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部分手稿没有完成，但还是有可能推断出剩余部分要包含的内容。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笔记中，开始思考他阅读的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他的关于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笔记格外长，且内容丰富；在笔记中，马克思讨论他原打算在手稿关于异化劳动未完成部分探讨的古典经济学范畴——交换、竞争、资本和货币。他集中于金钱和私有财产的非人化的作用，结尾是论述他对异化劳动进行批判中的肯定性一面的非异化劳动概念。笔记开始批判了穆勒试图确切叙述经济学中精确的“规律”，而经济学是一个异常混乱且变化不定的领域；马克思接着对穆勒把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论述作了评论。马克思论述道，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只是赋予了人与其同伴，甚至与其产品的关系意义。
笔记广泛地探讨了信贷问题。信贷只是增加了货币的非人化力量：
信贷是对一个人的道德作出的国民经济学的判断。在信贷中，人本身代替了金属或纸币，成为交换的媒介，但这里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某种资本和利息的存在……人的个性本身、人的道德本身既成了买卖的物品，又成了货币存在于其中的物质。构成货币灵魂的物质、躯体的，是我自己的个人存在、我的肉体和血液、我的社会美德和声誉，而不是货币、纸币。
根据马克思的论述，信贷制度有四个主要特点：它增加了财富的力量，因为信贷更容易提供给已经有钱的人；它意味着一个得不到信贷的人是不被信任的，从而在经济的判断上加上了道德的判断；它迫使人们通过撒谎和欺骗努力得到信贷；最后，信贷在银行业中完成。在后面手稿中一个关于货币的简短部分，马克思广泛地引述了歌德的《浮士德》和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说明了货币使社会堕落。由于货币能购买一切东西，所以能够弥补一切缺陷:它是“一切纽带的纽带”。“因为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和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性质和人的性质的混淆和替换。”事实上，在人类社会中，人就是人，所以一切都有确定的人的价值，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如此等等。
建立在货币和信贷之上的社会却正相反，马克思概述了人的真正的社会存在思想：
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因此，上面提到的真正的社会联系并不是由反思产生的，它是由于有了个人的需要和利己主义才出现的，也就是个人在积极实现其存在时的直接产物。有没有这种社会联系，是不以人为转移的；但是，只要人不承认自己是人，因而不按照人的样子来组织世界，这种社会联系就以异化的形式出现。因为这种社会联系的主体，即人，是自身异化的存在物。人们——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作为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个人——就是这种存在物。
第二部分 巴黎 三 《巴黎手稿》(3)
随着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这种异化不可避免。在原始的交换活动中，人们只交换自己的剩余产品。但是很快人们就为交换进行生产，最后“他的劳动的意义……成为完全偶然的和非本质的，而不论生产者同他的产品是否有直接消费和个人需要的关系，也不论他的活动、劳动本身的行动对他来说是不是他个人的自我享受，是不是他的天然禀赋和精神目的的实现”。这个过程只会由于随着文明的发展、劳动分工的加剧而加速，它意味着“你作为人，同我的物品毫无关系，因为我自己同我的物品也不具有人的关系”。
马克思以对非异化劳动的描述结束了笔记关于货币的部分，这是他详细论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图景为数不多的几段中的一段，因此值得详细引述：
假定我们作为人进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1）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2）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3）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人，你自己意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4）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
我们的生产同样是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
情况就是这样：你那方面所发生的事情同样也是我这方面所发生的事情。
…………
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
……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从而也就肯定了我的个性的特点。劳动是我真正的、活动的财产。在私有制的前提下，我的个性同我自己疏远到这种程度，以致这种活动为我所痛恨，它对我来说是一种痛苦，更正确地说，只是活动的假象。因此，劳动在这里也仅仅是一种被迫的活动，它加在我身上仅仅是由于外在的、偶然的需要，而不是由于内在的必然的需要。
马克思的基本论点因此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人自身的客观化否定了而不是确证了他的类本质。他宣称这是一个纯粹基于经济事实研究之上的判断；他主张运用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证据，而只批判他们的前提。他几次宣称只描述经济事实；在整个手稿的导言中，他写道：“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然而，他运用诸如“异化”和“人的本质的实现”这些术语完全表明了他的分析并不完全是科学的。如果这意味着价值判断缺失的话，它同样也不是经验的。马克思的笔触充满了生动的、过分简洁的、警句式的论述。经济分析是从古典经济学那里接受下来的，而道德判断却是受了舒尔茨、贝奎尔、西斯蒙第和毕莱著作的启发。为了理解马克思的思想，认识到以下这一点是重要的，即对他来说“经验的”并不涉及事实—价值的区分（这是他原本就一直反对的观念），而只是从正确的地方——人的物质需要出发的分析（无论它可能导向哪里）。
马克思的第二手稿提出了他1844年论述的核心，正是这一部分在后来的解释者中引起了无与伦比的热情。这对每一个对“人化的社会主义”感兴趣的人来说是一个当然的基础性文本。在这一部分，马克思以生动的、梦幻般的语言描绘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对人类遭受异化的积极否定——他称之为“共产主义”。这里的概念明显地反映了在第一手稿中他与德国工人和法国社会主义者（其缺陷他一开始就进行了评论）的很多长篇大论的讨论。例如，蒲鲁东曾提倡废除资本；傅立叶和圣西门曾把异化劳动追溯至劳动的特殊形式。傅立叶因此提倡返回到农业劳动；而圣西门则就工业劳动的适当组织而言看到了关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共产主义比这些片面的具有洞察力的见解更进了一步，即“扬弃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自然，共产主义思想有自己的思想史，它的思想只能阶段性地发展。
第一种形式，马克思称作“粗陋的”共产主义，仅仅是私有财产的普遍化。“物质的财产对它的统治那么厉害，以致它想把不能被所有人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一切都消灭；它想用强制的方法把才能等等舍弃。在它看来，物质的直接占有是生活和存在的唯一目的……”这种共产主义的概念主张废除婚姻，代之以communityofWomen（妇女共有制）。因为它是“人和人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的男女之间的关系……
这种共产主义，由于到处否定人的个性，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彻底表现，私有财产就是这种否定。普遍的和作为权力形成起来的忌妒，是贪欲所采取的并且仅仅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隐蔽形式……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单纯倒退，恰恰证明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
在这里，唯一的共同体是（异化）劳动的共同体，唯一的平等是作为整体的资本家团体支付的一种工资的平等。
第二种共产主义形式，马克思赋予“不完全”的标识，它有两类：第一类他描述为“按政治性质是民主的或专制的”，第二类是逐步“废除国家的，但同时是尚未完成的，并且仍然处于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影响下”。对于这两种形式，马克思（相当晦涩地）评论道：
这两种形式的共产主义都已经把自己理解为人向自身的还原或复归，理解为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但是它还没有弄清楚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也还不理解需要的人的本性，所以它还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它虽然已经理解私有财产这一概念，但是还不理解它的本质。
马克思这里提到的“民主的”共产主义一定是埃蒂埃纳-卡贝提倡的在当时的巴黎，尤其是在正义者同盟中，日益流行的、乌托邦的、非暴力的那种类型；“专制的”共产主义有可能暗指巴贝夫的追随者所提倡的无产阶级的过渡性质的专政。第二种类型的共产主义由德萨米提倡，包括了国家的废除。德萨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警句：一个会计和一个出纳员就可以保证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完美地运转。
最后，马克思在几页写得密密麻麻的、内容丰富的纸页上描述了他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使以前不完善的概念得以完善：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这样概述了自己的共产主义概念之后，马克思接着在三个具体方面展开阐述：共产主义的历史基础、它的社会特征以及它对个体的尊重。
第二部分 巴黎 三 《巴黎手稿》(4)
为了论述第一方面——共产主义的历史基础——马克思把他的共产主义与各种“不发达”的共产主义进一步做了明显的对比区分。各种“不发达的”共产主义（他列举了卡贝和维尔加尔德尔的乌托邦共产主义）企图通过诉诸与私有财产相对立的某些社会历史形式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对马克思而言，这种对孤立因素或特殊历史时期的选择暗含着历史的其他部分不能为共产主义提供说明。相反，在他看来，“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能思维的意识说来，又是它的被理解到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这样，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人生命的异化在私有财产的存在中表现出来，人类迄今为止正是在私有财产的运动、在生产和消费中努力实现自身。
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因此，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
马克思接着写道，基础性的异化发生在经济领域：宗教异化仅仅发生在人的意识领域，而经济异化则发生在人的现实生活的领域，因此对它的扬弃包含着对所有异化的扬弃。当然，无神论的宣传在宗教比较强盛的地方或许是重要的，但是无神论仅仅是通向共产主义道路的一个阶段，并且是一个抽象的阶段；唯有共产主义提出了能够影响现实行动的学说。
第二，马克思强调了共产主义的社会特征，并扩展了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之间的互惠关系：
……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这一段同其他类似的段落一样，表明了马克思受到了黑格尔极大的影响，其影响的程度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差不多认为自然是由人创造的。）关于社会性这一方面，马克思表明了人的特殊能力是在社会交往中发展的。甚至当一个人在与世隔绝地从事工作的时候，仅仅由于他的人的本性，他也是从事着社会性的活动。甚至思想，由于思想使用语言，因此也是一种社会活动。
但是这种对人本质的社会性的强调并不损害人的个体性（这是马克思的第三点）：“因此，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地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主体的自为存在……”
马克思在这部分的其他地方主要描述了非异化的人的情景，这种人他称之为“完整的”和“全面的”人。他认为，一个人对私有财产扬弃的完成不应该有过分狭隘的观念：正像异化的状态完全损害了人的一切能力一样，这种异化的扬弃将是全面的解放。它将不会局限于对物质对象的享乐和占有上。人的一切能力，马克思列举了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考、观察、感觉、欲望、活动、爱，都将以不同的方式变成占有现实的手段。对异化的人来说，这是难以想象的，因为私有财产已经使人很愚蠢，以至于当他们现实地运用对象的时候，甚至当一个对象仅仅被理解为构成劳动和资本创造的维持生命手段的时候，他们才能想象这个对象是自己的。
参照赫斯关于这一问题的著作，马克思断言所有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为这种私人占有所导致的异化所损害。但是绝对的贫乏将导向人类的内在财富：
因此，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但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变成人的。眼睛变成了人的眼睛，正像眼睛的对象变成了社会的、人的、由人并为了人创造出来的对象一样。因此，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感觉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但物本身却是对自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人的关系（只有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反过来也是这样。因此，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人的效用。
这些能力的培养或创造可能只在某种境况下实现：
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
为饥饿所苦的人用一种纯动物的方式欣赏食物；贩卖矿物的商人看到的只是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绝非它的美的特性。为了使人的能力成为人的能力，人需要从一切外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正是类似的段落使得一些评论者似是而非地认为马克思的人的活动的原型是艺术的，认为马克思主要从浪漫主义，尤其是从席勒那里汲取了原料，形成了他的人的形象。人的异化的感觉寻找适合于这些感觉的对象这种观念，努力建立自由和审美活动之间的联系，以及全面发展的人的形象，这一切都存在于席勒的《书信集》中。也有可能有禀性相同的更多同时代人的影响，因为马克思在巴黎大量的时间与海涅和海尔维格在一起。这两个诗人竭尽所能地表现了德国浪漫主义理想。马克思的全面发展的、非异化的个人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汲取了当时时代展现给他的原型。
接下来马克思叙述了工业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作用。这几段文字预示了马克思后来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更为详细的论述。他坚持认为，正是工业的历史真正地揭示了人的能力和人的心理。由于人的本质在过去一直被误解，那么历史就变成了宗教、政治和艺术的历史。但是工业展现了人的本质能力，它是关于人的科学的基础。过去，自然科学一直从纯粹功利主义的角度被使用。但是它近来惊人的发展已经使它通过工业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如果工业被认为是人类本质能力的外在表现，那么自然科学将会构成人的科学的基础。这一科学必须建立在感觉经验之上，正像费尔巴哈所描述的那样。但是由于这是人的感觉经验，所以将有一门包括一切的科学：“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所以马克思已经较早地叙述了人和自然之间的互惠关系，这种互惠关系在这里反映在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的思想之中。
手稿关于共产主义的最后部分是关于世界是否是被创造的这样一个问题的讨论，以他通常的讨论方法而言，既离题又毫无特色。马克思的关于人的形象的一个核心思想是人是他自己的创造者；任何依靠别人恩典生活的存在物都是从属性的存在物。因此，马克思拒绝世界是被创造的这种观念，但却陷入了亚里士多德式的关于第一因的讨论中，马克思被假想的敌人所击败，直到他中断了这种论证，用一种更富有特色的方法继续说道：“因为在社会主义的人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产生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
这样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关于某种异己的、凌驾于人和自然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存在问题已经变得不可能了。对他来说，人和自然的相互依赖是本质的，其他一切似乎都是非实在的。“无神论，作为对这种非实在性的否定，已不再有任何意义，因为无神论是对神的否定，并且正是通过这种否定而肯定人的存在；但是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已经不再需要这样的中介；它是从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本质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意识开始的。”这种观念，一旦建立起来，便不再要求消灭私有财产，不再需要共产主义。结尾，马克思用一种真正黑格尔式的对共产主义环节的过渡性评论讲道：
第二部分 巴黎 三 《巴黎手稿》(5)
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的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式。
共产主义在这里似乎仅仅被看作辩证发展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在一个既定的时间内服务于自身的目的，又会被取代。在手稿的第一部分，“真正的共产主义”的图景作为“历史之谜的解答”是极为静止和非历史的。
手稿的第三部分和最后一部分，马克思试图紧紧地抓住黑格尔这位大师的思想。他从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的种种不同态度开始讨论，单单挑出了费尔巴哈，认为他是唯一具有建设性的思想家。然后运用黑格尔表明了费尔巴哈方法的弱点。最后他对黑格尔的基本错误进行了长篇分析，黑格尔的基本错误一般来说明显地表现在《精神现象学》中，尤其是它的最后一章。在这里，马克思的风格常常是晦涩、难解、多次重复的，因为他当时在不断思考、在重新阐述他对黑格尔的看法。在他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曾否认黑格尔负有“调和”的罪责，并认为表象的矛盾应该求助于黑格尔的“本质意识”来解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他通过特定的实例表明了黑格尔的基本原则必然包含调和。但是直到他把注意力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转移到《精神现象学》，才明晰地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整体批判。这里很清楚，马克思虽仍然很熟悉黑格尔的概念和术语，但他并没有把自己局限于对黑格尔术语的批判上。同时，他仍尊敬黑格尔，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的辩证法是考察世界的有价值的工具。马克思还把这样的功绩归功于黑格尔，即黑格尔已经发现了（虽然是以神秘的形式）人类的异化过程及其克服的途径。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学生没有一个曾努力面对他们老师辩证方法的价值这样一个关键性问题。唯一的例外是费尔巴哈：“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费尔巴哈成就的伟大以及他把这种成就贡献给世界时所表现的那种谦虚的纯朴，同批判所持的相反的态度恰成惊人的对照。”费尔巴哈已经表明黑格尔的体系只不过是宗教的哲学表达，同样是异化的；他因此“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马克思1844年8月写给费尔巴哈的一封信中简明地概括了他的功绩：
在这些著作中，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下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概念，——如果不是社会的概念，那是什么呢！
接下来的手稿第三部分和最后部分，马克思转而考察了黑格尔的体系。开头他摘录了作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的《精神现象学》的目录，指责黑格尔把客观的和感觉上属于人的一切现存实体都变成精神实体，因为对他来说，只有精神是人的真正本质。然而，这种批判通过对黑格尔成就的剖析缓和了，它明显地表明了马克思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把这些成就归于黑格尔（尽管是以批评的口吻表述出来的）。由于马克思认为虽然《精神现象学》中的批判概念仍倾向于神秘并且没有足够地自我意识，但仍然远远地超越了后来的发展；换句话说，还没有一个学生能超越他们这位老师。的确，马克思对《精神现象学》作了惊人的断言：
其中仍然隐藏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过工了。关于“苦恼的意识”、“诚实的意识”、“高尚的意识和卑鄙的意识”的斗争等等、等等这些章节，包含着对宗教、国家、市民生活等整个整个领域的批判的要素，但还是通过异化的形式。
这是因为《精神现象学》已经理解了人的异化，洞悉了人类发展过程，并看到了似乎是规定着人的生活的对象——宗教、财富——实际上是属于人的，是人的本质能力的产物。马克思这样概括他对黑格尔的看法：
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
这样，虽然黑格尔确实理解了劳动是人的本质的自我确证，然而“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
虽然马克思的语言（像通常一样）晦涩，行文有些混乱，但这一段却对他得于黑格尔的益处以及他与黑格尔之间的分歧作了十分充分的清晰的论述。黑格尔认为现实是自我展开、自我实现的“精神”。在这一过程中，精神产生了世界，精神起初认为这个世界是外在的；只是到了后来，精神才认识到这个世界是精神自己的创造物。精神不是与这种生产的活动相分离的某物。它只在这一活动之中并通过这一活动而存在。精神在这一过程开始时并没有意识到它正在外化自己或异化自己，它只是逐渐地认识到这个世界并不外在于自己。对黑格尔来说，正是认识不到这一点才构建了异化。当人们有了充分的自我意识并理解他们的环境和文化是精神的生成物的时候，这种异化才会消失。自由存在于这种知性之中，并成为历史的目的。宽泛地讲来，马克思所做的是要拒绝精神的概念，只保留有限的个体存在：这样，黑格尔的精神和世界的关系变成了马克思的人及其社会存在的关系的概念。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只叙述了人的精神活动（也就是说，只叙述了他的观念）以及这些活动虽然是重要的，但凭借自身来解释社会和文化的变化还是不够的。
对于《精神现象学》的最后一章，马克思认为人是客观的、自然的存在，以此反对黑格尔把人看作自我意识。如果把人归结为自我意识，马克思反对说，那么他就能够在他自身之外建立他精神建构起来的完全抽象的对象。与人的自我意识相比，这些对象不具有任何独立性。马克思自己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是很不相同的：
第二部分 巴黎 三 《巴黎手稿》(6)
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
马克思称他的观点为“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并把这种观点同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相区别，宣称它融合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本质的东西。
马克思接着用简明的两段（这正是对前面关于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部分的回忆）谈论自然主义和对象性的意义。自然对马克思来说似乎意指反对人的任何东西，它给人提供了活动的范围，并且满足着人的需要。正是这些需要和动机形成了人的本质。马克思称他的观点为“自然主义”，这不仅因为人为本质所支配，在自然之中且通过自然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且更为基本的，还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人作为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被赋予了某些自然能力、力量和动机。然而，他不过是一个有限的、从属的受动性生物。人的动机的对象独立于人，人需要对象满足自己、表现自己客观的本质。这样，“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马克思得出结论：“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这包含着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的回应，但是当马克思讨论本质和对象性的时候，其思想和术语的主要来源是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原理》。
接着在对自己的人本质的概念这种离题的讨论之后，马克思继续他对《精神现象学》的批判，强调说黑格尔似乎把异化与任何类型的对象性等同，这样他只是在思想上超越了异化:对黑格尔来说，结果是只有当人从事哲学的时候他才是真正的人，例如，最真实的宗教性的人是宗教哲学家。手稿的最后几页十分晦涩。的确，整个部分马克思都在苦心地努力解决黑格尔的辩证法问题，现代读者发现这种论证难以理解。就对论证的理解而言，“共同意识”倾向于同意马克思反对黑格尔——虽然当然是通过马克思折射出的一个黑格尔。但是，必须不能忘记的是（特别是由黑格尔的弟子造成的）浓厚的唯心主义迷雾是马克思为了达到某种“经验的”观点所必须加以驱散的。
马克思自己并没有提供《巴黎手稿》的结论，要从这样一部探讨了包含有经济学、社会批判、哲学、历史、逻辑学、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不连贯的作品中得出结论是不可能的。虽然每一部分都有独立的主题，但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部分都有着相近的风格。恩格斯描述的马克思思想的三个组成部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法国社会主义和英国政治经济学）在这里似乎第一次同时出现，如果还没有融合在一起的话。正是这些所有的手稿（至少在西方）引发了许多人对马克思的重新阐释——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甚至把它作为马克思的主要著作来对待。手稿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才出版，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引起广泛的关注；这部手稿的某些方面很快为存在主义和人道主义所吸收，一时甚为流行，这些方面为非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提供了远远超过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的动人基础。
恰当地看来，这些手稿实际上不过是马克思的出发点——一种对要采纳的思想的原初的、丰富的表现，手稿在随后的经济学著作中得到发展，尤其在《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得到进一步发挥。在后来的这些著作中，毫无疑问是更系统、更细致、在极为纯粹的经济的和历史的背景之下探索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主题；但是核心的具有启迪意义的思想，即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及其解放的可能性（通过共产主义支配自身命运的可能性）并没有改变。
第二部分 巴黎 四 在巴黎的最后几个月(1)
当马克思在巴黎热情地撰写手稿的时候，燕妮在特利尔又一次沉浸在了狭小的生活中。她很高兴与母亲又在一起了，在法国时她曾多次为母亲哭泣；但威斯特华伦一家陷入贫困以及胆小的弟弟埃德加尔的依赖令燕妮很沮丧。婴儿现在请了一个乳母，很快便脱离了危险。这个孩子是燕妮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喜欢长段描写的主要话题。当燕妮的老朋友和熟人来看她和小孩的时候，她感到自己好像在接待羡慕者。她尽力回避掉了一些关于马克思在巴黎从事工作的问题。事实上，她在给丈夫的信中充满了疑虑：
亲爱的，我对我们的未来（无论短期的还是长远的）都感到极大的焦虑，我想我要为自己目前崇高的精神和兴致受到惩罚。如果你能够的话，请在这方面抚慰我的痛苦。人们对稳定的收入谈论得太多了。对此问题的回答，我只能是羞愧难当，并答之以往后我也会有华美的服饰。
燕妮满怀焦虑，踏上了去婆母家艰难的旅途，她吃惊地发现婆母的态度自从她结婚以来发生了相当的变化。马克思的母亲和他的三个姐妹仍住在家里，她们热情欢迎她的到来。燕妮的心情只是由于荣克给她寄来1000塔勒所带来的新的富足而稍有改变。她给马克思的第一封信以一种马克思式愉悦的提醒（可惜很少被留意）结束：
请不要再用这种令人心酸和不愉快的风格写信了！！！要么就如实准确地写，要么就轻松和幽默地写。亲爱的，请让笔在纸张上滑动，如果有时要脱落和停顿，也要把一句话写完，然而，你的思绪简直就像老卫士的投弹兵，急速而又勇猛……如果他们的制服轻松地挂着而不是如此紧紧地系着，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在法国士兵看来，这种轻松、轻巧的制服看起来是多么漂亮呀。试想一下我们拘谨的普鲁士人——它能让你战栗吗？所以，让那些特例走开，把那些语词安排到它们该去的位置。这些武士们的竞赛不应该太按规则进行。你的部队不正在走向战场吗？祝他们的统帅、我的黑男人好运。再见，宝贝、亲爱的，我的唯一。
然而，后来的一封信（从特利尔写来的，当时那里因为有近百万使徒朝圣的人流而突然热闹起来），更为忧心忡忡：她渴望返回巴黎，免得马克思受这个城市的诱惑步入歧路；同时她又害怕——事实证明她是对的——在她返回不久又怀上第二个孩子。她写道:“钱袋现在是满的，也说明了再一次倒空是多么容易，而填满是多么困难。”燕妮、乳母和已经长了四颗牙齿的孩子1844年9月回到巴黎，目睹了马克思一生中刚刚开始的最重要的友谊，这就是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友谊。
恩格斯比马克思小两岁，出生于1820年11月28日，是巴门（即现在的伍伯塔尔）富有工业者一个大家庭的长子，巴门在离鲁尔不远的杜塞尔多夫的东面，有几英里的距离。他的曾祖父建了一个经营花边的工厂，工厂的繁荣使得这个家庭拿到了象征自己地位的盾形徽章。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彼得-欧门合作进行了多方面的投资，建立了更大的纺纱厂，基地在巴门和曼彻斯特。恩格斯的母亲来自教师家庭，他们任职于荷兰语学校。商业和教会是恩格斯一家的两个支柱，老恩格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把这两个支柱植入心灵。年轻的恩格斯在小学是优秀的学生，尤其是在语言方面；但是他没毕业就离开了学校，为获得实践经验进入了父亲的工厂。然而，他利用了一切空闲时间写了大量的（甚至超过马克思的）诗歌，到他为获得更多的商业经验1838年被派往巴门时，他已经有出版的几个匿名小册子来增加自己的声誉了。虽然他住宿在一个牧师家庭，但是巴门城市的氛围已大大不同于他普鲁士家庭充满基督教《圣经》式的、清教徒式的色彩的顽固形式了。
在巴门的三年，恩格斯努力摆脱他所接受的正统基督教的教育，尤其是命定论。施特劳斯的《耶稣传》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由施莱尔马赫，他很快便转向了青年黑格尔派。显而易见，柏林是适合他保持文学兴趣的地方，他愿意服兵役，在首都郊区的兵营中做了一名炮手。在马克思离开几个月后，他到了那里。他很快为“自由人”团体所吸引，写了一本引人注目的小册子反对谢林，并为《莱茵报》撰稿。在军队的岁月结束后，他的父亲把他送到曼彻斯特分厂去工作。在去往途中，他经过莱茵地区，与赫斯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因为这次会面，他作为“一流的革命者”崭露头角。他还拜访了《莱茵报》的编辑；但是马克思“冷淡地”会见了他，把他看作“自由人”团体的成员，而当时恩格斯刚刚断绝了同自由人的一切关系。
在曼彻斯特，恩格斯为欧文的《新道德世界》写了文章，结识了几位人民宪章运动的领导者，特别是结识了乔治-朱利安-哈尼。他还从曼彻斯特继续为《莱茵报》撰稿，并为《德法年鉴》寄送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对卡莱尔《过去和现在》的批判；一篇是题为《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文章，这篇文章对资本主义即将到来的末日所做的极为明确的预言使得马克思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并开始与他通信。从对曼彻斯特状况的考察来看，恩格斯已经开始为他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很可能是已出版的东西中对早期资本主义所做的最为辛辣的批判）收集材料了。
恩格斯1844年8月底回德国途经巴黎。8月28日在具有法国摄政时期风格的一间咖啡屋中，他与马克思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这是当时巴黎最为著名的咖啡屋之一，伏尔泰、本杰明-富兰克林、狄德罗、格林、路易斯-拿破仑、圣伯沃和马塞特（Musset）曾经是它的顾客。长时间的亲密交谈使他们在接下来的10天中一直待在瓦诺街。恩格斯写道：“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的完全一致是很明显的，我们共同的工作从此开始了”。在生命的最后时日里，回顾这次合作，恩格斯是这样简要地概括了自己的观点：
……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四十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至多除几个专门的领域外，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很容易地做到。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公正的。
这段话很可能准确地描述了他们后来的关系，虽然很明显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财政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但就理论来说，人们争论说（带有很大的合理性）在恩格斯使他的朋友马克思幸存的13年中，恩格斯竭力（在他所有过于清楚的叙述中）吸取了马克思很多微妙的思想。虽然如此，1844年夏末，恩格斯带着关于资本主义的实践经验，给予马克思的要多于从马克思那里所接受到的。
从此开始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了马克思生命的结束。马克思恩格斯都来自安逸的中产阶级家庭，有着相似的出身，都有对诗歌的年轻的热情，都从青年黑格尔派的自由主义转向了激进政治立场，因此有足够的共同经历以形成长久的友谊。但这种友谊的不同方面要多于它的相似之处:马克思的长处在于他抽象的能力。他完全吸取了黑格尔的方法，他的辩证方法以一种机智的综合把诸多元素混合在一起。当马克思在研究黑格尔的时候，恩格斯正在获取实践经验，正在以专职商人的身份亲身考察；恩格斯永远敏于综合，写作快捷、清晰，有时还使用甚至马克思也不熟悉的教义。他们的生活作风也很不相同。恩格斯的穿着一定是毫无瑕疵，他的研究永远是有条不紊，他有着商业般的精细，花钱有条理。马克思疏于衣着，研究很没有条理，毫不关心如何管理钱财。而且，马克思毫无疑问是个有家庭的人，不管他有时可能对这一点是多么后悔；恩格斯是一位卓越的追求女性的人，虽然他长时间地拥有爱，但一直拒绝婚姻。
第二部分 巴黎 四 在巴黎的最后几个月(2)
马克思恩格斯在一起的头10天中，他们就决定用小册子对布鲁诺-鲍威尔做最后的清算，公开发表他们新近共同的观点。荣克尤其敦促马克思快点反对鲍威尔，马克思也已经在《巴黎手稿》的序言中宣布了他的打算，即论述鲍威尔在新创办的杂志《文学总汇报》上宣传的“批判的批判”。恩格斯写了大约15页，算是这个小册子中的他这一半；并与赫斯一起出发到对共产主义兴趣快速增长的莱茵地区做宣传。马克思直到11月底才写他这部分的草稿，他（典型地）很快发现“小册子”变成了几乎300页的书。1845年2月出版，起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名字（指鲍威尔兄弟）——《神圣家族》（副标题是“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现代读者很可能同意恩格斯在得知这本书涉及的范围时的观点，即“我们两人对《文学报》所持有的严正的鄙视态度，同我们竟然对它写了二十二个印张这一点很不协调”。这本书极为松散，是《文学总汇报》上没有结构、松散的批判文章。马克思的大多批判是做无谓的细微的分析，并故意把他们对手的文章观点歪曲到荒谬的程度。这种手法在当时尤其流行，更为重要的是，它的确可以使秘密性团体理解某种非常荒诞的观点。确实，兴趣是不会长久的。这尤其表现在鲍威尔的追随者对欧仁-苏庞大的哥特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的两段长长的评论中。这些评论竭力用黑格尔的方式表明苏的小说包含着对现代社会“秘密”的解答。马克思详细批判了这种发挥性的解释，也批判了把小说作者的口吻道德化的做法。书中真正有意义的三个部分是马克思对鲍威尔抨击蒲鲁东的回应，内容涉及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唯物主义。
马克思赞扬了蒲鲁东，认为他是第一个对私有财产的存在提出质疑并揭示私有财产对社会产生非人化影响的思想家。接着马克思总结了自己关于私有财产和无产者之间关系的观点：
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
…………
……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因替别人生产财富、替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地，它也执行着私有制因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无产阶级在获得胜利之后，无论怎样都不会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因为它只有消灭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本身以及制约着它的对立面——私有制都趋于消灭。
社会主义者把这种历史作用归于无产者，似乎把无产者看作神，在对这种观点批判的回答中，马克思继续写道：
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
鲍威尔希望切断哲学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认为社会中实际起作用的力量是历史，这种历史是独立的个人，一个形而上学的主体。马克思的观点正相反：“‘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或者又说：“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对鲍威尔来说，知识分子精英的思想由于与广大民众的接触受到威胁，他认为法国革命思想已为群众的热情所污染。但是对马克思而言，这些思想不能充分认识群众，所以资产阶级能够把法国革命变成自己的利益。鲍威尔叙述了大量的体现在法国革命中的“人权”，而马克思则继续探讨了《论犹太人问题》中的主题，断言真正被解放出来的只是那无情的自私自利。
关于法国唯物主义的重大意义，马克思也不同意鲍威尔的观点，后者认为法国的唯物主义运动是斯宾诺莎形而上学一元论的直接延续。马克思要强调的是法国唯物主义者例如爱尔维修与霍尔巴赫的反形而上学的人道主义方面。他追溯了18世纪社会哲学家的唯物主义学说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影响：
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既然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那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并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而对于他的天性的力量的判断，也不应当以单个个人的力量为准绳，而应当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绳。
《神圣家族》出版之时几乎没有人阅读它，当然，它也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但是将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几个主题首次出现在那里，因此马克思在12年后再次读这本书的时候，能够评论道：“我愉快而惊异地发现，对于这本书我们是问心无愧的，虽然对费尔巴哈的迷信现在给人造成一种非常滑稽的印象”。
马克思不得不在《神圣家族》出版之前离开巴黎。普鲁士政府比以往更经常地对《前进报》进行责难，甚至据说路易-菲利浦已经作了指示：“我们必须对德国哲学家的巴黎进行清肃！”1845年1月25日，内务大臣基佐查禁了《前进报》，颁发了驱逐其领导人（包括马克思、海涅和卢格）的命令。马克思被获许停留的时间比24小时长一点，他2月2日带着一位年轻激进的记者亨利希-毕尔格尔斯（他离开了《前进报》团体）前往列日（Liège）和布鲁塞尔。整个行程两人用唱歌的方法鼓起精神。燕妮卖掉了家具和一些亚麻衣物，和海尔维格一家人一块停了两夜，几天后随着马克思去了布鲁塞尔。
第五部分 伦敦 一 伦敦的第一年(1)
人们越来越看出……在这里，一个人如果不彻底脱离流亡生活……他就必然会变成傻瓜、蠢驴或者十足的无赖。
——恩格斯
正如人们所说，一切是短暂的，总不会长久。当马克思去英国的时候，他当然不认为那里会成为他永远的家。数年来，他与他的大多数流亡战友们一直认为这块大陆将很快出现新的革命浪潮。正如早期基督徒在等待救世主再次降临一样，他们认为他们当下的生活与那即将到来的伟大事件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这部分说明了马克思大部分生活的特殊性，期间很多生活实际上是在漫长的、不眠的流亡之夜中度过的。
离开在巴黎的燕妮和孩子们，马克思1849年8月24日在瑞士共产主义者载勒尔和一位从巴登来的民主主义者卡尔-布林德的陪伴下穿越了海峡。到达伦敦，他很可能暂时住在卡尔-布林德租来的房子中，这所房子在格罗夫纳广场上的一间咖啡屋上面：不管怎么说，这是他用的通信地址。他前景黯淡。到伦敦不久他在信中写道：“现在我确实处境困难。我的妻子临近产期，15日她又必须离开巴黎，我不知道到哪里去弄到必要的钱，使她能够动身并在这里安顿下来。”燕妮甚至要把护照延长到9月15日也很困难（那时他们在巴黎租的房子已经到期）。17日她带着3个小孩子到了伦敦，身上还怀着不到3个星期就会出生的第四个孩子。格奥尔格-维尔特去接了她，格奥尔格-维尔特是一位批发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建者之一，并曾在《新莱茵报》工作。他看到了他们在莱斯特广场中已布置好了的寄宿房间，他们不久离开这里，前往另一所两间的房子，坐落在切尔西城市国王路旁的时髦地段。租金昂贵（每月大概6英镑），但他们贫乏的财源从燕妮母亲的资助中得到了缓解，这样他们可以度过眼前的这段时间。燕妮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11月5日，当时人们在外面高喊着‘永远的盖伊-福克斯’，戴着面具的小男孩在街上骑着人工巧手制作的驴子，一切都在喧嚣，我可怜的小亨利希出生了。为了纪念伟大的反叛者，我们给孩子取名小福克斯。”所以，正如维尔特所提及的，马克思的家庭中有四个国籍，每个孩子出生在不同的国家。
马克思一家很快就从切尔西的房子中搬出来了。他们在那里的时间几乎还不超过6个月，女房东那边的麻烦来了，由于缺少现钱他们立刻被赶出来了。不久，燕妮在给魏德迈的一封信中讲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我只要把我们一天的生活情况如实地向您讲一讲，您就会看到，过着类似生活的流亡者恐怕是不多的。因为这里奶妈工钱非常高，尽管我的胸和背部都经常痛得厉害，我还是决定自己给孩子喂奶。但是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我身上吸去了那么多的痛苦和内心的忧伤，所以他总是体弱多病，日日夜夜忍受着剧烈的痛苦。他从出生以来，没有一个晚上是睡到两三个小时以上的。最近又加上了剧烈的抽风，所以孩子终日在生死线上挣扎。由于这些病痛，他拼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口了；鲜血常常流进他那抖动的小嘴里。有一天我正抱着他这样坐着，突然我们的女房东来了。我们一个冬天已经付给她二百五十多塔勒，其余的钱按合同不应该付给她，而应该付给早已查封她的财产的地产主。但她否认合同，要我们付给她五英镑的欠款，由于我们手头没有钱（瑙特的信来得太晚了），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不多的全部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的孩子的摇篮以及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的女孩们的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家当拿走。那时忍受着乳房疼痛的我就只有同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光地板了。我们的朋友施拉姆赶忙进城去求人帮忙。他上了一驾马车，马狂奔起来，他从车上跳下来，摔得遍身是血，被人送回我们家来，那时我正和我可怜的发抖的孩子们在哭泣。
第二天我们必须离开这个房子。天气寒冷，阴暗，下着雨。我的丈夫在为我们寻找住处，但是他一说有四个孩子，谁也不愿收留我们。最后有一位朋友帮了我们的忙，我们付清了房租，我很快把自己所有的床卖掉，以便偿付药房、面包铺、肉铺、牛奶铺的欠款，他们听说我被查封财产都吓坏了，突然一齐跑来向我要账。把出卖了的床从家里抬出来，搬上小车——您知道，又出了什么事？当时天色已晚，太阳已经落了，按英国的法律在这个时候是禁止搬运东西的，于是房东领着警察来了，说里面可能有他的东西，说我们想逃到外国去。不到五分钟，我们门前就聚集了不下二三百个看热闹的人，切尔西的流氓全来了。床又搬了回来，只好等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以后再交给买主；最后，当我们卖掉了一切家当，偿清了一切债务之后，我和我的可爱的孩子们搬到了莱斯特广场莱斯特街1号德国旅馆我们现在住的这两间小屋。在这里我们每星期付五个半英镑才凑合住下来了。
1850年4月被从切尔西的房子中逐出，他们就在第恩街64号找了一套可以长久租住下来的两间房子，房子的主人是一位做饰带生意的犹太商人，流亡者委员会会计亨利希-鲍威尔也在这里住。燕妮带着四个孩子在那里过夏天，把它描述为“悲惨的”。伦敦前景黯淡，以至于马克思考虑与恩格斯一起移居到美国。他准备在那里找一个地方能够继续出版杂志，于是设法寻到了租用的价格；但却是“惊人地昂贵”。所以马克思一家只有移到这条街的28号了，恩格斯此时出发去了父亲在曼彻斯特的公司。由于吉多的死，迁居马上进行了。吉多才一岁，他突然死于由于脑膜炎而引发的痉挛，是三个中第一个在第恩街死去的孩子。
虽然困难重重，马克思在政治方面依然很活跃。在伦敦的头几个月，马克思的时间被三件相互关联的事情占去了：作为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中流亡者的代表所进行的工作；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重组；以及仿照《新莱茵报》的样式进行创建一个月刊杂志的工作。他把这三项所有的工作都看作重建1848年曾在科伦存在过的“马克思党”的途径。
燕妮到达伦敦的第二天，协会全体大会选举了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它将向协会每月一次地作陈述报告。马克思与布林德、鲍威尔、普芬德和菲斯特尔一起当选为成员。委员会立刻开始了通过个人关系和报纸呼吁进行筹钱，这两方面主要是在德国进行。但是只过了两个月，委员会不得不进行重组。因为随着布林德和菲斯特尔的离开以及维利希到达伦敦，对于诸如司徒卢威和海因茨这样的激进共和党人来说，委员会的调子变得太极端了。司徒卢威和海因茨试图成立一个新的政治倾向更为温和的委员会（脱离现在的协会）。虽然这些努力（它在下年4月份又重新再起）失败了，但确实导致了原先委员会的重组——恩格斯和维利希当选，补上两个空缺的位子，并把“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改名为“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这种分歧是流亡者更为广泛分裂的一部分，因为传统的共和党人在司徒卢威和海因茨的领导下组建了一个与协会对立的工人同盟。）新的委员会由马克思担任主席、恩格斯担任书记，在接下来的一年中非常活跃:虽然随着人数的增加原先大笔的捐赠在减少，但还是募集到了超过300英镑的资金，帮助了超过500名的流亡者。1850年夏天，建了一座旅馆，能容纳18名流亡者，并能供给大约40人食物:计划还将使旅馆自足——把它变成一个流亡者工作的、具有多种用途的工厂。但这些想法没有实现，当1850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内出现分裂的时候，委员会实际上就停止发挥作用了。
马克思还参加了协会的其他活动:参加它组织的郊游、舞会、击剑以及国际象棋，他还作了题为《什么是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报告——从11月份开始，一直到1850年的上半年；他还开始在家里给自己小圈子里的朋友举办一些个人讲座；后来被说服为扩大群众听众，到大风磨街协会的一层办公室去做报告。威廉-李卜克内西，这位未来的德国社会党的创建者，在协会的一次郊游中结识了马克思，并从此成为马克思忠实的学生。他生动地描述了马克思的讲述方法：
马克思进行得有条不紊。他提出命题（越短越好），接着就比较详细地进行解释，尽量注意避免工人听不懂的一切表达。然后请听众向他提问题。如果没有人提问，他就开始考试听众。他的这种讲授技巧，任何缺陷或误解都逃不过他。我表达了我对于他的机敏的惊奇，得知他以前曾在布鲁塞尔的工人俱乐部做过一些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讲座。无论如何，他具有优秀教师的天赋。他也用黑板，在上面写公式，其中包括我们大家熟悉的《资本论》前面的公式。
另外一个对大风磨街发生的比较耸人听闻的讨论的描述保留在普鲁士政府密探的记录中，这份记录最后通过柏林的英国大使送到了英国对外办公室：
第五部分 伦敦 一 伦敦的第一年(2)
一个德国社会团体在马克思、沃尔弗、恩格斯和维迪尔的领导下，在大风磨街20号一层聚会。该团体又分成三个分会。分会B讨论最为激烈。它正式讲到并讨论了王子的谋杀者。聚会是前天进行的，我在会上帮忙，沃尔弗和马克思主持会议，我听到一名演讲者高声说：“白痴同样将逃不脱他的命运。英国的钢铁制品是最优秀的，这里有尤其锋利的斧头，断头台正等待着王室的每一个人。”这样，英国女王的谋杀者在离白金汉宫仅几百码的地方就由德国人表达出来了。秘密委员会又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领导人；另一部分是所谓的“盲人”，18人至20人，都是些有胆有勇的人。他们不打算参加骚乱，而是为伟大的事件和主要地为谋杀王储进行节制。
这样的会议记录被保存下来，显示了这份报告主要由于作者的想象才能而引人注目。
大体说来，英国政府对流亡者并不重视。例如1851年3月，由于“对已经知道名字的主要革命者采取决定性措施”，“无伤大雅地把这些人放逐到殖民地”，普鲁士内务大臣敦促奥地利与普鲁士联合起来应对英国政府。去年，奥地利大使曾与英国内务大臣乔治-格雷先生提出过这一问题，指出“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其领导人是马克思、恩格斯、鲍威尔和沃尔弗）甚至讨论弑君”，但得到的答复是：“依照我们的法律，只要与英国女王无关，只要没有制定明确的计划，仅仅对弑君的讨论并不足以构成逮捕这些策划者的理由”。在回答这些要求时，内务大臣准备做的主要是给那些流亡者以金钱上的资助，希望他们移居到美国。
马克思还在科伦的时候曾拒绝过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中央委员会（它在1849年早些时候曾为沙佩尔和莫尔所复兴）的提议，但现在他开始把大量的精力用在同盟的工作上。现在还不完全清楚马克思是如何成为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正式当选是不可能的，但可能被鲍威尔和埃卡留斯推选为新委员，正像后来的恩格斯和维利希那样。无论如何，他参加了他们两周一次的会议并最终成为主席。同盟在1849年还没有停止活动，虽然中央委员会的六月大会的报告中说“……革命团体在去年夏天一度失败在实践上导致了同盟组织的解体……中央委员会去年年底以前一直都由于陷于停顿而受到指责”。这是夸张了。马克思后来到达伦敦后写道，“我发现那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工作又重新运作起来，与重建的德国支部的联系又复活了”。但是1849年晚些时候的这种整体上的混乱和分散自然减少了同盟的活动。而且就意识形态这方面讲，这种“秘密宣传团体”（正如马克思对它所做的描述那样）也远远没有统一起来。确实，并不是每个申请者都能够成为成员，甚至有个别被开除现象，但并没有明确的常规——只要还是完全通过信函和中央委员会偶尔派特使来传达报告这样的形式来联系，明确的常规也不可能建立起来。在马克思当时和以后所称作的他的“党”中，他当然确实坚持了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但是这个“党”与同盟绝对没有联系，它也不是完全由同盟成员组成：它由非常有限的一些人组成，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了解马克思本人，理解他的思想并对他藐视别人的卓越才能抱有敬意。
1850年1月，马克思试图在德国重建同盟，他给烟草商勒泽尔（未来的科伦支部主席，并在后来推翻了国王的证供），写了一封信敦促他，用勒泽尔的话说是：“鉴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事实上一直是被压制着的，他认为既然宣传活动只能秘密进行，那么就非常有必要重新建立同盟，于是要……在科伦建立一个支部，我将竭尽全力建立一个与其他莱茵城市相似的支部”。勒泽尔回答说要求一个公职，这样可以避免有谋反的猜测。马克思回信说这些问题需要未来的大会认可，而目前他们应该采取《共产主义宣言》制定的总方针。
在对德国的同盟进行某种统一的尝试中，中央委员会3月份派鲍威尔去视察，带着一份由马克思签署的指令和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一份策略指示。这份著名的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表明了马克思关于策略的想法在过去一年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他现在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以与那些正式的民主派相并立”，并同意中央委员会以前要在德国重建同盟的打算。马克思批评一切类型的“民主主义党”，因为他们代表了德国众多的中下层阶级，从长远来看他们的利益与无产阶级的利益一定是对立的。在这里，马克思建议道：
……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至多也不过是希望实行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
所以工人开始时应该支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同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武装组织。如果这样的革命获得了成功，工人应该继续努力，实现土地国有化并建立统一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共和国。马克思在告同盟书结尾提出了“不断革命”的口号，这一口号并不意味着他相信德国即将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尽管他的确认为这在法国倒是可能的，并对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比以后要乐观得多。在告同盟书结尾马克思谈到了“较长的革命发展道路”，对德国工人提出了决定性的建议：
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后胜利，首先还是要靠他们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地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要由于受到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花言巧语的诱惑而离开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独立组织的道路。
当科伦支部发现告同盟书没有谋反倾向时，就接受了它，并进行刊印。鲍威尔继续视察德国各地类似的支部。他返回时，经过科伦，那里有一些对伦敦方面进行的批评，理由是马克思1848年已经解散了同盟，而且目前还没有正式重建。但这只是科伦支部一小部分人的观点，中央委员会普遍认为鲍威尔任务完成得是成功的。
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确切影响很难估计。其成员似乎主要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常常有相当理想的无产阶级蓝图，他们获得实际影响的唯一方法是依照伦敦支部的规定与工人团体进行接触。这些团体与社会的直接需要相应，举行公开的选举，对当选代表实行严格控制，并集中于诸如互助和正规教育等实际活动上。虽然在一些城市中，例如科伦、法兰克福，同盟成员对一些团体的影响很大，但是伦敦中央委员会6月份发表的告同盟书有夸张的成分，就字面而言不应该完全相信。
虽然第二份告同盟书仍然认为“一场新的即将爆发的革命为期不远了”，但口气及目的都不同于3月份的告同盟书：面对要独立自主的言论（例如对在瑞士的德国流亡者组织以及其他所有在德国积极活动的支部就是这样），它强调了伦敦中央委员会的最高权威。告同盟书对比利时、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同盟支部状况作了相当乐观的叙述，并推迟了科伦先前要求召开的全体大会。告同盟书在涉及与工人团体和军队的联系中所表现出来的华而不实风格、缺乏现实主义和过分乐观，使得下面的情况令人怀疑，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起草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他们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份告同盟书，所以一定默许了它的最终形式，甚至恩格斯还重印了它）。告同盟书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伦敦支部和科伦支部之间仍存在着分歧：后者一直把自己看作只不过是一个宣传性质的团体，因此当马克思责备他们“没有进行积极的活动”时，就愤怒地指责马克思这种“毫无兄弟情感的行为”。全体大会预计9月份在伦敦召开，但1850年9月中央委员会的分裂使得这一计划没能实现。
告同盟书还向德国支部宣布了中央委员会与法国和英国的革命政党进行的联系。马克思1849年末曾参加了处于分裂中的宪章运动的左翼组织的一次晚宴，这个运动以兄弟民主党为人所知，其领导人乔治-哈尼是马克思前次在伦敦逗留时认识的。在这次晚宴上，马克思结识了几位被流放的布朗基派领导人；1850年4月创建了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和维利希代表德国人，哈尼代表英国人，维迪尔和亚当代表法国人签了协议。六项条款的第一条就显示出了马克思告同盟书的精神，它写道：
第五部分 伦敦 一 伦敦的第一年(3)
协会的宗旨是推翻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为此采取的办法是支持不断的革命，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
条款写于法国，由维利希起草。该协会同时还开始进行了革命宣传：巴特尔米，布朗基最富有才华的学生之一，给他的领袖做了汇报：“我们已经开始和德国共产主义者一道起草一本革命手册指南，指南内容包括这次革命之后人民将必须马上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协会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分裂（当时大多数布朗基派站在了维利希这边）中瓦解了。然而，它毕竟取得了1848年后欧洲左翼的暂时联合，并成为第一国际的先驱。
马克思1849—1850年间的政治活动的关键工作是努力创建一份报刊，继续发挥《新莱茵报》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的作用。他在离开巴黎之前，就有了关于办杂志的具体计划，即杂志将成为他分散开了的“党”的重新结集点。题目定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这表明：首先，它是从前报纸的继续；其次，一旦“环境允许它回到德国”，就打算把它变成日报；最后，揭示了马克思认为在社会经济研究和政治活动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
1849年的最后几个月都用来找寻资助者和出版商了。12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个会员泰奥多尔-哈根告诉马克思汉堡出版商舒贝特愿意出版这个评论。舒贝特收取收入的一半，来支付出版费，余下的部分，包括发行（通过委托代理）的费用留给了马克思，他来承担这些费用。共同担负的是广告费用，希望筹到500英镑。康拉德-施拉姆打算在宪章派和布朗基派资助下去美国，到那里筹资:但是两家的计划哪一个都没实行。出版还要推迟：原来打算1月1日出刊，但舒贝特整个1月份根本没有收到任何稿件，这部分也是由于马克思在这月底生了病。2月初确实来稿件了，但由于印刷商缺少纸张以及马克思的“令人头痛的字迹”极难辨认，印刷又被推迟了。此外，舒贝特还担心可能遭到迫害，他认为马克思作为编辑，应该把他文章的调子缓和一下，因为“任何人毕竟都不能像他那样能够驾驭语言”。原定于1月份发行的2500份，3月初终于开始了；到5月中旬为止，极快地接连出了三期。但是，与舒贝特的关系迅速恶化了：舒贝特很迟才寄去杂志销售的信息，他不经过商量就裁减文章，而且并没有按照要求刊行。销售的收入极其微薄，5月份燕妮-马克思写信给魏德迈诉说苦衷，说不可能辨别出谁的行为是最糟糕的，“……是书商或者经理和科伦友人的拖延呢，还是民主派的全部行为”。对舒贝特的指责当然是正当的，但《评论》的风格过于注重知识性，没有造成广泛的影响。科伦支部的一个领导人罗兰特-丹尼尔斯写信给马克思：“只有这个团体中比较有知识的人和为数不多的具备一些历史知识的中产阶级才会对您每月刊物中的革命感兴趣”。
这个夏天，《评论》暂时搁浅了；最后一期（双刊号）的出版是在11月。马克思认为舒贝特不尽职，以至于他（不成功地）要想办法起诉他。他还计划着以季刊的形式继续在科伦办《评论》，或者换一种方法，在瑞士出版。这些计划都没能实现。很难看清楚《评论》——或者它的确打算要给共产主义者同盟以思想上的指导——在这种环境中本来应获得什么样的成功：这两者都依赖于1848—1849年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以及对类似骚乱浪潮很快到来的期待。这些希望在所有的流亡者中普遍存在，包括马克思，在离开巴黎之前，曾告诉拉萨尔，他希望来年初那里会爆发一场革命运动。事实上，马克思在《评论》（它的目的是要“详细地科学地研究作为整个政治运动的基础的经济关系”）上发表的文章表明他进一步认识到他的政治目标的经济学前提当时还不具备。
在最初发表在《评论》中的文章中，马克思写道：“目前这个表面平静的时期，正应当利用来剖析前一革命时期……”这是马克思打算给《评论》写的主要文章之一，这些系列文章标题都冠上了“1848年至1849年”。恩格斯后来以《法兰西阶级斗争》为题把这些文章重新出版。文章被正确地评论为“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
《法兰西阶级斗争》以富有才华和流畅的笔触描写了阶级和经济利益背景下法国1848年至1849年间不断变换的政治场面。马克思对最近革命起义失败在整体上作了公开评论：
除了很少几章之外，1848—1849年的革命编年史中每一较为重要的篇章，都题名为革命的失败！
但是，在这些失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陷于灭亡的乃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即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中的产物；陷于灭亡的是革命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其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
总之，革命向前进展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不是由于它获得了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反而是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反革命，即产生了一个敌人，而主张变革的党只是在和这个敌人做斗争中才发展了真正革命的党。
马克思继续对七月王朝进行了分析，把它和合资公司进行了类比，由于其不断地处于破产的边缘，以至于银行家和经纪人进行债务投机，以摧毁小投资者。结果，普遍的不满带着英国1845—1846年工商业危机对法国工业的严重影响涌进了革命。而在二月事件只是反映出各个阶级之间早已产生出来的分歧之后，临时政府成立了。正是对于自己过去在德国做法的某种程度的批评，当时马克思宣称，工人抱有与资产阶级一起或在法国一个国家内获得解放这样的希望，这是一个幻想。马克思继续论述了5月选举结果必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工人反对它只能是徒劳。但正是他们的失败为将来的胜利作了准备：
……只有六月失败才造成了所有那些使法国能够担起欧洲革命首倡作用的条件。只有浸过了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之后，三色旗才变成了欧洲革命的旗帜——红旗！
于是我们高呼道：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马克思的第二篇文章讨论了1848年秋新确立的政治制度的矛盾及其赋予路易-拿破仑（他在12月份的大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的诸种机会。拿破仑是农民幻想中的唯一人物。对无产阶级来说，他的当选意味着取消资产阶级共和主义，意味着为六月失败复仇。对小资产阶级来说，这意味着债务人统治债权人；而对大资产阶级来说，拿破仑意味着他们要同自己以前的坚定联盟、具有潜在进步性的团体进行决裂。“这样”，马克思说，“法国一个最平庸的人获得了最多方面的意义。正因为他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他能表明一切，——只是不表明他自己。”
第三篇和最后一篇文章写于3月，大约与3月份的告同盟书以及与布朗基派建立伦敦联盟是同一个时间。文章分析了对立党派中存在的不同因素。马克思在这里注意强调了“小资产阶级”或者“空论的”社会主义（他尤其认为普鲁东是这样的社会主义）与布朗基派的革命社会主义之间的不同：
这种乌托邦，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想使全部运动整个都服从于运动中的一个段落，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来代替全部社会生产，而主要是幻想借一些细小手法和巨大伤感情怀来消除完全必要的阶级革命斗争，其实它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把这个社会描绘成一幅没有阴暗面的图画，并且力求违抗这个社会的现实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当无产阶级把这种社会主义让给小资产阶级，而各种社会主义首领间的斗争又表明每个所谓体系都是特意强调社会变革中一个过渡段落以与其他各个段落相对抗时，无产阶级就愈益团结在革命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叫作布朗基思想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
第五部分 伦敦 一 伦敦的第一年(4)
这篇文章结尾处用典型的乐观主义宣称反动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只不过是“革命的温室”。
这种乐观主义还反映在马克思恩格斯1850年前几个月为《评论》所写的关于时事的深入评述中。在法国，“当然，反动势力加强的同时，革命政党的力量亦在日益壮大”，“过去一向在政治上死气沉沉的农民阶级也被卷入运动，被吸引到革命中来了”。至于英国，那里生产力的惊人发展甚至将很快超过南北美洲和澳洲市场:恐慌最迟在7月或8月会随之而至，“这次危机由于必然跟大陆的重大事件一起爆发，所造成的后果会与以前历次危机完全不同”。马克思当时和以后都坚持认为工业危机将会带来革命，而不是相反。1849年12月他写信给魏德迈，认为革命在下次危机之前过早爆发“是一种不幸，因为现在正好是贸易日益扩大的时候，法国、德国等地的工人群众，以及整个小店主阶层等，也许在口头上是革命的，但是实际上当然不是如此”。
文章接着对美国的工业潜在能力作了深刻评论，认为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其意义“超过了二月革命”。人口向西部的迁移以及铁路方面的惊人发展都说明纽约和旧金山正在成为世界的贸易中心，而这个中心到目前为止是伦敦和利物浦。马克思接着写道：
世界交通枢纽在中世纪是意大利，在现代是英国，而目前将是北美半岛南半部……由于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开采和美国佬的不断努力，太平洋两岸很快就会像现在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的海岸地区那样人口密集、贸易方便、工业发达。这样，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用；大西洋的作用将会降低，而像现在的地中海一样成为内海。
欧洲国家避免工业、商业和政治上对美国的依附，唯一的希望就是“进行社会革命；这个革命现在还不算迟，还能够根据现代生产力所促成的生产本身的需要来改变生产和交换的方式，这样，就可以创造出新的生产力，保证欧洲工业的优势，从而使地理上的不利条件得以弥补”。在这篇文章将近结尾处，马克思对中国新近开始的社会主义，以及在与西方接触中产生的社会剧变进行了评论，认为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
写于4月份的评论时事的第二篇文章，比较具体地讨论了欧洲革命的种种可能性。马克思认为由于英国特别是主要在羊毛业上的过分投资，危机正日益迫近。这一危机与即将发生在大陆上的动荡的相互作用，将给后者以“鲜明得多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英国，工业资本家将代替辉格党和托利党，把议会的大门向无产阶级的代表敞开，以此“把英国卷入欧洲革命”中来，从而促成危机的爆发。后来《评论》在准备印刷之前加了一篇评注，承认了19世纪50年代早期经济形势曾略有改善，然而他仍宣称，“商业危机和革命一并产生的现象也愈来愈不可避免”。但是几个月后，这种短暂的乐观主义观点越来越难以维系。马克思由于1850年夏天进行的对近十年来经济历史的系统研究，致使这种乐观主义彻底烟消云散了。
这年6月，马克思得到了一张英国博物馆阅览室的出入证，他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经常使用。7月至9月他一直在那里阅读，主要阅读伦敦《经济学家》的过期杂志。他得出的主要结论，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是“从1848年年中起开始逐渐重新到来而在1849年和1850年达到全盛的工业繁荣，是新近加强了的欧洲反动派的振奋力量”。研究结果在10月为《评论》的最后一期写的长篇时事评论中得到了详细论述。马克思坦率断言：“最近6个月的政治运动跟6个月以前的政治运动有本质的不同”。这一变化的“实际基础”是开始于1848年的英国繁荣期。1845—1846年的危机是由于过剩的生产力以及伴随着的在铁路、钢铁、棉花、土豆方面过多的投机。随着1848年经济的稳定，额外的资本投资在增加，投机变得不那么容易了。这一短暂的繁荣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明证是策划了1851年的博览会，这个现代罗马的“百神庙”。美国也出现了类似的繁荣，这种繁荣曾得益于欧洲的经济萧条以及加州市场的开拓。新近繁荣的英国和美国又反过来影响法国和德国，后两者都依附于英国这个“资产阶级世界的造物主”的经济形势。
这一详细探讨的结论是：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的秩序党各派的代表目前所进行的无休止的争吵是彼此为了使对方丢丑，而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的，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目前社会关系的基础十分巩固——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十分资产阶级化。一切想阻止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主义者们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1851年末，路易-拿破仑夺得了法国皇帝的位子，巩固了1848年革命后的反动力量。马克思马上写了一系列文章，标题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由他的朋友魏德迈在一家存在时间较短的纽约杂志上发表。这些文章组成了马克思极富才华的政治小册子。这个题目暗示了1799年拿破仑一世政变的日子。马克思注意考察了1851年12月路易-拿破仑事件重现的社会经济背景。在该著作的第二版序言中，马克思把自己的方法与其他两位论述同一问题的著名著作——维克多-胡果和蒲鲁东的著作作了对比，认为胡果只是进行了尖刻和俏皮的攻击；而蒲鲁东则是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结果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的历史辩护。马克思写道：“相反，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文章开头用黑格尔的话证明了世界历史中一切具有重要作用的事件和人物都出现两次，并补充道：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两个波拿巴也是这样。他继续写道：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第五部分 伦敦 一 伦敦的第一年(5)
马克思用这些观点分析了1848年革命，并把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和19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作了区分——前者突飞猛进，好像是被五彩缤纷的火光所照耀，但为时短暂；后者则进程缓慢，常常停下脚步，经常作自我批评。马克思转到最近的政变上，认为不能接受国民已经失去感觉的托词：“民族和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宽恕的。这样的言谈并没有揭穿哑谜，而只是把它换了一个说法罢了。还应当说明，为什么三千六百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弄得措手不及而毫无抵抗地作了俘虏呢。”
接着马克思总结了《阶级斗争》一书中探讨的历史时期。波拿巴成功的原因是他以“慈善会”为幌子组织起了巴黎流氓无产者，自任首领。然而，这种直接的力量为了波拿巴的利益必须反对一些长期存在的事物。首当其冲的是旧金融贵族，他们“把总统每次对它那些看来是自己代表们的胜利当作秩序的胜利来欢呼”。这样做的原因是很明显的：“既然在一切时代国家政权的稳定对整个金融市场和这种金融市场的牧师们来说是摩西和先知，那末现在，当任何洪水都有把旧的国家连同旧的国债一并从地面上冲去的危险时，又怎能不是这样呢？”
工业资产阶级也在路易-拿破仑身上看到了他正是结束最近混乱局面的人。这部分阶级“为了保持他们的公共利益，他们本阶级的利益、他们的政治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是有碍于他们私人的事情的，因而只是使他们感到痛苦和烦恼”。当商业情况良好的时候，商业资产阶级狂暴地反对任何的议会斗争，生怕这种斗争会使商业吃亏。当商业境况不佳的时候，商业资产阶级就抱怨议会斗争导致了政治局势的不稳。1851年法国的确经过了一场较小的商业危机，这场危机加上不间断的政治动荡，使得商业资产阶级大叫：“没有终结的恐怖，还不如令人恐怖的终结！”波拿巴很好地理解了这种叫喊声。
马克思文章最后一部分较为认真地考察了波拿巴政权的阶级基础。对马克思来说，这似乎是不存在的：“斗争的结局，好像是一切阶级都同样软弱无力和同样沉默地跪倒在枪托之前了”。文章解释道，革命已经可以使议会权力臻于完备，只是以便推翻它；而现在使行政权力臻于完美，以便接着摧毁它。马克思概述了官僚政治的历史：
这个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五十万人的官吏队伍和五十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
1789年革命期间以及后来，官僚为资产阶级进行阶级统治作了准备；在路易-菲利浦和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官僚仍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接着马克思马上论证道：“虽然如此，国家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这些农民利益的一致并不能使他们联合起来，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处于互相隔离的状态。因此，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而拿破仑依靠的农民，法国土地所负担的抵押债务每年从这些农民身上取得的利息，等于英国全部公债的年债息的总额。最后，军队已不再是农民青年的精华，而是“农民流氓无产阶级的败类了”。这样，按照马克思的论述，拿破仑一世的三个主要方面——独立的小农，支持强大的中央行政的税收，以及来自农民的数量庞大的军队——在路易-拿破仑的统治中已经完全堕落了。然而，中央集权制已经确立，这将是未来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打碎国家机器丝毫也不会危及中央集权制。官僚政治不过是中央集权制还受其对立物即封建制度累赘时的低级和粗糙形态。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时，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那时奠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
注意到下面这一点是有意义的：上面这段话把中央集权制作为一种进步因素加以强调，而在1869年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第二版中就略去了这一点。
仅仅作为一场新的危机的结果新的革命才是可能的，这个结论标志着马克思的政治行动主义第一阶段的结束；接着他转向了19世纪40年代末中断了的经济学研究。自然，马克思思想的含义是许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完全不能接受的。在伦敦，这种立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维利希。
马克思和维利希之间的不同不仅仅是思想学说的不同。维利希来自于古老显赫的家庭。甚至有传闻说（维利希没有澄清这个传闻）他是霍亨索伦王室的后裔。他12岁就成了一名职业军人，表现很好。在1849年巴登起义中恩格斯是他的副官，对他评价道：“维利希在战斗中勇敢、沉着、机智，同时能迅速而准确地弄清情况，但是在不作战时他却或多或少是一个无聊的思想家”。维利希一到达伦敦，凌晨就闯入马克思家似乎给马克思一家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当时他身着华丽的服装，过分和善。燕妮甚至认为维利希企图引诱她，——她后来写道：“他要来看我，因为他想追逐居住在每一个婚姻中的小虫，诱使它出来”。无论如何，马克思嫉妒维利希华丽的举止是很自然的，正像维利希出于以下原因对马克思感到愤怒一样：马克思对立刻进行革命斗争的热情日益衰减，以及马克思把人类分成马克思和其他人的这种独裁倾向（照维利希的话说）。还有，维利希的朋友们在他们之间做了一个越来越令人不快的对比：“知识分子”马克思，和他的家庭住在一起，在英国博物馆进行研究，做经济学理论的讲座；“务于实际”的维利希，住在逃难工人中的单身汉，和工人一起经受艰苦的环境，认为一切都是“这样简单”。马克思也许博得了工人们远距离的尊敬，但正是维利希赢得了他们的热爱。
这些不同很快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由于马克思的提议，维利希已经成为其中的一员）中引起了纷争。1850年春，维利希和恩格斯之间发生了极为激烈的争吵，并拒绝中央委员会对他们的任何调停。8月，马克思反对维利希给中央委员会提出他们应该和其他民主派流亡者组织组成统一战线的建议。流亡者委员会也发生了同样的意见分歧；在这里，当维利希发现自己是少数派时，他就放弃了，而把这个分歧带到了团体大会上，在那里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马克思发现自己被左翼包围，他们把他称为“反动分子”，因为他为《共产主义宣言》倡议的一些策略作辩护。这样，由于力量增强了，维利希9月1日在中央委员会上进行了反击，当时激情被调动起来，以至于维利希提出要和马克思决斗。马克思早已不再是波恩的一名大学生，所以鄙弃了这个提议。但康拉德-施拉姆，马克思把他描写为他们的团体中的派尔希-霍特斯伯，他不顾马克思的劝阻接受了维利希的挑战。决斗在英国为非法，因此他们乘夜船到了奥斯坦德，维利希由巴瑟米陪同。关于这件事，李卜克内西留下了下面的一段记述：
第二天夜里，马克思家的门是开着的，他不在家，家里只有马克思夫人和琳蘅。巴瑟米动作僵直地鞠了一躬，走进来，用沉郁的声音回答了焦急的“怎么样？”的问题：“子弹击中了脑袋！”施拉姆头部中弹，之后又僵直地鞠了一躬，转身退出去了。你可以想象得到马克思夫人处于麻木状态中的恐惧；她当时知道自己可怕的直觉并没有欺骗她。
一个小时后，她对我们讲了这个令人悲伤的消息。当然，我们认为施拉姆永远不会回来了。第二天，当我们正伤心地谈到他的时候，门开了，一个人走进来，头缠着绷带，但带着苍白的笑容，正是我们悲悼的人。他讲述道，他中了弹，昏迷过去。当他恢复知觉的时候，他自己躺在海岸上，旁边是他的决斗助手和他的医生。维利希和巴瑟米已乘上来时的船返回了。施拉姆跟着乘上了随后的一条船。
第五部分 伦敦 一 伦敦的第一年(6)
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维利希凭自己的权威召开一次同盟伦敦成员全体大会之后。因此，马克思退出了流亡者委员会，并召开了中央委员会最后一次大会。大会于9月15日召开，他在会上以主席的身份发表了长篇演说，内容是三个建议。第一，他建议中央委员会迁到科伦；他曾反对了沙佩尔先前的要在科伦建立全德区部委员会的提议，而现在伦敦出现了大的分裂，致使在英国不能实行有效的领导。第二，新的中央委员会应该制定新的章程，因为1847年的旧章程和1848年软弱无力的条款已经不适合当前的形势，也不为大多数同盟成员所遵守了。第三，伦敦应成立两个完全独立的区部，这两个区部与科伦的中央委员会直接进行联系。这对维护同盟的统一是必要的，因为少数派最近的观点表明这两个区部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原则性分歧。马克思继续说道：
他们用逢迎德国手工业者民族情感的德意志民族观点代替宣言的全面的观点……他们不是把现实关系、而是把意志描绘成革命中的主要东西。我们对工人们说：为了改变现存条件和使自己有进行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而他们却相反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他们现在使用的“无产阶级”这个词正像民主派使用的“人民”这个词一样是一句空话。为了实现这句话，他们不得不把一切小资产者说成是无产者，这就是说，他们defacto［实际上］是代表小资产者，而不是无产者。
在结束时，马克思说多数派完全有权把少数派驱逐出同盟，但是这有损于这个“党”的利益，他认为自己找到了既可以分道扬镳而又不至于引起党的分裂的途径。他希望他这边最多有12个人，这样他将自然地退出这个协会。
接着沙佩尔进行了充满激情的、很不连贯的发言。他宣布自己同意马克思的前两个提议，但不同意第三个，因为第三个提议太敏感。他们应该分成两个同盟，“一个是为那些靠笔杆活动的人而组织的，另一个则是为那些用其他方式活动的人而组织的”。最后，他不认为资产阶级将会在德国掌权，因为这脱离了无产阶级为着整体目的而进行的运动。马克思回答道，他的建议是保证了完全的独立，但同时也保持了同盟的统一。接着他就沙佩尔关于下次革命的观点作了评述：
无产阶级即使取得政权，它推行的不会直接是无产阶级的措施，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措施。我们的党只有在条件允许实现它的观点的时候，才能取得政权。路易-勃朗便是一个说明取得政权为时过早会得到什么结果的很好例证。况且，在法国无产阶级将不是单独地，而是跟农民和小资产者一起取得政权，因此必须推行的不是自己的，而是它们的措施。
埃卡留斯发言支持马克思，之后，维利希一言不发退出了会场，马克思的提议被采纳，获得了6/10可能票数的支持。
科伦支部现在达到了（与马克思一致的）管理该同盟的雄心，在它的鼓励下搞一些耳目一新的活动，虽然维利希沙佩尔支部很可能博得了大多数德国同盟成员的衷心支持。马克思及时制订了新的章程，伦敦成员大会接受了。此后，他似乎对同盟的活动缺乏热情，而把自己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到了经济学研究。然而，1851年5月，德国大范围的逮捕行动（这意味着同盟活动的实际结束）迫使马克思证明自己的巩固地位。1850年5月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险遭暗杀，同年金克尔又从监狱逃走，至此之后，普鲁士当局加大了打击破坏性因素的强度。彼得-诺特荣克是一位熟练的裁缝，科伦中央委员会成员，在莱比锡办理同盟事情的途中被捕:在他身边发现了一些《共产主义宣言》印刷本、马克思3月份的《告同盟书》、12月份科伦的《告同盟书》、新的章程以及一系列的通信地址，这使得当局逮捕了科伦委员会的其他10名成员。这种迫害一开始并不成功:这次逮捕之后的6个月的调查只不过显示了被控告者是宣传性团体的成员，并没有显示任何推翻现政权的密谋或策划；莱茵地区的司法当局（它还存在着从法国占领时期中就保留着的比较宽松的法律制度和对普鲁士的反感）正当地宣称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可以进行审判。但是，结果却不是释放而是进一步关押，在此期间，政府代理者施梯伯努力搜集必需的证据。
马克思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为被告募集钱财并组织朋友给尽可能多的英国报纸写信，抗议没有经过审判就关押。然而，公众的意见并没有被压制住，《泰晤士报》宣称：“如果这一帮人被认为是‘坚定的家伙’，而不是谋反者，那么处理他们将更多的是依据他们诚实的品格”。1852年夏天审判一再被推迟，最后终于在10月份进行，控告所显示的是它曾收集了很长时间的证据，不过它只是试图把马克思和科伦共产主义者与维利希巴黎朋友的一些较为古怪的计划联系在一起——出事的主要证据是一个笔记本，里面有最近在马克思的领导下在伦敦举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会议记录。笔记本纯是施梯伯代理者中的一个人在同盟前成员希尔施的帮助下伪造的。它并没有试图模仿李卜克内西和林格斯这两个假想中的会议记录者的笔迹。事实上，林格斯是该支部的成员，他当时几乎不知道怎么记录，而李卜克内西起初就错了。马克思去了两次马尔伯勒街道治安法庭，鉴别李卜克内西真手迹的样本，并支持了与他们在一起的那间公众房屋主人的证词，该房屋主人愿意证明当时不曾有会议记录，而上面的会议时间无论如何也是不对的。这一点连同其他的信息不得不用几份复印件寄给科伦的被告律师。燕妮-马克思描述了他们家发生的事情：
……所有这一切，就是目前警察当局为一方和我丈夫为另一方之间所进行的斗争。他们把所有的一切，把整个革命，甚至把对诉讼的领导，统统归罪于他……
…………
……我们这里现在有了整套办事机构。两三个人写东西，另一些人跑腿，还有一些人筹集便士，以便使写东西的人能够生活下去，并能把前所未闻的丑行的证据端到旧的官方世界的面前。再加上我的三个活泼的孩子又唱又叫，他们常常被他们的严厉的爸爸赶走。真是热闹极了。
他们成功地揭穿了案件中的伪造文件，但陪审团仍然判定大多数被告有罪。对共产主义者毫无好感的普鲁士外交官万哈根-冯-恩赛写道：“一次堕落的、完全不公正的审判”。
这次事件还有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在案件期间，马克思已经开始写了一篇文章，把案件的主要事实摆在公众面前。这是马克思手稿的典型风格，它已经扩展成了一本小书，题名为《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把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分裂公布于众，并用大量的文稿论述了普鲁士警察所用的手段。因为马克思感到不得不脱离维利希沙佩尔一派的计划和密谋，他解释说他这一派打算“将来成立一个对立的党”，这样他将不参加任何马上进行革命颠覆的同谋中去。瑞士印刷了2000册，越过边境走私到了普鲁士，贮藏在一个小村庄里，但很快被发现，全部被警察没收。这本书还在美国以一种较小的版本出版，但几乎没有流入德国。
随着科伦委员会成员的被捕，同盟在德国不再以有组织的形式存在。有15到20个活跃的伦敦小组1851年定期聚会，刚开始时是在索荷广场，每周二晚举行；接着在该市的法林顿街，每周四举行；最后（1852年间）在索荷广场王冠街的玫瑰王冠旅店，每周三举行。马克思主持聚会，其成员称该小组为“犹太人的聚会”或“马克思团体”。科伦案件结束不久，同盟基于马克思的建议解体，建议称同盟在伦敦和大陆继续存在都“不再合适”。同盟中的维利希这一派不久停止了活动。接下来的10年，马克思没有参加任何政党。
第五部分 伦敦 二 流亡者的政治(1)
虽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解体使马克思从活跃的政治领域完全退了出来，但他在整个19世纪50年代都一如既往地勤勉，并且常常是伦敦流亡者各种密谋计划的讽刺观察家。这些流亡者不可能在自己国土上参与本国政治，于是就沉湎于在伦敦进行狂热的政治短搏，虽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和社会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充分的思想差异。结果是各种计划、委员会和联盟的不断变化的万花筒，即使在最大的流亡者团体——德意志同盟（theGermans）——中也没有丝毫改变，该同盟的派系让迷惑不解的赫尔岑在数量上与40倍于传统认为可以在莫斯科找到的40座教堂进行了类比。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敌意只是增加了已经存在的裂痕。马克思的支持者（除了李卜克内西，他勇敢地面对了他的愤怒）都已经从大磨坊街的协会中退出来了，但是，协会仍然在维利希的领导下运转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维利希沙佩尔小组也是这样。这个小组宣称组成了真正的中央委员会，逐出了马克思一派，并在小圈子中给它的成员宣布道：“我们过去认为，并且现在仍然认为，如果有了正确的组织，我们的党将能够在下一次革命中为了奠定工人团体的基础而实行这些措施”。裂痕由于鲍威尔和普芬德因协会资金的侵占而进行的并不成功的起诉而公开化，这一裂痕很快由于“平等宴会”的机缘扩大了，“平等宴会”是1851年2月24日为纪念1848年二月革命在伊斯林顿的高木仓旅店举行的纪念会。
这次宴会是由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组织的，与赖德律洛兰“激进”宴会相对立。勃朗依靠了伦敦共产主义者的支持，维利希主持了该宴会。马克思派了两名“奸细”——皮佩尔和施拉姆。但他们被发现，并被用暴力扔了出来，甚至在这一过程中（按马克思的说法）掉了数缕头发。这次事件的发生意味着马克思除了离开了他的团体聚会之外，他还被其他的流亡者孤立了。“马克思过着一种真正的退职生活”，皮佩尔给恩格斯写道：“他仅有的朋友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劳埃德，当你拜访他的时候，你听到的是经济学的范畴，而不是抱怨”。而马克思坦承，面对这种情况他很愉快，同月给恩格斯写信道：
……我却很喜欢你我二人目前所处的真正的离群独居状态。这种状态完全符合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原则。一系列的互相让步，出于礼貌而不得不容忍的模棱两可的作法，以及必须在公众面前同所有这些蠢驴一起对一些可笑的事情分担一部分责任——现在必须抛弃这些。
然而，马克思越来越离群索居，并有些痛苦，他毫不容情地把他的嘲笑对准他的流亡伙伴。尤其是维利希，成了他极力挖苦的对象，例如他把他描写为“肮脏的、不像样子的和可怜的”就很典型。与此同时，马克思又禁不住抓住有关流亡者活动的每一丝消息，甚至有时候自身陷入他如此鄙夷的密谋中。例如，1850年晚些时候，施拉姆曾给维利希写了一封信，是关于德国革命的奇异的计划，请维利希来负责。他以科伦支部海尔曼-贝克尔的名义签了名。维利希跌入了陷阱，用立刻进行革命的大胆计划回了信。马克思预见到了嘲笑维利希的绝好机会，并试图得到维利希写来的信，但没有成功。马克思的苦楚因维利希与“耶稣基督”金克尔（正如马克思喜欢称呼的那样）的联合而增加了。金克尔曾于1850年底到达伦敦，他以一位年轻的革命作家获得了声望，这种声望因他从普鲁士监狱中不平凡地逃脱进一步提升了。圣约翰树林中有一个富有智慧的德国流亡者团体，金克尔经常去那里，并用一人一几尼的方式进行公众讲演，很快便赚了足够多的钱，以至把一架埃弗洛德豪华钢琴送给妻子作为礼物。接下来是更为宏伟的计划：1851年晚些时候，维利希和金克尔制定了一项“为了促进即将到来的共和革命”的德国革命借贷的计划（这是受了马志尼为欧洲民主主义举办了获得极大成功的“先令基金”的启发），金克尔前往美国做计划宣传。目标是两百万美元，但实际上只借到几千美元。这笔钱在流亡者中引起了更多的纠纷之后，就进入了伦敦威斯敏斯特银行地窖——（数年以后）它帮助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党。1851年8月团结流亡者的短暂努力并没有获得成功，两个主要的派别：由马克思的宿敌卢格领导的激进共和党人和由金克尔与维利希领导的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仍然存在。
1851年底，更多的流亡者从德国到来，恰逢协会内部对维利希策略的不满情绪在增加。他的巴黎支持者的被捕以及拿破仑政变使得他的革命计划的合理性越来越小。这种不满情绪由于马克思通过李卜克内西散播的谣言加剧了，谣言说维利希秘藏了本该属于流亡者的钱财。12月，一些工人在马克思的支持下，形成了大磨坊街协会的反对派，退出该组织，并建立了一个新的协会，新章程是由马克思起草的。它的领导人是哥特利布-施泰翰，一位桌匠，曾是汉诺威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之一。马克思写信给魏德迈：
你还可以报道，在伦敦成立了一个由施泰翰领导的新的工人协会，它将同“流亡者”、“鼓动者”和大磨坊街协会一律不发生联系，并具有严正的宗旨。
……你知道，这个协会是我们的，尽管我们只是派去了我们的青年；我这里指的不是我们的工人，而是我们的“有学问的人”。工人全都参加了这个协会。
协会大约有60名成员，组建中的委员会掌管在“马克思团体”手里。委员会每周在新牛津街公牛头旅店开两次会，讨论贫困对革命的影响，是否有因革命利益而进行的全面战争，与其他革命党派联合是否可取，以及革命之后是否能够消灭贫困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虽然皮佩尔和李卜克内西的说教观点有时会遭到一些工人的挑战，但他们还是在讨论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协会还提供英语课；6月份政治讨论被取消，代之以威廉-沃尔弗的中世纪文学课程。然而，协会还是在1852年夏末结束了，当时一些工人，包括施泰翰本人又回到了大磨坊街协会。
1852年间，马克思还写文章，对流亡同伴进行激烈抨击。这段历史说明了当时流亡者政治处于的古怪状态。1852年2月，匈牙利陆军上校班迪亚与马克思进行了谈话，他是马克思前两年结交的熟人，当时共产主义者同盟正努力与其他革命团体进行联盟。班迪亚来自一个小的贵族家庭；1850年成了一名奥地利间谍；接着去巴黎，在那里成为匈牙利、奥地利和德国政治流亡者的联合委员会副主席，该委员会5/7的会员是职业间谍！班迪亚与金克尔、维利希和马志尼的接触使得他对维也纳的情况始终很熟悉，在科伦共产主义者的被捕中他起了作用。他还卷入了1851年秋天维利希巴黎朋友的被捕，后来他本人也被捕，并图谋“逃”往伦敦。在那里2月份与马克思的会面中，班迪亚避开党派政治的话题，答应匈牙利方面将给魏德迈报纸提供帮助。马克思对此印象颇为深刻，同意了班迪亚的请求，写几篇德国流亡者领导人的短篇传记，给在巴黎的匈牙利人使用。5月末，班迪亚通知马克思，说他已经找到了愿意为该传记扩充版本出25英镑的德国出版商。马克思丝毫没有怀疑（班迪亚最近曾拒绝马克思请他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会议的邀请），着手开始写作。开始的时候，原来《新莱茵报》的一位工作人员恩斯特-德朗克帮助他，后来恩格斯帮助他。当最后草稿完成的时候，马克思与恩格斯5月份在曼彻斯特花费了一个月时间。“我们用这些蠢才做菜都笑出了眼泪”，马克思给燕妮的信中写道。然而，一旦寄出去了手稿，出版日期就一拖再拖；班迪亚陈述的理由听起来越来越不可信，调查表明了班迪亚原来提到的出版商并不存在。最后，马克思得出结论说手稿已经卖给了德国当局。
1952年8月，进一步的事情发生了，它表明了马克思对流亡者仇视的态度。谣言落到了马克思身上，在去美国的途中，金克尔说恩格斯和马克思是“两个流氓，他们在伦敦被工人从小饭馆里赶出来了”。他写信给金克尔：“期待您立即作出解释。沉默将被视为承认。”金克尔的确立刻进行了答复，说他在被囚期间，马克思在《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抨击他的文章，所以不想与马克思有更多的牵连。他继续说，马克思不应该相信传闻，但如果选择相信传闻，那么他可以通过法律的适当程序进行起诉。马克思确信金克尔不会看任何带有索荷邮戳的信件，所以他“让鲁普斯去温莎办事时把信投入那里的邮箱。哥特弗利德在信封里看到一张雅致而短小的情书，上面印有一束五彩的勿忘我花和玫瑰花……”信中说出了关于马克思的这个美国旅途中的消息来源，并说金克尔的信提供了“一个新的确凿证据……证明上述金克尔是一个既胆怯而又卑鄙的牧师”。
第五部分 伦敦 二 流亡者的政治(2)
1852年底，流亡者中的不和开始减弱。恩格斯写道，他与马克思在圣诞节，“……毫不客气地走进金克尔维利希卢格一伙常去的酒吧间，挤在这些家伙们中间，这在半年以前不冒打架的风险是做不到的”。金克尔由于美国之行的相对失败以及有关金钱的争执，他的名声在降低。维利希的名声更快地被摧毁了：巴伦德斯-冯-布吕宁克在圣约翰树林举办了一个德国流亡者领导人沙龙，宣称维利希对她有不合适的举动；之后维利希很快离开，前往美国了。他与马克思的争吵并没有马上停止，因为他不得不对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对他的指控进行回应，他的回应是题为《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的长篇文章，马克思又以《高尚意识的骑士》为题的讽刺性小册子进行反击。至此，争论结束了。维利希在辛辛那提成了一名新闻工作者，以赞成的口吻评论了马克思后来的作品，并研究黑格尔。他在美国内战中曾获殊荣，与薛尔曼一起齐步行进到亚特兰大，离开军队时是少将。他最后迁居俄亥俄圣玛丽这个地方，在那里成为最活跃的和最受尊敬的公民之一。超过2500人参加了他的葬礼。马克思并不是那种无限期地争吵下去的人。他并不愿在1875年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第二版中写有关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内容，在前言中他写道：“维利希在北美内战中证明，他比一个纯粹的幻想家要好一些”。
虽然不同国家的流亡者团体的确（这与普通士兵形成了鲜明对比）十分自由地互相来往，但马克思与他们的接触仍然很少。1850年他曾与布朗基主义者有过密切接触，但后者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了维利希。路易-勃朗，马克思认为他1848年以后或多或少地是一个同盟者，也在二月宴会的事情中站到了维利希一边。马克思第二年确实也收到了类似的宴会邀请，但让燕妮代他去了。他对燕妮描述的“备有茶和火腿面包的无酒的聚会”并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意大利流亡者领导人马志尼被马克思冠以绰号“已经当了两年inpartibus的民主教会的教皇”，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如下地批评他的策略：
马志尼只知道拥有自由贵族阶层和文明市民的城镇。意大利的农业人口——他们像爱尔兰人一样愚昧地受到剥削、受到系统蹂躏和控制——的物质需要，对于他们的宇宙的幻想天堂来说，对于新教的意识形态宣言来说，自然是太低了。然而，要有勇气才能向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宣布，走向意大利独立的第一步，就是农民的完全解放和把他们半佃户的制度转变为自由的资产阶级财产。
对于流亡者另一位杰出领导人，匈牙利的科苏特，马克思认为他代表了“愚昧的半野蛮民族的精神和社会水平，这些人还停留在16世纪的半文明状态中”。
唯一与马克思有长期联系的国家团体是宪章派。宪章运动高潮过后以及1848年的失败，宪章运动的缓慢瓦解过程阻碍了宪章运动；到1850年，这一过程无疑加速了。与此同时，政府的镇压措施使宪章派变得更为激进；19世纪50年代早期，它的两位最有影响的激进领导人是乔治-朱利安-哈尼和厄内斯特-琼斯。
哈尼是肯特州一位船员的孤儿，整个一生都在做宪章派新闻工作。恩格斯早在1843年就结识了他，当时他正编辑《北极星》。他是宪章派领导人中最具有国际精神的一个；这一点，连同他的共和主义，导致了他1850年被迫退出《北极星》。接着他创建了自己的报纸《红色共和国》，后来又更名为《人民之友报》，这份报纸1850年11月公开发行了“公民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宣言》的第一个英译本。观点的相似，加上哈尼有大量的拥护者和一份报纸，使得马克思试图与他保持密切的合作。然而哈尼首先是一位实用主义者；他愿意在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中靠近马克思和布朗基主义者，同时他又做着必然使他疏远马克思的事情。至1850年夏，哈尼已经深信把国家宪章协会与正在扩大的（但不如此激进）联合工联结成联盟是必要的。他们疏远的直接原因是哈尼毫无区别地对伦敦各种流亡者团体的热情，它们全都是可能靠《人民之友报》发表它们的观点。1851年2月，哈尼的慷慨又扩大了：他参加了纪念波兰爱国者贝姆的一个国际性集会，发表了那天晚上最好的演说。该会议由路易-勃朗和布朗基主义者支持，沙佩尔主持。接着又一件事情发生了。2月24日，哈尼竭力出席由法国竞争派别组织的宴会。施拉姆和皮佩尔（马克思的两个年轻追随者）被逐出由路易-勃朗组织的会场，这个大事件发生时有700多人在场，大部分是德国人；当时哈尼没有积极进行反对。马克思表示厌恶“哈尼不倦地向渺小的大人物们表示的这种公开的阿谀奉承”，把哈尼描写为特别容易感动，有时候不能自已，是“太容易受感动的平民”。关于2月24日的宴会，他这样写信给恩格斯：
哈尼之所以被卷入整个这件事情中去，首先是由于崇拜我们早就经常嘲笑的那些官方大人物的感情驱使了他。其次，他喜欢戏剧性的场面……他陷入民主派的泥坑比他愿意承认的要深些。他有两重精神，一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灌输给他的，一是他自己固有的。
第五部分 伦敦 二 流亡者的政治(3)
这一分歧（恩格斯把它部分地归咎于自己离开了伦敦，而马克思不能自由地使用英语）标志着马克思和整个宪章运动的明显疏远。马克思3个月后在庆祝罗伯特-欧文80寿诞的茶话会上遇见了哈尼。虽然他们有时还通信，但在他们下一次见面（在滑铁卢车站的一次短暂偶遇）时1/4个世纪都要过去了。1852年，哈尼辞离宪章派管理层，移居英国北部，从那时起到了泽西；最后到美国，在那里继续与恩格斯通信，他对恩格斯一直有着比对马克思更多的热爱。
随着马克思对哈尼热情的减弱，他与宪章派左翼另一位领导者厄内斯特-琼斯的关系加强了。恩格斯1869年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了琼斯的去世，认为他是“政治家中实际上完全站在我们方面的唯一有教养的英国人”。琼斯是一位骑兵军官的儿子，职业律师、业余小说家和业余诗人。他出生的家庭既富裕，社会地位又高，但他放弃了这一切，1846年转向了宪章派。1848年前后他曾坐过两年监狱，一获得释放，他就毫不疲倦地努力通过巡回演讲（他是一位极为成功的演说家）和他1851年创办报纸来保持宪章运动的活力。该报一直办到1858年，开始时取名《寄语人民》，后来更名为《人民报》。19世纪50年代初，琼斯与哈尼不同，他强调阶级斗争学说，资本和劳动之间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以及工人阶级用政权进行征服的必要性，这些观点确实大大加强了他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密切合作。虽然他是唯一值得注意的宪章派成员，但一旦哈尼从活跃的政治生活中退出，他的影响也逐渐衰弱了。工人并不欢迎阶级斗争学说，他们更多地注意在资本主义体制内维护自身的利益。马克思在50年代与琼斯保持着经常性联系，并参加他的公众演说，发现其中一些演说有着“绝妙的素材”（虽然燕妮-马克思认为他的关于教皇历史的演说“对英国人来说很好、很先进，但对我们这些受到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洗礼的德国人来说并不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