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若问我自己想干什么，却又没有想干的。有人命令我干我觉得一般事都干得来；但对自己想干的事却画不出图像。这就是我眼下面临的问题：没有图像！"
"那，一开始你为什么想搞法律呢？"
"反正就是想来着。"我说，"原来就喜欢看书，作为我原想在大学学文学的。但在选择专业时又这样想来着：文学那玩艺儿---怎么说呢---怕更属于自发性质的。"
"自发性质？"
"就是说，文学那东西不是专门学习研究的东西，而大约是从极为平常的人生中自然涌现出来的。因此我选择了法律。当然对法律的确是有过兴趣的。"
"现在没了？"
我从手中的林喝了口啤酒。"不可思议啊。在事务所工作那阵子也还是干得蛮来劲的。所谓法律，无非高效率搜集资料归纳疑点。里边有战略，有诀窍。所以认真干起来也还是蛮好玩的。可一旦远离那个世界，就再也觉不出它有什么吸引力了。"
"我说，"妻把浴巾放在下面转向我道，"讨厌法律，不干什么法律工作不就是了？什么司法考试也忘去脑后不就是了？没有必要慌手慌脚找工作嘛。既然没有图像，那就等图像出现好了。可以吧？"
我点头道："早就想跟你说明一下，说一下我是如何如何想的。"
她"唔"一声。
我进厨房洗杯。妻走出卫生间，在厨房餐桌前坐下。
"对了，今天下午我哥来了个电话。"她说。
"噢
"他像在考虑参加竞选。或者说差不多已决定出马。"
"竞选？"我吃了一惊，惊得好半天说不出话。"竞选？莫不是竞选国会议员？"
"是啊。新温伯父选区那边问他下次选举能否出任候选人。"
"可不是说已定下由伯父的一个儿子作为继承人从那个选区出马了吗？也就是你那个在电通当董事或当什么的堂兄退职回新揭。"
她取出一支棉球签开始捅耳朵。"是差不多那样确定了，但终归堂兄还是提出不干，说家已安在东京，工作也有滋有味的，懒得现在又回新温当什么议员。她太太反对也是一大原因。总之不乐意牺牲家庭。"
久美子父亲的长兄由新温选区选为众议院议员，已连任四五届。虽算不得重量级，也还是有一定资历的，一度坐过不甚重要的大臣交椅。但年事已高，又有心脏病，下届选举很难出马，因而需有人承袭那个选区地盘。伯父有两个儿子，长子压根儿无意当政治家，自然落到次子头上。
"加上选区那边无论如何都想要哥哥过去。人家要的是年轻有为脑袋好使顶气派的人，要的是能够连任几届有希望在中央当上实权派的人。这么着，哥哥就成了最佳人选。知名度高，又可拉到年轻人的票。说起来，在当地滚爬摔打他那人是死活做不来的，好在后援会厉害，说那个包在他们身上，愿意住在东京也不要紧，只要选举时拿着身子回去就成。"
我想像不好绵谷升当国会议员是怎么个架势。"对这个你怎么看？"
"他那人跟我没关系。当国会议员也罢当宇航员也罢，想当什么随他当去。"
"可他又为什么特意找你商量呢？"
"何至于！"她换上冷淡的语气，"不是找我商量，他那人哪里会找我商量呢！只是告诉我一声罢了，说有这么回事，好坏把我当作家族一员。"
"唔。"我说，"不过离过婚，单身，作为国会议员候选人不会成为问题？"
"会不会呢？"久美子说，"什么政治呀选举呀，我不太懂，也没兴趣。这个且不管，不过他那人再不结婚倒有可能，无论跟谁。本来就不该给什么婚的。他追求的更是别的东西，和你我追求的截然不同。这点我早知道。"
"哦。"我应了一声。
久美子把两支棉球签用纸巾卷了扔进垃圾篓。然后扬脸凝视
我说："过去，一次哥哥正手淫的时候给我撞见了。我以为谁也不在就开门进去了，原来他在里边。"
"手淫谁都搞的嘛？"
"不是那个意思，"她叹了口气说，"大约是姐姐死后三年吧。他是大学生，我小学4年级，大概。母亲拿不定主意是把死去的姐姐的衣服处理掉还是怎么办。结果还是留下了，认为我长大了或许可以穿。衣服放在纸壳箱里，塞进壁橱。哥哥把那衣服找出来，边闻边干那个。"
我默然。
"我那时还小，对性一无所知，搞不清哥哥在干什么。但有一点我是懂的：那是不该看见的不光彩行为。其实他那行为要比。表面上的根深蒂固得多。"说着，她轻轻摇了下头。
"绵谷升知道你看见了？"
"他长眼睛的嘛！"
我点下头。
"衣服后来怎么样了？你长大穿姐姐的衣服了？"
"哪里。"她回答。
"他是喜欢你姐姐的？"
"说不清。"久美子说，"对姐姐有没有性方面的兴趣我不知道，不过里面肯定有什么，而他又好像离不开那什么，我觉得。我说他不该结什么婚，就是指这个。"
随后久美子一时沉默下来，我也没作声。
"在这个意义上，他那人有着相当严重的精神问题。当然我们每人也都或多或少有精神问题。可是他那人的精神问题跟我们的是不同的东西，那要深得多也硬得多。而他又绝对不肯、无论如何也不肯把那种创伤或痛处暴露给别人。我说的意思，可明白？就这次竞选来说，我也有点儿担心。"
"担心，担心什么？"
"不知道。那个嘛！"她说，"累了，脑袋再想不下去了。今天这就睡吧。"
我去卫生间边刷牙边照自己的脸。辞去工作三个月，几乎没到外部世界去。只在附近商场和区营游泳池和自家房子之间走来走去。除去银座和光的前面和品川那家宾馆，我去离家最远的地方就是站前的洗衣店。这期间我差不多谁也没见。整整三个月我可以称得上"见"了的人，除去妻，不外乎加纳马尔他克里他姐妹和笠原May三人。这世界确实够狭小了，且几乎死水一潭。然而，我置身其间的世界越是如此狭小如此静止不动，我越是觉得里边充满莫名其妙的事和莫名其妙的人。就好像他们和它们屏息敛气躲在阴暗处等我停下脚步。而且每当拧发条马来院子拧一次发条，世界便加深一次迷乱的程度。
漱罢口，我又照了半天自己的睑。
没有图像，我对自己道，我年已三十，一旦止步，再无图像。
走出卫生间进寝室时，久美子已睡了过去。
奇鸟行状录
间宫中尉的出现、温沼来客、香水
三天后，间宫德太郎打来电话。早晨7点30分，我正和妻一起吃早餐。
"一大早打电话实在对不起，但愿不是把您从床上叫醒……"间宫满怀歉意地说。
我说早上一般6点刚过就起床了，没关系。
他说明信片收到了，谢谢。说无论如何想趁我上班前联系上。并说如果今天午休时间能见到我就太好了，哪怕一小会儿也好。因为他想尽可能今晚赶乘新干线回广岛。本来应该可以再稍住些时日，但出了急事，今明两天内必须赶回。
我说眼下自己没有工作，自由之身，天天赋闲，上午也好中午也好下午也好，什么时候悉听尊便。
"可您没有什么安排吗？"他彬彬有礼地问。
我回答安排一概没有。
"如果那样的话，我想上午10点到府上拜访，可以吗？"
"可以可以。"
"那么，一会儿见。"说罢，他放下电话。
电话放下后，我才想起忘了跟他说车站到我家的路线。不过不要紧，我想，地址他知道，要来怎么都会找到的。
"谁？"久美子问。
"分送本田先生纪念物的人。说要今天上午特意送来。"
她"呃"一声，接着喝咖啡，往面包抹奶油。"人倒够热心的。"
"百分之百。"
"我说，是不是该去本田那儿上炷香什么的，哪怕你自己去也好。"
"可也是。这事儿也问一下看。"我说。
出门前，久美子来我面前叫我给她拉连衣裙背部拉链。那连衣裙吻合极好，拉起来费了些劲。她耳后发出极好闻的气味儿，很有夏日清晨气息。"新香水水？"我问。她未回答，迅速看一眼手表，抬手按一下头发。"得快走了！"说着拿起桌上手袋。
收拾久美子工作用的四叠半房间归拢里面要扔的东西时，纸篓中一条黄绸带引起我注意。带子从写坏的二百格稿纸和邮寄广告等下面稍稍探出。所以注意到是因为那绸带甚是黄得鲜艳醒目。是礼品包装用的那种，花似地团成一团。我从纸篓中取出看了看。同绸带一起扔的还有松屋百货店包装纸。包装纸里面是印有基督奥迪尔标记的纸盒。打开盒盖，现出瓶状凹托。光看盒就不难得知东西相当昂贵。我拿盒走进卫生间，打开久美子化妆品抽屉，从中发现一瓶几乎未用的基督奥迪尔牌香水。瓶与盒的凹托正相吻合。我拧开金黄色瓶盖，气味同刚才从久美子耳后闻到的完全相同。
我坐在沙发上，边喝早上剩下的咖啡边清理思绪。估计有谁向久美子赠送了香水，且价格相当昂贵。在松屋百货店买的，让售货员扎上送礼用的绸带。倘若是男人送的，对方应该同久美子关系相当密切。关系一般的男人断不至于向女性（尤其已婚女性）送什么香水。而如果来自同性朋友。难道女性当真会向同性朋友赠送什么香水不成？这我不甚清楚。我清楚的只是这段时间久美子并无接受他人礼物的任何理由。她生日是5月，我们结婚也在5月。也有可能她自己买了香水又让扎了条包装用的漂亮绸带，而那目的何在呢？
我叹口气望着天花板。
是否应该直接问问久美子呢？问那瓶香水准送的。她或许这样回答：啊，那个晚，是由于我帮一个一起工作的女孩办了点私事。说起来话长，总之见她焦头烂额，就好心帮了个忙，于是她送礼表示感谢。味儿极好吧？可贵着哩，这个。
OK，无懈可击，话就此结束。那么我何苦特意问这个呢？何苦把这个放在心上呢？
然而我脑袋里还是有什么挥之不去。哪怕她就这花露水向我交待一句也好。到家走进自己房间，独自解开绸带，剥下包装纸，打开盒，其它全部扔进纸篓，只把瓶装进卫生间化妆品抽屉---有如此时间，应该可以向我说一句"今天单位一个女孩送我这个了呢"，然而她没说。也许以为不值得特意说。但即使真是这样，这东西现在也还是被上了"秘密"这层薄薄的外衣，使我不能释然。
我久久地茫然对着天花板。我努力去想别的，但想什么脑袋都运转不灵。我想起拉连衣裙拉链时久美于那光滑白皙的背和耳后的清香。很想吸支烟---好久没吸了---很想叼支烟给烟头点火狠狠往肺里吸上一口。我想那样心情会多少沉静下来。但没香烟。无奈，拿一粒柠檬糖含着。
9点50分，电话铃响了。估计是间宫中尉。我家住的地方相当难找。来过几次的人都有时迷路。却不是间宫中尉。从听筒传来的，是上次那个打来莫名其妙电话的谜一样的女郎。
"你好，好久没联系了。"女郎说，"如何？上次可舒服？多少有点感觉吧？干吗没完就放下电话啊？正当要登峰造极的时候。"
一瞬间我错以为她说的是那次梦见加纳克里他遗精的事。那当然不可能。她指的是上次煮意大利面条时那个电话。
"喂，抱歉，现在忙着。"我说，"10分钟后有客人来，不少准备要做。"
"就失业期间而言，每天还真够忙的。"她以挪揄的语气道。和上次一样，音质悄然一变。"煮意式面条，等客人。别担心，10分钟足够。两人就聊10分钟。客人到时挂断不就是了？"
我想默默放下电话。但未能那样。妻的香水搞得我有点心神不定，很想找个人说说话，谁都好。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拿起电话机旁铅笔，夹在指间来回旋转，"难道我真的知道你？"
"那还用说！我知道你，你知道我，这种事怎么好说谎呢！我也没闲工夫给素不相识的人打电话嘛！你记忆里肯定有个死角什么的。"
"我不明白，就是说……"
"好了好了，"女郎一下子打断我的话，"别这个那个没完啦。我知道你，你知道我。最重要的是---跟你说，是我会很温柔很温柔地待你，你却什么都不用做。你不觉得这很妙？你什么都不用做，什么责任都不用负，我提供一切，一切哟！如何，不觉得这相当够意思？别想得那么严重，大脑空空即可。就像在春天温暖的午后骨碌一声躺在软乎乎的泥沼里一样。"
我默然。
"像睡觉，像做梦，像倒在暖融融的泥沼中……太太忘到一边去！失业呀将来呀也忘掉九霄云外去！全都忘得干干净净！我们都是从暖融融的泥沼里来的，早晚还要回到暖融融的泥沼里去。一句话---嗳，冈田，可记得上次是什么时候跟太太做爱的？说不定是相当往前的事了吧？对了，两星期前？"
"对不起，客人就要到了。"我说。
"唔，实际还要往前。听声音感觉得出。喂，三个星期以前对吧？"
我没作声。
"啊，那也就罢了。"她说。声音听起来就像用小扫帚牵车清扫百叶窗上的灰尘。"那终归属于你和你太太之间的问题。而我可是你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并且不要你对我负任何责任，冈田先生！拐过一个角，就实实在在有那样的地方。那里横亘着你见所未见的世界。我不是说你有死角吗？你还执迷不悟呢！"
我握着听筒始终保持沉默。
"请环视你的周围，"她说，"然后告诉我，那里有什么，能看见什么。"
这时门铃响了。我舒了口气，一声不响放下电话。
间官中尉是脑袋秃得利利索索的高个子老人，戴一副金边眼镜。的确像是从事适度体力劳动的人，皮肤微黑，气色极佳，身架硬朗。眼角各整齐刻着三条很深的皱纹，给人的印象就好像晃得直眯缝眼睛似的。年龄看不大准，想必已过七十岁。年轻时大概身体相当壮实。这从其姿势的端正、衣着的简练不难看出。举止谈吐十分谦和礼貌，而又含有不加矫饰的坦诚。看上去间官中尉这个人早已习惯于以自己的能力判断事物自己承担责任。身上是普普通通的浅灰色西装、白衬衫，打一条灰黑相间的条纹领带。那件穿得一丝不苟的西装于7月闷热的上午看上去质地未免过厚，但他竟一个汗珠也没现出。左手是假手。假手戴着与西装同是浅灰色的薄手套。较之晒黑的汗毛很重的右手背，戴手套的手显得格外没有活力和冷漠。
我把他让到客厅沙发坐下，端上茶。
他道歉说没带名片。"在广岛一所乡间高中当社会科老师来着，到年纪退休了。那以后什么也没做。多少有点地，就半是出于兴趣地少量做点农活。所以连个名片也没印，请多包涵。"
我也没印名片。
"恕我冒昧，您贵庚几何？"
"三十岁。"我说。
他点下头，喝口茶。我不晓得自己三十岁这点给他以怎样的感想。
"府上可真是幽静啊！"他转变话题。
我介绍说这房子是以低租金租舅舅的。告诉他一般情况下以我们这样的收入连这一半大的房子也怕是住不起的。他点着头拘谨地环视房子。我也同样环视一番。请环视你的周围，那女郎说。又环视一遍后，觉得好像飘浮着给人以陌生感的空气。
"在东京一连住一个星期了。"间宫中尉说，"您是这回分送遗物的最后一位，这样我也就可以放心返回广岛。"
"可以的话，我想去本田府上上一往香……"
"您的心意实在难得。但本田先生的老家在北海道旭川，墓地也在那边。这次家人从旭川来京把他目黑住处的东西全部打点运回，那里已经空了。"
"是这样。"我说，"那么说本田先生是离开家人独自在东京的了？"
"是的，旭川的长子对他一个老年人住在东京放心不下，加上别人说起来也不好听，劝他回去一起住，但他怎么也不愿意。"
"有子女？"我不无愕然，总觉得本田先生很有些天涯孤旅的味道。"那么，太太已经过世了？"
"此话说起来复杂。本田先生的太太其实战后不久就同一个男的殉情了。大概是1950年或1951年吧。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本田先生不详谈，我也不便一一细问。
我点头。
"那以后本田先生一个男人家把一男一女抚养成人，子女各自独立之后，单身来到东京，开始从事您也知道的占卜一类活动。"
"在旭川做什么工作来着？"
"和哥哥两人共同经营一家印刷厂。"
我试着想象身穿工作服的本田先生在机器前检查清样的光景。但对我来说，本田先生永远是位身穿脏兮兮衣服腰缠睡袍式腰带冬夏都坐在地炉前摆弄卜签的老人。
说到这里，间宫中尉用一只手灵巧地解开带来的包袱，取出一个状如小糕点盒的东西。盒包着牛皮纸，又结结实实缠了好几道细绳。他把盒放在茶几上，谁来我这边。
"这就是本田先生留给您的纪念物。"间官中尉说。
我接在手中。几乎没有重量。无从判断里边装的何物。
"就在这打开看可以吗？"
间官中尉摇头道："不，对不起，故人指示请您在独自一人时打开。"
我点头把盒放回茶几。
"其实，"间官中尉开口道，"我是在本田先生去世前一天才接到他的信的。信上说自己恐不久人世。'死毫不足畏，乃天命，唯从天命而已。但尚有事未办---家中抽屉留有种种物品，平日我即已想好拟传以诸多人士。但自己已无力实施。故想求助于你，按另纸所示代为分赠。自知实为厚颜之托，尚祈体察此乃我最后心愿，而辛劳一遭为盼。'我很有些吃惊。因为我与本田先生已好多年---五六年吧---音讯全无，而现在突然收到这么一封信。我当即给本田先生回了信。但交相接到的是本田先生儿子寄来的病故通知。"
他拿杯子啜了口茶。
"那个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笃定已达到我等人望尘莫及的境界。如您在明信片上写的那样，他那人的的确确有一种摇撼人心的东西。我1938年春第一次见到他时就有这个感觉。"
"诺门坎战役你和本田先生一个部队？"
"不，"间官中尉说着轻咬嘴唇，"不是的。我和他是两个部队，分属两个师。我们一同行动是诺门坎战役前一次小规模作战的时候。那以后本田伍长在诺门坎战役中负伤被送回国内。我则没参加诺门坎的战斗。我……"间宫中尉举起戴手套的左手，"这只左手是1945年8月苏军进攻时丢掉的。正打坦克时肩部中了一颗重机枪子弹，一时失去知觉，偏巧又给苏军坦克的履带碾上。之后我成了苏军俘虏，在赤塔做了手术，接着被送往西伯利亚收容所，一直被扣到1949年。1937年被派往满洲，一共在大陆待了12年，其间一次也没有回国。家人亲戚都以为我在同苏军作战时死了。故乡墓地都有了我的墓。离开日本前，尽管有点含糊也算是同一个女子订了婚的。而她早已同别的男人结了婚。没办法的事，12载说起来毕竟是长了。"
我点头。
"您这样的年轻人，怕是对过去老话不感兴趣吧，"他说，"有一点我想说的是：我们也曾是和您一样的普普通通的青年。我一次、哪怕一次也没想过要当什么军人。我想当的是教师。可是大学一毕业就应征入伍，半强制性地当了军官候补生，再没返回国内，青春就那么过去了。我的人生真像是一场梦。"间官中尉就此缄口不语。
"如果可以的话，请给我讲讲您和本田先生相识时的事好吗？"我试探着问。我真的很想了解，想了解本田先生曾是怎样一个人物。
间宫中尉两手规规矩矩置于膝盖，沉吟良久。并非迟疑，只是在想什么。
"说起来可能话长……"
"没关系。"我说。
"这件事我还没对任何人说过。"他说，"本田先生也不至于向谁说过。这是因为，我们曾讲定不告诉任何人。但本田先生已不在人世，只剩我这一个，说也不会给谁添麻烦了。"
于是间宫中尉开始讲述。
奇鸟行状录
间宫中尉的长话（其一）
"我到满洲是1937年初的事，"间官中尉开始说道，"我是作为中尉到新京关东军参谋本部报到的。因我在大学学的是地理，被分配到专门搞地图的'兵要地志班'。对我这实在是求之不得的事。因为我受命负责的工作，坦率地说，作为军事勤务是相当舒服的那一类。
"而且，当时满洲的形势比较安稳，或者说算是稳定的了。'日支事变'的发生使战争舞台从满洲移往中国内地，投入作战的部队也由关东军变为中国派遣军。扫荡抗日游击队的战斗虽然还在继续，但大多是在比较边远的地区，总体上大的难关已经过了。关东军把精锐部队放在满洲，以便一边监视北部边境，一边维持独立不久的满洲的稳定与治安。
"虽说安稳，毕竟是战时，演习还是时常有的。但我没有参加的必要。这也是值得庆幸的。在零下40度甚至50度的冰天雪地中演习，可不是闹着玩的，演习中弄不好都可能没命。每演习一次，都有几百士兵冻伤，或住院或送往温泉治疗。新京虽说还称不上是了不得的大城市，但富有异国情调，很有意思，想玩还是可以玩得相当尽兴的。我们新来的单身军官住的不是兵营，而是集中住在类似公寓那样的地方。快活得莫如说是学校生活的继续。我天真地想，要是这样的安稳日子一直持续下去，平安无事服完兵役可就再好不过了。
"无须说，那不过是表面上的和平。离开这块避风港马上就是正在进行的残酷战争。中国战场必然成为进退不得的泥沼--我想大多日本人都明白这点，当然这里指的是头脑正常的日本人。纵使局部打几个胜仗，日本也是没有可能长期占领统治那么大的国家的。这点冷静考虑一下就不难明白。果不其然，仗越拖越久，伤亡数量有增无减。同美国的关系也像滚下坡似地急剧恶化。即便在日本国内也感觉得出战争阴影正一天天扩大。1937。1938年就是这样的黑暗岁月。然而新京的军官生活却过得悠然自得。老实说，甚至不知战争为何物。我们只管通宵达旦地喝酒，嘴里胡说八道，去有白俄姑娘的酒吧寻欢作乐。
"不料有一天，大约是1938年4月末吧，我被参谋本部一个上司叫去，让我见一个叫山本的便服汉子。此人短发，仁丹胡，个头不怎么高，年龄三十五六岁。脖子上有一道刀砍过似的伤疤。上司介绍说：山本是民间人士，受军方委托正在调查满洲国境内蒙古族人的生活习俗。这次要去呼伦贝尔草原同外蒙接壤的边境地带调查，军方准备派几名护卫随行，你也作为一员同去。但我不相信这番话。因为山本这个人固然身穿便服，但怎么看都是职业军人，眼神说话方式和举止都说明这点。我猜测是高级军官且是情报方面的，大概出于任务性质而不便公开军人身分。这里边透出凶多吉少的预感。
"与山本同行的连我共三人。作为护卫来说未免过少，但增加人数，势必相应引起国境附近外蒙军队的注意。看样子少而精，实际并非如此。因为就唯一身为军官的我来说就根本没有实战经验。计算战斗力，只有深野军曹一人。深野是参谋本部里的士兵，我也很熟悉，可说是行伍中滚爬出来的，还在中国战场立了战功。此人胆大，关键时刻能顶得住。但我不晓得一个姓本田的伍长何以参加进来。本田和我一样都刚从国内派来不久，当然也谈不上实战经验，看上去人很老实，沉默寡言，打起仗来不像能有多大用处。再说他属第七师，就是说，是参谋本部为执行此次使命特意把他从第七师选拔出来的。这也就意味着他具有这个价值。而真正明白个中缘由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我所以被选为这次护卫的指挥，是因为我主要负责满洲西部边境和哈拉哈河流域的地理情况，充实这方面的地图是我的主要任务。曾坐飞机在那一带上空飞行过几次，所以想必上司认为我去多少方便些。此外还交我一项任务，就是在护卫的同时详尽地搜集该地区的地理情报，提高地图准确度，即所谓一举两得。我们当时手中关于呼伦贝尔草原与外蒙交界一带的地图，老实说是相当粗糙的，不过是把清代地图多少加加工罢了。关东军自满洲建国以来勘察好几次，准备绘制准确些的地图。无奈国土过于辽阔。加之满洲西部全是沙漠般漫无边际的荒野，国境线有也等于没有。况且那里原本住的是蒙古牧民，他们几千年来从不需要国境线，也没那个概念。
"此外政治上的原因也推迟了准确地图的绘制。因为，如果单方面擅自划定国境线搞正式地图，很可能引起大规模军事纠纷。与满洲接壤的苏联和外蒙，对犯境极为神经质，以前就已围绕国境线发生过几次激烈战斗。在当时那个阶段，陆军不愿意同苏联交火。陆军已将主力投入到中国战场。没有分兵大规模对苏作战的余力。不但师团数量不足，坦克、重炮、战机数量也不够。军部认为当务之急是使建国不久的满洲国的国体稳定下来，而北部、西北部国境线的明确划分不妨推迟一步。目的在于暂且糊涂着以争取时间。风头正劲的关东军也大体等重这一见解，采取静观姿态。于是一切就这么稀里糊涂搁置下来。
"问题是无论用心如何，一旦打起仗来（实际上诺门坎第二年就打起来了），我们没有地图是无法作战的。并且普通民用地图还不行，而需要作战用的专门地图。比如适合在何处构筑何种工事，重炮置于何处最有效，步兵步行到彼处需几日时间，何处可取得饮用水，马匹粮草所需多少---需要包括这些详细情报的地图。没有这样的地图，打现代战争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的工作同情报部的工作有相当多交叉部分，同关东军情报部和设在海拉尔的特务机关频繁交换情报。人员也大致相互认得。但山本这个人却是第一次见。
"经过五天准备，我们乘火车从新京往海拉尔进发。再从海拉尔转乘卡车经过有一座叫坎杜尔庙的喇叭寺院的地方，来到哈拉哈河附近满洲国军国境监视所。准确数字记不清，作为距离我想有300至500公里。一眼望去，真个是什么也没有的空荡荡的荒野。出于工作性质，我一直在卡车上拿地图同地形对照。但实际上没有任何堪称标志的东西可以利用。长满蓬蓬荒草的丘陵绵延不断，地平线无限扩展开去，唯独天空有云片飘浮。在地图上根本没办法搞清我们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只能通过计算行进时间来大体判断方位。
"在这荒凉风景中默默行进起来，有时会涌起一股错觉，觉得自己这个人正失去轮廓而渐渐淡化下去。周围空间过于辽阔，难以把握自己这一存在的平衡感。明白吗？只有意识同风景一起迅速膨胀、迅速扩散，而无法将其维系在自己的肉体上。这是我置身于蒙古大草原正中的感觉。多么辽阔的地方啊！感觉上与其说是荒野，倒不如说更像是大海。太阳从东边地平线升起，缓缓跨过中天，在西边地平线沉下。这是我们四周所能看到的唯一有变化的物体。它的运行使我感觉到某种或许可以称为宇宙巨大慈爱的情怀。
"在满洲国军监视所，我们下卡车骑马。除供我们骑的四匹马外，那里还另备了两匹马驮运粮食、水和装备。我们的装备比较轻便。我和那个叫山本的只带手枪，深野和本田手枪加三八枪，各有两颗手榴弹。
"指挥我们的，实质上是山本。他决定一切，向我们下达指令。他公开身分是民间人士，按军队规则本应由我任指挥官，但谁也没对归山本指挥这点怀有疑问。因为无论在谁眼里指挥官都非他莫属；而我军衔是少尉，实际上不过是全无实战经验的科室人员。军人这东西一眼即可看出这种实力，自然而然听命于有实力人的指挥。况且出发前上级已再三交待我要绝对尊重山本的指示。总之就是要破例听山本的。
"来到哈拉哈河后，我们沿河南下。雪化了，河水上涨。可以看到河里边很大的鱼，有时还可发现远处有狼。不是纯种狼，大概是狼和野狗的混血。但不管怎样无疑都有危险。夜里为保护马不受狼害我们必须轮流站岗放哨。还有鸟，大多像是返回西伯利亚的候鸟。我和山本就地势交谈了很多。两人一边用地图确认大致的行军路线，一边把眼睛捕捉到的零碎情况--一记录下来。但除了同我交换这类专门情报之外，山本几乎不开口。他默默策马前进，吃饭时一人离开，睡觉时一声不响躺下。给我的印象是这一带他并非第一次来。关于这一带地形、方位，他具有惊人准确的知识。
"往南平安无事走了两天后，山本把我叫过去，说明天黎明过哈拉哈河。我大吃一惊：哈拉哈对岸属外蒙领土！我们现在所在的河右岸其实也是有国境纠纷的危险地带。外蒙宣称是本国领土，满洲国坚持说为满洲国所有，不时发生武装冲突。但在这边我们即使被蒙军俘获，只要是在右岸，由于两国各持己见，尚属有情可原。加之正值雪融时节，一般没有蒙军过河而来，同其遭遇的现实危险不多。但若发生在河左岸，事情可就另当别论了。那边肯定有外蒙军巡逻队，一旦被其抓住，势必无言可辩。因为显然是犯境，弄不好就成政治问题。当场被击毙也无话可说。再说我并未接得上级可以越过国境线的指示，接受的是服从山本指挥的指示。但我一来无法当场判断这里边是否包含属于犯境这样的严重行为，二来刚才也说过了，此时正值哈拉哈河涨水，而且势头很猛，不易过河。何况又是雪水，凉得不得了。就连牧民们这时期也不愿过河。他们过河大多选在结冰期，或多少水流减缓气温上升的夏季。
"我这么一说；山本盯住我，会。随后点几下头。"你对犯境的担心我很理解'，他以肯切的语气说道，'身为带兵的军官，你理所当然要表明自己责任的所在。将部下性命无谓地置于危险境地不可能是你的本愿。但这点还是请让我负责好了。我对这次行动负完全责任。因立场关系我不能告诉你更多情况，总之军部最上层都知晓此事。关于渡河，技术上不存在问题。完全有足以渡河的地点，想必你也知道的。以前我从那里越境过几次。去年也在同一时期同一地点进入过外蒙，不必担心。'
"的确，熟悉这一带地理情况的外蒙军即使在融雪期也曾往哈拉哈河右岸运送过几次部队，尽管人数不多。只要有意，哈拉哈河确实存在可以部队为单位渡河的地点。既然他们可以渡河，山本这个人当然可以，我们渡河便也不是不可能。
"看情形那是外蒙军构筑的秘密渡河地点，伪装得很巧妙，一眼很难发现。板桥沉在浅滩之间的水下，系有绳索以免被急流冲走。显而易见，如果水势稍减，运兵车装甲车和坦克即可顺利通过。由于桥在水中，飞机侦察也极难发现。于是我们抓着绳索过河。山本先过，确认没有外蒙军巡逻队之后，我们接着过去。水凉得几乎使脚失去感觉。但不管怎样，我们终于连马一起站到了哈拉哈河左岸。左岸比右岸高得多，右岸横亘的沙漠一收眼底。这也是诺门坎战役中苏军始终占据优势的一个原因。地势的高度差同大炮的着弹精度有直接关系。这且不说，总之记得当时觉得河的这边与那边光景竟那样不同。在冰冷冷的河水中浸过的身体，神经久久处于麻痹状态，甚至声音都发不自如。但想到自己不折不扣置身于敌方阵地，老实说，早已紧张得忘了寒冷。
"之后，我们沿河南下。哈拉哈河蛇一样在我们的左眼下弯弯曲曲流淌不止。走了一会，山本对我们说最好把军章摘下。我们按他说的做了。被敌人捉住时暴露军衔恐怕不合适。想着，我把军官穿的长筒靴也脱下换上绑腿。
"渡过哈拉哈河那天傍晚，我们正在做野营准备时，来了一个汉子。是蒙古人。蒙古人的马鞍比一般马鞍高，远远即可看出。深野军曹发现后刚端起步枪，山本喝令"不许打"。深野于是不声不响慢慢放下步枪。来人背上挎着苏制步枪，腰间别一把毛瑟手枪。满睑胡须，戴一顶有护耳的帽子。衣服虽脏得跟牧民一个样，但其举止马上告诉我们这是个职业军人。
"来人跳下马，对山本说话。估计说的是蒙古语。俄语和汉语我都大致听得懂，而他说的两种都不是。所以我想定是蒙古语无疑。山本对来人同样讲蒙古语。这使我确信来人同是情报部军官。
"间官少尉，我跟他一道出去。'山本说，'去多长时间还不知道，你们原地等着别动。我想这就不用交待了一一定得有人坚持放哨。如果我36小时后还不返回，就向司令部报告，并派一人过河去满军监视所！'我说明白了。山本当下上马，同蒙古人一起向西跑去。
"我们三人做好野营准备，简单吃了晚饭。不能煮饭，不能生火。一眼望去，除了低矮的沙丘，再无任何掩蔽物。弄出烟来转眼就会给敌人捉住。我们在沙丘阳坡低低支起帐篷，大气不敢出地嚼了饼干，吃了冻肉罐头。太阳落下地平线后，黑暗马上压来，空中数不清的星星闪闪烁烁。狼不知在哪里嚎叫，叫声随着哈拉哈河滔滔的流声传来。我们躺在沙土上驱除白天的疲劳。
"少尉，'深野军曹对我说，'情况凶多吉少啊！'
"是啊。'我回答。
"那时我同深野军营、本田伍长已相当谈得拢了。我是个军历几乎空白的新军官，本应受到深野这样久经沙场的兵油子的抢白愚弄，可是他和我之间却没发生这样的事。我是在大学受过专门教育的军官，他对我怀有类似敬意的心情；我则不介意军衔，有意尊重他的实战经验和现实判断力。而且他家在山口，我家在同山口相邻的广岛，自然有亲近感，说话投机。他向我讲起这场在中国进行的战争。他虽然不过小学毕业，命中注定的小兵，但对在中国大陆这场无休无止的糟糕战争怀有自己的疑问，并坦率道出这种心情。自己是个兵，打仗倒无所谓，他说，为国死了也没关系，这是我的买卖。问题是我们在这里打的这场战争，无论怎么看都不是地道的战争，少尉！这不是有战线、同敌人正面交锋的正正规规的战争。我们前进，敌人不战自退。退逃的中国兵脱去军装钻到老百姓堆里。这一来，我们连谁是敌人都分辨不出，所以就口称什么剿匪什么收拾残兵把很多无辜的人杀死，掠夺粮食。战线迅速推进，给养跟不上，我们只有掠夺。收容俘虏的地方没有粮食给俘虏，只好杀死。这是错的。在南京一带干的坏事可不得了，我们部队也干了。把几十人推下井去，再从上边扔几颗手榴弹。还有的勾当都说不出口。少尉，这场战争根本没有大义，什么都没有，纯粹是互相残杀。遭殃的说到底全是贫苦农民。他们没什么思想，国民党也好张学良也好八路军也好日本军也好，都无所谓，只要有口饭吃就行。我是穷苦渔民的儿子，最懂穷百姓的心情。老百姓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到头来只能湖口，少尉！把这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地一个接一个杀死，无论如何我都不认为对日本有好处。'
"相比之下，本田伍长不愿多谈自己。总的来说人比较沉默，总是听我们讲而不插嘴。但他的沉默不属于沉闷那一类，只是自己不主动开口罢了。所以，觉得这个人不好捉摸的时候的确也是有的，但并不因此感到不快。莫如说他那沉静之中有一种使人安然放心的东西。或许可以称为从容不迫吧，反正不管遇什么事都几乎没有惊慌失措的时候。他老家在旭川，父亲在那里经营一间小印刷厂。年龄比我小两岁，初中毕业后就和哥哥一起给父亲当帮手。兄弟三人没有姐妹，他是老末。最上边的哥哥两年前在中国战死了。喜欢看书，有一点点自由时间也歪倒在那儿翻看佛教方面的书。
"前边说过，本田虽然没有实战经验，只在国内受过一年训练，但作为士兵却相当出色。每个小队里必然有一两个这样的士兵。他们吃苦耐劳，从不发牢骚，一丝不苟地履行义务。有体力，直感也好，能够即刻领会上边交待的事情，做起来不出差错。他就是这样一个士兵。还作为骑兵受过训练。四个人中他对马最熟悉，六匹马照料得很好。那可不是一般照料，我们觉得他恐怕对马的情绪都了如指掌。绿野军曹也马上看出本田伍长的能力，不少事都放心托付给他。
"这么着，作为临时拼凑的小组，我觉得我们之间沟通起来相当顺利。由于不是正规分队，也就少了死板板的清规戒律。说起来，很有～种萍水相逢亦是缘的轻松感。所以沃野军曹也能不受官兵间框框的限制，得以畅所欲言。
"少尉，你怎么看山本那个人？'深野问我。
"'大概是特务机关的吧，'我说，'蒙古语都会说，可算是相当够格的专家，又很了解这一带详情。'
"我也那么看。开始以为是讨得军部上层欢心的什么一旗组马贼或大陆浪人，但不是。那类人我很清楚。那帮家伙只会煤煤不休有的也说没的也说，动不动就想露一手好枪法什么的。可是山本那个人没那种轻狂的地方。胆子好像很大，有股高级军官味儿。我也是稍微听得一点消息--军部这回大约是想网罗兴安军出身的蒙古人组建一支间谍部队，并为此招了几名专门搞间谍的日本军官。说不定山本和这个有关。"
"本田伍长在稍离开一点的地方拿步枪放哨。我把白朗宁手枪放在身旁地上，以便可随时抓在手里。洪野军曹解开绑腿揉脚。
"这不过是我的猜测，'深野继续道，'说不定那个蒙古人是内通日军的反苏派外蒙军官。'
"'这个可能。'我说，'不过在别处尽量别多说，弄不好要掉脑袋的。'
"我也没那么傻，在这里才说的。'深野笑嘻嘻应道。随即神情肃然，'不过，少尉，如果真是这样，眼下可就不是儿戏，说不定捐出一场战争。'
"我点了下头。外蒙虽说是独立国家，其实也就是完全被苏联捏着脖子的卫星国，这点同实权掌握在日军手里的满洲国是半斤八两。只是外蒙内部有反苏秘密活动，这已没什么好隐瞒的。以前反苏派就同满洲国日军里应外合，搞过几次叛乱。叛乱分子的骨干是对苏军飞扬跋扈心怀不满的外蒙军人、反对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的地主阶级和超过川万之众的喇嘛。这些反苏派能够依靠的外部势力只有驻满洲的日军。而且较之俄国人，他们似乎更对同是亚洲人的日本人怀有好感。前年也就是1937年大规模叛乱计划暴露后，反苏派在首都乌兰巴托遭到大规模清洗，数以千计的军人和喇嘛被以通日反革命罪名处以死刑。但即使这样，反苏感情也没消失，而在各个方面潜伏下来伺机反扑。所以，日本情报军官越过哈拉哈河偷偷同外蒙军官联系也就无足为奇了。外蒙军也加强了警戒，派警备队频繁巡逻，将距满蒙边界线10至20公里地带辟为军事禁区。但毕竟国境地带广大，没办法布下天罗地网。
"显而易见，即使他们叛乱成功，苏军也将当即介入镇压反革命。而若苏军介入，叛军必然请求日军增援。这样一来，作为关东军就有了进行军事干预的所谓正当理由，因为占领外蒙无异给苏联西伯利亚战略从侧腹插上一刀。就算国内大本营从中掣肘，野心勃勃的关东军参谋们也不可能这样坐失良机，果真如此，那就不是什么国境纠纷，而成为日苏间真正的战争。一旦满蒙边境日苏正式开战，希特勒很可能遥相呼应，进攻波兰和捷克--深野军普所要说的即是这个意思。
"天亮山本也没返回。站最后一班岗的是我。我借了深野军营的步枪，坐在略微高些的沙丘上，一动不动凝望东边的天空。蒙古的黎明实在美丽动人。地平线一瞬间变成一条虚线在黑暗中浮现出来，然后静静向上提升。就好像天上伸出一只巨手，把夜幕一点一点从地面剥开，十分瑰丽壮观。前面已说过，那是一种远远超越我自身意识的壮观。望着望着，我甚至觉得自己的生命正这么慢慢稀释慢慢消失。这里边不包含任何所谓人之活动这类微不足道的名堂。自从全然不存在堪称生命之物的太古这里便是如此光景，业已重复了数亿次数十亿次之多。我早已把站岗放哨忘到九霄云外，只顾忘情地对着眼前黎明的天光。
"太阳完全升上地平线后，我点燃一支烟，吸口壶里的水，小便。我想起了日本。想故乡5月初的风景，想花的芳香、河水的涟漪、天上的云影，想往日的朋友和家人，还想软乎乎的柳叶年糕。我其实不大喜欢甜食，但这时却想柳叶年糕想得要死。要是能在这儿吃上那年糕，我宁可花去半年津贴。想到日本，我觉得自己好像被彻底抛在了天涯海角。为什么要豁出命来争夺这片只有乱蓬蓬的脏草和臭虫的一眼望不到边的荒地，争夺这片几乎谈不上军事价值和产业价值的不毛之地呢？我理解不了。如果是为保卫故乡的土地，我也万死不辞。可现在却是要为这片连棵庄稼都不长的荒土地抛弃这仅有一条的性命，实在傻气透顶。"
"山本回来已是第二天亮天时分了。那天早上也是我站最后一班岗。正当我对着河发怔的时候，听得背后有马嘶鸣、慌忙回过头去。却一无所见。我朝传来马鸣的方向一动不动地架起步枪。咽口唾液，竟咕咚发出很大的声响，大得自己都陡然一惊。钩住扳机的手指不停地发抖。在那以前我还没向任何人开过枪。
"但几秒钟后，摇摇晃晃从沙丘出现的，是骑在马上的山本。我仍手扣扳机环顾四周，除山本没发现其他身影。没见到前来接他的蒙古人，也没见到敌兵。只有又白又大的月亮如不吉祥的巨石是在东边的天空。看样子他左臂负伤，臂上缚的手帕给血染红了。我叫醒本田伍长，叫他照料山本骑回的马。马大概跑了很远的路，大口大口喘气，满身是汗。洪野代我放哨。我取出药品箱给山本治疗臂伤。
"子弹穿过去了，血也不再出了。'山本说。的确，子弹恰好利利索索一穿而过，只在那里剜了一个肉洞。我解下代替绷带的手帕，用酒精给伤口消毒，缠上新绷带。这时间里他眉头没皱一下，仅上唇上边那里细细沁出一层汗珠。他用水壶里的水润润嗓子，然后点支烟，十分香甜地把烟吸入肺去。继而掏出白朗宁手枪插在腰间。'间官少尉，我们马上撤离这里，过哈拉哈河去满军监视所。'
"我们几乎没再开口，匆匆收拾野营用品，骑马赶往渡河地点。至于到底那里发生了什么，遭到什么人枪击，我一句也没问山本。一来以我的身分不应向他问起，二来纵然我有资格问他也未必回答。总之当时我脑袋里的念头只是争分夺秒撤离敌方地带，渡河开到较为安全的右岸。
"我们只顾在草原上默默驱马前进。依然谁也没有开口，显然大家脑袋考虑的都是同一问题---果真能安全渡河么？仅此而已。倘若外蒙军抢先到达桥头，我们就一切休矣，无论如何也无望获胜。记得我腋下汗出得厉害，一直就没干过。
"间官少尉，这以前你遭过枪击吗？'经过长时间沉默，山本从马上问我。
我答说没有。
"开枪打过谁吗？'
没有，我重复同样的回答。
我不知道对这样的回答他作何感想。也不晚他问的目的究竟何在。
"这里有文件必须送交司令部。'说着，他把手放在马鞍一个袋子上。'万一无法送到，必须坚决处理掉。烧理都行，千万不可落入敌手，千万千万！这是头等优先事项，你一定要牢记在心，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明白了。'我说。
"山本定定注视我的眼睛。'如果情况不妙，首先朝我开枪！毫不犹豫地！'他说，'自己能开就自己开。但我手臂负伤，情况可能不允许我顺利自绝。那时就要开枪打我，务必打死！'
"我默默点头。"
"日落前到达渡河地点时，证明我路上的疑惧不是没有根据的。外蒙军已在那里布置了小股部队。我和山本登上稍高些的沙丘，交替用望远镜窥望。对方人数并不多，八个。但以国境巡逻队来说装备却相当可观。带轻机枪的一个人，稍高些的地方架一挺重机枪，旁边堆着沙袋。机关枪无疑是封锁河面的。看来他们在此安营扎寨的目的就是不让我们渡往对岸。他们在河边支起帐篷，打桩拴了十多匹马。估计不抓获我们他们是不会离开这里的。
"渡河地点此外没有了么？'我试着问。
山本眼睛离开望远镜，看着我摇头道：'有是有，但有些过远。从这里骑马要两整天，而我们又没有那么多时间。冒险也只能从这里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