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认的事实。不仅这一次如此，下一次仍是如此！
回顾１９５７年的历史，中国和西方的许多学者倾向于把责任推于毛
泽东身上，指责他的政治品德，怀疑他的分裂性格。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
看出这种推诿不仅欠准确而且也是不公正的。同时，十几亿中国民众也不可
能接受这种结论。一个伟大的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民族绝不会因为一个人的
原因而延宕２０年。
１９５７年的悲剧只能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古文化与古文明所造
就的知识分子（包括接受了现代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天生就有着不
可克服的缺陷，因而不可能与执政党、与国家政权、与领导民族前进的主体
力量相结合从而发挥出自己的巨大的能量。
答案只能如此。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毛泽东不断重复讲述的这句古
老格言实际上记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性传统和历史。因为他们只是可怜
的被豢养的一群，是这个或那个阶层的工具、附属品。他们的意志早已被阉
割了，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有单独构成过社会生产的一部分。
知识分子这个社会集团只是在与生产资本结合之后，才能逐步接近国
家的权力并按照自己的要求和理解改造这个权力。者不仅是知识获得解放和
应用的一个环节，也是国家进步所必经的一个程序。
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上就从来未有过与生产资本接近的机会，而在共
产党执政以后更彻底断绝了这种可能性。在实行完全国有化经济的中国，掌
握生产资本的知识官僚话的国家，知识分子可能成为官僚，但不会成为生产
资本的真正主人。因此，他们对政权改造的热情与理想，他们对民主化科学
决策制度的追求与争取，只能是社会的不合时宜的反动，毫无实际意义。
中国一位很出名的民主派青年诗人说：“我们今天的牺牲，是后来者前
进的铺路石。”诗句美丽，富有想象力，但这仍然是一句漂亮的空谈。政治
体制的演化不是一个独立的过程，所以，决策体制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并不是
前人的预演、流血牺牲或坚持不懈的斗争而争取到的，就如中共牺牲了无数
生命虽然终于夺得了政权但并没有夺得他们理想中的民主、平等、均富。（一
些青年知识分子对中共感到失望，因为它没有兑现曾许诺过的公正与民主，
这种抱怨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共产党也没有得到的东西，怎么有可能给予别
人呢？）科学民主的决策体制是一种经济产物，是科学的、自然的、合理有
效的社会经济运作秩序的一种适当的反映或表现形式。
只有当知识集团终于能够与生产资本相结合而不仅是生产技术水平得
到提高而且是经济成长秩序趋向合理时，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和合理化才将是
一种必然。
这一结论适用于对中国知识分子发动的一切争取民主的运动的评价。
也适用于对近十年来中国发生的许多政治风波的分析与观察。这些运动不是
没有获得成功与胜利的可能（如１９７６年的清明节事件）但是他们得到的
绝不是民主与公正。
绝不是民主与公正。
关于文化大革命，无论是中国的政治家还是西方的学者，都共同认定
这是毛泽东个人同时也是全民族的一场悲剧。并且认定悲剧发生的原因在毛
对革命纯洁性的刻意追求以及由于恐惧而对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过敏性反
应。中国老一代革命家在感情上更愿意把责任推给两个阴谋集团——林彪元
帅的军队集团和毛夫人的文人集团。认为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应是他们，而
毛则是受到了利用和欺骗。
毫无疑问，文化革命打发动，请注意，我们这里仅指发动而言，与毛
泽东的理论偏颇有关。他相信资本主义复辟的广泛性和危险性；他断言那些
曾跟随他夺取了政权的人正在变成人民头上的官僚，他们正在断送革命事业
并已经开始形成一个“官僚阶级
”；发动群众起来造反、动员群众进行反对
官僚阶级的斗争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毛的上述三中理论倾向，公正地说只有最后一条即发动群众造反是偏
颇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而这条错误也导致了文革的一切损害和灾难。至于
前两条，他仅仅是说出了一种存在的现实。文革一开始就被当作头号走资派
被打倒的刘少奇的看法也是这样的。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０日，刘的夫人王光美女士在接受红卫兵的“审讯”
时为刘进行了顽强的辩护，她说：“刘少奇并不是梦寐以求资本主义，他是
想搞社会主义的，说猖狂复辟不是那样，是愿意搞社会主义的。他特别谈了
一些防修、反修、反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他经常向，但想不出办法，无办
法没有水平，无魄力像毛主席这样搞文化大革命。”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中，
王光美女士仍要当众公开地讽刺毛泽东的“魄力
”，可见对这种魄力的不理
解甚至是愤恨的。事实上，打倒与被打倒的双方，也仅有这一点即发动群众
的问题上有不同。
现在中国的一些人不承认那时的中国有一个官僚阶级，有“复辟资本
主义的危险性
”。他们认为如果不进行灾难式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事业将
不会发生中断，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建设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把历史的发
展及中断归结于一个人的精神过敏或冲动性决策是不明智的，而且也不符合
事实。
我们换一个角度去谈论这个问题或许会是事情显得更简单清晰。如果
１９６６年中国不发生文化大革命，中国是否存在政治危机？这种危机是什
么原因造成的？它将以什么形式爆发并可能把中国引向什么方向上去呢？解
决政治危机的其他方法是什么？毛泽东显然对于这场客观存在的政治危机是
有清醒的认识的，而到了晚年，他也认识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并没有能够
解决好这场危机。临终前，他曾对华国峰、王洪文等几位托孤重臣讲了深藏
于他内心深处的一些话。
毛泽东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
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８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件事持
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是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是拥
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
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
“血雨腥风”就是秩序被彻底打乱。毛对生命即将离他而去感到悲哀，
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生存是中国秩序的一维护的全部条件，一旦这个条
件失去，中国的秩序还有保证吗？出于对民族的责任感，秩序毁坏的恐惧一
直是毛泽东意识中一个沉重负担。事实上，到了１９６５年，中国即将发生
一场政治危机的一切征兆已全部显现出来了。
“血雨腥风”就是秩序被彻底打乱。毛对生命即将离他而去感到悲哀，
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生存是中国秩序的一维护的全部条件，一旦这个条
件失去，中国的秩序还有保证吗？出于对民族的责任感，秩序毁坏的恐惧一
直是毛泽东意识中一个沉重负担。事实上，到了１９６５年，中国即将发生
一场政治危机的一切征兆已全部显现出来了。
这些现象与中国当时的情况完全吻合。１９６３年的学雷锋运动，１９６４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１９６５年掀起的毛泽东著作的学习运动，
都是试图用道德教化和纯洁思想的办法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从民众中“揪
出阶级敌人”则是典型的专政或恐吓。这些现象正好说明了中国的政治需要
它们，说明了危机的存在和不容忽视。
宾德认为，社会危机实际是社会的变化向既有的政治结构发出了挑战，
并使之动摇。中国的社会变化主要表现在执政条件下以及实际完全国有化经
济的条件下，中共的党员特别是它的高级官员与民众的关系已由共命运共死
生的关系演变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国家的代理人与国家的雇员的关系，新
的上层社会及一个占有资本的阶级的产生使人民政权的性质发生了改变。一
个真正建立在全国民众拥护的基础上的政权尚未巩固即已开始动摇。如果我
们把诸如“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等词汇按它们的实际意义去理解，完全
可以得出与毛泽东相同的结论。
解决政治危机的办法只有一个，即实行卓有成效、措施得当而又由控
制有秩序的改革。非此，危机将自然结束，但它在结束之前一定要经过无秩
序、造反、暴力甚至战争和革命这样一个根本无法躲避的困难阶段。
当危机已经摆放在毛泽东面前的时候，就如同也摆在了刘少奇面前一
样，他们根本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他们既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开创的事
业在内乱中“自然结束
”，又困于理论上的偏见而不可能主动领导“改革”。
这些理论偏见，诸如公有制、合作化、人的觉悟第一位的、无产阶级专政、
计划经济体制等等，在当时是无可怀疑无可动摇的。即使是后来的中国改革
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当时担任中共的总书记，他在当时也绝没有想到要去
动摇、否定或改变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的。这种理论上的固执和偏见
是二次大战中产生的那一代政治家（包括苏联的领导人，也包括西方的政治
家们，他们所持的偏见虽然内容不同但却更固执）共同的历史局限，是完全
不能克服的。即使是一贯对教条主义持蔑视态度的毛也绝不可能冲出历史。
所以，我们不能为此而过责或过誉某一个人。
毛泽东的个性和魄力或许正表现在这一方面，他面对棋局冥思苦想，
一定要在死局中找出一条活路来。（或许他有把死马当活马医德悲剧意识，
但他仍表现得很乐观。因为他坚信一旦把人民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以后总会找
到解决危机的办法。这种极端倚重普通民众的民粹主义思想又是那一代政治
家的局限性）。
但他仍表现得很乐观。因为他坚信一旦把人民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以后总会找
到解决危机的办法。这种极端倚重普通民众的民粹主义思想又是那一代政治
家的局限性）。
人
”，毛说。既然政治危机会自然地引发造反
和无秩序，那么我将用先机发动的造反运动去释放它的能量，并使造反和无
秩序始终控制在攻击敌人的方向上。这个敌人当然是指潜藏在中共党内的官
僚阶级。所以，一切现象和事实都可以证明，中国的文化革命是由政权的持
有者有意引发的、针对自己的政府的一场经过设计的革命。是毛泽东“这位
进行了反对中国旧制度的革命的人，现在寻求发动一场针对他自己创造的新
的政治结构的造反”（哈里·哈廷，布鲁金斯研究所）。
换一句话说，文化大革命是政治危机的一种非自然的但却是必然的结
果，是结果的一种特殊形式。
毛泽东的悲剧不在于它发动了文化革命，而在于他把一种历史的必然
结果主动背在了自己的身上，并试图以自己治理使这种结果成为一个可控过
程。但他却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和经过可以简单地解释为，他本来可以采取
修补的办法延缓政治危机的爆发（苏联的危机整整延缓了２０年），但是他
却急不可耐地自己亲手点燃了引线，结果自己就在那场汹涌而来的危机中悲
惨地逝去。１０年为集中，每当他试图去控制局势时，他必然会为投机政客
所利用，先是林彪元帅，后是毛夫人和上海帮文人。这些阴谋家的崛起不过
是毛泽东所犯错误的一个转移形式，可以审判他们，但不必过多地从这些人
身上找原因（另外一些很起作用的所谓坏人，在此之前完全是普通的民众，
如王洪文、张铁生、李庆霖等）。根本原因还在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
那一代政治家在认识上的局限性。按照毛的一贯说法，就是谁也逃不了历史。
上述结论可以从文化革命的历史功用上得到验证。进行这种验证的另
一个好处是使我们可以避免在“文革前中国社会是否真地存在一场政治危
机”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缠。因为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所有官复原职重新
掌权的中共老干部都坚决要求一切恢复到文化革命前（１９６５年）的政治
模式和社会秩序上去，他们为此做出了真诚的努力。邓小平也做过类似的尝
试，包括重新提倡学雷锋运动，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宣传和教育，
以及其他的一些活动。但是民众的反应不仅仅是冷淡甚至是愤怒。官方要求
彻底否定文革，民间却要求对造成文革灾难的１９６５年模式也进行反思。
官民之间认识上的这种距离实际上是８０年代几次学生风潮的内在原因，也
是邓小平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改革所能依靠的最重要的民众舆论力量。
历史不可能在把文化大革命否定以后在原来的断口处重新衔接起来，
中国最广大的民众对这种意图同样提出了坚决的抗议。这既说明１９６５年
模式的不合理，又说明了文化革命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有着重要位置。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民众运动。这个特点决定
了它把中国的１９６５年模式（当然也包括此前的一段较长时间，按一般说
法，可以上溯至１９５７年）的各个政治要点都发挥到了一种极端化的程度，
从而暴露出这些政治要点在实践中的荒唐和理论上的谬误。
这些政治要点包括：
a.阶级斗争；
b.共产党一元化领导；
c.群众运动
天然合理（造反有理）；
d.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一切；
e.生产作料全民所有的
绝对优越性；
f.党的最高领袖是天才。这些要点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被认作
是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的罪魁祸首。荡文革结束以后，从劫难中走出来的社会
公众必然要求新的政治领导人承认并接受他们的感受，对上述政治要点逐一
清理、重新认识，而不是简单地以否定文化革命了结。改革的目标必须落实
到清算这些要点上，在做到这一步之前，上下之间在认识上的差距将长期存
在，并且成为新的社会不安定的缘由。
是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的罪魁祸首。荡文革结束以后，从劫难中走出来的社会
公众必然要求新的政治领导人承认并接受他们的感受，对上述政治要点逐一
清理、重新认识，而不是简单地以否定文化革命了结。改革的目标必须落实
到清算这些要点上，在做到这一步之前，上下之间在认识上的差距将长期存
在，并且成为新的社会不安定的缘由。
政治是排除命运这个概念的。但是命运与规律在概念上相等时，人们
只能服从它的主宰和安排。由于那场动乱不堪回首，几乎每个家庭每个人都
在动乱中遭受过痛苦的折磨，而且这场浩劫又是一位身一般的领袖主观意志
的产物，所以人们往往把它视做可以避免的人为灾难，并因此多方指责毛泽
东。这种指责当然于情于理都是恰当的，但却是有害的。真正的政治也是排
除个人或群体的主观意志的，它有自己的轨迹，这条轨迹完全是自然、必然、
符合逻辑的。中国人只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才会从文革的污迹中走出来。
西方的政治家们常常以文化大革命为口实嘲笑或蔑视中国的政党和民
众。的确，中国的执政党和社会公众在那时都不够成熟和自觉，而且他们也
只能沿着历史的延长线走向那场狂热中，但是，他们有自己真正的领袖，这
是他们的骄傲。毛泽东是失败的英雄，他看清了历史并试图以己之力改变它；
邓小平则是胜利的英雄，他在灾变刚一结束就迅速开始了变革的进程。中国
人的今天已经比１９６５年前进了许多，因此，中国人的前方不会再有另一
个陷坑了。
文化大革命是历史过程的一个变形，这就是结论。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次特殊意义的考验。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每个个体来说，动乱的十年是一个艰难痛苦的历
程，备受折磨，死而复生或再也不能复生。但是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这个群体
来说，十年的文化革命却是检验自身的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完全无政府
状态、民众极端狂热、主体思想相当混乱的空间状态下，任由这个群体去想
象、设计、实践炳检验自己的政治理想、操作能力和群体素质。而中国社会
的这个先进的代表未来的群体所具有的品德、素质、能力、缺陷以及历史地
位等都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充分显露。他们自身是什么或不是什么；都得到什
么或根本得不到什么；他们的奋斗具有建设性或完全是破坏性的，文化革命
的档案中对所有这些提供了一份最完备的纪录。这就如同你面对一架测谎
器，因为试验方式的不道德所以你完全有理由推翻它做出的结论，但是在你
争辩的同时它早已把一切都输入了电脑网络。
如果知识分子群体对这些答案仍感到迷惘困惑，拒不接受，没有把它
们融入自己的意识而成为自己的自觉意识或资本的话，那么只能说明文化大
革命对知识分子来说并没有适时结束，它一直延续到了１９８９年甚至是更
远的以后。
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是以清高、牺牲和舍利取义为标榜的，而智慧、变
通、效果和社会价值这些较现代的意识并没有进入他们的道德范畴。所以我
们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在长达３０多年的时间里始终是以一种固定不变的思
维方式反复运作自己并试图运作社会，虽头破血流却锲而不舍。行动的勇敢
与盲目，是非标准的陈旧与固执，自我意识的强烈与不自觉，理想的空泛虚
无与刻意追求，这些混乱的思维形式既是古代文明和古代文化哺育或毒化的
一种必然结果，也是在一个闭塞、孤立、思想灌输和完全公有制环境下知识
分子群体的一种痛苦、混沌的生活状态。
通、效果和社会价值这些较现代的意识并没有进入他们的道德范畴。所以我
们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在长达３０多年的时间里始终是以一种固定不变的思
维方式反复运作自己并试图运作社会，虽头破血流却锲而不舍。行动的勇敢
与盲目，是非标准的陈旧与固执，自我意识的强烈与不自觉，理想的空泛虚
无与刻意追求，这些混乱的思维形式既是古代文明和古代文化哺育或毒化的
一种必然结果，也是在一个闭塞、孤立、思想灌输和完全公有制环境下知识
分子群体的一种痛苦、混沌的生活状态。
从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看，观念陈旧是这个阶层致命弱点。
当我们把中国政治更新的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时，他们首先必须进行的
是自我更新改造。这种改造的基本点和标准是他们必须具有自觉的自我意识
和明确的人权意识。
这两种意识是这个阶层现代化的标志。
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并以他们之间的激烈
的内战形式进行的。这种内战尽管激烈、对垒分明，也产生了许多为主义慷
慨赴义的烈士，但是其中真正具有民权和人权思想的例子是极罕见的。多数
英雄是以捍卫“真理的纯洁性”的面目出现的，如后来被极端推崇的张志新
女士。张因攻击毛泽东背叛了他自己极为刘少奇辩解而被投入牢狱。据传她
在狱中曾遭受毒打和强奸，但她始终不该初衷，坚持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原
则批判和指责现行政策，她被几次加刑以后又被处决。
类似张志新的英雄在文化革命结束以后陆续得到了平反昭雪。他们勇
于反抗权威的精神和勇气当然令人钦佩，但是他们的行为并不具有警醒社会
的意义。因为他们据以作战的思想武器与他们所反对的东西同处一座武库，
属同一体系范畴，所以这种对抗只能留下勇气而不会得到其他的结果。事实
上张志新在当时几乎没有被第二个人理解。
文化革命中真正为人权而奋斗过一次的英雄是遇罗克。
遇罗克是一位有高中水平的北京市青年公民。他在文化革命初期就对
中共鼓吹的阶级论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他揭露说：“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
来严重的社会问题。”“红五类子弟是天生的革命者，而非红五类出身的人往
往享受不到同等的政治待遇，甚至成了准专政对象，是先天的罪人，一直多
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出身论的深渊之中”。
遇罗克的这篇名位《出身论》的文章披露了大量事实，深刻地揭示了
当局在革命口号掩饰下的封建主义性质。他强烈要求人人都应具有天生平等
的权力。他说：“人的命运不应是在娘胎里决定的，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
应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
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见到的中国的最早的一篇人权宣言，也是文化革
命中真正独立思考，以自由理想为武器对统治思想进行批判的一个罕见的个
例。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遇在１９６８年被当局逮捕，以后又经过公开审
判于１９７０年３月５日被处决。
例。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遇在１９６８年被当局逮捕，以后又经过公开审
判于１９７０年３月５日被处决。
遇在被处死后的第１０年（１９８０年）得到平反昭雪。在“娘胎里
就决定了人的政治命运”的血统论也整整蔓延了１０年，进入８０年代以后
才渐渐被当局废弃。奇怪的是，遇被平反昭雪以后，报刊舆论主要对他反对
血统论的事实予以褒扬，而只字未提他的斗争在争取人的解放方面的意义。
至于独立思考及人权等问题，则完全鼩避。
与张志新相比，遇落克即使在今天也是一个被冷落了的英雄。人们愿
意承认文化革命反了错误，但是这种承认和对文革的反思都有一个严格的界
限。可以用张志新为武器，不允许用遇罗克的思维方式为武器，这或许仍旧
是文化革命的惯势运动。
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本意是对旧的政权进行改造已解决有这种政权
性质必然引发的政治危机。但是文化革命一开始他的这个愿望就落空了。林
彪元帅和毛夫人以保卫毛泽东思想为名，用政权和专制的力量将旧政权的各
个政治要点加以强化，是文化革命立即反其道而行之，成为一种在狂热革命
口号掩盖下赤裸裸的权力之争。
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按照贸的思路去思考问题者，都无一例外地成了
“反革命分子
”，宣传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则称为“放毒
”，而在知识分子中真
正能够理解毛泽东的意图并敢于“放毒”者，几如凤毛麟角。现在所能找到
的最早一份材料是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５日北京的一位高中学生写给林彪元
帅的一份“公开信
”，这封信公开对林彪元帅和毛夫人歪曲毛泽东本意的做
法提出了批评，并且是中国大陆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
政”这些铁一般的原则提出怀疑。
“公开信”的作者是伊林·涤西。心中指责林彪“没有敏锐地觉察到文
化大革命展开以后吐出来的问题，即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
党和政府组织形式需极大改变，１７年前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已经陈旧，极需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
家机器。而这些没有强大火力的摧毁，没有强大炮轰的振憾，没有高温度的
熔炼，实现得了吗？”这为中学生的见解如果在１０年以后由某一位中共高
级领导人的口中说出，完全是一篇改革政策的宣言。这封公开信的意义在于，
他证实了毛泽东的意图在于对１７年的制度进行思索和革命，而这种意图在
青年知识分子中已有所响应。遗憾的是，伊林·涤西只是一个极个别的例外，
广大的中共党员和知识分子以及林表元帅和毛夫人都不允许任何人对那一套
制度产生怀疑更不允许对它进行“炮轰”、“熔炼”。
伊林·涤西的命运不得而知。
毛泽东曾把文化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他特别对青年
学生寄予厚望。１９６６年９月２日，毛向全党发出了一条咒语式的指示：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９月７日，他又给林彪写信，坚
决反对工人和农民“干预学生运动
”。如果青年学生能够独立思考，如果伊
林·涤西的观点有机会传播并被更多的知识分子接收，如果更多的知识分子
们不是热衷于夺权而是勤于思考，由他们形成的一个派别或潮流如果能得到
毛泽东的支持，那么文化革命将是以另一种面目出现了。当然，这些“如果”
近乎神话或完全是臆想，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当时既无权力又无能力进行独
立思考。而在十几年以后，当他们获得了独立思考的权力以后，他们进行这
种思考的能力却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得到增强，或迷信权威，或轻信“美国
知音
”。所以，只有当中国的这个阶层能够独立思考时，他们才有了希望。
伊林·涤西现象虽然孤立，但却有一定的代表性。另外一位大学的在
校学生谭力夫是以狂热鼓吹“血统论”而著名于当时的学生界的。但是，即
使是这位封建意识浓厚这在当时仍能够对强权维持的正统观念提出怀疑。他
否认毛泽东是神，不同意毛泽东的话每一句都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他甚至能
够在公开集会的场合公开称毛的有些观点“过时了
”。谭是以这种异端言论
而被他的愤怒的同学逮捕并送往监狱关押的。
无论是张志新还是遇罗克或伊林·涤西，他们都可称为知识阶层的个
别现象。
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他们并不缺乏勇气，
只是他们的思维形式陷入了一个难以摆脱的怪圈。
如果把毛泽东的权威作用和毛夫人的女人式阴谋和出尔反尔都排除在
外，我们仍发现知识分子的认识程序或思维逻辑呈现为一个循环的三角形结
构：我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思考问题→所以我是正确得病一定会取得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