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呃——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得……先生背上了穷婶母。请您谈一下事情的经过和个中辛苦……”
“其实也谈不上有多么辛苦。”我说，“既不重，又不至于把我敲骨吸髓。”
“那么肩酸背痛什么的……”
“没那回事。”
“从什么时候开始赖在那里不动的呢？”
我简单介绍了独角兽铜像广场上的事，但主持人似乎没能吃透我的意思。
“也就是说，”他清清嗓子，“您坐在池边，而池中潜伏着穷婶母，穷婶母附到您背上去了——是这样的吧？”
我摇摇头。说到底，人们所需求的不过是笑话或蹩脚的鬼怪故事罢了。
“穷婶母不是幽灵。既不会潜伏在什么地方，又不至于附到谁身上。不妨说，那仅仅是词语。”我很无奈地予以解释，“只是词语。”
谁也不置一词。
“也就是说，词语这东西类似连接意识的电极。只要通过电极持续给予同一刺激，那里必然发生某种反应。反应的类型当然因人而异，就我而言，则类似独立的存在感，恰如舌头在口中急剧膨胀的感觉。而附在我背上的，归根结蒂乃是穷婶母这一词语，既没有含义又无所谓形式。说得夸张些，好比概念性符号。”
主持人一副不无困惑的神色。“您说既没有含义又无所谓形式，然而我们可以在你背部清楚地看见某种形迹，我们心中因之产生各所不一的含义……”
我耸耸肩：“所谓符号便是这么个东西吧。”
“果真如此，”年轻的女助手打破了僵局，“如果你想消除，就能以自己的意志把那个印象或者存在什么的随意消除喽？”
“那不可能。一度产生的东西，必然脱离我的意志而存在下去。”
年轻的女助手现出费解的神情，继续发问：“比方说吧，您刚才所说的词语，莫非我也能将其化为概念性符号不成？”
“能的。”我回答。
“假如我，”主持人此时插嘴进来，“每天无数遍重复概念性这个词语，那么我背部就迟早可能出现概念性形迹，是吧？”
“想必。”
“概念性一词转化为概念性符号啰？”
“完全如此。”演播室强烈的灯光弄得我头开始痛了。
“可是，所谓概念性究竟是怎么一副尊容呢？”
不晓得，我说。这个问题超出我的想象力，光是穷婶母一个人已经压得我够呛了。
当然世界上滑稽是无所不在的，有谁能从中逃脱呢？从强烈灯光照射下的演播室到深山老林中隐士的草庵，一切皆然。我背负穷婶母在这样的世界上踽踽独行。无须说，即使在如此滑稽的世界上我也是格外滑稽的，毕竟我背着一个穷婶母。如那个女孩所说，索性背一个立伞架什么的或许更为合乎情理。那样一来，人们就有可能把我算作同伙，我势必每隔一星期改涂一遍立伞架的颜色，出席所有的晚会。
“噢，这星期的立伞架是粉红色嘛！”一个人说。
“是啊，”我应道，“这星期的心情是粉红色立伞架式的么！”
招人喜爱的女孩子们没准也会主动搭话：“嗳嗳，你的立伞架漂亮得不得了哟。”
同背负粉红色立伞架的男人同床共衾，对她们来说也无疑是一场美妙的体验。
然而遗憾的是，我背负的不是立伞架，而是穷婶母。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我和我背上的穷婶母的兴致迅速淡化，最终只留下些许恶意而彻底消失。归根结蒂——如我的女友所说——任何人都不会对什么穷婶母怀哪家子兴致。最初的一点点好奇走完其应走的路，剩下来的只有海底般的沉默。那是仿佛我同穷婶母已经融为一体的沉默。
3
“看到你出场的电视节目了。”我的女友说。
我们坐在上次那个水池边。有三个月没见她了，现在已是初秋时节。
“好像有点疲倦。”
“是啊。”
“可不大像你哟！”
我点点头。
她把长袖运动衫在膝头叠起好几次。
“你也终于有了自己的穷婶母了么，好像。”
“好像。”
“如何，感觉如何？”
“像是掉在井底的西瓜。”
她像抚摸猫似的抚摸膝头叠得齐整整的柔软的运动衫，边摸边笑。
“对她有所了解了？”
“多多少少。”
“那，可写了点什么？”
“没有。”我稍微摇了下头，“根本写不出，怕是永远写不出了。”
“怯阵了哟！”
“觉得写小说好像一点意思都没有。就如你那次说的，我对什么都奈何不得。”
她咬着嘴唇沉默了好一阵子。
“嗳，问我点什么。或许能多少帮你点忙。”
“作为穷婶母的权威？”
“那自然。”
不知从何处问起。半天才想起一个问题。
“我时常心想，当上穷婶母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我问，“这穷婶母么，是生下来就是穷婶母呢，还是穷婶母式的状况犹如蚂蚁地狱一般，在街头张开大嘴把过路人一个接一个吞下去变成穷婶母呢？”
“彼此彼此。”她说。
“一码事？”
“嗯。就是说，说不定穷婶母自有穷婶母式的少女时代、青春时代，也可能没有，有没有都无所谓。世上肯定充满了几百万条之多的理由，生有生的几百万条理由，死有死的几百万条理由。理由那玩艺儿多大一堆都能摘到手，但你追求的不是那玩艺儿，对吧？”
“不错。”我说。
“她存在，如此而已。”她这样说道，“往下是你接受不接受的问题。”
我们再不说什么，就那样在池边久坐不动。秋日透明的阳光在她的侧脸勾勒出小巧的阴翳。
“不问问我在你背上看见了什么？”
“在我背上看见了什么？”
“什么也没看见。”她微微笑道，“只看见你。”
“谢谢。”我说。
自不待言，时间将平等地掀翻每一个人，一如御者将老马打倒在路旁。然而那打法又极端安静，很少有人意识到自己的被打。
然而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这个不妨比喻为水族馆玻璃窗的穷婶母，切近地目睹时间的流逝。在逼仄的玻璃箱内，时间像挤橘汁一样挤着婶母，挤到再也挤不出一滴为止。
吸引我的，便是她身上的这种完美性。
真的再也挤不出一滴了！
是的，完美性就好像密封在冰河里的尸体，坐在婶母这一存在的核心部位。不锈钢一般壮美的冰河，恐怕只有一万年的太阳才能使之融化。但穷婶母当然不可能活一万年。她将和其完美性同生，和其完美性同死，和其完美性同葬。
泥土下的完美性和婶母。
一万年过后，冰河有可能在黑暗中融化，完美性有可能挤开墓顶露出地表，而地表必定一改旧观。不过，倘若婚礼这一仪式犹自存在，那么穷婶母留下的完美性也许会应邀入席，也许会以无可挑剔的就餐规范吃完全套西餐，也许会起身致以热情洋溢的祝辞。
不过算了，不说这个了。毕竟那是公元一九八○年的事了。
4
穷婶母离开我的背是在秋末。
我想起冬季到来之前必须办妥的事，遂同穷婶母一起乘上郊线电气列车。午后的郊线车乘客屈指可数。很久没往远处去了，我百看不厌地看着窗外风景。空气凉浸浸地一片澄明，山绿得近乎不自然，铁路两旁的树木点点处处缀着红色的果实。
回程列车上，通道另一侧的座席上坐着一个三十五六光景的瘦削的母亲和两个孩子。大些的女孩穿一件像是幼儿园制服的藏青色哔叽连衣裙，戴一顶带有红蝴蝶结的崭新灰毡帽，窄幅圆帽檐划着柔和的曲线向上翻卷——俨然小动物在她头顶悄然歇息。母亲和小女孩之间夹着三岁左右的小男孩，坐得显然不够舒服。哪班列车上都可见到的常规性母子镜头。既不特别赏心悦目，又不至于大煞风景；既不多么有钱，又谈不上贫穷。我打个哈欠，再次将头脑排空，脸歪向旁边，继续看与车行方向相反的风景。
她们三人之间发生什么是在大约十分钟后。母女两人那屏息敛气般断断续续的说话声蓦然将我拖回现实。已是薄暮时分，车厢古旧的电灯将三人染成黄色，恍若一幅旧相片。
“妈妈，可我的帽子……”
“知道知道了，乖乖的好不好！”
女孩将要出口的话咽了回去，一脸不服气的样子。中间坐的男孩把刚才姐姐戴的帽子拿在手里左一下右一下狠狠地拉扯不止。
“给人家抢回来嘛！”
“不跟你说要乖乖的么！”
“可都弄得那么皱皱巴巴的了……”
母亲瞥一眼小男孩，不无厌烦地叹了口气。我猜想母亲肯定累了。按揭的偿还和牙医的交款通知单以及过快推进的时间想必将暮色中的她彻底压垮了。
男孩仍在拉扯帽子。像圆规画出来一般滴溜溜圆的帽檐现已溃掉半边，一侧带有夸耀色彩的红蝴蝶结也在男孩手中揉成了一团，而母亲的漠不关心显然助长了他的气焰。等到他玩腻的时候，我估计帽子的外观恐已荡然无存。
女孩苦恼了一阵子，看样子也得出了和我同样的结论。她突然伸手推开弟弟的肩，趁对方懈怠之机一把抢过帽子，放在弟弟手够不到的位置。一切都是瞬间完成的，以致母亲和弟弟花了相当于一次深呼吸的工夫才理解其行为的含义。弟弟突然大哭，与此同时母亲“啪”一声一巴掌打在女孩裸露的膝盖上。
“瞧你妈妈，是他先……”
“在列车上吵吵闹闹的可不是我的孩子。”
女孩咬着嘴唇背过脸去，目不转睛地盯视着座席上的帽子。
“到那边去！”母亲指着我旁边的空位说。
女孩依然背着脸，试图不理会母亲笔直伸出的手指。但母亲的手指仿佛冻僵一般指着我的左边不动。
“赶快过去！你已经不再是我的孩子。”
女孩很无奈地拿起帽子和背包离开座位，慢慢穿过通道，坐到我旁边埋下脸去。看来她难以判断自己是否真的被逐出家门了。她想不开似的一个劲儿扯着两膝之间的帽檐的褶子。万一真被赶走，她想，自己往下该去哪里呢？她抬头看我的侧脸。真正干坏事的是他嘛！把人家的帽弄得这么没形没样的……几行眼泪从她低垂的两颊淌了下来。
小女孩长相一般。包拢着她的平庸与呆板，已经像烟一样沁入了她的面庞，荡漾在胖乎乎的小脸上的这种年龄女孩特有的玲珑剔透，恐怕也将在思春期来临时完全消失在不无钝感的丰腴中。我可以想象她的这种变化，想象她从拉扯帽褶的小女孩往成年人过渡的情景。
我头靠玻璃窗，闭目合眼，在脑海中推出从前邂逅的几名女友的面影，推出她们留下的
若断若续的话语、她们无谓的习惯性动作、她们的眼泪和脖颈形状。如今她们走的是怎样的人生道路呢？她们之中的几个或者不知不觉之间匍匐在暗道上亦未可知，一如在黑暗中跑得晕头转向而不断被吸入夜幕下的森林深处的孩子。这种淡淡的悲哀如飞蛾的银粉一般在车厢昏黄的灯光中弥漫开去。我在膝头摊开两手，久久地注视着两个掌心。我的手又黑又脏，简直像吸足了好几个人的血。
我很想把手轻轻搭在身旁那个抽抽嗒嗒的小女孩肩头，但那样无疑会吓她一跳。我的手恐怕一个人都救不了，就像她无法使灰色毡帽的圆檐恢复如初一样。
从车上下来，周围已刮起了冬天的冷风。毛衣季节已经结束，厚大衣季节已经临近这座城市。
走下阶梯穿过检票口，我勉强从黄昏郊线列车的束缚中、从车厢黄色光照的诅咒中挣脱出来。不可思议的心情。仿佛体内有什么陡然脱落……我靠在检票口的一根柱子上，望了一会儿人群——裹着五颜六色各种各样外壳的男女河流一般从我面前通过。我忽然心有所觉：原来穷婶母已不知何时从我背部消失了。
完全和来时一样，她悄然从我背部离去，不为任何人觉察。我不知她此后去何处合适。我孑然独立，活像沙漠正中竖立的一根并无意义的标识。我将口袋里的硬币一个不剩地投入公用电话，拨动她宿舍的号码。铃响八次，第九次她接起。
“睡觉来着。”她用含糊不清的声音说。
“傍晚六点就？”
“昨晚工作一直忙得不可开交，好歹处理完都快两点了。”
“抱歉，吵醒你了。”我说，“其实是想确认你是不是真的活着，可是表达不好。”
她低声笑了起来：“活着呢。为了活下去而拼死拼活地干，结果困得要死。这样可以了？”
“不一起吃顿饭？”
“对不起，什么都懒得吃。现在只想睡觉，只想睡。”
“本来想跟你说说话的。”
电话另一头的她沉默片刻。或者只是打哈欠也有可能。
“下回吧。”她一字一顿地慢慢说道。
“下回是什么时候？”
“反正是下回。让我睡一会儿好了。睡一会儿起来，我想肯定一切顺利。明白？”
“明白了。”我说，“晚安。”
“晚安！”
电话随即挂断。我定定地看了一会手中的黄色听筒，轻轻放回。肚子好像饿得瘪瘪的，想吃东西想得不行。假如他们给我什么，我说不定会趴在地上连他们的手指都舔于净。
没问题，就舔你们好了。舔罢像被雨淋过的枕木一样大睡特睡。
我靠着候车大厅的窗口，点燃一支烟。
假如，我想，假如一万年后出现全部由穷婶母组成的社会，她们肯为我打开城门吗？城里有穷婶母们选举的穷婶母们的政府，有穷婶母们握着方向盘的穷婶母们乘坐的电车，有出自穷婶母们之手的小说，应该有。
不不，也许她们觉得无需那些劳什子，政府也罢电车也罢小说也罢……
她们可能制作若干个巨型醋瓶，甘愿进入瓶中静静地生活。从天上望下去，地表想必排列着几万几十万只之多的醋瓶，无边无际，触目皆是，景象肯定无比壮观。
是的，如果世界上还有挤得下一首诗的余地，我不妨写诗。穷婶母们的桂冠诗人。
不坏。
歌颂照在深色醋瓶上的太阳，歌颂脚前铺展的晨露晶莹的草海。
然而归根结蒂，那是公元一九八○年的事。一万年时间等起来实在过于漫长。那之前我必须度过无数个冬季。
去中国的小船
纽约煤矿的悲剧
纽约煤矿的悲剧
地底下的营救作业
或许仍在进行
也可能徒唤奈何
一个个撤离矿井
——《纽约煤矿的悲剧》
（作词、演唱：比基）
有个人十年如一日固守一个颇为奇特的习惯：每当台风和暴雨来临，他就非去动物园不可。此人是我的朋友。
台风逼近市区，地道的男女无不“啪嗒啪嗒”上好木板套窗，确认收音机和手电筒是否管用。而一到这个时候，他便披起防雨斗篷——那是越南战争打得正紧时他搞到手的美军发放的军用品——怀揣罐装啤酒，走出门去。
运气不好，动物园四门紧闭：
天气欠佳 本日闭园
理所当然。到底有谁会在刮台风的下午跑来动物园看哪家子长颈鹿和斑马呢！
他欣然作罢，弓身坐在门前并列的松鼠石雕上，将一罐温吞吞的啤酒喝了，喝罢回家。
运气好，门仍开着。
他付钱进去，费力地吸着倏忽间湿得一塌糊涂的香烟，一只又一只仔细观看动物们。
动物们缩进兽舍，或以空漠的眼神从窗口看雨，或在强风中亢奋得上蹿下跳，或在急剧变化的气压下惶惶不安，或忿忿不平。
他总是坐在孟加拉虎的围栏前喝一罐啤酒（因为孟加拉虎总是对台风气急败坏），在大猩猩那里喝第二罐啤酒。大猩猩几乎对台风无动于衷，总是以悲天悯人的神情看着他以半人鱼的姿势坐在水泥地上喝啤酒的情景。
“感觉上就好像两人碰巧同坐一台出了故障的电梯。”他说。
不过，除了刮台风的下午，他却是个极为地道的人物，在一家不甚有名但感觉不错的不大的外资贸易公司工作，独自住在一座整洁小巧的公寓里，每半年换一个女朋友。至于他到底出于何种原因必须那么频繁地更换女朋友，我全然不得而知，因为她们全都像细胞分裂出来似的一副模样。
不知何故，多数人宁愿不顾实际，把他看作一个远为平庸而迟钝的人，可是他从来不以为意。他有一辆性能不坏的半旧小汽车，有巴尔扎克全集，有参加葬礼穿的正合身的黑西装黑领带黑皮鞋。
“对不起，”我每每如此开口，“又是葬礼。”
“请讲请讲。”他屡屡这样应道。
从我住处到他公寓，搭出租车约十五分钟。
进他房间一看，熨好的西装和领带已整齐地放在茶几上，皮鞋也已擦好，电冰箱里冻着半打进口啤酒。他便是这一类型的人。
“近来去动物园看猫来着。”他边说边打开啤酒瓶盖。
“猫？”
“嗯。两个星期前出差上北海道，去了旅馆附近一座动物园，园里有个小围栏，标牌上写着‘猫’，里面猫正在睡觉。”
“什么猫？”
“普普通通的猫。褐色条纹，短尾巴，胖得不得了。而且老是大模大样躺着睡大觉。”
“在北海道猫肯定少见。”我说。
“何至于。”
“问题首先是：为什么猫就不能进动物园？”我询问，“猫不也是动物？”
“约定俗成嘛。就是说，因为猫和狗是屡见不鲜的动物，犯不上特意花钱去看。”他说，“和人一样。”
“高见。”
喝罢半打啤酒，他把领带和带塑料罩的西装以及鞋盒整整齐齐地放进一个大纸袋。看样子马上就可以去哪里郊游。
“总给你添麻烦。”我说。
“别介意。”
不过，这套西装自三年前做好以来，他本人几乎没有上过身。
“谁也不死。”他说，“说来不可思议，这西装做好后竟一个人也不死。”
“规律。”
“千真万确。”他说。
千真万确，那年葬礼多得一塌糊涂。我身边，现在的朋友和往日的朋友接二连三地死去，景象宛如盛夏烈日下的玉米田。我二十八岁那年。
周围的朋友也大多这个年龄。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年龄并不适合于死。
诗人二十一岁死，革命家和摇滚乐手二十四岁死。只要过得此关，暂时便无大碍。这是我们的基本预测。
传说中的不吉祥角已然拐过，灯光幽暗的潮乎乎的隧道也已穿出，往下只要顺着笔直的六车道（即使不太情愿）朝目的地开足马力即可。
我们剪了头发，每天早上刮净胡须。我们已不是诗人不是革命家不是摇滚乐手，已不再睡在电话亭里，不再在地铁车厢内吃一袋樱桃，不再凌晨四点用大音量听“大门”密纹唱片。应酬性地参加了人寿保险，开始在宾馆酒吧里喝酒，也开始拿好牙医给的收据接受医疗补贴。
毕竟年已二十八……
始料未及的杀戮尾随而至。堪称偷袭。
我们正在悠悠然的春日阳光下换衣服。不是尺寸横竖不合适，就是衬衣袖反了过来，抑或左腿插进现实性裤子而右腿落入非现实性裤子中——一场不大不小的骚动。
杀戮随着奇妙的枪声一同降临。
仿佛有人在形而上的山丘上架起形而上的机枪，朝我们喷射形而上的子弹。
然而归根结蒂，死只能是死。换言之，从帽子里蹿出也好，从麦田里跳出也好，兔只能是兔。
高温灶只能是高温灶。从烟囱升起的黑烟只能是从烟囱升起的黑烟。
最初跨过现实与非现实（或非现实与现实）之间横陈的那个深渊的，是当初中英语老师的大学同学。婚后第三年，妻子为了生孩子，年底回四国娘家去了。
一月间一个过于暖和的星期日下午，他在百货商店五金柜台买了一把锋利得足可削掉象耳的西德剃须刀和两盒剃须膏，回家烧好洗澡水，又从冰箱里拿出冰块，喝空一瓶苏格兰威士忌，随后在浴缸中一刀切开手腕血管死了。
两天后他母亲发现了尸体。警察赶来拍子几张现场照片。倘若好好配上一盆花卉，简直可以用来做番茄汁广告。
自杀——警察正式发表看法。家中上着锁，何况当天买剃须刀的是死者本人。
至于他出于什么目的买根本不可能用上的剃须膏（且是两盒），则无人知晓。
可能他不能很快适应自己将在几个小时后死去这一念头。或者害怕商店售货员看出自己将要自杀亦未可知。
没有遗书没有潦草写下的字条，什么也没有，唯独酒杯和空威士忌瓶和装冰块的小桶以及两盒剃须膏留在厨房餐桌上。
肯定他在等洗澡水开的时间里，一边左一杯右一杯往喉咙里倾注加冰黑格威士忌，一边持续盯视剃须盒来着。并且说不定这样想道：
我已无须刮第二次胡须了！
二十八岁青年的死，如冬天的冷雨一样令人黯然神伤。
接踵而至的十二个月之间，四个人死了。
三月，沙特阿拉伯或科威特的油田事故中死了一人。六月死了两人，死于心脏病发作和交通事故。七月至十一月和平时光连续。十二月中旬，最后一人同样死于交通事故。
除去一开始提到的自杀的朋友，那几个差不多一瞬间就没命了，连意识到死的时间都没有，给人的感觉就像在漫不经心爬早已爬熟的楼梯时突然踩空了一块踏板。
“给我铺上褥子好么？”一个男子说。他就是六月死于心脏病发作的那个朋友。“后脑勺嘎巴嘎巴直响。”
他钻进被窝睡了，再未醒来。
十二月死的女孩在那一年中年龄最小，也是唯一的女性死者。二十四岁，革命家和摇滚乐手的年龄。
圣诞节前一个冷雨飘零的黄昏，啤酒公司的送货卡车和混凝土电线杆之间形成一个悲剧性的（且极为日常性的）空间，她被夹死在那个空间里。
参加完最后一个葬礼的几天之后，我带上刚从洗衣店取回的西装和礼品威士忌，来到西装主人的公寓。
“实在谢谢了，帮了大忙。”
“不用介意，反正我也不用。”他笑道。
冰箱里仍有半打冰镇啤酒，坐感舒适的沙发微微漾出太阳味儿。茶几上放着刚洗净的烟灰缸和圣诞节用的盆栽一品红。
他接过带塑料罩的西装，以把刚刚冬眠的小熊放回洞穴的手势轻轻收进立柜。
“但愿西装没有沁入葬礼味儿。”我说。
“无所谓，本来就是派那个用场的衣服。担心的倒是衣服里边的你。”
“唔。”
“毕竟葬礼一个接一个。”他把腿架到对面沙发上，边说边把啤酒倒进玻璃杯，“一共几个？”
“五个。”我把左手指全部伸开给他看，“不过，已经结束了。”
“结束了？”
“那么感觉的。”我说，“死的人数够可以的了。”
“蛮像金字塔咒语的嘛：星星在天空巡回，月影遮蔽太阳，那时……”
“是那么回事。”
喝罢半打啤酒，我们开始对付威士忌。冬日的夕晖犹如徐缓的坡路一般射入房间。
“你最近脸够阴沉的。”他说。
“是吗？”
“肯定半夜想东西想过头了。”
我笑着抬头看天花板。
“我么，半夜已经不想东西了。”他说。
“不想了干什么？”
“一不开心就大扫除。开吸尘器，擦窗，擦玻璃杯，搬桌子，一件接一件熨衬衫，晒椅垫。”
“嗬。”
“十一点一到就喝酒睡觉，没别的。等到早上起来擦皮鞋的时候，大多数的事都忘了，忘得一干二净。”
“哦。”
“人在深夜三点会想起很多很多事情，这个那个的。”
“有可能。”
“深夜三点动物都想东西。”他突然想起似的说，“深夜三点可去过动物园？”
“没有，”我怔怔地回答，“没去过，这还用说。”
“我去过一次。求了熟人，本来不能进去的。”
“呃。”
“奇特的体验！用嘴我是说不好，感觉就好像地面无声无息地四分五裂，有什么从中爬上来，而眼睛又看不见爬上了什么。反正它们在黑暗中蹦来跳去，像凉瓦瓦的气块。肉眼看不见，但动物们感觉得到它们，我则感觉得到动物们感觉到的它们。总之，我们脚踏的这个大地一直通到地球的核心，多得惊人的时间给地球核心吸了进去……这你不觉得离奇？”
“啊。”
“再不想去第二次了，半夜去什么动物园！”
“台风时还顺利？”
“嗯，”他说，“台风时顺利得多。”
电话铃响了。
照例是他细胞分裂式的女友打来的没完没了的电话。
我无奈地打开电视。二十七英寸电视，手指轻轻一碰手边的遥控器，频道就悄然变换。音箱有六个之多，觉得像进了过去的电影院，兼放新闻纪录片和动画片的电影院。
我上下换了两轮频道，决定看新闻节目。国境纠纷，大楼失火，币值升降，汽车进口限制，寒季游泳比赛，全家集体自杀。每起事件都像初中毕业照似的多少在某处相关相联。
“看到有趣新闻了？”他折回来问道。
“算是吧。”我说，“好久没看电视了。”
“电视起码有一个优点，”他想了一会说，“可以随时关掉。”
“压根儿不开更好。”
“真有你的！”他惬意地笑笑，“不过我可是有爱心的人哟。”
“像是。”
“可以了？”说着，他按下手头的电源开关。图像即刻消失，房间静悄悄地没了声音。窗外大厦的灯开始闪亮。
五六分钟时间里，我们没什么要谈的话题，一个劲儿喝威士忌。电话铃又响了一次，这回他佯装未闻。铃声响罢，他心血来潮地重新打开电视。图像立时返回，新闻解说员用一根棒子指着身后的曲线表继续就石油价格的波动喋喋不休。
“这小子根本没意识到我们关了五分钟。”
“那是的。”我说。
“何故？”
我懒得动脑筋，摇了下头。
“因为在关掉电视那一瞬间，双方都成了零。无论我们还是那家伙，都是零。”
“不同看法也是有的哟。”我说。
“那自然。不同看法能有一百万种。印度长着椰子树，委内瑞拉从直升机上撒政治犯。”
“噢。”
“别人的事我不想说三道四，”他说，“但世上不办葬礼的死法也是有的，无气味的死也是有的。”
我默然点头，用手指捏捏一品红的绿叶，“已经是圣诞节了。”
“对了，还有香槟呢，”他一本正经地说，“从法国拿回来的上等货。不喝？”
“是给哪里的女孩备的吧？”
他把一瓶冰镇香槟和两个玻璃杯放在茶几上。
“不知道吗？”他说，“香槟什么用途也没有，只有在该开瓶盖的时候。”
“有道理。”
我们打开瓶盖。
然后谈起巴黎的动物园及其动物们。
那年年底有个小型晚会。每年都租用六本木一带的酒店开的晚会，从傍晚一直开到第二天元旦。有不太糟糕的钢琴三重奏进场，有美酒佳肴上来，加之几乎没有熟人，只要呆坐角落即可，因此算是蛮开心的聚会。
当然要被介绍给几个人。呀初次见面／嗯是啊／正是正是／也就那么回事吧／顺利就好顺利就好。如此不一而足。我微笑着找合适时机离开他们，换一杯对水威士忌返回角落里的座位，继续思考南美大陆各国及其首都。
不料那天被介绍给我的女性竟手拿两杯对水威士忌跟到我座位前面来了。
“是我主动请人把自己介绍给你的。”她说。
她虽非引人注目的美女，但给人的感觉极好，而且恰到好处地穿一身价值不菲的蓝色丝织连衣裙。年龄三十二岁上下吧。只要有意，她完全可以打扮得更年轻些，但她好像认为没那个必要。两手共戴三只戒指，嘴角漾出夏日黄昏般的笑意。
由于话未能顺利出口，我也面带和她同样的笑意。
“你和我认识的一个人一模一样。”
“噢。”这话和我学生时代常用的甜言蜜语如出一辙，不过看上去她不像玩弄那种惯用伎俩的人。
“脸形、体形、气质、说话方式，全都一模一样，简直叫人吃惊。你一来我就观察你。”
“既然有人跟我那么像，很想见上一面。”我说。这也是过去我在哪里听过的台词。
“真的？”
“嗯。不过有一点点怕。”
她的笑意陡然加深，又马上复原。“可是不成啊，”她说，“五年前就死了，正是你现在这年龄。”
“哦。”
“我杀的。”
钢琴三重奏似乎结束了第二场演奏，四周劈哩啪啦响起有气无力的掌声。
“像是谈得很有进展嘛。”晚会女侍应生来到我们身旁说。
“嗯。”我应道。
“那当然。”她高兴地接上一句：
“若有什么想听的曲目，他们可以给我们弹，如何？”女侍应生问。
“不不，可以了，就在这里这么听一听蛮好。你呢？”她说。
“我也同样。”
女侍应生莞尔一笑，转去另一张餐桌。
“喜欢音乐？”她问我。
“如果是好世界上听好音乐的话。”我说。
“好世界上哪里有什么好音乐！”她说，“好世界的空气是不振动的。”
“言之有理。”
“看过沃伦·比蒂主演的在夜总会弹钢琴的电影？”
“没有，没看。”
“伊丽莎白·泰勒是夜总会的来客，穷极了惨极了，那个角色。”
“唔。”
“这么着，沃伦·比蒂就问伊丽莎白·泰勒：有什么想听的曲目？”
“那么，”我问，“想听什么来着？”
“忘了，过去的电影嘛。”她闪了闪戒指，喝一口对水威士忌，“不过我不喜欢自选曲目，总有些让人提不起兴致，就像从图书馆借来的书，刚开始就得考虑完了时的事。”
她叼起烟，我拿火柴给她点上。
“好了，”她说，“还是说和你相像的那个人吧。”
“怎么杀的？”
“投到蜂箱里去了。”
“说谎吧？”
“说谎。”她承认。
我喝口水宋代替叹气。
“当然不是法律上的杀人，”她说，“也不是道义上的杀人。”
“既非法律上的杀人又非道义上的杀人，”我归纳——虽然并不情愿——她的话的要点，“然而你杀了人。”
“不错。”她不无得意地点点头，“杀了非常像你的人。”
乐队开始演奏。一支想不起名的旧曲子。
“五秒都没花上，”她说，“杀他的时候。”
沉默持续有顷。看样子她在细细把玩沉默。
“关于自由你可想过？”她问。
“时不时的。”我说，“干嘛问起这个？”
“能画雏菊？”
“或许……活像智商测试嘛！”
“差不许多。”说罢，她笑了笑。
“那，我可通过了？”
“嗯。”她回答。
“谢谢：”
乐队开始演奏《萤之光》。
“十一点十五分。”她扫了一眼项链坠儿上的金表说道，“我么，顶顶喜欢《萤之光》。你呢？”
“《岭上我的家》更好，出来羚羊啦野牛啦什么的。”
她再次莞尔一笑。
“能和你说话，真是有趣。再见！”
我也道声“再见”。
为了节约空气，矿灯被吹灭了，四下笼罩在漆黑之中。谁也不开口，唯独每五秒钟从头顶滴落一次的水滴的声音在黑暗中回响。
“大家尽量少喘气，剩下的空气不多了。”年长的矿工说。声音虽然沉静，但头顶的岩体还是微微吱呀着发出回应。矿工们在黑暗中把身体靠在一起，侧耳倾听，只等一个声音传来：鹤嘴镐的声音，即生命的声音。
他们已这样持续等待了好几个小时。黑暗在一点点把现实溶解。事情仿佛发生在极其久远的往昔、极其遥远的世界。也可能一切发生在极其久远的将来、极其遥远的地方。
大家尽量少喘气，剩下的空气不多了。
外面，人们当然在不断掘洞。恰如电影里的一个镜头。去中国的小船
袋鼠通讯
袋鼠通讯
噢，您好吗？
今天休息，早上去附近动物园看袋鼠来着。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动物园，但一般动物—— 从大猩猩到大象——也还算是齐全的。不过，如果您对美洲驼和食蚁兽入迷，恐怕还是别来这个动物园为好。这里没有美洲驼没有食蚁兽，没有非洲羚羊也没有鬣狗，连豹都没有。
袋鼠则有四只。
一只小崽，两个月前刚生下来。另外一公两母。至于家庭成员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我却揣度不出。
每次看袋鼠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对于生为袋鼠这点，其本身到底作何感想呢？它们何苦在什么澳大利亚那种傻呆呆的地方以那般不伦不类的形体到处蹦来蹦去呢？何以会被回飞镖那种并不精巧的小木棒一下子击毙呢？
不过，说起来这都是无所谓的，不是什么大问题，至少同正题无关。
总之我在看袋鼠的时间里，开始觉得该给您写封信去，仅此而已。
或许您觉得奇怪——为什么一看袋鼠就想要给我写信呢？袋鼠和自己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但这个请您不必介意。袋鼠是袋鼠，您是您。袋鼠同您之间，并不存在特别引人注目的明确关联。
事情其实是这样的：
袋鼠同给您写信之间有三十六道微妙的工序，而在按部就班一一追寻的过程中，我走到了给您写信这一步，就是这么回事。那工序么，一道道介绍起来您怕也不明所以，况且我也没记清楚。毕竟三十六道哟！
其中倘若有一道乱了套，我也不至于给您写这样的信，说不定会心血来潮地在南冰洋纵身跳上抹香鲸的脊背或者给附近香烟铺放一把火也未可知。然而在三十六这一巧合数字的诱导下，我正在这样地给您写信。
不觉得挺莫名其妙么？
那么，先从自我介绍开始吧。
我二十六岁，在一家商店的商品管理科工作。我想您不难想见，这工作委实无聊之至。首要事务是检验采购科决定购入的商品有无瑕疵——目的在于防止采购科同厂家串通一气，做得可没有您所想象的那么巨细无遗。因为过去倒也罢了，如今的商店从指甲刀到摩托艇无所不卖，加之商品天天花样翻新，如果仔仔细细逐一检验，即使一天有六十四个小时、我等生有八只手，怕也应付不来，而且公司方面也并不要求我们科发挥如此职能。所以一般说来只是稍微拉一下皮鞋带扣或抓几粒糖果，适可而止。这也就是所谓的商品管理。
因此，相对说来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放在对症疗法上——接到投诉后再一个个检验。我们进行分析，查明原因，或向厂家提意见，或中止进货。例如，长筒袜刚买到便两只相继绽线啦，发条熊从桌上掉下去就不再动弹啦，浴衣给洗衣机一洗竟缩小四分之一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想必您不晓得，这类投诉实在多得令人厌倦。我们处理的仅仅是对商品本身的投诉，可数量还是惊人地多，不断有投诉信飞来商店。我所在的科一共四个人，可以说我们从早到晚都给人家的投诉追打得叫苦不迭，简直像有饥不可耐的猛兽从后面追扑我们。投诉信中既有言之有理的，也有胡搅蛮缠的，还有很难断定属于何者的。
我们姑且把它们分ABC 三类。房间正中有ABC 三个大盒，信就放到里边去。我们将这项作业称为“理性三阶段评价”，这当然是职业上的玩笑，别往心里去。
下面介绍一下何谓ABC 三类。
(A) 合情合理的投诉。属于必须由我方负责的情况。我们将提着糕点盒去顾客家拜访，换以应换的商品。
(B) 道义上商业习惯上法律上尽管我方没有责任，但为了不使商店形象受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而采取相应措施。
(C) 显然是顾客责任，我方说明情况，不予退换。
这样，我们就您日前寄来的投诉信进行了慎重研究。结论是：您的投诉性质属于C 类。作为原因——好么，请您认真听一下：
①一度买下的唱片，②尤其在一周之后，③不可能在连收款条都没有的情况下予以更换其他商品。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会更换。
我说的您理解么？
那么，我的解释就此结束。
您的投诉未被接受。
但若离开职业角度——实际上我也多少偏离开来，作为我个人，对于您的投诉、对于您分不清勃拉姆斯交响乐和马勒交响乐而买错唱片的投诉，是由衷同情的。不骗您。正因如此，我向您发出的才不是应付了事的事务性通知，而是这封在某种意义上包含亲密意味的信函。
实不相瞒，一周时间里我不止一次想给您写信来着。“对不起，从商业习惯上不能更换唱片，但您的来信中有某种让我心动的东西，故我想从个人角度啰嗦几句……”便是这样的信。可是未能顺利写成。写文章我决不伤脑筋，相对说来——自己说或许不大妥当——还算是擅弄笔墨之人，记忆中很少为写信抓耳挠腮。然而每当要给您写信，脑海里却怎么也上不来合适字眼。浮上来的全都词不达意，即便字面上正确，其中也感觉不出心情。不知多少回写罢装入信封，甚至贴好邮票又撕掉了。
这么着，我决意不给您回信了。与其回有缺憾的信，还不如什么也不回为好。您不这样认为？我是这样认为的。不完美的信犹如有印刷错误的时刻表，那玩艺儿压根儿不存在倒干脆得多。
不料今早在袋鼠栏前，从三十六这一巧合数字中，我得到一个启示，即大的不完美性。
或许您要问——当然要问——什么叫大的不完美性呢？所谓大的不完美性，简言之就是在结果上某人可能原谅某人。例如我原谅袋鼠，袋鼠原谅您，您原谅我。
但是，这样的循环当然不是永恒的，有时袋鼠或许不乐意原谅您。不过您别因此而生袋鼠的气。这既不怪袋鼠又不怪您，或许也怪不到我头上。袋鼠那方面情况也是极其复杂的，到底又有谁能怪罪袋鼠呢？
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捕捉瞬间，捕捉瞬间拍下纪念照。前排左起：您、袋鼠、我，如此这般。
我放弃了写文章的努力，而三言两语的事务性通知也写不成。字那东西是不可信任的。如我写“巧合”两字，但您从“巧合”这一字体中得到的感觉，与我从同一字体中感觉到的，说不定会截然不同或者完全相反。这岂非极不公平？我连裤头都褪了下来，您却只解开衬衫的三个纽扣。无论怎样看都是不公平的，不是吗？我不喜欢不公平性。当然世界这东西原本就是不公平的，但至少自己不愿意主动助长它的气焰。这是我的基本态度。
所以我把我要对您讲的录到磁带里。
（口哨：《波吉大校进行曲》8 小节）
怎样，听得见么？
我不知道您收到这封信即这盘磁带后将是怎样的心情。坦率地说，完全无从想象。有可能您感到极为不快，因为商店负责商品管理的人对顾客的投诉信寄来录音磁带——何况录的又是私人口信——作答，无论谁无论怎么看都属极其异常的事态，换个看法甚至可以说是非常荒唐的。并且，如果您心生不快或勃然大怒而将磁带寄给我的上司，我在公司将陷入甚为微妙的境地。
若您有意，就请这样做好了。这样做我也绝对不会生您的气以至怨恨您。
知道吗，我们的立场是百分之百对等的。就是说，我有给您写信的权利，您有威胁我生活的权利，是不是？怎么样，公平吧？不错，我是要为此负相应的责任。我做这样的事并非出于开玩笑或恶作剧。
对了，忘了说了，我把这封信取名为“袋鼠通讯”。
毕竟什么东西都要有个名称。
比如您若写日记，较之拖泥带水地写什么“今天接到商店负责商品管理的人对自己投诉的答复（录进盒式磁带里的）”，还是写“今天接得‘袋鼠通讯”’来得痛快。如何，简单点不坏吧？再说您不认为“袋鼠通讯”是个十分漂亮的名字？在辽阔草原的那一边，不是有袋鼠肚袋里揣着信一蹦一跳地跑过来了？
橐、橐、橐（敲桌子声）：
这是在敲门。敲门、敲门、敲门……明白吧？我是在敲您家的门。
假如您不想开门，不开也不碍事。真的。作为我的确怎么都无所谓。不愿再听下去，就请马上停止，把磁带投进垃圾箱。我只是想坐在您家门前一个人说上一会儿，仅此而已。至于您听还是没听，我根本无由得知；既然不知，您实际上听没听岂非一回事！哈哈哈。这也是事态公平的一个佐证。我有说的权利，您有不听的权利。
可以么，反正往下进行好了。我不认为不拿稿子不列提纲对着麦克风讲话是再难受不过的事。感觉上就好像站在沙漠正中用玻璃杯洒水。眼睛一无所见，手上一无所感。
所以，此刻我正面对VU显示表讲话。知道VU显示表吗？就是随着音量左右摇颤的那玩艺儿。我不晓得V 和U 是哪个词的头一个字母，但不管怎么说，它是对我的演说给予反应的唯一存在。
其实V 和U 是一对紧密配合的搭档。非V 即U ，非U 即V ，舍此无他，无可挑剔。我想什么也罢，说什么也罢，对谁说也罢，它们概不理会。它们感兴趣的仅仅是我的语音如何震动空气。对于它们来说，我的存在乃空气震颤所使然。
不以为很妙？
一瞧见它们，我就觉得无所谓说什么，反正就是要说下去。什么都没关系。完美也好不完美也好，它们都不以为然。它们追求的只是空气的震颤。这是它们的食粮。
唔。
对了对了，近来我看了一部十分可怜的电影。里面无论怎么说笑话别人硬是不笑。听见了么，一个笑的都没有的。
现在这么对着麦克风讲起来，不由想起那部电影。
不可思议啊！
同样的台词，有人说出口好笑得要死，换个人就半点儿也不好笑，岂非不可思议？于是我猜想，个中差别大约是与生俱来的，那感觉就好比半规管的端头比别人的稍微多个小弯儿。我时常想，自己若是有那样的本事该是何等幸福。我想起好笑的事来总是一个人笑得前仰后合，而一旦出口讲给别人听，便一点儿、一丝一毫也没有意思了，就好像自己立时成了埃及沙人，更何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