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润，服从全局而不服从本企业的经营指标。
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多元化的，它追求的是政治、文化、教育、环
境和生活质量的综合发展。这是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原则，而
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了几百年以后才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市场机制在完成
除经济指标以外的其他社会发展指标时，都是间接的方式，甚至为了利润而
牺牲其他目标，例如环境恶化、教育偏颇等等，中国在进行自己的现代化建
设时，应避免重犯其他国家犯过的错误。
经过近４０年的努力，中国人自己建成了一个国有的工业体系，这是
它的特点，也是它独有的优势。由于这个优势的存在，它可以避免许多发展
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无法避免的问题。例如，资金投向的分散化和轻型化，
调剂劳动力市场的无能为力，基本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的非均衡产业结
构，受价格导向的市场与生产的短期行为等。国家与社会的稳定，尤其需要
国有经济力量在安置失业劳动力、调整分配收入差距、吞吐物资、平抑价格
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社会政治的角度进行分析，在中国，谁抓住了大中
型企业的领导权，谁就抓住了国家的命脉和印把子，这就如同军阀时代必须
抓牢一支重装备的主力部队一样。对这些企业进行经营机制的改革，给它们
“自主权
”，无异于纵虎归山，使它们各自成为自己的王。中央政府再企图
指挥这支分散的军队时，必须予以收买，而这笔费用要比用于对亏损企业进
行补贴的费用大得多。
行补贴的费用大得多。
毛说：党指挥枪，绝不允许枪指挥党。毛的语言虽直率而简朴，但其
内涵却耐人寻味，显露出一位成熟政治家的心机和老辣。这句话等于告诉了
你一个稳固政权的全部统治术和经营秘密，你要善于指挥自己的力量，而不
要为这些力量所左右，即不用自己的受打自己的头。
中国人和中国政府也许要在付出了很大代价以后才会重新回归毛泽
东。
3.打破“铁交椅”和干部选任的民主制度
毛泽东在总结自己的治理经验时一再强调说：我任凭风浪起，稳坐钓
鱼船，靠的就是两支干部队伍。（指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中培养起的两代干
部队伍——译者注）。干部队伍基本稳定是政权建设和社会安定的同一语。
在现代化进程中，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产生出政治参与要求。
由于中国特定的政治制度，起自于基层的政治参与要求的目标不可能指向对
中央决策发生实际影响，更多的指向则是对中层以下各个职位的干部的任免
撤换。社会成员中政治参与的动机和社会利益背景是完全不同的。在新的经
济结构中有挫折感的社会成员希望干部能注意到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制定相
应的同情和保护政策；而对新的经济生活比较适应，并且积聚了一些财富的
社会成员则要求任命那些更有魄力推行改革措施的干部，从而不仅使他们的
财富得到保护，而且能为增加财富提供更多的机会。
毫无疑问，上述两种要求都具有合理性，因而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干
部使社会安定和发展所必需的。中共目前推行的干部选拔方针，除了固守的
传统标准以外，更偏重于选拔“开拓型”的干部，这与社会正在迅猛“变型”
的过程是一致的。如果一个省的主要官员为这类改革开拓型人才，那么一个
任期之后这个省的各级干部都将按照“类聚”规律调换成同型的人选。这样
延续下去，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政治要求由谁去代表呢？按照一般规律，当
一派社会成员的政治要求和经济利益根本没有表达渠道时，他们不是改变自
己的要求或压抑自己的利益，而是要开辟非正常渠道伸张出来。这类非正常
渠道队社会安定造成的威胁是巨大的，它包括游行示威、秘密集会、地下组
织和建立党团等，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还常常出现暗杀和爆炸等恐怖手段。
既然有利益的分野，就必然有政治主张的对立舆斗争。与其采取压迫
手段使这种政治斗争社会化和秘密化，不如选用更利于谈判和妥协的方法。
社会不是某一部分人的游泳池，它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家。各派社会成员都在
政府中或人民代表大会中有自己的代表，代表们之间相互影响、协商、谈判、
妥协，使社会稳定地获得发展。
中国没有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民众团体和组织，如社区组织和独立工会
等，这又减少了利益缓冲的一个层次，从而使权力机构多元化更显得必要。
保持干部队伍的稳定还有更为重要原因。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
成员民主意识和现代观念也开始生成和发展，这种发展的一个突出倾向就是
反权威意识和自由化主张。从而与代表统一、稳定、权威的政府官员发生天
然性的对抗。
非常难办的是，从表面现象看，在对抗中占理的一方并不是政府官员
们。因为当社会公众以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来要求和评断各级公职人员的素质
时，他们可以从中剔选出许多观念和行为的问题。如官僚主义、生活作风、
效率低下、法制观念淡薄、袒护同僚甚至有个别的以权谋私行为。剔选的过
程有时伴有举证，有时仅为单纯性的厌恶，无论有无举证，都能形成舆论。
非常难办的是，从表面现象看，在对抗中占理的一方并不是政府官员
们。因为当社会公众以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来要求和评断各级公职人员的素质
时，他们可以从中剔选出许多观念和行为的问题。如官僚主义、生活作风、
效率低下、法制观念淡薄、袒护同僚甚至有个别的以权谋私行为。剔选的过
程有时伴有举证，有时仅为单纯性的厌恶，无论有无举证，都能形成舆论。
另外，干部队伍在观念上适当落后是一种保障社会安全的正常现象，
对此亦应有正确理解。
政府公职人员从整体上体现着社会稳定和正常发展，因而也代表了全
社会整体的利益。如果这个队伍本身不能获得安定，那么他们中的一些成员
反过来就要对社会的安全发起挑战。因此，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或发达国
家的政府，都会在社会发生变迁的时刻设法保持基本干部队伍的稳定，与他
们对话，并在权衡利弊之后对他们中的某些“把柄”采取姑息性的既往不咎
的政策。而在变迁结束政权稳定之后，政策可以相应严厉一些。南韩、台湾
等亚洲准发达国家和地区大都经历了这样一个社会过渡期。
4.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并不是所有国家的政府都愿意声明自己推行的政策是过去政策的延
续，因为改变政策往往是务实精神的体现。中国是个例外，它的政府强调政
策的连续性，或许这是某种原则精神或尊严感的体现。
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矛盾是层出不穷的，政府作为解决矛
盾的对应措施，只能不断更新和调整，自己否定自己，今天说过的话明天就
不必算数，这是一种必然现象。
有些政策在推行时是要对它的长期稳定性做出承诺的，这是为了使社
会放心地接受并执行它，例如中国在改革初期推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没有几十年不变的政府承诺农民将不敢在承包地块上作资金投入。当着
类政策没有与社会生活发生矛盾时，政策事实上已经变成了社会生活的惯常
定式，它也会自然延续。
另一类政策则要不断进行调整。中共在改革初期制订的“反投机倒把
条例”中的许多条款是违背商品流通规则的，现在早已因其不适宜而废弃不
用了。进行这类调整时就不必承认“错误
”，因为政府的任务就是不断变动
各项政策，就如同驾车者要随时扭动方向盘一样，哪一次的向左或向右都是
正确的，因为车子在向前走着。
有些政策的变动引起摆幅过大或缺乏论证会使人对政府的执政能力产
生怀疑，形成失望感，这会成为一些人与政府拉开距离的心理原因。例如在
邓南巡之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相继制定了鼓励在职职工进行第二职业
的政策。此项措施的用以无非是希望职工多一条增加现金收入、对抗通胀和
物价上涨的出路，减缓因分配不公诱发的社会矛盾；但同时也是职业道德发
生堕落的一个合法原因，弊端许多，绝非良策。
类似的一些在头脑热胀时推出的政府决策大多将以个别人承受指责而
被政府废弃。
类似的一些在头脑热胀时推出的政府决策大多将以个别人承受指责而
被政府废弃。
善意的宣传诱导。
对于政府来说，宣传的唯一指导方针就是公正地尊重事实。舍此之外，
任何其他动因的宣传都应归入“误导”之列。中共在北京事件中已深切体验
到了误导宣传的巨大威胁，但它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的相当一部分宣传一直
在起误导作用。
对于改革或政府执政的成绩进行宣传从来都认为是必要的，因为不如
此似乎难以提高民众士气与信心。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认识。民众一般只对自
己能感受到的社会进步成果铭记于心，而对官方喉舌的宣传并不刻意去体
验。因此，官方的热情宣传自己只剩下两个副作用，或误导民众产生过高的
期望值，或在心理上产生逆反作用。况且，中共宣传机构的名声在过去曾受
过很大的损伤，宣传效应已经下降，加大宣传量或增强宣传力度只能向反方
向起作用。１９５８年对“大跃进”的宣传，１９６０年对“大好形势”的
宣传，文革中对“伟大成果”的宣传，虽已被彻底否定，但民众心理上极自
然地会把同一宣传机构的这些杰作同现在的宣传联系起来，从而排斥现在宣
传的真实性。
中共执政４０多年来对民众最大的一个误导是劝说民众相信“奇迹”。
它在推动每一个社会运动之前或之中都要告诉民众这是创造奇迹的开始。合
作化、大跃进、文化革命最终都没有产生奇迹。很奇怪的是中国政府为什么
一直未能够接受宣传上的这一系列教训，它现在又在宣传“改革会创造奇迹”
的思想。改革不会创造奇迹，它只会指引社会走上艰难的但会得到正面成果
的道路；相反，奇迹思想却会危害改革。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的几次大的政
策失误全部源于对奇迹的不切实际的追求，华国峰的“洋跃进
”，胡耀邦、
赵紫阳时期对高速度的追求以及近期的土地开发热潮等等，均属于政府缺乏
成熟的表现。
北京的一位先生撰文说：“十年改革最大的失误还在于我们相当一些决
策者的思想还没有跳出或没有完全跳出‘抓革命，促生产’的简单化框框。
只不过，‘革命’在这里换成另一个说法——‘改革’了”。
宣传只有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才会取得教育民众的效果，同时也才
会给宣传者自己赢得尊严。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之后，中国政府为了实现社
会和解，将北京街头设路障和放火阻止军队进城的“暴徒”宣传为大多是有
案底的刑事犯罪分子。
为一般市民开脱肯定是善意的，但这不是事实，无益与市民的自我检
讨，也使世界舆论对北京政府的宣传产生不信任感。据后来披露的材料，事
件结束一个月后，北京市五个城区共收审“暴徒”２５７８人，其中有刑事
罪前科案底的仅有１９０人，（指刑满释放和解除劳教的“两劳”人员──
译者注），占总数的７．３７％。这个数字和比例虽比这类人员在同龄市民
中的自然比例为高，但在“暴徒”总数中却还是“极少数
”。在宣传中夸大
这类社会歹徒在北京事件中的作用，就有意无意地模糊了事件的真实性，不
利于政府和民众两个方面做出正确的总结。这个材料之所以能够披露出来是
因为政府的这种宣传倾向激怒了另一个政府部门。该部门主管监狱和对罪犯
的改造工作，政府的歪曲性宣传直接否定了该部门对罪犯改造的成绩。
的改造工作，政府的歪曲性宣传直接否定了该部门对罪犯改造的成绩。
当然，魏相如的材料和不满情绪能够通过半官方喉舌披露出来，这是
中国宣传政策发生松动的一个例证。宣传上允许讲不同的事实，是保证宣传
的公正性的手段。
笔者在中国旅行期间，曾随同许多衣装入时的中国人乘船游览中朝界
河鸭绿江。
当船抵进北朝鲜的新义州市的岸边时，船上的中国人高声向岸上比他
们更面黄肌瘦的朝鲜人呼喊：过来吧，这边有狗肉吃。其民族优越感和沙文
主义情绪给人极深的印象。
而在中国南方的一些城市，游荡于饭店前厅的操非法皮肉生意的中国
少女却更愿意兜揽南韩客人，引起出手阔绰，且比日本人更易哄骗。
向富邻居卖淫和讥笑穷邻居，都是一种令人厌恶的社会习气。对自己
的民族迟一种正确的态度，市政府最重要的宣传教育内容，而不适当地夸耀
自己的进步，误导民众产生狂妄情绪和民族优越感，则应视为宣传的失败。
中国目前远没有达到富裕和强大的程度，与周边国家相比较，它的人
均国民收入和常规海外作战能力（指军事力量——译者注）都是很低的，但
是它正在通过改革而取得更多的经济成就。如果它的国民由此而生成某种偏
狭激烈的民族情绪，那么这个超级人口大国就已经对周边国家构成了潜在的
或未来的威胁，它在自己继续进步的过程中将遭遇到强烈阻遏和预防性限
制，这是中国政府和公众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经济进步盈余社会和民族的现代化同步，民族的现代化的突出特征就
是公众和政府在政治上的成熟。这是希特勒之后的德国的最重要的经验和体
会。
如果说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卓有建树的领导人，那么
毛泽东远比邓小平幸运得多，他是在一个宽广无比的历史舞台上汪洋恣肆地
挥洒着自己的文章，他可以任性、用计、修改设计初稿，在历史上重重地留
下个性的色彩。而邓却没有这种条件，在他当政时，历史已经把中国逼入了
一条狭长起伏的险路，他只能引领着自己的党和国人亦步亦趋地沿着历史预
留下的这一条唯一生路艰难走下去，稍一错步或失足，就是整个民族的颠复。
作为民族的精神领袖，毛泽东的基本风格是英雄色彩和浪漫的乐观精
神。他面对着的是一位技法拙劣的棋手，因此可以从容谈兵潇洒取胜。邓小
平给世界的最深印象却是一种负重感。或许整个民族仍是乐观的，但那时因
为没有几个人真正了解民族所面临的危机和风险。
邓曾几次想把责任交付给较年轻一代领导人，但胡耀邦、赵紫阳的相
继失败不仅使这种交接显得格外艰难，而且一步步揭示了这份责任的沉重
性。继任者必须谨小慎微地几乎是痛苦地带领整个民族前行。历史条件是极
其苛刻的，几乎没有任何可能不犯错误，然而出现任何差错和失误，自己都
将承受历史的重责。这是一份绝不令人羡慕的工作。
西方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曾设想过，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毛与邓之间
即完成权力交接，中国的情况将与现在完全不同。事实上在文革前不久毛与
邓之间确曾发生过一次言词激烈的个人冲突。在一次研究制订农村工作政策
的会议之前，邓利用自己担任总书记的职权，试图阻止毛泽东参与其事。毛
愤怒地提出了抗议。他说：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一本是《党章》，作
为公民和党员，我都拥有发言权。
的会议之前，邓利用自己担任总书记的职权，试图阻止毛泽东参与其事。毛
愤怒地提出了抗议。他说：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一本是《党章》，作
为公民和党员，我都拥有发言权。
历史为一对中国人厚爱的地方，是将完整的毛泽东和邓小平留给了他
们。这或许是这个民族的最大的机遇。
抓住机遇，就是永远也不要离开毛泽东和邓小平。
第六章 中国与国际社会
内容提要：世界冷战格局终结以后，下一个危险源在哪里？对人类命
运构成威胁的国家具有的四个条件。只有中国同时具备这四项条件，但它是
世界安全体系的敌国吗？判断一个国家的现状并把握它的走向的方法。对中
国的前途做出理性分析。
一
随着苏联帝国的解体以及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的相继瓦解，持续了
近半个世纪的全球冷战格局终于结束了。以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８．１９”
未遂政变被粉碎为标志，世界翻过了历史的另一页。
冷战就像一场恶梦，梦醒之后人们才突然意识倒它的可怕。人类几乎
是在自我毁灭的悬崖上蒙着双眼走了那么长的一段途程，而且是一路高歌，
昂首阔步、彼此撕扯而对足下的深渊浑然无觉。只是到了今天，我们回过头
去寻找自己的足迹时才被惊出一身冷汗，人类竟是凭借着无数个偶然巧合、
仰赖一个又一个奇迹才是自己幸免于难的吗？我们在惊叹人类自身的生命力
顽强神奇的同时，也对造物主的恶意幽默惶悚不已，它究竟还要几次再造人
类，让他们在震骇中庆祝自己的再生呢？万一这个家伙玩失了手呢？侥幸不
死之后是更大的惶恐，历尽劫波之后人类已全然没有了兄弟之情，彼此之间
再也不存在信任。惊魂未定的我们在频繁后顾的同时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驻足
前瞻，在人类社会的发展旅途上，它的前方是一片坦途呢还是早已布下另一
个致死的泥潭？或许，我们只能在安全岛上喘息片刻，前方等待我们的是更
大的诱惑、奸诈和风险？人类已经走上了另一次坠毁的边缘？人类已经不再
信人，也不再自信，每一步前行的脚步没有踏空，都使人疑惧丛生，深信自
己已经犯下了致命的错误，正在一步步地走进既设的圈套中。问题是，下一
次毁灭到来的时候，我们还能希冀神灵的庇护和侥幸再一次降临吗？我们不
得不环顾自己的周围，心事重重，疑神疑鬼，在这许多的同行者当中，谁是
那个伪装成信徒的犹大，他将在我们面临深渊时狠狠地踏上一脚，使我们飘
然坠落，再也无法生还？谁是那个害群之马？野心勃勃，倔犟粗蛮，为了自
己的私利和某种虚幻的理念而胡踢乱咬，扭住我们撕打，从而使人类同归于
尽、集体自杀？世界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集体安全的基本概念就是尽早发现
这个潜在的命运死敌，在它最终有力量做出危害性举动之前把它扼杀掉。
然坠落，再也无法生还？谁是那个害群之马？野心勃勃，倔犟粗蛮，为了自
己的私利和某种虚幻的理念而胡踢乱咬，扭住我们撕打，从而使人类同归于
尽、集体自杀？世界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集体安全的基本概念就是尽早发现
这个潜在的命运死敌，在它最终有力量做出危害性举动之前把它扼杀掉。
这个名单远不是公正的，至少在形式上是不公正的。因为它反映了强
者的意愿和好恶，联合国的“大多数”通常屈从于强者和富者。如果有上列
各国组成“安理会
”，那么开列出的名单上的第一个国名将是美国。
问题在于，强者和大多数是否真正代表世界的主流？如果我们放弃虚
伪的自尊，理智地理解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认为强国和富国由于其经济结构
的合理性、政治上的先进性因而才富强的，这种榜样性不正是光明和未来的
代表吗？人类各民族不都是企望着富足和强盛吗？事实并非如此，强国往往
是世界性危机的起源。特别是当一个强国处于由盛而衰的转折期时，它所表
现出的惰性、自私、愚昧、疯狂以及企图拉住世界前行脚步的阴暗心理和无
理行为，正式世界最黑暗最反动的力量的根源，战争往往由此而起。
说到这里我们将提及苏联帝国的最后一位君主戈尔巴乔夫先生。人类
将永远赞颂他，为他祝福。当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强盛的军事帝国行将崩溃的
时刻，他为自己选择了屈辱，但是为世界选择了和平。
同样，弱国或贫困国家也不必然具有理性。伴随贫困的往往是孤独、
极端、虚妄和铤而走险的思维方式。国家贫弱，不正是政治落后、经济不合
理造成的吗？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按照什么标准去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已经对
全球安全构成了威胁呢？这个标准又按照哪些可供参照的社会经济、政治条
件去制订呢？
二
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处在不间断的变化中。变化的结果和方向不仅影响
本民族的命运，而且会极大的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因为一个国家的变化或
者是引起别国变化的原因，或者是别国变化的结果。
因此，国家变化在世界范围内考察往往呈现出潮流性状态。本世纪三
十年代，世界上同时出现了德、日、意三个法西斯政权；战后及整个五六十
年代，在全球几乎同时出现了近四十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权，形成了庞大的社
会主义阵营。而到了八十年代末期，这些政权纷纷易帜，又相继刮起以改革
为名的资本主义政权、产权改造之风。任何一个国家的微小变化都可以找到
国际潮流的影响，这说明国家或政权的脆弱性或可塑性，说明独立发展完全
是子虚乌有的幻想。
这一特点也使我们对世界的未来及安全前景有了乐观的理由。
但是，国家变化的这一特征也同时说明了所谓变化的虚假性，它是不
稳定的、由利益取向决定的。特别适当这种变化的直接推动者是国家的当权
者时，变化的方向就不必然表现为前进性。当非洲的干旱国家宣布其已进入
社会主义社会时，你很难判断这个民族是在前进还是在倒退，而红色高棉占
领柬埔寨时，那个民族实际上有整整两年时间陷于原始的宗教性野蛮之中。
者时，变化的方向就不必然表现为前进性。当非洲的干旱国家宣布其已进入
社会主义社会时，你很难判断这个民族是在前进还是在倒退，而红色高棉占
领柬埔寨时，那个民族实际上有整整两年时间陷于原始的宗教性野蛮之中。
改革会引发灾难，除了因为它是受国际潮流左右，带有盲目性，以及
是当权者推动带有主观色彩这两个原因以外，更可怕的原因是它的群众性。
一般群众（特别是社会下层群众，这部分群众构成了社会的主体）因为有着
强烈的改变自己生存状况的愿望，所以是社会变化的天然拥护者。因此，这
种由大多数社会成员组成的社会主体对社会变化有两个基本要求或倾向：一
是要求社会变化合乎理想；一是急功近利，急于看到成果。一旦上述两个要
求没有达到时，统治者与下层社会成员的改革同盟即有动摇瓦解的风险。所
以，统治者往往为取媚于社会而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改革口号，这些假想目
标进一步刺激民众的理想狂热，因因相循，使国家和社会的改革更新发生恶
变。
哲理，我们得出了促使国家和社会发生健康性变革的三个限制性条件：
不是单纯性受国际潮流影响的，而是发自本民族社会内部的一种经济、政治
要求；不是出自于统治者的雄才大略和善良愿望，而是来自于社会主体；不
是迎合社会大众的强烈呼声和愿望，而是社会优秀品级成员按照他们对理想
的理解对社会进行切实的改造。
在这三个条件中，我们排除了外部因素对变化的激化影响，也排除了
内部组成因素中贵族与贫民阶层对变化的主导作用，仅留下了“社会优秀品
级成员”这一特定的社会阶层，并将民族与社会更新变化的大任与希望寄托
在这一阶层成员的身上。
这并不等于说外部的与内部的其他因素对社会改革变化毫无影响，事
实上，因为所排除的两个因素在社会变化的进程中往往显示出强大的力量，
足以左右任何变革。
但是，由于对这两个因素加以克服、限制和利用，可以在策略和技术
范围内加以解决，我们有理由不予考虑。
这里，我们留下了第二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优秀品级？
三
我们的地球是这样狭小。目前，拥挤在这个小小的星体上的人口已达
５５亿，据最保守的估算，再过３０年（２０２５年）人类的总人口将达到
或超过１００亿。
所有的民族，我们未来的１００亿地球居民都有生存的欲望和权利。
他们要吃要穿，而且要求富足，要求发展，甚至他们还要求奢侈的虚荣心和
自尊感，要求自己过得比别人更好从而支配别人，这个基本的动机就迫使各
个种族以至于整个人类疯狂滥用和肆意开掘这个星球所能提供的有限资源，
并且毫无顾忌地随意污染者人类自身的生存空间。而据最乐观的预测，人类
最终能够突破地球的限制在其他星球上开辟自己新的生存基地，至少还需要
一代又一代科学工作者不懈地奋斗３００年！
个种族以至于整个人类疯狂滥用和肆意开掘这个星球所能提供的有限资源，
并且毫无顾忌地随意污染者人类自身的生存空间。而据最乐观的预测，人类
最终能够突破地球的限制在其他星球上开辟自己新的生存基地，至少还需要
一代又一代科学工作者不懈地奋斗３００年！
而
+B！唯
一可以自慰的是，我们自己将活不到那一天。
一方面是人口数量和人的欲望的无止境的膨胀，另一方面是人类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