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他们返校的。
这次学潮虽然并未产生社会的连锁相应，但它有两个倾向非常值得注
意。一是游行队伍呼喊出反日口号并高唱带有民族情绪的抗日歌曲。中日之
间的巨额贸易逆差已经使敏感激烈的青年学生产生了民族被辱感，他们呼吁
市民要集体抵制日本商品。二是在学潮结束以后北京师范大学当局宣称从学
生中抓住了一个挑拨离间的混入者，政府拘捕了这个“坏人”。
外界对后一件事件反应冷淡，认为是中共惯常的冲淡矛盾、嫁祸于个
别人的手法。但通过对公开和秘密渠道透露出来的各种消息进行综合分析，
可以发现该“混入者”的确给大学生们带来了许多他们不知道的“消息”和
秘闻，并在他们之中传播者一种民族忧虑情绪。因为没有最后的审判结果，
我们无法知道该混入者的最后命运，但是这一事件给人的启示是明确的，即
中国社会将逐渐产生职业的“挑拨者
”，而且社会人群也为这种职业提供了
市场，因为社会逆差心理的负值性特点使人群的被辱情绪急于得到发泄和解
脱。
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未曾卷入过民族间的仇恨。马克思和毛泽东都认
为民族矛盾就是阶级矛盾。但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去阐释，民族情绪仅仅
是社会矛盾的一种发泄方式，并不普遍的具有阶级内容，更不必然具备进步
意义。中国目前正被卷入一股开放国门的热潮中，全民族对试图进入这快大
陆赚取利润的外国人表现出令人感到拘谨不自在的热情、慷慨和大度。但是，
如果中国经济发展受到重大挫折而陷入低增长，人们的期望目标严重受挫，
这个民族会不会转而产生强烈的仇外排外情绪呢？这是个难以轻易下判断的
问题，但肯定是中国民族最危险的一个举动。西方一般对这个问题持悲观看
法，认为或早或晚，或规模大或规模小，仇外情绪总会有所表现。很可能出
现的一个镜头是，一个外国商人的一次普通性嫖妓行为被传媒渲染为暴力强
奸，有哭诉有声讨，进而波及其它，进而引发骚乱。政府此时的处境是最艰
难的，劝诫或平息骚乱将引起逆反心理，招致“卖国”的骂名；顺应民众情
绪则使国际形象受损。
奸，有哭诉有声讨，进而波及其它，进而引发骚乱。政府此时的处境是最艰
难的，劝诫或平息骚乱将引起逆反心理，招致“卖国”的骂名；顺应民众情
绪则使国际形象受损。
中国社会中逆差心理最重的人群是中青年农民。农民的社会地位指标
系上出现了多项负值。其中，迅速发财致富的高期望与客观上的不可能之间
的巨大落差和城乡差距在改革后并未缩小并且正在逐渐扩大的严酷事实，这
两项负值对青年一代农民的心理影响是悲剧性的。据“美国知音”记者的报
道，目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着沮丧情绪，特别是在中西部单纯依靠种植业的
省区里，农民对前景的悲观失望表现在他们开始痛恨一切官吏。对中共的咒
骂和队官员的不信任是公开的。
又一个不幸的事实是，在农业区农民愤世情绪可能借以发泄的媒介无
几乎数不胜数。工业产品的价格、乡村发展所必须的捐费、某项政策法规以
及乡村行政官员的一切权力行为都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愤怒爆发。农民已经
成了中国社会动荡的“高危”群体。
一个单纯农业社会的国家不存在类似问题。亚洲的其它一些发展中国
家因为农民群体较小，他们发泄愤怒的方式可以是放弃土地逃向城市，而城
市则可能以轻贱的态度接纳他们。中国的低经济发展水平使得所有主动的或
自发的方案都成为不可能。放弃土地的农民如果达到１０％的规模时，这个
国家就会陷入严重的饥馑；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将是城市的灾难，在那里发生
的阶层对抗将以犯罪和破坏的形式出现；鼓励农民在乡村的土地上开办工业
项目是符合人权法则和公平法则的，但是从长远的经济效果看这是一项后患
极多的短视政策。大量低技术、低税收、高污染、高耗能的农村工业品只能
以行贿的方法挤入有限的国内市场，很难说这是对国民经济体系的有益行
为。农村采矿业的肆无忌惮地发展对国家资源的破坏和浪费是十分惊人的。
村办煤矿的回采率普遍低于３０％，而对有色金属矿产的利用率甚至不到１０％。邓小平在１９９２年“南巡”时地方官员曾引导他参观了一个现代化
程度最高的电冰箱生产厂，告诉他这是农民办的“乡镇企业
”。邓在极表惊
讶的同时是不是也会产生错觉呢？一个国家的政府对破坏性的原始工业盲目
发展只能听之任之，不是出于官员的无知，实在是出于无奈。真正了解农民，
对农民不惧怕不迁就并且能够有效管束的人，大约只有毛泽东一人。邓小平
在这方面对中国政权建设的贡献是，他一再对那些认为农民淳朴厚道可欺因
而漫不经心的官员们发出告诫：必须认真解决农民的问题，否则农民将向我
们挑战！
横向攀比心理制造着社会隔阂，并由此而发生社会分层。攀比心理的
基本特征是，在社会成员或群体的意识中存在一条均等线作为衡度自身和对
象的社会地位标准，并且仅仅是单向地向上攀比，对超出均等线以上者产生
强烈忌恨的同时对自身产生被虐幻觉和怜悯。
局部范围的相互攀比是人类社会始终存在的一种现象，它之发生在同
一阶层内部或两个阶层的衔接部分，它的基础是对荣誉感和尊敬感的歧变型
追求；全社会范围内的攀比并且演化成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心理，这种情况在
人类的历史上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它不仅发生在不同阶层之间而且通过心理
演变使阶层界线变得清晰可辨。
追求；全社会范围内的攀比并且演化成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心理，这种情况在
人类的历史上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它不仅发生在不同阶层之间而且通过心理
演变使阶层界线变得清晰可辨。
发生的原因是清楚的，专家们比较一致地认为：当一个社会由人为的
平等进入自然的不平等时，事实上的差距与意识、感情、道德上的不适应时
产生攀比性社会心理的根本原因，而社会缺乏宿命性宗教的保护以及社会没
有颁布明确的反平等纲领则是辅助性原因。真正的幻觉是对绝对平等的追
求，而绝对平等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表现为一种反动。所以，这种社会心理的
作用结果和性质评价也是两方面的。在主观上它要求社会倒退到过去的平等
去，在客观上它从意识上把不平等的事实确定了下来，它完成了从无阶级到
有阶级的过渡。这种过渡一旦完成，社会攀比心理将立即转变了它的存在形
式。
如果说纵向失衡必然产生愤怒，而愤怒必须得以宣泄，而横向失衡则
只产生忧郁，忧郁根本无法宣泄。后一种心理失衡对社会来说是一种更危险
的情绪。因此有的专家称它是阶级仇恨的初始状态和原动力，或者至少是阶
级意识生成的培养基。
横向失衡心态的持续存在对中国来说尤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如
果说旧式的民主运动是一场意义不大的朦胧的社会冲突，那么由这种心态培
养起来的新的反对派则有了更明确的阶级意识和社会斗争目标，而且他们可
以轻易地找到自己的宣传对象以及依靠对象和同盟者。当这种失衡最终转变
为某种觉悟时，社会冲突也就具有了阶级性质。
在中国访问时发现中国人最忌讳讨论社会的阶级分化问题。官员们矢
口否认有这种可能的存在，他们只是低调地谈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中国
传统心理，讥笑自己民族意识上的不开化状态。中国心腹地带的河南省和湖
北省曾发生过几起偶发性的农民集体对抗政府司法机关的案件，对这种现象
所显露出的社会未来趋势的端倪，最明智的官员也仅仅表示了“不平则鸣”
的理解和同情。
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对社会的阶级分化趋势也是茫然不悟。一位自称是
“死硬持不同政见者”的大学研究生解释说中国现在只有两个阶级——大陆
和台湾。他本人虽然对中共持不新任态度，但是坚决反对台湾的脱离中国的
企图，如有必要，他愿意为此而投入战斗。这个人其实是一个挺热情的爱国
者。
中国统治者中大约只有毛泽东一人敢于毫无顾忌地大讲阶级存在和阶
级斗争，大讲你死我活的阶级恐怖。这是他晚年犯下重大错误的意识上的原
因，因为在他的那个时代中国大陆实实在在地只存在一个半阶级，即名为资
本主义而实际上与资本并无联系的工农劳动者和并非资产阶级却代表国家掌
握资本的干部阶层。干部阶层并不是一个完整形态的阶级。但是毛泽东仍是
个有先觉才能的最智者。面对一个平静的极少波澜的社会，他的平民意识和
被虐幻觉却非常浓重，他为未来中国无可避免的阶级分化而深深忧虑。他终
于发动文化革命，不能排除他试图组织这种趋势的可能。
中国现在仍未完成阶级分化，只是有了贫富区别。但是一切迹象都在
表明阶级分化的过程已经开始，因为贫富的区别之大，已经不能再用知识技
能和勤勉程度的区别来解释贫富区别的发生原因了。随着改革的深化，政府
已经公开承认了非劳动性收入的合法性。这样，依据对资本的占有程度而形
成的真正贫富差别将会出现。
能和勤勉程度的区别来解释贫富区别的发生原因了。随着改革的深化，政府
已经公开承认了非劳动性收入的合法性。这样，依据对资本的占有程度而形
成的真正贫富差别将会出现。
中国的情况与绝大多数国家可能出现的情况完全不同。这个国家有着
自己的特殊条件，它在一个时期内无法走别人已经走通并取得成功的道路。
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材料，目前中国公众民有资金的总额已经超过了
两万亿人民币元。这个数字大约是国有固定资产价值额的两倍。而在改革初
始的１９７８年民间资金力量只是国家资本总额的１／２００。这种变化和
这些数字的意义是深刻的，它至少说明了４个问题：
1改革的实际结果与它
的初始设计已经发生了分离。国家力量被相对削弱，而民众资金力量却迅速
崛起并变得越来越强大。改革不可逆转，而且改革的方向已完全脱离了指导
者的主观意志，呈自然运动状态向必然目标自然运动。
2依靠国家公有资产是社会全体成员保持大致平等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
的社会结构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物质基础。社会基本运转方式的变化无可避
免。
3由于力量对比的变化，社会主义国家已无力控制民有资金向资本形态
转化；民间资本的自然运动必然重复资本由积累到积累集中的过程；以资本
占有为依据的阶级分化成为社会现实而不仅仅是臆测。
4在这之后发生的一切社会斗争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政治含义。
这是一个自然过程。但是决不能武断地说这个过程一定具有社会进步
的意义，对中国尤其是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和偏下的人口素质，低经济发
展水平和除人力以外所有资源的匮乏，特别是发展的不均衡，这些基本条件
的存在要求社会安全必须以低水平的平等作为保护。当这种平等一旦被破
坏，社会的安全、秩序以及社会进步都将遭受毁灭性破坏。在任何一个国家
都可能是正常的进程，发生在中国就是一场民族悲剧。
中国的最高层领导人员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为理想而斗争的献身者，
他们也在为这种悲剧的可能出现而焦虑不安。从目前中共决策层所进行的一
系列工作去分析，他们似乎企望依靠“宏观控制”这个手段去强行扭转某种
趋势的发生，但是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这样做是很困难的，因为力量对比已经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力量只服从利益的指挥，而国家已没有力量拿出更多
的利益去支配民间资本。即使可以这样做也只能取得暂时性的效果，从长远
看这类措施如同割自己的肉去喂食对手，力量对比将更趋恶化。
宏观控制的基本含义是用经济手段作为杠杆去调节“力量”的作用方
向，也就是用利益去指挥力量。一种悲观的估计时，中国已经失去了做这种
调节的物质力量和最佳时机。宏观控制的另外一些做法是把另一种力量引入
经济生活中，这种力量的名称是“权力
”。用专制或不讲道理的手段强行阻
遏、导引、中断某种有害进程，例如中断民有资金资本化进程，在特定国家
特定时断具有完全的合理性。目前的中国急需权力的干预，因为社会和它的
人民还没有做好面对变化（社会基本结构的变化）的准备。
人民还没有做好面对变化（社会基本结构的变化）的准备。
中国公众手中的资金绝大部分是以国家银行（中国目前尚没有私营银
行，但已经存在秘密的地下资金拆兑融资市场，这是又一个危险来临的信号）
存款的形式存在的，存储余额已达到
1.4万亿人民币元和约１００亿美元。
这股巨大“力量”的进退和取舍实际上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命运。国家之所以
能够使社会基本上仍按传统的运转方式运行，保持着有控制按计划的改革程
序，或者社会之所以仍然能维持安定和秩序，基本原因在于这部分资金在目
前仍由国家以低利形式占用。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这股力量不再
安分。首先是新的一轮经济开发热潮引发了新的一轮价格上涨，与城市居民
密切相关的零售物价指数的上升幅度已超过１４％，而银行储蓄利率仅为１０％左右。两相对照，中国民众又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银行里的储蓄看似安全
实际上却在逐日贬值。他们开始惊恐不安，但是他们毕竟已经开始成熟了。
政府很可能希望利用一下民众的惊恐，促成部分资金转化成社会购买力，从
而不仅刺激生产而且刺激市场。因此在压力下政府坚持不做出类似调高利率
的动作。但是１９８８年的抢购劣质日用品的风潮完全没有出现，僵持的结
果是民众的觉悟和反叛。在观望了几个月以后，民间资金开始从银行流出，
先是抢购黄金和硬通货，随后即转向有利可图的其它各项投资事业上去了。
民众的考虑是简单而又实际的，他们不愿看到这一笔节衣缩食积蓄的货币被
无形掠夺，他们渴望着笔钱的保值和升值，因此，他们的背叛以及寻找投资
出路是无可指责的。
另一方面，经济开发热潮不仅刺激了对资金的渴求，而且为资金迅速
获得高额利润造成了数不清的机会。国家的宏观控制措施是银行能够提供的
贷款数额根本无法满足需求，许多机会只好眼睁睁地错过。于是，经济开发
的热衷者们开始转向民间渠道去筹集资金，而民间资金也恰好正在寻求出
路，供需双方一拍即合，短短的半年时间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实力”雄厚
的民间投资财团。
地方政府、企业集团和民间投资公司在与中央政府争夺民有资金时既
厚颜无耻、不择手段，又带有明显的赌博性质，凶狠而不预留后路。它们以
高出国家银行一倍至两倍的利率无限量地吸引零散资金，并立即把这笔资金
投入赌戏中。风险极大然而能在短期内即获厚礼的地产投机是目前中国大陆
流行的赌博游戏。
很多迹象表明，国家银行的地方分支机构和分支机构的干部为个人利
益或集体利益的诱惑在这场资金外流的风潮中起了中介作用，因为原则上一
切集资活动必须由银行批准或提供担保。在过去的改革中已使地方银行机构
的利益独立化和合法化，这就为叛卖提供了借口和埋伏下了必然性。
这是对中央政府的一次联合反叛，参加者是地方政府、地方银行分支
机构和企业及部分民众。国家银行资金大量外流，私人资本却在投机和哄抬
中成倍增长。这个过程因为受到利益的驱使已经越演越烈了。
可以提前告诉人们这个过程或这种反叛的最终结果：这是一个资本集
中的过程。
绝大多数卷入经济开发的民有资金随着投机事业的失败而化为乌有（中
国目前还不存在破产概念，民有资金大部分为工薪节余，因此对民众只是被
掠夺而并非破产），或因通货膨胀而实际贬值。这些投入资金在过程中变成
了少数投机获胜者个人拥有的资本，过程不断重复就是资本的集中。
绝大多数卷入经济开发的民有资金随着投机事业的失败而化为乌有（中
国目前还不存在破产概念，民有资金大部分为工薪节余，因此对民众只是被
掠夺而并非破产），或因通货膨胀而实际贬值。这些投入资金在过程中变成
了少数投机获胜者个人拥有的资本，过程不断重复就是资本的集中。
国家政府的抵抗显得软弱无力，仅从经济角度研究对策，只能陷入两
难之中，大幅度提高利率已开展对资金的争夺，那么资本的边际效率就会相
对降低，由此而发生的对国家经济建设和民间工业生产的打击将是很沉重
的，政府的加快发展速度、扩大有效需求（保持市场繁荣）、充分就业以维
持社会稳定、增加劳动者货币工资等一系列目标肯定会落空。然而以通货膨
胀或增大财政赤字、印制纸钞的办法市民有资金发生事实上的贬损，这更是
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下下策。明目张胆地掳掠只会激起更大的反叛。仅仅是由
此而引发的社会抢购大风潮、物价狂涨大风潮和随后必然引发的政治抗议大
风潮就足以使整个社会崩溃。类似的过程在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已运行过
一次，政府肯定是不愿意在一次重复这个可怕的过程了。
西方的一些经济专家认为中国政府目前可以采取的措施是运用行政手
段迫使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适当下降，这样不仅可以使地产投机和债券投机
等泡沫经济的有害之火自然熄灭，而且可以减缓物价上扬速度，是社会安定
程度加强。更重要的好处是，经济发展速度的减慢等同于社会变革速度的减
缓，这样可以赢得一段缓冲时间，使民众的心理意识得以从容地适应和转变。
这个建议肯定是善意的，但中国政府仍难以接受。在主观上他们似乎
非常忌讳承认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着过“热”的情况，因为这等同于承认在指
导上发生了错误。
从客观上来说中国目前也难以承受低速增长带来的社会压力。速度一
旦减缓就会形成连锁性反应，市场、生产、财政收入、企业亏损、债务以及
对外资的吸引等问题都将无从解决。仍然是那个基本估计，这个国家已跨上
了高速奔驰的列车，它决心忍受一切牺牲和困难在车子上坚持住，当车子到
达终点时，人们盼望着那些根本性的矛盾最终会找到解决办法。良性循环将
从终点站开始进行。
李鹏总理在１９８９年北京时间之后曾对国民提出了一个要求合作与
和解的口号：勒紧裤带。这种富有牺牲精神的全民动员方式是令人肃然起敬
的。在一列奔驰的快车上坚持住不被甩下来，必须得到地方政府、企业和民
众的理解与合作，共同承受牺牲。没有这个条件，那么企盼中的终点站将难
以到达。
由此我们想到了共产党的另两件传统武器：思想说服工作和权力。
如果思想说服工作不被滥用为思想恐怖，如果进行这项工作的中共干
部能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那么民众中的多数人是可以接受劝导并
服从全局利益的。
因为在一个长时间内，国家的利益与民众个人的现实利益之间有着直
接的联结关系。
因为在一个长时间内，国家的利益与民众个人的现实利益之间有着直
接的联结关系。
在中共历史上这种方法曾产生过巨大的社会效力。６０年代初期的全
国性大饥馑和工农业生产结构的大调整，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做思想
教育工作说服全社会团结一致渡过难关的。那个年代中国居然没有发生饥民
暴乱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企望思想说服工作能够在９０年代继续发挥作用，中共除了要搞好干
部的廉洁之外，它还必须改进说服的手段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当他们在面对
民众时，他们必须做到诚实。诚实，就是把一切真相都告诉民众。虚假的乐
观就是欺骗，哪怕是出于鼓舞士气这种善良的愿望也不允许再一次蒙骗民
众。
当一个社会已经发生了事实上的分化时，大多数民众能够保持冷静是
因为他们发现政府的权力仍在政府手中。政府在社会分化中有一个很重要的
选择，即它的立场问题。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普选制度，民众无法通
过选举议员来确定自己对政策的选择。即使如此，政府近凭良知也应该明确
意识到自己是代表最一般民众的。
无论是否承认社会分化或阶级分化，中国社会的利益分化是一个不可
否认的事实。企业的生产只有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进行产品生产，它们的生产
目的才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中规定的“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全社会的物
质和文化生活需要”。
而企业一旦进入商品生产的轨道，有了它自身的单独利益，那么这种
利益必然与社会利益发生某些方面的冲突。这种冲突并不是至类似逃税或提
高物价等法与非法的黑色较量，而是良性压迫与对良性压迫的拼死反抗。李
鹏于１９８９年底推行的“双紧方针
”，财政与信贷大规模紧缩是对市场的
一次良性压迫。在增强竞争力度的情况下，它要求企业必须进行良性调整，
即提高产品质量、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并采用新技术，并在此基础上降低能耗
和产品成本。只有企业在这种良性压迫下完成了自己的技术更新。以产品的
新价格和新面目投入紧缩了的市场参加竞争时，企业的利益才与社会公众的
利益取得了一致。
但是，李鹏遇到了最激烈的抵抗。企业采取的抵抗手段卑劣而又疯狂，
１９８９年后中国至少出现了三个全国性的社会问题。企业以行贿手段开展
非法竞争引致官员腐败大面积发生；企业强行进入无资金无市场生产引致全
国性的债务危机和库存危机；企业为进行非法竞争采用仿制滥造手段引致全
国性的假冒伪劣产品泛滥。
非法竞争只要能够赢利就具有了导向作用，一批循规蹈矩的企业主管
人员因“无能”或无胆量或太有良心而被企业职工弃用。李鹏的两年经济调
整期没有引发全国性企业技术意识增强和技术革新热潮的发生，在这个意义
上它是失败的，因为它无法避免另一次无奈的调整期的到来。
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企业即它们的代理人——地方观念浓厚的地方
政府还在不断向中央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尽快结束调整期，刺激市场的复苏。
这种压力也反映在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上。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情况是，仅仅
是以地方普选方式选举出的人民代表并不真正代表“人民”的意志。这些“国
会议员”中的大部分是地方政府官员或企业主管人。少数普通劳动者身份的
代表引起文化和政治素质问题很难在关键性政策问题上做出代表“人民”的
选择。而这些人之所以被选为代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方政府的器重和信
任，他们也不可能形成一个有影响力的声音。
政府还在不断向中央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尽快结束调整期，刺激市场的复苏。
这种压力也反映在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上。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情况是，仅仅
是以地方普选方式选举出的人民代表并不真正代表“人民”的意志。这些“国
会议员”中的大部分是地方政府官员或企业主管人。少数普通劳动者身份的
代表引起文化和政治素质问题很难在关键性政策问题上做出代表“人民”的
选择。而这些人之所以被选为代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方政府的器重和信
任，他们也不可能形成一个有影响力的声音。
中央政府运用权力的方向不应是针对民众或银行的出纳台，它必须首
先用权力迫使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同心同德。权力与法律的作用是不同的，
它对地方的制约更简练有效，因为它可以仅凭结果而不必寻找证据就对干部
予以处置。当一个地区可以制订地方性法规认定“行贿”是合法行为时，法
律尤其显示它的苍白无力。
据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专家们提供的材料，中国政府官员甚至是普通
体力劳动者都认真地读过政治经济学教程。北京的一些官员也证实了这一
点。他们中的一些人能熟练地背诵马克思的一些著名经济学警句。但是令人
十分费解的是在那里竟没有人清醒地意识到资本快速集聚正在加速着中国的
社会分化，而社会分化的结果就是阶级对立。可惜，没有人为此而忧虑。政
府主管经济的部门的官员悠然自得地说：秩序加强宏观调控，把牢供求总量
平衡这道关口，一切都将顺利进行。
是的，顺利地完成“过程”。
邓小平曾一再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决不引进资本主义制度”。
这一点对中国来说是至为重要的。根据中国的特殊条件，一旦这个社会分化
出不同阶层的话，它们之间很难采取共生形态，阶层之间的斗争很可能以比
较野蛮的形式进行。
这将是中国和世界的共同灾难。
横向攀比心理也是社会分层的一种必然性意识反映。这种社会心理由
一般性社会情绪向危险的爆发点发展。这个过程的阶段性特征恰好是社会分
层状况的衡度计。
在初始阶段，表现为一种向上的情绪，社会出现了明显的“上层社会”
的圈子，年轻人和老年人都以能进入这个圈子为荣，富翁阶层的生活方式和
消费方式成为社会的时尚，被先是城市后是乡村的人们争先效仿。高消费品
成为荣誉和地位的象征，超出购买能力的追求高档消费品成为一般家庭的苦
恼。
社会分化的这一阶段的明显标志是：专为社会上层人士设置的消费场
所的建立。
例如，私立学校，高收费诊所和舒适病房，贵族体育俱乐部及高价精
品商场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