自己的生活）。
那个使命通过言语来实现。我很少见过像西蒙娜和萨特那么依赖语言、那么由它并为它而建构的人。从很年轻时起他们就不停地在书写和述说源源而来、永不完结的音节。在蒙帕纳斯的酒吧里，或在两人开设的学院课上，或在与无数情人度过的使人筋疲力尽的晚会上说出的话，那些男孩和女孩渴望倾听他们说话，也同样渴望和他们做爱。写在无穷无尽的书籍、散文、文章及没完没了的古怪通信里的话。伟大而神奇的话语，以此来构建世界（波伏瓦的最好作品是她的多卷回忆录，关于死亡和衰老的书籍，当然还有那篇女权主义的主要文章《第二性》），以及卑鄙、平庸、撒谎的言语；两人死后随着他们信件和私密日记的出版而公之于众的残酷和不体面的话语。
因为有两个西蒙娜，两个萨特--这是关于那对不寻常伴侣的两种解释。第一个版本符合公众的眼光，符合他们尤其是她想呈献的形象，因为西蒙娜是个着魔的以写书信为业的人，她一直在写作和思考自我内心经历这个单一话题，是她试图建构自己的身份（另外还有萨特的身份），作为一种文学和历史的成就。她讲述自我，或翻译自我。
生命的意志（2）
根据这个更正统的版本，西蒙娜和萨特是那类我们都认识的伟大知识分子，反对崇拜偶像，介入社会（常常是棘手地介入：他们在相当令人羞愧的晚期是亲苏分子），作为敏锐的思想家，他们能够综合概括他们那一时代的基本思想：波伏瓦的女权主义，或萨特与波伏瓦的存在主义，并以此来宣扬一种新的无神论道德--人类在构建自己前途中的绝对自由和责任。他们不寻常的关系更加吸引人：他们俩之间以"您"相称，从未生活在一起，而是住在旅馆相邻的房间或同一街区的公寓里，两人都有过各种偶然的情人，也就是说，虽然是重要和充满激情的，但是却处于第二位的情人。从外表看，这对不寻常的伴侣好像美妙而不可摧毁（保持了五十一年），是其他可能的共同生活方式的一个榜样。就他们自身而言，这种关系仅仅是谈论他们作为存在主义者和情人的图腾话语，诚实和透明。
但之后的第二个版本是私下的西蒙娜和萨特。随着他们死后私密文件被发表，两人像一团脏泡沫似的逐渐浮现。我们因此得知萨特是一个强制的和可悲的唐璜，他需要完全征服所有的女性，并为此给她们写大量笨拙的装腔作势的情书，"我绝对的爱，我的小激情，我永远伟大的爱"，重复性的句子同一天在不同信中为同时存在的不同秘密情人写下。因为诚实和透明只存在于西蒙娜和萨特彼此之间使用，被用来互相无耻地评述他们的风流韵事中最放荡的细节。
看来无论西蒙娜还是萨特都需要一群五体投地的崇拜者随从。奇怪的是他们同年龄的朋友很少（情人也极少）：他们更愿意像幸福的菩萨那样统治他们所谓的"家庭"，即一群用爱和崇拜浸润他们的青年学生和弟子，他们为这些人支付房租或看病的费用，在生活上负担他们，从不松开脐带，以此保持这些人的软弱和对他们荣耀的依赖。双性恋的西蒙娜与萨特建立了几个三角关系：例如分享他们的女生奥尔佳和路易丝，当她们爱上也很年轻的波伏瓦时还不到十八岁（这些姑娘的年纪最终成了问题：纳塔莉的母亲1943年控告西蒙娜侵犯未成年人，波伏瓦被开除出教育界）。总之，萨特和西蒙娜陷入的情感圈套就像一出滑稽歌舞剧那样愚蠢、复杂和可笑。
比如在战争期间，西蒙娜同时与博斯特，萨特的一个学生，与纳塔莉、路易丝和奥尔佳保持秘密关系，只有萨特知道所有这些人的存在；如果不是因为波伏瓦和萨特在他们的信中使用了让人无法忍受的优越、残忍和轻浮的语调，这事不必受到指责，甚至不让人感到奇怪（谁没有在他一生的某个时刻经历过疯狂的时代？）。谈及一个他承诺了永恒的炽热爱情的情人时，萨特对波伏瓦说，"宛达长着一个蚊子的脑袋"；评论另一个情人，"她是个十分结实的女人，她用一个电动吸尘器的马力来吸嘬我的舌头"。在向他们共享的可怜的路易丝发出冲动的激情誓言（"我想让你知道我热烈并永远地爱着你"）之后，便全然冷酷地指责她，并计划着将对她说的谎言，"以便她幸福而又不太烦人"。波伏瓦最卑鄙的评论之一便是关于这位路易丝的：她抱怨女孩有难闻的体臭，让性交很"痛苦"（虽然西蒙娜并未因此停止与她同床）。
阅读两人的信笺和私密日记最终勾画出一幅有点令人毛骨悚然的画像：在最坏的事例中他们像是军营里的战友，分享着获胜的肮脏荣誉；在最好的情形中，他们是冷漠和残暴的昆虫学家，能够把所有的生命当做纯粹的文学素材加以解剖。"我确信我是一头猪"，萨特时常说；波伏瓦则急于使他信服相反的事：自我吞噬的纯粹空洞话语。"当我看到所有那些失败和所有像路易丝或奥尔佳等这些亲切又软弱的孩子时，就想到我们，您和我，是多么坚强，这令我高兴"，陶醉在自我满足中的西蒙娜对萨特说。那好像就是波伏瓦在别人身上寻找的东西：她自身伟大的镜子。因此她说纳塔莉："她爱我至少像路易丝爱过我那样"，一句无疑揭示她与别人交往方式的话。面对一个新的爱情，一个人会习惯于突出自我的情感（我爱她胜过爱任何人），而不是对你所接受的爱情数量做商品性的比较计算。
那种对他人情感进行冷漠无情和昆虫学式的利用付出了它的代价。在三角恋爱持续的两年里，奥尔佳精神失常，以至后来把香烟熄灭在手上。在她年老时看到萨特的私人信件，是萨特死后由西蒙娜发表的；当看到他们在信件中是如何提及她时，奥尔佳厌恶至极，遂与西蒙娜决裂，并于几个月后去世，至死没有与西蒙娜和解。至于美国作家纳尔逊·奥尔格伦，当他七十二岁时在一个记者面前回忆西蒙娜滥用他们的关系，当时因愤怒使心脏病发作而死--西蒙娜在小说《名流》和她的回忆录中都谈到了自己和奥尔格伦的关系，并将他们的关系"厚颜无耻地"公开发表，包括奥尔格伦写给西蒙娜的信件段落，这是他不能原谅她的地方。
或许萨特无法真正爱任何人；相反，西蒙娜可以：她忠实地爱着萨特，或至少深爱着她为他虚构的爱情。我的意思是，在波伏瓦塑造自我的坚强努力内部，也为一个完美爱情设计了一个位置。因此她能忍受萨特的怪癖和怠慢；是西蒙娜在维持着这段穿越时间的历史，甚至当她与其他人(如与比她小十七岁的记者克洛德·朗兹曼的交往，他是惟一与她共同生活过的男人)保持密切关系时。
但生活经常是残酷的，不管人类意志多么强大，都无法与命运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西蒙娜和萨特逐渐互相疏远。两人的晚年都是各自与比他们小三十多岁的女人度过的：在萨特那里是阿莱特，在波伏瓦那里是西尔维。两人都将她们作为自己的女儿合法领养了；每个人都慢慢地建立了一个不平常的关系世界。萨特的最后七年是最悲惨的：这位哲学家失明了，可能大脑也受了影响。他开始发表一些西蒙娜不理解也不赞同的很没水平的见解。这是最后的背叛--他们不再是只有一个脑袋的两具躯体。西蒙娜向她的传记作家弗朗西丝和贡捷叙述了萨特的临终时刻：他躺在医院的床上，闭着眼睛说："我非常爱您，我心爱的'海狸'"，并向她献上嘴唇，她亲吻了他的嘴唇；然后他睡着并死去。感人的场面，一个完美爱情生活的文学性高潮，弗朗西丝和贡捷在他们精彩的书里发表了这段叙述，以为那是真的。但真实的情况是：萨特死时是阿莱特跟他在一起。西蒙娜是后来赶到的，并试图钻进病床与尸体躺在一起。
西蒙娜这个悲哀的谎言只是证明了她接下来行动的可悲。因为阿莱特过去是，现在还是萨特的合法继承人，是他所有作品的遗嘱执行人（萨特这么做对西蒙娜是极其无法忍受的残酷）；所以为了把历史重新引到按西蒙娜的意愿设计的框架内，她创作了《告别仪式》--她的关于萨特最后几年的惊世之作；当阿莱特出版这位哲学家的遗稿时，她便发表了萨特寄给自己的信：每句话语，都是一条纽带，把萨特的形象与她的形象连接在一起。
生命的意志（3）
波伏瓦只比她的神话伴侣多活了六年，她死于1986年。1990年她的养女西尔维出版了波伏瓦那些如此不清白甚至卑鄙的私人信件全集。西尔维为什么决定出版？出于纪念西蒙娜的爱心？为了钱？为了报复？关于西尔维和波伏瓦的关系人们一无所知，这种关系在女作家生命的最后二十三年里延续，西蒙娜有时甚至把它和她与萨特的关系相比。可以肯定的是，发表波伏瓦的私人文件玷污了这位女性的神话。波伏瓦如此肆无忌惮地传播别人的私生活，很快自己就变成了下流闲话的对象--或许这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公正事例。但不管怎样，现在她的形象更加复杂却也更加人性了--因为在我们的私生活里，每个人都有要掩盖的耻辱和不相称的事。最终，在如此多的荣耀和如此多的不幸之间，留下的是她的自由和对自我命运负责的壮丽功绩。是好是坏，波伏瓦都成就了她自己。
参考书目
○C弗朗西丝，F贡捷：《西蒙娜·德·波伏瓦》，普拉萨&哈涅斯出版社。
○西蒙娜·德·波伏瓦：《一位正派姑娘的回忆录》，《生活的完满》，《事物的力量》，《解说的尾声》，《再见的仪式》，《战争日记》，《致萨特的信》（I,II），艾达萨出版社；《第二性》，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由艾达萨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和短篇小说。
○由阿吉拉尔出版社出版的作品全集。
○让-保尔·萨特：《致"海狸"的信》，《战争笔记》，艾达萨出版社。
○M克罗斯兰德：《西蒙娜·德·波伏瓦，妇女及她的作品》，海涅曼出版社（伦敦）。
奢华与伟大（1）
奥托兰·莫雷尔夫人
许多年前我就知道奥托兰·莫雷尔夫人的存在，如同一个人得知大西岛神话的存在--她是一个在不同的语境中一次次重复的传奇引述。奥托兰带着她一米八五的身高，她的马脸和火红的头发出现在一支不列颠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军团的信件或日记里：那些在二十世纪前三分之一时间度过他们成熟期的人。那是埋葬了维多利亚社会并坚持要让它纤弱僵硬的道德活跃起来的一代人；所以他们要求情感的东西，整天细致详尽地分析他们烦恼的内心生活。由于他们来自一个肉体和感情都不曾存在的权力及秩序的世界，谈论头天夜里与之同床的情人便是一种革命行为。
也许因此，因为他们对自己用尽心思，那代人的组成者是一些着魔的以写书信为业的人，当他们不在自己的日记里记录点什么时，他们就给另一些人写大量的信件。以所有那些资料为依据，已经出版了无数的书籍（传记，自传，书信集），其中很多都很吸引人；它们都把一个万花筒式的、庞大而古怪的奥托兰·莫雷尔作为背景人物加以呈现。就是那位奥托兰，几十年里举办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艺术和知识沙龙，具有十八世纪法国沙龙的风格：出入那里的人，只列举几位，不仅有所谓的"布卢姆斯伯里团体"全体成员（弗吉尼亚·伍尔芙、利顿·斯特雷奇、爱德华·摩根·福斯特、梅纳德·凯恩斯等），还有戴维·赫伯特·劳伦斯、亨利·詹姆斯、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奥尔德斯·赫胥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尼金斯基、WB济慈、伯特兰·罗素、罗伯特·格雷夫斯、萧伯纳、格雷厄姆·格林和查尔斯·卓别林。
奥托兰是他们中许多人的导师和保护人，她是大家的保护人，是若干人的情妇。比如，她是画家奥古斯塔斯·约翰①和伯特兰·罗素的情人，她与后者保持了一段长期且非常重要的关系，对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的生活和创作很关键。"奥托兰深深打动了男人们的想像，那或许是一个女人所能做的最伟大的事"，戴维·赫伯特·劳伦斯以男性的无拘无束说道。的确，她那时代最重要的画家都为她画过肖像，一大帮作家把她变成自己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如奥尔德斯·赫胥黎的《黄铬》，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她是作品中的赫来欧妮)和格雷厄姆·格林的《这是一个战场》。
①奥古斯塔斯·约翰（1878-1961）：威尔士油画家、壁画家和肖像画家--译注。但所有这些肖像大部分是粗野和嘲弄的。在那些信件和小说里，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布卢姆斯伯里团体"成员，把恶意变成一门艺术的著名搬弄是非者）对奥托兰肆意践踏，勾画出一种粗俗的丑角面目。他们表露出如此的残忍--如果你知道她很欣赏他们，照顾和养活他们几十年，你会对这个人物越发感到迷惑：你会问自己，奥托兰为何选择了这么糟糕的朋友。
比如弗吉尼亚·伍尔芙在一封信中写道，"奥托兰在伦敦不无庄严地炫耀，仿佛是一艘已经被老鼠吃掉船帆的船，桅杆生锈了，绿色的海蛇在甲板上滑行。""可以肯定的是，任何形象都永远不能传递那种她独有的显赫与卑微及虚伪的结合。她一边把香粉撒在地板上，一边问：'弗吉尼亚，女人为什么化妆？'"这是奥托兰式讽刺的一个典型例子--这么多恶意，又描写得这么好。尽管弗吉尼亚除了不忠的舌头，还有一副好心肠，因此在她生命的其他时刻能够承认并钦佩奥托兰的价值。
总之，她的绝大多数形象一直是一个可怜的怪女人，一个衣冠不整、面貌极丑的没落贵族形象，头发糟糕地染成红色，过分化妆的脸庞像一件旧家具。但如果你留意字里行间的阅读并寻找其他资料（尤其是西摩撰写的奥托兰的精彩传记），那浮现出来的奥托兰的肖像则是十分不同的。
首先，她根本不丑。直到四十多岁，她还被认为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女人：她拥有一头闪亮的铜色秀发，一双有神的绿眼睛，一副雕塑般的身躯。一个女人，曾是她那时代最著名的美人之一，到老时却变成了可悲的丑陋之象征本身，这令人不安。但奥托兰的美，就像她身上所具有的一切，都濒临过度。她很高，她的五官太大，她的模样过于别致。照片证实了那种不牢固、不寻常的平衡：在有些照片里她美极了，在另一些中则很可怕。她向来不是普普通通的，她永远不会被忘却。
她的独特，她潇洒的生活，大概招致了人们对她的诽谤--"布卢姆斯伯里团体"总是恶意攻击那些与众不同的人，如果他们的牺牲品在攻击面前好像并不痛苦，甚至表现得若无其事和高傲，那他们的批评就会更猛烈。奥托兰受教于不列颠贵族和维多利亚主义双重的自我节制，总是力图保持一副平静的外表。她出生于1873年，属于不列颠的最高贵族。六岁时她的异母兄弟继承了波特兰公爵的称号，她开始被所有的人谦恭地待为夫人；她的社会环境如此古老和高贵，以致不期待她独自穿衣或梳头。自然，这样的一个贵妇人不应该学习和从事任何工作，除了找一个合适的丈夫并扮演她自己。
但奥托兰充满抱负--她有对艺术、知识、精神和博爱的渴望。当然她不可能计划任何一种专业--像她那样的妇女是不会去做那种事的。于是她把自己的创造能力用在为自己设计美妙的服饰，以东方的想像装饰相继成为她聚会中心的三个家：伦敦贝德福德广场的家；牛津附近的乡间加辛顿庄园；重回伦敦，位于高尔大街的家。她的博爱精神集中在帮助他人--艺术家、青年知识分子，她善于以准确的直觉发现他们的品质。
她开始在自己的沙龙接待客人时已三十四岁，结了婚。她喜欢创造一种童话般魔幻而浪漫的氛围。她的家散发着香气，充斥着精致和富有异国情调的小物件。她的仿若神话般的聚会是在加辛顿乡间庄园，1915年她搬到那里。加辛顿庄园里总是挤满了客人，酣战中她丰盛而神奇地款待他们；中央建筑像一个精致的糖果盒，摆满了柏树、雕塑和孔雀的花园，是"第一花园"，是天堂。因为奥托兰不仅喜欢当一个传统意义上她朋友的保护人（支持他们的工作，把他们介绍给有影响的人物，在一段时期内维持他们的生活），而且试图把他们笼罩在一个神奇的环境里，把她作为女主人的生活变成一个艺术品。于是她组织字谜，假面舞会，花园里精致的野餐，月光下的舞蹈，音乐会。她渴望绝对的美，这使她在客人中引起很大的嘲笑。他们比她年轻许多，他们已属于二十世纪。这就是说，属于一个发现不存在绝对之物的犬儒主义时代。
而奥托兰是一个完全不合时代潮流的人。她的时间是不真实的--她像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那样行动、穿着和说话。但也是一个虚构的、从浪漫主义角度用许多金属粉和纸板重塑或想像的文艺复兴。"在加辛顿至少太阳光会是正常的吧？"弗吉尼亚·伍尔芙在给一位女友的信中自问，"不，我认为甚至天空都用一块淡黄色的丝绸给遮住了，自然那些圆白菜也喷了香水。"奥托兰那种无微不至的精致喜好让她那些居心不良的朋友感到开心--他们都是活跃的艺术家，不能理解奥托兰在自己所拥有的惟一环境里，在家庭生活的琐碎事务里，创造美的感人需求。
奢华与伟大（2）
可能奥托兰有时在创造幸福的渴望方面有点荒唐，在她想把那个幸福赐给别人的方式上有点喜欢发号施令。但加辛顿庄园应该是一个极好的地方：一座奥林匹斯山，青年知识分子在那里占据着神的位置（有一天，当时任首相的阿斯奎斯①和梅纳德·凯恩斯②来访，他们被通报为"凯恩斯先生和另一位绅士"）；一个舒适的避难所，客人像苍蝇似的蜂拥而至--不管之后他们如何嘲弄奥托兰，显然，他们喜欢去那里；加辛顿也是一个文化迪斯尼乐园，谁都不公开承认自己在那种艺术纯真，同时又美丽、幼稚的环境里尽兴。"我在这种场合感到可怕的孤独，"利顿·斯特雷奇在一次造访之后写信给一位朋友，"一种十八世纪式的忧郁快乐压倒了你，很难把人与哈巴狗区分开来。"可是他也致信奥托兰，说他在加辛顿庄园的逗留是多么愉快，并急切地自我邀请下次再去。
①阿斯奎斯（1852-1928）：英国自由党内阁首相（1908-1916），第一次世界大战头两年的英国领导人--译注。
②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财政家和报刊撰稿人，因针对长期失业提出革命性经济学说（凯恩斯经济学）而知名--译注。
③罗杰·弗赖（1866-1934）：英国美术批评家和画家，为后印象派画家正名的先锋--译注。奥托兰不仅是一个完美的艺术沙龙的女主人和一位积极的文学及艺术保护者（她与罗杰·弗赖③一起坚定地推动后印象主义进入大不列颠），而且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绥靖政策中扮演了一个突出的政治角色。如果伯特兰·罗素是这场运动的英雄（他因自己的批评文章而最终身陷囹圄），她就是旗舰。她鼓动丈夫，工党国会议员菲力普·爱德华·莫雷尔，在国会宣读了一份绥靖主义演讲，菲力普不顾所有人的反对勇敢地做了此事，并因此永远毁掉了他的政治生涯（他的仕途直到那时也并不很辉煌）。之后奥托兰把加辛顿变成一个不同政见者的援助中心，雇佣他们来耕地--种植农田被政府视为一项首要工作。
这样，在战争年代，奥托兰夫妇供养了五六个不同政见者，他们绝大多数是懒惰的艺术家，根本不会干农活。他们只是利用奥托兰，以为她富不可及。但她并不十分富有（她母亲剥夺了她的继承权），她慷慨的女主人生活带来的巨大开支开始消耗她的财产。事实上，她最终面临那么多的经济困难，以致被迫卖掉贝德福德广场的家和加辛顿庄园，搬到高尔大街一所阴暗而简朴的小房子。但所有这些困窘，连同她的许多其他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她的朋友们从来都一无所知。
奥托兰的丈夫菲力普是一个令人难以琢磨的人。他很有吸引力（奥托兰的所有情人，除了罗素，都很英俊），在有些场合表现出罕见的高尚，如发生在国会的绥靖主义演讲。又如他去一个德国旅馆与奥托兰相会，前几个星期她曾在此接待了罗素的造访，旅馆的清教徒店主告诉菲力普一位先生每天进出他妻子的房间，甚至连卧室的沙发都被他的香烟烧坏了。菲力普听后笑了笑，赔付给店主沙发的损失，并说他很高兴妻子没有缺少陪伴。但另一方面，菲力普看起来软弱和优柔寡断；奥托兰试图给他创造一个政治前途，一生都宠爱他，保护他。从他们一结婚，菲力普就向她表明，她在性方面不能吸引他；但女仆倒是吸引他，他有两个私生子，一个是与一位女仆生的，另一个是与他的女秘书生的。此外他的心理很脆弱，中年时期他就遭受到一次次严重的精神危机。
有一个道义令人不安，我们经常会遇到因被他人的需要缠身而使自身困于弱者请求中的妇女。这点也发生在奥托兰身上（"我是一个吸引自私者的磁石"），她已经受过一个残废且占有欲极强的母亲的欺压。从那时起，她所有的情感史都一样--她总是付出得更多。或许她已不再有激情（罗素曾为她而疯狂，但奥托兰拒绝抛弃菲力普），但的确给予他更多的照顾，更多的关心，更多的宠爱和亲热，直至她中年时美丽的老虎莱昂内尔来临。
当奥托兰爱上老虎，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加辛顿庄园的园丁时，她已满五十岁。老虎是个好人，慷慨大方，并且被她迷住。奥托兰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她终于找到了理想的伴侣，"我爱的时候总是付出，现在终于允许我得到了。这是一个奇迹。"奥托兰与老虎的热恋关系持续了两年，直到有一天小伙子突然死于脑溢血--一个加入奥托兰传奇的奇怪死亡。既然人们乐于虚构浪漫的荒唐行为，为什么不能设想是由那时精神已经失常的丈夫下的毒？这些是床第间的秘密，是所有人都要保留的不可思议的隐私。
奥托兰以巨大的勇气承受痛苦地失去老虎，像她忍受从前的一切那样。从小她就忍受十分脆弱的健康，她患上极痛苦的偏头痛以及其他大概是糖尿病征兆的不明疾病。总之，她是一个慢性病患者，这是十九世纪上层社会妇女中间相当平常的事；她跟厌食的弗吉尼亚·伍尔芙一样（厌食是那个时代女士间的一种常见病），年轻时拒绝进食。五十五岁时她发现得了一种颌癌--粗暴的手术使她面目变形。那时她的朋友才发现奥托兰能够无怨无声地承受痛苦。
奢华与伟大（3）
她那时的生活是在穿越沙漠。她那么不因循守旧（她常说"因袭常规和自我满足就是死亡"--一个有活力的思想），不得不付出高昂的社会代价。她受自己同阶层的人排斥，从未被她所帮助过的知识分子接受，奥托兰是一个孤立和孤独的人物。她破产了，丈夫变得半疯，她至爱的人死了，她忍受着折磨人的肉体病痛，脸变形了，逐渐失聪，使用一个滑稽的助听器，她不得不卖掉自己心爱的加辛顿庄园。最糟糕的是，她的朋友一次次地背叛她。开始是出现一些包括对她进行残酷写照的小说（最痛苦的描写是劳伦斯和赫胥黎的，因为这些作者曾是奥托兰的密友），之后通过朋友的朋友，她渐渐得知所有人都在背后嘲笑她："把我视为一个爱搞阴谋和危险的、不道德和肮脏的女人……谁也不喜欢我……我为此所经历的那一切都被推翻了。我以为是在给予别人的东西其实只存在于我的头脑里--别人不喜欢。如果能扔下菲力普，毫无疑问，我会远远地离开这里，在另一个地方开始我的生活。但我不能这样做。"她在日记中写道。
马勒带着钢爪
尽管如此，她仍尽量在外面不让任何人知道她的屈辱和痛苦。于是她继续在高尔大街那个简朴的家里接待客人（虽然现在只能请人喝茶），穿着便宜的金黄色破衣服，胡乱地染白头发，加倍化妆以减少疾病和时间所造成的损害。一言以蔽之，不论什么情况，她都试图忠实于自我，准备继续把生活变成一个美丽和适于居住的地方。面对奥托兰如此的沉着，弗吉尼亚·伍尔芙感到震惊，她为此最终敬佩奥托兰，并深深地爱戴她。事实上她们成为密友；当奥托兰因长期患有神秘的疾病于六十四岁去世时，弗吉尼亚和艾略特一起写了这个墓志铭："忠诚而勇敢/最慷慨，最优雅/在她娇弱的身体里/却保持着/一种无畏和不屈的精神。"奥托兰巨大和不同寻常的高尚在于她以绝对的尊严（她是这么热爱绝对的事物）逐渐变成一个衰落和可悲的人物。
参考书目
○贝特朗·罗素：《自传》，艾达萨出版社。
○昆廷·贝尔：《弗吉尼亚·伍尔芙》，卢门出版社。
○弗吉尼亚·伍尔芙：《纸镖》，奥丁出版社。
○克莱尔·托马林：《凯瑟琳·曼斯菲尔德》，马丁出版社（纽约）。
○迈克尔·霍尔罗伊德：《利顿·斯特雷奇》，企鹅出版社（伦敦）。
○米兰达·西摩：《奥托兰·莫雷尔，高级别的生活》，法勒·斯特劳斯·吉鲁出版社（纽约）。
带着钢爪（1）
阿尔玛·马勒
阿尔玛·马勒（出生时叫阿尔玛·申德勒，是著名画家申德勒的女儿）是一位艺术家。她九岁开始作曲，二十岁时已创作了一百首浪漫曲和器乐及歌剧片段。她是一个出色的钢琴家，在维也纳，人们对她很有前途的才华赞不绝口。当然谈论得更多的还是她的美貌，因为那时妇女身上的才能不过是一种装饰或一种怪诞的表现。阿尔玛是那个时代的大美女之一：颀长，丰满，碧蓝的眼睛，完美的五官。从今天来看，她的五官或许过于端正和甜美，体形过于丰润，但在那个时候，她集中了时尚的所有特征。不管怎样，她神话般的吸引力大概来自她自身的性格，而不仅仅在于外表。她迷人，聪明，文雅，耀眼，独特。她周围的男人简直为她疯狂。
魔法师，善良女巫，大地母亲--男人们拿这些话来形容她。这些颇具传奇色彩的重要词语，把阿尔玛定义为女性的一个典范。她是"女人"，一个出自男性头脑、梦想和恐惧的典范。阿尔玛适合他人设想的那种幻象，因为她的伟大成就（以及她的彻底失败）在于能够满足男性要求。这样，阿尔玛作为一个缪斯女神生活在男人的视线里，是他们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她的第一任丈夫、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重要的表现主义画家奥斯卡·考考斯卡，热恋她三年的情人；建筑师瓦特·格罗皮厄斯，她的第二任丈夫，包豪斯学校的创办者；弗朗兹·魏菲尔，她的第三任丈夫，一位今天已被人遗忘，但在那个时代却十分有名和受赏识的小说家。许多绅士曾拜倒在她的脚下，虽然阿尔玛与他们的关系只是柏拉图式的，如古斯塔夫·克里木特，知名的现代主义画家，或剧作家及诺贝尔奖得主盖尔哈特·霍普特曼。阿尔玛具有识别创作才华的出色嗅觉，那正是她令人爱慕之处。
阿尔玛对她的所有男人都非常好。她是母亲和情人，无微不至地料理家事，以令人敬佩的方式管理经济，精心组织家庭生活，有效地参与自己爱人的工作（比如抄写马勒的音乐，并为之配器）。最为重要的是，她能使伴侣复苏，把他作为艺术家最好的东西挖掘出来，并给予他力量--"你恢复了那些废物的生活"，考考斯卡对她说。甚至生物学家保罗·卡默勒也评论说："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我积累了创作所需要的能量"，尽管阿尔玛从未回应过他的爱慕。阿尔玛是一种生存能源，她能够点燃五彩世界。
那种内在电源，那种生命潜力，在爱情里一次又一次重新充电。但不是在一个简单的日常爱情里，而是在最冲动的激情里。在那种浪漫和毁灭性的感情里，它是想像的产物，因为它而寻找与他者、与孪生灵魂的绝对融合。一个不可能的苛刻目标，总是会导致无穷尽地重复寻找爱情。阿尔玛十三岁时失去了她所崇拜的父亲，她把男人和艺术家都神化了。当她恋爱时，便在对方身上虚构完美；当她的伴侣看到自己像一个神似的反射在她的眼里，便更加看重自己--如果一个如此美丽、聪明和出色的女人把我视为神圣，那是因为我就是神圣的。但随后，笨拙的现实逐步削弱她的那些白马王子的泥脚，阿尔玛渐渐失恋，痛苦，消沉。她需要重新唤起激情，重新爱另一个人，这样她才能感到自己活着。冲突从此开始。
所有这些内心的骚动都发生在一个同样动荡的环境里。阿尔玛1879年生于维也纳，也就是说，出生在动荡的中欧，一个正在崩溃的世界中心。这是一个时代的尾声，像通常发生在所有巨大衰落中那样，奥匈帝国的垂死也伴随着一次知识和艺术的沸腾。一个世纪以前的维也纳正在欢快地耗尽它末日的荣耀--在文学沙龙和拥挤的咖啡馆里讨论着神性和人性，调情，谋反，创造。那时在那里出现了知名的"维也纳学派"这一重要的哲学流派；洛斯发明了现代建筑，勋伯格发明了十二音体系音乐；罗伯特·冯·穆齐尔，尤其是卡夫卡，革新了文学，弗洛伊德发现了（或更确切地说命名了）无意识，永远改变了我们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和理解。生活在紧张的维也纳燃烧。
这是一种疯狂、沸腾和享乐主义的生活，妇女在其中扮演着一个特殊角色。在当时的欧洲，维也纳女人被视为男性神话里女人-妻子的化身：尖酸，耽于声色，秘密，对男人来说充满危险性，悲哀同时快乐，易动情欲，无法理解。梅尔塞·罗多雷达在她的小说《破碎的镜子》里描写了十九世纪末典型的维也纳女人：一个年轻的女小提琴家为主人公献身，然后自杀--女性之谜的完美例子。阿尔玛·马勒是所有维也纳女人中最"维也纳化"的，是那些泡沫女人的王后。这些维也纳女子置身于轻盈的花边旋涡里，紧贴男人的胸口跳着华尔兹舞，生命在脉搏里跳动，被巨大的枝形吊灯闪花了眼。
但我们还是回到开头：阿尔玛是一个艺术家，并且很严肃地自视为一位作曲家。与此同时，她长大了，开始讨人喜欢；她拥有年少的狂热，美女的轻率。她恋爱了一两次，到处散发自己的照片，享受调情。尽管如此，她的音乐依然是首要的，直到二十一岁时她认识了古斯塔夫·马勒。他的年纪比她大一倍，是维也纳歌剧院的指挥。我可以想像阿尔玛在剧院观看他指挥乐队：他站在那中间，很有气势，是所有关注和荣耀的中心。他是"伟大的男人"，她可以在他身上创造一个"伟大的激情"。他们立刻结婚了，这不奇怪。
但在婚礼之前举行了一个把他俩引向毁灭的极其古老和传统的仪式：阿尔玛作为人被取消了--一封马勒写给阿尔玛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长信，概括了那个时代所有的陈词滥调、偏见和不公平。首先，马勒站在他年纪和成功的高度嘲讽阿尔玛的知识才能（她博览群书，很有文化），称她是"傲慢的人"，因为她在一些特定的思想方面敢于说出反对他的观点。信中写道："阿尔玛，我的女儿，我们将结合在我们的爱情和心灵中……但这种结合也在我们的思想中吗？我的阿尔玛，你的想法是什么？或许是叔本华关于妇女的那一章？"在用这类论据打击年轻的阿尔玛对自己和自我标准的信任后，马勒进入正题，"关于你要求继续做你自己的想法，我还在琢磨那个已固定在我这么热爱的小脑袋瓜里的痴迷念头。你写道：你和我的音乐。请原谅，但我还是得讨论这个说法！你怎么能够想像两个都是作曲家的一男一女的婚姻生活？你知道对我们俩来说，像那种这么竞争的关系有多荒唐，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件多丢脸的事吗？既然如你所写，你想让我免于日常生活的琐碎，可是如果正当你的灵感来临时，你却被迫照料家务或出现的任何一件事，该怎么办？如果你不得不完全放弃你的音乐，作为交换，你拥有我并且你也是我的，那就意味着你的生活毁了？……你只该有惟一的一个职业：让我幸福的职业。你得放弃所有那些表面的东西（所有与你的身份和你的工作有关的东西）。你得无条件地献身于我，你得让你未来的生活在所有细节上都服从我的愿望和需要，除了我的爱情，你不该再要求别的什么"。
收到这封信，在一整夜的失眠和哭泣之后，阿尔玛如马勒信中要求的那样做了，或发誓那样做了。毕竟她的音乐还很幼稚，在咿呀学语。她需要学习的东西这么多，所以看来世界不会因她的放弃而失去一个超级艺术天才，而很显然，马勒是一个重要的音乐家。此外，周围的一切都在劝阻妇女的职业努力，相反却起到巩固她们的婚姻和家庭的作用。就这样，阿尔玛牺牲了她的事业，于1901年结婚。"我惟一的愿望是使他幸福，他值得这样！"她动情地说到她光彩夺目的丈夫，而此人看来根本配不上她的牺牲。这就埋下了祸根，男人和女人之间发生如此多的误解，其根本原因在于，男人把婚姻视作为自己服务的一个机构，而女人把婚姻视为一个甜蜜的童话故事。
带着钢爪（2）
阿尔玛与古斯塔夫生活的十年并不成功。在她有趣的自传中，阿尔玛抱怨丈夫以自我为中心，很少注意她。根据所有资料，马勒埋头于自己的作品里，他严厉，乏味，而且好像还是性无能。阿尔玛哭泣，痛苦，生病，患忧郁症，她怀念自己的音乐，不甘心生活的空虚。当她在一个温泉疗养地从一次痛苦中恢复后，认识了比她小四岁的瓦特·格罗皮厄斯。他们相爱并经历了一场热烈的地下恋情；一个月后，在一次原本会造成弗洛伊德式笑话的差错中，格罗皮厄斯把一封写给阿尔玛的情书误寄给古斯塔夫。马勒看到这封信，目瞪口呆。阿尔玛于是向他解释一切：与格罗皮厄斯的经历，以及她在婚姻中的不幸和失望。马勒被剥夺了阿尔玛的目光赋予他的神圣，陷入完全的绝望。此时他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爱她，待她又是多么不好。现在他第一次倾听（过去他从来不屑于此）妻子的一些歌曲："可是我都干了什么！"他悔恨地叫喊。"歌曲美极了。你应该继续作曲。"他开始向她倾注爱的关怀，在圣诞节送她礼物。但为时已晚。阿尔玛心软了，对他说，她会留在他身边，放弃格罗皮厄斯；但她继续秘密约会情人，因为她虽然很喜欢马勒，却已不爱他了。她需要爱才能生活。最后，不安、受惊和感人的马勒得了扁桃体炎；不久他被告知得了败血症，半年后马勒逝世。如果他们把婚姻关系定位在一些更加脱离偏见，更为平等的条件下，他们大概会比较幸福。
阿尔玛守寡时三十一岁，"到了这个地步我已不能重新学走路"，她评论自己当作曲家的工作。她永远地放弃了音乐，也永远不再允许一个男人像马勒那样监管她。不论是比她小六岁，与之度过她最富激情经历的考考斯卡（因她的抛弃，考考斯卡疯了，他叫人在一个真人大小的玩偶上复制她的五官，与它共同生活了一年，之后在一次聚会上砍了它的头）；还是格罗皮厄斯，她所有男人里最恭敬有礼和最慷慨的一个，或许正因为这点她对他最差（"我只想让这个男人幸福"，阿尔玛与他结婚时又说了这句话；但这回她补充道，"愿上帝为我保留爱情！"她已经知道永恒的激情很快就会结束）；或者她的第三任丈夫弗朗兹·魏菲尔，他比阿尔玛小十岁，和蔼而不成熟。
与此同时，生活逐渐向她索取高昂的代价。阿尔玛死了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都是带着极大的痛苦死去的：马勒的一个女儿五岁时在无麻醉的情况下紧急做了气管切开手术，死于白喉；另一个婴儿，魏菲尔的儿子，得脑炎只存活了十个月；第三个是玛侬·格罗皮厄斯，因脊髓灰质炎而瘫痪，整整一年处于病危，当时她已十六岁。她的死，对阿尔玛来说是最残酷的丧失。阿尔玛的世界，她成长的世界，也染上了死亡。轮到她经历十分艰难的岁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把一些粗暴的和平条件强加给战败国的凡尔赛和约；之后是纳粹主义的地狱。
希特勒的纵火（我们要记得他是1933年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是在一片满是屈辱、贫困和绝望的大地上点燃的。在德国，通货膨胀如此厉害，为了使工资能买得起晚餐，需要按天发放薪水。积蓄消失了：银行通知你关闭账户的信件邮票都比你三十年里存在那个账户上的储蓄更值钱（亚瑟·索姆森在他的迷人小说《一位公主在柏林》中对这一切做了很好的解释）。在这么多苦难和不安定中，革命点燃了街道：一场刚刚在沙俄帝国颠覆了秩序的真正革命，一场对资产阶级来说可怕的革命。所以资产阶级支持反布尔什维克者的新兴纳粹。甚至犹太富人起初也帮助纳粹分子：在奥地利，极右派依靠一份犹太产权的报纸，从一个犹太企业家那里获取他们的武器。
阿尔玛是亲纳粹分子，或更确切地说，她是亲法西斯分子：她相信墨索里尼计划的善意，排斥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奇怪的是，阿尔玛的日记充满了反犹太主义的愚蠢评论，然而她却与两个犹太人结过婚（马勒和魏菲尔）；当希特勒的恐怖在欧洲蔓延，她勇敢地把自己的命运与魏菲尔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不得不在最可怕的条件下穿过整个法国，步行翻越比利牛斯山以逃生（她那时已六十多岁）。那是希特勒看似当然的胜利者的年月，阿尔玛无疑可以采取另一个姿态：事实上她全家在维也纳都变成亲纳粹分子。另一方面，魏菲尔是亲共分子（"弗朗兹为列宁的逝世写了一首诗！"阿尔玛在她1928年的日记里惊惧地写下这句话），两人之间激烈的政治争论使婚姻处于危机边缘。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时间带来的揭示，两人都克制了许多。"我和魏菲尔收获了失败"，几年后阿尔玛写道，"他在青年时代相信通过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的世界革命，他无法预见那将变成什么。我相信通过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来拯救世界，我也无法预见经由希特勒的行动那将变成什么。"
除了她变幻无常的亲法西斯主义和自相矛盾的反犹太主义偏见，阿尔玛还有其他阴暗面，比如她的嫉妒和占有欲到了无耻的地步，她与其他女人如此残酷地争抢在男人面前的优越，使她从来没有女友（我认识那种需要独一无二的女人：她们很让人讨厌）。我同情她可怜的妹妹格雷蒂，想必阿尔玛给了她一个恐怖的童年。阿尔玛从未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提到过她，尽管格雷蒂遭受了可怕的命运：她压抑，在几次自杀企图之后，被关进一个精神病院。希特勒入侵奥地利后（1938年），纳粹宣布消灭所有的疯子，她在那里被处决。
可是即便阿尔玛不是一个圣女（谁是圣女呢？），我仍无法理解人们通常对待她的反感和吝啬。例如，她被视为一个卖弄风情的女人，轻浮的女人，草率的女人；然而，她一生只与四个男人（或许五个，还有一个神甫，似乎可疑）同过床，其中三个是她的丈夫，她与马勒生活了十年，与魏菲尔生活了三十年，直到两人去世。这不像是一位毫无廉耻的女性征服者的履历。法国前文化部长弗朗索瓦丝·吉鲁写过一部关于阿尔玛·马勒的独特而有趣的传记，在她评判的任意性上到了不体面的程度。但这是因为这位前任女部长是个右派女士，对打破常规的妇女来说，最坏的敌人就是保守派妇女。比如吉鲁谈到马勒在他生命的最后发现正在失去妻子的时刻，"日后她将是这个疯子臣民的残酷女王"。但实际上阿尔玛不是什么冷酷女王：她以绝对的奉献和爱在持续六个月中，致力于照顾病危的马勒，就像后来在魏菲尔两年垂危期间的所为。
阿尔玛从很年轻时起，在她与马勒失败的婚姻期间就开始酗酒，在她生命的最后三十年，她每天喝一瓶本尼狄克丁开胃酒。尽管如此，她还是活得很长久：八十五岁时死于纽约，她在那里有一个小公寓。如果她生活在我们的时代，我确信她不会放弃音乐。作为作曲家，她会拓展一个公众职业，不管好坏。在她的时代，她本人不能也不知道应该这么做，虽然她一直意识到自己的矛盾，"婚姻常常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在女人身上取代她的自我"，她在日记中写道。接下来，她对自己在男性面前的次要地位补充了一种自我鄙视的苦涩嘲讽："我用钢爪逐步建造我偷来的窝……对我来说各种才华都不过是我所需要的稻草……对我的窝来说是一点战利品。"然而她用那同一副钢爪抓住生命；她生活，高强度地生活，不顾众多的苦难和所有的局限。"我有过一个美好的生活，"阿尔玛在她自传的结尾说，"任何人可以干任何事，但他也得准备应付一切。"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力表现出这样的无畏。那大概就是她不被原谅的地方。
沉默（1）
玛丽亚·莱哈拉加
我要讲的故事令人惊奇。这不仅是因为女主人公迷人的人生曲折，而且因为我们对她一无所知。我说的是玛丽亚·莱哈拉加，二十世纪初西班牙最著名的剧作家之一格雷戈里奥·马丁内斯·谢拉的妻子：如今被加尔西搬上银幕的《摇篮曲》就是他的作品。或更确切地说，是由他署名的作品，因为实际上那是玛丽亚创作的，像她丈夫的其他所有作品：格雷戈里奥很少创作，也许根本没有创作，这是一个被证实的事实（帕特里西娅·奥康纳、阿尔达·布兰科和安东尼娜·罗德里格的研究无可辩驳）。
①华金·图里纳（1882-1949）：西班牙作曲家，对促进二十世纪西班牙音乐民族特色的发展起过推动作用--译注。
②乌桑迪萨加（1887-1915）：西班牙作曲家，以他的西班牙说唱剧著名--译注。因此她才是众多成功戏剧的真正作者（她的作品在国外上演，在好莱坞被改编成电影），她也是作曲家华金·图里纳①的《旅行相册》和曼努埃尔·德·法雅的《西班牙花园之夜》的灵感启发者。此外她还创作了法雅的《爱情魔法师》和《三角帽》的歌剧剧本以及大量的西班牙说唱剧（如乌桑迪萨加②非常有名的《燕子》）。除了这些成就，她还是散文家、女权主义者、共和国时期的社会主义者和议员（最早的女议员之一）。战后过着流亡生活，在报纸和电台工作。满百岁前几个月她清醒而活跃，最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世，那是1974年：也即昨日。可是我们连她的名字都没听说过。当左派开始恢复他们的圣徒，把他们塞进神龛时，她被遗忘了。
玛丽亚1874年出生在圣米连·德·拉科戈亚（拉里奥哈省），长在卡拉班切尔镇（今马德里的一个区），靠近一个孤儿院，父亲在院里当医生，因而她从小就看到贫穷的可怕和苦难。那时候西班牙是一个因循守旧的落后国家，顽固地拒绝历史的变化。西方世界的事物在变动，主张妇女参政的女性开始为妇女要求投票权和发言权，但西班牙继续固守着一个由教皇极权主义的基督教统治阶层强加的主张倒退的女性和家庭观念。比如，迟至1920年，一个类似于第八届"国际妇女参政联合会"(IWSA)这样正常和无害的会议试图在西班牙召开，它是妇女参政的主要国际协会；但最后因政府和天主教协会的正面反对而中止，会议被移到日内瓦。
①弗朗西斯科·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1839-1915）：西班牙哲学家、文学评论家和教育家。他是克劳泽主义最有影响的倡导者，他所创办的"自由教育学会"是不受政府和教会影响的一个教育机构--译注。1870年费尔南多·德·卡斯特罗创办"妇女教育学会"，1876年弗朗西斯科·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①创建"自由教育学会"：这是西班牙现代化的两个基本支柱。进步人士都知道，没有文化，没有一场把国民从他们的知识贫困中拯救出来的基础革命，就不会有进步：二十世纪初，百分之七十的西班牙人是文盲。对现代化及未来前途的拼命渴望在被称为"1914年一代"的伟大而不安分的知识分子身上实现：格雷戈里奥·马拉尼翁、费尔南多·德·洛斯里奥斯、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阿萨尼亚、克拉拉·坎波阿莫、阿美里科·卡斯特罗、维多利亚·肯特、拉米罗·马埃斯图和玛丽亚·马埃斯图……还有我们的玛丽亚·莱哈拉加，而且她还是教师。所有这些人和其他若干人使这个国家在短暂、耀眼和灾难性的第二共和国时期迈出了几个世纪的跳跃。
但即便如此，当时的社会环境差不多仍是令人窒息的，尤其对妇女来说。1908年耶稣会教徒阿拉尔孔在一本书中说，妇女解放是愚蠢的，"应该立刻把那些复仇女神关进教养所或疯人院"。1927年宗教杂志《和平的彩虹》攻击"里塞乌姆"的会员（其中有莱哈拉加），那是玛丽亚·马埃斯图成立的一个极其庄重的妇女俱乐部，在那里惟一所做的事是参加文化讲座，品茶和学点东西："如果把她们作为疯子和罪犯禁闭起来，社会就做得很好。将那些古怪和失常的妇女送进医院或关禁闭，街上和家里的道德环境就会有很大改善。"当想到两个神父是基于经验才说出这样的胡言乱语，此话在今天引起的哄堂大笑就变得令人悲戚了：在十八和十九世纪把不听话的妇女关进疯人院是全世界的一种共同做法。玛丽亚·莱哈拉加在这种环境里成长、生活和创作。当代人说她是崇拜丑的人；我们现有的她年轻时代的照片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外表可爱的褐色女孩。可能她自己"觉得丑"，特别是与众不同：她有文化，写作，热爱戏剧，说几种语言，受过高等教育（师范），工作。二十三岁时她结交了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男朋友：格雷戈里奥·马丁内斯·谢拉，一位邻居的儿子，一个患佝偻病和肺结核的十七岁的矮小男孩（他的五个兄弟都死于杆菌）。他倒确实是个极丑的小伙子：大脑袋，没胡子，一对招风耳朵，一副老鼠的模样。但他喜欢戏剧和创作诗歌、文学。
三年后的1900年，他们结婚了。婚礼之后回到他们的公寓时，两人互相拥抱并高呼："谁也不能命令我们了！"此时她二十六岁，从事老师工作已五年；但由于是女人，她只能通过婚姻获得独立。至于他，只有二十岁，还是个孩子，也许他从未长大：一个被宠坏又极其孱弱的男孩。翻阅知名女强人的传记，会惊讶地看到她们中有多少人与极软弱的男人结为伴侣！在那些对女性来说艰难的时期，或许这些孱弱的男人是惟一允许妇女发挥她们某一才能的人。
结婚前他们就开始发表作品。莱哈拉加出了一本为儿童写的《短篇故事》，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署了自己的名字。随后出版了四部由她创作却署名格雷戈里奥的作品，虽然他可能也参与了最早的某一本书--年轻时他就有诗人的傲慢。婚礼之后一切照旧。他们靠玛丽亚当老师挣的微薄薪水生活，她早上五点钟就得起床，备课，收拾屋子。八点去学校，十二点回来，给两人做午饭，下午继续上课；晚上回家后，开始写小说和剧本，之后署上他的名字。她累得只剩下一身骨头。医生给她开处方，要她吃带血的肉，但玛丽亚一口都无法尝试。她的密友胡安·拉蒙·希梅内斯在药店买来空的胶囊，把剁碎的肉塞在里面，然后强迫她将胶囊当药似的吞下。
与此同时，格雷戈里奥却在床上磨蹭到很晚，虽然为公平起见应该说他也不是完全不干事。看来他一直具有当集体企业的组织者的很大本事；他能够以一种惊人的方式自我推销，甚至能从石头底下挖出钱来。于是凭着这种本事和显著的胆量，他陆续创办了各种文化杂志，最后成立了颇有影响的文艺复兴出版社。作为经营者，他是西班牙现代主义的一个主要人物--当然是玛丽亚在为杂志撰稿，修改清样，掌管财务。
沉默（2）
几年后，格雷戈里奥把他做生意的才能用来为自己牟利：他创办了一个演出他自己剧本的剧团，让玛丽亚像炸油条似的一部接一部地创作那些商业性劣作，他如此压榨可怜的玛丽亚，以至于这位年轻时作为优秀的现代主义者、曾是"荣誉和美"的领军人物，后来却被视为一个卖身名利的"文化小商贩"。
这一切都是从《摇篮曲》的轰动性成功（1911年）开始的。但之前已发生了灾难。1906年，格雷戈里奥与漂亮的卡塔利娜·巴尔塞娜--著名青年演员--有染。这段历史如此陈旧，格雷戈里奥显得如此乏味和丑陋，有人倾向于认为他对戏剧的爱好来自于成为企业家的隐秘梦想，以便能与第一号女演员调情（这正是他的所为）。问题是格雷戈里奥征服了卡塔利娜，但出于显然的理由他不敢抛弃玛丽亚。不可思议的是玛丽亚忍受着。她非常痛苦，1909年曾试图自杀（她在巴塞罗那跳海，被一名男子救上来），但是她忍着。玛丽亚默默地为格雷戈里奥创作，默默地与卡塔利娜分享他，默默地忍受女演员粗野而卑鄙的残酷行为--卡塔利娜对那位比自己老，比自己丑，从不说什么，却不可能摆脱的情敌怒气冲天(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认为自己理解她)，因为玛丽亚是她情人的一部分，而且是对他最有吸引力的那部分--对应于才华、金钱和成功的那部分。玛丽亚构思创作的剧本是为使巴尔塞娜在舞台上出彩，可以猜想，卡塔利娜对这样的成功大概有点反感。所有这一切都带有某种病态的东西。
①卢卡·德·特纳（1861-1929）：西班牙ABC报、《白与黑》杂志及西班牙新闻出版社的创办者，是保守的保皇派，1893年当选议员--译注。这种不可能的状况持续了多年，直到1922年，卡塔利娜与格雷戈里奥有了一个女儿。那时玛丽亚才终于与格雷戈里奥分居，前往法国生活；但继续为她丈夫创作，继续保持沉默，直到最后。格雷戈里奥写给妻子的信是可悲的：向她索要稿子和更多的稿子，仿佛她是一部机器。他不仅要剧本，而且要报刊文章（他二十篇二十篇地向她约稿），讲座，甚至讣告（如一篇致卢卡·德·特纳逝世的讣闻）①。他剧团的提词员多年后声明，"我们剧团所有人都知道写剧本的是堂娜玛丽亚，堂格雷戈里奥连给家人的信都不写"，那正是格雷戈里奥留给人的印象。
此外他还给人留下傻瓜的印象，如当他吹嘘："我思考了很多，与许多人谈过话。我到处留下一个如此伟大和牢固的个人威望，只要凭这些我们就足以拥有可靠的成功。"或者如1931年西班牙刚宣布成立共和国，当高尚的玛丽亚充满社会热情和责任时，他已变成一个文化商贩，从好莱坞来信请求她赶紧寄给他"你能想到的所有情节，你不用担心原创性或细节变化：因为影片是给全世界看的，所以制片厂恰好偏爱基本的主题"。
1930年在他旅行之前，为了让玛丽亚能领取版税，格雷戈里奥签署了一份私人文件（并秘密保存），在上面声明"我的所有作品是与我妻子合写的"。当然，合作之事纯粹是一种委婉措辞：几个月前，在玛丽亚有点生病期间，格雷戈里奥在一封信中对她说："我正在为写作付出前所未有的努力，直到你好起来。我相信我迟早会成功。我逐步失去对话的羞涩，因为我想我写东西只是为了自己读它。"
在西班牙内战和其后的流亡悲剧中，格雷戈里奥和情人去了阿根廷，彻底抛弃了玛丽亚，不给她寄作品的稿费。玛丽亚在法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躲避纳粹（德国人迫害西班牙共和派人士），饥饿，贫穷，因两眼患白内障而几乎失明。1945年，一些朋友设法找到了她，把她带到美国；也找到了格雷戈里奥，强迫他履行自己的义务。格雷戈里奥寄给玛丽亚很少一点钱，还有若干封充满自怜和自辩的信。1947年他回到西班牙，两个星期后去世；玛丽亚所著作品的百分之五十版权归属于巴尔塞娜的女儿。
①1952年墨西哥甘德萨出版社出版，一本今天找不到的书，某个出版商应该再现它--作者原注。在她七十八岁流亡期间出版的自传《我与格雷戈里奥》里①，玛丽亚列出了她放弃作者身份的三条理由。她说家人如此冷漠地对待自己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以至于她发誓不再以自己的名字发表任何东西（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但谈到了一个想让自己的生活有点不同的女性所面对的缺乏鼓励）。她补充说，当老师的时候，"我不愿意用可疑的名气玷污我名字的清白，在那个时代，它像一个几乎不光彩的悔罪衣落在所有文学女性的身上。"最后玛丽亚提到了"或许是最强有力的理由"，那就是爱情（或不如说一种极似疾病的爱情观）："我结婚了，年轻又幸福，那种谦卑的骄傲向我袭来，它支配着所有女人，当她真正爱一个男人时。"她的结论是，既然他们是一对合法夫妻，就给自己的作品署上"父亲的名字"。
这里应该说明的是玛丽亚没有孩子。我想像她感到自己年纪大了，又不能生育，自然觉得对她的小丈夫有过错（那种常常束缚妇女的深深负罪源自何处？）。然而到她写自传时，她已经历了许多苦难的生活。因此她谈到"谦卑的骄傲"：因为清醒的玛丽亚（她的散文是多么有活力，多么充满智慧）知道，那种态度，是几千年偏见的产物，对妇女是不利的。
有待讲述的是这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最夸张和最迷人的部分：从1917年起，玛丽亚开始写散文、女权主义书籍和讲座。所有这些作品署的都是她丈夫的名。玛丽亚遭受格雷戈里奥的背叛，受巴尔塞娜的虐待，从病态的沉默封闭出发她忍受这一切，她开始反思自己的矛盾，并让她丈夫，像一个表演口技的木偶，在作品中公开宣扬和维护她的分析：如果一个男人支持这些分析的话，这些分析会更为有效。于是我们就得出这样一个狡猾悖论，一个做女权主义讲座并公开揭露那些胡话的格雷戈里奥，事实上他自己正活在这种谵妄中："妇女沉默是因为受宗教的教诲，她们坚定地相信顺从是美德；她们沉默是因为害怕男人的暴力；她们沉默是因为屈服的习惯；一句话，她们沉默是因为在几个世纪的奴役威逼下，已经具有了奴隶的灵魂。"--比如其中的一篇散文这么说。
这种清算也在剧本里进行。正如阿尔达·布兰科教授尖锐地指出，一部写于1939年的作品《她母亲的美德对她没用》里的人物，好像在替作者说话。一位岳母指责她的鳏夫女婿："她是你的伴侣，却不是与你同等地位的人……她与你一起思考，一起战斗，一起工作……只有你成功了！谁在成功的时刻退去，把所有的虚荣都留给你？谁在她周围制造沉默，以便只听见你的声音？她是那种从世俗梦中觉醒，感到她的权利犹如罪孽的女人；她是那种意识到自己的智慧，却想把它当做一个罪行似的请求原谅的女人。"这些苦涩的话语或许玛丽亚从未在私下说过，却让一个虚构的格雷戈里奥在公共场合发出。从某种程度上讲（性别歧视就是这样），无论玛丽亚还是格雷戈里奥，他们实际上都是半个人，是被截肢的不完整的人。
沉默（3）
玛丽亚是在共和国期间恢复了话语权：她开始以自己的名字做女权主义讲座，成为社会主义者，参加1933年大选。在她优美的自传《一个走在西班牙之路的女人》中讲述了竞选运动：在一个饥饿和破碎的西班牙，它是史诗般的，重大而又激动人心。玛丽亚带着她刚恢复的发言权行走在那些贫穷的村庄，正是用这个声音来告诉妇女（她们是文盲，外表肮脏，衣裙边拖着成串的孩子）应该走出几个世纪的沉默：正是在那次竞选中妇女的选举权被合法化。那是清晰的话语，公平的话语，响亮的话语。但是这一切都被内战、失败和流亡所平息。
玛丽亚在五十年代初出版了前面所说的两本自传。在《我与格雷戈里奥》中她承认自己对那些作品拥有作者身份，尽管她把作者身份仅仅局限在合作上："现在我年老寡居，为了能够领取我的版权，我被迫宣布自己的作者身份。"虽然在这本书中她对丈夫的回忆是很尊重的，但全世界那些愤怒的骑士还是攻击玛丽亚的文学企望，正如安东尼娜·罗德里格在她关于莱哈拉加的那本不可或缺的传记中幽默地说，这些东西是陈旧的男性互助。谁知道，或许那种充满偏见的愤怒有助于再次让玛丽亚保持沉默。让遗忘及糟糕的女性沉默之水重新在她身上合拢。
参考书目
○玛丽亚·马丁内斯·谢拉：《一个走在西班牙之路的女人》，卡斯达里亚出版社。
○安东尼娜·罗德里格：《玛丽亚·莱哈拉加》，波萨出版社。
○比拉尔·涅瓦：《假象，1918-1936年间的西班牙女剧作家》，科学研究高等理事会（CSIC）。
○卡门·马丁·盖特为《塞莉亚，她所说的》写的序，阿利安萨出版社。
○大卫·吉斯：《十九世纪西班牙戏剧》，剑桥出版社。
最邪恶的女人（1）
劳拉·赖丁
让我们从第一刻就说明：劳拉·赖丁是一个巫婆。我是从最隐喻到最直白的所有意义上说出此话的：因为她以为拥有无上权力。她把自己视为一个超自然的生灵，一个女神，在她生命的一个阶段自我命名为"终结"，谁知道是根据什么令人惊讶的论据。当然，这因为她很失常。但她的疯狂是那种黑色的疯狂，那种存在于人类内心的炽热而可怕的黑暗：一个容易辨识的堕落深渊。所以劳拉·赖丁，一个聪明而叛逆的诗人兼文学批评家，逐渐把一大帮宝贵人才俘虏进她的谵妄里：作家、画家、摄影家，一群脑子好而且或许心肠也好的男人和女人。但是他们不具有足够对抗劳拉的镇定与平衡，她是一种可与龙卷风相比的邪恶力量。她经过的地方，一切都坍塌。
她生命最辉煌的时期是与不列颠杰出的诗人和小说家、《我，克劳狄》的作者罗伯特·格雷夫斯相关的那段时间，他们共同生活了十三年。罗伯特·格雷夫斯是一个年轻而又心理脆弱的天才：在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战壕之后，他留下了战争的神经官能症。他虚弱、惊恐地回到家，像所有同时代的人一样，意识到已知世界已变成了碎片，需要建立一个新世界，特别是从一个道德的角度：如果资产阶级伦理导致了这样的战争恐怖，是因为它的原则是错误的。应该再次定义什么是善与恶，重新组织这个被肢解的世界。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一位属于现代主义团体"逃亡者"的美国青年女诗人恰好正在做此事--以幻觉者的语言预言一个新的道德秩序，一场据她说得由诗人们来领导的精神革命。这个姑娘就是劳拉·赖丁。1925年通过信函与当时已是知名诗人的罗伯特·格雷夫斯建立联系时，二十四岁的她刚与第一个丈夫（路易斯·戈特沙尔克，后来成为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分手。赖丁的启发话语让格雷夫斯如此痴迷，以至于邀请赖丁跟随他和他的妻子一起去埃及，这位穷得像老鼠的作家签了一份在开罗任教三年的合同。劳拉一夜之间就打点好自己的行李，乘船前往英国。诗人艾伦·泰特，"逃亡者"团体的创办人之一，曾与赖丁稍有私情，他致信一位朋友说："我预感到一场灾难：劳拉无疑是我所认识的最疯狂的女人，如果格雷夫斯现在还没有疯（这点我倾向于怀疑，因为他盲目地邀请了只读过其作品，却从未谋面的赖丁），不到一个月他就会变成一个躁狂的人。"
那时格雷夫斯已经三十岁，与南希·尼科尔森结了婚，有四个孩子。作为画家和画家之女的南希，是左派和女权主义者（她把自己的姓给了两个女儿，把格雷夫斯的姓给了两个男孩），与她丈夫一样，准备嘲笑这个世界。寻找一个新的道德观首先从家庭关系和性关系开始；整个欧洲的进步青年（我们已经看到，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让-保尔·萨特在法国做着类似的事）决定摆脱资产阶级偏见，诚实地享受他们的爱情。于是三角恋，不忠，感情的疑惑和双重性，总之，内心所有的那些冲动不安，像世界一样古老，源自我们的需求和我们的琐碎，开始突然变成纯哲学，变成一个先验的空话连篇的沼泽（六十年代末重新出现同样的事）。因此直到那时，在英国被认为是一种世俗的三人家庭的东西，在劳拉的影响下，变成了宗教的"三位一体"或"圣圈"。
赖丁这样夸张地命名她与罗伯特和南希的关系，即基本上是她与格雷夫斯在楼上一起睡觉和写作，南希和孩子们幸福地居住在楼下，虽然之后的现实根本不是那么幸福。这种三角关系和问题在去埃及的旅行中就已经开始：劳拉说他们在开罗住的房子中了魔法，于是大家都开始感觉很糟糕，结果半疯的格雷夫斯撕毁合同，返回英国。是劳拉制造了那种透不过气来的胶着氛围，这是一条她将多次重复的行为准则。
重新回到不列颠，南希曾试图勇敢地适应她在"三位一体"里所分到的那部分（劳拉与格雷夫斯同床，但她的脖子上挂着南希的一张照片），当她无法再忍受下去时，便与孩子们搬到泰晤士河的一艘旧驳船上生活。尽管这样，大家还是在一起。"现在土耳其人已经放弃了一夫多妻制，而罗伯特决定采纳它，看来这是个不幸。"南希的父亲这样评论说。与此同时，劳拉有时与罗伯特合作，有时单干，不停地创作越来越晦涩、越来越出言不逊的诗歌、散文。罗伯特向他的出版商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推出劳拉以获得他本人的作品，劳拉的这些日见难懂的书才得以问世。劳拉·赖丁的作品只卖出二十五本，最多不过一百本，但在少数不列颠和美国知识分子中间奇怪地保持着一种威望。劳拉是典型的坏作家，那种正因为无人能懂而受人崇拜的艺术家，这样一来她便觉得自己优越，自视为一个了解秘事的团体中的优雅成员。
劳拉主宰着一切。她吸罗伯特的血并降伏南希，把那两人与他们的环境、家庭和熟人隔离开来。她开始组建自己的随从，那些怀着崇拜她的谦恭渴望接近"圣圈"的新朋友。她是一个女神，格雷夫斯是她的神甫。他们这样生活了四年；之后发生了1929年的灾难。由格雷夫斯的侄子里查德撰写的格雷夫斯传记（我所读过的最吸引人的书籍之一）幽默而严谨地讲述了那场惊人的危机。
一切始于劳拉邀请爱尔兰诗人杰弗里·菲普斯来伦敦。她不认识那个诗人：就像格雷夫斯当年的那种情况，占有从通信开始。菲普斯携他的画家妻子诺拉同行，受到"三位一体"全体的接待。他们把诺拉安置在一个旅馆里，给她一瓶白兰地，对她说："你把这酒喝了，忘掉你的眼泪。"他们把菲普斯安排在家里，在烧掉他所有的物品之后（劳拉说他的东西被他妻子污染了），赖丁把他变成自己的情人。罗伯特心碎欲绝，但还是顺从地接受了这种状况。至于菲普斯，他已经为劳拉像邪教教义那样有磁性的强大谵妄所吸引："我已从一种无意识和无幸福的状态进入一种有意识的幸福状态。"在"圣圈"的头几个星期菲普斯如是说。与任何宗教导师一样，劳拉承诺在取消自我中获得个人的拯救：那是一个吞吸一切的可怕又迷人的黑洞。
①法国塞纳河流域重要的港口城市--译注。尽管如此，三个月后，菲普斯的一部分，最健康的那部分，让他跑出来并逃离伦敦。劳拉疯了（更加疯了），她命令罗伯特和南希去找他。他们最后在法国找到了他：他与诺拉在鲁安①的一个旅馆里。一天早上，他们三人出现在那里，劳拉提了一个建议：他们没有把诺拉包括在"圣圈"里是错误的，现在也准许她加入，不再是一种四人生活，而是一种美妙的五人生活。但是诺拉拒绝了，劳拉便跺脚躺到地上。
诺拉和菲普斯逃往爱尔兰。劳拉通过邮局给他寄用过的公共汽车票，扭曲的金属丝，还有巫术。最后派罗伯特把菲普斯硬拖到伦敦。在那里，整整一夜，在他们四人之间进行了一场折磨人的辩论：他怎么可能愿意出走；怎么可能拒绝劳拉；怎么可能不想继续与她正在合写的作品（赖丁与她所有的男人合作从事妄自尊大的文学创作）。天亮时劳拉发觉自己对菲普斯已失效，认为那是魔鬼的胜利（她是善，不爱她就是献身于恶），她优雅地坐在窗台上，看着他们三人说，"再见，朋友们"，就从四楼纵身投向空中。罗伯特从楼梯上跑下来，跑到三楼时他也从窗户跳下去了。菲普斯也跑着离开，但没有停顿：他穿过临街大门，消失在远处。至于南希，她是惟一能保持一定镇静并通知警察的人。
最邪恶的女人（2）
罗伯特只是磕伤，但劳拉的四节脊椎粉碎了，脊髓撞到了体外。令人惊讶的是，与所有预后相反，她不仅没有死，甚至没有瘫痪。这使得她神圣的狂妄加大了：她是神奇的，神圣的，为了他人的罪孽死而复活了。与此同时，菲普斯和南希相爱了（他们共同生活了五年，后来菲普斯成为"维多利亚式花园"这种理智得无聊的事情上的一个权威）。格雷夫斯试图向一个朋友解释这种状况，他的话无疑来自劳拉，让人隐约窥见她论据的纠缠不清："那个疯子杰弗里死了，同样那个太理智的杰弗里也死了。于是诞生了半个杰弗里，即杰弗里-与-南希。劳拉可以很喜欢这个新的杰弗里-与-南希，但现在她是作为劳拉，而不是劳拉-与-杰弗里来创作。至于他，他生活在驳船上，而不是公寓里。他作为杰弗里，而非杰弗里-与-劳拉来写作。"
这次事故或曰新生之后（取决于如何看待此事），罗伯特和劳拉搬到西班牙帕尔玛·德·马略卡岛上的德亚城一所小宅生活。住在德亚的那几年（1930-1936）是劳拉帝国的鼎盛时期。赖丁以她费解又富于启发的话语，以她鼓舞人的不连贯歌声，像美人鱼把可怜的水手吸引到礁石上那样，把一群理想主义青年男女、脆弱的艺术家吸引到她那里，在知识和情感上折磨他们，要求他们对她无限的崇拜。这个时期照片上的她令人恐怖，她用古代马略卡人的服饰装扮自己，珠光宝气，戴着一个用希腊文拼写着她名字的金冠（"她犹如一位赫梯女王"--她的牺牲品之一、作家、后来任《时代》杂志主编的汤姆·马修斯这么定义她），一个永恒的、天使般善良的微笑弯曲了她女巫的细薄嘴唇。与此同时，格雷夫斯每天把早餐送到她床前，给她卷香烟，给她传口信，送她大量的礼物。她已经不再跟他同床（事实上她已把性当做肮脏之物公开放弃了），待他如一条狗。
①罗莎·卢森堡（1871-1919）：波兰裔德国革命家和鼓动家，在建立波兰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前身斯巴达克斯同盟中发挥主要作用--译注。劳拉1901年生于纽约，是一个贫穷的波兰犹太移民的女儿：三个可怕的时代污点，永远给她打下了一种社会自卑感的烙印。她父亲是一个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想把女儿变成一个罗莎·卢森堡①式的活动家，劳拉从他那继承了拯救世界的渴望（以及为此必要的信念）。从她母亲那得到了一个更加引发混乱的遗传：一个赖丁多次提及的可怕秘密，好像是对疯狂的恐惧，同时可能又是一种诗歌和先知的天赋。劳拉惟一的兄弟在一个精神病院里度过了半辈子，母亲则是一个古怪的人：她以为自己视力有毛病，在家时用一只白色的、出门时用黑色的长筒袜绑在眼睛上。
有关劳拉·赖丁的资料很少，黛博拉·贝克1993年出版的传记很重要。这是一项扎实和出色的创作，它惟一的缺点是按字面意思来理解劳拉的作品，试图连贯地解释她语言丛莽的胡言乱语，而不是从她疯狂得势不可挡的发展以及那种疯癫对这么多人具有悲剧性吸引力的角度来理解，因为它反映了存在于所有人内心的混乱，因为我们所谓的疯狂不是我们身外的某种东西，而是人类一贯有的成分（不同的也许只是比例，平衡）。
赖丁的诗歌很奇怪，有时令人不安而又有启示性，尤其是那些青年时期的作品。劳拉觉得自己与世界不同，她想把世界变成她那样，为此她使用语言。另一位和她一样的现代主义者詹姆斯·乔伊斯，也是有点精神失常的很恶毒的人，他于1922年出版了一部看不懂的小说《尤利西斯》，而它却变成了受崇拜的作品，这部小说把它的作者从一个可能边缘化和痴癫的命运中解救出来。但赖丁没有那个运气：世界不愿倾听她不同的声音。所以她不得不躲避在个人小空间的建造中（如德亚王国），并在她的与世隔绝中变得越来越疯狂。于是她首先计划做《卜尔加塔》①，一部大百科全书，用它来重新定义所有现存的观念；几年后她决定潜心于她的宏伟工程--编一部字典，因为重新创造词语就是重新创造世界。当汤姆·马修斯说读她的作品就"仿佛是在听一个热烈渴望被人听见的人，但他发音的缺点太大，以至于无法让人听懂"时，他以感人的敏锐概括了赖丁的悲惨命运。与此同时，劳拉还实施另一项计划--起草《第一条议定书》，一篇完全痴癫的宣言，在文中说历史已经结束，预言通过妇女来拯救世界。最难以置信的是英美两国几十名知识分子居然在《第一条议定书》上签了名--因为他们正经历着世界末日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随时有爆发的危险，历史确实好像已经永远结束了。劳拉的追随者以为她能够制止战争，这点概括出赖丁的那些虚幻话语的力量和签名者的需求程度。
①《卜尔加塔》(Vulgata)在西班牙语里的原意是拉丁文《圣经》，为天主教所承认的惟一文本，译于公元四世纪--译注。其中一位签名者是斯凯勒·杰克逊，美国诗人、《时代》杂志的文学评论家。斯凯勒，一位头脑倾向盲信的人（他在八年间追随一个亚美尼亚的宗教导师），是一个与劳拉相似的人物。他的朋友们把他视为天才，但他处于社会的边缘，靠当农场主与他的妻子基蒂和四个孩子艰难地生活着。互不相识的斯凯勒和劳拉开始了一种通信关系，老步骤重新展开。1939年劳拉决定与格雷夫斯及两个朋友搬到美国。他们去斯凯勒的农场生活，劳拉与他在一间房子里关了两天。出来时她宣布："斯凯勒和我做爱了。"贞洁阶段宣告结束。
汤姆·马修斯叙述，环境逐步又染上噩梦的骇人沉重。气氛渐渐变得白热化。一天下午，斯凯勒的妻子基蒂发作了。她把头靠在桌布上，哭了起来；然后带着孩子们来到田间，企图掐死十二岁的大女儿。她被穿上拘束衣带走。劳拉宣布她是个巫婆，强迫所有人在一个净化仪式上把基蒂的个人物品烧毁。孩子们也被告知他们的母亲中邪了，她在举行黑魔法的可怕仪式。劳拉的恶毒达到最为恐怖的水平正是在这一时刻--她毁了可怜的基蒂（她被关在精神病院里，长期经受电休克疗法）。她折磨基蒂的那些孩子。格雷夫斯的孩子过去也受到她残忍的忽视和虐待。
那是终结的开始。赖丁在斯凯勒身上找到了她的鞋楦，一个像她那样盛气凌人和精神失常的人。斯凯勒强迫劳拉与她所有的朋友断绝关系，包括格雷夫斯。格雷夫斯之后与一位理智的姑娘结婚，回到理性人的世界。赖丁和斯凯勒也结婚了；三十年间他们离群索居，生活悲惨（他死于1968年，她死于1991年），两个人埋头编撰的那部永无穷尽也不可能穷尽的著名字典，自然永远也没完成。劳拉为斯凯勒洗衣做饭打扫卫生，从此再也没有写过一首诗：他毁了她（她也毁了他）。
与赖丁分手七年后，格雷夫斯出版了《白色女神》，一篇以劳拉为灵感的内容丰富和优美的神话散文。1960年他仍深受自己回忆的影响，于是给作品增加了一个后记："任何诗人都是通过他与一个女神附身到一定程度的女人的经历来获取灵感。"这位伟大作家把她定义为一个女神的化身，无疑对劳拉来说是一个胜利，但对我来说，劳拉代表的不是神性，而是深刻的人性。她是本质的恶，是阴暗的灵魂。
参考书目
○里查德·格雷夫斯：《罗伯特·格雷夫斯》，艾达萨出版社。
○罗伯特·格雷夫斯：《白色女神》（第一、二卷），阿利安萨出版社。
○黛博拉·贝克：《极端主义的劳拉·赖丁生平》，格罗夫出版社（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