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定的生存”，这个词非常贫乏地表达了一种意图，即按一种指导观念来概括技术被禁忌和被嘲笑的目的，科学事业背后被压抑的终极原因。如果这一终极原因能够物质化并成为有效的，那么技术的逻各斯就会打开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个在性质上不同的关系领域。
但在这一点上，应该提出一个有力的告诫，要警惕一切技术拜物教。这种拜物教近来主要表现在当代工业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中间，他们提出了关于技术者在未来至高无上的观念，关于“技术的爱欲”的观念，等等。承认这些观念中的真理性硬核，就必须断然斥责它们表现出的神秘化。技术，作为工具领域，既可以增强人的力量，也可以加剧人的软弱性。现阶段，人也许比以前更无力支配他的设备。
消除这种神秘化，不能靠把技术的无限权力从特殊集团手中转交给新的国家和中央计划手中来实现。技术仍然依赖于其它非技术的目的。摆脱了剥削特点的技术合理性，越是决定着社会生产，它就越是依赖于政治指导，依赖于集体努力达到安定的生存，自由的个人可以为自己确定目标。
“生存的安定”并不意味着权力的积累，而是相反。和平与权力、自由与权力、爱欲与权力也许是正相反对的东西！现在我要力图表明，为了安定而重建社会的物质基础，要求在性质上和数量上都减弱权力，以便为在自主的刺激下发展生产力创造空间和时间。这种关于权力的倒转的观念，是辩证理论的一个主旨。
只要安定的目标决定着技术的逻各斯，那么它也改变了技术与其首要对象，即自然的关系。安定以支配自然为前提，自然现在是而且仍将是同发展着的主体相对立的客体。但是，有两种支配方式：压制的支配和自由的支配。后者要求减少不幸、暴力和残酷性。不论在自然中还是在历史中，生存斗争是匮乏、苦难和不足的标志。匮乏、苦难和不足是盲目物质的性质，是生命在其中消极地忍受生活的直接性王国。这一王国在对自然的历史改造过程中逐渐被缓解，它成了人类世界的一部分，就此而言，自然的性质是历史的性质。在文明的进程中，随着盲目力量的斗争被自由地理解和支配，自然不再是纯粹的自然。①
历史是对自然的否定。理性的力量克服并再创造了纯粹自然的东西。自然在历史中苏醒，这一形而上学观念暗示了理性未被征服的界限。它要求这些界限是历史的界限——一个尚待完成，或者说尚待从事的任务。如果自然本身是科学合理的、合法的对象，那么它就不仅是权力理性的合法对象，也是自由理性的合法对象，不仅是统治的对象，也是解放的对象。随着作为理性动物的人的出现（人能根据心灵的才能和物质的能力来改造自然），亚理性的纯自然的东西具有了否定的地位。它成了被理性来理解和组织的王国。
①黑格尔的自由概念完全以意识为前提（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是自我意识）。结果，自然的“实现”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自然自身的作用。但是，只要自然本身是否定的（即，在自身存在上是匮乏的），那么，随着克服这一否定性，人对自然的历史改造便是自然的解放。或者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自然在本质上是非自然的，即“绝对精神”。
如果说理性成功地使物质从属于合理的标准和目的，那么，一切亚理性的存在都表现为匮乏和贫困，历史的任务就是减轻它们。苦难、暴力和破坏既是人类现实的范畴，也是自然现实的范畴，是一个无望而无情的领域的范畴。自然的亚理性生命注定永远保持这个领域，这一可怕的观念既不是一个哲学的观念，也不是一个科学的观念；它是由一个不同的权威提出来的：
“当禁止虐待动物学会请求教皇给予支持时，教皇拒绝了，其理由是人类对低级动物不负有任何义务，虐①待动物没有罪。这是因为动物没有灵魂。”
唯物主义，未被这种意识形态的滥用灵魂所腐蚀，具有一种更普遍而且更现实的奴役观。它承认地狱的现实只存在于这个地球上的一个确定地点，并断定就个地狱是人（和自然）创造的。这个地狱的一部分就是虐待动物——一个其合理性仍然不合理的社会的作用。
一切喜悦和幸福都来自超越自然的能力，而且在这种超越中，对自然的支配服从于生存的自由和安定。一切平静、一切快乐，都是自觉中介的结果，自主和矛盾的结果。对自然的东西的炫耀，是那种在反自由的斗争中保护非自然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诽谤控制出生率就是一个惊人的例子。在世界的某些落后地区，黑人种族劣于白人，狗在其次，事情必须如此，这也是“自然的”。大鱼吃小鱼，也是自然的，
①引自伯特兰罗素《非通俗论文集》（纽约；西蒙和舒斯特，１９５０）第７６页。
尽管对小鱼来说是不自然的。文明凭借理性的认识和改造力量，产生了使自然摆脱自身的残酷性、匮乏性和盲目性的手段。理性只有作为后技术的合理性，才能实现这个职能，在后技术的合理性中技术是安定的工具、“生活艺术”的器官。于是理性的功能便和艺术的功能结合在一起。
古希腊关于艺术和技术之间的密切关系的观念，可以作为初步性的阐释。艺术家拥有一些作为终极原因来指导建立某些事物的理念，正如工程师拥有一些作为终极原因来指导建造一架机器的观念一样。例如，关于人类住所的观念决定着建筑师去建造房屋；大规模核爆炸的观念决定着建造用于该目的的设备。对艺术和技术之间的本质联系的强调，指明了艺术的特定合理性。
象技术一样，艺术也通过反对现存领域并在现存领域之内，创造另一种思想和实践领域。但同技术的领域相对比，艺术的领域是一个幻想、外观的领域。然而，这种外观类似于那种作为对现存东西的威胁和许诺的实在性。艺术的领域，在各种伪装和沉默的形式上，是靠一种无所畏惧的生活形象来组织的。艺术之所以要伪装和沉默，是因为艺术没有实现这种生活的力量，没有充分表达这种生活的力量。但是，艺术的无力的幻想的真理性（今天艺术已成为被管理社会的一个无所不在的组成部分，显得更无力、更富于幻想）证明了它的形象的有效性。社会越是明显地不合理，艺术领域的合理性也就越大。
技术的文明确立了艺术和技术之间的特定关系。前面我曾提到关于三阶段规律的倒置和在对世界的科学技术改造基础上形而上学“重新生效”的观点。这个观点现在可以扩展到科学技术和艺术的关系上。所以，可以设想艺术的合理性，它“设计”生存，确定尚未实现的可能性的能力，是靠对世界的技术改造而生效的，并在这种改造中而起作用的。艺术将不是现存设备的女仆，美化它的事务和不幸，而是将成为摧毁这种事务和这种不幸的技术。
艺术的技术合理性似乎以一种美学上的“还原”为特征：
“艺术能够还原外在现象为保留自身而需要的设备，①还原到外在的可以成为精神和自由的表现的限度。”
在黑格尔看来，艺术把一个对象（或诸对象的总体）在其中存在的直接偶然性还原到对象采取自由的形式和性质的状态。这种改造是还原，因为偶然的状态碰到了一些外在的要求，这些要求阻挡了它的自由实现。只要这些要求不仅是自然的，而且也服从自由的合理的变化和发展，那么它们就构成一种“设备”。因此，艺术的改造强制着自然的对象，但这被强制的东西本身又是压制性的；因此，美学的改造是解放。
如果美学的还原成功地把统治和解放联系起来，使统治走向解放，那么它就表现在对自然的技术改造上。在这种情形中，对自然的征服减少了自然的盲目性、凶残性和多发性
①黑格尔《美学教程》，见《全集》，Ｈ．克劳格纳编（斯图亚特，弗洛姆曼，１９２９）第１２卷，第２１７页以下。另见奥斯马斯顿译本，黑格尔《美术哲学》（伦敦，贝尔父子公司，１９２０）第１卷，第２１４页。
——这也意味着减少了人对自然的凶残性。耕作土地在性质上不同于破坏土壤，获取自然资源在性质上不同于浪费性地开发资源，清理森林在性质上不同于大规模砍伐森林。贫困，疾病和癌症的增长既是人类的弊病，也是自然的弊病，减少和清除它们就是生命的解放。文明已在它的花园、公园和保护区取得了这“另一种”解放性的改造。但在这些小小的被保护的地方之外，文明按它对待人的作法来对待自然，即当作破坏性生产力的一种工具。
在安定的技术中，只要着眼于才能的自由发挥来建造生产性机器，便会采纳美学的范畴。但如果依靠所谓的“技术爱欲”及类似的误解，“劳动便不能发挥作用……。”马克思的观点严格地排除一切对“废除劳动”的浪漫解释。这种至福一千年的观念在先进工业文明中，就象它在中世纪一样，是意识形态的，甚至更甚。因为人与自然的斗争日渐表现为人与自己的社会的斗争，社会对个人的权力比以前更“合理”，因而也更必要。然而，在必然王国继续存在的同时，它的组织却着眼于一些在性质上不同的目的，这将不仅改变社会必要生产的方式，而且也改变这种生产的范围。这种变化进而又影响人类生产者及其需求：
“自由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①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下，第２２５—２２６页。
我曾再三强调人类需求的历史特点。一个自由的合理的社会中的生活必需品，超出了动物的水平，甚至不同于在一个不合理和不自由的社会里并为这个社会而生产的东西。而且，正是“还原”的概念可以解释这种差别。
当代，对匮乏的征服仍然只限于发达工业社会很少的地区。它们的繁荣掩盖着在它们的边界之内和之外的地狱；这种繁荣还扩大了一种压抑性生产力和“虚假的需求”。它之所以是压抑性的，正是因为它促使满足了这样一些需求，这些需求要求继续进行追求人的地位和有计划的废弃的竞争，要求享受不动脑筋的自由，要求用破坏手段和为破坏手段而工作。这种生产力带来了明显的舒适感，甚至给有利可图的统治制度以支持，从而促进了它向世界不发达地区的输出，而在这些地区引入这种制度仍然意味着技术和人类事务上的极大进步。
然而，技术措施和政治操纵措施、有益的生产力和统治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征服匮乏成了遏制解放的武器。在很大程度上，它是那些实现这种遏制的过于发达国家的商品、服务、工作和再创造的根本性质。结果，质的变化似乎以高级生活标准上的量的变化为前提，即，减弱过于发达。
如果目的是实现安定，那么发达工业地区所达到的生活标准不是合适的发展模式。鉴于这种标准给人和自然造成的境遇，我们不禁还要发问，是否值得为维护这种标准做出牺牲和殉葬。由于“富裕社会”已成为一个永久动员反对毁灭性冒险的社会，由于这个社会的商品销售伴随有低能化、永久性的艰难和不断加剧的挫折，所以这个问题已不再是不负责任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从这个富裕社会中解放出来，并不意味着返回到健康和健全的贫困、道德的净化以及质朴状态。恰恰相反，消灭唯利是图的浪费现象，将增加可供分配的财富，永久动员的目的将会使社会需求不再否定个人自身的满足——这种否定现在在对舒适、武力和规则的崇拜中找到了自己的补充物。
今天，在繁荣的战时国家和福利国家里，人类的安定生存的品质似乎是自私的和不爱国的。这些品质包括，拒斥一切强硬、集权和残忍，不服从多数人的暴政，宁愿畏惧和软弱（对这个社会最合理的反应！），作恶者所厌恶的敏感的理智，坚持无力的被嘲笑的抗议和拒绝行动。人性的这些表现也将被必要的妥协所损害，这些妥协要求自我掩饰，能欺骗欺骗者，不管欺骗者怎样做我都一心生活和思索。在极权主义社会里，人类的态度趋于成为逃避主义的态度，遵循塞缪尔贝克特的建议：“不要等到被追猎时才藏起来……。”
今天，甚至个人不愿为社会所要求的活动和态度贡献精神和物质力量的作法，也只是对一些人才可能；它只是在实现安定之前为精力重新确定方向的一个无关紧要的方面。超出了个人的王国，自我决定应以可自由利用的精力为前提，这种精力并不耗费在强加的物质和精神劳动中。这种精力之所以是自由的，还在于它不能被纳入使个人满足的商品和服务的操纵中，因为这种操纵使个人达不到自身的存在，把握不了被他的满足所排斥的可能性。在一个准备拥护和反对核破坏的社会里，舒适、商业和职业安全可以作为奴役性满足的普遍例子。把精力从维持破坏性繁荣所要求的操作中解放出来，意味着降低奴役性的生活高标准，以便使个人能发展那种使安定的生存成为可能的合理性。
一种新的生活标准，适合于生存的安定，是以未来人口的减少为前提的。可以理解，甚至有理由认为，工业文明把战争中屠杀成百万人、没有得到充分关心和保护的人的日常牺牲视为合法的，但也表现出它道德和宗教上的顾虑，即，在一个为了国家利益而有计划地消灭生命和为私人利益而无计划地剥夺生命的社会里，这是不是一个避免产生更多的生命的问题。这些道德顾虑之所以是可以理解的和有理由的，乃是因为这种社会需要不断增加消费者和支持者的数目；应该管理不断再生的过剩能力。
然而，唯利是图的大生产的要求同人类的要求并不必然是同一的。问题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充分的食物和关心的问题——这首先是一个数目的问题、纯粹量的问题。斯蒂芬乔治半个世纪以前提出的控诉包含着比诗人的放肆更多的东西，他说：“你们的数目已经是罪恶！”
这种罪恶是一个社会的罪恶，在这个社会里，不断增长的人口加剧了在表面上可能有所缓和的生存斗争。那种追求更大的“生活空间”的冲动，不仅在国际侵略中起作用，而且也在民族内部起作用。在这里，扩张以各种配合、群体生活和娱乐的形式，已经侵犯了私人的内部空间，并实际上排除了个人能单独思索、怀疑并有所发现的孤独状态的可能性。这种私人活动（这是在满足了基本需要的基础上，能使思想自由和独立具有意义的唯一条件）早已成为最昂贵的商品，只有很富的人才能得到（但他并不使用它）。也正是在这一方面，“文化”显出它的封建起源和局限性。只有废除大众民主，即只有当社会成功地恢复私人的特权，把这些特权给予每个人并为每个人保护这些特权时，文化才能成为民主的。
否定自由，甚至否定自由的可能性，是同在自由权强化压制的地方承认自由权相一致的。就允许人民在任何仍然平静和沉默的地方打破平静而言，丑陋或丑化事物、亲昵性的表示、冒犯健全形式，才是可怕的。它之所以可怕，乃因为它表达出一种合法的和有组织的势力，反对别人的权利，甚至不容许在一个很小的被保留的生存领域里的自主。在过于发达的国家里，很大一部分人民成了一批巨大的被俘虏的听众，不仅被极权主义政权所俘虏，而且被公民的自由权所俘虏。这些自由权的娱乐的和严肃的媒介迫使别人带有它们的声音、见解和口味的特征。
一个甚至连个人在自己家里的私下活动都不能保护的社会，怎能毫无愧色地断定它尊重个人，它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呢？诚然，对一个自由社会的确定，除了靠私人自主性之外，还要靠更多的更根本的成就。然而，如果没有私人自主权，甚至最明显的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制度也会腐败，因为它们在隐蔽的根子上否定了自由。大规模的社会化开始于家庭，束缚了意识和道德心的发展。如想获得自主权，必须创造条件复活被压抑的经验向度；而这些向度的解放，又要求压制那些在这个社会中组织生活的它治的需求和满足。这些需求和满足越是成为个人的需求和满足，对它们的压制就越表现为一种全面而致命的剥夺。正是由于这一致命特点，才可以为质变——即重新确定需求——创造首要的主观前提。
举一个不幸带有幻想性质的例子：假如一切广告性和灌输性的信息和娱乐媒介都不存在，那么个人就会陷入一种外伤性的空虚中，他将有机会彷徨和思考，认识自身（或自身的否定）和他的社会。失去了他虚假的父辈、领袖、朋友和代表，他将不得不重新学习他的ＡＢＣ。但他形成的语词和句子将大不相同，而且他的向往和畏惧也会这样。
可以肯定，这种状况将是一个打不垮的梦魇。尽管人民支持继续制造核武器、放射性尘埃和可疑的食物，但他们不能（正是出于这种理由！）容忍丧失娱乐和教育，而娱乐和教育能使他们再生产出他们的防御和（或）破坏的准备。因此，一旦电视及其它类似媒介不起作用，我们便开始取得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达不到的成就，即制度的解体。创造压抑性需求，早已成为社会必要劳动的一部分——它之所以必要，乃是因为离开了它，现存生产方式就不能维持下去。至关紧要的不是心理学或美学的问题，而是统治的物质基础。
第十章
结 论
发达的单向度社会改变了合理与不合理之间的关系。它的合理性具有幻想的和不健全的意义，与此相对照，不合理的王国却成了真正合理的家园，即那些可以“增进生活艺术”的观念的家园。如果现存社会掌握着所有正常的传播手段，根据社会的要求使这些手段有效或无效，那么，同社会要求相异化的价值，也许所具有的唯一传播媒介就是反常的虚构。美学的向度仍然保持着一种表达的自由，这种自由使作家和艺术家能够直率地表现人和万物，即说出那种按其它方式说不出的东西。
我们时代的真正面目表现在塞缪尔贝克特的小说中；我们时代的真正历史书写在罗尔夫豪赫胡特的戏剧《代理人》中。这里说出来的不再是想象，而是一种现实中的理性，这种现实除了不证明违背它的精神的罪恶而外，能证明每一事物合理并为每一事物开脱责任。想象正退居到这种现实上，这种现实正赶上并想过想象。奥斯威辛集中营继续纠缠的不是人的记忆，而是人的成就，如空间战，火箭和导弹，快餐店下迷宫似的地下室，清洁卫生并饰有花床的漂亮发电厂，对人民没有真正危害的毒气，我们都参与的秘密。这就是人类伟大的科学、医学和技术成就得以产生的基础；拯救和改善生活的努力是灾难中的唯一承诺。随心所欲地发挥幻想的可能性，根据良心来行动的能力，违背天性的试验人和物的能力，把幻想转变成现实并把虚构转变成真理的能力，都证明了想象力已成为进步的工具。象现存社会中的其它东西一样，想象力也是一种在方法上被滥用的东西。想象力确立了政治的速度和风格，远远胜过了在仙境里操纵言词、把情理之言变成废话并把废话变成情理之言的艾丽斯。
以前的各种对立的王国，如巫术和科学、生命和死亡、喜悦和不幸，在技术和政治的基础上结合起来了。随着高度保密的核电站和实验室成为令人愉快的环境中的“工业公园”，美便显示出它的恐怖色彩；民防司令部展示了铺满（“柔软的”）地毯、备有躺椅和电视、带有伪装色的“豪华的防放射性尘埃避弹所”，是“按和平时期的家庭房间（原文如此！）和战争突然爆发时的家庭防放射性尘埃避弹所的组合来设计的。”①如果这些现实物的恐怖性没有渗透进人的意识中，如
①据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１１日《纽约时报》，展览是在纽约民防司令部莱辛顿路和第五十五大街举行的。
果这种恐怖性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乃是因为这些成就：
（１）根据现存秩序来看是完全合理的，（２）是超出了传统的想象力界限的人类独创性和力量的标志。
这种美学和现实的可恶结合，摈弃了那些把“诗的”想象力同科学和经验的理性对立起来的哲学。技术的进步伴随有想象力的进一步合理化，甚至现实化。恐怖以及喜悦、战争以及和平的原型失去了它们灾难性的特点。它们在个人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不再是不合理的力量的表现；它们的现代化身是技术统治的因素，并且服从于这种统治。
社会在缩小乃至取消想象力的浪漫地盘时，已迫使想象力在新的基础上证明自身，形象转换成历史的能力和设计。这种转换象从事这种转换的社会一样，将是坏的和被歪曲的。脱离了物质生产和物质需求的王国，想象力便是纯粹的做作，在必然王国里是无效的，只对幻想的逻辑和幻想的真理负有义务。当技术进步排除了这种脱离现象时，它便使形象有了自己的逻辑和自己的真理，它缩小了心灵的自由才能。但它也缩小了想象力和理性之间的裂缝。这两种对抗性的才能在共同的基础上成为互相依赖的。着眼于发达工业文明的能力，想象力的发挥难道不影响那些在实现的机会上可被检验的技术可能性吗？浪漫的“想象力科学”的观念似乎具有了更浓厚的经验的意义。
想象力的科学合理的特点，在数学、在物理科学的假说和试验中早已被认识到。它同样也在精神分析学中被认识到，精神分析学在理论上依据的是接受不合理之物的特定合理性；被理解的想象力得以改造，成为一种疗法力量。但这种疗法力量也许比对精神神经病的治疗大有进步。有一位科学家，而不是诗人，描绘了这种展望：
“对事物的整个精神分析，能帮助我们治疗我们的形象，或至少帮助我们限制我们的形象对我们的影响。所以，人们有希望能使想象力快乐，给它以良心，完全允许它的一切表现手段，允许在自然的梦中、在正常的做梦活动中出现的一切物质形象。使想象力快乐，允许它繁荣昌盛，这恰恰意味着使想象力具有它的作为心理学冲动和力量的真实功能。”①
想象力一直避免不了物化过程。我们被我们的形象所把握，忍受着我们自身的形象。精神分析学很清楚这一点，而且也清楚结果。然而，“给想象力以一切表现手段”，将是复归。残缺不全的个人（在他们的想象力才能上也是残缺不全的）将组织并摧毁的东西，不单是现在允许他们做的事情，这种释放将是十足的恐怖——不是使文化陷入灾难之中，而是自由扫除它最压抑性的倾向。合理的想象力只能是为了安定的生存、无畏惧的生活而重建和改造生产设备的先验性。这决不可能是那些由统治的和死亡的形象所掌握的人的想象力。
解放想象力，给它以一切表现手段，前提是压制许多现在是自由的东西，许多使一个压抑性社会长期存在下去的东西。这种倒转不是心理学或伦理学的事情，而是政治的事情
①加斯东.巴歇拉尔《合理的唯物主义》（巴黎，大学出版社，１９５３）第１８页（着重号系原作者所加）。
（在这里彻底使用的政治这个术语的意义上），即那种使基本的社会制度得以发展、确定、维护和改变的实践。不管个人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这种实践都是个人的实践。因此，我们又一次面临这样的问题：被管理的个人——他们的残缺不全已扩散到他们的自由和满足中，因而在扩大的规模上再生了残缺不全——如何能从自身中、从他们的主人那里解放出来？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圈子，为何是可想象的？
自相矛盾的是，似乎并非关于新社会制度的观念，在回答这一问题上碰到了最大困难。现存社会本身正在或已经按日渐增长的计划性方向改变了基本制度。既然为了普遍满足基本需求而发展和使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是安定的先决条件，那么它便不能容忍那些妨碍实现这一目标的特殊利益占居着主导地位。质变取决于整体反对这些特殊利益的计划性，一个自由合理的社会只能在这个基础上产生。
因此，那些能够设想安定生存的制度，公然蔑视传统的关于权力主义管理和民主管理、集权管理和自由管理的分类。今天，以现实中被否定的自由民主的名义来同中央计划的对立，成了维护压抑性利益的一个意识形态支柱。真正的个人自决的目标取决于社会对必需品的生产和分配的有效控制（根据所达到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水平）。
在这里，失去剥削特点的技术合理性，是为所有人有计划地发展可利用的资源的唯一标准和指南。在基本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上的自决，将是浪费性的。这种工作是一种技术工作，而且作为真正技术的工作，它有助于减轻体力和精神劳动。在这一领域，如果集中控制为有意义的自决确立了先决条件，那么集中控制就是合理的。于是，有意义的自决可以在自己的王国里，如在关于经济剩余品的生产和分配的决定上，在个人生活上，成为有效的。
总而言之，集权的权威和直接的民主的结合，相应于发展的程度，有无限多的种类。只有当群众已分解成摆脱一切宣传、灌输和操纵，能认识和理解事实，评价可替代的目标的个人时，自决才是现实的。换言之，只有当社会由一个具有新质的历史主体来组织、维持和再生产时，社会才是合理的和自由的。
在发达工业社会发展的现阶段，物质的以及文化的体系否定了这一紧迫要求。这种体系的力量和效率，心灵同现实、思想同所要求的行为、向往同现实之间的彻底同化，阻碍着新主体的产生。它们还阻碍着这样的观念，即，“自下而上的控制”取代现行的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方式，将意味着质变的到来。只要劳动者过去是而且现在仍是对现存社会的活生生的否定和控诉，这种观念就不仅过去有效，而且现在仍然有效。然而，一旦这些阶级成了现存生活方式的一个支柱，他们控制权的上升就会在一种不同的基础延长这个道路。
但是，毕竟存在着一些事实，使得对这个社会及其命定发展的批判理论有了效力：整体的日渐不合理性，对生产力的浪费和限制，侵略性扩张的需要，战争的持久威胁，加剧化了的剥削，以及不人道。它们全都指出了一个历史的替代目标：为了满足基本需求，以最少限度的劳力有计划地使用资源，把闲暇变成自由时间，平息生存斗争。
但这些事实和替代目标的存在，就象是一些毫无联系的片断，或者象一些无言的客体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没有主体，没有能按新的方向驱动这些客体的实践。辩证理论没有被驳倒，但它提不出治疗的方法。它不能是实证的。诚然，辩证概念在理解既定事实时超越了既定事实。这是它的真理性标志。它确定了历史的可能性，甚至必然性；但这些可能性的实现只能存在于对理论作出反应的实践中，但目前实践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在理论基础以及经验基础上，辩证概念表达了它自身的失望。人类现实是它的历史，而在现实中矛盾并没有自行爆炸。流水线式的奖励性的统治同它的有助于自决和安定的成就之间的冲突，可以比它的任何可能的对手更引人注目，但它仍然是可管理的，甚至有助于生产的冲突，因为随着对自然的技术征服进一步增长，人对人的征服也增长了。而且这种征服减少了作为解放的必然先验性的自由。思想自由的唯一意义是，在被管理的世界中思想能是自由的，即作为对这个世界的压抑性生产力的意识，作为破坏这个整体的绝对要求。但这种绝对要求，在它能成为历史实践的推动力、质变的有效原因的地方，并不占主导地位。没有这种物质力量，甚至最尖锐的意识也是无力的。
不管整体的不合理特点以及变革的必然性表现得多么明显，对必然性的洞见还不足以把握可能的替代目标。面对既定生活体系无所不在的效率，取而代之的替代目标一直象是空想的。对必然性的洞见，对邪恶状态的意识，甚至在科学的成就和生产力的水平已排除了这些替代目标的空想特点的阶段（空想的东西不是既定现实，而是它的对立面），也将是不充分的。
这是否意味着，社会批判理论为一种经验社会学让给或留下了地盘，这种经验社会学除了一种方法论的指导而外不具有任何理论的指导，它屈服于关于误解的具体性之谬见，因而在宣布排除价值判断的同时又履行着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或者说，辩证概念是否通过把它们自身的状况理解为它们分析的社会的状况，再一次证明了自身的真理性？如果人们正是在其最大的弱点上（即无力证明社会内部的解放趋势）来看待批判理论，那么这本身就暗示着一种反应。
社会批判理论在其起源时代，正视了现存社会中（客观的和主观的）现实力量的出现，社会通过消除现存进步的障碍而趋向（或能被导向）更合理更自由的制度。这些现实力量是批判理论立足其上的经验基础，而且从这些经验基础中派生出解放内在可能性的观念，即发展（否则就是封闭和歪曲）物质和精神生产力、才能和需求。如果不能对这些现实力量作出证明，那么，尽管对社会的批判仍然是有效的合理的，但它不能把它的合理性转化成历史的实践。结论是什么呢？“解放内在可能性”不再能充分表达这一历史的替代目标。发达工业社会引人注目的可能性是：大规模地发展生产力，扩大对自然的征服，不断满足数目不断增多的人民的需求，创造新的需求和才能。但这些可能性的逐渐实现，靠的是那些取消这些可能性的解放潜力的手段和制度，而且这一过程不仅影响了手段，而且也影响了目的。生产和进步的工具，被组合进极权主义体系中，不仅决定着实际的利用，而且也决定着可能的利用。
在其最发达的阶段，统治起到了行政管理的作用，在大众消费过于发达的地区，被管理的生活成了整体的健全生活，为了维护它而把对立面统一起来。这是纯粹的统治形式。反过来，它的否定也表现为纯粹的否定形式。一切内容似乎都归结为一种抽象的结束统治的要求，这是唯一真正革命的迫切要求，是将使工业文明的成就发挥效力的事件。这种否定，面对着它的现存体系的有力对手，便表现在“绝对拒绝”这一重要政治形式上——现存体系越是发展它的生产力并减轻生活负担，这种拒绝也就越显得似乎没有理由。用莫里斯布朗乔的话说：
“我们所拒绝的，不是无价值或不重要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拒绝是必要的。存在着一种我们不再认可的理性，存在着一种使我们感到恐怖的智慧表现，存在着一种我们不再重视的对保持一致和调和的请求。决裂已经发生。我们已经非常坦率了，再也不能容忍简单化了。”①
即使这种拒绝的抽象特点是全盘物化的结果，但进行拒绝的具体基础仍然一定存在，因为物化是一种幻觉。由于同样原因，以技术合理性为中介的对立面统一，在其现实性上，一定是一种幻觉的统一，它既排除不了不断增长的生产力与
①“拒绝”，见《七月十四日》，第２期，巴黎，１９５８年８月。
其压抑性的用途之间的矛盾，也排除不了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要求。
争取解决这个矛盾的斗争，已经壮大起来，超出了传统的形式。单向度社会的极权主义趋势，使得传统的抗议方式和手段成了无效的，甚至危险的，因为这些方式和手段保留着民众统治的幻想。这种幻想遏制着某种真理：以前作为社会变革酵素的“人民”已经“上升”为社会凝聚力的酵素。在这里，而不是在财富的再分配和各阶级的平等中，出现了作为发达工业社会特征的新的分层。
无论如何，在保守的大众基础之下，有一些亚阶层，如被遗弃者和被排斥在外者，被剥削被迫害的其它种族和有色人种，失业者和不能就业者。他们全都是在民主过程之外存在的；他们的生活最直接最现实地要求结束不可容忍的条件和制度。因此，即使他们的意识不是革命的，他们的敌对行为也是革命的。他们的敌对行为从外部击中了社会制度，因而不会被社会制度所扭曲；这是一种违犯比赛规则的基本力量，同时又揭露了这种比赛是被操纵的比赛。当他们汇聚一起赤手空拳而毫无保护地走到大街上，要求最起码的公民权时，他们知道他们面对着的是狗、石块、炸弹、监狱、集中营，甚至死亡。他们的力量掩盖在每一种对法律和秩序的罪行的政治证明背后。他们开始拒绝参加比赛，这一事实也许标志着一个时代行将结束。
任何东西也不能证明，这将是一个好的结局。现存社会的经济和技术能力非常强大，足以调节和容纳倒霉者，它们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足以应付紧急情况。然而，在发达社会的边界之内和之外，幽灵又出现了。同威胁文明帝国的野蛮人并行不悖的历史发展，预先断定了这个结局；第二个野蛮时期也许是继续下去的文明帝国本身。但有可能在这一时期，历史的两极汇合在一起：最先进的人道意识，和它的最受剥削的力量。这只不过是一种可能。社会批判理论并不拥有能弥合现在与未来之间裂缝的概念，不作任何许诺，不显示任何成功，它只是否定。因此，它想忠实于那些毫无希望地已经献身和正在献身于大拒绝的人们。
在法西斯主义时代开始时，沃尔特.本杰明写道：
只是为了那些毫无希望给我们以希望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