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从哪里刺入狗的喉咙。
哪里？
我的思考撞上硬壁，再也前进不得。
堇到底去什么地方了呢？她该去的场所在岛上什么地方呢？
堇掉入某个人迹罕至的井一般深的场所，在那里等人搭救——我怎么也无法把这样的图像从脑袋里赶走。她大概受伤了，又饥又渴又孤单。想到这里，我心里难受得不行。
但是，警察们明确说过岛上一口井都不存在，也没听说镇郊有那样的洞穴。“岛非常非常小，一个洞一口井，没有我们不知道的。”他们说。想必那样。
我一狠心做了一个假设：
堇去那—侧了。
这样很多事情就不难解释。堇穿过镜子去那一侧了，恐怕到那一侧见敏去了。既然这一侧的敏无法接受她，那么势必那样。不是吗？
她写道——我捋出记忆——“那么，我们怎样才能避免冲撞呢？理论上很简单，那就是做梦，持续做梦。进入梦境再不出来，永远活在那里。”
疑问有一个，大大的疑问：如何才能去那里呢？
理论上很简单，但无法具体说明。
于是我折回原地。
我想东京，想我住的宿舍、我任职的学校，想我偷偷扔在火车站垃圾箱里的厨房生湿垃圾。离开日本不过两天，感觉上却完全成了另一世界。还有一星期新学期就开始了。我想象自己站在三十五名孩子面前的身姿。远远离开后，觉得自己职业性地向别人讲授什么这件事似乎非常奇妙、非常悖乎事理，即便对方是十来岁的儿童。
我摘下太阳镜，用手帕擦额头上的汗，又戴上太阳镜，眼望海鸟。
我考虑堇，考虑搬家时在她身旁体验到的无可遏止的勃起。那是从未有过的急剧而坚硬的勃起，就好像自己整个人都要胀裂似的。我那时是在想象中——大约是堇所说的“梦之世界”——同她交合，但那感触在自己记忆中却比同其他女性的现实交合还要真切得多。我用杯里剩下的柠檬水把口中存留的食物残渣冲下喉咙。
我重新返回“假设”，并试着把假设向前推进一步。堇在某处顺利找到了出口，我这样单纯地假定道。至于那是何种出口和堇是如何发现的，则无由得知。这个问题可以放在后面。但不妨将它作为一个门。我闭目合眼，在脑海中推出具体情景。门是普普通通的墙壁上的普普通通的门，堇在某处发现了那个门，伸手转动球形拉手，毫不费事地直接穿过——从这一侧走去那一侧，身上就那么一件薄绸睡衣、一双沙滩鞋。
门另一侧什么光景我想象不出。门关上了，堇一去不复返。
回到别墅，用电冰箱里的东西做了简单的晚饭：西红柿拌罗勒（译注：一种有薄荷香味的植物，其叶可作香辛调料。）的面、色拉、阿姆斯特丹啤酒。之后坐在阳台上，沉浸在漫无边际的思绪中。谁也没打电话来。雅典的敏想必正设法同这里联系。岛上的电话很难寄予希望。
天空的蓝和昨天同样一刻又一刻地增加其深度，硕大的圆形月亮从海上升起，几颗星星在天幕上打孔。爬上斜坡的风轻轻摇颤扶桑树的花。突堤前端矗立的无人灯塔闪烁着颇有怀古情调的光。人们牵驴缓缓走下坡路，高声交谈，那声音忽儿近前忽儿远去。我静静感受着——莫如说将其作为常规景致——这异国风情。
电话最终没有打来。时间静谧而徐缓地流逝，夜色兀自加深。我把堇房间里的音乐磁带拿来几盒，放进客厅的音响装置。其中一盒是莫扎特的歌曲集，标签上是堇的字迹：伊丽莎白·施瓦茨科普芙与沃尔特·吉泽金（p ）。对古典音乐我不大熟悉，但当即听出这音乐很美。演唱风格不无古朴，但一如阅读别具一格而优美流畅的名篇佳构，有一种脊背自然挺直的愉悦感。钢琴手与歌手那一推一拉、一拉一推的细腻微妙的节奏配合，将两人栩栩如生地再现眼前。里边的乐曲恐伯哪一支都是“堇”的。我将身体缩进沙发，合起双眼，同堇共享这盘音乐。
音乐声使我醒来。声音并不大，听来非常远，时闻时不闻的。但那回响如看不到脸的水手缓缓捡起沉入夜海的锚一般，一点一点、然而切切实实地将我唤醒。我在床上坐起，把头靠近开着的窗口侧耳谛听。是音乐无疑。枕边闹钟的时针划过一点。到底谁在这种时候高奏音乐呢？
我提上长裤，从头顶套上T 恤，穿鞋走到门外。附近人家的灯光一无所剩地熄了，没有人的动静。无风，不闻涛声，唯独月华默默地清洗地表。我站在那里加意细听。音乐总好像是从山顶那边传来的，但这很离奇。陡峭的山上一个村落也没有，有的只是修道院里过着禁欲生活的修道士们和屈指可数的牧羊人，很难设想他们会在这种时间聚集起来举行喧闹的庆典。
站在户外的夜气之中，音乐的回响比在房子里听时愈发真切了。旋律固然听不清，但从节拍听来是希腊音乐，有一种现场演奏乐器特有的不协调的锐角式调门，不是音箱里淌出的现成音乐。
这时我的脑袋已完全清醒了。夏夜凉爽宜人，带有神秘的深邃感。如果心里不挂念堇的失踪，我甚至可能感觉出其中的祝祭氛围。我双手叉腰，笔直挺起身体，仰望夜空，深深呼吸。夜的凉气浸过五脏六腑。我蓦然想到，说不定此时此刻，堇正在某处倾听同样的音乐。我决定朝音乐传来的方向走走看，想弄清楚——如果可能的话——音乐从哪里传来，到底谁在演奏。上山路同早上去海边时走的是一条路，不至于迷路。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吧。
月光把四下照得一片皎然，走路甚是方便。月光在石岩与石岩之间勾勒出斑驳的阴影，将地面涂成不可思议的色调。我的轻便运动鞋的胶底每次踩上小石子都发出大得不自然的声响。爬上坡道，音乐回声渐渐增大，能够听得真切了。演奏到底是在山上进行的。乐器的合成有不甚知晓的打击乐器和希腊乐器“布斯基”，有手风琴（大概）和横笛之类，里面也许还加入了吉他。除了这些乐器声，别的一无所闻。无歌声，无人们的欢声。唯独演奏绵绵不止，没有间歇，淡淡地——淡得几乎没有情感起伏——向前推进。
心情上我很想看一看想必正在山上搞的名堂，同时又觉得恐怕还是别接近那样的地方为好。既有难以抑制的好奇心，又有近乎直觉的畏惧。但不管怎样，我都不能不前行。这类似于梦中的行动。这里没有向我们提供使选择成为可能的原理，或者没有提供使原理得以成立的选项。
一种想象浮上心头：说不定几天前堇也同样因这音乐醒来，在好奇心驱使下只穿着一身睡衣爬上了这坡道。
我止步回头看去，下坡道犹如巨虫爬过留下的条痕，白亮亮地伸向镇子。我抬头望天，又在月光下半看不看地看自己的手心。看着看着，忽然发觉手已不再是我的手。说是说不好，反正我一眼就看出这点。我的手不再是我的手，我的腿不再是我的腿。
在青白月光的沐浴下，我的身体恰如用墙土捏出的泥偶，缺乏生命的温煦。有人在模仿西印度群岛的巫师，用咒语把我短暂的生命吹入了那泥团中。那里没有生命的火焰。我真正的生命在别处沉沉昏睡，一个看不到脸的人将其塞进背包正要带往远方。
我身上一阵发冷，几乎无法呼吸。有人在莫名其妙的地方重新排列我的细胞，解开我的意识之线。我已没有考虑余地，能做的只有赶快逃到往日的避难场所。我猛吸一口气，就势沉入意识的海底。我用两手分开重水，一气下沉，双臂紧紧搂住那里一块巨石。水像要吓走入侵者似的死死压迫我的耳膜。我紧闭双眼，屏息敛气，拼命忍耐。一旦下定决心，做到也并不难。水压也罢无空气也罢寒冷的黑暗也罢混沌连续发出的信号也罢，都很快处之泰然。那是我从小就已重复多次的训练有素的行为。
时间前后颠倒、纵横交错、分崩离析，又被重新拼接起来。世界无限铺陈开去，同时又被围以樊篱。若干鲜明的图像——唯独图像——无声无息地通过它们本身的幽暗长廊，如水母，如游魂。但我尽量不看它们。若我多少做出认出它们的姿态，它们肯定将开始带有某种意味。那意味势必直接附着于时间性，而时间性将不容分说地把我推出水面。我紧紧关闭心扉，等待其队列的通过。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及至浮出水面睁眼静静吸气之时，音乐已然停止。人们似乎终止了那场谜一般的演奏。侧耳谛听，一无所闻，全然一无所闻，无论音乐，还是人语，抑或风吟。
我想确认时间，但手腕上没表。表放在枕边。
仰观星空，星斗数量较刚才略有增多。也许是我的错觉。甚至觉得星空本身都与刚才的截然有别。身上原有的奇异的乖离感已消失殆尽。我挺身，弯臂，屈指。无隔阂感。唯独T 恤腋下因出汗而微微发凉。
我从草丛中站起，继续爬坡。好容易到了这里，总要到山顶瞧上一眼。那里有音乐也好，无音乐也好，起码要看看动静。五分钟就上到山顶。我爬上来的南坡下面，可以望见海、港和沉睡的镇。寥寥无几的街灯零落地照出海滨公路。山那边则包笼在无边无际的夜色中，灯火渺无所见。凝眸远望，唯见别的山脊棱线在月光中远远浮出。再往前是更深的黑暗，哪里也找不到刚才举行热闹庆典的蛛丝马迹。
其实音乐究竟听到与否，现在都没什么自信了。耳朵深处仍隐约留有其余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确信渐渐模糊。也许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音乐。或者耳朵由于某种错觉而误拾别的时间别的场所的东西也有可能。说到底，能有什么人在半夜一点跑到山上演奏音乐呢！从山顶仰望天空，月亮似乎惊人地近，且桀骜不驯，一块久经动荡岁月侵蚀的粗暴岩球而已。其表面种种样样的不祥暗影乃是朝温煦的生命体伸出触手的癌的盲目的细胞。月光扭曲那里的所有声音，冲走所有意义，扰乱所有心灵的归宿。它让敏目睹了另一个自己，它将堇的猫领往别处，它使堇无影无踪。是它（大概）奏响了不应有的音乐，把我带到这里。眼前的黑暗深不可测、横无际涯，身后灯火惨淡。我伫立异国山头，袒露在月光之下。我不能不怀疑：从一开始一切便被谋划得滴水不漏。
返回别墅，拿敏的白兰地喝了，打算就势睡去。但睡不成，一觉也睡不成。月亮和引力的喧嚣将我牢牢囚住，直到东方破晓。
我想象在公寓一室饥肠辘辘气息奄奄的猫们——那软乎乎的小食肉兽们。于是我——真实的我——死去，它们活着。想象它们吃我的肉嚼我的心吸我的血的情景。竖起耳朵，可以听到猫们在遥远的场所吮吸脑浆的声音。三只身体绵软的猫围着开裂的头颅，吮吸其中黏乎乎的灰色浆液。它们红红的粗糙舌尖津津有味地舔着我的意识的柔软的皱襞。每舔一下，我的意识便如春天的地气一般摇颤不已，渐稀渐薄。
斯普特尼克恋人
堇的下落如石沉大海。借用敏的话说，就是像烟一样消失了。
敏第三天近正午时乘渡轮返岛，同来的有日本领事馆人员和希腊旅游警察方面的负责官员。他们同当地警察如此这般交换意见，进行了包括岛民在内的更大规模的搜查。为了汇拢情况，他们将从护照上翻拍的堇的相片大幅刊登在希腊的全国性报纸上。其结果，报社接到不少联系电话，遗憾的是都不成其为直接线索，几乎全是别人的情况。
堇的父母也来岛了。当然，就在他们快到时，我离岛而去。新学期即将开学固然是个原因，但更主要的是作为我不想在这样的地方同堇的父母见面。而且日本的传媒也已从当地报纸得知事件，开始同日本领事馆和当地警察接触。我对敏说该回东京了，再留在岛上也无法帮忙找到堇。
敏点头道：“你光是在这里待着都帮了我的大忙，真的。若你不来，我一个人恐怕早都瘫痪了。但不要紧了，可以设法对堇的父母解释明白，舆论方面也会适当应对，所以往下请别担心，何况这件事本来你就没有任何责任。只要想法转变过来，我还是相当坚强的，再说已经习惯于处理实际问题了。”
她把我送到港口。我乘下午的渡轮动身。离堇失踪正好过去了十天。敏最后拥抱了我，水到渠成的拥抱。她一声不响地久久把手臂搂在我背部。她的肌体在午后炎热的太阳下凉得不可思议。敏力图通过手心向我传达什么，这我感觉得出。我闭目倾听那话语，但那是不采取话语形式的什么。大概那个什么是不能采取话语形式的。我和敏在沉默中进行了若干交流。
“保重吧。”敏说。
“你更得保重。”我说。之后，我和敏在轮渡码头前又沉默有顷。
“嗳，希望你坦率地回答我，”快上船时敏以严肃的语调问我，“你认为堇已不在人世了？”
我摇头道：“具体根据倒没有，但我觉得堇好像仍在哪里活着。因为虽然过去了这么多时间，却怎么都上不来她已死掉的实感。”
敏抱起晒黑的双臂，看我的脸。
“老实说，我也一样，”她说，“我的感觉也和你同样——堇还没有死。可同时又有恐怕再不会见到她的预感，这倒也没有根据……”
我默然。两相汇合的沉默弥漫于诸多事物的间隙中。海鸟尖锐地叫着，划开万里无云的长空。咖啡馆那个男侍以睡不醒的样子端送着饮料。
敏紧咬嘴唇沉思片刻，尔后说：“你不恨我？”
“因为堇的消失？”
“嗯。”
“为什么我要恨你呢？”
“不清楚。”敏的话音里隐隐沁出仿佛压抑了很久的疲惫。“不光堇，我还感觉连你也没有相见的那天了，所以才问的。”
“我不怨恨你。”我说。
“可以后的事说不清楚的吧？”
“我不是那样怨恨别人的。”
敏摘下帽子，理一把额前头发，又把帽子戴回，以似乎晃眼睛的眼神注视我。
“肯定是因为你不对别人抱有什么期待。”敏说。她的双眼深邃而清澈，如最初见她时的暮色。“我不然。可我喜欢你，非常。”
我们道别。船卷起螺旋状水花向后开到港外，之后慢慢扭动身体似的掉头一百八十度。这时间里，敏站在码头前端以目相送。她身穿紧贴身上的白色连衣裙，不时按一把帽子以防被风吹走。伫立在这希腊小岛上的她的身姿甚是端正，近乎虚拟物的端正。我凭依甲板栏杆，一直望着她。时间在那里一度静止，其光景鲜明地烙在了我的记忆之壁。
但时间重新启动时，敏的身影渐次变小，变成一个模糊的小点，很快被吸入地气之中。继而，镇越来越远，山形越来越朦胧。最后，岛本身同光、同雾霭纠缠在一起，消失于迷濛中。别的岛出现了，又同样消失了。过了一会儿，觉得自己抛在身后的一切竟好像一开始就纯属子虚乌有。
或许我该直接留在敏身边才是，我想。新学期也罢什么也罢都无所谓，我该留在岛上鼓励她，同她一起找堇直到水落石出，遇到为难事时紧紧地抱住她。我认为敏需要我，而我在某种意义上也需要她。
敏以不可思议的力度吸走了我的心。
在我从渡轮甲板上远望她离去的身影时，我才意识到这一点。虽说不能称之为爱恋之情，但也相当接近了。感觉上似乎有无数细绳在勒紧我的整个身体。我无法顺利梳理心绪，一下子坐倒在甲板椅子上，把塑胶体育包搂在膝头，许久许久盯视船后留下的笔直的白色航迹。数只海鸥扑也似的跟踪追击。敏那双小手掌的感触，犹如魂影仍在我背部徘徊不去。
原打算直飞东京，但不知为什么，前一天预订好的飞机座位被取消了，只好在雅典住一晚上。乘航空公司准备的小型公共汽车，到其安排好的市内旅馆住下。旅馆靠近普拉卡，小而整洁，给人的感觉不错，但挤满了德国团体游客，吵得一塌糊涂。由于想不起有事要做，便去街上散步，买了一点并无赠送对象的小礼物。傍晚独自登上卫城山岗，躺在平坦的岩石上，在轻柔的晚风中眼望被探照灯淡淡地展现在黛蓝暮色中的白色神殿。神殿很美，富于幻想意味。
然而我在此感到的是无可名状的深深的寂寥。蓦然回神，几种颜色已从围拢我的世界中永远失去了。我得以从这空空荡荡的情感废墟——从这凄清破败的山顶一览自己人生遥远的未来。它类似小时在科幻小说插图上见到的无人行星的荒凉景致。那里没有任何生命的律动，一天长得惊人。大气温度非热得要命即冷得要死。将我拉来的汽车不知何时已杳无踪影。我已哪里都去不成，只能在那里靠自身力量挣扎求生。
我再次认识到堇对于我是何等的宝贵和无可替代。堇以唯独她能做到的方式将我同这个世界维系在一起。同堇见面交谈时，或阅读她写的文章时，我的意识静静地扩展，得以目睹此前未曾见过的风景。我和她可以将两颗心重合起来。两人恰如一对年轻恋人脱光衣服互相暴露身体那样打开各自的心给对方看，而这在别的场所、别的对象身上是无从体验的，我们——尽管没有道出口——小心翼翼、如获至宝地呵护这种心境，以免其受损受伤。
无须说，未能同她分享肉体快乐对我是件憾事。倘能如愿，无疑双方都会更加幸福。而那恐怕是人力——即使竭尽全力——所奈何不得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遭遇的是没有归宿的命运。我同堇保持的这种类似微妙友情的关系，无论我们怎样子以明智而周详的爱护，恐怕也是不可能长此以往的。当时所到手的，至多不过是被拉长了的死胡同那样的东西而已。这我心里十分清楚。
可是我比任何人都爱堇，都需要堇。就算哪里也抵达不了，我也不能将自己的心曲简单地束之高阁，因为哪里都找不到替代。
此外，我还梦想迟早会出现“意外大转折”。纵然其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至少做梦的权利在我还是有的。当然这最终并没有实现。
我心里明白，堇这一存在一旦失去，我身上有很多东西便将迷失，恰如若干事物从退潮后的海岸消失不见。剩下来的，仅是扭曲的空幻的世界、幽暗的阴冷的世界、对于我早已无正当意义可言的世界。我与堇之间所发生的那样的事，在那个新世界不至于再发生了吧：这我心中有数。
每个人都有只能在某个特殊年代得到的特殊东西。它好比微弱的火苗，幸运的人小心翼翼地呵护它助长它，使之作为松明燃烧下去。然而一旦失去，火苗便永远无法找回。我失去的不仅仅是堇，连那珍贵的火焰也随她一同失去了。
我想到“那一侧”的世界。那里大概有堇，有失去的那个敏，那个满头黑发、具有旺盛性欲的另一半敏。她们说不定在那里相遇、相助以至相交。“我们要做无论如何也不能诉诸语言的事”——堇想必会这样对我说（但这样一来，她最终还是向我“诉诸语言”了）。
那里果真有我的居所吗？我能够在那里同她们朝夕相处吗？在她们热火朝天地云雨的时间里，我大约要在某个房间的角落阅读巴尔扎克全集或别的什么全集来打发时间，之后同淋浴出来的堇散很长很长的步，说很多很多的话（话的大部分照例由堇承担）。这样的模式能永远维持下去吗？这是正常的吗？“那还用说！”堇想必说道，“用不着一一问吧？你是我唯一的完全朋友嘛！”
但我不知道如何去那个世界。我用手抚摸卫城滑溜溜硬邦邦的岩面，回想印染于此处、被封闭于此处的悠久历史。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我这个人都已被封闭在这时间性的持续过程中，无法从中脱身。不不，不是的，说到底，是我并不真想从中脱身。
到了明天，我将飞回东京。暑假马上结束，我将重新涉足永无休止的日常。那里有为我准备的场所，有我的房间，有我的桌子，有我的教室，有我的学生，有平静的每一天，有应看的小说，有不时为之的性活动。
尽管如此，我也恐怕再不可能返回过去的自己了，而周围任何人都觉察不出回到日本的我已不同以前，因为外表上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然而我身上已有什么化为灰烬，化为零。哪里在流血。有人、有什么从我身上撤离了。低眉垂首，无语无言。门打开，又关闭，灯光熄尽。今天对我是最后一天，今日黄昏是最后的黄昏。天一亮，现在的我便已不在这里，这个躯体将由他人进入。
为什么人们都必须孤独到如此地步呢？我思忖着，为什么非如此孤独不可呢？这个世界上生息的芸芸众生无不在他人身上寻求什么，结果我们却又如此孤立无助，这是为什么？这颗行星莫非是以人们的寂寥为养料来维持其运转的不成？
我仰卧在平坦的岩石上遥望天空，想象现在也理应绕着地球运转不休的众多的人造卫星。地平线仍镶有淡淡的光边，但染成葡萄酒一般深色的天宇上已有几颗星闪出。我从中寻找人造卫星的光闪。但天空毕竟还太亮了，肉眼很难捕捉它们的姿影。肉眼看到的星星无不像被钉子钉住一样在同一位置上一动不动。我闭上眼睛，竖起耳朵，推想将地球引力作为唯一纽带持续划过天空的斯普特尼克后裔们。它们作为孤独的金属块在畅通无阻的宇宙黑暗中偶然相遇、失之交臂、永离永别，无交流的话语，无相期的承诺。
斯普特尼克恋人
星期日下午，电话铃响了。九月新学期开始后的第二个星期日。我正在做推迟了的午饭，但还是一一关上煤气，赶紧拿起听筒。因我猜想可能是敏打来的关于堇消息的电话。铃声的响法总好像有一种紧迫感，至少我是这样感觉的。不料是“女朋友”打来的。
“事情非常重要，”她省去寒喧——这是很少有的——说道，“能马上来一趟？”
听语气，似乎发生了什么不妙的事，说不定是我们的关系被她丈夫发觉了。我静静地深吸一口气。万一同班上学生的母亲睡觉的事给学校知道，不用说，我将处于相当狼狈的境地。最坏时情况有可能被解职，不过这怕也是没办法的事，这点从一开始就已清楚。
“去哪儿？”我问。
“超级市场。”她说。
我乘电车赶去立川，到火车站附近那家超级市场已经两点半了。下午热得就好像盛夏卷土重来一般，我却按她的吩咐，穿白衬衫打领带，外加灰色薄质西服。她说这样看上去像老师，能给对方以良好印象，“因为你有时看上去像学生”。
在门口向一位正在整理售货卡的店员问保安室在哪里，对方说保安室不在这里，在隔一条路的另一栋的三楼。原来是一座不很起眼的三层小楼，里边连电梯都没有。混凝土墙壁裂纹纵横，仿佛在木讷地诉说别介意、反正就要整个拆除了。我爬上磨损了的窄楼梯，小声敲了敲挂有保安室标牌的门，一个男子粗重的语声让我进去。推开门，见她和儿子在里面。两人同身穿保安制服的中年男子隔桌相对。别无他人。
房间即使不算宽宽大大，可也决不窄窄巴巴。三张桌子靠窗排开，铁皮文件柜立在对面一侧。旁边那堵墙上贴着执勤表，铁架上摆着三顶保安员帽。最顶头那扇镶有磨砂玻璃的门的对面看样子有间休息室。房间无任何装饰，无花，无画，无挂历，唯独墙上那个圆形挂钟格外醒目。房间空旷得出奇，俨然因某种缘由被时间长河遗弃的古老世界的一隅。香烟和书刊和人的汗漾出仿佛经年累月才融为一体的不可思议的气味。
执勤的保安员身体敦敦实实，年龄五十五、六光景，粗胳膊，大脑袋，花白头发密麻麻硬挺挺，用散发出廉价气息的整发水迫使其就范。其眼前的烟灰缸里满是“七星”残骸。我一进门，他立即摘下黑边眼镜，用布擦了擦，又戴回。看来那是他见生人时的习惯性动作。摘下眼镜，那对眼睛犹如从月球拾来的石子一般冰冷冰冷，眼镜戴回后，冰冷没那么冰冷了，而代之以死水潭般的黏稠。总的说来，不是以安慰别人为目的的视线。
房间闷热，窗固然开着，但风丝毫进不来，进来的唯有路上的嘈杂。被红灯拦住的大卡车发出嘶哑的气闸声，令人想起晚年的本·韦伯斯特的高音唱腔。大家都出了不少汗。我走到桌前简单寒暄，递出名片。保安员默默接过，咬着嘴唇盯视良久，盯罢把名片放在桌子上，抬起脸看我的脸。
“蛮年轻的老师嘛，”他说，“工作几年了？”
我做出略加思索的样子：“第三年。”
他“唔”了一声，再没说什么。但那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内容复杂的雄辩。他再次把名片拿在手上，重新确认什么似的注视我的名字。
“我姓中村，是保安主任。”他报出姓氏，但没给名片。“那边椅子有多余的，请挑一把搬来。这么热很抱歉。空调嘛，出了故障。星期天人家不上门维修，电风扇也没有乖乖听话的，简直坐以待毙。您怕也够热的，西装请只管脱下好了。事情我想没那么快结束，光看着我都热得够呛。”
我按他说的搬来一把椅子，脱去上衣。衬衫已出汗出得贴在身上。
“不过，我总觉得，老师这工作的确令人羡慕。”说着，保安员嘴角沁出于巴巴的笑意，然而眼镜内侧的眼珠却如物色特定对象的深海食肉动物一般在探我的底。口气诚然客气，但仅限于表面。尤其说到“老师”两个字时，显然透出轻蔑意味。
“暑假一个多月，星期天不用上班，晚上不用值班，又有人送礼，好到天上去了！如今看来，我也在学校玩命用功弄个老师当当该有多妙。可到头来，大概也是命中注定，当了个超市保安员。脑袋不好使嘛。跟我家孩子也说了：长大当老师！毕竟老师顶轻松嘛。”
我的“女朋友”身穿式样简洁的蓝色半袖连衣裙，头发在脑顶齐整整地拢起，两耳戴着小耳环，脚上是高跟白凉鞋，膝部放着白色手袋和奶油色小手帕。从希腊回来还是第一次见她。她一声不吭，用哭得有些发肿的眼睛轮流看我和保安员，从神情上不难看出已挨了好一顿训。
我和她对视了一下，随即看了看她儿子。本名叫仁村晋一，在班上大家都叫他“胡萝卜”。细长脸，瘦瘦的，头发乱蓬蓬地打着漩，看上去真的像胡萝卜。我一般也这么叫他。人很老实，不说多余的话。成绩算是好的，不忘做作业，值班打扫教室不要滑，不惹是生非。不过上课时极少举手回答问题，也不出风头，不讨人嫌，也没什么人缘。母亲对此颇有些不满，但从教师的角度看，算是蛮不错的孩子了。
“情况从学生母亲那儿听说了吧，电话里。”保安员问我。
“听说了。”我说，“扒窃。”
“正是，”说着，保安员拿起脚下的纸盒，放在桌上，推到我这边来。盒里有八个仍包着塑料纸的订书器。我拿一个在手上看了看：标价八百五十元。
“订书器八个，”我说，“全部吗？”
“是的，全部。”
我把订书器放回纸盒。“价格一共六千八百元吧？”
“是的，六千八百元。您肯定这样想吧：当然不止是扒窃，而是犯罪行为。可为什么这么小题大作呢，充其量才八个订书器嘛，何况又是小学生。是这样想吧？”
我什么也没表示。
“没关系，即使这么想也情有可原。毕竟较之扒窃八个订书器，更恶劣的犯罪满世界都是。在这里当保安员之前，我也在第一线当了很长时间警察，情况一清二楚。”
保安员直勾勾地看着我的眼睛说道。我也在注意不给他以挑战性印象的前提下正面迎接他的视线。
“若是头一回，店方也不至于因为这个程度的扒窃而一一闹腾没完。我们也是靠客人吃饭的，都想适可而止，不把事情闹大。本来嘛，把他带到这房间来，稍微吓唬吓唬就完了；糟糕的时候也顶多跟家里联系，提醒一下，而不通知学校。对这类事情尽可能息事宁人，这是我们店对待小孩扒窃的基本方针。
“问题是这孩子扒窃不是今天第一次。以前也有，仅我知道的就三次。注意，是三次！而且第一次也好第二次也好，这孩子都死活不肯道出自己的姓名和所在的学校。两次都是我处理的，所以记得很清楚。无论说什么问什么，反正就是不开口。用警察的说法，就是所谓缄默。不道歉，也没反省的样子，很有抵触性，态度非常恶劣。对他说再不告诉姓各就带去找警察也不怕么，他还是默不作声。无奈，这次硬让他出示汽车月票，才弄明白了姓名。”他停了停，等待事情的细节渗入我的脑中。他仍然定定地注视我的眼睛，我也没将视线移开。
“还有一点，那就是所偷东西的内容不好，不让人怜爱。最初是十五支自动铅笔，金额是九千七百五十元。第二次是圆规八个，金额为八千元。就是说，总是集中偷同一种东西。不是为自己用，或纯属恶作剧，或是为了卖给学校同学。”
我想象午休时胡萝卜向班上学生兜售订书器的场景。事情不可能这么简单。
“难以理解，”我说，“何苦在一个店里那么明日张胆地扒窃呢？接连干上几次，当然要被认出，又引人警惕，逮住时处分也要加重。要想得手换一家商店岂非人之常情？”
“那种事问我也没用，实际上在别的店也可能干来着。若不然就是对我们店情有独钟，或是对我的长相看不顺眼也未可知。我毕竟只是店里一个保安，复杂情况一一考虑不来，也没拿那份薪水。想了解的话，直接询问本人如何？今天也一样，领来这里都三个小时了，就是不肯开口，只字不吐。乍看样子蛮老实，其实十分了得。所以才劳老师大驾。好好的休息时间给我打扰了，实在抱歉。
“……不过，刚才我就注意到了，您晒得相当可观嘛。倒是跟这件事没有直接关系——暑假您去哪里了？”
“没去什么特殊地方。”我说。
他还是煞有介事地打量我的脸，就好像我是问题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再次拿起订书器细看。随便哪个家庭哪问办公室都备有的极其普通的小订书器——臻于完美境地的廉价事务用品。保安员口叼“七星”，用大大的打火机在顶端点燃，侧过脸吐烟。
我转向孩子那边，温和地问道：“为什么要订书器呢？”
一直在看地板的胡萝卜静静地拾起脸看我，但什么也没说。这时我才发觉他的神色与平时截然不同，表情奇怪地消失了，眼睛的焦点也对不上，视线没有纵深感。
“不会是受谁威胁才干的？”
胡萝卜仍不回答，连是否理解我的意思都无从判断。我只好作罢。现在在这里怎么问恐怕都一无所获。他已关上门，窗也封了。
“那，怎么办呢，老师？”保安员问我，“我的工作是在店内巡视、用监控摄影机监视、发现现行扒窃分子带到这房间来，这份薪水我拿了。至于往下怎么办是另一个问题。尤其对象若是小孩子，就更伤脑筋。您看如何是好呢，老师？这方面当老师的更清楚吧？或者干脆把事情端到警察那里去？那一来作为我可就省事了，大可不必这么往棉花堆打拳头，白白搭上半天时间。”
说实在话，此刻我脑袋正另有所思。超市这大煞风景的保安室不容我不想起那个希腊小岛上的警察，接下去又不能不想堇，想她的失踪。
所以竟好一会没弄懂保安员想要对我说什么。
“跟他父亲也说了，得好好教育孩子，跟他讲明白扒窃是一种犯罪，再不会给您添麻烦了。”她用缺乏起伏的声调说。
“因此不希望弄得满城风雨——刚才就听好多遍了。”保安主任甚为不耐烦地说。他在烟缸里磕落烟灰，然后重新转向我说：“不过依我看，同样的事情干三次无论如何也是太多了，有必要在哪里刹住。老师您对此有何高见呢？”
我深吸一口气，将思绪拉回现实：八个订书器，九月一个星期日午后。
我说：“在同孩子谈话之前，什么都不好说。这孩子以前从未招惹是非，脑袋也不笨。至于他为什么如此无谓地扒窃，现在还无法判断。往下花时间找他好好谈谈。谈的过程中我想肯定可以发现起因或线索。给您添麻烦了，实在非常抱歉。”
“我说，我是不好理解，”对方在镜片后眯起眼睛，“这孩子——仁村晋一——是您教的学生吧？就是说天天都在教室见面吧？是这样的吧？”
“是的。”
“四年级了，在您班上待一年四个月了，不错吧？”
“不错。从三年级教上来的。”
“班上一共多少学生？”
“三十五人。”
“那么，是很可以照料到的唆。可是，完全没有料到这孩子会捅出漏子，连迹象都没觉察到，是吧？”
“是的。”
“可是慢着，这小子可是半年时间里就扒窃了三次哟！而且总是单独干。不是有人逼他非干不可，不是出于需要，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不是为了钱——听他母亲说零花钱绰绰有余。那么就是说是主观故意犯罪，为了偷而偷。也就是说，这孩子显然是有‘问题’的。对吧？而这东西多少总会有一点迹象吧？”
“从教师角度来说，习惯性扒窃这一行为，尤其在是孩子的情况下，较之犯罪性，很多时候更来自精神上的微妙扭曲。当然，假如我再细心些观察，有的情况也许就看出来了，这点我表示反省。问题是，这种扭曲表面上是十分难以推测的，或者说并非将行为本身作为行为单独提出来而给予相应惩罚就能马上解决的，必须找出根本原因加以纠正，否则事后还会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儿童采取扒窃这一形式发送某种信息的情况并不少见。即使效率不高，也只能慢慢面谈来解决。”
保安员掐掉烟，半张开嘴，像观察什么珍稀动物似的久久盯视我的脸。他放在桌面上的手指甚是粗大，俨然长有黑毛的十个肥胖的活物，看得我有些透不过气。
“您刚才讲的，就是人们在上大学教育学之类时所听到的？”
“不尽然。因是心理学常识，哪本书上都有。”
“哪本书上都有。”他面无表情地重复我的话，然后拿起毛巾擦粗脖子上的汗。
“这精神上的微妙扭曲，到底是什么呢，这？我说老师，作为警察我可是从早到晚都跟不是微妙地扭曲之人打交道来着。世上这样的人横躺竖卧，拿扫帚扫都扫不过来。若是花长时间细细听这些人的话，认真琢磨话里到底有什么信息，我身上就算有一打脑浆也怕不够用。”
他喟叹一声，把装有订书器的盒子又放回桌下。
“大家嘴上说的都合情合理：孩子的心灵是纯洁的，不能体罚，人们都是平等的，不能以分数取人，要慢慢商量解决。这倒也未尝不可。问题是世道会因此多少变好吗？甭想，莫不如说在变坏。我说，人恐怕并不都是平等的吧？这话听都没听过。跟您说，这狭小的日本可是有一亿一千万人挤在一起，要是大家全都平等试试看，简直地狱！
“漂亮话说起来容易。闭上眼睛装没看见，把问题往后一推即可。风平浪静地让孩子唱着萤火虫之歌毕业就算万事大吉。扒窃是孩子的心灵信息，别的与我无关，这当然快活自在。谁给揩屁股呢？我们！您以为我们天生欢喜于这个不成？您那神情像是在说充其量六千八百元罢了，可你从被偷者的角度想想。这里干活的有一百多人，为了一两元差价，每个人都像乌眼鸡似的。收款机的现金统计若有一百元对不上账，就得加班弄个水落石出。您晓得这超市打收款机的阿姨一小时挣多少钱？为什么就不能把这个讲给学生听？”
我默然，她默然，小孩也默然。保安主任也到底像是说累了，蜷缩在沉默之中。别的房间里电话短促地响了一声，有人接起。
“那么，怎么办才好呢？”
我说：“用绳子把他倒吊在天花板上，直到他说出对不起——这样可以么？”
“那怕也不坏吧。不过您也知道，果真那么干，我也好您也好，饭碗就都砸了。”
“既然如此，那就只能花时间耐住性子同他谈。这是我的最终意见。”
别的部门有人门也没敲就闯进房间，说道：“中村君，借仓库钥匙用一下。”“中村君”在抽屉里找了半天，没找到钥匙。“没有。”他说，“奇怪啊，一直在这里来着。”对方说事情重要，无论如何马上要用钥匙。从两人的口气听来，那钥匙非同儿戏，本该在那里才是。桌子几个抽屉都翻个底朝上，还是没有找到。
这时间里我们三人一片沉默。她不时以若有所语的眼神觑我一眼。胡萝卜依旧面无表情地目视地板。我不着边际地胡思乱想。热得要命。
讨钥匙的人只好作罢，嘟嘟囔囔地走了出去。
“可以了。”中村保安主任转过身，以平板板的事务性语调说道，“辛苦了，这就完事了。往下完全委托给老师和母亲了。不过有一点：倘若同一件事再发生一次，记住，那时可就真麻烦了。这点能理解吧？我也不愿意找麻烦的，但工作毕竟是工作。”
她点头。我也点头。胡萝卜置若罔闻。我欠身站起。两人也有气无力地站起。
“最后一句，”保安员坐着向上看我，“这么说我也认为不够礼貌，恕我冒昧——一见面就觉得您好像有什么心事。年纪轻轻，高高大大，风度翩翩，晒得漂漂亮亮，思路井井有条，说话头头是道，父兄方面也肯定喜欢。不过嘛——倒说不好——从看第一眼就有什么让我纳闷儿，让我琢磨不透。倒不是我个人同您有什么，所以您别生气。只是一种感觉罢了，心想到底有什么不释然的呢。”
“作为我个人有一点想问，不介意吗？”
“请请，都无所谓。”
“假如人人平等，您将处于什么位置呢？”
中村保安主任狠狠地往肺里叹了口烟，摇摇头，就好像把什么强加给谁似的慢慢花时间吐出。“不知道。不过别担心，至少不会和您处于同一位置。”
她把红色丰田“赛力佳”停在了超市停车场。我把她叫到离开孩子些的地方，叫她先一个人回去，自己同孩子单独谈谈，再送他回家。她点点头，想要说什么，但最终没有说出口，一个人钻进车，从手袋里取出太阳镜，发动引擎。
她离去后，我把胡萝卜领进眼前一家明亮的饮食店。在空调环境中舒了口气，为自己点了冰红茶，为孩子要来冰淇淋。我解开领扣，扯下领带揣进衣袋。胡萝卜依然陷在沉默中，表情和眼神也同在超市保安室时没什么两样，看样子仍未从长时间的恍惚状态中挣脱出来。指头细细的小手整齐地放在膝头，扭脸看着地板。我喝着冰红茶，胡萝卜根本没碰冰淇淋。冰淇琳很快溶化在碟子里，但胡萝卜似乎没注意到。我们相对而坐。像关系欠佳的夫妻一般久久沉默不语。女侍每次有事来我们桌前时都现出紧张的神情。
“事情很多很多。”我终于道出一句。也不是想开始说什么，是从心中自然冒出来的。胡萝卜缓缓抬头转向我，但还是一言不发。我合目叹息一声，又沉默良久。
“还跟谁都没说起，暑假我去了希腊一段时间。”我说，“希腊在哪里知道吧？上社会课时看过录像带的。在南欧，地中海。岛屿多，出橄榄。公元前五○○年左右古代文明很发达。雅典产生民主主义，苏格拉底服毒死了。去那里来着，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但不是去玩的，朋友在希腊一个小岛下落不明，前去寻找。遗憾的是没有找到。悄然消失了，像烟一样。”
胡萝卜两唇约略张开，看着我的脸。表情虽还僵硬，但眼睛多少像有光亮返回。我的话他显然听了进去。
“我喜欢那个朋友，非常喜欢，比任何人比什么都宝贵，所以坐飞机去希腊那个岛上寻找。但没有用，怎么都找不到。这样，那个朋友没了以后，我就再没有朋友了，一个也没有。”
我不是对胡萝卜说，只是对自己说，只是出声地思考自己。
“知道我现在最想做什么吗？想登上金字塔那么高的地方，越高越好，四周越开阔越好。站在那项尖上，环视世界，看有怎样的景致，看到底有什么从那里失去了。想以自己的眼睛看个究竟。不不，说不明白。或许实际上并不想看，什么都不想看。”
女侍走来，从胡萝卜面前撤下冰淇淋早已溶化的碟子，把账单放在我面前。
“从小我就是独自一人生活过来的，好像。家里有父母有姐姐，但谁都喜欢不来，跟家里哪个人都沟通不了。所以猜想自己是不是领来的，是不是因为什么从哪个远亲那里领来的孩子，或者从孤儿院领养的。如今想来，那怕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怎么看父母都不是领养孤儿那一类型的人。总而言之，就是很难认为自己同家人有血缘关系。相比之下，认为他们全是不相干的外人心里倒好受一些。
“我想象远处有个小镇，小镇上有一户人家，那户人家里有我真正的家人。房子不大，很朴素，但令人心里舒坦。在那里我可以同大家自然而然地心心相印，可以将所思所感毫无保留地说出口来。一到傍晚厨房就传来母亲做饭的动静，飘来暖融融香喷喷的饭味。那是本来的我应该在的地方。我总在脑海中描绘那个地方，让自己融入其中。”
“现实中的我家有一条狗。家里边只有这条狗我顶顶喜欢。虽是杂种，但脑袋好使得很，无论什么，教过一次就再也不忘。天天领出去散步，一块儿上公园，坐在长椅上说这说那。对儿童时代的我来说那是最快乐的时光。不料在我小学五年级财狗被卡车撞死了。那以后再没养成狗，家人说狗又吵又脏又麻烦。
“狗死了以后，我开始一个人闷在房间里一个劲儿看书。觉得书中的世界比周围世界生动有趣得多。书里有我从没看到过的风景。书和音乐成了我最宝贵的朋友。学校里也有几个要好的朋友，但没碰上能说知心话的。每天见面只是适当聊几句，一起踢足球罢了。遇到困难也不服任何人商量，独自思考，得出结论独自行动。不过也不怎么觉得寂寞，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认为人这东西归根结蒂只能一个人活下去。”
“但是，上大学后我碰上了那个朋友，那以后想法开始多少有所不同了。我也明白过来，总是长期一个人考虑事物，归根结蒂产生的只是一个人的想法，总是只身独处有时候也还是非常寂寞的。
“只身独处。心情就像是在下雨的傍晚站在一条大河的河口久久观望河水滔滔流入大海。你可曾在下雨的傍晚站在大河的河口观望过河水滔滔入海？”
胡萝卜没有回答。
“我是有过。”
胡萝卜整个睁开眼睛，看我的脸。
“我也不大明白观望很多河水同很多海水搅合在一起为什么会那么寂寞，但的确是那样。你也看一次好了。”
说罢，我拿起外衣和账单，慢慢站起，手往胡萝卜肩上一放，他也站了起来。我们走出店门。
从那里到他家，走路要三十分钟。并肩走路的时间里，我和胡萝卜都没开口。
他家附近有条小河，河上有座混凝土桥。河没多大意思，很难称之为河，也就是排水沟约略放大一点而已，这一带还是沃野平畴的时候大概作为农业用水使用来着。如今水已浑浊，一股轻微的洗衣粉味儿，甚至是否流淌都看不明白。河床里长满夏日杂草，丢弃的漫画杂志就那样打开在那里。胡萝卜在桥正中停住，从栏杆探出上身朝下看。我也站在他旁边同样往下看。好半天我们就这样一动不动。想必不乐意回家。心情可以理解。
胡萝卜把手伸进裤袋，掏出一把钥匙，朝我递来。常见式样的钥匙，带一个大大的红塑料牌，牌上写着“仓库3 ”。看样子是中村保安主任找的那把仓库钥匙。估计是胡萝卜因为什么原因单独剩在房间里时从抽屉中找出并迅速揣进口袋的。看来这孩子心间仍存在着我想象不到的谜一样的领域。不可思议的孩子。
我接过托在手心，感到这钥匙似乎沉甸甸地沁有、沾有许许多多的人际纠葛。在太阳闪闪耀眼的光照下。它显得甚是寒伧、污秽、猥琐。我略一迟疑，毅然把钥匙投下河去。小小的水花溅了起来。河虽说不深，但由于浑浊，不知钥匙去了哪里。我和胡萝卜并立桥上，久久俯视那块河面。处理了钥匙，心情多少松弛下来。
“到这时候就不便再还回去了。”我自言自语似的说，“再说肯定哪里还会有另配的钥匙的，毕竟是仓库重地。”
我伸出手，胡萝卜轻轻攥住。他细细小小的手的感触就在我手心里。那是一种很久很久以前在哪里——哪里呢？——体验过的感触。我就势握住小手，往他家走去。
到了他家，她正等着我们，已经换上了白色无袖衫和百褶裙，眼睛又红又肿。回到家后大概一直一个人哭来着。她丈夫在东京都内经营不动产公司，星期天不是工作就是打高尔夫，极少在家。她把胡萝卜打发去二楼自己的房间，没让我进客厅，而把我领去厨房的餐桌。大概因为这里容易说话，我想。鳄梨绿大电冰箱，爱尔兰厨柜，朝东大玻璃窗。
“脸色好像比刚才正常一点了。”她低声对我说，“在那个保安员房间第一眼看那孩子，真不知怎么才好。那样的眼神还是第一次看到，简直像去了另一个世界似的。”
“别担心，过一段时间自然恢复。所以暂时什么都不要说，放一放为好，我想。”
“那以后你们两人做什么来着？”
“说话了。”我说。
“都说些什么？”
“没说什么像样的。或者说只我一个随便说来着，都是无关紧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