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起初认为琼斯站在哈尼一边；但后来，他逐渐把琼斯看作宪章“最有才能的代表”，并支持《人民报》的论调。马克思倾向于把这一点与哈尼对宪章派的批评进行对比，后者批评宪章派还未成为“全民运动”的“阶级运动”，这些术语曾令马克思很恼火，因为它们使他想起马志尼的表达。然而，至1852年秋，马克思认为琼斯正过多地利用他作为国外事务信息的来源和获得编辑的全面支持。“我对他说过”，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他是一个利己主义者，这很好，不过，他表现这种利己主义应该文明一些……”尤其令马克思感到愤怒的是，琼斯未履行他出版《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英译本的诺言。但马克思支持琼斯反对有较少激进精神的宪章派，对琼斯报纸相对的成功和他在1853年召开的会议有良好的印象，马克思最后亲自撰写了几篇文章，虽然很多印刷错误使他极不愿再继续写下去了。当他被琼斯邀请列席参加1854年在曼彻斯特举行的工人议会时，马克思发去了他自认为是一封充满矛盾的信，宣称“……大不列颠的工人阶级最先准备好并且最先负有使命来领导最终必然使劳动得到彻底解放的伟大运动……工人阶级有足够的力量来胜利地完成这个事业，但是需要把所有这些力量组织起来，在全国范围内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我认为这就是摆在工人议会面前的伟大而光荣的目标”。
1855年2月，与前四年同样的麻烦又可能再度来临，当时琼斯正尽力筹备另一个宴会，庆祝1848年革命。马克思被说服参加宪章派国际委员会筹备宴会的会议，但这次会议“法国人的饶舌，德国人的死板面孔，西班牙裁缝的手势”，更不用说那新近选举赫尔岑进入委员会，这一切对他来说只是一个纯粹的喜剧。在会上他是一位骄傲的静观者，拼命地抽烟。最后他拒绝参加宴会（虽然他的名字已经出现在张贴单目上），因为所有诸如此类的会议都是“欺骗”，因为它可能给外国人带来新的迫害，最后因为他“不赞成这样的意见：似乎旧欧洲要用俄罗斯的血液来更新”而不愿意同要出席会议的赫尔岑在一起。然而，1856年，马克思确实接受了邀请，参加《人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正如他写道：“因为目前的形势似乎要求我这样做，尤其是因为在所有的流亡者中只有我一个人被邀请”。以此，流亡者确信：“我们是宪章派的唯一‘亲密的’盟友；虽然我们不做公开的表示并且听凭法国人公开向宪章派献媚，我们仍然有能力随时重新占据历史上已属于我们的地位。”1857年，马克思和琼斯之间的关系紧张，当时琼斯为了选举改革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与中产阶级的激进团体开始合作，然而此举失败了。1861年，琼斯移居曼彻斯特，从事律师职业，仍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着友好关系，直到1869年去世。
第五部分 伦敦 三 第恩街的生活(1)
匆匆阅读马克思的信件，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马克思的家庭困难主要归因于他们生活在最为贫困潦倒的境地之中；马克思本人关于他缺少资金的描述好像可以证实这一点。1852年似乎是最为糟糕的一年。2月，“一个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快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同月，燕妮写道：“这一切是如此令人苦恼，以致需要他的全部精力……才能坚持这种每日每时的斗争”。4月，马克思不得不借钱安葬他的女儿。9月，他详细描述了这种境况：
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蘅患一种神经热。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我没有买药的钱。八至十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在现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饮食自然没有什么益处。
给德纳的文章我没有写，因为我连读报用的便士也没有一个……
……我把向所有债权人付款的期限拖到了9月初，你知道，对他们的债务，总是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偿还的。现在，四面八方都在袭击我了。我想尽了办法，但是都枉然……
最好和最理想的是能够发生这样的事：女房东把我从房子里赶走。那时，我至少可以免付一笔二十二英镑的款子。但是，未必能够指望得到她这样大的恩典。此外，还有面包铺老板、牛奶商、茶叶商、蔬菜商，还有欠肉铺老板的旧账。怎样才能还清所有这些鬼账呢？最后，在最近八至十天，我从某些庸人那里借了几先令和便士，这对我来说是最不痛快的事情；不过，为了不致饿死，这是必要的。
10月，马克思为了买报纸而不得不再次典当了他的大衣；12月，他在一封给克鲁斯的信中写道（附了他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如果你们考虑到，小册子的作者因无裤子和鞋子而被囚禁在家里，他的一家人过去和现在每分钟都受到确实极端贫困的威胁，那末你们是能够赏识这本小册子的幽默的。”
第二年的抱怨就没有这么多了，但仍然“有些在当铺里的贵重物品必须办续当手续，否则就赎不出来了。现在连买最迫切的必需品都没有钱，续当当然是办不到的”。10月份，“债务自然大大增加，以致一切最必需的东西都送进了当铺，全家穿得破烂不堪，家里已经十天没有一文钱了”。
当铺对马克思一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机构。但它也曾是忧心之源：马克思试着当掉了燕妮家的一些有着阿盖尔郡图饰的银器。典当商认为这很可疑，就通知了警察，以至于马克思在能够证明自己的诚实之前，不得不在监狱中度过了周末。1855年夏，他们采取了更为激烈的行动，马克思和他的家庭隐退到坎柏威尔伊曼特的家中，这部分也是躲避弗罗恩德医生，他正在因为一笔未付的账单起诉马克思；马克思从9月到12月出于同样的原因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匿居。
然而，对马克思收入的认真考察会给人以这样一种强烈印象，即他的困难与其说来自真正的贫穷，倒不如说是希望保住面子，并且不会节用资金。这自然是人们意料之中的，因为马克思未曾管理以前收到的和60年代又收到的一笔笔大数目的钱财。一到达伦敦，马克思就完全准备好了在切尔西租一套房，那里的房子非常贵——是他最后从第恩街搬出来时所付房租的两倍多。《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失败最终导致了他一贫如洗。他把自己的金钱大量投入到了杂志的运行上，但实际是一无所获。1850年10月，他不得不请求魏德迈卖掉所有的银器（除了小燕妮的一些物件），这些银器是他的妻子曾在一年前为了买她到巴黎去的车票当掉的。幸运的是有几个慷慨的朋友。简单算起来，在这年收到《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第一张支票前（这年他的收入大概是最低的），马克思似乎至少收到了150英镑的馈赠。（由于这只是保留下来的信件中提到的，因此其总数很可能还要更高些。）资助的来源是多方的：主要援助者是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科伦朋友们（经由丹尼尔斯）；维尔特和拉萨尔也给了一些；燕妮的一位表兄弟给马克思寄了15英镑；弗莱里格拉特给了马克思30英镑，这些钱是他借口说“党派急需”从“一些愿意支持我们事业的朋友那里”搞到的。马克思说这些帮助纯粹来自于他亲密的朋友。正如燕妮所说：“我的丈夫在这方面是一丝不苟的，他宁愿牺牲所剩下的一切，也不愿过那些……民主派的乞讨生活”。的确，他甚至拒绝了拉萨尔帮助举办一个公众捐助活动出版他的经济学著作。50年代初，居住的花费实际在下降，150英镑对一个有三个孩子的中层偏低的家庭来说应该是完全足够了。弗莱里格拉特的家庭境况和马克思相似，他一年挣不到200英镑，还自夸说他从来没有“缺过美味的肉排”。
到1852年为止，马克思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因为他作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驻伦敦记者有了一份固定的收入。虽然1852年时还不多，但1853年就达到80英镑，1854年超过160英镑。1855年和1856年，来自《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收入下降了，但马克思1854年底开始给《新奥得报》写通讯，每年大约50英镑。这种情况下当然由恩格斯来弥补；而如果细心管理的话，本来可能会有一个过得去的生活（到1856年他得到了几笔大数目的金钱）。但马克思不会管理钱财。例如，在答应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定期撰稿后，他几个月都完全不知道该报付给他报酬的情况。至于他这些年文字方面最大的成功——他反帕麦斯顿的告文一开始就卖出了15000份，并印刷第二版，但他未设法取得一个便士。必须保持面子既使得经济方面不能有所帮助，又减弱家庭精神。他1852年给恩格斯写到他的困境，他说这些并不重要，不过担心“这种困境总有一天会弄得出丑”。同年，他写到了维尔特的拜访：“……在处境十分狼狈的情况下，身边却有一个如此文质彬彬的绅士，而且还必须把最羞于出口的事情瞒着他，这是很痛苦的”。1854年，燕妮去特利尔，这样，“她又需要一些新的装备，因为妻子自然不能破破烂烂地去特利尔”，所以马克思花了几大笔钱，这自然使马克思的债权人感到十分愤怒。
1856年5月，燕妮从苏格兰一个伯父那里继承了大约150英镑，接着她和孩子们到特利尔看望生病的母亲，母亲7月份就去世了。她9月份带着继承的大约120英镑返回伦敦，这笔钱使家庭得以离开“那饱含着我们所有欢乐和痛苦的令人忧伤的可怕的房子”，“满怀喜悦地搬到了浪漫的汉普斯泰德荒阜脚下的一套小房子，这里离可爱的樱草山不远。当我们第一次睡在我们自己的床上，坐在我们自己的椅子上，甚至有一间储藏室放一些洛可可式的家具或者小古玩的时候，我们真正地感到我们像是生活在一个神奇的城堡中……”这所格拉弗顿切9号的房子，马克思以一年36英镑租了下来。这是一套狭小的平顶房，地上有3层，1个地下室，共8间。它在一个未来几年内将会完全建成的新牌发展区中，距离市中心3英里。所有的钱都用于还旧债，布置新房子。马克思很典型地又没有足够的钱付第一季度的房租了——这预示了要来临的困难。
在第恩街居住的几年，是马克思生活中最枯燥和最令人沮丧的。这加重了他性情中最坚忍克己的成分；正如他自己所说，他通常没有这么长的痛苦期。索荷广场是伦敦的街区，大多数流亡者集结在那里，当时和现在一样开放，到处是饮食的地方、妓女和剧院。第恩街是主要通道之一，狭长，以前很繁华，而当时已无疑是衰败了。霍乱之所以在这个区仍很猖獗，特别是1854年，马克思解释为：“是因为在6月、7月、8月敷设下水道时穿过了一些埋有1668年（好像是）鼠疫死者的坑穴”。1851年至1856年，马克思一家住在第二层楼房的一套房子中，起初只有两间，后来马克思租了第三间作为自己做研究的地方。一直是7个人，偶尔是8个人，住在两间房子里。第一间是一个小的卧室；另一间是大点的（15英尺到18英尺），可以看到街景的起居室，有3个窗户。
第五部分 伦敦 三 第恩街的生活(2)
1851年1月，马克思已经拖欠房东摩尔根-卡瓦纳的房租两个星期了。摩尔根-卡瓦纳是爱尔兰作家，他转租的房屋是一年22英镑。几个月后，马克思为了避免被逐出，给他的房东签了一个借条。第二年，房东为房租等了几个月后，就威胁说要叫法警来。假期一直都是没有的，直到1854年，燕妮和孩子们去了加拿大埃德蒙顿的载勒尔的别墅，在那里待了两个星期，之后去了特利尔。燕妮确实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一位编辑写了信——但是没有成功——希望他们可以提供给马克思（他们驻伦敦的记者）一套房子。只是由于埃德加尔的死，以及从燕妮伯父那里继承来的钱，1856年他们最终迁居了。
他们一家周日常常尽量出去，到当时伦敦人极为欢迎的短行旅游胜地汉普斯泰特荒阜。荒阜当时还是一种天然状态，距离第恩街大约一个半小时的步行路程。他们的目的是午饭时间到那里。李卜克内西描写了郊游：
一个在伦敦看不到的大午餐篮（这是琳蘅在特利尔时保留下来的）中有一个主角——一块巨大的烤牛肉。他们带着茶和水果；面包、奶酪和酒在荒阜就可以买到。
整个行程次序是这样的：我是先锋，带着两个女孩子——时而讲故事，时而搞些活动，时而在田野的花（那时花并不像现在这么稀少）后搜索动物。一些朋友在我们后面。接着是大队的主体：马克思和他的妻子以及一些打扮得引人注意的周日旅行者。这之后是琳蘅，身边有饥肠辘辘的帮她提篮子的客人。
午餐之后，他们“在路边拿出带来的星期天报纸，就开始阅读、讨论政治——这时孩子们会飞快地找到他们的玩耍伙伴，在石南花丛中捉迷藏”。接下来玩骑驴子游戏，马克思“原始的骑术和为了证明自己很熟悉这门艺术而表现出的极大热情”令同伴们感到快乐。孩子们和琳蘅起身，大家打道回府，唱着德国爱国歌曲，背诵着但丁或者莎士比亚作品。
有时候，马克思还喜欢晚上出去。
有时（李卜克内西写道），我们也会重新回到老朋友的玩笑之中。一天晚上，埃德加尔-鲍威尔（马克思从柏林时代开始熟识的，尽管有《神圣家族》，但还不是私敌）从他海格特那边的清静之地来到这个城镇，目的是做一次“喝酒旅行”。问题是在牛津街和汉普斯泰德路间的每一个沙龙中都要“喝点什么”，由于城市里这一带的沙龙非常多，你甚至把自己限制在最小的选择数量上，也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我们勇敢无畏地去了，努力无碍地到了托登楠大院路的尽头。那里有公共场所房间传出的高歌声；我们进去了，得知：是一个“奇异伙伴”俱乐部在开庆祝纪念会。
很多烤面包已经没有了，而当时李卜克内西开始宣称德国人有优越的政治智慧，鲍威尔用英国行话暗示地说：“拳头在空中挥舞；我们足够明智，用最优良的勇气，努力做到（并不是毫无困难地）带着足够的尊严撤退。”然而，那天晚上的事情并没有结束：
……为了冷却我们膨胀的血液，我们开始努力地齐步行走，一直到埃德加尔被一堆铺路石绊倒。“好哇，我有一个主意！”为了纪念学生时期疯狂的恶作剧，他捡起了一块石头，啪——，咔嚓——，一块天窗的玻璃破碎了。无理的举动会传染的——马克思和我没有落后，我们打碎了四五个街灯。当时可能是凌晨两点，所以街道行人稀少。不过这种噪音惊动了一位警察，他迅速做出决定，给同一巡逻区的同伴发出了信号。信号立刻得到了回应。形势变得严峻了。此时我们迅速向周围扫视了一下；幸亏我们熟悉这个地方。我们比赛似地向前跑，三四个警察在后面追，离我们有一段距离。马克思表现出我不能想象的活力。这样疯狂的追赶持续了几分钟，我们成功地拐进了一条街边，在那里穿过了一条胡同——这是在两条街交叉的后面——因此回到了我们来的地方，后面的警察迷失了方向。现在我们安全了。
恩格斯在伦敦和马克思在一起的时候，两人常常一块出去；有一次，恩格斯写信给燕妮，为他带着她的丈夫迷了路表示道歉；因此恩格斯得知，马克思有一次“夜游”，冻坏了，以至于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在第恩街这三间房子里的生活极度没有规则。下面这段生动的描述总体看来似乎是真实的，这是普鲁士当局的一位密探1852年写下的：
作为父亲和丈夫，马克思尽管有着狂野和不安静的性格，但还是拥有最温柔和最温和性情的人。马克思居住的是条件最差的地方，因此也是伦敦收价最低的街区之一。他租了两间房子。一间是可以向外看到街上的用作沙龙的客房，后面是卧室。整个看来，房间里没有一件干净耐用的家具。所有的东西都是破破烂烂的，上面布满半英寸的尘土；所有地方都处于最为杂乱的状态。客房的中间是一张老式铺着油布的大桌子，上面堆着手稿、书和报纸，还有孩子们的玩具、抹布和妻子缝纫篮子装的碎布条，还有几个边缘破损的茶杯、小刀、叉子、灯具、墨水瓶、大玻璃杯、陶土制的烟斗、烟灰。总之，一切都乱七八糟的，所有的东西都在同一张桌子上。一个二手物品的售货员都会很不好意思卖掉如此惹人注目的零碎物什。
当你进入马克思的房间，烟和烟草味会呛得你眼睛含满泪水，片刻之后，你好像在一个山洞中摸索。但是慢慢地，由于习惯了这种烟雾，你就能分辨出物体，把它们和周围区分开来。所有的东西都很脏，都覆盖着尘土，以至于坐下来成了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这里有一把只有三条腿的椅子。孩子们在另一把椅子上做饭玩游戏，这把椅子碰巧有四条腿。正是这把椅子是用来招待客人的，但孩子们的饭还没有擦去，如果你坐下来，就要冒着让裤子被弄脏的风险。
家庭的住处如此局促，以至于1851年春天弗兰西斯卡出世的时候，因为家里几乎没有地方，而不得不交给一名护士。一年以后，她死了。
1852年复活节（燕妮写道），我们的小弗兰西斯卡得了严重的支气管炎。她在生死线上挣扎了三天，忍受了可怕的痛苦。她死了之后，我们离开了在后面房间里的她小小的身体，到了前面的房间，在地板上支起了床。我们把其他三个孩子放下来，我们都为天使般的孩子哭泣，她那生动、无生命的身体就在隔壁。我们心爱孩子的死正发生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的德国朋友们正好在那时不能帮助我们。厄内斯特-琼斯，他那时经常长时间地来访，答应要帮助我们，可是他什么也没有给我们带来……我内心感到痛苦，匆忙到了离我们不远的、常到我们这里来的一位法国移民那里，请求他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我们。他立刻以最友善的同情给了我两英镑。这些钱被用来买了棺材，我的孩子现在正安静地躺在那里。她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没有摇篮，长时间没有最后休息的地方。我们心情沉重地看着她进了坟墓。
这种境况下，毫不奇怪，燕妮身体和精神的源泉正在迅速耗竭。1852年这一年在很多方面都是第恩街岁月中最糟糕的一年，燕妮经常躺在床上，消瘦、咳嗽，她依据医生的嘱咐，喝了很多葡萄酒。恩格斯为能使她到乡村度假曾竭力筹钱，但直到秋天，她仍连续数天地躺在床上，每小时喝一勺白兰地。两年后，她再一次生病了，但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因为医生的处方只能使她的病情更重。
由于燕妮承担了马克思秘书的职务，所以这些病也阻碍了马克思的工作。的确，她曾经参加了马克思所有的活动。她作为一名观察者参加他的会议，挑选她认为他可能感兴趣的报纸上的文章，当他离开的时候照料出版方面的琐碎的事情。作为他的秘书，她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写信、整齐地为报纸誊写文章（他的笔迹难以辨认）以及保存他寄送杂志的详细记录。她以自己的秘书角色而骄傲，后来写道：“我回忆起在他的一点研究工作中，为他誊写潦草文章的日子，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对于财政事务，燕妮也积极主动:她写了无数封求援信；对付围困在家里的债权人；她甚至在1850年8月由于“对第五个孩子出生的前景和未来感到绝望”，单独到马克思的叔叔，一位荷兰商人那里去了一次。然而，新近的革命剧变对商业是不利的，老人没有心情帮助他古怪的侄子，因此燕妮空手而归。
她的脾气变得难以捉摸，而且极易走向极端。马克思写信给她：“我知道你的性情是多么地善变而能给你的新生活带来的好消息是多么少”。“性情善变”是马克思描述燕妮性格最喜欢用的词；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感到越来越难以沉浸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中了。1850年夏天，马克思写信给魏德迈：“不要为我妻子那些激动的信生气。她给孩子喂奶，而我们这里的处境又格外艰难，忍耐不住是有情可原的。”1850年11月，燕妮的第一个孩子死了，她精神几乎“发狂”，并且“极度紧张”。接下来的一年中，马克思描述她生病“与其说是身体的原因，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原因”。几个月后，他写信给恩格斯：
第五部分 伦敦 三 第恩街的生活(3)
……流不尽的眼泪使我整夜烦恼和生气……我感到对不起我的妻子。主要的负担都落在她的身上，实际上，她是对的。工作应该比婚姻更多产。尽管如此，你该记得，我生来就缺乏耐性，甚至有些严厉，所以常常不够冷静。
1854年，马克思谈到“妻子的境况很危险”；这一年她又卧床了，部分是由于“生气，因为威武的医生弗罗恩德又用讨债来轰击我们”。第二年，“由于精神上的刺激，我的妻子一星期以来比任何时候都病得厉害”。
当然，很多家务由海伦-德穆特承担起来了。李卜克内西写道，那时的她：“二十七岁，并不美丽，但由于相当愉快的特征而显得好看。她不乏爱慕者，很可能挑来挑去。”她在马克思家庭的很多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海伦是专制者，而马克思夫人是女主人。马克思像温顺的羔羊一样服从于这种专制。”
燕妮在其自传中写道：“1851年初夏，发生了一件我不愿在这里详述的事情，虽然这件事极大地增加了我和其他人的痛苦”。这件事就是马克思的私生子弗雷德里克的出世，母亲是海伦-德穆特。这件事保密得很好，马克思家庭存留下来的资料都经过认真的审读，删掉了与之相关的一切内容，只是最近偶然发现的一封信使才这件事情暴露了出来。这封信是路易莎-弗赖贝格尔（卡尔-考茨基的第一个妻子）写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路易莎-弗赖贝格尔与海伦-德穆特关系亲密，在后者临死之际，一直替恩格斯照看房子。按照她的说法，恩格斯曾接受了他和弗雷德里克的父子关系，因此“使马克思获免家庭的窘困和冲突”。但是，如果他由于对“儿子”不公正而受到起诉的话，他给了路易莎-弗赖贝格尔揭示真相的权利。他甚至在临去世之前的床上，把这件事情告诉给了心绪纷乱的爱琳娜，当时由于他不能说话了，就把它写在了石板上。这个秘密只有（马克思的）家庭和一两个朋友知道。这个孩子马上被送到了他的养父母那里，与马克思一家一直没有任何联系，只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才开始了和母亲的来往。路易莎-弗赖贝格尔写道：
他定期每周来看望她；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他从来不从前门进来，而总是从厨房进来。而当我进来的时候，他仍然不走，我才确信他有着一个来访者所有的权利……
对马克思来说，他经常面临着与妻子（她心怀强烈的嫉妒）的分离：他不爱这个孩子；他不敢对他做出什么事情，否则就会承受太大的流言飞语；这个孩子作为付费的客人送到了路易莎夫人那里（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她写了她的名字），而他的名字也是从养母那里而来的；只是在尼姆去世之后，才从了德穆特的名字。
这封信有着公认的无可置疑的可信性。弗雷德里克-德穆特的出生证明上写的1851年6月，这份证明保存在萨默塞特郡议院。填父亲名字的那一栏空着，母亲的名字填的是海伦-德穆特，出生地写的是第恩街28号。虽然有关这件事只有这么少的细节保留下来，但似乎是保持体面的必要性和对于难以避免的流言的担心，才促使燕妮的精神日益紧张。孩子出生后5个星期，在登记后的那一天，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中写道：“我的敌人……散布一些无法形容的谰言诬蔑我”，接着说：“……我的妻子正在生病，她从早到晚为极无乐趣的日常生活操劳，神经系统遭受折磨，当民主派瘟疫的阴沟里的臭气通过愚蠢的造谣者日复一日地传到她那里的时候，她是不会好过的。某些人在这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冒失常常是简直难以置信的”。
马克思认为自己是“一个坚强的人”。对于他，燕妮1850年写道：“他即使在最为困苦的时候也从未失去过对未来的信心和愉快的性情”。但他与恩格斯的通信表明了他并不总是如此平静地接受了这些麻烦。1852年，他写道：“当我看到我的妻子十分痛苦，而又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我情愿把灵魂预售给魔鬼”。两年后，他写道：“想到这些琐事没有尽头，我有时非常生气”。一封燕妮在曼彻斯特写给马克思的没有日期的信，可以显示出有时候她的精神状态沮丧到什么程度：“当我坐在这里的时候，我的心都要碎了。卡尔，现在是最糟糕的时刻……我坐在这里，几乎流下泪来。我找不到帮助。我的脑袋正被裂扯。一周来，我一直在打起精神，而现在我不再能够这样了……”
尽管有着这一切困难，他们彼此的认同和深爱仍在继续。1852年，当马克思待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时，在给燕妮的信中写道：
我亲爱的：
你的信使我非常高兴。你根本不应该总是不好意思把什么事都告诉我。如果可怜的你，不得不在实际上身受这一切的话，那末正义要求我至少在思想上同你一起经受一切痛苦……我相信就在这个星期，或者最迟在下星期一，你还可以收到五英镑。
1856年他又在曼彻斯特给燕妮（当时她在特利尔）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不论在情感上还是在语言上都成为保存下来的他给妻子极少信件中的颇为引人注目的信。这封信很长，下面是几段摘录：
我的亲爱的：
……你好像真的在我的面前，我衷心珍爱你，自顶至踵地吻你，跪倒在你的跟前，叹息着说：“我爱您，夫人！”事实上，我对你的爱情胜过威尼斯的摩尔人的爱情。撒谎和空虚的世界对人的看法也是虚伪而表面的。无数诽谤我、诬蔑我的敌人中有谁曾骂过我适合在某个二流戏院扮演头等情人的角色呢？但事实如此。要是这些坏蛋稍微有点幽默的话，他们会在一边画上“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另一边画上我拜倒在你的脚前。请看看这幅画，再看看那幅画，——他们会题上这么一句。但是这些坏蛋是笨蛋，而且将永远都是笨蛋。
……然而爱情，不是对费尔巴哈的“人”的爱，不是对摩莱肖特的“物质的交换”的爱，不是对无产阶级的爱，而是对亲爱的即对你的爱，使一个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
诚然，世间有许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哪里还能找到一副容颜，它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处皱纹，能引起我的生命中的最强烈而美好的回忆？甚至我的无限的悲痛，我的无可挽回的损失，我都能从你的可爱的容颜中看出，而当我遍吻你那亲爱的面庞的时候，我也就能克制这种悲痛。“在她的拥抱中埋葬，因她的亲吻而复活”，这正是你的拥抱和亲吻。我既不需要婆罗门和毕达哥拉斯的转生学说，也不需要基督教的复活学说。
对马克思和燕妮来说，他们在第恩街遭受的最具有决定性的和最严厉的打击是1855年4月他们唯一的8岁儿子的去世，埃德加尔，他们给他的昵称是“穆希”或者“小飞虫”。他“极具天赋，但从他出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生病——一个真正令人难过的孩子，孩子灿烂的眼睛和充满希望的脑袋与他虚弱的身体相比是太大了”。他最后得的病是一种肺病，疾病持续了整个3月份。看起来4月初是具有毁灭性的，6号，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可怜的穆希已经不在世了。今天五六点钟的时候他在我的怀中睡着了（真正睡着了）。”李卜克内西记下了这一幕：
母亲默默地流着泪，俯在死去的孩子身上；琳蘅在她旁边抽泣着；马克思处于极度可怕的焦躁之中，他近乎愤怒，拒绝一切安慰；两个女孩子偎依在妈妈身上静静地哭着；母亲痉挛性地紧紧抱住她们，好像是用拥紧来保护她们免受已经夺去了她的儿子的死神的袭击。
第五部分 伦敦 三 第恩街的生活(4)
尽管在曼彻斯特有过一个度假，而且由于燕妮继承的财产，新的生活局面也打开了，但悲伤仍在。7月底，马克思写信给拉萨尔：
培根说，真正杰出的人物，同自然界和世界的联系是这样多，他们感到兴趣的对象是这样广，以致他们能够轻松地经受任何损失。我不属于这样的杰出人物。我的孩子的死震动了我的心灵深处，我对这个损失的感受仍像第一天那样的强烈。我可怜的妻子也是万分悲痛。
几年后，马克思再次回到索荷这个地方，仍有心碎的记忆。
困境并没有阻挡他把家门打开：
你要接受以最为友好的（一个拜访者写道）和最为真诚的方式送给你的点心和烟草，还有其他可能有用的；你最终还要接受我热情友好的谈话来面对你所遭遇的一切家庭困境，这样会使烦恼变得可以忍受一些。最后你会逐渐习惯这个伙伴，感到他有趣并富有活力。
双方家庭和第恩街都似乎没有任何联系——除了马克思的妹妹路易莎和与她在特利尔刚刚结婚的荷兰人。但是不断地有流水般的其他拜访者，哈尼和他的妻子厄内斯特-琼斯、弗莱里格拉特和他的妻子以及威廉-沃尔弗是所有的经常来访者。最经常来的是马克思喜欢的、进行鼓励的一群年轻伙伴。这群年轻人中一个是厄内斯特-德朗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个创建者，也曾在《新莱茵报》工作；他偶尔帮马克思做些秘书工作，但后来转向商业，退出了活跃的政坛。另外，还有康拉德-施拉姆，他曾与维利希决斗，虽然马克思1851年由于施拉姆不愿意交还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资料与之发生了争吵；在施拉姆不久移居美国之后他们就失去了联系。一位更为经常的来访者——有时几乎是每天拜访——是威廉-李卜克内西，学习哲学的年轻学生，曾参加1849年巴登起义的战斗，接着经由瑞士逃至英国。他对燕妮有着深深的（如果是还带着羞怯的话）仰慕（他母亲在他3岁的时候去世了），并乐于做燕妮的听差，照顾孩子们，还怀着极大的顺从总体上吸收马克思的思想，这种顺从程度比他后来60年代和70年代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时要大得多。最后是威廉-皮佩尔，一位25岁左右的年轻人，曾在德国学习语言，50年代初他有时连续几星期地和马克思待在一起（如果他不去找妓女或者做家庭教师的话）。他曾担任马克思的秘书，把《哲学的贫困》翻译成令人厌倦的英语。他毫无灵活性，致使燕妮心烦；做事不老练，在马克思房间中对费尔巴哈的讨论中，甚至把卡尔-布兰德的夫人弄哭了。马克思认为他有“教条主义者的味道”，对他的校长腔调感到遗憾，并苦于他试图玩“现代”音乐。尽管有这些事情，马克思仍然为他提供吃、住，帮助他战胜疾病，让恩格斯借钱给他，甚至有几次他自己还借一些钱给他。无论马克思是多么不愿接受思想上的或政党的反对意见，但在他与这些比较年轻的朋友的交往中，他常常还是愉快、容忍甚至是大度的。
对于私人关系的处理，马克思有着极大的灵活性和宽容性。他愿意因为朋友们的缺点向恩格斯解释道歉，并给魏德迈出主意如何与弗莱里格拉特和沃尔弗相处。他对朋友罗兰特-丹尼尔斯（科伦审判中的被告）的妻子表现了很大的关心，组织丹尼尔斯的英国朋友给她写信，并在丹尼尔斯1855年临死的时候给她写了一封很感人的慰问信。马克思甚至典当了燕妮的最后一件大衣，帮助病中的埃卡留斯。
当然，马克思最珍视的是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友谊。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晚些时候伦敦分别以后，20年来，他们一直是保持频繁通信，平均每隔一天就通信一次。虽然这些信件到目前为止构成了考察马克思这些年生活情况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但也并不完整:这些信件在恩格斯去世之后已经经过详细筛选，去掉了任何可能给家庭或朋友带来困境的信件（例如有关弗雷德里克-德穆特的信件）。因此现在保存下来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通信都显示了两人之间温暖的友谊，遗失的几乎所有信件部分是由于后来的这次筛选，部分也由于这样一件事实，即两人（尤其是50年代早期）怀疑当局截取了他们的信件。
恩格斯1850年移居曼彻斯特，开始了他前8年离开这里的生活。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的分裂以及《新莱茵报》的倒闭使他能够继续待在伦敦的主要原因不存在了；他必须自谋生活；他对母亲十分依恋，她敦促他至少在表面上与父亲进行和解。由于欧门和恩格斯公司的曼彻斯特分公司没有恩格斯家庭的代表，所以，他父亲同意他在那里以家庭股东的身份做事。父亲刚开始时是勉强同意，但在派儿子去加尔各答和美国的计划失败之后，以及在恩格斯在他给巴门回的报告中表现出了他的经商才能之后，就变得热情了。1851年初，他的境况比较稳定，虽然还是有一些困难。
困难在于，必须取得在与欧门的关系上作为我的老头的代表的正式地位，而在这里公司内部仍不担任负有工作责任和领取公司薪水的任何正式职务。我还是希望能实现这一点；我的营业信件得到我的老头的赞赏，所以他把我愿意留在这里看作是最大的牺牲。
当他的父亲1851年7月来到英国时，问题得到双方的满意解决：恩格斯将在曼彻斯特至少待3年。后来他估计在那里第一年至少收入超过230英镑。他父亲在第二年的每年审查中，与合伙人签订了新的合同，给儿子增加了部分利润。到第十年末，恩格斯的收入每年超过1000英镑。恩格斯，正如马克思评论道，在钱的问题上是“非常严格的”，这些钱使他能够在对待整个“马克思党”的问题上代替了荷兰的叔父。德朗克从他那里接受了钱，皮佩尔也是；李卜克内西用恩格斯的钱装备了一套新衣服，穿着它申请了家庭教师的职位。但是这个社交宠儿的钱给了马克思:数年间，恩格斯给马克思的钱好像超过了他给自己的花费。这些钱（有时是通过汇票寄过去，有时是1英镑或者5英镑的半截，在不同的信中分开寄去），常常是把对金钱不感兴趣的马克思从彻底的灾难中解救出来。有一次燕妮写道：“卡尔听到盼望已久的邮递员的重复敲门声，高兴得不得了。‘这一定是弗雷德里克，——两英镑得救了！’——他提高嗓门说。”结果，恩格斯感到收支难以平衡，1853年写信给马克思：
改革我的私人开支是刻不容缓的了，一两个星期以后我要搬出这所住宅，搬到比较便宜的住宅里去，同时改用较清淡的饮料……天知道，去年我花掉了我的老头的此地营业利润的一半。当我的老头快要来的时候，我们就搬到漂亮的住宅去，买一些上等雪茄和酒等等，以壮观瞻。生活就是这样。
第五部分 伦敦 三 第恩街的生活(5)
虽然，正如恩格斯以前就发现的，英国自由贸易中心可以提供有利之点，以此可以观察经济的发展，但他更愿意去其他地方。哈尼宣称他宁愿在伦敦流浪也不愿居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经常抱怨他孤独无聊。尽管他1852年初计划与马克思全家一起搬到新布赖顿码头，1854年又计划作为《每日新闻》的军事记者搬到伦敦，但他还是一直在曼彻斯特囚禁了20年。有几个共产主义者朋友拜访过他:维尔特为他的公司广泛周游；德朗克在拉德福立住了身；最重要的是，马克思每年来一次，甚至两次——有时连续待几个星期。由于玛丽-白恩士，他又获得了新的生活，虽然出于“体面”，他不能与她生活在一起。为欧门恩格斯公司所做的工作没有使恩格斯丢掉更为重要的事情：办公室一整天的工作之后，他常常学习语言、军事科学（因此他获得了“将军”的绰号）以及替马克思写文章。
恩格斯的性格很多方面与马克思截然相反:他热情、乐观、平和，生命中洋溢着愉快，并且有着所有关于酒和女人的良好欣赏力的美名。他对朋友忠诚、忍让、无私；思维敏捷、清晰，能够把深奥和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有时是过分简单化了）。在与马克思所有保存下来的通信中，恩格斯只有一次好像责备了马克思，这是由于马克思冷淡地接受了玛丽-白恩士去世的消息。整个信件很没有感情。虽然马克思有时对恩格斯的沉默感到愤怒，但真正责备的信件只有一次：马克思由于一本书与威廉-沃尔弗（其绰号是“鲁普斯”）发生了争吵，原因是沃尔弗说马克思借了这本书但没有还。当与恩格斯的交流变少的时候，马克思会暗示说恩格斯把他放在了沃尔弗和德朗克的后面：
至少这是你现在惯用的方法，自鲁普斯先生迁居曼彻斯特以来，你在涉及我同这两位先生的私人关系的一切事情上就惊人地一贯采用了这种方法。为了使我们的通信不致降到单纯的电报往来，最好我们两人今后完全不要在话里涉及你那里的朋友和受保护者。
当恩格斯安慰地回了信之后，马克思写道：
你知道，每个人有时都有他自己的怪癖和《nihilhumani》［“人所具有的”］东西，等等。关于“秘密活动”和诸如此类的胡说，我自然从来没有想过。我的一些忌妒，你已经习惯了，实际上使我生气的是，我们现在不能同生活，同工作，同谈笑，而你的那些“受保护者”却能很方便地同你在一起。
对马克思来说，把对一场巨大灾难的感受写下来是很有必要的。当1855年他儿子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他给恩格斯写道：“我真不知道怎样来感谢你替我工作而给予我的友好帮助，感谢你对孩子的关怀。”之后不久，他写道：“在这些日子里，我之所以能忍受这一切可怕的痛苦，是因为时刻想念着你，想念着你的友谊，时刻希望我们两人还要在世间共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恩格斯与马克思家庭的其他成员也有着良好的密切关系：他不时地写信给燕妮，作为礼物给她寄去棉制物品；对于孩子们，他是非常受欢迎的“恩格斯叔叔”。但有时候，马克思的确是责备了恩格斯——尤其是对燕妮责备恩格斯。马克思去世之后，他的女儿劳拉和爱琳娜删除并毁掉了她们父母之间可能会给恩格斯带来伤害的那些信件。
第五部分 伦敦 四 继续研究经济学
鉴于马克思的家庭境况，他还能进行严肃认真的工作是令人惊奇的。他的一个避风港是英国博物馆；他在家记录、整理在那里得到的资料。他的工作习惯不再像他在布鲁塞尔时那样有规律，这从普鲁士政府暗探的一份报告中可以看出来：
在个人生活上，他极度没有条理、愤世嫉俗，是一个糟糕的家庭主人。他过着一种真正的吉卜赛人的生活。他极少清洗、修饰、换衣服；常常醉酒。虽然他经常一连几天都无所事事，但当他有大量工作的时候又会毫不疲倦夜以继日地去做。他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常常通宵达旦，然后中午就和衣躺在沙发上，一直睡到晚上，整个世界的运转都打扰不了这个房间。
爱琳娜写下了她曾听到的在第恩街前面的房子里的情形，“孩子们把椅子摞起来，代表马车，马克思就是马车上被驾驭的马，甚至在他坐在桌边写作的时候也被‘鞭打’”。
尽管有这些干扰，马克思还是开始他经济学著作的基础性工作了，进行了大量的高质量的新闻写作。1850—1851年间，马克思长时间地在英国博物馆，重新开始了1844年巴黎期间以后被迫放下的经济学研究。在《评论》的文章里，他已经分析了从下列现象中得出的一些历史和政治结论，即1848年革命的失败，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循环和随之而来的1843—1845年的过度投机，1846—1847年的金融恐慌，以及1848—1850年英国和法国危机的克服。对1848年革命分析的结果并没有减少马克思对下次革命爆发的乐观态度，而且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革命才可能爆发。50年代初，马克思和其他在伦敦的德国逃亡者一样，相信革命就要来临。在1849年12月一封给魏德迈的信中，他概述了自己的立场：
大陆上另一个还没有明朗化的事件，就是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大危机即将到来。如果大陆上的革命延迟到这个危机爆发的时候，那末，英国也许一开始就会成为（即使不是出于本意）革命大陆的同盟者。我认为，革命过早爆发（除非它是直接由俄国的干涉所引起），是一种不幸……
1850年晚些时候，马克思确实深信的事情是商业和金融危机将是革命不可避免的前提条件。因此他不断地观察这一迫近的危机产生的征兆——他发现了大量的迹象。1850年他就已经认为：“如果开始于1848年的新的工业发展周期走着与1843—1847年相同道路的话，危机将在1852年爆发”；他准确地推理出了危机产生的迹象。1851年12月，他写道:“据恩格斯对我讲，现在西蒂区的商人也同意我们的看法:由于各种事件……而被抑制的危机，最迟在明年秋天一定爆发。”1852年2月，他说：“商业危机越来越逼近，它的最初的征候在这里已经到处可见”。几个星期后，他说：“由于出现了特殊情况——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以及英国人的商业渗入东印度的旁遮普、信德和不久前占领的其他地区——危机可能推迟到1853年。然而危机一旦爆发，就会是非常厉害的。”1853年9月，他说：“我认为，商业萧条将在春季开始，像1847年那样”。马克思预料这一时刻，正像上次一样，首先发生在法国，（他1853年10月认为）“那里……要爆发一场灾难”。1855年海德公园的游行示威使他认为克里木战争可能会推动英国危机的爆发，那里“一切正在酝酿和沸腾”。对于德国他很谨慎，担心莱茵地区可能会爆发起义，将不得不向国外求助，这样他们看来就有背叛祖国的味道。1856年春天，他写信给恩格斯：“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他在这些事情上的预言被朋友们取乐：威廉-沃尔弗实际上就这些预言打了赌。李卜克内西写道：“只是在关于商业危机的话题上……他落为预言的顽童，自然受到了我们强烈的嘲笑，这使他极为愤怒”。
一方面，马克思不愿看到危机在他面前无限期地衰退下去：危机将会使他完成经济学巨著。1852年8月，他写信给恩格斯说：“革命可能比我们预想的来得早”。恩格斯回信表示同意：危机“可能还要拖到1854年。我承认，我希望还有一年的时间来啃书本，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在英国博物馆，马克思开始的研究是关于流通和地租这两个问题，之所以研究这两个问题，是由于他持有这样的观点：在法国，1848年革命的主要受益者曾一度是金融贵族，而在英国，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则存在于工业资产阶级和大批的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斗争。马克思注意了到法国银行稀有金属的积累以及随之而来的它所控制的信贷的扩大。对于英国，他注意驳斥了李嘉图的这种理论，即认为如果谷物的价格没有上涨的话，土地的收入必然会下降。他认为通观英国之前50年的情况，这种观点毫无疑问是错误的，而且科学和工业的进步可以扭转收入下降的自然发展趋势。
1851年间，马克思如饥似渴地阅读。1月，他研读稀有金属、货币和信贷方面的著作；2月，研读休谟、洛克的经济学著作和更多的货币方面的著作；3月，研读李嘉图、亚当-斯密和流通方面的著作；4月，继续研读李嘉图和货币方面的著作；5月，研读凯里、马尔萨斯和经济学原理著作；6月，研读价值、财富和经济学著作；7月，研读工厂制度和农业收入方面的著作；8月，研读人口、殖民和罗马社会经济学著作；秋天，研读银行、农学和技术方面的著作。总之，马克思在笔记本上写满了从大约80位作者的著作中摘录的大段大段的文字，而阅读的著作还要更多。这种研读直接服务于他要完成的经济学著作。1851年1月，恩格斯就已经敦促马克思“赶快完成并出版你的经济学著作”。4月，马克思写道：
……再有大约五个星期我就可以把这整个的经济学的玩意儿干完。搞完这个以后，我将在家里研究经济学，而在博物馆里搞别的科学。这开始使我感到厌烦了。实际上，这门科学从亚-斯密和大-李嘉图时代就没有什么进展，虽然在个别的常常是极其精巧的研究方面作了不少事情。
马克思朋友们热切地等待着这本著作的问世。5月份，拉萨尔写道：“我听说你的经济学著作终于要完成了……我将热切地思考摆在我桌子上的把李嘉图变成社会主义者和把黑格尔变成经济学家的三卷本巨著”。然而，熟知他的朋友恩格斯说：“只要你还没有读你认为很重要的书，你是不会开始写作的”。而6月份，马克思仍然很乐观，他在给魏德迈的信中写道：“从早晨九点到晚上七点，我通常是在英国博物馆里。我正在研究的材料多得要命，虽然竭尽一切力量，还是不能在六至八个星期之内结束这一工作。”虽然他意识到“无论如何应当在某一天把它结束”，但1851年7月，蒲鲁东的新书《十九世纪革命的整体观念》到了他手里，他立刻转移精力对这本书的内容进行批判。虽然蒲鲁东的这本著作是反雅各宾主义的，但在马克思看来它只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现象而没有揭示它的实质。
然而，10月，弗莱里格拉特和皮佩尔（他当时正在德国旅行）曾激起了出版商勒文塔尔对马克思著作的兴趣。马克思计划写三卷：“经济学批判”、“社会主义”和“经济思想史”。勒文塔尔希望先出版最后一卷，看看销路如何。恩格斯敦促马克思接受这一建议，但要把历史部分扩充为两卷：
……第三卷可以出《社会主义者》，第四卷出《批判》——《批判》之外可能剩下的东西——和已经非常有名的“正面的东西”，即你“本来”想写的东西……对于多少能思考问题的人来说，有前几卷的暗示，反蒲鲁东和《宣言》，就足以把他们引上正路了；至于普通的购买者和读者，如果在第一卷中就已经发现了大秘密，对历史等等就不会再感兴趣；正像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说的那样，他们读一下《序言》，一般东西那里全有了。
恩格斯建议马克思把“历史”部分拉长使这部著作厚一些，他直率地告诉马克思：“这一次可得要讲点生意经！”12月初发生了波拿巴政变，这使恩格斯预料到了勒文塔尔方面出现的麻烦，虽然马克思与这位出版商的友好联系一直持续到第二年，但仍然是任何东西都没有谈成。连金克尔都非常急切地要从马克思的“经济学”中得到“积极的基础”，拉萨尔建议创建一个公司，发行股份资助出版，但马克思怀疑这样的冒险是否能够成功，他无论如何也不希望把自己的窘困公之于众。1852年1月，“由于在德国的失败”，他写信请魏德迈给他在美国找一个出版商。此时，他已经放弃了“经济学”的写作。1852年夏天他做了一个短时期的笔记；怀着最后的希望，他把书稿方案交给了出版商布罗克豪斯，书的题目是《1830年至1852年的英国现代政治经济学文献》。布罗克豪斯拒绝了。马克思顶住贫困的压力，坚持《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写作，并由于新闻约稿的增加，他的“经济学”搁置了数年。
第五部分 伦敦 五 新闻工作
“经常给报纸写乱七八糟的东西已经使我厌烦。这占去我许多时间，分散注意力，而到头来一事无成。不管你怎样力求不受限制，总还是被报纸及其读者捆住了手脚，特别是像我这样需要拿现金的人。纯粹的科学工作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是马克思1853年9月对于他的新闻工作的看法，当时他已经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一年了。马克思是应执行编辑查理-德纳之邀撰稿的。德纳有着坚强的独立性格:他在父亲破产和母亲去世后由叔伯养大，凭着自己的力量进入了哈佛，但由于没钱，一年后被迫辍学。1841年，他在小溪农庄公社（该处提倡傅立叶主义）加入了“空想共产村庄”团体，当时他在那里是极为活跃的成员之一。当“空想共产村庄”被大火焚毁后，德纳被霍拉斯-格里利聘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纽约每日论坛报》创建于1841年，有着引人注目的影响力，《每周论坛报》对日报进行汇编，在美国有200000份的发行量。该报的策略是受到格里利启发，立场惊人地激进：它大量地报道傅立叶派的思想，赞成禁酒，支持保护国内工业的制度（至少有一段时期是这样），反对死刑和奴隶制。这种相当奇怪的矛盾立场引起了马克思的蔑视：
《论坛报》当然竭力替凯里的这本书吹嘘。它们二者确实有共同点，它们在西斯蒙第的博爱主义社会主义的反工业化的形式下，替美国的主张实行保护关税的资产阶级即工业资产阶级说话。《论坛报》虽然大谈各种“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空话，却能够成为美国的“第一流报纸”，其秘密也就在于此。
德纳1848年在科伦曾与马克思见过面，并对马克思留有深刻印象。1851年8月，他请马克思担任《纽约每日论坛报》18名国外记者之一，请他写了系列德国时事文章。马克思仍然想着完成他的《经济学》，还不能写出流畅的英文，于是在同一封信中关于报纸的提议他对恩格斯说：“如果你能用英文写一篇关于德国局势的文章，在星期五早晨……以前寄给我，那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一周以后，他写道:“至于《纽约论坛报》的事，我由于搞政治经济学忙得要命，现在需要你的帮助。请你写一些关于1848年以来的德国的文章，要写得俏皮而不拘束。这些先生们在外国栏中是非常大胆的。”恩格斯答应了，10月份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了第一篇文章。文章共发表了18篇（都是由恩格斯写的），并获得了巨大成功。“得知（你的文章）正在被大批的人满意地阅读，并被广泛地抄来抄去，这或许会使你感到高兴。”作者署名的秘密被很好地保存了。《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署名作者是马克思，数年中文章被多次重印。
1852年4月，德纳请马克思定期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英语文章。马克思在德国写作，把草稿寄给恩格斯翻译。但1853年1月，他写信给恩格斯说：“我第一次冒险给德纳用英语写文章”。同年，由于与俄国的关系变得紧张，马克思扩大了他的主题，不久写作就涉及了世界政治的各个方面。他的文章得到极高的评价。1853年1月，其稿费增加到了每篇文章两英镑。当时的一位作家说德纳定期地“陷入了‘卡尔-马克思’或‘巴黎的一个美国人’的读物之中”。1854年初，马克思经由德纳得到了美国杂志提供的一个机会，即写一些康德以来的德国哲学史的文章。文章要“辛辣而又能引起兴趣”，而且“不包括任何有损该国宗教感情的东西”。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如果他们在一起，可能会赚到钱，而他“一个人可不敢冒险干这项工作”，但事情没有继续下去。同年，马克思和《纽约每日论坛报》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了：德纳经常删减马克思的文章，有时把文章的第一段作为社论，其余部分独立刊登，并且不署名。《纽约每日论坛报》总共有165篇社论摘录自马克思的文章，虽然事实上德纳喜欢的这些文章（他并不知道）是出自于恩格斯之手。马克思坚持认为要么全部署名，要么全部都不署名。1855年以后，所有刊登的文章都没有署名。1853年，《纽约每日论坛报》刊登了马克思80篇文章，1854年也大概是这个数目，1855年只有40篇，1856年是24篇。1857年初，马克思威胁说既然《纽约每日论坛报》对于斯拉夫语言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而刊登他的文章这么少，那么他要给另一家报纸撰稿了：于是德纳答应不论是否刊登，每星期都要给他一篇文章的稿酬。
1857年4月，德纳请马克思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稿。该书的筹划是乔治-利普利的主意，他是德纳从小溪农庄公社时期就开始结交的朋友，是《纽约每日论坛报》事实上的编辑。该书最终成书16卷，有300多名撰稿者，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该书以严谨的客观性为目标。德纳写信给马克思说他写的文章不论是关于政治的、宗教的，还是哲学的问题，都不要包含任何带有偏见的论据。虽然恩格斯认为德纳的建议是“我们一直等了这么久的机会，这可以尽力避免财政上的不足”，计划是集合一些合作者共同工作，但没有实现。请马克思主要撰写的是军事史方面的文章；当恩格斯由于祖辈方面的事情而病倒的时候，这件事严重受阻。马克思对尴尬的推迟不能给出合理的理由，后来竟撒谎说文章可能是在邮寄的过程中丢了。他大部分的稿件写于1857—1858年，但直到1860年底，他也还陆续寄去几篇。每页两美元，这是一笔有益的收入资源。马克思结束撰稿的原因不得而知。总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在《美国新百科全书》中共刊登了67篇，其中51篇是恩格斯写的，但马克思为文章的写作在英国博物馆中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工作。
1857年底，商业危机迫使《纽约每日论坛报》辞退了除了马克思和其他一位记者之外所有的国外记者。1861年，格里利由于受马克思观点的影响，让德纳把他也解雇了。德纳拒绝了，但几个月没有继续刊登他的文章。1861年底和1862年初刊登了几篇，但1862年3月，德纳写信给马克思说美国内战已经占了报纸的所有篇幅，让他不要再寄文章了。《纽约每日论坛报》一共刊登了马克思的文章487篇，其中350篇是他自己写的，125篇是恩格斯写的（大部分是关于军事方面的），12篇是合写的。
马克思的文章不单单是用来谋生的:尽管他对自己的作品评价很低，但仍然一直能写出极富天分的新闻文章，并且，用《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的话来说，他“不仅是……最宝贵的撰稿人之一，而且也是该报报酬最优厚的撰稿人之一”。马克思远离传统新闻资源，因此与其他多数记者相比，较多地利用了官方的报道、统计资料等。此外，他还尽力把大量文章与他“严肃的”研究连在一起，增加了文章的深度。例如，他关于印度的一些新闻文章就几乎逐字地收入了《资本论》。他所持观点强硬，其文章异常冷静客观。在很多领域（例如，在反对反动的欧洲政府上），他完全同意《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立场，并且能强有力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但在分歧的地方，他本人尊重的是直接事实。
虽然马克思开始时完全只写关于英格兰的文章（他对其情况格外熟悉），但到1853年，他也写关于欧洲的文章，其中写的最多的主题是克里米亚战争即将爆发。对此，马克思广泛地注意了维护西欧文明价值，正如1789年及其后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所持的观点，他驳斥了俄国“亚洲的原始状态”。他几乎是病态地仇恨俄国，致使他有着认为帕麦斯顿是俄国外交工具这一奇怪的观点，并提议要“揭露”（正如他在一系列文章中所说的）帕麦斯顿表里不一的行为。这些文章中一些是为《自由新闻》写的，该报由浪漫主义保守派政治家戴维-乌尔科尔特经营。对于戴维-乌尔科尔特厌恶俄国的观点，马克思描述为“主观地反动”，但“客观地革命”。在给《自由新闻》的撰稿中，马克思特别费精力地批驳了赫尔岑对俄国社会主义者使命的信念以及他的老朋友和同事布鲁诺-鲍威尔的文章——布鲁诺-鲍威尔认为俄国的专制是罗马管理国家本领的复活，是与空洞的西方民主相对立的现存宗教基本原则的体现。这是德纳批评马克思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对法国和俄国的态度上表现了“对美国报纸来说是太过分的德国人的感情”。
马克思还就远东，尤其是印度，写了相当多的文章。总体上，他认为殖民主义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资本主义在灭亡之前必定要遍及整个世界。正像西方的工业化一样，它同时有着进步性和巨大的破坏性。他写道：“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在马克思看来，亚洲没有自己的历史，情况更是如此。之所以这样认为，是由于其生产方式与西方不同：要组织广大民众满意地进行农田灌溉，这种必要性已经导致了高度集权的政府，这种政府的基础是自给自足的村庄，完全缺乏土地的私有性质。印度唯一的变化是由入侵者带来的，最近的根本变化是英国资本带来的。虽然这些变化对英国没有益处，但终将把印度带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之中。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一 家中的马克思(1)
一个人像我这样在几乎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生活的时间越长，精神生活的圈子就越窄。
——马克思
19世纪70年代期间，马克思的生活变得非常平静。他的家不再是公社流亡者或者英国工会领导人的聚集地。虽然他增强了对陌生人的警惕性——任何一个德国人在经过海伦-德穆特允许进门之前，必须出示书面的合法事由证明，然而，马克思仍然乐于接待同情社会主义的外国人。但日常的拜访是限制在他的家人和马克思喜欢称为他的“科学的朋友”的小圈子。他坚定地拒绝了无数次公开演讲的邀请。他的情绪还是非常平和的，对于公开争论的兴趣大大减弱了。
就是在伦敦的时候对这种文坛上的谎言我也从来是不屑一顾的。要是采取相反的态度，那我就不得不花费我的大部分时间从加利福尼亚起到莫斯科止到处辟谣。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我有时给以迎头痛击，随着年龄而增长的智慧，使人避免徒劳无益地浪费精力。
现在马克思的日常活动相当规律：他喜欢在上午工作，午饭后散步，六点钟吃晚饭，九点钟接待朋友。最经常拜访者是恩格斯。恩格斯在1870年搬到了伦敦，住在瑞琴特公园路一套精美的房子中，离马克思这里步行路程不到十分钟。他常常下午一点到马克思那里，两个朋友要么在马克思的书房里踱来踱去，地毯两条从一个角到另一个角的对角线都有了走出来的痕迹，要么在罕普斯泰德荒原附近散步，如果天气好的话。然而，燕妮仍不能十分乐观地面对她生命中的最后十年：“现在我太老了”，1872年她写信给李卜克内西，“没有多大指望了，但是最近令人悲痛的事件使我感到十分震惊。恐怕我们这些老年人没有很多盼头了，只是期望我们的孩子们过得更好一些。”1875年，马克思一家最后一次搬家，搬到了同一条街上的一栋小一些的优雅的房屋里。虽然马克思仍然不得不十分经常地请恩格斯补充他的零用开支，但过去20年的经济忧虑已经结束了。
女儿们结婚了，因此家庭变大了，联系也不那么紧密了。劳拉和保尔-拉法格在海牙代表大会之后从马德里回来就定居在伦敦。他们没有一个孩子幸存下来:分别出生于1870年和1871年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在婴儿时期就死去了；沙尔-埃蒂耶纳，马克思的第一个外孙（也是依他取的名字），死于马德里，那时他刚三岁。靠药物恢复精神的保尔，在伦敦开了个照相凸版印刷品公司。来自较大公司的竞争和他完全缺乏商业头脑意味着这项事业不可能获得成功。整个70年代，拉法格一家（还非常有派头）都是依靠恩格斯资助生活。
拉法格还要对马克思卷入实际的资本主义活动的一次冒险行为负责。拉法格与勒-穆修合作，后者是一位从公社来的流亡者，也是一位专业镌版工人，曾发明过一种新型的复印机。他们打算一起开发这项专利。还有第三个合作伙伴乔治-穆尔，也是一位雕刻家。拉法格和勒-穆修吵了架，马克思就取代了他的位置和穆修合作，他的股份是由恩格斯支付的。1874年初，马克思关于专利的所有权问题也和勒-穆修发生了争执。为了避免公开的法律官司，他们决定把案件提交给仲裁人弗里德里克-哈里逊来了结。这位仲裁人是比斯利的一位实证主义者朋友，那时正从事律师职业。哈里逊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在他们提供证据之前，我要求他们按规定的仪式，按着《圣经》发誓，因为当时法律要求合法的证词。这大大地惹恼了他们两人。卡尔-马克思抗议道，他永远不会这样侮辱他自己。勒-穆修说没有人曾指控他行为卑劣。他们争论、抗议了半个小时，每个人都拒绝当着另一个人的面首先发誓。最后，我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证人同时“接触《圣经》”，不用说词。在我看来，两个人似乎要从接触《圣经》的污染中缩回，正像歌剧中的梅菲斯托菲勒从十字架缩回一样。当他们开始争论案件的时候，机灵的勒-穆修赢了，因为卡尔-马克思糊里糊涂，支支吾吾。
小燕妮是个热情的亲法者，正像杜西是个热情的亲前爱尔兰者一样。小燕妮仿效劳拉于1872年春天与法国人沙尔-龙格订了婚。在此之前她已经有点爱上普通的公社社员古斯达夫-弗路朗斯了，但后者在围攻时牺牲了。龙格曾活跃于国际工人协会，在协会中他与马克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尽管他有蒲鲁东主义的观点。他曾是公社成员，并担任公社机关报的编辑。和劳拉订婚时一样，这对恋人“眉目传情的眼睛”有同样多的欢乐。龙格试着在马克思家中做了几个法国菜，每个人都很高兴，除了燕妮-马克思。她本想能够改变一下，女儿能选择一个英国人或一个德国人，“而不要选择法国人，自然法国人有其民族素有的各种可爱的品质，但也有其弱点和缺陷……我不能不担心，燕妮作为政治活动家的妻子，也会遭到那种与此分不开的操心和痛苦的命运”。
像大多数法国流亡者一样，龙格身无分文。他是医学学生，并在皇家学院（King'sCollege）谋到了一份暂时的教职。1872年10月中旬，他们在圣潘克拉斯登记处结了婚之后，就搬到牛津了，龙格试图在那里找一份法语家庭教师的工作。但是，他们很快搬回了伦敦，因为燕妮不喜欢“牛津的正统而自大的气氛……它佯为科学之地”，正像她在信中给库格曼写道：
伦敦有莫丹那别墅，在别墅二楼的起居室里，我常常可以找到我亲爱的摩尔。我不能对你表达出和他分离的时候，我感到我是多么孤独。他告诉我他也非常想念我，并说在我不在身边的时候，他总是把自己关在屋里……虽然已经结婚了，但我的心和以前一样一直想念着他所在的地方，对我来说，其他地方的生活不是生活。
小燕妮在当地的一个商人家庭作了家庭教师，教唱歌和演讲课，在此期间，龙格在皇家学院终于获得了讲法语的终身教职。虽然龙格不像拉法格一样与马克思一家很亲近，但小燕妮一直是马克思喜欢的伙伴。她的第一个孩子在幼年时死去，而在她1883年去世之前又生了五个孩子。马克思特别喜欢最大的孩子让（或者琼尼），他称琼尼是他的“掌上明珠”，他喜欢连续几小时地和他一起玩耍，玩着曾和自己的孩子玩过的同样的喧闹的游戏。
因此，在三个女儿中，只有爱琳娜没有结婚。在龙格追求燕妮的时候，爱琳娜深深依恋着普罗斯比尔-奥利维耶-利沙加勒，一位华而不实的法国巴斯克人，34岁，正好是她年龄的两倍。他是一名新闻记者，在公社中很活跃，单独一人保卫了最后一道需要守住的街垒。但他太过于个人主义了，不拥护任何一个政治思想派别。拉法格一家故意怠慢坚持不懈的利沙加勒。爱琳娜写信给姐姐燕妮说：
昨天晚上利沙又来了……劳拉和拉法格又一次和每一个人握手……独独没有和他握手！他们的行为都非常奇怪。要么利沙加勒是保尔的信中和他自己的行为所表明的完美绅士，所以他应被如此地对待；要么他根本就不是绅士，所以他不应被我们这个或那个人所接受，但就劳拉方面而言，这真的不像是淑女行为，非常令人不舒服。我唯有惊奇利沙加勒毕竟来了。
马克思也不喜欢这种结合，拒绝提到任何“订婚”的事。爱琳娜说他对利沙加勒不公平，但正如他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
我只要求他不是讲空话，而是提出证据来说明他比自己的名声更好些，从而可以有一定的理由去信赖他。你可以从回信中看出，这个“坚强的人物”是如何行事的。真糟糕，为了孩子，我的举动必须非常温和而慎重。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一 家中的马克思(2)
马克思相信他的干涉将会迫使利沙加勒“强作欢颜”。但是当恩格斯不明智地把马克思的信给燕妮-马克思看的时候，她强烈反对她丈夫的态度。她宣称她是唯一理解女儿的，并默许利沙加勒去布赖顿看爱琳娜，同时一直与她通信，并送成篮的特别食物和衣服给她。
与此同时，爱琳娜一直尽力使自己经济独立。1873年夏天，在两个牧师和马克思40年代的同事老阿尔诺德-卢格的帮助下，她在布赖顿的密西斯-霍尔开办的女子寄宿学校找到了一份教职。但她仍在苦苦想着利沙加勒，她的身体垮下来，不得不回到伦敦。整个1872年，她一直陪着父亲，无论是在家还是去哈罗盖特和卡尔斯巴德。马克思禁止她见利沙加勒，她就请求父亲，这可能发生在1874年中：
我想知道，亲爱的摩尔，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再见到他。见不到他，这是多么痛苦。我一直在尽我最大的努力忍耐，但非常困难。我感到我不能再支持多久了。——我不期盼你说他能够到这里来——我甚至不应该奢望，但我不能偶尔和他一起散会步吗？你让我和吴亭，和弗兰克尔一起出去，为什么不能和他？而且看到我们在一起，没有人会惊奇，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订婚了……
当我在布赖顿病得非常厉害的时候（在我一天晕倒两三次的那一周里），他来看我，每次都让我更坚强、更快乐，也更能担当起我肩膀上的沉重负担。我这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尽管我尽了所有的努力去快乐起来，可是我开始感到如此地悲苦。我可能（活不了）更长时间了。——相信我，亲爱的摩尔，如果我偶尔可以见到他，这对我将比安德森夫人开的所有的药方加在一起都更有益处——由于经历过，我知道。
年底，她恢复了健康（马克思曾把她的病情很大程度上归结为歇斯底里），并且继续与利沙加勒愉快地通信。利沙加勒喜欢称她为“我的小妇人”。马克思后来似乎放松了对爱琳娜的限制，因为1875年和1876年爱琳娜在新闻写作和出版计划上一直在帮助利沙加勒。她把利沙加勒的杰作《公社历史》从头到尾地翻译成了英文，该书1876年在法国出版，马克思在该书的校对翻译稿上提供了大量的帮助。但当政府的特赦使得利沙加勒1880年可以返回巴黎时，爱琳娜没有跟随他。这些年间，爱琳娜事务缠身，与父亲疏远了，和母亲的情况甚至更糟：
在这些常年困苦的时间里，我和父亲之间有一片阴影……然而我们之间的爱永远是一样的，无论如何，我们永远彼此信任。母亲和我彼此深爱，但她不像父亲那样了解我。在我的生命中，最为痛苦的事情之一是我的母亲去世了，想到尽管我们怀着所有的爱，我曾倔强和不近人情，但我永远不会认为：为了不让她和父亲难过，我曾牺牲了我最美好的、最新鲜的年华。而父亲，虽然直到将近最后才了解了我，认为他应该信任我——我们的天性如此地相似！……父亲谈到我最大的姐姐和我，说“燕妮最像我，而杜西……就是我”。
为了转移悲痛，爱琳娜投入到了政治活动中：写文章，特别是关于俄国的文章；在伦敦学校委员会选举中替自由思想候选者拉票。她还进行翻译和写纲要的工作，并长时间地待在大英博物馆，在那里她遇见了萧伯纳。当母亲越来越多地因谈话而忽略了客人时，爱琳娜开始承担起招待来访者的女主人角色，一些来访者对她的外貌、活力和政治领悟力都大加赞赏。社会民主联盟的创建者海德门，关于她曾写道：
爱琳娜是她父亲最喜爱的一个，她的外貌已经达到了年轻女孩子和父亲相仿的极致。宽阔的、低矮的前额，乌黑发亮的眼睛，散发光芒的脸庞，快活幽默的笑容，她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犹太风格的鼻子和嘴巴，同时她有着完全和父亲匹敌的自然活力和决断力，有着她能够但还从来没有达到的文学和政治成就的智力——因为她不但是一位敏锐的政治家，也是一位社会学家。可能，她感到自己有点被父亲的天才遮盖了，她无法看到父亲的不足。
19世纪70年代末，爱琳娜努力展开她的戏剧职业，对戏剧的兴趣是从父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马克思一家一直对莎士比亚有着浓厚的兴趣，并成为对其悲剧做新的艺术处理的亨利-厄尔文的狂热推崇者。在爱琳娜的协助下，燕妮-马克思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发表在《法兰克福报》上，以捍卫厄尔文以及他“对莎士比亚特别的、忠实的而又富有创新性地刻画”。爱琳娜是新弗尼瓦尔莎士比亚协会的热心会员，是诸如厄内斯特-雷德福和多莉-梅特兰这些男女演员的朋友。她还是莎士比亚读书俱乐部的会员，这个俱乐部经常在马克思家里举行聚会。这个俱乐部的一个会员玛丽娅-昆敏夫人，这样描写了在一次聚会中的马克思：
他是一位愉快的听众，从来不提出批评，常常能把握到正发生的任何有趣的事情的精神实质，在受到触动的时候，尤其是喜剧，就开始笑，直到笑得眼泪顺颊而下——他在年龄上是最大的，但在精神上却和我们任何一个一样年轻。他忠诚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是一样地自然流露。
然而马克思无论多么喜爱参加俱乐部的活动，他也不赞成女儿以此作为职业，爱琳娜直到1881年7月才公开演出（当时她出现在两部法国独幕剧中）。恩格斯观看了演出，给马克思写道:“杜西在充满激情的场面中演得很出色，但是看得出来，她是在模仿艾伦-特里，就像雷德福模仿厄尔文一样。不过她很快就会改掉这种习惯的。如果她想给观众留下印象，就一定得发展自己的风格，而这一点她自然是能做到的。”虽然由于疾病和父母亲的去世一度中断，但爱琳娜仍然坚持她所追求的目标。最终她与她后来的丈夫爱德华-艾威林一起，为那个时代的戏剧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二 工作(1)
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年代里，马克思几乎没有时间继续他的经济学研究。1871年11月底，迈斯纳告诉他《资本论》第一版已经差不多卖完了，请他（付给500泰勒版税）准备第二版，价格比第一版便宜些，计划以12个独立的小册子发行。马克思为此忙了18个月。最后一个分册直到1873年6月才出版，主要原因是莱比锡发生了长时间的印刷工人罢工。他对第一章作了重大改动，对此他的女儿燕妮说：“他很少这么高兴”。第一个外文译本是俄文，1872年3月出版。这个译本由年轻的民粹主义者罗帕廷开始译，他1870年夏天移居到伦敦，在马克思指导下在英国博物馆开展工作，同时向爱琳娜学习英语。罗帕廷没有完成翻译工作（他为了营救车尔尼雪夫斯基出狱而返回了俄国，这次营救并没有成功）。翻译工作由丹尼尔逊接过来，这是一位羞怯的民粹主义学者。他在从银行工作回来后（他在这家银行工作了50年），常常用晚上的时间进行翻译。有些令人担心的是，沙皇独裁的审查可能会禁止该书，但他们感到这本书如此“艰涩，而且几乎不能理解”，以至于得出结论说:“很少有人愿意读它，理解它的人就更少了”。他们在此犯了一个错误：俄文版比其他任何版本都卖得好，该书被热情地传来传去——有时候包着《新约》书皮。马克思甚至没有时间修改第一章，虽然他愿意这样做。他写信给丹尼尔逊，抱怨国际工人协会要求他做种种事情：“当然，总有一天我会把这项工作全部搞完的，但也有这样的情况，即责任感往往促使你去做那些比起理论的探讨和研究来较少具有吸引力的事情”。
甚至在总委员会1872年迁移到纽约之后，1873年马克思在伦敦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处理未了结的零星事务。1873年秋，他的健康严重恶化。1873—1875年他的确是几乎没有时间做法文版的工作。把《资本论》翻译成法文的计划早在1867年就有了，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地理学家的兄弟埃里-勒克律，在马克思以前的导师莫泽斯-赫斯的帮助下开了一个头，但他很快就放弃了。直到1871年（在不少于其他五位译者试图完成这项工作之后），马克思与罗伊进行了商谈，罗伊作为费尔巴哈的翻译，享有盛誉。他当时是波尔多的一位学校教师。从伦敦来回地邮寄稿子的各个章节部分自然会延缓进度，而罗伊在辨认马克思字迹方面的困难又进一步延长了脱稿时间（他是根据德文第二版的原稿来翻译的）。马克思通过拉法格幸运地被介绍给极其活跃的巴黎出版商莫里斯-拉沙特尔，后者最近曾被流放到瑞士。马克思赞成拉沙特尔的建议，即以分册的形式出版，因为“这种形式会使得著作更容易接近工人阶级，对我来说，这种考虑比其他任何考虑都更为重要”。
1872年2月马克思与拉沙特尔签订了合同。但书要由作者承担出版费用。马克思向他的表兄弟奥古斯特-菲利浦请求经济资助，菲利浦回信说：“如果需要，我作为朋友和亲戚当然愿意帮助你，甚至是在金钱上；但由于你的政治目的和革命目标，我不会那样做。”而罗伊的翻译并没有达到马克思的高标准，他感到自己必须要整句甚至整页地重写，结果第一分册直到1875年5月才刊行——推迟的原因部分由于马克思的健康，部分由于罗伊的缓慢进度，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拉沙特尔在他的这个版本中很希望刊出马克思的照片（这样可以出其不意地抢在俄国出版商前头，俄国出版商的照片被政府禁止刊登，理由是这意味着对马克思人格的过分尊崇）。马克思说，这比他“用法文重写这整部书还要费劲”。他在这个版本的后记中写道：“这个版本具有独立于原书的科学价值，甚至对有能力读德文的读者也是有用的”。
在法文版完成之前，马克思就收到了他的德国和俄国出版商的督促信，要求出版第二卷。1876年10月，恩格斯向库格曼保证说“第二卷的工作日内将重新开始”。两年后，马克思只是模糊地希望第二卷能在“1879年底”完成。1879年4月，马克思在给丹尼尔逊的一封长信中说明了情况。他刚刚得知政治形势恶化将妨碍他的第二卷在德国出版的消息。他几乎是欢迎这个消息的，因为除了健康之外，还有别的原因迫使他延迟。首先，英国正在经历与以往极为不同的经济危机，“因此，必须注视事件的目前进程，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我的意思是‘理论上’”。其次，正如马克思坦率解释的那样，“我不仅从俄国而且也从美国等地得到了大批资料，这使我幸运地得到一个能够继续进行我的研究的‘借口’，而不是最后结束这项研究以便发表”。
丹尼尔逊曾一直给马克思提供大量的俄国自从农奴解放以来的农业经济学著作，这些著作有时使恩格斯和燕妮都激动不已。这个主题占据了马克思的头脑，特别是在1876年和1877年。正像恩格斯所写的，马克思1870年以后，研究“农学，美国的特别是俄国的土地关系，货币市场和银行业，最后，还有自然科学，如地质学和生理学，特别是独立的数学研究，成了这个时期的许多札记本的内容”。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二 工作(2)
对俄国农业发展的研究启发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地租的思想，正如英国工业的发展为第一卷阐述的思想提供了现实例证一样。为能够研究第一手资料，马克思专门学习了俄语。像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时一样，马克思积累了数量庞大的资料，但是此时他缺少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综合的能力和内在动力。在他逝世之后，恩格斯吃惊地发现马克思的稿纸中有超过两立方米的材料全是俄国的统计数字。在这些年中，马克思用他那细小的字体几乎写满了3000页纸——这些手稿几乎全是他的阅读笔记。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变得着迷于这种阅读：他不再有创新的力量，但至少还可以吸收。这样，《资本论》第三卷手稿实际上保留在1864—1865年来的水平。1870年，马克思几乎对第二卷中的一半进行了重写，但以后只做了小部分的添加与修改，因为他意识到，正如他在去世前不久对爱琳娜所说的，恩格斯义不容辞地要为《资本论》“‘做出点什么’来”。马克思一直秘密地进行手稿的工作，任何人都不知道，包括恩格斯。恩格斯后来写信给倍倍尔说“要是我知道的话，就会使他日夜不得安生，直到此书写成并印出来为止。这一点，马克思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事实上，手稿是如此地凌乱，以至于恩格斯只能在马克思逝世之后11年才印行了《资本论》第三卷。
马克思内心本不很情愿完成他的经济学著作，这由于70年代压在他身上的任务分散精神而加强了。他与人合著了两个《资本论》第一卷的缩写本，在德国是和约翰-莫斯特，在荷兰则是和多梅拉-纽文胡斯。他不仅帮助爱琳娜把利沙加勒的书翻译成英语，而且还在德文翻译中给予大量的细节上的指导。他不喜欢可能会成为他女婿的利沙加勒，这种情感被他对利沙加勒的《公社历史》的赞赏冲淡了。70年代中期，马克思腾出一些时间帮助恩格斯写《反杜林论》，这本著作以其系统性和清晰性，在马克思主义领域享有盛誉，其发行量大大高于《资本论》。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之后不久写的第二版序言中，说他把全部手稿都给马克思读了，说事实上马克思写了评论杜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史〉论述》的一章。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马克思变得越来越接近在当时知识界流行的实证主义。这一倾向，开始于《反杜林论》，在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自然辩证法》中得到延续，并在苏联教科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达到顶点。正是这一倾向代表着作为哲学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其内容是客观规律，尤其作为实在的基本要素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物质的辩证运动规律。这与诸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例证迥然不同。恩格斯一直有着这种对自然科学范型的倾向，马克思却并非如此，例如，马克思对达尔文主义持有更多的保留态度。
马克思曾一直对达尔文的著作极为钦佩。他在1860年，即《物种起源》出版的第二年就阅读了它，并马上写信给恩格斯说这本书“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他认为这本书最后驳倒了宗教目的论，但他很遗憾“这本书用英文写得很粗略”。然而，两年之后他的这种观点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自己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这是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使人想起黑格尔的《现象学》，那里面把市民社会描写为“精神动物的世界”，而达尔文则把动物世界描写为市民社会。
1866年马克思又写信给恩格斯，甚至有了更多的批判:在达尔文那里，进步是纯粹偶然的，在运用到历史和政治方面，这部著作没有更多的内容。虽然他承认达尔文的著作可能有“无意识的社会主义倾向”，但是任何想把整个历史归到达尔文“生存斗争”思想下的人，都只能证明其“思想”的无力。马克思无疑用了生物学的比喻来表达他的思想，认为他在研究经济结构时运用的方法更类似于生物学，而不是物理学或化学。马克思在他本人和达尔文之间作的唯一的直接比较，是在写给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的对自己作品的一篇讥讽式评论中表达出来的。但这只是表明马克思很欣赏达尔文的著作，并不说明他用了与达尔文研究自然一样的方法着手研究历史。因此，恩格斯在他那篇著名的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讲中把马克思和达尔文的观点等同起来是极大的误导。
不过，马克思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对自然科学（物理学，地质学，尤其是数学）的关注确实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他还对刚出现的人类学很感兴趣，并热心于路易斯-摩尔根的著作。路易斯-摩尔根曾是一位极受尊敬的作家，但他的学术声望并没有在后来的研究中持续下来。1880—1881年的冬天，马克思十分认真地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作了上百页的摘录。恩格斯在他后来的《家庭起源》一书中运用了这些摘录材料。摩尔根著作中特别引起马克思兴趣的是原始部落的民主政治组织以及他们的财产共有。马克思并没有受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判断的影响，而这一影响渗透到摩尔根的著作中；马克思似乎也没有像恩格斯那样对摩尔根的成就极其钦佩。特别是，他没有看到原始共产主义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任何密切相似之处。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三 健康(1)
使马克思不能完成他生命著作的是他的疾病。到19世纪70年代初，他早期的生活方式和穷困无可挽回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为了寻求身体的健康他不得不从一个疗养点到另一个疗养点，这种让人同情的奔波越来越占据了中心位置。1871年4月，恩格斯告诉库格曼，自从普法战争的爆发马克思放弃理论工作以来，他已经开始“相当合理”的生活：他大部分时日都要散步两个小时到汉普斯泰德，并且如果他感到不适，就连续几个星期不沾啤酒。但是他一重新回到理论工作（继续把《资本论》第一卷译成法文），旧病就会严重复发：大脑的压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失眠，即使大剂量的安眠药也不能使之缓解。每一次突然发作都让人提心吊胆。恩格斯说服他1873年5月到曼彻斯特咨询恩格斯的私人医生龚佩尔，他也是马克思唯一完全信赖的医生。龚佩尔给了马克思一个要严格遵守的医嘱，绝对禁止他每天工作超过4个小时。这大大改善了马克思的健康，但到秋天头痛又复发了，马克思又一次到北方去看龚佩尔医生。他在精神几乎崩溃的爱琳娜的陪伴下，在哈罗盖特又进行了3个星期的水疗。马克思的时间都用于读圣贝夫的《夏多布里昂》一书，他认为这本书“用新创的辞藻来加以炫耀；虚伪的深奥，拜占庭式的夸张，感情的卖弄，色彩的变幻，文字的雕琢，矫揉造作，妄自尊大，总之，无论在形式上或在内容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谎言的大杂烩”。龚佩尔发现马克思的肝脏肿大，就强烈建议他去卡尔斯巴德疗养。在哈罗盖特的治疗当然没有使病情减轻；而当痈在冬天复发的时候，马克思仍然受着失眠的困扰，不能进行任何认真的写作或者工作——这种境况他描述为“对于任何一个不愿意当牲畜的人来说，事实上等于宣判死刑”。1874年4月，他在拉姆斯盖特待了3个星期，7月份在怀特岛逗留了一阵，这里居民的宗教狂热使他大为惊讶。为了照顾爱琳娜（她的神经疾病再一次使她处于崩溃的境地）和参加外孙查理（他活了不到一年）的葬礼，他不得不离开了怀特岛。这样，马克思暂时没有了外孙——4个出世的外孙都在幼儿时期就死去了。
1874年6月底，马克思终于决定采纳龚佩尔的建议去卡尔斯巴德，这是一个颇受欢迎的矿泉疗养胜地，坐落在波希米亚（现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西部）艾根河险峻的河岸上。早在1869年，库格曼曾试图劝说马克思和他的女儿燕妮去那里，马克思断然拒绝了，因为这是个“无聊而又费钱的地方”。现在，由于经济状况好转而健康每况愈下，他决定去那里，带着爱琳娜随行。这次旅行由库格曼安排，他在日耳曼尼亚为他们在一家价格比较适中的旅馆订了房间。官方游客名册的记录是：“查理-马克思先生，平民，与女儿爱琳娜一起，来自伦敦”。作为平民，马克思必须支付双份的疗养税，但他希望这个自我说明可以“消除了我是恶名昭著的卡尔-马克思的嫌疑”。关于预料中的警察方面的麻烦，马克思在启程之前就申请入籍为英国国民。8月初，他的律师向英国内政部递交了这份申请，并附有四位极受尊重的住户提供的必要的推荐信。但是，内政部拒绝了他的请求，而且拒绝给出理由。事实是，伦敦警察厅向内政部传送的情报是该申请者是“臭名昭著的德国煽动家”，“不忠于自己的国王和国家”。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没能逃脱警方的不断监视，虽然报告只说他的行为“没有任何可疑之处”。
马克思非常认真地进行治疗，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把自己变成了某种机器。他最晚5点半起床，接着散步到6个不同的矿泉水区，在每个地方都要喝一杯水，时间间隔是15分钟。早餐是特制的药物面包，早餐之后要散步1个小时，上午半晌时，要在城外的一个咖啡店里喝咖啡。接着是在周围的小山上继续散步，然后回到旅馆，以换换环境，在午饭之前打个盹。每隔一天打盹之前还要冲个澡。午饭后仍是继续散步，或者组织好的参观，接着是一顿便餐，之后早早上床，所有的活动都在晚上9点结束。马克思非常喜欢这种生活，尤其是在松树覆盖的厄尔士山花岗岩山麓中长距离地散步。他还喜欢给比较引人注目的过路者起一个诙谐的绰号。弗兰契斯卡-库格曼回忆起一次参观瓷器作坊，在那里他们看到一个人正在操纵着一架旋转着的复杂机器。
“你的工作一直都是这样吗？”马克思问他，“你还有其他的工作吗？”“没有”，那人回答道，“数年来我没有做过其他任何事情。只有通过实践，一个人才能学会操作这种机器，把难以制作的形状变得光滑和完美。”“因此劳动分工使人类成为机器的附庸”，当我们往前走时马克思对我的父亲说，“他的思维能力变成了机械记忆。”
下午和晚上，马克思通常更愿意和一些人一起，进行轻松的谈话，诸如著名的画家奥托-克尼勒和西蒙-多伊奇（奥地利新闻工作者，马克思从巴黎时期就记住了他）。不论是散步还是在旅馆后的露台上写信，父亲和女儿都形影不离。据爱琳娜说，在卡尔斯巴德，尽管她在对人的态度上仍然有着令人尴尬的直率，几乎不停地在抽烟，但她和父亲相处得非常好，“他惊人的历史知识使得我们走到的每一个地方的过去比现在还显得栩栩如生”。
对马克思来说，在卡尔斯巴德唯一令人不快的事情来自库格曼。从他居留一开始，马克思就对“这个人的挑剔或粗野”感到讨厌，“这使他毫无理由地把自己和家庭生活弄得很不愉快”。不幸的是，库格曼为马克思选择了一间位于他自己和爱琳娜之间的房子，结果是——
……不仅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而且当我单独一人的时候，我都感到有他在场。我对他那种用热情的声调郑重其事地发表的滔滔不绝的无稽之谈还能忍受……但当他因闹家庭纠纷使我过于厌烦时，我就再也忍受不住了。这个学究气十足的资产阶级浅薄之徒认为，他的妻子似乎不懂得、不理解他那专注于最高宇宙问题的浮士德式的禀性，因而以极其恶劣的方式来折磨这个在各方面都比他强的女人。因此，我们之间终于发生了一场争吵；我搬到了上一层楼，完全摆脱了他（他使我的治疗受到很大妨碍），直到他启程（上星期日）之前我们才重新和好。但我向他坚决表示，我不去汉诺威了。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三 健康(2)
据爱琳娜说，库格曼夫人（爱琳娜对她怀有深深的敬爱）的丈夫总是告诉她，她对他提供给她的好处没有表示足够的感激，“在昏暗的日子里，库夫人还没有扬起自己的剧装，宏大的舞台就开幕了”。弗兰契斯卡后来写道，还有其他意见不一致的地方：马克思和库格曼在一次长距离的散步中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库格曼“试图劝说马克思停止一切政治宣传活动，首先完成《资本论》第三卷”。这一直是一个极易惹火马克思的问题。9月21日，马克思和爱琳娜离开了卡尔斯巴德，有意不去汉诺威。他们先是去莱比锡拜访李卜克内西。当时威廉-布洛斯刚被从狱中释放，李卜克内西就带着他们迎候了他。布洛斯当时是社会民主党的新闻工作者，后来成为维尔腾堡政府总理。他后来写道：
我激动而高兴地迈过监狱的门槛。门外站着李卜克内西和他的小儿子。他旁边有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孩挽着一个人的胳膊。这个人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材，五十来岁，长长的白色胡须，只有嘴唇上的胡子是乌黑的。他容光焕发，人们可能以为他是一个快乐的英国老头。但我看过他的照片，所以一下子就认出来了……
然后他们去柏林看望了马克思的妻弟埃德加尔。埃德加尔是一位小公务员，并以此谋生，他仍然保留着对共产主义的同情。在去汉堡看过迈斯纳之后，10月初他们回到了伦敦。
马克思第二年独自去了卡尔斯巴德。他出门在外的旅行由于与一位天主教神父的交谈而变得生动起来，马克思以一瓶法国科涅克上等白兰地成功地打破了这位神父的沉默。一到目的地，他就在家信中宣称库格曼不在，对他的健康是一个极大的帮助；他开始享受长距离地散步，开始享受比尔森啤酒。他花大量的时间与马克西姆-考瓦列夫斯基在一起，后者是一位俄国的自由派贵族，他同样对俄国的土地所有权历史有兴趣，后来他成了伦敦的常客。考瓦列夫斯基没有社会主义倾向，但深深敬仰着马克思，这些日子在马克思的生活中逐渐占据了库格曼最近留下的位置。
警方继续密切监视马克思，但对布拉格的汇报不过是“他过着安静的生活，几乎不与别人交往，自己常常长距离地散步”。治疗很有效果，恩格斯1875年10月提到：“马克思从卡尔斯巴德回来了，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更加壮实、容光焕发、精神饱满、身体健康，很快就能够重新全力投入工作”。
第三年，也就是1876年，马克思又回到了卡尔斯巴德。这一次他带着爱琳娜，说他过去一年非常想念她。他们按照嘱咐待了一个月，稍微进行了一些社会活动——主要是与德国大学的教授们交往，在这个圈子里所有人都希望谈论的一个问题是：你对瓦格纳怎么看？马克思的观点极尽嘲讽。爱琳娜的健康让马克思异常焦虑，在他们停留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她差一点就患上了严重的肺炎。在回程中，他们到布拉格与库格曼的妻弟、商人麦克斯-奥本海姆一起待了一段时间，之后绕道经过宾根和克罗茨纳赫，因为马克思想给女儿看一看他结婚和度蜜月的地方。
1877年，马克思没有去卡尔斯巴德，而是去了位于莱茵兰地区的小疗养地诺伊恩阿尔。他对恩格斯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说到卡尔斯巴德去费用将极端昂贵，因为燕妮这一年不愿意被留在伦敦；而且换一种饮食起居方式可能会有益处。恩格斯回了信，给了马克思一些他在1849年战役中曾用过的布莱克森林的详细地图。1878年俾斯麦反社会主义法令剥夺了马克思去德国或奥地利疗养地的机会，这一年，他不得不凑合着去了一个差不多的地方——英国的马尔文。他与妻子、女儿燕妮和外孙一起去了，三个人都病得很严重。他们在那里的时候，莉希-白恩士（恩格斯自从玛丽去世之后一直与她生活在一起）在经受长时间的折磨之后死于膀胱肿块。恩格斯按照英国教堂的仪式在她去世的床边与她举行了婚礼。马克思在下一年去了泽西，但在他的第三个外孙埃德加尔出生之后，不得不返回到拉姆斯盖特和女儿燕妮在一起。在这段时间，马克思一家都忙于燕妮-马克思的疾病——无法治疗的肝癌。1880年，马克思带着妻子首先去了曼彻斯特看望了龚佩尔，接着到拉姆斯盖特多待了一段时间。由于长时间卧病在床，又不信任医生，燕妮需要家人一直照料。到下个十年到来的时候，疾病与气候的话题充斥了马克思的信件，压倒了其他一切事情——这可以理解，鉴于马克思自己的疾病和发生在家庭中的不幸，——现在他已身心交瘁：总之，他的公开活动结束了。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四 欧洲景象(1)
国际工人协会的衰亡和欧洲工人阶级运动的四分五裂，意味着19世纪70年代民族自治党派得到了发展。和以往一样，马克思希望战争成为革命的催化剂。1874年他写信给左尔格说：“整个欧洲的形势是这样：它越来越导向欧洲大战。我们必须通过这一关，然后才有可能考虑采取欧洲工人阶级的某种决定性的公开行动。”唯一存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国家是德国，正如马克思曾经预料的那样，工人运动的重心在普法战争后发生了转移。正是德国在70年代占据了马克思大部分的注意力。更确切地说，在德国存在两个无产阶级政党，爱森纳赫党和拉萨尔追随者的团体，他们在70年代初试图合并起来。普鲁士领导的德国统一、施韦泽辞去拉萨尔派的主席职务以及巴黎公社余波中俾斯麦对两党的镇压，都推动了这一进程。他们第一次规模很大的选举活动的成功表明这两个党获得了几乎相同的选票，谈判拉开了序幕，并在1874年底基本上达成了协议。1875年5月，在德国中部的一个小城镇哥达将通过统一的纲领。
德国内部的这些事情一定程度上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被激怒了，这不仅因为纲领的内容，还因为并没有向他们征询意见这样一个事实。恩格斯1875年3月给倍倍尔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他扼要地重述了纳入到纲领中的、不能接受的拉萨尔派的提议：把所有非无产阶级政党都看作“反动的一帮”加以反对，缺乏国际主义精神，关于“铁的工资规律”的观点，以及没有考虑工联的作用。并说如果纲领被采纳，他们将会与李卜克内西断绝关系。马克思5月份亲自给白拉克写了一封信，说“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在马克思看来，爱森纳赫派本应使自己为联合行动达成某种实际的协议。实际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大会之后就立刻与纲领划清了界限。马克思在信中还附了一份题为《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的手稿，请白拉克把该文散发给爱森纳赫领导人。李卜克内西认为谈判还为时过早，应缓一缓，因此只是让几个爱森纳赫领导人看了这个文件，却没有让倍倍尔等人看。直到1891年该文才刊行出来，以《哥达纲领批判》而闻名。这篇文章是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文献之一。
《哥达纲领批判》行文采取了提“几点意见”的形式，其中包含两个重要内容：一是对纲领中有关分配国家财产观点的批判；另一个是对纲领中国家观的批判。就第一点来说，马克思反对“把那些在某个时期曾经有一些意思，而现在已变成陈词滥调的见解作为教条重新强加于我们党”。他在公开宣称的劳动所得属于社会一切成员的观点中没有发现非常革命性的东西，因为“这个论点在一切时代都被当时的社会制度的捍卫者所承认”。马克思进一步批评纲领没有抨击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对“公平的分配”和“平等的权利”的讨论模糊不清；工人应该得到“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这样一个观点，完全忽略了资本更新、社会公共部门的管理、贫困救济等的必要支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所得”这个词语将会毫无意义，因为：
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
接着马克思描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社会产品的分配，由于它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生产者将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在扣除作为社会基金的劳动之后），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马克思继续写道，当然这种平等实际上是不平等的。衡量用的是相同的标准——劳动，而人的能力、家庭条件等是不同的，因此不平等就出现了。马克思在一个著名的段落中继续写道：
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马克思这样总结了他对纲领这一部分的批判：
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
马克思第二个基本的批判是对纲领中的“自由国家”以及“废除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的批判。马克思反驳说，工资不是劳动的价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这一事实就弄清了：
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中心问题就在于：用延长劳动日的办法，或者用提高生产率、从而使劳动力更加紧张的办法等等，来增加这个无偿劳动；因此，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社会劳动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愈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
纲领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和它的阐述一样是错误的：它提出了政府援助的工人合作社，而不是社会的革命性转变。
回到“自由国家”这一论述中，马克思坦率地宣称这不可能是配得上称为“社会主义者”之名的工人的目标。马克思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他没有专门回答这一问题，而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事实上，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个纲领只不过是“陈旧的、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的废话”——普选权，直接立法权，人民权利，人民军队等，很多在进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就已经达到了。
尽管给了对方很大压力，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断绝与纲领的关系；恩格斯声明说新党派中的分裂绝对无疑是非常错误的。俾斯麦对社会主义者日益增加的反对立场，使得拉萨尔派与政权联合的政策越来越不具有现实性，爱森纳赫派很快获得了最高领导权。随着德国工业以惊人速度的发展，新的社会民主工人党获得了比以往多的选票。虽然这样，马克思仍然对他的战友和学生的政策很不满意。连倍倍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看作该党中唯一的完全可靠的人）都说：“与伦敦两位老人达成理解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四 欧洲景象(2)
虽然马克思非常渴望有一个理论杂志，来揭露“缺乏教养的无知之徒和浅薄的文人”，但他对1877年8月出现的《未来》杂志仍然持不欢迎态度，该理论杂志计划两周一期，来取代党的机关报《前进报》。该杂志得到了一位富有的法兰克福出版商的儿子卡尔-赫希柏格的资助，他怀着最好的意图，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不理会任何‘意图’”。他拒绝为该杂志撰稿；当他读到有关正义的词语和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幻想时（这使他想到了40年代“真正的社会主义”），认为并不合理。“把资产阶级带入党”结果并没有成功。马克思总结了他对德国形势的总的看法：
在德国，我们党内，与其说是在群众中，倒不如说是在领导（上层阶级出身的分子和“工人”）中，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已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在柏林（通过莫斯特）同杜林及其“崇拜者”妥协，此外，也同一帮不成熟的大学生和过分聪明的博士妥协，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一个人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未来》杂志的出版人赫希柏格博士先生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代表者，他已经“捐资”入党，——就算他怀有“最高贵的”意图，但是，我不理会任何“意图”。世界上很难找到一种比他的《未来》杂志的纲领更可悲、更“谦逊地自负”的东西了。
工人本身如果像莫斯特先生那帮人一样放弃劳动而成为职业文人，他们就会不断制造“理论上的”灾难，并且随时准备加入所谓的“有学问的”阶层中的糊涂虫行列。几十年来我们花费了许多劳动和精力才把空想社会主义，把对未来社会结构的一整套幻想从德国工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从而使他们在理论上（因而也在实践上）比法国人和英国人优越。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又流行起来，而且其形式之空虚，不仅更甚于伟大的法国和英国空想主义者，也更甚于魏特林。当然，在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出现以前，空想主义本身包含着这种社会主义的萌芽，可是现在，在这个时代以后它又出现，就只能是……愚蠢的、无聊的和根本反动的。
社会民主工人党创建于哥达会议，当然包含着很多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约翰-莫斯特倡导某种与无政府主义极为接近的东西，“博爱的”社会主义有众多的追随者，杜林的去中心化和高度平等主义的公社对工人党中的爱森纳赫一派有着很强的吸引力。杜林为克服失明所带来的困难的奋斗，以及在大学权威面前坦率的激进主义言论，使他在他所从教的柏林广受欢迎；只是到了后来，他的光芒由于日益增长的妄自尊大和强烈的反犹主义才暗淡下来。总的来说，杜林认为他对马克思的批判是“来自左翼”的，他批评了他称之为马克思的黑格尔式的经院哲学，他的经济决定论，对李嘉图的依赖，以及他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思想的含糊性。然而，尽管诙谐地称马克思是“年老的青年黑格尔派”，但他非常推崇马克思，对他的著作也相当敬重。1877年，工人党的会议差点通过了一项决议，停止刊登恩格斯反对杜林的文章。约翰-莫斯特提出了该建议，称恩格斯的文章“对《前进报》的大多数读者而言没有意义”。倍倍尔努力促成他们通过一项折中的决议，即把文章以科学增刊的形式刊行。鉴于李卜克内西对所有加入者敞开大门而造成的“党的腐败堕落”，马克思对俾斯麦1878年10月通过的反社会主义法令持欢迎态度。这个夏天，威胁威廉一世生命的两次行动自然使马克思极为愤怒，因为这马上就给俾斯麦制造了借口，禁止所有社会民主党派的组织、会议以及公开出版物，这个禁令将实行12年。
马克思对德国形势的不满又一次集中于一份新的出版物。1879年8月，在苏黎世出版了三个流亡者编辑的《年鉴》第一期，这三个人是：创建了《未来》杂志的同一个赫希柏格，社会民主党新闻工作者卡尔-施拉姆以及爱德华-伯恩施坦，他是后来的修正主义倡导者，最近刚从杜林转到马克思的思想上来。工人党很显然需要一份有号召力的刊物：约翰-莫斯特曾开始启动无政府主义者的《自由》；住在巴黎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新闻工作者卡尔-希尔施，曾创建了一份名为《灯笼》的新杂志，在布鲁塞尔刊行。希尔施被说服承担了动议中的《年鉴》的编辑工作，《年鉴》的准备工作留给了苏黎世的那三个人。然而，第一期就显示出寂静主义和改良主义倾向，以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要坚决反对。还使他们感到愤怒的是苏黎世编辑们对希尔施的不友好态度，因为希尔施曾在他的报纸上抨击了一位叫凯泽尔的社会民主党人，该社会民主党人曾投票赞成保护德国的钢铁工业。凯泽尔实际上事先曾与他的同事商议，并得到了他们的许可。然而，马克思不考虑这一策略，认为这是“议会白痴症”。
在给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的一封长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扼要地说他们的不平。他们反对苏黎世小组的观点，即认为工人阶级不能解放自身，只有改革才是党的目标，以及暂缓制定党的纲领。他们说，这种态度使他们想起了1848年，这些人是些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满怀恐惧地声明，无产阶级被自己的革命地位所推动，可能“走得太远”。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全面地和解；不是对政府和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是企图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是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一切历史地必然发生的冲突都被解释为误会，而一切争论都以大体上我们完全一致这样的断语来结束。
无产阶级应该由资产阶级归附者来增强力量当然是必要的。但他们必须首先要能够对无产阶级事业做出有益的贡献，其次要能够完全放弃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偏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信的结尾写道：
至于我们，那末，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博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如果党的新机关报将采取适合于这些先生们的观点的立场，如果它将是资产阶级的报纸，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报纸，那末很遗憾，我们只好公开对此表示反对，并结束我们一向在国外代表德国党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和你们的团结一致。但愿事情不致于弄到这种地步。
然而，《年鉴》只出版了两期，1879年9月《社会民主党人报》就创立了。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这份新报纸“没多大价值”。他们仍然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渗透非常不满，双方的关系依然紧张。这大多是因为恩格斯比马克思有更多军人的口气，所以，李卜克内西（其中的一位）就感到马克思是一个非常好相处的人。但是整个争吵1880年底平息了，当时倍倍尔和伯恩施坦进行了他们所谓的“卡诺萨之旅”，拜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大家同意伯恩施坦承担《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工作，多少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他做得非常成功（马克思对伯恩施坦的看法没有记载）。虽然马克思对未来极其乐观，但是对正在成长的一代却极为刻薄。可以举两个例子:他对恩格斯评论说，狄慈根的工作越来越糟糕，并认为这个人的情况是“无可挽救的”；考茨基（很快成为德国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被马克思指责为“一个平庸而目光短浅的人，过分聪明（他才二十六岁），自负，在某种程度上是勤勉的，对统计学下了不少工夫，但收效不大，是个天生的俗种”。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五 俄国、法国和英国(1)
直到1875年，马克思还一直极为怀疑俄国革命的种种可能性，他认为1861年俄国农奴获得解放后的乐观主义只是昙花一现。尽管《资本论》在俄国获得了成功，而且对思想家例如车尔尼雪夫斯基非常敬慕，但是他仍坚持认为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更容易屈从于外界的压力而不是国内的颠覆。到1877年初，随着俄国和土耳其之间关系的日益紧张，马克思预言“东方问题”“必然以俄国爆发革命而告终，不管对土耳其人的战争的结局如何”。他和恩格斯持续地对俄国—土耳其战争表现了极大的关注（这占据了他们1877年下半年的时间），虽然他们对战争结果的预测并不准确。马克思“非常满意穆罕默德的后裔……所持的坚定而可敬的立场”。恩格斯和马克思对土耳其人给予完全的支持，因为“我们研究了土耳其农民——也就是研究了土耳其的人民群众——并且认识到他们无疑是欧洲农民的最能干和最有道德的代表之一”，同时也因为“俄国人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失败正在直接引起俄国的革命”。
这次危机是欧洲历史的一个新的转折点。俄国——我曾经根据非官方的和官方的俄文原始资料……研究过它的情况——早已站在变革的门前，为此所必需的一切因素都已成熟了……按照一般规则，变革将从立宪的把戏开始，接着就会有一场绝妙的热闹事。要是老天爷不特别苛待我们，我们该能活到这个胜利的日子吧！
他将土耳其人的最终战败归咎于英国和奥地利的背叛（他正确地预见了其不可避免的分裂），归咎于土耳其没有进行自己的革命。
土耳其战争没能动摇俄帝制，马克思将希望越来越多地寄托于俄国内部某种革命运动的可能性。他已对俄国状况作过详细研究——尤其是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准备过程中；随着《资本论》第一卷在那里获得越来越多的成功，俄国日益强大的反抗运动自然要向他征询建议——他也乐于给他们建议。随着农奴在1861年获得解放，亚历山大二世实行的宽大政策使得广泛的政治运动成为可能。最为激进的运动是民粹主义的各个派别——他们的本质特征是想作为以广大农民阶级为基础的革命催化剂，并渴望通过找到一条俄国的特殊道路来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
1874年，这一问题由于布朗基的一位民粹主义追随者特卡切夫的一封公开信而公开化，这封信指责恩格斯低估了农村公社——传统的农民村社的革命潜力。恩格斯的回复给人的印象是，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对俄国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一位重要的民粹主义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1877年抨击了这一观点，声称《资本论》含有对俄国人的努力奋斗的谴责，这些俄国人在为自己国家获得发展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而工作。比起恩格斯来，马克思的观点更为微妙，更为含混，他在一封《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作了回答。他驳斥了米海洛夫斯基的指责：“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他维护了《资本论》中《原始积累》一章的观点，继续说道：
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
在1874年底马克思做的《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凡是农民作为土地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地方，凡是……农民甚至多少还占居多数的地方，……就会发生下列情况:或者农民会阻碍和断送一切工人革命，就像法国到现在所发生的那样，或者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
可以看出，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排除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可能性，而且对宣称以此为目的的民粹主义运动的恐怖主义一派民意党人（NarodnaiaVolya）表现出了极大的赞美。1881年民意党人刺杀亚历山大二世之后，马克思把这些恐怖分子描述为“一些能干的人，他们没有戏剧式的装腔作势，而是一些普通的、实干的英雄人物”。认为他们力图使欧洲相信，“他们的行动方式是俄国独特的、历史上不可避免的行动方式，对此不应多作道德说教——赞成或是反对，就像对待希沃斯的地震一样”。
马克思不怎么尊重在日内瓦的民粹主义流浪者（其中有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他们反对恐怖主义，倾向于集中搞宣传：“（为了在俄国进行宣传，他们跑到日内瓦去了！多么荒谬！）。这些先生们反对一切政治革命行动。俄国应当一个筋头就翻进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千年王国中去！他们现在就用令人讨厌的学理主义为翻这种筋头作准备……”这个团体的一个成员维拉-查苏里奇1881年2月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特别地请求马克思澄清一下他对于俄国经济发展的态度。她写道：
……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见解，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之，一切不容争辩的东西，——使它注定要灭亡。鼓吹这一点的人都自称是你的真正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最有力的论说常常是：“马克思这样说过”。反对方说：“但你是怎么从他的《资本论》中推导出这一点的？他并没有讨论土地问题，也没有谈到俄国。”你的学生们说：“如果他谈到我们国家就会这么讲。”
马克思对这封满腹疑虑的信的简短回答是带有预言性的：
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
马克思的回信尽管简短，但却有三个非常详细的草稿，这些草稿透彻地分析了农民公社的发展，并且有着比较乐观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