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一哥王阳明
作者：吕峥
万卷出版公司
第1部分 前言
前言（1）
1872年3月，在晚清政坛叱咤了三十年的风云人物曾国藩去世。一位知他最深的故交送上这样一幅挽联：
尽瘁武乡侯，千秋臣节；
望隆新建伯，一代儒宗。
“武乡侯”是诸葛亮，而“新建伯”就是曾国藩的精神导师，人称“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的王阳明。
曾国藩生前事事效仿王阳明、追慕王阳明，身后得此盖棺定论，与偶像并称，可以含笑九泉矣。
其实，无论是在思想的影响上还是事功的建立上，曾国藩都稍逊王阳明一筹。在提到王阳明时，曾国藩只能发出诸如“明代论学，每尚空谈，惟阳明能发为事功”、“阳明之文有光明俊伟之象”之类高山仰止的赞叹，根本没想过能与其相提并论。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两相比较一下：
政治上，王阳明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两广、湖广、江西四省总督，历任南赣巡抚、江西巡抚，生前封新建伯，身后谥文成公；曾国藩官至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生前封毅勇侯，身后谥文正公。二者不分轩轾，打个平手。
军事上，王阳明在不费朝廷一兵一饷的前提下，选练民兵，平定了为祸南方四省的大规模叛乱；又在朝廷高层的掣肘下，率领没有实战经验的民兵，仅用35天就击溃了宁王朱宸濠的数万精兵，一举粉碎了其蓄谋几十年的篡位大计；而南赣剿匪、征广西思田更是体现了王阳明抚剿并用、文武兼修的军事思想，将兵家权谋上升到了“此心不动即为术”的化境。
曾国藩最为人称颂的事功是平定太平天国起义，这场战争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屡败屡战”，坚持到最后终于胜了。当然，这也和曾国藩的治军有术密不可分。但纵观团练的建立和湘军的发展史，不难发现，曾国藩并没有走出王阳明“十家牌法”、“保甲法”以及控制军队，使其上下相维、治众如寡的种种措施，只是亦步亦趋地借鉴与模仿。并且，曾国藩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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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政府屠杀汉人，生前就有争议。而王阳明虽然也诱杀过池仲容，但总体来看，被他击败的对手无不对其心服口服。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曾国藩破的是山中贼，而王阳明破的是心中贼，境界有别，高下立判。
在思想上，曾国藩借宋明理学之道，酿自家之术，亦有成就，但比起王阳明的道术一体、收放自如尚有距离。
王阳明融合儒、释、道三家之精华，打破僵化的官方意识形态程朱理学的窠臼，独创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为三大命题的阳明心学，信从者上至宰相，下至农夫，流传之速，蔓延之广，不仅有明一代无人能匹，纵观古今中外亦不多见。他的弟子中官居高位者不计其数，入阁拜相者不乏其人（徐阶、张居正、赵贞吉等），在各自的领域独领风骚者更是如过江之鲫（徐文长、汤显祖、徐光启、李贽等）。在明朝，他从祀孔庙；在近代，酱缸文化的最后一剂解药“阳明心学”又成为呼唤民众觉醒、独立、自强的雷霆之声，它像失而复得的飞来石，在黎明前的黑夜撞响了庙前的神钟，激荡着每一颗心灵。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五四”时的陈独秀、胡适之无不从阳明心学中吸取人性解放、自尊无畏的思想，建立了不朽的事功。梁启超认为他“在近代学术界极其伟大，在政治和军事上亦有很大勋业”。章太炎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维新，王学为其先导”。孙中山更是赞叹道：“心之为用大矣哉！”
诚如章太炎所言，王阳明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及快速步入工业化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数之不尽的日本政治家、企业家对他奉若神明。倒幕领袖西乡隆盛、久坂玄瑞、前原一诚，明治开国元勋伊藤博文、高杉晋作，日俄战争总指挥、独裁领袖山县有朋尽出王门。三菱集团创始人岩崎弥太郎，日本国立银行创始人、实业巨擘涩泽荣一，早稻田大学创始人、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无一不是王阳明的追随者。可以说，阳明心学对日本的影响遍及各行各业，是全方位的、深入人心的。
除此之外，王阳明对毛泽东也影响深远。据历史学家王元化研究，毛泽东很早便通读过《王阳明全集》，并逐字逐句地批注。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念书时，毛泽东就以一篇《心之力》的作文脱颖而出，受到杨昌济的瞩目。作为毛泽东的授业恩师，杨昌济是王阳明的忠实信徒。在他的指引下，毛泽东对阳明心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以一句“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馀子”来表达对王阳明的敬仰。
直到20年后，毛泽东在戎马倥偬之余读了刘少奇讨论人性善恶问题的书信，觉得意犹未尽，还特意补充了一句“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作为提醒。
毛泽东之所以长于决断、应变无穷，又能在革命事业的低谷期安时处顺，“胜似闲庭信步”，同阳明心学的支撑密不可分。
随着《蒋介石日记》的重见天日，历史学家发现蒋介石对王阳明的崇拜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且不说台湾的阳明山、阳明大学都是由蒋公命名，便是“中正纪念堂”门前牌匾上的四个大字“大中至正”，也语出王阳明《传习录》之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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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蒋介石自述：“我早年留学日本的时候，不论在火车上、电车上或渡轮上，凡是旅行的时候，总看到许多日本人都在阅读王阳明的《传习录》，许多人读了之后，就闭目静坐，似乎是在聚精会神、思索精义。”于是蒋介石跑到书店，抱回一大堆王阳明的著作，“不断阅读研究，到了后来，对于这个哲学，真是一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心领神驰的仰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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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2）
1914年至1915年，蒋介石研读王阳明、曾国藩、胡林翼的著作，自称“研究至再，颇有心得。甚至梦寐之间亦不忘此三集。”
1926年11月17日日记：“车中闷坐，深思看阳明格言。”
不仅如此，他还在各种场合的演讲中为王阳明振臂高呼：“王阳明的眼光，超过他同时代的一切读书人”、“中国的陈腐理学，积重难返，王阳明的哲学仍旧不能风行到底，反被日本人看见，窃心学之绪余，马上实行起来，成为一个侵略的民族。可以说，日本之有今天，完全是从王阳明哲学片段中所得”、“日本的陆海军官，对于阳明哲学，更是手不释卷、拳拳服膺”、“王阳明哲学是非常之有价值的”、“我们要革命、要救国，就必须奉行阳明学说”。
同时，蒋介石还叮嘱蒋经国要多看王阳明的书。在他的影响下，蒋经国对王阳明尊崇有加，说：“阳明先生不但有高深的学问，而且能将学问实用实行”，并教育部下：“我们要做总裁的信徒，为阳明的学生。”
在蒋经国59岁时，蒋介石还不忘写文章提醒他：“余所重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此心有立，然后可以应天地万物之变也。”
于是，一个问题浮出水面：为什么这么多人对王阳明顶礼膜拜？
的确，他是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别人博而不精，他却愈博愈精。而且，他的哲学绝非书斋里的空想，而是实实在在、学以致用的利器。用到政治上，他成了第一流的政治家；用到军事上，他又成了最可怕的军事家。
因此，被成功学洗了很多年脑的中国人应该扪心自问一下了：为什么天天读曾国藩还是仕途失意？为什么日夜学胡雪岩仍然一贫如洗？
因为你没有经历和他们一样的心路历程。道理人人会讲，诸子百家各有用武之地，但不从心上用力，砥砺出不偏不倚、动转得势的强大心灵，即使做同样的事，说同样的话，动作也会走形，毕竟相由心生，情随事迁。
阳明心学是炼心的学问，是“乾坤万有基”。王阳明之所以将中国人宏大而细腻的心理图谱精确地描绘出来，就是要传达一条真理：一切战斗都是心战，内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在这个基础上，他为世人曝晒出了心体，以自性之光照亮自己，凌驾于意识之上俯察喜怒哀乐，作出准确客观的判断，塑造出一个“情顺万物而无情”、“终日有为而心常无为”的坚实心体。首先，“心即理”告诉我们要相信自己，倾听内心，树立起强大的主体意识。其次，炼心的目的也不是成为圣贤一了百了。王阳明融三家之长，却归宗于儒家，提出振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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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聩的“知行合一”，就是强调要内圣外王，将心性之学转化为卓越的事功，最终达到“此心不动，随机而动”的心理境界。
综上所述，在内，阳明心学让人不把外界的非笑毁谤、个人的进退荣辱看得太重，养成无所亏蔽、无所牵扰、无所恐惧忧患、无所好乐愤懑，富有弹性的心理状态；在外，由于有了内在的支撑，一事当前，不待思考，所行便能执两用中，恰到好处，动容周旋而中礼，从心所欲而不逾，既不过分也无不及，理直气壮又通权达变，最终迈入无内外之分，无人我之间，与天地合德，同万物一体的境界。
很显然，王阳明做到了，甚至超越了。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说：“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
一个人对了，一个国家就对了。一个国家对了，世界就对了。
我依稀听见，有一群熟悉的陌生人正站在门外。他们是王门弟子，是王畿、徐爱、王艮、钱德洪、罗汝芳、何心隐、黄宗羲，是中江藤树、佐藤一斋、吉田松阴、木户孝允、佐久间象山、三岛由纪夫……他们穿越历史的风尘，身着青衫，面带微笑，正砸响门环。
王阳明的时代，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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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万古长夜，第一缕光
明朝出了个王阳明
人世的哲理长久地隐藏在玄冥之中，宇宙不知疲倦地演绎着爆炸、膨胀的轮回，直到上天也厌烦了这周而复始的一幕，打了个哈欠，眨了眨眼睛说：“让王阳明去吧！”于是，一道天光划亮了沉寂悠远的万古长夜，坠入神州大地上一处叫余姚的县城。
几十年后，一个穷山恶水、鸟不拉屎的地方，一个在任何版本的中国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名——龙场，将被永远载入史册。因为这一天，一个仕途失意的落魄青年在这里和神做了一笔交易，他以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以及不分昼夜的冥思苦想为人类换来了觉醒的火种和超凡的智慧，“阳明心学”横空出世！
一百年后，他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他的粉丝成群结队，他的文治武功让人编成传奇顶礼膜拜，他的传世文集让盗版书商笑歪了嘴。他的再传弟子徐阶隐忍十载，用心学里的智慧除掉权奸严嵩，官拜内阁首辅，荣极一时。几年之后，另一个不世奇才张居正更是将心学艺术发挥到极致，他左右逢源，架空皇权，以力挽狂澜的政治改革为行将就木的大明朝续了整整半个多世纪的命。
福建愤青李贽，早年即受心学影响，创立“童心说”，批判重农抑商，倡导功利价值，猛烈抨击官方意识形态，企图为资产阶级革命作理论准备，在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江西文人汤显祖，主动向组织靠拢，拜王学传人罗汝芳为师，长期致力于哲学理论与艺术实践的结合，创作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昆曲艺术作品《牡丹亭》。
除此之外，散文家袁宏道、畅销书作家冯梦龙以及各路草根写手纷纷亮相，在心学的影响下笔耕不辍，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文学时代。
善于剽窃的日本人也再次发挥其视知识产权为粪土的优良传统，通过一个叫了庵桂悟的和尚“引进”了心学，一时间阖岛轰动。一般而言，“轰动”这个东西也就是个短期效应，比如超女、快男、华南虎、史上最牛钉子户，基本上各领风骚仨俩月。可人家日本的这次轰动效应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时期，还诞生了一个骨灰级的粉丝——东乡平八郎。按理说，小东已经是偶像级的人物了，作为日本军事史上少有的天才将领，他率领装备处于劣势的日本舰队在日俄战争中全歼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被天皇任命为海军部长，前途无可限量。可是在庆功宴会上，本来应该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小东却沉默不语，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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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大家投来询问的目光时，小东默默地从怀里拿出一块印章，上面刻着七个字：一生俯首拜阳明。众人顿时无语。
正当小东一边泪眼婆娑地抚摸着他的宝贝印章，一边颤声道“微斯人，吾谁与归？”时，蒋介石蒋委员长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蒋公早年在大陆时就非常推崇阳明先生，赴台伊始便将所居之草山改名为阳明山，并在草山创立了“革命实践研究院”，提倡“实践”运动，以示对阳明先生的尊崇。老蒋一个人追星觉得不过瘾，还强迫小蒋（蒋经国）、张学良也加入“明矾”的队伍，这种毫不利己专门追星的敬业态度让后世无数粉丝黯然失色，难望其项背。
于是乎，有人要问，王阳明到底是谁（曾经有人告诉我王阳明是武林高手），心学咋就那么神奇？以前，每当有勤奋好学的小朋友问我这样的问题时，总是希望我讲讲“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但我想了想，还是只总结出一句话：王阳明是一种生活态度。
也有持不同意见的，认为阳明心学可以浓缩为两个字——权道。权是权衡、权宜。而对人心而言，权就是追求那微妙的恰到好处，像秤砣一样随被称之物的轻重而变动，找到那个不偏不倚的位置。
究竟怎样，听我慢慢道来。
开讲之前，请允许我普及一下物理知识。初中时，我的物理老师经常喜欢在课堂上感慨：“牛顿这样的人，一万年出一个！”当时，作为一名科普爱好者，我总是认为比起牛顿，爱因斯坦更厉害，于是我去找物理老师理论。原以为我们之间的谈话会围绕着牛顿三大定律和相对论到底哪个更伟大展开，没想到物理老师只对我说了一句话：“牛顿相信上帝是第一推动力，而爱因斯坦认为上帝不掷色子。”
许多年后，当我领悟了“人择原理”，才真正理解了老师的话。人择原理说，宇宙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感觉到它这样。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活在一个看似调控得如此准确，以至于能孕育出生命的宇宙之中，是因为如果宇宙不是调控得如此准确，人类便不会存在，更遑论观察宇宙。如果任何一个基本物理常数跟现有的存在足够的差异，那么我们所知的生命便不会存在，更不会有智慧生物去思考宇宙。说了这么多废话，其实就想表达一点，科学作为研究对象，是受到科学家主观影响的。实验物理学家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当你观察微观粒子的运动方向时，你的目光所形成的压力都会影响粒子的运动轨迹。而当物理学向量子力学挺进时，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和薛定谔他们家那只猫（一个关于猫的实验，结论是：除非进行观测，否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不谋而合地提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观点：你无法同时观测到微观粒子的速度和位置。
科学并不完全客观！
信仰唯物主义的科学家彻底崩溃了。爱因斯坦一边念念有词“上帝不掷色子”，一边去拉小提琴了。
其实，这很好理解。宇宙是一个不断流动的过程，之所以有“时间”这个概念，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运动和变化，比如一棵树从树苗长成了大树需要好几年，这就是时间，如果它一直没有生长，我们就感觉不到时间，如果你周围包括自己从来没有任何变化，时间也就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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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因此，所谓的命运，不过是宇宙运动的一种规律。牛顿之所以晚年成了有神论者，是因为他深刻地体会到，自己能够发现规律，却无法创造或改变规律。
扯这么远是因为长期以来，王阳明同志总是以主观唯心主义的代表、反动学术的权威出现在书本中，由于我们习惯性的二元对立思维，阳明同志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待遇，从一万年才出一个的圣人沦为很多二三流哲学家的陪衬。然而，是非原无定论，公道自在人心，历史是残酷的，却也是客观的，千百年后，多少曾经荣极一时的名字都会被雨打风吹去，而“王阳明”这三个字的光芒必将冠绝当代，映照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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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云降生
话说公元1472年，明宪宗成化八年，王圣人降临在浙江余姚。余姚在明朝属于绍兴府，大禹治水就告成于这片三苗古地。绍兴作为全国著名的名人制造基地，曾成功推出过周恩来、鲁迅、蔡元培、秋瑾等牛人，这些人基本上都受过王阳明的影响，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创作的道路，死了以后都被写进了历史教科书供后人瞻仰。
作为相对严谨的官方史书，《明史》带头宣扬封建迷信思想，说王圣人他妈怀孕十四个月尚未分娩，父亲王华感到很奇怪。一天，祖母岑氏上床午睡，不一会就进入了梦乡：房上笙笛悠扬，香烟缭绕，旗幡招展中，一群仙人驾着五色云自空中而来。其中一个头戴金盔、身穿金甲的天神，脚踏一片紫云，怀中抱着一个小孩，从天而降，落在王家。天神轻推房门，高声道：“贵人来也！”随即走了进来，将怀中小孩送与岑氏，回身出屋，随众仙驾云而去，仙乐和香烟也渐渐散去。
岑氏醒来后，王圣人就诞生了。
大家觉得这件事非同小可，就把家里最有见识的人，娃他爷竹轩公王天叙请了出来。为啥叫竹轩公呢？因为据传此人“性爱竹，所居轩外环植之，日夜啸咏其间”，颇有些魏晋遗风。
老头拄着拐棍从里屋出来，往太师椅上一坐，环视了一下众人，说：“咳，咳。既然是云上的神仙送来的，那就叫王云吧。”于是王圣人有了第一个名字，他降生的那栋房子也被命名为瑞云楼。
圣人这个行业没有统一的标准，唯一达成共识的是，这是个操作性不高且吃力不讨好的职业，古往今来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可以算作圣人外，就剩下若干疯子神经病自称实现了这一理想。当年董仲舒同学目不转睛，焚膏继晷，用了三年时间遍览天下典籍后放出一句狠话：“三代以下无圣人。”三代者何？曰：夏、商、西周。也就是说，孔子、孟子、老子、孙子这些人通通都不够资格，实在太打击那些怀揣着成圣梦想的小朋友们了。
不过王云小朋友是个例外，所谓“彬彬三代”，精神贵族的养成绝非一世之功。翻开家谱一查，王家的祖先里面就有一个圣人——王羲之。王羲之有多牛？问问学书法的就知道了。好比杜子美的诗，辛稼轩的词，王羲之是当之无愧的书圣。
由于王书圣知名度太高，后世子孙都生活在他那巨大的光环之下，有所建树的寥寥无几。因此请大家把目光“移驾”到元末明初。
先来欣赏一首张可久的元曲：
兴亡千古繁华梦，诗眼倦天涯。孔林乔木，吴宫蔓草，楚庙寒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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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间茅舍，藏书万卷，投老村家。山中何事，松花酿酒，春水煎茶。
如果大家熟悉纳兰性德的词，就能体会张可久“兴亡千古繁华梦”的感慨。这种情愫在《红楼梦》里弥漫得最充分，有人称之为“朦胧美”，而我认为这是作者的一种末世感。许多年后，当右派愤青康有为用“公羊三世说”歪曲儒学时，传统文人们纷纷咋舌，如果当时有论坛，康有为一定被扣上“精英”、“网特”等数不清的帽子。又过了几年，当严复的《天演论》出版时，人们才慢慢接受了“时代是在不断进步”的观点。
现在看来很可笑，这么浅显的道理小学生都明白。但可惜，中国是一个崇古的国度，自从孔子他老人家不遗余力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天下大同的上古画卷，并倾情打造了尧舜禹三大人类偶像后，后世之人就常常生活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纠结中。
崖山之后，蒙古人入主中原，汉人沦为三等公民，满目神州尽胡服，当真是千古未遇之奇灾剧变。而以往的士大夫阶层现如今也没官做了，站在元朝汉族文人的立场上，不难想象他们的心态——末世来临。用曹雪芹的话形容就是“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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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王云的六世祖王纲就是这些落魄文人中的一员。当是之时（元末明初），天下大乱，山头林立，而王纲同志文武全才，颇有声名，是块建功立业的料，但王纲不这么想，经过末世的消磨，他没有太多的民族大义、壮志雄心，只求“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于是，王纲同志坚持不懈地穿梭于山水之间，哪没人往哪钻，谁让他下山他跟谁急，比陶渊明还陶渊明。然而，世事多不遂人意，王纲王才子常年甘居林壑，淡泊名利的感人事迹不胫而走，愈传愈神。据路边社最新报道，王才子早年曾跟终南山隐士学习《周易》里的卜筮法和相面术，这下更不得了了，要知道《周易》从古到今就是一部天书，虽然被尊为群经之首，但其高深莫测的风格使很多人皓首穷经一辈子也捉摸不透。其中最深奥晦涩、最吸引读者眼球的当属卜筮和相面，亦即老百姓喜闻乐道的算命。
据说王才子学成下山，遇到的第一个算命对象就惊天动地——明朝开国宰相刘伯温。刘伯温见王纲谈吐不俗，气质非凡，认定他是个奇才，当即与之结交。王纲则现学现用，端详了刘伯温半天。自信满满的刘伯温只道他要赞美自己一番，再来一句“苟富贵，无相忘”，然后像小说里面写的，杀猪宰牛，歃血结拜。
结果恰恰相反。
王才子神秘地告诉刘伯温：“你将来肯定会飞黄腾达，但是我呢性本爱丘山，不愿意落入尘网中，所以到时候你就别来鸟我了！”
刘伯温顿时无语。
人生弹指芳菲暮。王纲在古稀之年被举荐到兵部担任郎中（国防部司长，正五品）。这可怪了，按照王才子的牛脾气，打死他都不会去做官，难道临老了脑袋开窍了？史书中没有记载原因，但仔细推敲，不难得出答案。
《华氏911》的导演迈克摩尔经常拍一些揭露美国社会阴暗面的纪录片，比如枪支管理、医疗腐败等问题。于是一个美国左愤自己集资，拍了一个小成本纪录片《迈克摩尔恨美国》来反击他。那么，大胆设想一下，给朱元璋拍纪录片取什么名字呢？对了，就是《朱元璋恨贪官》。
由于童年的不幸遭遇留下的心理阴影，朱元璋对贪官的仇恨是现在很多愤青无法体会的。如果你有幸生在明朝洪武年间，如果你有幸成为一方大员，最幸运的是你已经躲过了李善长、胡惟庸、蓝玉、郭桓等大案要案的牵连。好了，恭喜你可以上任了。首先，你会受到老朱的亲切接见，当你离开时，他的谆谆教诲会在你的耳边时时回响：朕行先教后诛，不是不教而诛。尔等若是不听话，硬是要贪，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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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任以后，会有专人安排“皮场庙”一日游（友情提示：饭前参观）。此处悬挂的都是贪污了60两银子（相当于现在3万元人民币）的前任地方官，这帮人先是被挑筋断指，折磨至死。然后生扒活剥，将皮剥下后填上稻草、石灰作成“皮统”供后任瞻仰。
即使这样，老朱仍不放心，设立了十三道御史、六科给事中，处处布防，纠察百官。
于是乎，有人怒了：“老子不当官总行了吧！”
确实也有人直接挂印而去。但是同志们不要忘了，老朱的行事风格就是不按常理出牌，当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时，马上匠心独具地颁布了“诽谤朝廷罪”和“戴死罪办事”，前者用老朱的话说就是“奸贪无福小人，故行诽谤，皆说朝廷命官难做”。后者更是明朝的一道奇观。很多犯罪的人过堂，上到衙门才发现当官的也戴着镣铐，和自己一模一样，后面还有人监视。被判死罪的官员先给下面跪着的犯人判死罪，自己再到朱元璋那里去领死。
现在大家可以想象王纲的境遇了。站在朝廷的立场，世有遗贤，肉食者之耻。王才子名气那么大，不去做官，你老朱同意，那些正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文官们也不会同意。于是，王才子连《陈情表》都没来得及写，就被人带到了京城。据当地百姓回忆，王才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王才子。直到多年以后传来消息，王纲在广东增城征讨苗人的战役中光荣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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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王纲死的时候，王彦达只有16岁。命苦不能怨政府，他咬咬牙，用羊皮裹着父亲的尸体，将其背回了家。
烈士家属王彦达寻思着父亲为国捐躯，朝廷怎么着也得褒奖一番吧。然而，现实很黑很残酷，由于朝中无人，王彦达没有得到任何国家补偿，再加上王纲生前为官清廉，家无余财，深感“死个人都死不起”的王彦达差点准备卖身葬父了。
备受打击的王彦达开始相信宿命论，本着我命由天的心态得过且过，躬耕养母，读书自娱，临死的时候还不忘告诫儿子王与准：“不要中断我们书香世家的传统就OK了，不指望你当官！”
王与准果然有乃父之风，闭门谢客（其实也没几个客），很快读完了家里所有的书，并且鄙视科举，拒绝引荐，专心致志当隐士。
如果王与准就这样平平淡淡过一辈子倒也罢了，但可惜他犯了和他爷爷同样的错误——迷上了算卦。从此，人们经常看到乐于助人的王与准给乡里乡亲免费算卦的身影，而且由于他天赋极高，一算一个准（不然怎么叫王与准）。结果，麻烦来了。
当地知县听说了王与准的名字，想让他帮自己算算前程，便派人登门邀请。可王与准平生最厌恶的就是那些目无王法的县处级官员，再加上本地这位县太爷向来不得人心，经常派衙役秘密潜入京城，威逼恐吓揭发他丑闻的邸报“提塘官”。于是，王与准深感考验自己气节的时刻来临了！大义凛然的他当着来者的面把卦书烧了，恶狠狠地说：“我王与准不是那种趋炎附势、妄谈祸福的算命先生！”
可叹王与准聪明一世，却不明白一个最浅显的道理：事可以做绝，但话不能说绝。
还好王与准虽然直，却不傻，他清楚惹恼了县太爷肯定没好日子过，搞不好哪天种完地回家的路上就给人黑了，便带足干粮，跑到附近一座四明山的山洞里躲了起来。
县长抓不着人，气得直骂娘，正巧朝廷的钦差来到浙江“督有司访求遗逸”，招揽贤才。县长大人的政治敏锐性还是挺高的，他立刻跑到钦差面前告黑状，说：“王与准认为朝廷亏待他爷爷，长期仇视政府，并和他几个儿子共同发誓一辈子不考公务员。”钦差一听也怒了：“靠，公务员咋了？公务员也是人，都是爹生妈养的！”
于是钦差大人一声令下，东厂、锦衣卫纷纷出动，先扣押了王与准的三个儿子，再本着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指导方针，对四明山展开地毯式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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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后，大洋彼岸的林肯说了句名言：“宁可给一条狗让路，也比与它冲突让它咬一口好。如果被咬伤了，即使把它杀掉也无济于事，得不偿失。”翻译成精炼的中文就是“宁可得罪君子，不要得罪小人”。
得罪了小人的王与准此刻别无他法，只好上演新一轮的《亡命天涯》。可惜饶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追兵。就在王与准向深山里钻的时候，一失足掉到了山沟里。
有的人一失足成千古恨，有的人一失足传为千古佳话，王与准属于后者。
机会像条狗，追不上，赶不走。当追兵找到躺在地上不能动弹的王与准时，大家一致认定他完了。没有人知道，王与准的机会来了，改写历史的契机也到了。
遍体鳞伤的王与准被带到钦差面前。钦差虽然冲动，却也不是昏官。他见王与准“言貌坦直”，不像是反革命分子，便向他了解了来龙去脉，又着人四处走访。调查结果表明，王与准是个助人为乐，刻苦钻研的好青年，于是钦差便放了他们全家。又见王与准的二儿子王世杰很有出息，便道：“你们一家子都当隐士，太不给朝廷面子了，不如让你的儿子代替你出仕？”
王与准经此一难，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不仅欣然应允，还给自己取了个“遁石翁”的名号，以感谢伤了他脚的石头。
王世杰作为特招生，从此有了秀才的出身。
正好这年大考，王世杰去参加考试。按规定，考生必须散发脱衣接受检查，以免夹带作弊的东西。世杰同学觉得这是对他人格的侮辱，连考场都没进就走了，把他妈给气的。由此观之，到了这一代，王家人的思想已经逐步趋向入世。
王世杰他妈的临终遗言是：“尔贫日益甚，吾死，尔必仕。勿忘吾言！”但终其一生，王世杰都没实现这个理想，历史把目光投向了他的儿子王天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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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童年很华丽（1）
王天叙就是那个喜欢竹子的竹轩公，王云他爷爷。史载此人细目美髯，风度翩翩，与人交往亲切和蔼而又不可侵犯。再加上博学多才，与人为乐，立刻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儒。
大儒王天叙给许多豪门望族当过家教，也给很多勋贵子弟取过名字，但在给王云取名这件事上，他犯了一个错误。
荒诞派大师加缪认为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而真正值得讨论的人生命题也只有一个——小孩最开始怎么称呼自己。康德早就提出，小孩如果一定要表示主语的话，他会用别人称呼他自己的那个称呼来称呼（有点绕）。比如他不会说“我要什么”，而是说“宝宝要什么”、“贝贝要什么”。大人在旁边说“给他，给他”，他也会说“给他，给他”，而不会说“给我”。
突然有一天，这个小孩学会说“我”了，对一个人的一生而言，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瞬间。康德有一个说法，他说在这个时候，他的心中像是升起了一道光明，从此再也不会回到他从前说话的那种状态中去了。从前他只是感觉到自身，而现在他思维到自身了，意即自我意识确立了。实验表明，自我确证很早就出现了，最晚也不会超过四五岁。
那我们的王圣人情况如何呢？实在有点对不住大家，心中无“我”的王圣人从出生到他五岁，就没开口说过一句话！
不爱说话的小孩并不少见，如果不是智障或者天生聋哑，那就是百年一遇的天才儿童，这些人外表看起来呆若木鸡，其实大脑正一刻不停地高速运转，根本没工夫理你，他才懒得开口。
事实上，王家人也一直用后一种可能安慰自己。
王云五岁那年的一天傍晚，和小朋友们在田野间玩耍得正欢，一个慈眉善目的和尚朝他们走来。和尚谁也不理，径直向王云走去。到了跟前，把王云仔细打量了一番，摇了摇头，道：“好个孩儿，可惜道破！”说完就走了。
众人不解其意，但又觉得事有蹊跷，便将此事汇报给王天叙。
王天叙捋了捋胡须，皱着眉头瞎琢磨起来。突然，他眼前一亮：云者，说也。好个孩儿，道破了天机。王云这孩子果非凡人！心念及此，王天叙激动地跳了起来：“快给王云改名字！”
于是，王云的正式名字“王守仁”宣告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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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果然跟王云大不一样。在一个平淡无奇的下午，王守仁他妈郑氏坐在床上做针线活，父亲王华全神贯注地复习公务员考试，王天叙则展开宣纸，笔走游龙，尽情挥毫，物我两忘。一切井然有序，波澜不惊。
王守仁看看这个瞧瞧那个，觉得自己成了空气，顿时索然无味。他找了个地方坐下，发了会呆，忽然张嘴大声朗诵起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一开口如黄河决堤，一发不可收拾，把四书五经里的名句都背了出来。
三个大人全给雷到了。
王天叙跑出来抱起兀自喋喋不休的王守仁，问：“你从哪学来的？”
小守仁眨了眨那双大眼睛，道：“父亲念书时听见了，便记在心里。”
众人惊愕不已。
这一年，王华参加进士考试，高中状元，举家迁居到北京。
为了使王守仁接受更好的教育，王状元花了大笔“择校费”把他送到了一所师资力量雄厚的重点中学念书。
王守仁同学领悟很快，能举一反三，其聪明程度让老师们倍感惊讶，可是不久之后，老师们就发现了不好的苗头。据同学反映，王守仁不是个好学生，不愿意在私塾里坐着，却喜欢舞枪弄棍、读兵书，还经常讨论稀奇古怪的问题，写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有人曾在他的课桌上发现一首打油诗：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当见山高月更阔。
如此古怪的诗在当时的科学条件下没人能读懂，于是老师们一致判定这孩子思想有问题，准备找他单独谈话。
可没过多久，问题少年王守仁就主动找到老师，问了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成了他一生的真正起点。
问题是：“何为第一等事？”
注意，这标志着少年王守仁已经开始考虑人生的价值问题。多么不俗的孩子！可惜，一个庸俗的老师给了一个庸俗的答案。不过正是这个答案成就了王守仁早熟的名声，也留下了这个故事。老师回答说：“唯读书登第耳。”这和我们今天教育小孩要考重点大学差不多，虽然善良，但却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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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童年很华丽（2）
王守仁摇了摇他的大脑袋，不以为然地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
一个十岁就立志要当圣人的小孩，翻遍古今中外的史书也找不出几个，更何况是在明朝那个盛行“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时代。
有梦想不足以使一个人到达远方，但到达远方的人一定有梦想。
许多年后，当王守仁冥思苦想，追寻生命中那颗“良知”时，儿时的这段朦胧的插曲让他恍然大悟——良知天然呈现，不用去外界寻求。何为第一等事？问得好！问出了人为什么活着，做什么样的人，走什么样的路，什么样的日子才值得去过。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找不到一双合脚的鞋，从这一点发散开来，王守仁进一步得出“心外无物”的结论。真正的生活在内心，只有内心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而这一切，都源于他儿时那看似荒诞不经的一问。
同时，这件事也让老师和同学见识了王守仁的机智和口才。从此，纵横家王守仁在同学中间享有很高的威信，经常趁老师不在教室，带领同学们浩浩荡荡跑到学校外面玩耍。这帮逃学威龙一般被分成两派，每派都有自己特制的旗帜，由王守仁统一调度。
于是一声令下，只见两派人马左冲右突，大呼小叫，变换阵形，宛若战场。
正当王守仁兴奋得手舞足蹈时，一张阴沉的脸出现在他背后，“战场”上的小朋友登时都僵在了原地。王守仁却还忘乎所以，但也慢慢觉察到气氛不对，他缓缓转身，看见了此刻他最不愿意见到的人——王华。
王华自从当了状元，便被分配到翰林院深造，每天的工作就是泡一壶茶，坐下来学习学习文件，领会中央的最新指示。
恰好这天单位没有下达文件，王华便提前下班回家，于是，王守仁被逮了个正着。
王华强压着自己想捶人的冲动，怒道：“我们家世代以读书为乐，你搞这些乱七八糟的名堂想干什么？！”
王守仁不服气，道：“读书有何用处？”
王华现身说法，语重心长道：“书读得好就能当大官，就像你父亲我一样，中了状元。这些都是读书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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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摇了摇头，道：“父亲中了状元，子孙后代不一定都能中状元。再说，儒者患不知兵。仲尼有文章，必有武备。区区章句之儒，平日叨窃富贵，以词章粉饰太平，临事遇变，束手无策，此通儒之所羞也。”
众人集体被震住了。
王守仁仰头看着父亲，等待答案。
而此刻，王华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10岁的小孩就有如此见识，还扬言要当‘通儒’。这真的是我的儿子吗？”
同时，他又回想起一件往事。当年上京途中，借宿金山寺。夜晚，父亲王天叙和同住于此的游客们觥筹交错，饮酒乐甚。一时间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明月当空，风景如画。于是乎，众人决定来个赋诗比赛，各倾陆海云尔。
平心而论，这些人的水平确实不咋样。王天叙耐着性子等他们一个个把那些酸诗念完之后，一边用筷子敲碗，一边闭着眼睛摇头晃脑，准备来个击碗而歌。
可天有不测风云，大儒王天叙由于喝得有点高，思绪混乱，摇了半天脑袋，也没摇出一个字来。王华看着父亲额头上涔出汗来，也只有干着急。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王守仁站了出来：“爷爷早已有诗，嘱我席间道来。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纱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此诗动静结合，声色兼备，确属上品，众人一时自愧弗如。而王天叙和王华明白，这是王守仁为了解围而临时做的应景之作。这一年，王守仁不到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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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 天性不羁，跃马扬鞭
孔子的困境
朝夕如流，一晃王华担任翰林院修撰已逾两年。这天，风和日丽，王守仁和两个同学在长安街上漫步。这时，迎面走来一个算命先生，盯着他直看。虽然王守仁一生遇到过很多神神叨叨的人（朱厚照、朱宸濠等），但这一个，无疑对他影响最大。
算命先生在和三人擦肩而过的一瞬间，突然抓住王守仁的手，激动地说：“小朋友，你这种相貌实在太……难得一见了！”
王守仁的同学以为遇到了骗子，催促他快走。但是大家不要忘了，王守仁爷爷的爷爷，以及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都是干这行出身的，所以相面对他而言，从来就不属于怪力乱神的范畴，而是一项神圣的事业。于是，王守仁认真地对他说：“愿闻其详。”
算命先生放开王守仁的手，郑重其事道：“你记住我的话，当你的胡子长到衣领那儿时，你就入了圣境；胡子长到心窝时，你就结了圣胎；胡子长到肚脐时，你就圣果圆满了。”说完，翩然而去。
两个同学听得莫名其妙，王守仁此刻却是心花怒放。是啊，多少个不眠之夜，当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时，他的脑袋里总是充满疑问。人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人生弹指一瞬间，譬如朝露，生若蜉蝣，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每当这个时候，死亡的恐惧总是会涌上他的心头，使他不敢继续想下去。
是啊，死亡代表了绝对的虚无和沉寂，是对一切可能性的终结，是不可穿透的黑暗。如何不恐？
于是，他穿上衣服，走出房门，仰望星空。那浩瀚的夜空隐藏着什么秘密？宇宙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一堆问题纠结在他心中，无法释怀。也许白天他活蹦乱跳，看起来与常人无异，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些问题总会汹涌地袭来，几乎使他窒息。终于有一天，王守仁毅然决然地树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成为一个圣人，解开这些谜题。去他的“人无百岁寿，常怀千年忧”，我只要明明白白的活，清清楚楚的死，我只要揭开人生的真相！
自从王守仁同学确信自己能够成为圣人后，他再也坐不住了。千古文人侠客梦，这一年王守仁13岁，正处于做梦的年龄。他偷偷溜出学校，单枪匹马来到居庸关。当年朱元璋怕北元卷土重来，出巨资让徐达、常遇春督造“居庸关防御体系”，可见此地之重要与凶险。
20
作为北京的咽喉，居庸关依山起势，巍峨雄壮。王守仁纵马上关，登上烽火台，望着万里晴空上自由翱翔的雁阵，强烈的阳光刺得他双眼蓄满了泪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谁能感受到他此刻气吞万里如虎的豪迈之情？谁能理解他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远大志向？
远瞰京城，伸出一只手掌就可以将之覆盖，王守仁不由得心事浩茫起来，一幅烽烟滚滚，战鼓嘹亮，银光皑皑，喊杀震天的画面在眼前浮现，“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诗句在耳畔回响。联想到明朝边患未除，热血少年王守仁顿时沸腾了。
至王守仁生活的时代，明朝已享国一百年。这是一个惊心动魄，五光十色的百年。
如果说方孝孺之死是明朝文人悲剧命运的序曲，那于谦之死就是其中最绝望的音符。前者代表大义，后者代表苍生。
人，是要有些信仰才能支撑着活下去的，没有了大义可以选择苍生，如果连苍生的代言人于谦都落个鸟尽弓藏的结局，那么路在何方？像庄子那样身如不系之舟，脱离这“曳尾于涂中”的苦海？两千年来，无数的人都这么做过，刘伶醉酒，阮籍狂狷，他们真的快乐吗？生命就是在这喋喋不休的追问中慢慢成熟的，每一个人，无论智商高低，相貌美丑，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环境，询问最多的问题终究是——“我要做什么样的人？”
直到王阳明的出现，这一终极命题被终结了。
了解心学首先要了解中国人，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最准确的评价是：一半儒家，一半道家。而心学也常常被认为是这两种思想的融合，但这种浅薄的定义远远不能概括心学丰富的内涵。
中国的历史一言以蔽之，治-乱-治-乱-治-乱-治-乱-治-乱-治-乱-治-乱-治……
中庸虽说在中国很早就被提了出来，但只有少数人可以自觉自发地将其运用自如，大多数则是迫于强权而不得不做出伪装与妥协。后者一旦脱离强权的压迫，便很容易剧变为一种极端思潮，直至付诸暴力行动。
《巴别塔》中有一句名言：“实现正义的热情，会使我们忘记慈悲为怀；对公正的热望，使许多人成了铁石心肠。”
同理，康有为在《法兰西游记》中点评法国大革命时说：“合数十万革命军之流血，以成就罗伯斯比尔之专制民主；合数千万良人之流血，以复归于拿破仑之专制君主。”其实他忘了，这样的事在中国古已有之，早就见怪不惊了。革命者，鲁迅笔下“咸与维新”是也！
这种文化心理，追根溯源，还是要到孔夫子身上去探究。子曾经曰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句话的重点在“人不知而不愠”，这实际上是孔子在教导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人——不为人知，却不因此而气恼。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我深以为然，那么就从历史的角度来解剖一下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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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最初是一群巫师，而巫术在商朝是立国之本，于是这帮人就靠占个卜、跳个大神，混了一个既得利益阶层。那文字最早又是什么呢？文者，纹也。意即为统治阶层粉饰遮掩的工具。由此观之，商朝是利用政治神学来确保其统治的合法性的。
而到了殷周革命，事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周朝将商朝的神权政治改造为贤君政治，讲究治道，目标是创造理性的人文秩序。于是，过去的大巫小巫纷纷下岗，自谋出路，混得不好的就只有在街边摆摊算命，另一部分有追求的逐渐成为一个致力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事业的阶层，就是后来孔子的儒家。
其实这部分人也不好混，想想看，商朝时全国的文盲率还很高，认识俩字的屈指可数。而到了春秋，随着文化的普及，识字率逐渐上升，本科文凭也就当以前的高中文凭使，竞争加剧了，现实严峻了，于是孔子发话了：“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就跟现在的媒体安慰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一样：不要气，不要急，关键是眼光要放低。实践证明，这种号召是有用的。君不见西市卖肉者乎？君不闻网上陪聊者乎？
扯这么远不是要贬低孔子，“人不知而不愠”是最有特点的“孔子句法”（请仔细品味那个“而”字），《论语》中这样的句式随处可见，自勉中透着无奈。
当春秋时，诸侯割据，求才若渴，游士们四处兜售其学，谋取权力。如果加入这些人的行列，别人要什么自己就卖什么，文字集团就丧失了人格的独立性，孔子颇有针对性地说这句话无非是想表明一种超然的态度，至于是否达到这种境界，则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
如果眼光再毒一些你会发现，这句话本身就揭示了说话者自己还没有完全超越。彻底超越了世俗功利的人，根本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他早就物我两忘，随心所欲不逾矩了。
所以我更相信这句话只是表达了一种为了超越而做出的努力，四处游说的孔子想要维持人格的独立绝非易事。而千年后孔子的门人就更等而下之，将仁义道德作为沽名钓誉之术了。
孔子和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困境，就是一边强调自己的价值理想超越了世俗的政治，自勉并教育学生不要理会权力游戏中的利益分配，但另一方面，他们理想的实现，又必须依靠政治权力来实现。这是一个无奈的悖论。
直到王阳明的出现，所有的一切才被彻底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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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必可学而至
不过目前为止，13岁的小守仁暂时还只是一个以民族大义为主导思想的少年，他在居庸关考察了一个多月，登长城、访乡贤、凭吊古战场、思考御边策，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
待王守仁下山时，山道很窄，迎面过来两个骑马的鞑靼人，大大咧咧，有说有笑，全然不将对面的这个少年放在眼里。
但很快他们就会为自己的大意付出代价。
王守仁正在为他的偶像于谦死得不明不白感到气愤。想想看也是，有的偶像很傻很天真，乱搞一气，搞完了则继续当偶像，而于谦忧国忧民，鞠躬尽瘁，却换来个兔死狗烹的结局！心念及此，守仁蓦地一抬头，正好看见那两个嚣张的鞑靼人，登时怒从中来，当下搭弓射箭，但闻嗖嗖两声，鞑靼人猝不及防，双双中箭。
可惜王守仁年小力弱，未能立毙二人。一时间国仇私愤，涌上心头，他连喊带射，呼啸着向二人冲去。两个鞑靼人对视了一眼，惊恐莫名，转身仓皇而逃。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守仁既已出气，便不再穷追，信马由缰，缓缓向家的方向走去。
当晚，王守仁就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去拜谒纪念汉朝名将马援的伏波将军庙。这也没什么神的，我还梦见过自己跑到贵州的阳明洞去。但神奇的是，王守仁在梦里赋诗一首：“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磨。”醒来以后记了下来，死了以后还流传下来，当真要羡煞很多挠破脑袋也写不出文章的小朋友。
彼时，由于史上最牛“御姐控”朱见深长期不理朝政（朱见深：其实你们谁都没有读懂我），导致汪直专权，大臣昏庸，时人戏称“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
圣人云：政者，正也。率之以政，孰敢不正？根据本命题成立，逆否命题同样成立来推断，成化年间的朝政从最上面就烂掉了，那么上行下效，地方官的腐败便有过之而无不及，农民起义就开始四处爆发。
少年王守仁留心时政，关心国家大事，屡次上书朝廷，为平定陕西的石和尚、刘千斤之乱出谋献策。王华平日忙于政务，跟儿子沟通交流太少，不理解王守仁，便大骂了他一顿，让他立即停止这一疯狂的举动。想想看也是，换作现在，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大谈国家战略，还给国防部写信，的确疯狂。
到了弘治元年，王守仁17岁，带着如何成圣的疑问，回到浙江老家。母亲郑氏早前去世，睹物思人，守仁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残酷，他越发觉得，外界的东西再多再好，又与我心有何相干？人生终究不过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罢了。这种消极的情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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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对成圣途径的苦苦追寻促使王守仁去钻研道家的思想，为后来的自成一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王守仁终究不是出世之人，他只是游弋于各种思想，含英咀华，去粗存精，执著地去寻找他所认为的真理。
此次返乡，守仁还带着另外一个任务——完婚。
未来的岳父大人叫诸介庵，是本地人，王华的至交好友，现任江西布政司参议（江西省民政厅长）。王守仁小的时候，诸介庵到王家串门，非常赏识小守仁，允诺将女儿许配给他。
时年守仁已经年满17，可以成婚了。为了报答岳父的知遇之恩，为了表示尊重和隆重，王守仁不远千里，亲自到南昌迎娶夫人诸氏。
人生四大喜：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可惜守仁同学立志献身哲学事业，对男女之事没有兴趣，在新婚之夜还在外面散步。其实这也没什么，喜欢思考的人很多都喜欢散步，但王守仁连散步都比别人散得神奇，走着走着就沉醉不知归路，误入“藕花”深处了。
他猛一抬头，只见眼前一个道观，匾额上写着：铁柱宫。
这段我怎么看怎么像《红楼梦》的风格，就差在道观门口再挂幅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了，估计是博览群书的曹雪芹Copy的前人史料。
既来之则安之。但见道观里坐着一个闭目养神的道士，一问之下得知他懂养生之术。王守仁正因母亲之死，深感“爱情诚可贵，生命价更高”，便开始虚心请教。神秘道士说了些什么已经无从得知，唯一知道的是王守仁在那个道观待了一宿，直到东方之既白。
这下急坏了诸介庵一家，还没圆房就开始玩冷暴力，诸老爷很生气，正要派人去寻，王守仁却自个儿回来了，众人问明缘由，个个哭笑不得。诸介庵为了防止这个“落跑新郎”到处乱跑，让他到自己的官署上班。王守仁每天按时报到，帮着处理一些公文，别人两个时辰才能干完的活儿他半个时辰就搞定了，剩下的时间就练习书法。
百无聊赖的王守仁天天在机关办公室里笔走游龙，日积月累，把办公室里的几箩筐纸都给报销了，书法大进。
大进到什么程度呢？明朝著名书法家徐文长在评价王守仁的字时认为：王羲之以书掩人，王守仁以人掩书。由于王守仁在其他方面名气太大，以至于掩盖了他的书名。不然，以其精妙绝伦、独具风格的书法艺术名列中国书法史前十当无异议。
第二年，王守仁领着老婆去北京，返乡途中，路过上饶，特意下船拜访了大儒娄一斋。
娄一斋这个人神神叨叨，早年进京参加会试，走到杭州突然返回。大家问他怎么回事，他神秘道：“此行非但不第，且有危祸。”没过几天，会试的贡院果然起火，烧死了很多举人。后来，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经过科学论证，解释说这是因为娄一斋“静久而明”有了神术（他怎么不说这是“梦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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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怪叔叔娄一斋没有算出来几十年后的事，将女儿嫁给了宁王朱宸濠，以致酿成血光之灾。
娄一斋年轻时也有成圣之志，游走四方，遍访名师，结果非常失望：“都是些举子学，不是身心学。”就跟现在稍微有些想法的人，走进书店后都会发出感慨：“都是些工具书励志书，没有一本真正有益的！”
不过小娄运气不错，最终找到了江西临川的著名理学家吴与弼。现在知道吴与弼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但此人的徒弟陈白沙却是个大名鼎鼎、承上启下式的人物。
吴与弼的学说讲究身体力行，出入作息，时刻不忘。他长期与弟子躬耕于田间，沐风栉雨。有一次，天还没亮，吴与弼就亲自簸谷子，看见陈白沙还在睡懒觉，就大吼道：“秀才，若为懒惰，他日何从于伊川（程颐）门下？又何从于孟子门下？”又有一次，他割庄稼伤了手，自语道：“何为物所胜？”照割不误。
吴与弼述而不作，躬耕垄亩几十年，隐出了名气，当地官员交章举荐他做官。吴与弼拒绝道：“宦官、释氏（佛学）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难矣。我出山又有什么用？！”
娄一斋的确得到了吴与弼的真传，但他没有像陈白沙那样举一反三，自成一派，因此当他点拨成圣心切的王守仁时，翻来覆去讲的也不过是宋儒“格物致知”的老一套，唯一有价值的话是“圣人必可学而至”。
其实这是儒学的通则，但却契合了王守仁的胃口，更加坚定了他致力的方向，将童年时算命先生的话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就像很多人认为中医是伪科学，要求废除，但一万个人这么说也不如中科院的万能科学家何祚庥一个人这么说来得有力——中国人迷信精英，年轻的王守仁也未能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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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还得当回事儿
弘治三年，竹轩公王天叙去世，王华回老家守丧，顺便给家族里的子孙们讲经解义，应对科举。王守仁白天随大家正常上课，背诵教材，晚上则旁搜经史子集秉烛夜读。王家子弟时常切磋交流，众人见王守仁文字功底一日千里，大惊道：“彼已游心于举业之外，吾辈不及也！”
其实，王守仁对应试教育既不排斥也不沉溺，别人死记硬背，冲刺高考，他就探究理学的内在机理；别人看高等教育出版社的马哲教材，他就读原版的《资本论》。
王守仁同学将理学名著《近思录》来来回回翻了N遍，望眼欲穿，还是没弄清楚怎么才算格了物，致了知。朱熹倒是给了句话，说“理”这个东西存在于自然万物，一草一木之中，同学们，放心大胆地去格吧，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物换星移，海枯石烂，总有一天你会恍然大悟的。
王守仁笃志要当圣人，便不能囫囵吞枣。他邀请一位姓钱的朋友和他一起去格自家后院的竹子，王天叙当年种的这堆竹子，就这样青史留名了。
王守仁和小钱俩人对着竹子，神色凝重地坐了下来，从早到晚，四目圆睁，望穿秋水，尽心竭力地去格其中之理。到了第三天，小钱用脑过度，筋疲力尽，摆摆手准备放弃，王守仁很不厚道地笑他不中用。可到了第七天，原本自鸣得意的王圣人也因耗尽心力病倒了。这下该小钱得意了，提了两袋水果来看他，王守仁自知理亏，也确实一无所获，只好找了个“圣贤有分”的借口。
其实，深入分析不难发现，程朱的格物致知，是对经验中的事物一一穷究其理，观察思考得多了，自然会融会贯通，化繁为简，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少年王守仁想通过格竹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彻悟万物之理，想法太浪漫了。但这段传奇却永远留在了哲学史上——阳明格竹。
格竹的失败将王守仁逼到了人生的丁字路口。多年来，他“遍求朱熹遗书读之”，可以说除了科举考试的准备外，全部精力都用在钻研理学上了。没承想格来格去却得到这么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成圣的信心动摇了。
这次挫折对王守仁的心灵打击是巨大的，以至许多年后回首这段往事时，他感慨道：当时终于发现圣贤不是那么好做的，也没有精力再去格物了！
于是，闷闷不乐的王守仁不得不掉转头来研究自己曾经看不上眼的“辞章之学”，准备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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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证明天不是随随便便就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博学多才的王守仁在弘治六年的会试中落榜了。
明朝的科举制早就被妖魔化了，一提到这“妖魔化”三个字，大家马上会联想到祸国殃民，万马齐喑。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
其实，教育的目的是将人塑造为德才兼备，服务于社会的人才，然而手段与目的的颠倒，古今中外都没能很好地解决。哲学家福柯晚年激烈抨击学校教育，称学校为现代权力的“规训机构”，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可惜他晚了几百年，在中国，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龚自珍早就用各种文学形式反映过教育的问题，只是他不知道罢了。
明代设立科举的本意，无非为了求得圣人之道和朝政之势的有机结合。然而，学术与政治从来就是一对欢喜冤家，不是合纵连横，就是势同水火，个中微妙，冷暖自知。
古代有一拨人不喜欢写书，专爱注疏。你说你要有孔颖达、裴松之的水平，或者再狠点，直接像郦道元一样把一本好端端的地理教科书《水经》搞成文学名著《水经注》也行啊，可惜大多数人都做不到。于是，歧说纷呈便成了统治者的心头大患。
面对图书市场这种鱼龙混杂的现状，明成祖朱棣大手一挥，成了教育部部长，发话道：“咳咳咳。样板戏进课堂？是不行的；改用繁体字？再考虑一下；独尊程朱？这条通过！”
自此，明朝公务员考试所用的工具书、红宝书、真题都以程朱的注释为纲。于是，思想统一了，读书人再也不用到汗牛充栋的书海中瞎撞了，得位不正的朱棣安全了，皆大欢喜。
老百姓最痛恨统治者钳制思想，统治者也总喜欢愚弄黔首，在这种此消彼长的微妙对抗中，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路下来，历史跌跌撞撞走了几千年。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认为中国不缺秦始皇和汉武帝，缺的是华盛顿与杰斐逊。渐渐地，我发现问题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中国的历史太悠久，有些事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概括的。
翻开史书，“八王之乱”，“侯景之乱”，数不清的动乱，哀鸿遍野，易子相食，血腥的味道透过纸张就能闻到，惨不忍睹。治世犬和乱离人到底哪一个更好？
右愤骂专制，左愤谤民主。看多了不难发现一个简单的道理：天下无至理，皆为人所用耳。如果不左不右，心平气和地看待科举，功还是大于过的。明代作为文治社会，离开士人的支撑不可想象。
欲使士人有效地支撑朝政，关键在于培养士气。就这一点而言，尊程朱是当仁不让的选择，历史也证明了它在明朝前期所发挥的卓有成效的作用。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对这种制度提出批评，认为它不仅失去了公正的形式，更与当初设立时的初衷背道而驰。
原因很简单，以程朱理学为意识形态的官方教条已经不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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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圣为文两彷徨（1）
王守仁此刻顾不得考虑这些问题，面对落第的现实，家学渊源、远大理想，各种因素纠结到一起，完全无动于衷是不可能的。
然而，对于王守仁，考进士做大官只是世俗要求下的职业，尽人事，听天命就行了。探索成圣的道路，参悟人世的哲理才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因此，当周围落第的同学哭天抢地、寻死觅活时，不为外物所屈的王守仁却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
王华的同僚早就听说王守仁小朋友的各种逸事，见他落榜，都来鼓励他。内阁首辅李东阳开玩笑说：“汝今岁不第，来科必为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
李东阳这么说不过是想帮受挫的小守仁找回信心，众人也没当真。谁知王守仁提笔就写，文思泉涌、倚马可待，众人惊愕之余拿来一看，但见其旁征博引，纵横捭阖，纷纷叹服，连呼“天才”。
在神州这片土地上，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斗争，扬才露己向来招人忌恨。古人教导我们，刚出道的时候一定要低调，低调，再低调。王守仁一时兴起，忘记了“七字真言”，再加上李东阳一鼓动，登时志得意满，悬笔立就。而众人也都清楚，状元出身的王华肯定前途无量，借着夸王守仁在王华心目中留个好印象何乐不为？结果小守仁愣是让那些“比肩李杜，力抗苏辛”的阿谀之词给捧杀了。
下来就有人不服气，暗地里嚼舌头：“此子如中第，目中不会有我辈矣。”
果然，来科会试，王守仁又落榜了。
同时落榜的还有一个牛人——唐伯虎。
这就是弘治年间闹得沸沸扬扬，至今仍然扑朔迷离的“会试泄题案”。唐伯虎被富二代徐经给坑了，而王守仁运气不好跟唐伯虎同科应考，被他连累，成绩作废。
虽说是不可抗力，但落榜就是落榜，说什么也没用，心情沮丧的王守仁回到老家组织了一个龙泉山诗社。
不要小看明代文人的结社，这些大大小小的社团一般由仕途失意的文人组成，是一股很强的政治力量，绝非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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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时，张居正为了顺利推行新政，曾强力打击全国各地的书院，结果想尽千方百计，也没能肃清这一传统。没过多久，就出现一个狂人，名曰顾宪成。此人简直就是言官的楷模，愤青的偶像。张居正在位时他不满意，闹别扭；申时行上任了他还是不满意，天天发牢骚；更倒霉的是王锡爵，为了斡旋群臣和万历的关系，遭人误解不说，还被顾宪成放冷枪、设圈套，一堆人狂喷，直接被骂回家去。反正谁当首辅他骂谁，简直就是“首辅杀手”。
首辅杀手不贪不占，长期混迹于中下层官僚中，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一致对上。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天天吵架的顾宪成终于给人黑了，直接罢官回家。
顾宪成估计不懂什么叫“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回去了还不安分，两天不折腾就闲得慌，于是成立了日后闻名遐迩的东林书院，还制定了院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培养愤青的书院。
相比之下，王守仁的龙泉山诗社就没有东林党那么大的影响力了，社员们的主要活动无非是吟诗作赋，相互品评。偶尔游山玩水，下棋对弈，一派名士生活。
这段时期是王守仁文学创作的迸发期，他以诗言志，抒发苦闷，佳句迭出。比如：三月开花两度来，寺僧倦客门未开。山灵似嫌俗士驾，溪风拦路吹人回。君不见富贵中人如中酒，折腰解酲（醉酒）须五斗？未妨适意山水间，浮名于我亦何有！
这种消极归隐的念头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就被打消了，在诗社后期写给诗友陈宗鲁（后拜入阳明门下）的诗中，王守仁积极追求内圣外王的意念再次显露：
学诗须学古，脱俗去陈言。
譬若千丈木，勿为藤蔓缠。
又如昆仑派，一泄成大川。
人言古今异，此语皆虚传。
吾苟得其意，今古何异焉？
子才良可进，望汝成圣贤。
学文乃余事，聊云子所偏。
这是先就明代前七子的文学复古主张讨论一下自己的看法，然后又转到成圣的话题上来。
弘治十年，王守仁26岁，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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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圣为文两彷徨（2）
这段时期，王守仁开始用心钻研兵法，四处寻觅兵书来研究，每遇宾宴，经常“聚果核列阵为戏”，显然是想成就一番统御之才。
可惜，弘治时期的明朝已不再具有主动出击的军事意志了。实力是一方面，意志是另一方面。休养生息得久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再打起来牵涉到方方面面，患得患失，投鼠忌器，最终自然也就文恬武嬉了。
明孝宗一度想建功立业，扫平北方，却遭到大臣们的阻止，于是他去问还算有些想法的内阁大学士刘大夏：“太宗（朱棣）频出塞，今何不可？”老油条刘大夏答道：“陛下神武固不后太宗，而将领士马远不逮。度今上策惟守耳。”
至此，明朝的皇帝再没有挥师北伐的激情了（脑残志坚的朱厚照除外）。
但这丝毫不影响王守仁学习兵法的热情，因为即使不当军事家，兵法中蕴含的一些权谋思想也值得一个有追求的人把玩与借鉴。后来的事实证明，心学在制敌时其实就是兵道。
王守仁对《司马法》的点评颇具儒家的王道风范：“用兵之道，犹必以礼与法相表里，文与武相左右。”
不要嘲笑王守仁的书生气，以儒术解释兵道是合理而正义的。兵者，国之大事，关系到民族存亡，国家兴衰，不用正义统帅必成凶器，王守仁站在“天下”这一高度看待战争，已不囿于一役之胜负。
而他评价《吴子》时又有点知行合一的意思：彼孙子兵法较吴岂不深远，而实用则难言矣。想孙子特有意著书成名，而吴子第就行事言之，故其效如此。
这一段对孙武和吴起的对比太精准了，杀妻求将的吴起渴望出人头地，却一生坎坷，简直就是中国版的于连。性格决定了其带兵打仗追求实用的特点，包括他爱兵如子，亲自为生疮的士兵吸脓，目光如炬的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却很不厚道地通过士兵母亲的话暗指他收买人心。事实上，吴起这种死了都要找人垫背的实用主义者被人不爽是很正常的，但《吴子》的价值正在于其务实到极点的态度。《孙子兵法》喜欢谈理论，把里面的军事术语删去就是《老子》。《吴子》则不同，它绝不说任何大而无当的话，通篇只讲“山谷中应该怎么布兵，森林里应该怎么行军”，可以说《孙子》是战略，《吴子》是战术。
而在王守仁看来，兵者，就是用来以暴制暴的利器。这一点同心学一样：志者，帅也。同一件事，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朱熹曾说：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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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学也是如此，这是一门炼心的学问，不在正心上下力，不在立志上用功，只贪求权术，违背圣人之道，永远不可能达到随心所欲，运用自如的最高境界。
这年是王守仁的思想冲突融合最为激烈的一年，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的他在谈兵的同时还潜心佛老，又不知从哪找来一封朱熹上宋光宗的奏疏，老朱在奏折里教育皇帝说：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对朱熹已经有所怀疑的王守仁还是照着他开的“方子”修炼了一段时间，仍感一无所获，于是对自己成圣的目标越发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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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 以日以年，上下求索
官场其实不好玩
弘治十二年，王守仁28岁，终于考中进士，“赐二甲进士出身第七人，观政工部。”
二甲第七名相当于全国第十名。自此，属于王阳明的时代到来了。
先来简单介绍一下明朝官制。
内阁：起初由模范皇帝朱元璋设立，为自己处理文件的秘书机构。内阁大学士一般三到五人，官阶很低（正五品）。随着后面的皇帝一个比一个懒，内阁大学士承担起处理政务的重任，内阁成了实际上的最高权力机关。“三杨”（仁宣时的三大名臣杨荣、杨溥、杨士奇。明称贤相，必首“三杨”）之后，内阁阁员一般兼任六部尚书，并且非翰林不得入阁，于是入阁拜相便成为每一个文官梦寐以求的事，而由此引发的掐架对骂、暗算谋杀等政治事件层出不穷，愈演愈烈，成为明朝一道独特的风景。
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排名要分先后）。六部各设尚书一人（正二品），直接对皇帝负责，尚书之下有左右侍郎（副部长）、郎中（司长）、员外郎（副司长）和主事（处长）。
都察院：直属于皇帝的监察部门，下设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正四品）。再往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分管每个省的监察工作（明朝有两京一十三省）。十三道监察御史与直属于皇帝的六科给事中统称“科道”，就是通常所说的言官。
六科：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每科设都给事中（正七品）、左右给事中与给事中（从七品）。给事中品级虽低，权力很大，皇帝交给各部办理的工作每五天要到六科那里注销一次，如有拖拉或办事不力者，六科直接向皇帝报告。六科还参与官员的选拔、皇帝御前会议、审理有罪的官员。最重要的是六科有封还皇帝敕书的权力，皇帝的旨意如果六科认为不妥可以封还，不予执行。
翰林院：相当于中央党校。翰林院的首长叫翰林学士（正五品），下设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两人（从五品），侍读、侍讲各两人（正六品）。修撰（从六品）考中状元后立即授予此职，编修（正七品）考中榜眼、探花立即授予此职。翰林虽无实权，但从翰林院出来的人大多成为高官，乃至内阁首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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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大理寺（最高人民法院），与刑部、都察院构成三法司。
太常寺：主管祭祀。
光禄寺：主管宴享。
太仆寺：管马。
鸿胪寺：接待外宾。
回到工部，此部虽排六部之末，但上管皇家建设，下管植树造林，对想发财的人来说简直就是肥缺美差。不过，王阳明一不缺钱，二不贪财，志不在此的他不甘庸碌，争分夺秒，即使只是实习，也热情似火、斗志昂扬。
但可惜，承平日久的大明朝早已失去了锐意进取的开拓精神，“土木堡之变”更让后来者对北伐噤若寒蝉。目睹这茫茫一片的沉沉死气，王阳明愤怒了，上了一篇措辞激烈的奏疏：
臣以为今之大患，在于一些大臣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这帮人抑制大公刚正之气，专养怯懦因循之风。于是，忧世者，谓之迂狂；进言者，目以浮躁。长此以往，衰耗颓靡，朝纲不振，有识之士，无不痛心疾首。而近日的边陲之患正是上天在警醒陛下，革故鼎新，改弦易辙的时机到了啊！
接着，他又提出八项措施供皇帝参考，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和军事，所虑甚深，所思甚广。
其实，历史学家对明孝宗朱祐樘的评价基本一致——弘治中兴。但问题是，历史上的“中兴”太多了，这个中兴到底掺没掺水？
朱祐樘童年不幸，常年遭受老女人万贞儿的迫害，命悬一线。作为一名“御姐控”的儿子，多年来，朱祐樘忍辱负重，寄人篱下，一年三百六十天，刀风霜剑严相逼，怎一个惨字了得！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朱祐樘噩梦般的童年比穷人家的孩子恶劣多了，这种生存环境都能抗到长大的，一般不是成为美国诸多B级恐怖片里的变态，就是成为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朱祐樘属于后者。
不过，朱祐樘的贤名主要是体现在与文官集团融洽的关系上，史书上关于他批复文官奏折记载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上嘉纳之”。
但“上嘉纳之”不能当饭吃，治国要的是真才实干。即使弘治朝豪华的内阁阵容掩盖了朱祐樘能力上的平庸，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时人的记载看到一些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
比如弘治十七年，内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李东阳奉命去曲阜祭孔，一路上便见到了许多令人感慨的现象：臣奉命匆匆一行，正好赶上大旱。天津一路，夏麦已经枯死，秋禾也没有种上。挽舟拉纤的人没有完整的衣服穿，荷锄的农民面有菜色。盗贼猖獗，青州一带治安问题尤其严重。从南方来的人说，江南、浙东一带满路都是流民，纳税人户减少，军队兵员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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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仓库里的粮食储备不足十天，官员的工资拖欠已逾数年。东南自古富庶，是纳税大户，一年之饥就到了这种地步。北方人懒，一向没有积蓄，若是今年秋天再歉收，如何承受？臣恐怕会有难以预测的事变发生。
李东阳作为一时文豪，将汇报写得煽情动人、直言不讳，一时间广为传颂。但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他也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方案，只是反复提醒皇帝要“节用广储”。
客观地讲，朱祐樘还是很勤奋的，选用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名臣，比如徐溥、刘健、谢迁、马文升。
但制度不改，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李东阳笔下“贪官酷吏，肆虐为奸；民力困穷，怨咨交作”的现状。没有一劳永逸的制度，制度是有保质期的，只有不断地修补、革新，才能保证社会机器的良好运转。改革固然会伤及既得利益团体，固然会出现波折动荡，但不改则必死无疑，因此，一个立志进行改革的优秀政治家应该具备的素质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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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到底是个啥？
王阳明清楚此刻自己人微言轻，但他还是希望皇帝将他的八项建议交内阁审议，酌情施行。然而奏折呈上去却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没有抱怨是不可能的，以有限的生命投身于漫漫仕途，多少人就在这光阴虚度中步入耄耋之年，哪还有平治天下的精力和热情？
正所谓“春花闻杜鹃，秋月看归雁；人情薄似云，风景疾如箭”。王阳明早就看透了官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特点，发牢骚道：就做官这项高风险的职业而言，皓首而无成者占绝大多数。幸而有成，能得其当盛之年者几人？这几人中，想做点事却又半途而废、垂成而毁者，又往往有之。可不谓之难乎？
但王阳明跟普通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总能全面地把握事物的两面性，在自己偏激的时候立刻将心态调整到中间状态。比如他对仕途偃蹇感到郁闷时，马上又说：“天下之事，其得之不难，则其失之必易；其积之不久，则其发之必不宏。”
王阳明看问题之所以这么独到深刻，皆因其务实到极点的思维方式。
心学教会了我们一件事——不要被自己一时的情绪所左右，偏激永远是因为你看得还不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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