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但是，俄国政府和“社会新栋梁”正在尽一切可能准备把群众推入这一灾祸之中。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末，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
在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后声明中，即1882年《共产主义宣言》俄译本的序言中，马克思重申了这一立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样一来，马克思对这一至关重要问题的理论遗产也是极为模棱两可的。
在法国，社会主义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缓慢地复苏。直到1877年，又开始重新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后来的领导者盖得和马隆以前都有无政府主义倾向，他们在他们的《平等报》上宣称了他们越来越接近于某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1879年10月，工党联合会（FederationduPartidesTravalleursSocialistes）成立了；1880年的大赦，由于允许流亡者（包括马克思的两个女婿）返回，社会主义者队伍壮大了。1880年5月，盖得来到伦敦与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讨论竞选纲领。对这个纲领，马克思总体来说感到满意——他为纲领写了导言，因为这个纲领体现了“真正从工人运动本身直接产生出来的要求”，但是他反对写法定的最低工资（盖得坚持要写）。“如果法国无产阶级仍然幼稚到需要这种诱饵的话，那末，现在就根本不值得拟定任何纲领”。他还草拟了一份长长的调查表发给法国工人，以此复活了国际工人协会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提出的思想。调查表1880年4月发表在马隆的《社会主义评论》上，25000册销售一空。其前言坚定地说：只有工人“才能非常熟悉地描述他们所忍受的灾难；只有他们，而不是上帝派来的拯救者，才能坚决地采取有效措施来对付他们遭受的社会灾害”。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五 俄国、法国和英国(2)
马克思认为首要任务是进行灌输阶级意识的教育，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达到了任何效果。他怀疑新的政党是否能够长期保持团结，这一次他得到了完全的证实：在1882年9月的圣-艾蒂安大会上，工人党分裂为改良主义者和革命者两派，后者由盖得领导，他发现自己备受攻击，理由是他听命于伦敦的“普鲁士人”马克思。事实上，马克思和盖得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马克思对他在法国的某些未来学生的评价如此之低，以至于他对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他的两个女婿由于缺少政治敏锐性令他很失望。他轻蔑地说：“龙格是最后一个蒲鲁东主义者，而拉法格是最后一个巴枯宁主义者！让他们见鬼去吧！”
英国仍然是一个马克思思想影响最小的国家。甚至美国也给了马克思以更多的鼓励。他密切关注着美国1873—1878年“漫长的经济危机”，对最新的州例如加利福尼亚的经济发展特别有兴趣。他认为“建立一个严肃的工人政党”是很有可能的，并认为政府的土地占有政策将使黑人和农场主与工人阶级结盟，他甚至认为把国际工人协会的办公地移至纽约可能本来是合适的。然而，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英国工人阶级现在已经如此没落，以至他们“简直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他们自己的奴役者——资本家的政党的尾巴”。尽管恩格斯对工人阶级激进派如约瑟夫-考恩有着暂时的热情，也不得不告诫伯恩施坦说：“目前在这里还没有出现大陆上那样的真正的工人运动”。然而，马克思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即认为英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可能的。他在1880年写道：
这个党认为英国的革命不是必然的，但是——按照历史上的先例——是可能的。如果必不可免的进化转变为革命，那末，这就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过错，而且也是工人阶级的过错。前者的每一个和平的让步都是由于“外来的压力”而被迫作出的。他们的行动是随着这种压力而来的，如果说这种压力越来越削弱，那只是因为英国工人阶级不知道如何利用法律给予它的力量和自由。
特别是在巴黎公社后，马克思在英国就开始颇为知名。在1877年的东方危机中，他声称曾在“伦敦流行的报刊”上匿名发表了很多文章，攻击格莱斯顿的俄国政策，这一切都是通过国际工人协会的熟人马尔特曼-巴里来斡旋的。他还通过巴里影响国会议员，“这些议员如果发觉，在东方危机问题上，红色恐怖博士（他们这样称呼我）是他们的策动者，他们一定会大为惊愕”。1879年初，“红色恐怖博士”至少吸引了一个人的注意，她就是嫁给德国王储的维多利亚女王的大女儿。她要求蒙特斯图亚特-格兰特-达夫先生（一位自由派的英国议会议员，曾任驻印度的副部长）去见马克思，并把他对马克思的看法告诉她。于是，达夫先生安排在圣詹姆士街的德文郡俱乐部与马克思共进午餐。格兰特-达夫对马克思的总体印象，正如他对王妃所讲述的：
他是一个个子不高、有点矮小的人，花白的头发，花白的胡须，与他嘴角上仍然乌黑的胡子形成了奇怪的对比。脸有些圆，前额轮廓分明，非常饱满，眼睛锐利，他的整个表情令人愉快，绝不是一个惯于啖食摇篮里婴儿的人——我敢说警察是这样看待他的——的表情。他的谈吐显得见多识广，而且很博学，对比较语法很感兴趣，这把他引向古老的斯拉夫语和其他一些比较冷僻的研究。他的谈话还由于很多古怪的措辞和一些冷面幽默而富有变化。当他谈到赫泽切尔（Hezechiall）的《俾斯麦亲王的生活》（LifeofPrinceBismarck）时，总是通过将它同布什博士（DrBusch）的著作对比，把它作为《旧约》而提及。
他非常讲究实际，稍微有些愤世嫉俗（这种愤世嫉俗不带丝毫的冲动），有趣；当谈到过去和现在的时候，他就像我所认为的，常常会提出异常正确的看法，但一谈到将来，他的看法就变得含糊，不能令人满意。
他们谈了3个小时，关于俄国，马克思希望那里出现“激烈的但并不渺茫的垮台”；关于德国，他好像认为有军队哗变的巨大可能性。马克思进一步说明社会主义革命将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并说暗杀德国皇帝未遂的刺客诺比灵没有像他预计的那样事先到伦敦拜访他，让他如释重负。格兰特-达夫总的结论是：“不论他是否希望这样，颠倒世界的人将不是马克思”。
在马克思晚年，与他联系最为密切的英国社会主义者是亨-迈-海德门，海德门是社会民主联盟的创建者，并有相当可观的私有财富。在一次去往美国的航程中，他读了《资本论》的法译本，于是非常渴望见到马克思。在1880年初一个适当的时候，卡尔-希尔施把他介绍给了马克思。第二年，马克思经常在爱琳娜的陪伴下，与海德门一起在他德文郡宅邸的华美的家中进餐；海德门也会回访他（尊敬地称他为“十九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两个人在马克思的书房里大踏步地踱来踱去，一谈就是数小时。海德门坚信英国的和平革命，他的一些观点带有明显的沙文主义，但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劳动价值理论。他还是一个激烈的反俄分子，这一点他们两人之间建立了一个最强有力的联系。然而，他们的友谊由于1881年6月的一次争吵而结束了。海德门当时刚刚出版了他的《民主课本：大家的英国》，该书倡导去中心化的自治帝国，认为在这样的帝国中，改革由富人和有影响力的人来进行比较好。这本书中有两章论述了劳动和资本，大量地吸收了《资本论》的思想，并在书的前言中进行了适当的致谢，感谢“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有创见作家的著作”，但是没有提马克思的名字。该书在民主联盟的成立大会上分发。马克思非常愤怒，因为海德门没有对他的著作表示更特别的感谢；他还感到恼火的是，他的思想出现在他对其整个方法并没有好感的著作中。海德门为自己辩解说，因为很多英国人如果知道这些思想是马克思的，就会减弱对该书的好感，英国人无论如何都不会轻易地向外国人学习。马克思对这种解释更为愤怒，于是淋漓尽致地写下了激烈谴责的文字，结束了他们的交往。
然而，马克思由于1881年12月一本小册子的出现而感到愉快，该小册子是《现代思想的领袖》系列丛书中的一本，是献给他本人的，作者是海德门的朋友——实证主义者和新闻工作者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在关于马克思的传记中和对他的经济学思想的阐述中出现了很多错误，但它毕竟是“第一篇在英国发表的对新思想充满真正的热情并勇敢地起来反对不列颠庸俗习气的文章”。同时，让他感到高兴的是，在伦敦西区对此进行了广告张贴，引起了公众的注意，而且这件事在燕妮去世前两天给她带来了快乐。然而矛盾的是，马克思在他居住和工作了大半生的国家仍然鲜为人知。他的讣告登在《泰晤士报》上，内容出现了最荒唐的错误。当《资本论》英文版终于在1894年面世的时候，在最初的几年中，英国和美国加在一起的销售量一直极低。有记载的马克思关于不列颠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让这些不列颠人见鬼去吧！”这一点都不令人奇怪。
在1881年2月龙格一家离开之后，马克思开始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也是最孤独的两年。这次分别是极为痛苦的：对马克思来说，外孙是“无穷尽的乐趣的源泉”；他们离开数星期后，他这样写信给燕妮说：“当我听到……孩子们相似的声音时，我往往就跑到窗子跟前去，刹那间忘记了孩子们已在海峡的彼岸”。他参加户外社交聚会的时间越来越少，感到“糟糕的是现在人‘老了’，只能预见，而不能亲眼看见”，特别是当新出生的人“面临着人类未曾经历过的最革命的时期”的时候，更是如此。虽然马克思请了伦敦最好的医生，但是燕妮的健康继续恶化。她仍有精力偶尔去剧院，但更多时间是缠绵病榻，绝望地抓住她知道正在枯竭的生命。7月，马克思带她到伊斯特本待了三个星期，燕妮坐在轮椅上活动。接下来的一个月，他们决定离开到巴黎西部郊区阿根地去，打算在女儿燕妮那里住很长一段时间，燕妮自己正患着严重的哮喘。但是三个星期后，马克思得到消息说爱琳娜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于是他立刻回到了伦敦，几天后燕妮和琳蘅也回到了那里。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六 最后几年
在1881年12月去世之前的整整6个月里，马克思的妻子显然一直处在死亡的边缘。10月份，马克思自己的病严重发作。他由于支气管炎在床上躺了两个月。恩格斯唯恐他死去，爱琳娜整夜整夜地坐在他旁边。燕妮就在旁边的房间里，但马克思三个星期不能去看她。爱琳娜后来写道：
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时期，我们亲爱的妈妈躺在前面大的房间里，摩尔在后面的小房间里。他们两个人，过去是如此地彼此熟悉、彼此亲密，而现在甚至不能一起在一个房间里。我们年迈的好琳蘅……和我不得不照料他们两人……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早晨，他感到有了气力，可以走到妈妈的房间去。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又年轻了——她是一位年轻女孩，而他是一位恋爱中的青年，都刚迈进生活的门槛，而不是即将永别的病魔缠身的老头和即将离世的老妪。
令人无法忍受的肿瘤的痛苦症状只是在最后的几天才出现，医生用吗啡来缓解。当她12月2日去世的时候，“慢慢地沉入睡乡；她的眼睛比平时更加富于表情，更加美丽，更加明亮！”她对丈夫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好（Good）。马克思的医生禁止他参加葬礼，他只好用这样一件事情来安慰自己：在去世的前一天，燕妮曾谈到丧礼仪式的事，她说：“我们不是那种重表面形式的人！”马克思永远也没有从燕妮的死中恢复过来。恩格斯在燕妮刚去世后看到了他，对爱琳娜说：“摩尔也死了”。马克思只能由于自己健康上的生理痛苦才能逃避失去妻子的精神痛苦，因为“对付精神上的痛苦只有一种有效的解毒剂——肉体上的疼痛”。迈斯纳后来写道，出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是必要的，但马克思已经无心去做了。
在部分地恢复了健康之后，马克思感到自己是双重残废了：“精神上是由于失去了我的妻子，生理上是由于病后胸膜硬结和支气管应激性增强”。他决定再去一次海滨，1882年1月，他带着爱琳娜去了文特诺尔。他的咳嗽和支气管黏膜炎仍然没有减轻。事实证明爱琳娜是一个可怜的同伴：自从去年夏天俄国民粹主义者利奥-哈特曼求婚以来，她一直处于神经极度衰弱的边缘。她正处于与利沙加勒解除婚约的痛苦之中，正处于自己曾有机会立足于舞台的绝望之中。当她的伦敦朋友多莉-梅特兰得知了她的处境后，就急匆匆地到了文特诺尔予以帮助。但收效不大。要不是多莉不能独自打发时光而对马克思说了无休无止的闲话，使马克思受到了伤害，他也不会认为女儿本应向别人寻求帮助，他还焦急地认为她不应该成为“老头子的‘护士’，成了家庭的牺牲品”。爱琳娜当然形成了这样的印象：父亲并没有觉察到她的精神重压，还认为她在由家庭负担的情况下沉于疾病。
由于对爱琳娜和文特尔诺希望的破灭，小燕妮太忙于照顾自己的小孩而不能帮他，劳拉又太自私，马克思在恩格斯和他的医生的压力下屈从了，动身去了阿尔及尔。当他发现恩格斯那吵闹的同伴难以忍受时，他更乐意离开伦敦，他写信给女儿燕妮说：“好心的乐观的老弗雷德……容易由于爱护人而害了人”。马克思在阿尔及尔一家可以俯瞰海湾的小旅店中度过了孤独的两个半月。这个季节格外地寒冷而潮湿，他的“思想大部分沉浸在对我的妻子——她同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切是分不开——的怀念之中”。他给恩格斯和女儿们的所有信件都写满了自己健康和天气的详细情况，在他逗留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天气变得非常热，以至于他不得不去理发剃胡须。他的信开始出现拼写和语法错误——这是由于燕妮的死和他患病而导致“记忆力不断衰退”的结果。1882年5月，马克思离开阿尔及尔，去了蒙特卡洛，在那里待了一个月，然而他的胸膜炎和支气管炎没有丝毫减轻的迹象。
6月6日，他去了阿根地，接下来的3个月与小燕妮在一起，在“孩子们的喧闹”中寻找宁静，这一“小小的微观世界”比“宏观”世界有意思得多。但是，小燕妮的家庭根本不能给他提供他想要的宁静。小燕妮9月中要生一个小孩，并且得不到丈夫的帮助。她痛苦地责备她的丈夫龙格：除了有一点时间在家睡觉外，其余时间他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巴黎的政治活动中，而马克思认为他的这些活动和拉法格的一样是白费力气的。龙格还不明智地邀请罗伊（《资本论》的法文译者）去阿根地，由于马克思对其人才能的看法，这自然导致了极大的尴尬。
1882年夏天，马克思家庭的其他成员迁移到了巴黎：琳蘅6月份过来照顾小燕妮，爱琳娜和劳拉也很快随之来了。劳拉还在伦敦的时候，马克思曾写信告诉她，当他9月份去瑞士的沃韦（Vevey）时，这“成了你的义务——作山谷老人的旅伴”。劳拉答应了，在那里马克思答应给她所有关于国际工人协会的材料，以写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并提出她承担把《资本论》译成英文的工作的可能性。他们在小燕妮生下她唯一的女儿之后回到了阿根地。与和劳拉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爱琳娜与小燕妮相处很好，并在阿根地发展了她在伦敦完全蛰伏了的才能。而她也在8月底离开，带着小燕妮的大儿子琼尼回到了英格兰，在那的好几个月里，她对孩子严格管教，就像他的第二个母亲。
从瑞士回来，马克思就感到他不能再给小燕妮增加负担了，于是回到了伦敦，想独自一人在10月底再一次到文特尔诺去。在他离开的前一天晚上，他感到自己的健康稍有好转，于是坐下与恩格斯喝朗姆酒，直到凌晨一点。在怀特岛上，他长时间地漫步在那开阔的高地上。日益增强的孤独感使他请求劳拉过来和他住在一起。现在只有非常偶然的时候年老易怒的马克思的热情才会点燃——例如当他突然被告知他的理论在俄国获得了成功，他激动地说：“我正在打击那个与英国一起构成旧社会的真正堡垒的强国”。在此期间，在阿根地小燕妮的状况日益恶化。早在4月初时，她就一直遭受痛苦的折磨，似乎一直都是膀胱癌。除了一个只会朝她叫嚷、根本帮不了什么的丈夫之外，她还有四个小孩需要照顾。她的婆婆因龙格家庭的债务而责备她，并不停地敦促她出去工作。当拉法格一家1月初来看她的时候，看到她“沉没于噩梦幻梦击溃的麻木之中”。她不久就神志不清，于1883年1月11日去世，年仅38岁。这件事要由爱琳娜来通知她的父亲了。她写道：“我经历过不少伤心的事情，但还没有像那次那样伤心过。我感到我正把死刑判决书带给我父亲。在漫长的路途中，我忧心忡忡，绞尽脑汁地想如何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他。但是不需要我说，我的表情背叛了我。摩尔马上说‘我们的燕妮死了’”。
马克思被他的“第一个孩子，他最喜爱的女儿”的死彻底击垮了，他回到伦敦，就去世了。
一回到伦敦，由于喉炎而导致的音哑就使马克思不能多说话了。琳蘅为他做了最可口的饭菜，努力恢复他的胃口，并不停给他洗芥末澡来让他冰冷的双脚暖和起来。他一天喝一品脱牛奶，四天喝一瓶白兰地。他轮换着阅读出版商的目录（当他感到情绪低落的时候）和法国小说（当他的智力兴趣产生的时候）。肺部的溃疡使他的支气管炎恶化了。2月底，由于东北风不断带来的霜雪，他只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3月10日，恩格斯对劳拉说，医生认为马克思的健康实际上稍微有所好转，并说如果他能熬过下两个月，一切都会好的。13日早上，他喝了葡萄酒、牛奶和汤。但当恩格斯按照每天一次的惯例在下午拜访他的时候，看到了他很害怕看到的一幕：
……全家都在掉泪：似乎快到临终的时刻了。我就询问了情况，想弄清原因，进行安慰。先是少量出血，接着体力就立刻衰竭了。我们那个非常好的老琳蘅看护他要胜过任何母亲照顾自己的孩子，她走上楼去，立刻又下来了，说他处在半睡状态，我可以跟她一起上去。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他躺在那里睡着了，但是已经长眠不醒了。脉搏和呼吸都已停止。在两分钟之内，他就安详地、毫无痛苦地与世长辞了。
马克思表达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蔑视和他的国际主义，他去世了，没有遗嘱，没有国籍。他的文字由他的女儿们和恩格斯进行了详审，之后，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莫斯科共产主义者分别保存。1883年3月17日，马克思被葬在海格特墓地。他的墓地在公墓远远的一个角落里，疏于管理；直到1956年，才树立了一块盖着铁铸顶的巨大的大理石作为墓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