羟吭麓犹旖蚶幢本谥猩焦袄唇裼晷傩胁杌幔氖亲楦搴吞∫饧只找蚣负趺看伪氐剑颐看味加幸环实难月邸�
1939年萧乾前往英国作驻外记者，与林徽因一别七八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萧乾重回北京，一时事务很多，而林徽因也忙于国徽设计，两人一时未能见面。林徽因专门致信萧乾，要他留一个整天给她，叙叙别后的情景。萧乾如约来到城外清华园，患着严重肺病的林徽因果真和他聊了整整一天，晚上萧乾只得借宿在比邻的金岳霖家。多少年过去了，萧乾已届耆年，每当追念起林徽因，总是显出缅怀和神往的情绪。
北平解放，林徽因有机会接触到赵树理的小说。林徽因与赵树理没有见过面，也从无文字交往。但是赵树理小说中浓厚的乡土气息，解放区健康清新的风貌，令林徽因十分赞赏，她居然还从中看出沈从文的影响。喜爱读小说的青年林洙，偏爱沈从文小说却不喜欢解放区作品，林徽因便认真对她说：“不尽然，解放区也有很好的作家，例如赵树理。”林徽因劝她读读赵树理的小说，这是一般人想不到的。
林徽因不仅与小说家有亲密的过从或神交，她本人也是小说家，甚而是位优秀的小说家，就在她诗歌创作伊始，同时开始了小说创作。第一篇小说是1931年发表在《新月》杂志上的《窘》，写一个中年教授与一同事的女儿，因“辈分”的关系，虽能随意相处，却不能随意相爱的种种窘态。或许这是林徽因尝试写小说的游戏之笔，说不上有多深的思想内容，可是对教授微妙心理的细腻刻画和窘态举止的传神描绘，足以显示林徽因小说创作上的艺术才华。到1934年林徽因发表了《九十九度中》，以内容鲜明、技巧娴熟，使得文坛刮目相看。鉴赏品位很高的评论家李健吾亦著文赞叹。确实，这篇小说除了作者鞭挞贫富不均的情感振憾人心之外，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它艺术上的现代性。如李健吾所析：把酷暑的北京街头形形色色披露在我们眼前，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却有条理；没有故事，却有故事；没有技巧，却处处透露匠心。李健吾告诉读者，早在近半个世纪前，林徽因已对“意识流”这一小说表现手法作了非常成功的探索。当然，林徽因的小说多数是体现京派风格的作品：《钟绿》、《吉公》、《文珍》、《绣绣》，它们的主人公都有生活原型，因而冠以系列总题目《模影零篇》。据说这还给作者带来过一些麻烦。《模影零篇》系列都用回叙的笔调，追述逝去的人和事，着墨淡淡而耐人咀嚼，素雅、淡远、隽永。林徽因对自己的作品自视不低，她编选《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时，不避敝帚自珍之嫌，将那一年她发表的仅有两篇《钟绿》、《吉公》都选了进去。通观整部选本，与入选的作品比较，《钟绿》、《吉公》无疑是上乘。前几年有学者编辑了一本《京派小说选》，从他所能读到的六篇林氏小说中就选取了三四篇。如同研究新月派诗歌不可忽略林徽因一样，研究京派小说，也万万不可忽略这位造诣极深、才华横溢的女小说家。
第三部分
京派的灵魂
——《林徽因小说：九十九度中》导言
林徽因一生只留下六个短篇小说，这当然太少，但它是京派小说不可忽略的组成。京派作家萧乾说：“我甚至觉得她是京派的灵魂。”凭借如此之少的作品得以名垂中国现代小说史，这叫人想到古代的王之涣，外国的梅里美。王之涣仅存六首小诗而耀眼于集数万首的《全唐诗》；梅里美创作的中短篇小说不到二十篇却跻身法国文豪行列。在文坛上林徽因更以新月派诗人著称，而她的为数不多的散文同样脍炙人口，即使那个惟一的、未能完篇的剧本，也无愧同时期剧作的上乘水平，她几乎是各类体裁的全能。所以，当看到题为《一代才女林徽因》的文章以及同名的文学传记，我总觉得才女辈出的20世纪，仅用“一代才女”四个字似已不足表明她非凡的才华。据说，她于中国现代建筑学的杰出贡献更胜于文学方面的成就。
林徽因（1904—1955），原名林徽音，为避免同海派男性作家林微音相混改署此名。曾署名徽音，也署徽因，有笔名尺棰、灰因，又有西名菲莉斯（Phyllis）。她祖籍福州，生于杭州，十岁后迁居天津、北京。父亲林长民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任过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国会秘书长，是我国20世纪初著名政治家，亦擅长书法，兼工诗文。林徽因十四岁随父亲旅欧一年有余，曾就读英国StMary’s College，并有机会结识欧洲众多政界人士、学者、作家，后来与梁启超之子梁思成联姻。中国现代女作家多有闺秀，然而像林徽因这般显宦名门出身亦属少见。她二十岁参与泰戈尔访华活动的接待，用英语主演了泰戈尔剧本《齐特拉》（《Chitna》）。她才貌双全，为北平社交圈中的名媛。不久赴美留学，所学美术而志在建筑，终生以此为职，归国后与梁思成先一起创办了我国大学第一个建筑系，其后又伴随梁思成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对古建筑有多次重大发现。建国后她参加设计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被誉为中国现代建筑学的先驱。
林徽因的文学创作开始于何时尚难确认，从公开发表的作品看，约在30年代初开始涉足文坛。短短几年中奇峰突起，才华毕现，很快形成她文学生涯的辉煌时期。她的作品多在友人编辑的《大公报·文艺副刊》、《诗刊》、《新月》、《文学杂志》上面世。此外她还是一个极具魅力、甚为理想的文学沙龙女主人，她的北总布胡同寓宅，时人亲切地叫作“太太的客厅”。她关于文艺的精辟见解、淋漓阐述，不时语惊四座，让你记忆一辈子。有人感叹过，如果林徽因身边人把这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言论都记载下来，该是多精彩的一部书啊！遗憾的是她身边没有这么一个人，像英国的约翰逊博士有个博斯韦尔。不仅如此，甚至她生前并未出过一本文学作品集。本来有过出版诗集的预告在《诗刊》上，因抗战炮火流产。过了30年代的辉煌时期，由于健康十分糟糕，也由于退居几乎与世隔绝的僻壤四川小镇李庄等原因，林徽因似乎悄然淡出文坛，尽管断断续续还有新作，其中仍不乏优秀篇什，但影响今非昔比了。
林徽因的小说不失为篇篇珠玑。《窘》是她的小说试作，便出手不凡。在窗外社会矛盾趋于激烈、复杂之际，这个作品难免被视为客厅里的“有闲”文字。然而主人公心理的细腻描绘，整篇的意识流动，告示人们心理分析的小说技法并非新感觉派所独擅，而且它在林徽因笔下更近乎民族的欣赏习惯。这一点多为研究者忽略。小说中可贵的艺术探索作了它内容的陪葬。
相隔三年发表的《九十九度中》，显然走出了“客厅”题材，加之较《窘》更为显眼的意识流手法，因而反响强烈，是她最负盛名的小说。艺术鉴赏品位很高的李健吾曾对它赞叹备至：“在这样溽暑的一个北平，作者把一天的形形色色披露在我们眼前，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却有条理；没有故事，却有故事，而且那样多的故事；没有技巧，却处处透露匠心。”不过就林徽因此前的创作来说，此篇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它强烈的是非观、道德感。这位名门小姐不囿于门第，而是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切关注着下层人民的苦难岁月。
后四篇以主人公名字命题的小说，冠以“模影零篇”的总题，人物都来自生活中原型。我尤为看重的是《吉公》和《文珍》两篇。《吉公》的篇幅仅是《九十九度中》的一半，其内容的厚重并不亚于后者，渗透着深沉的历史感。小说借一个小人物命运反射时代侧影，给读者诸多方面的启悟、思考，人才压抑的感慨至今未必失去现实意义。若说《吉公》的色彩略显灰暗的话，那么《文珍》本该仍是灰暗的色彩却代之以明亮。大户人家的吉公最终未能挣脱为时代所左右的悲剧命运，而出身卑贱的女佣文珍则是把命运紧紧地攥在自己手中。作者不再满足表同情于穷困者，进而挖掘他们身上至美的精神品格。作品没有点明文珍出走之后的结局，不排斥她或许将更惨，可单是这灿烂的人生一搏，足够振奋人心，有文珍们在，社会才有望。至于《钟绿》中的钟绿，《绣绣》中的绣绣，皆是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特别是《钟绿》，写美的幻灭，凄艳动人，诗意浓郁，不妨谓之小说诗，算得中国现代小说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林徽因小说虽仅有六篇，却已具有鲜明艺术特色：审视题材的深刻，结构的周密，表现时的理智而隽永，文体上的纯正、雅致，乃至语言简洁，描写精细，均现出所受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方现代小说的双重影响，形成一种兼有古典意味的现实主义风格，放置京派诸多名家之中，既反映京派的一般风貌，又卓然自成一家。那柔曼、温婉自是男性作家如杨振声、沈从文、萧乾、师陀所不备，即使与京派中同为女性的凌叔华比较亦大异其趣。论林徽因小说艺术的精湛当在不少颇具盛名的女作家之上。
本集附录了林徽因散文，这不能说没有出于她小说篇幅不足的考虑，但决非凑数。林徽因是位个性异常突出的女性。从小说可以窥探她的人生态度，从诗里可以感受她的情感波澜，而最能见其气质、性格者莫过于散文。她的睿智、爽朗，还有幽默，均在散文中毕露无遗。今日读者从林徽因同辈人回忆中得知她的性格魅力无限神往，然而想见其人已不可得，所幸读其散文或能补缺一二。其中《窗子以外》乃传颂甚广的名篇，曾入选朱自清编辑的《西南联大语体文示范》。林徽因散文的篇数较小说略多而总体篇幅却不及，更难单独结集付梓，那么附录于小说该是受欢迎的“合璧”吧。还需说明，《闲谈关于古代建筑的一点消息》和译作《夜鹰与玫瑰》都至今从未入集，它们借本集重新与读者见面，本集也赖之锦上添花，称得上是相得益彰。
第三部分
林徽因的人格和才华
林徽因（1904—1955），这位中国现代史上数度灿烂的建筑学家、文学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印出她的第一本文学作品《林徽因诗集》，其时知道她名字的读者寥寥无几，即使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专业人员对她往往也所知甚少，林徽因尚未纳入文学史家的视野。不久因着徐志摩，林徽因名字频频出现于媒体，到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播出，差不多她已是家喻户晓的佳丽。然而，历史人物林徽因与现今媒体宣传的那个沉湎情爱的闺秀相去实在太远！林徽因生前很不喜欢称她梁太太，如今她却凭藉另外一个并非丈夫的男性为后世所熟知，九泉之下该是如何的无奈。
今年是林徽因百年诞辰，此时编一部力求囊括她全部著作及片断文字的“文存”，既意在纪念先贤，亦是为正误纠谬，让世人从“文存”里认识一个极富人格魅力和文学才华的杰出女性。
当人们称誉林徽因建筑业绩时（她本职是位建筑学家），很少有人了解，作为女性，又可能被人想象成娇弱的太太，她曾为此付出过怎样的辛劳（这辛劳正是她当年留学不得入读建筑系的原因，那时美国大学顾虑到建筑学需野外作业而拒收女生）。为寻找考察遗存的古代建筑，她无数回奔波于穷乡僻壤，或黄沙扑面或跋涉泥浆，还难免住鸡毛小店惹一身跳蚤；她测量高塔爬上数十米塔顶，随时有坠落危险，有时站在了死亡门槛；考察回来则抱重病之躯不分昼夜地描图、撰稿，著述连连。她完成国徽设计竟是在医生宣告她不久人世的日子里；直到离开世界的前几日，她还念念叮嘱学生：“景泰蓝是国宝，不要在新中国失传。”林徽因于事业当得起一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经济萧条、科学落后的旧中国，在远不算漫长的人生历程里，她得以取得建筑设计和研究的光辉成就，非怀有崇高的敬业献身精神不能为之。这精神，不仅表现在艰辛劳动，而且有时须冒着恼人而可怕的精神压力并政治风险。建国初苏联“老大哥”的影响渗透到中国各个方面，一切惟“老大哥”为是。受此影响，主持中南海建筑修缮设计的工程设计者曾与担任顾问的梁思成意见相左，这位工程师写了《民族形式和“国粹”》等一组文章，不点名地批评梁思成“想尽方法把中国的旧形式揉到现在的新作品里”，主张远离民族传统的创新，其实是“苏化”。林徽因在他文章上写下批语：“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次中南海宿舍楼的设计，一定会认为作者对‘中国民族形式’实有把握了，但是，事实证明作者所拟的草图是建筑在西洋民族系统上的特殊形式，太悲惨了的一个形象，无法令人接受是中国的民族形式。”“假使许多中国建筑师都只是从西洋建筑系统的教育里培养出来的，而且在鄙视中国文化的时代中成长，他一定反映西洋建筑的性格基础。而缺乏中国文化的培养，他的创造太可能是半殖民地式的第二代，西洋杂志里现代建筑外表的摹仿者而不自觉。”这里不能把林徽因、梁思成和这位作者的分歧看作纯粹个人之间的学术争辩，显然它关系到背后敏感的“老大哥”态度问题。同样，不久发生保护故都古建筑的争论，梁、林的真正对手是没有露面的中央领导。林徽因竟然在一个公众场合，当面指责一位北京市副市长，忠告他拆除城墙“将来要后悔的”。事后知道，国家最高领导人听说梁思成目睹城门不复存在而痛心落泪，就把话说透了：“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林徽因面对当政者无疑是个弱者，无疑要失败。但历史证明了，她的建筑贡献，不仅在于成功的业绩，还包含着失败的努力。
林徽因所以经受住物质和精神双重磨练，完全出于忠诚祖国的赤子之心。她受过正宗的欧美教育，说流利的英语，写漂亮的英文，按英国人习惯喝下午茶，好像十分的洋气，但相知者说她“从不崇洋，更不媚外”（卞之琳语）。她自己早就宣称“洋鬼子们的浅薄千万学不得”（《窗子以外》），发扬祖国建筑传统乃是她毕生追求。这赤诚在外敌入侵之际表现得尤为感人。她很早警觉到日寇的亡我之心，而亲友中有人民族意识淡薄，她对此义愤不已。卢沟桥炮响，她立即写信勉励才七八岁的不在身边的女儿：“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着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致梁再冰》）北平陷落后，梁家一接到日寇请帖，她和梁思成连夜扔下家产，扶老携幼，躲过封锁，匆匆离开了故都——这是面临物质生活巨大落差而毫不犹豫的抉择。以后她在昆明街头提着瓶子打油买醋，李健吾对此十分感叹：“她是林长民的女公子，梁启超的儿媳！”李健吾不知，以后林徽因竟穷到买不起鞋的地步，儿子只得赤脚穿草鞋上学，而且是最便宜的草鞋。颠沛流离的长长岁月里，有些知识分子经不住煎熬，渐渐变得平庸、颓唐，林徽因要么哀怨自己病弱成抗战累赘，要么亢奋、昂扬，和儿女一起唱《义勇军进行曲》，教他们朗读《唐雎不辱使命》、背诵“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她和儿子有过一次动人的对话。儿子问，如果日军打进四川怎么办？她说，中国念书人总有一条后路嘛，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儿子急了，又问，我在重庆上学，你们不管我啦？她不无歉意轻声地说，仿佛自语：“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顾不上你了！”所幸局势没有危急到那个地步，然而长期极度贫困的物质生活正暗中销蚀她美丽的生命，未满四十的林徽因正值盛年，形貌却憔悴苍老，疾病又使她如风中残烛。为挽救这一美丽生命，外国友人安排好她出国疗养，她再一次作出了坚毅的抉择，坚持留在祖国，与同胞患难与共。
第三部分
林徽因的人格和才华（2）
如果说，林徽因于事业于祖国，表现了非凡的丈夫气概，令人敬佩的话，那么在个人情感天地里，她的重情、爱美，就使她格外地显示魅力。读者认识林徽因，不能止于她的美丽容貌，还应深入到她爱美、懂美的个性和修养。她对任何美的景、美的人、美的事都会兴奋，哪怕是身处困境或健康极坏的时候。战乱中的昆明，在病入膏肓的她眼里，仍看出“昆明永远那样美，不论是晴天还是下雨。我窗外的景色在雷雨前后显得特别动人”。她感情丰富、细腻，讲究感情生活，曾经说，“凡是在横溢奔放的情感中时，我便觉到抓住一种生活的意义，即使这横溢奔放的情感所发生的行为上纠纷是快乐与苦辣对渗的性质，我也不难过不在乎”。甚至说：“没有情感的生活简直是死！”（致沈从文信）说她的情感生活，决非指被虚构并渲染得如琼瑶小说似的徐、林之“恋”。徐志摩确实落花缤纷，爱意无限，但林徽因未必也有此意。徐志摩留学剑桥时不过乡下富商子弟，在林徽因看来尚未脱尽俗气；林徽因自己又不过是才出国门且未成年的千金，不能说她脱尽闺秀意识。此外两人还有七八岁年龄差距，再加徐志摩妻室之累，这些障碍都是林徽因很难逾越的，不可想象她如电视剧里那样回应徐的感情。对此她致胡适、沈从文等人信函早有过明确表白。今人不应以他们日后身份（一个著名诗人，一个洋派学生）想当然地往回推想当初情景，以为必有浪漫故事。真正令林徽因萌生过爱意的人是哲学家金岳霖，可是林徽因把通常的“三角”关系处理得非同寻常。她如实告诉梁思成，自己与金岳霖彼此生了爱意，然而仍爱着梁思成，正不知所从。她如此坦荡，令许多女子，包括不少著名女性作家不免汗颜。梁思成尊重林徽因选择，尽管他为可能失去爱妻极为痛苦。萧乾致作者信手迹金岳霖得知梁思成的痛苦心情和诚挚表态，毅然放弃追求，甘愿以恋情之外的方式爱护林徽因，并终身未婚。萧乾赞叹道：“这三位都是了不起的人，有才能，有学问，品格高尚。他们之间是人与人关系臻于最美最崇高的境界。”（致笔者信，未刊）林徽因与金岳霖的短暂爱恋、长久情谊，远比有人津津乐道的徐、林“恋情”值得大书特书。若要写徐、林交往，与其捕风捉影编织莫须有的故事，不如张扬他俩相处过程所表现的同样率真、坦荡。哪怕流言四起，林徽因始终心态正常，泰然自若，同样不失为萧乾称颂的崇高至美的境界。
人无完人，林徽因亦非完人，自有她短处，有的缺点显而易见。不必讳言林徽因有其性格弱点，但正视她弱点的同时，还必须透视其弱点中的可贵因素，换个说法，某些弱点可能属她可贵品格的另一种表现。譬如她的急躁和好胜，这很犯传统道德训诫，到了女性身上尤易遭致非议。然而急躁和好胜恰是她事业得以辉煌的不可或缺的性格因素。朋友说她，“梁、林不是打发日子，（而是）日子不够用”。学生说她，“有十分力气而要使出十三分来的人”。她自己留下的箴言是“少一事不如多一事”。不妨设想，林徽因若不是那般好胜，她的成就难保不打些折扣。再如她与女人们不太合群，李健吾夸张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究其原因，完全在于她的直爽性格。中国的婆媳几乎成天敌，梁思成母亲却评价林徽因是“刀子嘴豆腐心”。客观看来，聪明绝顶的林徽因，交往多属各界顶级精英，女性中鲜有此辈。她们既不能和林徽因于同一层面对话，林徽因又不知世故地作谦虚状与之敷衍、周旋，那么她遭到误解、生分以至嫉妒、怨愤怕难免的了。林徽因不太合群的弱点表象正内含着脱俗的率真性情。再试想，林徽因若耗费精力作此种无意义的虚与委蛇，她的事业成就又将打多少折扣。
如此不惮絮叨地介绍作家、建筑学家之外的林徽因，一则考虑到媒体上林徽因走样得几乎面目全非，再则尊从我国知人论世批评传统。多方面了解林徽因人品性格，有助理解她的文学创作，自然也更真实地贴近这位历史人物。
林徽因的人格魅力与她的过人才华，缺一不可，合铸了这位富于个性的杰出女性。近来人们喜欢称她“第一才女”，虽表达不够科学，然足以见出推崇之心。
林徽因于建筑领域的才华一般读者知之甚少。我于建筑完全外行，无力阐述林徽因这方面的突出成就和历史地位。但是我知道，奠定梁思成成就、地位的重大发现、重要著作，无不有林徽因参与其间，即使仅以梁思成单独署名的著述，梁思成必不忘说明其中林徽因的劳动和奉献。林徽因、梁思成夫妇的子女和林、梁的同事，都表示过一致看法：梁思成的辉煌业绩，没有林徽因的并肩努力则难以想象。国宝梁思成的辉煌无疑是这对夫妇珠联璧合的共同结晶，建筑学界历来是梁、林并称。不必说林徽因另有她独自建树了，如对民居研究超前的关注，对以景泰蓝为代表的旧工艺的继承改造，以及国徽设计中她的突出作用。林徽因把似乎冰冷的建筑科学，注入诗人式热情，使它兼有了艺术光彩。她说，“这些美的存在，在建筑审美者的眼里，都能引起特异的感觉，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平郊建筑杂录》）。据建筑专家谈论，林徽因提出“建筑意”概念，是她对建筑学的一个富于创造性的贡献。他们的同行还觉得，林徽因在研究工作中迸发的才情胜过了梁思成，甚至说，自林徽因去世，梁思成文章明显地逊色。所以吴良镛院士缅怀林徽因时问道：“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门厅里，要不要在梁先生塑像旁补上林徽因先生的像？”（《林徽因的最后十年追忆》）在清华大学林徽因百年诞辰纪念会上吴院士重提此事，又补充说，塑像必须精美，要见其精神，不然宁可阙如，崇敬之情溢于言表。清华大学的纪念盛会，正是林徽因享誉建筑学界的一次公证。
更为读者熟知的林徽因当然是位作家。林徽因的创作，恰如她为人的赤诚于祖国，坦诚于丈夫，热诚于友人、同事、学生，她为文的态度可归结为真诚。这在她为数极少的创作评论里却有充分的阐发，给《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撰写的“题记”则一语中的：“作品最主要处是诚实。……即是作品需诚实于作者客观所明了，主观所体验的生活。”她反对作家“敲诈自己有限的幻想力去铺张出自己所没有的情感，来骗取读者的同情”。恪守情感诚实，差不多是我们进入林徽因文学客厅的一把钥匙。
第三部分
林徽因的人格和才华（3）
林徽因文学创作起步于诗，在读者中也以诗最具影响。那些抒发个人情感的诗篇，以其真挚、优美赢得一批“林迷”。需指出，学术界研究林徽因诗歌，似过多地强调徐志摩对林徽因产生过的影响，因而阐述林诗内涵的丰富、深刻便受到局限。其实它们多数与徐志摩诗篇洒脱灵动的风貌有别，《时间》、《前后》、《风筝》无不于轻柔外表里寄寓凝重隽永的沉思。由于疾病缠身，她的诗有时难免情绪低沉，但不宜就此夸大，它们并不像常被引用的那句诗“信仰只一炷细香”，经不住西风沙沙地吹。要知道在引出这一句的诗里，诗人接着又吟咏了“秋天的骄傲是果实，/不是萌芽，——生命不容你/不献出你积累的馨芳”。热爱生活、乐于奉献才是林徽因个性的基调,不妨读一读《雨后天》、《莲灯》、《激昂》、《红叶里的信念》。即使病痛折磨得她难以忍受，医生断定她来日无多时，纵然写出略显感伤的《病中杂诗》，同时还写了毫不伤感的《死是安慰》，决没有徐志摩后期诗歌流露的颓废气息。林徽因另有不少落笔“窗子”以外的诗作，如《微光》、《年关》，反映诗人关注下层人民的真挚情感，至今读者和学者都未予以应有关注。当同时期众多女诗人，或为民呐喊但流于粗制滥造，或精雕细镂而忘却民生疾苦，鲜有林徽因这类以优美形式表现“窗外”内容的精品。若只看林徽因的创作缘起，只看她曾以《新月》为创作园地（事实上发表于《新月》的诗作数量很是有限），以及曾与徐志摩多有交流切磋，作品入选《新月诗选》等事实，似乎不无依据归她为“新月诗人”，可是林徽因“从不认为自己就是‘新月派’，也不喜欢人家称她为‘新月派诗人’”（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林徽因未必没有理由。她虽为女性，和新月派一些男诗人们相比，她的诗歌反而能多一点思想分量、多一点表现力度。技巧方面她化用小说里白描手法写诗，素描人物或场景，予浓郁诗情以生活画面支持，这记叙成份尤为“新月诗人”笔下所难见。实在要说她属于新月派，至多限于短暂的初期作品吧。
林徽因小说较之她“言志”的诗歌来说，明显偏于“载道”，她仅有六个短篇小说，几乎每篇都充溢人文精神。《九十九度中》显示众生相，关注纷扰的种种矛盾，《吉公》反思人物命运，折射一段时代陈迹，《文珍》颂扬底层人物，从沉闷现实里看到社会生机，三篇小说各从一个侧面显示作者关注“窗”外的创作倾向。其中婢女文珍是个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她善良、温柔，而又刚毅，沉着，干练，既善且能，不甘心任由主家摆布，终于出走，奔向广阔天地去争取美好人生，文珍可跻身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最美的女性形象行列。《窘》是她的小说处女作，描写主人公难以言传的情爱心态，以透辟淋漓的心理剖示赢得称道。最具盛名的《九十九度中》，进而运用意识流手法，借跳跃结构，不过万余字篇幅，竟鸟瞰了整个都市，弥漫着浓浓的旧都氛围，人物众多，个个鲜明。作品虽洋犹土，熔中西技法于一炉。联系到此时南方一批作家尝试西方手法显出的生涩，林徽因的娴熟程度就令人非常钦佩。难怪有大学教材误把林徽因纳入“新感觉派”一节（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99年初版本，再版已改正）。林徽因小说风格的大气、理性，到语言的简洁、纯正，颇具张力，这固然为同辈许多女性作家所不及，哪怕置于一些男性作家中亦不至于逊色。京派小说家萧乾称誉林徽因是“京派的灵魂”，怕不只是因为她编选过一本产生相当影响的《大公报》1935年度“小说选”，当然还在于她的作品代表着京派小说若干重要特征。
大约还没有人称林徽因为散文家，如不就篇数论，她的狭义美文比小说更少。可不断有人说，林徽因诗歌“不如她的散文好”（卞之琳语，见李辉著《听“苦吟诗人”聊天》）。她的散文应在“五四以来优秀篇目之列”（姜德明《余时书话》），“将这些散文放在散文大家的作品一起也是毫不逊色的”（应国靖《文坛边缘》）。由朱自清选入《西南联大语体文示范》的《窗子以外》更是有口皆碑的名篇。至于那些致友人书信，比散文更其散文。即使她的建筑专业文章，亦有情有致，文采斐然。若干章节、片段，无异于美文、游记或抒情小品。朋友们无不钦佩林徽因健谈，雄辩、睿智、口若悬河、妙语连珠。斯人已逝，幸好留下这些散文，后世读者得以追摹她当年风采。随便翻开她哪一篇散文，譬如写在抗战时期的《彼此》，俨然坐进“太太的客厅”，亲聆她侃侃而谈：
经过炮火或流浪的洗礼，变换又变换的日月，难道彼此脸上没有一点记载这经验的痕迹？但是当整一片国土纵横着创痕，大家都是“离散而相失……去故乡而就远”，自然“心婵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蹠”，脸上所刻那几道并不使彼此惊讶，所以还只是笑笑好。口角边常添几道酸甜的纹路，可以帮助彼此咀嚼生活。何不默认这一点：在迷惘中人最应该有笑，这种的笑，虽然是敛住神经，敛住肌肉，仅是毅力的后背，它却是必需的，如同保护色对于许多生物，是必需的一样。
第三部分
林徽因的人格和才华（4）
林徽因的四幕剧本《梅真同他们》只完成了三幕。单凭这个残篇已足以表明，她写剧的才能不在写小说、诗歌、散文之下。鉴赏品味很高的朱光潜刚读到第一幕便禁不住赞叹：“现在话剧中仍留有不少的‘文明戏’的恶趣，一般人往往认不清Dramatic与Theatrical的分别，只求看一个‘闹台戏’，林徽因女士的轻描淡写是闷热天气中的一剂清凉散。”（《〈文学杂志〉编辑后记》）戏里主角梅真也是婢女，可谓是她小说中文珍的“姐妹”，是闯入大都市与上层社会联系愈加密切的文珍，较敢于自主的文珍又添了一份浪漫情怀。现代话剧作品里此类艺术形象不多，梅真又是林徽因于舞台一个不乏特色的奉献。
林徽因在文学与科学两个领域里都青史留名，这样的女作家没有，这样的男女建筑学家也没有，男女科学家里亦属罕见。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他们为多种学科作出杰出贡献，林徽因多少秉承着这个时期巨人的遗风，正如与她相知的美国友人费慰梅（Wilma Fairbank）所言，她“是当时你所遇到的人中能够向任何方向发展的一个艺术家”。这既使林徽因的建筑研究充满人文色彩，又使她的文学创作散发理性光辉。现代女作家创作，有的细腻却失之柔媚，有的豪放而流于粗糙，林徽因则既灵秀又含风骨。再放大了说，五四以后，时代造就了一批现代知识女性，她们身处社会危难之际，以献身祖国为己任，英姿勃发，才华逼人，不论成功与否，都无愧为英雄，包括进入新中国后，她们始而如逢甘霖，继而受挫迷惘。林徽因的人生历程和她们大同小异，因此以林徽因作个案深入研究，定有其普遍意义。这些年来，多的是传播她的爱情逸事，对这么一位非凡女性的历史评价，探讨得实在欠缺，这与她的成就极不相称。尤其不当的是，有限的学术论文，在阐释林徽因诗歌时不少陷入片面之囿。如有论者描述，“她总是让人想到，有这么一位总走不出闺阁深院的，在粉红抑或枯黄的诗笺上低低倾诉的女诗人”（《林徽因诗歌论》，刊《徐州师范大学学报》），有的说她的作品“止于写小姐隐秘的情事”（《新月派诗选·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乃至武断她“在诗艺上精研追求，思想上却消极颓废”（《新月诗派辨析》，刊《烟台师范学院学报》），而纪念林徽因百年诞辰之际大谈她成就、地位的专文，专攻一点不及其余地把她诗歌创作归结到一个“核”上：“就是抒写一位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新女性在爱情中的体验和成长，从而探索爱情在生命中的意义、诗在人生中的地位。”（《林徽因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史地位》，刊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念文集《建筑师林徽因》）所以形成这等偏见，除论者受制于观念因素外，与他们未能读到林徽因全部作品也有关，《微光》、《桥》一类诗篇发现较晚，论者没有及时寓目。现在这部“文存”出版，愿有助读者、学者认识一个全面而本质的林徽因。
附注：此文是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林徽因文存》前言。
第三部分
林徽因的父亲
大凡作家，尤其是女作家，多承受母亲的秉赋，林徽因却算少有的例外。林徽因生母何氏是个小城里小作坊主的碧玉，但没有文化，脾气又不甚好，旁的好像也无足称道。甚至由于她与林徽因同父异母弟相处不和，给林徽因添了不少无端烦恼。金岳霖曾以逻辑学家的冷静分析这对母女：林徽因母亲，“她属于完全不同的一代人，却又生活在一个比较现代的家庭中，她在这个家庭中主意很多，也有些能量，可是完全没有正经事可做，她做的只是偶尔落到她手中的事。她自己因为非常非常寂寞，迫切需要与人交谈，她惟一能够与之交流的人就是徽因，但徽因由于全然不了解她的一般观念和感受，几乎不能和她交流。其结果是她和自己的女儿之间除了争吵以外别无接触。她们彼此相爱，但又相互不喜欢”。
若要论及双亲于林徽因的良好影响，只能是其父林长民了。认识的人描绘林长民：“躯干短小，而英发之慨呈于眉宇。貌癯而气腴，美髯飘动，益形其精神之健旺，言语则简括有力。”（见徐一士《谈林长民》）章士钊很佩服他，“宗孟（林长民字）长处在善于了解，万物万事，一落此君之眼，无不涣然。总而言之，人生之秘，吾阅人多矣，惟宗孟参得最透，故凡与宗孟计事，决不至搔不着痒，言情，尤无曲不到，真安琪儿也。”徐志摩初见林长民就惊异他“清奇的相貌”、“清奇的谈吐”。林长民死后徐志摩感叹：“这世界，这人情，那禁得起你锐利的，理智的解剖与抉剔？你的锋芒，有人说，是你一生最吃亏的所在。但你厌恶的是虚伪，是矫情，是顽老，是乡愿的面目，那还不是该的?谁有你的豪爽？谁有你的倜傥？谁有你的幽默？”
在民国初年林长民是一个大人物、热点人物。《鲁迅全集》的旧版注释将林长民判为“政客”，实有欠公允。记得周恩来说过，北洋政府里有好人，指的就是林长民。那时林长民与梁启超一起活跃在政界，热中倡导宪政，搬西方议会制于中国。他当过段祺瑞政府议会秘书长。又做过三个月的司法总长，任上拒纳涉案人军阀张镇芳十万元贿款而称颂一时。他颇以此自许，治过一枚“三月司寇”的闲章。也拒收过曹锟贿选总统的酬谢五千元的一张选票，由此得罪贿选成功的曹锟，一时避祸于天津卖字度日，曾自题打油诗：“去年不卖票，今年来卖字。同以笔墨换金钱，遑问昨非与今是。”后来他转于外交，1919年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失败，林长民撰稿在北京《晨报》上披露内情，疾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以警醒国民，并作洪钟之声：“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第三日遂爆发五四运动。当局迁怒于林长民，总统徐世昌虽爱其才而难保其位，于是给他一笔钱出洋考察，这就有了长达一年多的欧洲之旅。
林长民欧游归来思想愈发开明，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作长篇讲演，宏论“恋爱与婚姻”，出语惊人：“我常听着好人家的青年男女交际的时候说是‘怕人家说话’，我就不知道人家说什么话，我们实在是怕什么。不过，一方面要青年男女有勇气，有胆量。一方面也要社会上发议论的人不可以来妄加批评。他那公园道路（指西欧），处处遇着公然接吻言情的一对一对男女，行人过者若无所睹，从来不去回顾的。我倒以为这是极好的态度，不妄管人家的是非。”记录成一万三千余字的讲演稿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最后一句是号召听众：“‘食色性也’，望诸君放着大胆去研究它。”加上他还与徐志摩串演了一场双簧“情书”游戏，时人揶揄他为“恋爱大家”。平心而论，他这篇讲演严肃认真地探讨了诸多问题，不失为历史文献。明眼人随即选入不久出版的《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
这次欧游，林长民携十六岁爱女林徽因同行，林徽因后来成就业绩与此行显然关系不小。不过，就林长民本人言，名曰考察，其实多少含着避风头的意思。尽管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最长的一次出国游历，在其政治生涯中未能作出多大建树，但留下1920年8月至10月的一小册日记，提供了立宪派活动的具体生动的史料，也很可见出这位政治活动家的艺术气质。
我在林氏后人手中见过手书日记的复印件。日记纯系起居和行程的流水账，但时有欧洲风光的醉心描绘。此随手摘录游瑞士名胜的一段：
……罗山名迹，登陆少驻，雨湖烟雾，向晚渐消；夕阳还山，岚气万变。其色青、绿、红、紫，深浅隐现，幻相无穷。积雪峰颠，于叠嶂间时露一二，晶莹如玉。赤者又类玛瑙红也。罗山茶寮，雨后来客绝少。余等憩Hotel at chardraux时许，松间设几，书邮片数笏，如寄所思。余片中有“远游念汝，湖波万叠，比我心事，不知孰为多少”之语。
寥寥数行有景有情，很容易令人联想到郁达夫的日记文学，与郁著的《日记九种》并读，未必逊色。
较之文学，林长民的书法更为见长，中南海新华门匾额即他的手迹。据他亲属介绍，林长民学习，由晋唐人入手，中岁习魏碑，字体一变，于秀雅之中显出遒劲浑厚。这数十页欧游日记，皆用行草小楷，与真书“新华门”三字大异其趣，写得随意而洒脱，如行云流水，疏朗中透着凝炼，散淡而不失法度，比我见到的他早年家书显然趋于炉火纯青了，可视为林氏书法代表作。林长民生前已享誉书坛，可惜留存的作品太少。听说海外偶有他的遗墨印在刊物上，在大陆则几乎失传，他的旅欧日记手迹实在弥足珍贵！
林长民能文善书，知林徽因是才女，亦当知其父为才子。
第四部分
附录:闲话陆小曼（1）
上世纪陆小曼的文学写作尚不为人所知的时候，我写过一篇评介文章《陆小曼的小说》。去秋至今春《文汇读书周报》陆续三次刊出陆小曼一批佚文、佚诗，而出版《陆小曼诗文》和《陆小曼传》也是前不多久的事，听说《图说陆小曼》的出版也已在筹划中。读书界似乎正出现小小的“陆小曼热”，关注她的人谓之陆小曼“一个迟到的春天”。前天又有友人电话相告，他在《申报》“春秋”副刊再次发现一篇陆的佚文。我当即电话里说，他发现的佚文《牡丹与绿叶》我早已知道。十年前《申报》“春秋”副刊编辑王进珊老先生曾编《申报文艺副刊编校丛录》（内部编印），其中附有“春秋”总目录。王老先生生前送我一册，当时我即按图索骥找到《牡丹与绿叶》，此文不足千字，无甚可注意内容，浏览后便罢了。经这个电话，不妨过录给对陆小曼感兴趣的读者：
望眼欲穿的刘大师画展在二十一日可以实现了，这是我们值得欣赏的一个画展。中国的画家能在同时中西画都画得好，只有刘大师一人了。他开始是只偏重西画，他的西画不但是中国人所欣赏，在欧洲也博得不少西洋画家的钦佩。我记得当年志摩还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讲欧洲画家们怎样认识与赞美大师的画呢！后来他回国后又尽心研究中国画，他私人收集了不少有名的古画，件件都精品。因为他有天赋的聪明，所以不久他就深得其中奥妙；画出来的画又古雅又浑厚，气魄逼人，自有一种说不出伟大的味儿。我是一个后学，我不敢随便批评，乱讲好坏，好在自有公论。
我只感觉到一点，就是我们大师的为人，实在是在画家之中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不仅是关在门内死□，他同时还有外交家与政治家的才能，他对外能做人所不敢做的，能讲人所不敢讲的。就像在南洋群岛失守时，日本人寻着他的时候，他能用很镇静的态度来对付，用他的口才战胜，讲得日本人不敢拿他随便安排。他在静默之中显出强硬，绝不软化，所以后来日本人反而对他尊敬低头。在没有办法之中只好很客气的拿飞机送他回上海；这种态度是真值得令人钦佩的。
还有他做起事来，不怕困难，不惧外来的打击，他要做就非做成不可，具有伟大的创造性。为艺术他不惜任何牺牲，像美专能有今日的成就，他不知道费了多少精神与金钱；有时还要忍受外界的非议，可是他一切都能不顾，不问，始终坚决的用他那一贯的作风来做到底；所以才有今天的成功。最近他对国画进步得更惊人，这次的画展一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好画，同时还有他太太的作品！这是最难得的事情，她虽然是久居在南洋，受过高深的西学，可是她对中国的国学是一直爱好的；尤其写字，她每天早晨一定要写几篇字之后才做别的事情。所以她的字写得很有功夫，秀丽而古朴，有男子气魄，真是不可多得的精品。有时海粟画了得意的好画再加上太太一篇长题，真是牡丹与绿叶更显得精彩。我是不敢多讲，不过听得他夫妇有此盛事，所以糊乱的涂几句来预祝他们，并告海上爱好艺术的同志们，不要错过了机会！
我还在电话里对友人说，有些研究人员归陆小曼为作家之列，未必妥当。陆小曼仅名媛而已，算不得作家的。她的文学作品实在太少，不过几篇散文，一首新诗，一个短篇小说，半部剧本。她的一些书信、日记，尽可当作品来读，毕竟不是作品。虽说半部《红楼梦》成就了一位文豪，那毕竟是八十回的半部。如果只有八回呢？当然更在于《红楼梦》的影响，陆小曼诗文影响何在？她的散文数量略多，却几乎篇篇只写徐志摩，确如她的《中秋夜感》起笔所言：“并不是我一提笔就离不开志摩，就是手里的笔也不等我想就抢先着往下溜了。”以亲属个人而言，她写得至伤至痛，诚然动人，若论之于作家，这些散文似离社会过远，作家毕竟属社会的。既然陆小曼难以称作家，则发现的她几遭湮没的诗文，便无所谓“佚”与不“佚”了。
陆小曼是名媛，作为名媛，况且还和一些历史人物发生过或深或浅的关系，读者自然有了兴趣，乃至有人为她立传。立传亦不无意义。柴草先生花了一番精力著成《陆小曼传》，为读者更多地了解这位名媛提供了文本，尤其于改正观众仅由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得来的片面印象大有益处。然而此传留下一些我难以缄默的遗憾。著者看到陆小曼手录于纪念册的一首七言律诗随即断定，“是现在发现的她写作时间最早的诗”（传152页）。这判断未免令人瞠目，诗其实是曹雪芹为林黛玉写的，用在小说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诗也不算生僻，喜欢《红楼梦》的读者大抵会有印象：“半卷湘帘半掩门，碾冰为土玉为盆。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月窟仙人缝缟袂，秋闺怨女拭啼痕。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西风夜已昏。”陆小曼并在诗后书有注跋：“昨阅《红楼梦》，见黛玉咏白海棠诗，其冷清之气好似其平日之为人，阅之令人神往。寒夜无事，录此消闲。庚午晚冷香人志。”陆传著者何以粗疏如此？大概求陆小曼作品心切，只顾欣喜未及细察吧。
《陆小曼传》在选用素材方面也有可讨论之处。譬如传及陆小曼与胡适关系，是传里很见卖点的内容，但有些记述很是欠妥。传记采用了两则他人回忆，其一：
至于在陆小曼与徐志摩的恋爱过程中，有一件事倒是不妨在此提一笔，但我首先要声明，这条遗闻并非直接得自陆小曼本人，而是听翁瑞午讲的，其翔实性我就不敢保证了。据翁说，先是胡适之对陆小曼很有好感，但慑于发妻，不敢有所作为，故一力怂恿好友徐志摩追求之，使陆成为好友之妻，便可以时时盘桓相叙。翁瑞午言之凿凿，说是徐志摩亲口对他如此讲的，我仍不敢信其必有。要不是翁告诉我此事时陆本人也在座，我是根本不会把此事附记于此的。（王亦令《忆陆小曼》）
第四部分
附录:闲话陆小曼（2）
据陆小曼坦白云：适之夫人为一老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成亲者，他对小曼颇有野心，以志摩老友也，故无从下手，他之力促志摩安慰林氏，存心搞成梁林离婚，俾志摩与小曼分手，他可遗弃糟糠之妻，而追求小曼。至志摩死后，胡曾亲慰小曼云：不必靠徐父之三百元，以后一切他可负“全责”云云。（陈巨来《陆小曼、徐志摩、翁瑞午》）
前一则作者一再声明：“其翔实性我就不敢保证”、“我仍不敢信其必有”。声明归声明，无稽的传闻还是记载下来了，以讹传讹。后一则虽说得煞有介事，却毫无佐证实据。此公人已作古而不断有“安持人物琐忆”的系列遗文刊布，且时出惊人之语，说徐志摩前妻张幼仪与公爹徐申如“有苟且不端行为”即是。若要信以此类传闻，则必须详加考证，就有人写成考订文章《沉默的共谋》，否则不宜轻率采信。此公说胡适在徐志摩死后“亲慰小曼”的话完全背离事实，有那时陆小曼致胡适几封信为证。徐志摩一死陆小曼即警觉到经济危机问题，立刻向胡适求援，希望胡适南来促成徐志摩父亲给她生活保障。可是胡适态度消极，因此陆小曼信里写道：“我只盼你能早日来，文伯说你今天来信又有不管之意，我想你一定不能如斯的忍心，你爱志摩，你能忍心不管我么？”如此苦苦哀求，胡适仍漫不经心，所以陆小曼后一封信开头便说，“盼了多日昨天才接来函”，并恳求，“老太爷处等你来决定，盼你最后一次与我稍为买（卖）一点力气”。徐志摩父亲勉强应允她生活经费，但限定每月二十日取钱。陆想用钱方便，再致信胡适请斡旋改为支票，以便随时取用。那一阵陆小曼给胡适写信，除表达丧夫之痛外，求经济支持是主要内容。或许后者更为主要，因系眼前所急需，亦人之常情。陆小曼还在信里向胡适借钱，不过有点羞羞答答：“我是到无法可想的时候才说此话的，向人借钱的事我是最做不出来的。”（上述陆小曼信均见影印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面对这样的确凿材料，谁还轻信陈巨来的信“笔”开河呢？连陆传著者自己都不得不说，“我不敢肯定这两段记录的真实性，尤其是第二段”。匪夷所思的是，陆传接着竟写道：“但由此我们也可看出胡适在徐陆之间扮演的角色颇耐人寻味。”（传114页）传的下文进而认可了胡适对陆小曼的“野心”，据此而阐述其他事情。这般采用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材料写传，显然有失谨严。此桩不实流言，对陆小曼事小，反正未成事实，但于胡适则未同小可，关系着他的人格。“他对小曼颇有野心，以志摩老友也，故无从下手，他之力促志摩安慰林氏，存心搞成梁林离婚，俾志摩与小曼分手，他可遗弃糟糠之妻，而追求小曼。”看传里的胡适活脱一个色鬼兼阴谋家形象。幸好胡适早已长眠九泉，不然，他还健在大陆的话，难免不起一场轰动媒体的官司。
为人物立传，真实乃第一要义，取材自宜审慎。如果不仅真实，而且能予读者启示，这传记便是锦上添花了。就说陆小曼，一个聪明绝顶、多才多艺的女性，然而也是一个未尽其才、令人抱憾的人物。她写一笔好字并未成书法高手；演整场《三堂会审》并未成氍毹名优；娴熟外文并未成翻译行家；涉猎文学创作，纵然小说、诗歌、散文、剧本各类体裁均有尝试，并未给文坛什么建树。惟绘画稍见成绩，然而，以她的天份和师承，加之相当文化素养所具创作潜能，可望于现代画史耀眼一时。最终却不过尔尔，似还不及女作家凌叔华的绘画成就。究其原因怕不仅仅是“病躯”二字得以推托的。徐志摩即埋怨过她：“你一天就是吃，从起身到上床，到合眼，就是吃。”又正色规劝过她：“小曼聪明有余，毅力不足。此虽一般批评，但亦有实情。此后务须做到一（毅）字，拙夫不才，期相共勉。画快寄来，先睹为快。”（均见徐志摩致陆小曼信）胡适曾为陆小曼的大幅山水作品题一首打油诗：“画山要看山，画马要看马。闭门造云岚，终算不得画。小曼聪明人，莫走这条路。拼得死工夫，自成真意趣。”陆小曼学画之初的1931年就作此逆耳忠告，看来胡适是很了解她的。“闭门”就“不得画”，不幸而言中。日后陆小曼曾经多次立志发奋，朋友们尤为殷切期望，结果还是她本人止于闭门，旁人止于期望。为陆小曼立传，如果能就此深入发掘材料，再加以透彻分析，必能引出人生真谛，启示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此传必上品。愿读到柴草先生臻于完美的《陆小曼传》修订本。
第四部分
后记
我最初接触林徽因在1990年，林徽因文学作品才出了薄薄一册的《林徽因诗集》，很少读者接触过。然而凡读了她的诗歌往往就成“林迷”，北大图书馆借书处一位年轻女出纳员即是，我每次借书她都特别殷勤。除了“林迷”，知道林徽因名字的人则寥寥，包括一些同行学者。那时我以访问学者身份随严家炎先生进修，进修总得找个课题，家炎先生说，可以写写林徽因。写写而已，我不知深浅，竟轻率定了个“林徽因传”。钻一年民国时期书报，关于林徽因的史料极为稀少而且零碎，搜集起来如大海捞针，无奈只写了几篇文章，距传记差得很远。我才明白，搜集林徽因资料是急不得的慢活儿，需从长计议。于是在书海里见其他有兴趣的材料便顺手捎带，结果那一阵我写凌叔华、陈衡哲的文章倒很有几篇。不过始终没有放弃对林徽因的关注，蚂蚁啃骨头地几年下来，积累的资料已相当可观。而报刊关于林徽因的文字因徐志摩热也渐渐多了，乃至近乎泛滥。其中有价值的文字微乎其微，绝大多数是二手转抄，有的是三四手了，乃至转手更多，无稽传闻如缕不绝。我又碰上另一种无奈，不得不耗去许多时间过目这些次次重复的文字。不敢不读，万一它藏着新发现呢。后来则不只是重复，而且时时夹着子虚乌有或以讹传讹的谬误，于读者，于才女均造成损害。为此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就成了本书前一半的内容。
但写传的使命并未忘却。随着研究深入，我又明白，真正再现林徽因形象谈何容易。去年韩石山先生说过一段话：
新文化运动的许多著名人物都和她有密切的关系，她是他们心中的偶像。不光是形象，她的出身，经历，品行，学问，都让他们心仪。雕成石像，就是维纳斯了。去年有一家出版社曾约我写她的传记，已答应了，看的资料越多，越是气馁，我知道我不配。现在出的几本传记都看了，没有一本真正写出了她的风采。我觉得像这样一个人物，还是谁也别写了，只把它的材料收集起来出本书，让人们去看吧。
韩先生是传记高手，且以自视甚高著称文坛，他尚且如此说，我自然更加气馁了。受他最后一句话的激励，先在过去拙编《林徽因年表》基础上匆匆整理出这份“年谱”。整理时材料的取舍略有点犹豫，怕引录过多，读者是厌烦冗长而枯燥的流水账的！不过照韩先生的主意，似又文抄公做得远不到家，舍弃了许多有意味的材料，很是惋惜。韩先生不主张写林传的话未可认真，他是渲染林传之难写吧，我仍愿以余生努力之。几年前也有沪上某家出版社热情约写林传，我说，这传，不仅要真实再现才女风采，而且要显示她作为那一代知识女性的普遍意义，不然宁可阙如。编辑听此话热情顿失殆尽，她想的是故事性、可读性，背后还想的什么不难意会。可是，我既不肯流俗，又志大才疏，林传至今未得开笔。私下自省，写一部我心目中的林传，或许是终生不遂的心愿。为此，衷心希望有志于此者捷足先登。
“年谱”系原南通师范学院今南通大学的科研项目，在此说明。
书内讨论、批评对象甚多，按我心意，最好对象的文章一一附录于后，以便读者兼听。实在难与作者联系；不联系则怕侵犯了著作权，只好从略。惟陈子善先生大作例外，子善先生是相熟的朋友，不至于跟朋友打官司；何况他的文章决非硬伤或谬说，有据有识，我们之间仅仁智之别，万不能屈他做缺席被告的。
附录了两篇议论陆小曼的文章，附录理由有点牵强，无非林、陆之间有徐志摩这条纽带。再牵强说一句，意在陪衬，了解陆小曼当有助认识林徽因的。
今年6月是林徽因百年诞辰，没赶上出版此书，甚憾！计划在年底或年初面世，肯定赶上了明年4月林徽因忌日五十周年，尚存一丝欣慰。而无法欣慰的是，萧乾老人不能看到它了。我研究林徽因起步伊始即得到老人多方关心，或当面赐教，或借阅资料，谆谆之心感人至极。有一回登门归还他珍藏多年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原刊，也顺便请益。到宅前见门上有体弱多病请勿打扰的字帖，才想到是临时路过没有预约，很歉意地把报纸递给开门的萧老夫人即告退下楼。不料萧老让夫人追下楼来，我落座他又解释：“那字帖不是对你的。”一脸常见的笑容，夹着亲昵而不无自得的狡黠，像个老小孩。那回聊得时间竟最久。
陈学勇
2004年8月
必读网（http://www.beduu.com）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