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阻隔知识分子与政权的那堵厚墙，从而使执政党不仅得到知识分子的拥护
（或不与知识分子为敌），而且能够领导一个复杂庞大的社会的政党。
公正地说，毛泽东在他的党与社会产生阻隔是，首先是做出自我批评，
认定症结的主要责任者和该打板子的是自己一方，并且明确要求中共向适应
社会的方向转变，这都是极为难得的。那时，毛甚至有温情主义的倾向。他
像一位善良而有耐心的家长，把全中国比作一个可以和睦相处的“大家庭”。
家庭内部当然有争论和斗争，但是这种打斗不会出危险伤感情，不是“狂风
暴雨
”，而是嬉戏般的“和风细雨”耍耍脾气而已。
为了创造出这种气氛和团结的局面，毛泽东严厉地要求他的党开门整
风接受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批评。
这绝不是毛泽东的心血来潮式的浪漫举动，在中共党内实际上还存在
一个人数不多但势力很大的派别，这个派别强烈要求党能做出适时的转变以
求得更新。这个派别的领导人即刘少奇。因此，把国家比作一个大家庭，就
不是一个温情的幻想也绝不是带有欺骗性的宣传口号，而是中共高层领导人
中的一个主体性思想和善良愿望，即认真地平稳地温和地建设自己和全民族
共同的祖国，实现中国几代人的强国梦想。
求得更新。这个派别的领导人即刘少奇。因此，把国家比作一个大家庭，就
不是一个温情的幻想也绝不是带有欺骗性的宣传口号，而是中共高层领导人
中的一个主体性思想和善良愿望，即认真地平稳地温和地建设自己和全民族
共同的祖国，实现中国几代人的强国梦想。
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西方学者常常会对中国共产党感到困惑难解。这
个党作出的一些决定有时愚蠢得令人不可思议，有时又极其明智准确令人由
衷地赞叹钦佩。
毫无疑问，１９５６年中共完全独立地做出的这个决定，是它的历史
上的一次最英明的判断和选择。不管是处于什么原因，它能暂时地抛开陈腐
的阶级斗争教条，把党的工作目标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说明了这个党具有
务实作风和国家利益至上的道德观念。更重要的事，它居然能够在维护了领
袖权威的情况下，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弃就图新，并对今后可能出现的个人
迷信和个人独裁采取了预防性措施。在全世界所有执政的共产党中，只有中
共尝试了自我更新的自体反馈调适，这是罕见的一个例证。当然，如果中国
从那时起能够平稳地走上中共为它选定的道路，能够不受干扰地坚持那条八
大路线，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也许已经是世界的第一号经济强国了。
２２年以后，邓小平在中共１１届３中全会上提出的中共的改革路线，
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１９５６年路线的重提而已。而在反对个人迷信和加
强集体领导以及实现党内民主决策等问题上，２２年前的认识甚至是更自觉
的。
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变化的呢？是什么原因使中共在作出了一个正确
的决议之后立即就偏移了自己的脚步并从此历经坎坷，开始了一连串极其荒
唐的错误行动，直至发动文化革命把全民族拖入一场持续十年的劫难之中？
现在，人们找出了多方面的原因来解释这次背离或叛变，但这是不够的。我
们更需要知道的是究竟是哪一个原因首先发生了作用，它作为诱发点终于引
出了更多的原因发生作用，并终于在合力的推动下使中共从正确滑向荒谬。
找出首先起作用的这一点对中国人尤其重要。在一党专政的条件下国
家政治运作总是以极短的周期重复相类似的动作。为了避免重返类似的错
误，他们不是应该知道更准确的情况吗？１９５６年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是
艰难的。美国人不仅组织了一个敌视中国的国际同盟，而且实际上已经沿中
国东南海岸布置起了一条军事封锁线。蒋介石在台湾似乎也待得不耐烦了，
拼命鼓噪要向大陆反攻，“解放人民
”。这些情况当然会引起中共的紧张和警
惕，但是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到中共的决策，特别是对其国内路线不会产生决
定性影响。在此之前，中国的百万军队曾前出到朝鲜半岛，为支持北朝鲜的
军事扩张而与美军和联合国军大打出手。这场双方死伤几十万人的战争在当
时并没有完全结束，而这并不妨碍中共在１９５６年作出那个正确判断。所
以说，国际原因如果起作用的话，那也只是被中共当做进行国内镇压的一个
借口而不会是初始原因。
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这一时期也是事端频频。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和
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事件”一直被宣传为国际帝国主义与国内党内复辟势力
勾结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两个恶性证据。中共对这两个事件的态度同苏
联一样强硬，特别是对匈牙利事件，中共高级领导人周恩来和邓小平都先后
与苏联党的首领进行交涉，催促苏联派出坦克部队进行坚决镇压以保全社会
主义阵营。
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这一时期也是事端频频。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和
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事件”一直被宣传为国际帝国主义与国内党内复辟势力
勾结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两个恶性证据。中共对这两个事件的态度同苏
联一样强硬，特别是对匈牙利事件，中共高级领导人周恩来和邓小平都先后
与苏联党的首领进行交涉，催促苏联派出坦克部队进行坚决镇压以保全社会
主义阵营。
中共召开八大期间，毛泽东搞了一次政治意图明显的恶作剧，他决定
同时会见对波兹南事件持完全相反的苏共代表团和波兰代表团。会见一开
始，毛偏袒波兰人的倾向就极为明显，他一而再地赞扬波兰党的反叛领导人
哥穆尔卡，并鼓动在场的波共书记奥哈布当着苏联的面宣讲波兰人的反苏情
绪。在奥哈布讲过之后，毛笑容满面地表了两个态：中波两国过去是友好伙
伴关系，现在依然是友好伙伴关系；如果哥穆尔卡在中国党内，我们不会开
除它的党籍，允许他直抒己见。在场的苏共代表团团长米高扬当时显得非常
难堪。盛怒之下，他把波兰（奥哈布）和中国（毛泽东）放在一起相提并论，
说他们是苏联的敌人。他说：“发表如此反苏言论的人只能被当作敌人来对
待；这也适用于那些喜欢听这种宣传的人。”毛泽东则笑嘻嘻地望着他那位
苏联同志发怒。事实上，毛不仅喜欢听“这种（反苏）宣传
”，而且对波兰
人满怀同情和尊敬。
布达佩斯事件爆发时，毛泽东的态度明显暧昧，他是过了几天以后才
决定支持苏联的强硬立场的。而就在这个问题上，他与刘少奇发生了第一次
明显的分歧。毛从匈牙利事件得出的结论是，必须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
争，以防止类似事件在中国发生。刘对毛的结论不以为然，他直言不讳地反
驳说，只有尽快发展生产、尽快改善人民的生活，才是防止中国出现类似危
险的最好保证。
社会主义阵营发生的复辟事件，既是对中共的政策有影响也不是决定
性的。刘少奇的意见也没有被毛泽东批驳，这就证明即使中共的政策会因此
而转变，但转变的方向也不能肯定就一定是从八大立场的后退，更没有道理
由此而决定把矛头对准本国的知识阶层。（但是必须承认匈牙利事件对毛泽
东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以至于在他的余生的２０年里始终不能忘记这一事
件，并且形成了类似条件反射式的恐惧心理。“裴多菲俱乐部”、“纳吉”等
字眼一再在他的头脑中闪现，他因而就一再地把这些异端当成帽子甩给他周
围的人。这场恶梦一直做到他临终前。１９７６年，他又一次攻击邓小平“扮
演纳吉的角色”。）必须指出的是，如果说由于匈牙利事件的刺激使毛泽东的
温情主义幻想开始破灭，那么他在当时以及以后的２０年利始终认为“大家
庭”的主要反叛者是他的党内伙伴而并非知识分子。他对知识分子是轻蔑的，
因而他并不把他们当成主要危险，所以匈牙利事件不会诱发他发动１９５７
年的“反右斗争”。
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中共内部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分化，原有的各
种派别的势力发生了重大调整。那些农民出身识字不多但凭借战功升至高位
的将领失去了发挥自己专长并进一步获得提升的可能性，因而普遍存在一种
失落感和抱怨情绪，并对越来越受重用的知识分子干部怀有敌意。这些将领
在进如城市担负起管理城市的职责时由于知识、经验和能力的欠缺又使他们
产生了严重的自卑心理，并因此而极端重视个人威信和职位权威，而中国知
识分子固有的清高骄傲风格又恰恰对这些束手无策的将领的尊严构成威胁。
双方的矛盾如果还没有表面化那么也十分尖锐。中共高级领导人高岗在极恨
时曾粗野地把知识分子比作男性的生殖器，“说硬就硬起来了。”毛泽东的基
本立场当然是偏袒帮助自己打天下的农民同事，因为战争的残酷充分地证实
了这些人的忠诚。毛一再教训知识分子要放下：“臭架子
”，服从文盲上司的
领导，并威胁说，知识分子干部是否有前途，决定于这种服从的恭顺程度。
但是，由于两方面在教育、知识、修养和实际工作能力诸方面事实上存在着
重大的差距，因而始终是格格不入的利益和前途不同的两个集团，并围绕着
“打江山的能不能坐稳江山”的问题展开激烈的较量。
许多研究者指出，毛的统治思想的重要部分来自于对古代统治术的吸
收和运用。
中国历代帝王在打下江山以后无一例外地要对功臣进行大面积的诛杀
和贬黜，这是稳固政权开创繁荣局面一个必不可少的也是成功的政治措施。
“狡兔死，走狗烹；帝国灭，功臣诛
”，这是哀叹也是历史的总结。
毛泽东不承认自己也是一代帝王，他坚持认为自己所领导的革命与历
朝历代封建王朝的建立有着根本性质上的区别。把这种区别极端花绝对化正
是毛犯错误的根源，他完全没有看到这两种革命之间的基本相同点，即起义
军的主体都是农民。毛决定不抛弃功臣。
即使如此他还是遭到了许多抱怨。另一些中共负责干部肯定在他的耳
边不停地将一些攻击知识分子的话，并试图用农民在战争中对他的支持和情
谊打动他。在这种包围中，毛泽东的感情处在痛苦和矛盾中，但他的头脑仍
能保持清醒。他在当时即使还没有产生走马换将，重用知识分子治国建国的
念头，那么他至少已经认识到了他的农民出身的同事们已经不能胜任领导经
济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工作了。
１９５６年前后，一大批军管被贬斥回乡或进院校深造。在中共八大
会议上，彭德怀等一批农民起义军领袖的地位开始下降。彭抱怨说：“我老
了，对毛泽东没有用了，不重要了。”仅仅在几年以前，彭德怀还临危受命，
担任志愿军的总司令在朝鲜作战。他的抱怨说出了事情的客观本质：农民干
部的作用已不可避免地下降了。（在对知识分子进行严厉打击的反右派运动
之后的两年，毛泽东又发动了一次主要针对彭德怀的反右倾运动。这两次运
动的目标都是“右
”，因而人们一直认定彭是右派知识分子的一个同盟，这
实在是很大误解。人们只要翻看一下彭在１９５７年的讲话稿，就可看出这
位元帅对右派知识分子是深恶痛绝的。这两者之间的相同指出只有一点，就
是都直接或间接地攻击了毛的独裁作风，而中共以后的历次斗争都与此相
同）。
事实上忘了老朋友的人的确存在，但这不是毛泽东，而是在中共党内
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并由于战争胜利转入城市管理因而地位上升的一个知识
分子集团。一般认为，这个集团的首领是强硬的党的二号领袖刘少奇。
中共的知识分子干部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所谓吃过面包的，
他们曾在欧洲或苏联系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以后又被共产国际派回
国内参加斗争。
但是由于长期战争的残酷环境以及中共内部更残酷的清洗，建国以后
仍留在高层决策圈的只有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几个硕果仅存的人物了。
（正由于人数少及较少势力背景，他们才可以稳坐高位）。
（正由于人数少及较少势力背景，他们才可以稳坐高位）。
这支力量一旦在中共内部形成立即就显示出了其对权力的欲望和民主
意识。他们不仅直言不讳地要求更多的权力和更高的职位，而且还明白无误
地表示出对单纯农民出身的同僚的轻视。在中央，刘少奇试图以民主的形式
削弱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权威。
以中共八大为开端，党的团结一致实际上只能保留在宣传口号中了。
在党内，一彭德怀元帅位代表的农民将领集团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
文官集团的冲突随处可见。毛泽东身处调停人与仲裁者的位置，他虽然能够
纯熟地玩弄政治技巧，游刃有余地调动着双方的此进彼退并维持平衡，但是
由于他的倾向和立场将决定任何一方的政治命运，所以，双方在对他进行全
力以赴地争取的同时必然会对他产生更大的怨恨。从容、潇洒地游戏与哲学、
诗歌和权力之中的万神之神有时会成为众矢之的和受夹板气，这或许正是毛
所潜心研究的谋略哲学——辩证法。
中共内部还有其他一些派别。他们在那时几乎是无关紧要的，而且他
们唯一可以作的一件事就是仅仅追随着毛泽东，察言观色，或待机而起，或
邀宠保位（如康生、毛夫人、林彪元帅）。这是一个稳固的三角架结构。元
帅们与文官的较力构成了稳定的权力支点。许多评论家认为，毛泽东其实只
要设法维持这种平衡就够了，他完全应该无为而治。而事实上这三方面谁都
不能真正做到清心寡欲、清静无为，对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们各自从
自己的立场出发去积极进取，从而造成了最后的摊牌和翻脸。１９５７年在
庐山刘少奇冷这脸庞馆毛泽东与彭德怀斗法，他那时的心情肯定是轻松欣喜
的，然而当元帅落败之后他就不得不直接面对毛泽东了，这也就决定了他必
然成为头号敌人并肯定溃败的命运。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终于将刘击溃以
后，他自己既没有了敌人也没有了可资利用的同盟者，这时，他身边的那些
臣在消沉寂寞了多年以后终于有了一展拳脚的机会。他们把毛的偏激和歧见
发展到极致，从而最终完成了打倒毛泽东的工作。三败俱伤，民族受损，这
是在悲剧落幕时观众所能看到的一切。
中共使这个国家的没有竞争对手的执政党，没有竞争，因此就无法顺
利平和地完成自我调适更新，而这个党又恰恰地提出了更新政策转移工作重
心的设想，这就不能不引发激烈的内部派争。这是避免无竞争条件下自然败
亡的一种不得已的替代形式。１９５６年，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正处于举棋不
定又左右为难的困难处境中。
一方面是农民将领的牢骚和怨气在上升，揪住毛让他讲清楚，主持公
道；另一方是希望有所作为的文官们催促他迅速弃旧图新，真正把工作重点
转向经济建设。毛再这双重攻势下不得不稍稍后退，以从容地思考第一拳的
反击应该先打那个方向。
毛在事前及事情进行中从未真正构想过这一拳要打在与党内意见纷争
毫不相干的党外知识分子身上。事实上，他是决定先镇压农民出身的将领的，
因为他们在进城以后的表现已经一再让他丢了脸。第一个动作是党的八大会
议上选举出来的政治局常委名单中没有彭德怀。紧接着，毛宣布打开党的大
门，对“三个主义”打一场“人民战争
”。在这三个主义中，如果说官僚主
义是文武官僚人人涉嫌的话，那么命令主义和关门主义就是明有所指的。这
两顶大帽子或大棒子是专为那些在进城以后既愚鲁无知又飞扬跋扈的农民出
身的中共各级干部预备的。事实已经很清楚，毛泽东经过痛苦的抉择后终于
在感情上开始闯关，决心向自己的功臣、爱将然而已明显不合时宜的老朋友
下手了。
打可以不还手，但决不会不叫痛、含冤、申辩。愚莽者如彭德怀元帅
是采取你操我的娘我就操你的娘的办法还击的。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他
终于抓住了毛泽东、刘少奇的小辫子而与毛刘翻了脸，甚至骂了一些粗话。
毛泽东则以一顶“裴多菲俱乐部”的帽子轻而易举地把他击垮了。
多数将军和党的地方官吏采取的办法要比彭德怀聪明有效的多。不是
“敌国灭、功臣诛”吗？那么我就要证明给你看，“敌国”并未灭亡！一大
批“共产党政权并不稳固”、“阶级敌人”随时反扑的证据飞到了毛泽东的办
公桌上。台湾岛上的蒋军动向及国内少数及其民众骚动都被解释为政权岌岌
可危的征兆用以对毛泽东进行恐吓。
事实证明这些恐吓不仅有害而且有效，几年以后毛先生甚至害了终生
未愈的恐惧症。１９６０年他发出了“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
”，要“念
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指令，由忧虑而疑惧，他几乎把他昔日的所有朋友都怀
疑成“定时炸弹”并坚决地打倒了，终至落得落落寡合，病老孤死。
到了１９５７年，毛泽东的确已睁开了疑惧警觉的眼睛，开始在目力
所及的范围内搜寻潜在的阶级敌人。但是，这一年对知识分子的一网打尽式
的沉重攻击的初始原因还不能归结于中共内部这一派人对他的游说。这种游
说只是提供了一种条件，这个条件要依据其他条件发生作用。
不是初始原因不是说它不能成为继发原因或添加原因或前提条件。当
你真正表现不当从而提出足以说明问题的证据时，这庞大的为自己生存而战
的工农干部群体决不会紧闭嘴巴或视而不见。他们所形成的舆论力量将借助
与毛泽东之间的那种砍不断的亲情和友谊而发生极重要的作用。
而中国知识分子的“贱”在这个关键时刻却表现得极其充分。男人对
你露出笑脸时你就撒娇、“翘尾巴”甚至抽男人的嘴巴子，完全不懂得无论
从策略上还是从民族前途的最高利益上去考虑，他们都必须团结、尊重农民
出身的中共老干部并在绝大部分问题上做出坚决让步。
１９５７年的历史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还远不具备独自管理这
个庞大而又复杂的国家的知识、经验、能力、品德和威望；而国家也远没有
进步到迫切需要知识分子参与管理的水平。或者虽然有了这种需要，但并没
有具备知识分子参政所必需的条件。
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是一种历史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一大
批工农干部接掌了国家的各级政权则是一种历史必然。于是在１９５６年以
后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知识分子在团结、让步、尊重工农干部的领导方
面做得稍有不足，（即使是极其外行得愚蠢可笑的行政命令甚至是会带来重
大损失的官僚命令），都会触怒政权伤及自身，都是对国家的损害和对民族
进步的一种犯罪。这里根本不存在具体是非，存在的只是大是大非和历史形
成的现实。
成的现实。
在２５年以后的现在，幸存下来的知识分子们仍感到委屈，拒不承认
他们在当时确曾企图从共产党手中接取权力。这是不真实不可信的。或许那
不是每个具体人的明确意图，但却使他们在给共产党提意见是表现出的一种
毫不含糊的整体倾向。
当他们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时候，当他们激愤地声言“共产
党不如国民党”的时候，这种倾向和政治意图不是再明确不过了吗？在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不识时务不顾大局的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屠杀了自己。
全部问题或初始原因只能从这个不成熟的群体自身去寻找了。
我们必须知道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都做了什么。
１９５６年夏季，中国信服地带的最大城市武汉爆发了一场规模和声
势都很大的反对共产党的学生运动。学生们走上街头示威游行。（以大学生
为主，并又相当多的中学生和教师、店员参加）。在游行队伍中有人喊出了
“欢迎国民党回来，欢迎蒋介石”的口号。一部分学生向市民演讲时鼓动市
民“勇敢地起来推翻暴政”。
个别演讲者声泪俱下地控诉了中共地方官吏得劣行。
据后来共产党方面的情报说，这次闹事是国民党潜伏特务挑唆的结果，
这似乎不可信，即使后来抓获以两个“特务”也有冤案之嫌。如果没有学生
的激愤，挑唆是极难成功的。这次骚动应看作是共产党执政以后青年知识分
子发动的第一次针对政权的示威活动。
武汉的学生运动并没有形成更大的连锁性声势，在抓了几个人以后很
快就平息下去了。这次学生运动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向共产党和青年学生两
方面都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或者说是一个警告。知识分子和政权的传统对抗
并没有因为共产党这个自称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党的执政而终止，相反，对抗
将以相互伤害情感的方式一再发生。为了避免对抗，双方各自应取慎重或收
敛的态度。
这或许是中国今后注定要走上一条曲折坎坷道路的标志。遗憾的是两
个方面似乎都没有从中捕捉到应获取的信息，而是分别选择了错误的斗争方
式。１０个月以后，终于爆发了全国性的对共产党的抗议和控诉运动。
毛泽东和中共的错误在于他们决定采取的平息矛盾的方法。武汉事件
已经透露了事态的严重性，但毛泽东仍然决定要开门整风。这或许是由于他
太过自信，也太相信他的党与民众之间那种神奇的亲密联结关系。不管出于
何种考虑，他是不应该在矛盾已经趋向尖锐化，对抗情绪十分强烈而青年知
识分子极不成熟的情况下，非常不合时宜地开始了共产党的开门整风，“希
望党外朋友帮助”共产党改正错误和缺点。动机也许是善良的，通过对共产
党及其干部的作风进行批评来缓解民众的怨愤者也是很有政治家风度的。但
是，这个时机选择得太糟了，不明事理的青年学生跳着要自杀时你恰好给他
系好了绳套，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毛的动机。
许多人证实毛泽东在事后的确讲过开门整风就是“引蛇出洞”这类话。
一个民众的领袖引诱民众犯错误再挥棒击之，这不仅损害了毛的形象，也玷
污了他们自己的心灵。但是从更多的事实去分析，这句话不能作为毛对知识
分子的有计划有预谋地屠杀的证据，也不能证明他的政治心理的阴暗与狡
诈；相反，这只能证明他的行动不自觉、盲目和迷惘。事实上，这句话不过
使他在事后为遮盖自己的错误及安抚老部下而做的一次拙劣的掩饰性表演。
如同一个调皮的女人，先是对男人投怀入抱，后又哭喊着遭人强奸，再后是
镇定自若地声称在施美女计以捕捉坏人。政治家们的痛苦就是常常言不由
衷。
分子的有计划有预谋地屠杀的证据，也不能证明他的政治心理的阴暗与狡
诈；相反，这只能证明他的行动不自觉、盲目和迷惘。事实上，这句话不过
使他在事后为遮盖自己的错误及安抚老部下而做的一次拙劣的掩饰性表演。
如同一个调皮的女人，先是对男人投怀入抱，后又哭喊着遭人强奸，再后是
镇定自若地声称在施美女计以捕捉坏人。政治家们的痛苦就是常常言不由
衷。
在北京、上海和其他城市的大学校园里，帮助共产党整风的会议迅速
变成了对共产党控诉的集会。一位大学男生拿出一件布满血渍的外衣，声泪
俱下地控诉共产党在乡村实行土地改革是对他地主家庭的侵害行为；一位大
学女生则揭发了她被农民出身的中共干部逼婚的经过。新婚之夜，她被那位
农民咬得遍体伤痕。零一位青年教师则以挖苦嘲笑的口吻历数了共产党派驻
大学的领导干部的无知、粗鲁和无能。
这些会议常常以打倒共产党或相类似的口号结束。
更多的控诉和揭发是以大字报的形式张贴在醒目之处，任由人传抄散
发。社会上已有共产党即将垮台的传言，一般社会民众对这类传言似乎乐得
其成，并无反感。
较有政治经验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向共产党提意见时所采用的方式及语
言都比较缓和，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往往都能戳在这个执政不久尚无统治经验
且干部素质不高的党的痛处。上海的一位大学校长抱怨自己毫无实权，而党
员副校长却大权独揽。
一日该副校长因公进城将离校数日，临行前竟张贴告示云：在其外出
期间其职务由校长暂时代理！
这类笑料当然会引起公众对执政党的普遍性不满和义愤。
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证据是一些共产党的干部开始投降认错。（公正地
说，这在前执政党国民党中是找不到先例的，这说明了什么？）北京一所大
学的共产党员干部在听了学生的揭发控诉发言后，竟羞愧难当，当众向控诉
者三鞠躬，并声言“代表党”向该学生认错、道歉并进行抚慰。还有个别青
年党员当众宣布要推出这个“腐败、变质、暴政”的党。毫无疑问，中共基
层党员的这种举动进一步助长了青年知识分子们的野心和狂妄。北京和上海
的学生已经开始走出校园。一场风波有可能演变为一场破坏性骚动。
于是，毛泽东就不能不采取行动了。结果是悲惨的，几万名青年学生
和一大批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
”，失去了工作的权力，被发送到
乡村或工厂去接受劳动改造；而整整一代知识分子从此再也没有受到社会的
信任，没有能够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执政党也失去了一大批朋友和同盟者。
这个悲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需要一个稳
健的执政党，也需要自己的知识分子，这次运动似乎使民族同时失去了这两
者。中共与知识分子失去了这次结合的机会以后，使中国丧失了民族进步与
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因而在原地整整蹉跎了２０年。这大约就是中国知识
分子在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第一次进行民主运动的最重要的“成果
”。本意是
争取民主进步，却得到全民族后退的结果，这真是匪夷所思，然而却是不容
否认的事实。不仅这一次如此，下一次仍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