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我分析，这两个字可能包含这样一层意思：**，你丫胯下长了一个什么玩意呀，和俺们村口那头大骡子比起来，你的也能叫做阳物！我就没见过这么小的！
想到自己被人藐视，我心中顿生怒火，接了一满盆凉水，高举过头顶，倾斜盆口，凉水猛地倾注下来，浇遍全身。
我们送给那个农村妇女一个称号，名曰：油任儿妹，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典故。那个妇女的职责是打扫楼道卫生，其内容包括扫地、墩地、冲厕所、倒垃圾。因为她负责冲洗男生宿舍的厕所，男女有别给她的工作带来诸多不便，譬如说，她每次进男厕所前都要在门上重重地敲三下问道：“油任儿妹？（有人吗）”如果里面没有人回答，她就拖着一条黑色橡胶皮管而入，开始冲刷厕所，如果里面有人回答：“有！”她就会先去做其它工作，过一会儿再来问：“还油任儿妹？”每个学生起床的时间不同，上厕所的时间也不尽相同，往往出现一个人刚出来就又有一个人进去的情况，因此，她就会将“油任儿妹”这句话一直从早晨问到中午，到了中午，一些吃过午饭的学生又会来厕所排遗，这样一来，她便不得不将本该在早晨完成的工作一直拖延到下午或傍晚，甚至到夜深人静，但仍无法避免起夜的同学将她的工作一误再误到天明，第二天，同样的情况仍会出现，也就是说，她可以不必去冲厕所了，但如若这样，她就会被楼长扣掉工资，所以，她会乐此不疲地在厕所门上敲三下，然后问道：“油任儿妹？”以此向楼长证明她是何其努力地工作。
“油任儿妹”有时会守在厕所门口，为了冲刷厕所而不让学生进去，但如此一来学生会质问她：“你不让我进去，那我把屎拉在哪里？难道拉你们家炕上不成？”她被这句话吓坏，便乖乖地退出来让给学生们该撒的撒，该拉的拉。其实，她大可不必为这句话而担心，因为学生们根本不认识她的家，即便认识，学生们也不会真的千里迢迢跑到她家的炕上去拉屎的。
我对“油任儿妹”的很多做法深感愤慨，举例来说，她不知道节约用水，每次涮墩布的时候，都会把两个水龙头同时拧到最大流量，任自来水如瀑布般飞流直下，而她却站在一旁哼唱着二人传或黄梅戏，直到从墩布流出的水变成和自来水一个颜色为止。我很想批评油任儿妹，她也许认为自来水同她们村子的河水一样，自有它的发源地，即使你不使用，它也会流走，无论你怎样挥霍，它还会一滴不少地流向下游，在她看来，我们的楼下就相当于河流的下游。我很想给她讲解自来水和河流水的不同，告诉她污水处理、过滤、消毒、净化是相当复杂的过程，而且需要花费很多金钱，但恐怕她一时间难以接受，不理解自来水与河水究竟有何不同，枉费我的一片苦心，所以，我还是放弃了对她进行说服教育，只好任其放任自流。
“油任儿妹”和学生之间会频频发生口角。一次，齐思新在水房刷牙，“油任儿妹”将涮墩布的水溅到他的嘴里，齐思新当即冲她喊道：“你丫不会轻点儿呀！”
“油任儿妹”毫不示弱，立即用家乡话反击，听得齐思新头晕脑涨，他料定“油任儿妹”听不懂北京俗语，便趁她在疯狂喷吐乡下话的时候说了一句：“傻逼！”
谁料“油任儿妹”不但听懂了这句话，还反唇相讥道：“谁傻逼，你才傻逼呢，你不傻逼怎么考不上清华，傻逼才考这儿呢！”
齐思新听后，差点儿七窍出血倒地而亡，他咬着牙说道：“甭管我在哪儿上学，总比你没文化强。”
“油任儿妹”依然游刃有余地应付道：“女子无才便是德！”
齐思新又说：“汝乃山野村妇，吾不与你争论。”
“油任儿妹”气势不减，竟还嘴道：“尔乃皇城根儿一匹夫而已！”
齐思新说他当时连找几个哥们揍她一顿的心都有了，但担心她会叫几个姐们儿用吐沫淹死他。
几天后，全校上下开展除蟑螂活动，那天正好是周末，学校规定北京学生全部回家，外地学生离开宿舍，屋内一律不许留人，学校将派人在各个宿舍内撒放灭蟑螂药，这种药极具刺激性气味，而且会呈烟雾状四处挥发。撒蟑螂药的任务落在了“油任儿妹”的身上，她脚穿雨鞋，手带橡胶手套，嘴上遮着一副白里透黑的口罩，严然一副日本生化兵的打扮。
齐思新没把学校的通知当回事儿，躺在床上睡大觉，“油任儿妹”用钥匙打开宿舍的门，将灭蟑螂药撒在墙角，屋里顿时弥漫了刺鼻的烟雾。
齐思新从床上跃起，冲“油任儿妹”喊道：“**，你丫长眼睛没有！屋里还有人呢！”
“油任儿妹”说：“楼长说了，有人也放。”说完便退出宿舍，“砰”的一声将门撞上。
齐思新来不及穿好衣服，抱着裤子捂着鼻子逃出楼去。
[54]12-13
12
洗完澡后，我给周舟打了一个电话，她在电话里喜极而泣地说：“你快下来！”我照着镜子梳理了头发，跑下楼。周舟正欣喜地站在男生楼前等我，我走上前，周舟一头扎进我的怀抱里。
晚上11点钟前，我和周舟沉浸在二人世界里面。熄灯前，我把周舟送回宿舍，临进楼门的时候，周舟紧紧地抱住我，深情地与我吻别。
回到宿舍，杨阳迫不及待地拉着我去喝酒，于是，我便同杨阳、齐思新和钟风一同来到宿舍楼下的羊肉串摊，我们四人光着膀子围坐在一张小桌旁，每个人的屁股下面是一个小马扎，脚下摆着若干瓶啤酒。
我将这次西安之行的全部经历向他们娓娓道来，并一再叮嘱他们，千万不要让周舟知道。他们举着酒杯向我保证道：“哥们儿做事儿你放心。”
杨阳问我为何不辞而别，一个人去西安。我说，我感觉学校的生活太压抑了，我们每个人不得不为应付考试而丢掉许多东西，其中包括理想。我们并没有在为自己生活，而是在毫无目的地混日子，作一天犯人蹲一天监狱。虽然没有面临生存压力，但我们的生活却可以用“苟延残喘”来形容，这样的生活使我感觉置身于水深火热中，忍受着苦苦煎熬，这种状态无异于自杀，而且，我总觉得二十多岁的人应该做点儿什么事情，可我的22岁却依然在为考试而苦恼，这种生活使我很不适应，我不想再上学，我要退学。
杨阳说，无论你多大岁数，只要你还在上学，考试就应该是你与生活的主要矛盾，如果换成别的，反而显得不正常。虽然你现在基本上属于一事无成，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这22年，有2年被用来吃奶，有2年还在穿开裆裤，还有2年被你用来玩撒尿和泥儿、放屁崩坑儿的游戏，剩下的16年你一直在学校学习，你之所以觉得自己毫无所成，是因为你在这二十二年里根本没有做其他事情的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不具备做牛逼事情的素质，说不定毕业后的哪天，你就牛逼起来了，千万不要离开学校，知识就是财富。
我问杨阳，难道你认为在学校能够学到知识吗？
杨阳说，当然学不到，但在这里我们可以锻炼自己的思维方式，可以掌握更多的学习方法，可以思考许多问题。就拿你来说，上学前你还在为考上大学而千方百计地提高分数，而现在却产生了退学的念头，这就说明你现在与两年前有了截然不同的观念，你学会更深刻地思考问题，如果当初你没有选择上大学，而是随便找了个单位上班的话，那么你现在一定是个唯利是图的小职员，满足现状，不思进取，俗不可耐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绝不会像现在这样，看过许多书，思考许多问题，你只能终日沉浸于体育彩票、家长里短和奉承上司之中，所以，大学不仅要上，还要上完，毕业的时候我们将又会是另一个样子，杨阳一边大口大口地喝着啤酒，一边给我讲述这些道理。他说，今天我喝高了，话可能多了点儿，但这是我的肺腑之言，也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我觉得无论怎样，还是要把大学上下来。
我举起酒杯对他们说：“那咱们就混到毕业吧！”然后仰起脖子，一饮而尽。
喝到12点的时候，我们集体上了一次厕所，齐思新带头走进一片小树林，每人来到一棵树下，准备用尿浇灌它们茁壮成长。我率先尿完，环顾他们几人，杨阳和钟风摆动着屁股，好像在用尿书写自己的名字，而齐思新却双手自然下垂，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你干嘛呢？”我问。
“撒尿呗！”齐思新感觉我的问题很可笑。
“你的尿呢，我怎么没看见？”
齐思新一低头，发现裤子还系在自己的腰间，而他确实感觉尿已排出体外。这时，钟风指着齐思新的裤裆说：“你丫这里怎么在滴水呢！”
齐思新如梦初醒，赶紧褪下裤子，可是尿已经一滴未损地浸透在他的裤子上。
虽然尿湿裤子，但丝毫没有影响到齐思新喝酒的高涨情绪，他脱去外裤，穿一条被尿浸湿的小裤衩坐在马扎上继续与我们喝酒，空气中弥漫着臊乎乎的味道，我们分不清这个气味究竟来自于烤羊腰，还是齐思新身上的那条裤衩。
凌晨2点的时候，烤串老板对我们说：“哥儿几个，差不多了吧，我要收摊了。”
杨阳说：“您收您的摊，我们再喝会儿。”
老板说：“那你们是不是先把帐结了。”
钟风说：“行，你再给我们拿10瓶啤酒，烤20个串。”
老板说：“现在到天亮还早着呢，你们多来点儿串吧，我陪你们呆到两点钟也不容易。”
钟风说：“不用了，20个串足够吃了，也许还吃不了呢！”
老板看出钟风是为了喝酒而吃串的那类人，便不再强求。
钟风这类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喝一瓶啤酒顶多需要吃一个肉串，这种本事决非一日之功，是钟风每天经过严格的训练才由五串练到一串的，钟风说他要把这种功夫练到及至，即只吃一块肉便可喝掉一瓶啤酒。
钟风做的最过分的一件事情是，他让老板烤了六个串却喝掉七瓶啤酒，而且这七瓶啤酒是钟风从超市买来的，他一个人占用整张桌子长达两小时之久，使得旁边手里攥着一大把羊肉串苦于没坐位而不得不站着吃的学生不停地向他瞥来白眼，但钟风毫不在乎。老板说，这是我经商以来做过的唯一一次赔本的买卖。更可气的是钟风居然把那几个串让老板反复加热了好几回。那天晚上，老板也喝了许多酒，他涨红着脸，攥着一个空酒瓶，怒不可遏地站在钟风面前，否则钟风还会不知好歹地从书包里掏出另外三瓶啤酒（钟风在超市买了十瓶啤酒）并拿出一个凉花卷让老板放到火上烤一烤。
早上五点钟，宿舍楼门被看门的大爷打开，我们七扭八歪地鱼贯而入。我进了宿舍没有脱鞋便倒在床上，钟风找来一张凉席席地而卧，杨阳费了好大的力气才爬到上铺，拿一条毛巾不停地擦着汗，齐思新脱掉小裤衩，用毛巾被裹住身体，很快，我们便各自睡去。
13
八点钟的时候，张超凡、马杰、赵迪纷纷起床，并不时地说着害怕、多喝水之类的话。我睁眼一看，马杰正守着两个葡萄糖瓶子往肚子里灌水，一问才知道，原来我们今天要献血。
我问：“我们昨天喝了一夜的酒，不献行吗？”
马杰说：“学校规定了，只要化验合格者，必须献血，否则不给毕业证。”然后又抱着葡萄糖瓶子咕咚喝了一大口，可能是实在喝不下去的缘故，他问我们：“你们谁喝？”
没有人回答他。
过了一会儿，马杰躺在张超凡的床上说：“憋死我了！”
杨阳从床上跳下来说：“那你丫就尿去，在这儿瞎喊什么！”
马杰说：“不能尿，要不然就白喝了。”
八点半钟，我们来到校医院做血液检验，最后的结果是，张超凡，马杰、赵迪血液合乎标准，而我、杨阳和齐思新却因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标许多，被禁止献血。
当时的情景是这样，我走到护士面前，带着口罩的护士皱起眉头在我的身上闻了闻说：“喝酒了吧！”
“嗯，昨天晚上喝的。”
“喝了几瓶？”
“说不好，四个人喝了31瓶。”
“行了你走吧！下一个！”护士对我身后的杨阳喊道。
杨阳走到护士面前，护士同样闻了闻杨阳，然后说：“喝酒了吧！”
“没有！”
“那怎么这么大酒味？”
“出的汗，一到夏天我身上就有这味儿。”
护士皱紧眉头，用镊子夹起一大块酒精棉球，在杨阳的胳膊上擦来擦去，直到酒精棉球变成黑色，被擦过的部位明显比其他部位白出许多。护士将针头扎入杨阳的胳膊，一拔活塞，殷红的血液从杨阳体内流入针管。
齐思新也因为主动坦白自己喝过酒，节省了化验所需的一针管血液。
半小时后，化验结果出来，杨阳的化验单上写道：血液？啤酒！绝对禁止此人献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马杰很羡慕我们，他说：“要知道会是这种结果，我把葡萄糖换成啤酒多好！”
我问杨阳：“你为什么知道自己的血液不合格还要做检验？”
杨阳说：“我觉得医院缺少我这样的血液，有些嗜酒如命的病人靠输鲜血是得不到治愈的，他们还需要往体内注射一些酒精，而我的血液就是这二者的完美组合。”
我认为杨阳说的是醉话，他还没有恢复到清醒状态。
不知道是谁传出来这样一条信息：一些保存不善受到污染的血液被送往食堂，撒了一些盐后便凝结成血豆腐，成为食堂的原料。
学校食堂因为这句没有被辟谣的蜚语四处流传，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食堂的炒血豆腐和血豆腐麻辣烫在近一个月内没有卖出一份，全部被倒进剩饭缸内，倒是“溜肝尖”这道菜在此期间颇受宠幸，已经屡有猪肝供不应求的情况出现。
[55]14-15-16
14
周舟第一次从我身边离开就是由我们一起去吃溜肝尖引发的。在我们系的学生献过血后的第二天，轮到周舟所在系去校医院献血，周舟献完血后，拉着我同她去饭馆吃饭溜肝尖。吃完饭结帐的时候，我把钱包交给周舟，让她去吧台付款。交过钱周舟又把钱包给我，当时我穿着一条只有屁兜的大裤衩，装钱包很不方便，便让周舟先装着，我们一会儿还要去超市买些滋补品。
选购完商品结帐时，营业员说我们所买的商品一共是七十八块五毛二，我的钱包里正好有七十八块五的零钱，差两分钱，营业员死活不肯少收两分钱，我让周舟仔细翻一翻钱包，因为我经常会把几分钱的钢镚塞到钱包深层。
就在这个时候，周舟在钱包最里层翻出那张已经被我遗忘的避孕套发票，周舟看到后把它捏成一团，扔在我的身上，气愤地跑出超市。我没有顾及那些商品和说我有病的营业员，急忙追出超市，拽住已经跑出超市门口的周舟，问道：“怎么了？”
周舟看也没看我一眼说：“你说怎么了！”
“你听我解释，我……”
“甭解释，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连试都不考就走了，原来有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你。”
“根本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儿。”
“我想什么了，是你做贼心虚了吧！”
“你不了解真实情况。”
“我不想了解，我还是走吧，省得对你碍手碍脚的。”周舟伸手拦了一辆从身边驶过的出租车，甩开我的手，坐了进去。
我尚未来得及跟着钻进去，车门便“砰”地一声紧紧撞上。
汽车从我身前加速驶去，我不知道周舟要坐着它去向哪里。
返回北京前，我在西安的旅馆里仔细检查了东西，把认为和汤珊有关的所有物品全部留在旅馆，特别是那盒没有用完的避孕套，还剩下十几个，早知如此，我当初就应该买10支装的，现在我又不能把剩下的打包带回北京，只好将它们塞到旅馆的枕头下面，供下一位在此房间过夜的男人使用。我本以为高枕无忧，可以安安心心地回北京，却万万没有想到，我的钱包里还埋藏着一颗定时炸弹。
我不能没有周舟。
听郝艾佳说，周舟最近没有住在学校，我整日守在电话旁，不停地拨打周舟家里的电话，然而，从话筒里传来的不是盲音便是周舟妈妈说：“周舟不在家，出去了……”
我失魂落魄地游荡在校园，感觉生活中出现了巨大空洞，惶惶不可终日。
15
暑假来临，乐队进入颇具成效的排练阶段，每日排练后，他们三人全有女朋友陪伴左右，我却形单影只，没有了周舟的我情绪极为低落，而且我又因为没有参加考试，六门功课的成绩全部以零分处理，遭遇到“试读”，如果此类情况第二次在我身上发生的话，我将面临被勒令退学的危险。一时间，所有痛苦的事情向我汹涌而来。
每日排练结束后，我们会去一家饭馆吃饭，佟小娅和齐思新在这个时候已经完成最后一道工序，杨阳和郝艾佳也不再对对方有秘密可言，两性的话题成为我们互开玩笑的焦点。
一次杨阳喝得面红耳赤仍让服务员拿啤酒来，郝艾佳阻止他说：“别喝了，再喝你身上又该红了。”
我急忙问郝艾佳道：“我们只知道杨阳喝酒脸红却不知道他的身体也会变红，你是怎么知道的？”
郝艾佳脸色绯红，说不出话来。
通过这件事情，我知道杨阳经常会在酒后和郝艾佳乱搞，由此看来，酒能乱性这句话还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
这种快乐情绪并不能感染我，相反，它使得我很不舒服，我匆匆吃了两口饭后决定先走一步，他们也知道我为何如此，不再强留，任我先回去。
我在回宿舍的路上忽然想到周舟也许不会再回到我的身边，我们的关系也许就此结束，她成为一个美丽的身影，在我的眼前出现又消失……这时，我想起另一个人——韩露，我们已有半年没有联系了。
回到宿舍后，我决定给韩露打一个电话。我没有看电话本，便拨通了那个熟悉的号码，这个号码曾经被我拨打过无数次，无需察看键位，仅凭借手指的方位感觉，便可准确无误地拨通此号码。
“喂！”是韩露的声音。
“我是邱飞。”
“哦，是你呀，你在哪？”
“我在学校，你从上海回来了，过得怎么样？”
“还行，你怎么样，和女朋友还挺好的吧！”
“我们分手了。”
“为什么？”
“说来话长……”
“我们同是天崖论落人了。”
“相逢而且又相识。”
“咱们同学最近又聚会了吗？”
“没有，没人组织，大家好像都很忙。”
“你和郑勇、冯凯有联系吗？”
“偶尔打个电话，联系不多。”
“咱们同学都在做什么？”
“不知道，谁也处理不过来自己的那一摊事情。”
“我最近在家也没什么事儿，你来找我玩吧！”
“好，我正想找个人聊聊。”
“什么时候来？”
“明天。”
“几点？”
“上午10点？”
“好的。”
第二天上午10点钟，我如约来到韩露家中，在她为我打开门的那一刻，我看到她那张比以前成熟了许多的脸上流动着心清如水的平静，看来她已将痛苦的往事彻底遗忘。
“坐呀。”韩露把她爸的烟灰缸放在我面前，“你抽自己的烟吧，我不知道我爸把烟放哪儿了”。
我点上烟，想对韩露说些什么却又不知如何开口，韩露看出我的窘态，便说：“你暑假里有什么打算吗？”
“没有，我现在的心情一落千丈，什么都不想干，你呢？”
“我打算上一个英语四级辅导班，我感觉这次四级考得不好，你能通过吗？”
“不能，我根本就没去考试。”
“为什么，我记得你高中时英语成绩不错。”
“哎，别提过去了。”我深吸了一口烟。
“你好像变了许多。”
“一切事情都是这样发展的，时间过去了，你被改变了。”
“你好像把一切看得很淡。”
“没有，我一直在认真对待着一切，可它们却像愚弄傻子一样在不停地与我开着残酷的玩笑。”
“没你说得那么严重，咱们一起参加四级辅导班吧。”
“还是你报吧，我不想。”
“哪里的辅导班好？”
“清华、北大、北外的都不错。”
“那我明天就去北外报名吧。”
第二天，我陪韩露到北外报了名，从此她每天便为上课、学英语而忙碌，无暇顾及他事，我每天跟着乐队排练提不起精神。
此时，我们在酒吧获得了一些演出机会，这也给我们带来不菲的收入，有时候我们一个晚上在两家酒吧演出，先在第一个酒吧唱六七首歌，然后再赶往下一个酒吧，唱的还是那六七首歌。唱一场乐队会得到100元左右的报酬，这些钱除了满足于乐队开销外，余额被平分到每人手中，这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感觉很好。
演出的机会逐渐增多，我们的排练次数也愈发频繁，但四个人却不能全部准时地出现在排练室，总会有某个人因为某种原因延误排练，而另外三个人却坐在排练室徒劳地等待，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所以为了加强彼此间的联络和与外界的交往，我们每人配备了一部手机。
[56]17-18-19
17
一家西餐厅的老板从我们常去演出的一家酒吧老板那里打听到我们的手机号，打电话通知我们去他的餐厅试一试，于是我们便带着乐器前往。
我们把那些经常在摇滚酒吧演出的曲目演奏了一遍，老板走上台来，捂着耳朵说：“哥儿几个别演了，太闹，我们这里是西餐厅，乐队应该在客人进餐的时候演奏一些柔和的音乐，烘托出浪漫的气氛，有烛光、有牛排、有红酒、有柔美的音乐，像你们这么吵，谁还敢来我们这儿吃饭呀，来了他也吃不下去。”
杨阳弹着吉他唱了一首“Rightherewaiting”，老板听后说：“对，就是这个意思，要柔一点儿的音乐，回头给你穿上西服，带上晚礼帽，打上领结，客人在下面吃，你就在台上唱，你看怎么样？”
杨阳说：“你给多少钱呀？”
老板说：“一个小时50块钱怎么样？”
杨阳收起吉他，甩下一句话：“你给多少钱我都不唱！”
18
乐队排练室的隔壁住着一个年轻女子，那间屋子有十二三平米左右，屋内除摆设有一台电视和一张双人床外，只有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地面铺了一层塑料泡沫的地毯，每次进屋前，此女子总要把鞋脱在门外，赤脚走进房间，我们不知道她究竟从事什么工作，只对她留有一个爱清洁的印象。
一次排练的间歇，我们正坐在椅子上抽烟，屋里很安静，谁也没有说话，就在这时，隔壁传来一阵床铺的“吱吱”声，声音由小到大、由慢至快，以至最后连成一片并混合着粗重的喘息声，不绝于耳。上厕所回来的钟风后说，他看到隔壁房间的门口摆着两双鞋，一双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个女子的鞋，另一双是擦得锃亮的男式皮鞋。
杨阳说：“她是不是一‘鸡’呀？”
齐思新说：“有可能，但不能排除人家两口子大白天也高兴的可能。”
后来，我们又陆续在隔壁房间的门口看到各式各样的皮鞋、旅游鞋，而且新旧程度不同，大小不一。但一成不变的是，每当这些鞋依次出现在门口的时候，那双女鞋总是摆在门口，这使我们更加肯定了隔壁住的女人就是“鸡”。
一次，一阵暧昧声过后，我们听到一个男子破口大骂道：“哪个孙子这么缺德，把我的鞋偷走了，我那可是意大利的名牌皮鞋，800多块呢！谁拿走了赶紧给我交出来，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男子嚷嚷了半天，并未见小偷站出来，他的鞋也没有出现，便将一腔怒火发泄在那个女人身上，他说：“我花钱上你这儿玩来了，你却让我把鞋脱在外面，现在我的鞋丢了，你该负主要责任！”
女子说道：“是你自己主动来找的我，我并没有请你来，而且你来了那么多回了，又不是不知道我这里的规矩，谁来都得脱鞋，你穿那么好的鞋来显摆给我看呀，谁稀罕，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吗，我看见过你在菜市场卖鱼，一身腥味儿，上次你走后，给我床上留下好几片鱼鳞。”
男子说：“你等着，我再也不来了，让你没生意做！”
女子说：“你爱来不来，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三条腿的男人有的是，没有你我照样活得下去！”
男子见说不过那女子而自已又赤脚在地，便语气舒缓下来，说：“你先借我一双鞋穿回去，明天我再把鞋给你送回来。”
女子说：“我这里的鞋你随便挑，哪双适合你你就穿走。”
最后，那个男子趿拉着一双红色绣花棉布拖鞋回去了。
几天后，当我们正如火如荼地排练的时候，传来敲门的声音。我们停下手中的乐器，打开门一看，原来是隔壁的女子。
“是不是吵到你了？”我问。
“没有，我在隔壁感觉你们的音乐挺好听的，想过来看看。”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说我们的音乐好听。
“进来坐吧。”我请她进来。
“你们练你们的，我随便听听。”
一曲演奏完毕后，女子鼓起掌来，说：“挺好听，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学生，大姐你是做什么工作的？”齐思新随口问了一句。
女子很坦诚地说：“我是做小姐的，真羡慕你们学生，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
“我们也有特多烦恼，要不然我们干嘛用音乐表达。”
“你们在哪个学校上学？”
“北X大。”
“哦，我知道，和我在一个歌厅干活的女孩就是你们学校的。”
“是不是叫沈丽？”杨阳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女子很吃惊地问道。
“丫挣过我的钱！”杨阳说话毫不客气。
“其实沈丽这个女孩挺不容易的。”女子说。
“她有什么不容易的，一边学习文化知识一边挣着钱，两不耽误。”杨阳说。
“你不了解她家里的情况，她的家庭很困难……”于是，这个女子便给我们讲起关于沈丽的故事：
“两年前，我在从老家开往北京的火车上遇到了沈丽，她坐在我的对面，模样很寒酸，坐了十个多小时的火车，她只吃了一个苹果，啃了一张大饼，我以为她是来北京打工，可一问才知道，她是来北京上学而且又和我来自同一个县城，只是不在一个村子。她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给朋友帮忙做买卖。
由于我们是一个县的，我又看她孤苦伶仃的挺不容易，我知道一个人出门在外会有很多困难，便把呼机号留给她，让她有什么困难找我。下了火车，我们便各奔东西。
第二天，我的呼机响了，我回了电话，原来是沈丽找我，她约我在你们学校门口见面，说是有要紧事儿，我也不知道她找我究竟会有什么事情，便风风火火地赶到学校，已经在校门口等候多时的沈丽把我拖到没人处说：‘兰姐，’我叫马晓兰，所以沈丽叫我‘兰姐’，她说：‘你能不能借我二千五百块钱？’我听后吓了一大跳，心想，这个女孩的要求也太过分了吧，仅在火车上见过一面就敢提出这样的要求。我当时已经做了两年的小姐，能够拿出这些钱，但这些钱我挣得来之不易，怎么能轻易借给一个并不熟悉的人呢，于是我便推托说我的钱全进了货，而货又压在手里，拿不出现金。沈丽险些给我跪下，她哭泣着对我说：‘兰姐，我求求你了，你无论如何也要借给我钱，我在北京只认识你一个人，你不管我谁管我呀！’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借钱的人。”
“那你借钱给她了吗？”杨阳问道。
马晓兰看了一眼杨阳，继续说道：
“我问沈丽借钱干什么用，她说是交学费，家里不能给她拿出这么多钱来，接着，她给我讲述了自已的故事。沈丽的家中有三个孩子，她最小，上面有两个哥哥，他们因为家境贫穷到现在还没有结婚，沈丽的爸爸七年前被一辆卡车从腿上压过去，肇事司机开车跑了，把她爸留在血泊之中，是村里人把她爸送到县医院的，人是救过来了，腿却没有了，只能整日瘫痪在床。为了给她爸治好病，家里欠下一屁股债。沈丽她妈和她哥的意思是让沈丽念完高中，然后就去县城找份工作，或下地干农活，挣些钱养家，但沈丽却背着他们参加了高考，录取通知书下来的那一天，沈丽的心情特别沉重，她把通知书藏在村头的树林里，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如果通知书让她哥哥发现的话，一定会被他们撕掉。
沈丽说，她既不比别人丑又不比别人笨，为什么就没有上学的权力，她觉得生活对自己不公平，她要靠自己的努力上学。没有经过家里的允许，沈丽坐上来北京的火车，车票钱是她在县城洗了一个月的碗挣到的，她说毕业前她是不会回家的。
沈丽把她的身份证塞到我手里说：‘兰姐，你要相信我，我不会借钱不还的，这是我的身份证，你拿着，我以后利用课余时间打工挣钱还你。’我很欣赏沈丽这个女孩，便到取款机取出3000块钱借给她。
“所以你为了让她尽早还钱，就拉她下水了？”杨阳问道。
马晓兰没有在意杨阳的态度，又说道：“我并没有打算让沈丽还钱给我，那3000块钱就算是我资助她的，可是，四个月后的一天，我被朋友介绍到一家歌厅上班的时候，却意外地在那里遇见沈丽，她说她来这里已经一个月了，是按电线杆上面贴的小广告找到这里的，她还说，再过一个星期，她就可以把钱还我了。”
19
马晓兰和我们成为朋友，我们亲切地称她“兰姐”，她经常来排练室听我们演奏，我们也会在没有烟抽的时候向她要一根。兰姐抽“MORE”牌香烟，这是一种专为女士设计的香烟，一点劲儿都没有，抽起来只有薄荷的清爽。兰姐说，男士抽这种烟不好，杀精。所以，我们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去找兰姐要烟抽的。兰姐倒是真正需要这种杀精的烟，我们经常看到她在送走一个客人后，就会点上一根“MORE”，大口大口地把烟吸进去。
有几次我们去找兰姐要烟的时候，看到她的门口摆着两双鞋，我们便很知趣地放下准备敲门的手，让兰姐踏踏实实地做好工作，把钱挣到手。
那个时期，由于和兰姐接触频繁，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把每一件事情都同“小姐”这个行业联系起来，譬如说：学校食堂的墙上贴着一则标语，是食堂的服务宗旨，内容如下：热情、规范、敏捷。我想这三个词语用在“小姐”的身上同样适合，“热情”指的是工作态度，无论是哪个行业，员工们都要对工作充满火一样的热情，特别是服务性行业；“规范”指的是每个行业都要有自己的规章制度，无论是谁都要听从组织，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要是领导说东你偏说西的话，那就对不起您了，哪儿凉快你就去哪儿歇着吧，在“小姐”这个行当里，如果你敢耍小聪明或者胆大妄为的话，老鸨有的是治你的招儿，除非你是不想吃这碗饭了；“敏捷”是针对小姐们的个人愿望而言，她们希望客人们尽快结束战斗，不要打持久战，总是加班加点而又没有加班费的事情搁谁身上谁也不干。
我们经常和兰姐聊天，她说她喜欢和我们这群有素质的大学生谈生活、谈理想，她还接待过几个大学生，她也不嫌他们给钱少，主要是为了提高自身素质。说实话，大学生究竟有没有素质，谁也说不好。
我们问兰姐每次收多少钱，她说不一定，因人而宜，有时还不收钱。我们又问兰姐，有没有倒找钱的时候，兰姐说没听说过工作还要赔钱的事情，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还问兰姐，对未来有何打算，总不能做一辈子小姐，而且这个行业吃得是青春饭，岁月不饶人，兰姐说她既没太多文化，又干不了体力活，所以她要趁着年轻起早贪黑地多挣些钱，然后回老家开一家小店，一辈子不愁吃喝。我们问兰姐是否要组建家庭，兰姐说当然了，回老家后就找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把自已嫁出去。我们说，农村的封建观念比较强，人们都很保守，如果你的男人知道你在北京靠什么挣钱的话，他会很不高兴的。兰姐说这个问题她早已考虑许久，首先，如果她不说出自己在北京做什么工作的话，那么村里没有人会知道她当过“小姐”；其次，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除了不能让死人活过来，已经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连克隆羊都出现了更何况做个处女膜修复手术，比真的还真，谁也发现不了。听过兰姐的一席话，我们不得不对当代中国女性拍案叫绝，俯首贴耳。
后来我想，如果那些深居中国农村而又不甘平庸的年轻女性们全抱以此种态度和方式生活的话，那么中国的农村将会在几年内涌现出数以万计家食品店，这样的话，农民兄弟宁愿娶一个在田里撒粪没见过世面的村姑，也不会娶一个食品店的女老板，到那个时候，判断一个女人是否在大城市做过“小姐”，只需看她是否开了一家食品店便一目了然。
[57]20-21-22-23
20
暑假已近尾声，乐队进入休整阶段，大家作鸟兽散状，各回各家。
我慵懒地在床上睡了三天，等来开学的日子，收拾好生活所需用品，背起书包准备回学校，不知道我的生活中没有周舟会是一番什么模样，我将怎么挨过余下的两年大学生活。
当我坐着52路公共汽车返回学校的时候，手机响了，我在拥挤的人群中艰难地掏出手机：“喂，你好。”
“是我。”是周舟。
听到周舟的声音后我欣喜若狂，情不自禁地在车厢内大声喊道：“周舟，哪儿呢？”
“我在北京站，你快点儿来接我，包太沉了，我拿不动。”
“好，你在出站口等我，我马上到。”
此时汽车已驶过东单，正沿着长安街向北京站方向拐去。
汽车停下后，我在人群中挤出一道缝隙跳下车，向车站广场奔去。
我看见周舟的时候她正站在出站口的中央处翘首眺望，脚下放着两个硕大的背包，皮肤比以前黑了些。
“你就不想亲我一下吗？”周舟忽闪着迷人的大眼睛。
不知道周舟是在开玩笑还是已经既往不咎，但我还是很认真地回答：“想，特想！”
周舟将脸一扭，做好让我亲的准备，我把嘴凑上去，在她的小脸蛋上“吧”地嘬了一大口。
我问周舟：“你去哪了？”
“成都”
“一个人？”
“嗯。”
“干什么去了？”
“玩。”
“玩什么”
“什么都玩。”
“住在哪里？”
“一个高中同学的宿舍，她在成都大学。”
“男同学还是女同学？”
“当然不是男同学了，如果是男同学我还会回来让你亲吗？”
这时我想起并没有告诉过周舟我的手机号，我问：“你是怎么知道我手机号的？”
“听郝艾佳说的。”
“你给她打过电话？”
“嗯。”
“她干嘛要把我的手机号告诉你？”
“她说我走后你表现得还可以。”
“她都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就说你想我。”
“还有吗？”
“还有就是她把你的手机号告诉了我，我就记下来了，也好下车后找个人来接站。”
21
开学前，我剃了光头，决定开始新的生活，把所有的苦闷、烦恼统统抛在脑后，重新面对生活，认真对待每一天，不让时光无谓地流走，让我的悲观和绝望彻底耗尽在这个暑假。
刚刚过去的暑假异常炎热，它让我饱受烈日之苦，我对付炎热的办法就是吃冷饮。我经常吃一种由巧克力和奶油做成的冰棍，最多的时候可以一天吃八根，省去午饭和晚饭的需要，这种冰棍的味道已经深深地保留在我的记忆中。此后的每个夏天，当夏日阳光照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便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巧克力和奶油的混合味道，这种熟悉的味道总会让我对那个炎热的夏天记忆犹新，使我无法忘怀曾有的郁闷和由之引发出的一系列故事，它们深藏在我的记忆中。
回到学校，我报了五门功课的补考，本以为自己是全系补考科目最多的人，可万万没有想到，（二）班的一个同学居然报了九门，自从他上大学以来，每个学期都会出现不及格科目，他每个学期都要参加补考，但每次补考依然不能通过。以此估量他的话，等到毕业的时候，他将会带着取而代之了毕业证的二十多门考试不及格的记录离开学校。
补考报名的这一天，选课中心门口人头攒动，诸路英雄纷纷汇聚于此，踊跃报名，大显身手，此场景足以证明考试不及格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学生之中。
这次补考中，我完成预定目标，通过五门考试中的三门，成功率百分之六十，比较令我满意。果不出所料，那个报了九门补考的同学依然一无所获，但他并未因此心情沮丧，他已经到了债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痒的境界。
22
补考过后，我极不情愿但又不得不升入大学三年级。大三以后，基础课变成专业课，难度降低了许多。原来是一个系的三个班同在一间大教室上课，鱼龙混杂；现在改成每班独立门户，都是小班课，谁没来上课或谁趴在桌上睡觉，教师一目了然，像我这样无法在期末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的学生自然更注重平时成绩的积累，所以我会以0.8的机率出现在某些课的课堂上，余下时间被我用来睡觉、陪周舟和乐队排练。当然，我不会把课堂上的45分钟浪费在听老师讲课上面，我利用这个机会抄需要交的作业，或者看从图书馆借来的书好。
我一本本地看书招致了同学的好奇。每当我捧着一本小说倚在床头的时候，一些四处游荡的同学便会来到我的床前问我在看什么书，然后在我告诉了他们书的名字后离去，长此以往。我不知道他们乐此不疲地询问我在看什么书对他们有何意义，难道知道了我所看的书的名字就等于他们自己也把书读了一遍吗？如果是这样，他们就太可笑了，我想他们甚至连书的名字也没有记住。
为了避免这毫无意义的一问一答，我会主动把书皮展示给他们看，有的人看到我正在看《正义者》，便会自作聪明地说：“加缪，英格兰作家。”对此我只有抱以“嗯”的一声来结束他在我身边的逗留。有的人会因为对一本书的名字或封面的好奇而将书从我的手中夺走，以每秒钟50页的速度翻阅，然后再把书还给我，我不理解他这样做目的何在，对此我的办法是包一个书皮，然而他们并没有因为书的封面被掩盖而对我所看的书失去兴趣，相反，他们会产生更强烈的好奇心。
有一次我把书放在床上去食堂吃饭，当我回来的时候，见齐思新正在拆我的书皮，我问：“你丫干什么呢。”齐思新说他就是想看看被我用来包书皮的那张报纸，事后我也翻阅了那半张报纸，我认为上面唯一能够引起齐思新兴趣的就是右下角那条豆腐块大小的广告：XX医院性病、皮肤病专科门诊，中外专家全天24小时候诊，竭诚为您服务。因为齐思新问了我去永定门怎么坐车，而那座医院恰好坐落于此。我将书包上皮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我的同学经常会随手抄起一本书，然后将烟灰、瓜子皮、菜里的辣椒、饭里的虫子等杂物留在上面。
看书并不能减轻我的苦闷，我只有在啤酒中才能找到一丝安慰。
我在大学里结识了许多酒友，他们是我通过不同途径在各种场合结识的，我与他们每个人在相识的那一刻，手里无不端着一杯啤酒，然后我们在说一些称兄道弟的话后，将那杯啤酒一饮而尽，这样，我们便结为朋友。此后，我每个月至少要参加两次酒友们的聚会，无不大醉而归。
22
补考过后，我极不情愿但又不得不升入大学三年级。大三以后，基础课变成专业课，难度降低了许多。原来是一个系的三个班同在一间大教室上课，鱼龙混杂；现在改成每班独立门户，都是小班课，谁没来上课或谁趴在桌上睡觉，教师一目了然，像我这样无法在期末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的学生自然更注重平时成绩的积累，所以我会以0.8的机率出现在某些课的课堂上，余下时间被我用来睡觉、陪周舟和乐队排练。当然，我不会把课堂上的45分钟浪费在听老师讲课上面，我利用这个机会抄需要交的作业，或者看从图书馆借来的书好。
我一本本地看书招致了同学的好奇。每当我捧着一本小说倚在床头的时候，一些四处游荡的同学便会来到我的床前问我在看什么书，然后在我告诉了他们书的名字后离去，长此以往。我不知道他们乐此不疲地询问我在看什么书对他们有何意义，难道知道了我所看的书的名字就等于他们自己也把书读了一遍吗？如果是这样，他们就太可笑了，我想他们甚至连书的名字也没有记住。
为了避免这毫无意义的一问一答，我会主动把书皮展示给他们看，有的人看到我正在看《正义者》，便会自作聪明地说：“加缪，英格兰作家。”对此我只有抱以“嗯”的一声来结束他在我身边的逗留。有的人会因为对一本书的名字或封面的好奇而将书从我的手中夺走，以每秒钟50页的速度翻阅，然后再把书还给我，我不理解他这样做目的何在，对此我的办法是包一个书皮，然而他们并没有因为书的封面被掩盖而对我所看的书失去兴趣，相反，他们会产生更强烈的好奇心。
有一次我把书放在床上去食堂吃饭，当我回来的时候，见齐思新正在拆我的书皮，我问：“你丫干什么呢。”齐思新说他就是想看看被我用来包书皮的那张报纸，事后我也翻阅了那半张报纸，我认为上面唯一能够引起齐思新兴趣的就是右下角那条豆腐块大小的广告：XX医院性病、皮肤病专科门诊，中外专家全天24小时候诊，竭诚为您服务。因为齐思新问了我去永定门怎么坐车，而那座医院恰好坐落于此。我将书包上皮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我的同学经常会随手抄起一本书，然后将烟灰、瓜子皮、菜里的辣椒、饭里的虫子等杂物留在上面。
看书并不能减轻我的苦闷，我只有在啤酒中才能找到一丝安慰。
我在大学里结识了许多酒友，他们是我通过不同途径在各种场合结识的，我与他们每个人在相识的那一刻，手里无不端着一杯啤酒，然后我们在说一些称兄道弟的话后，将那杯啤酒一饮而尽，这样，我们便结为朋友。此后，我每个月至少要参加两次酒友们的聚会，无不大醉而归。
[58]24-25-26
24
许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在外面玩得汗流浃背地跑回家吃午饭，爸爸把我叫至饭桌前，端给我一个碗说：“喝点儿。”我双手接过那个碗，看见里面盛着深黄色的液体，一层白色泡沫浮于上面，晶莹剔透，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我捧着碗迫不及待地“咕咚”喝了一大口，冰凉的液体顺着我的肠道划过，一股苦杏仁味刹那间传遍全身，我为此痛苦又后悔地紧闭双眼，爸爸夹了一筷子猪耳朵说：“吃口菜。”
妈妈在一旁数落着爸爸：“你又招孩子！”
那年盛夏中午发生的一幕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中，从那以后，我知道了我喝的那种液体叫做“啤酒”。
后来我上小学了，经常能够看到一些人睡倒在路边或是被人搀扶着而嘴里却不知道在胡言乱语些什么，旁边过路的老人们会面带鄙色地感叹道：“真没出息，喝这么多酒，都醉成什么样了！”
我却不认为那些喝醉的叔叔们没有出息，相反，我认为他们非常勇敢，竟然敢喝那么苦的啤酒，而且都喝醉了，还口口声地说：“我没事儿，再来一瓶！”
经过时间的洗涤和我在啤酒中的大浪淘沙，现在我终于能够把啤酒的苦杏仁味当作醇香来品味，我也终于明白了那些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
25
学校附近有一家火锅城，里面的啤酒和白酒免费，但仅局限于“燕京”和“二锅头”，我们对此已经非常满足。
那一次，我们为了庆祝澳门顺利回归祖国怀抱一周年又去了那里，酒过三巡后，大家的脸上洋溢起兴奋和红润，嘴边还沾着涮肉的芝麻酱调料。杨阳带头唱起“七子之歌”，博得邻桌客人们的热情掌声，一个老板模样的男人端着酒杯走过来，用很浓重的河南腔调说：“学生，你们真***爱国，来，咱们大家共同举杯干一个。”
我们举起酒杯，脖子一仰，一饮而尽。
老板腆着肚子说：“爽快！”他看了一眼我们桌上的食物，说“你们今天的帐算在我身上。”
杨阳搂着老板脖子说：“那我们能再要几盘羊肉吗？”
老板说：“你们应该要点儿白菜、豆腐、粉丝，别总吃肉，对身体不好，你们瞧我。”说罢，他拍了拍自己隆起的肚子。
既然酒水是免费的，我们理所应当深深体会免费的含义，服务员应我们对啤酒连续不断的要求而频繁往返于吧台和我们的饭桌间，杨阳觉得不好意思，便对服务员说：“小姐，下次你别一瓶一瓶地上，直接拎10瓶过来吧。”
小姐面带不悦地拎来啤酒，放在桌子上问道：“都给您启开吗？”
“对，都启开。”杨阳说。
小姐费了半天劲才把啤酒一一启开，杨阳问道：“怎么是8瓶，我不是说10瓶吗？”小姐解释道：“怕您喝不了，不够我再给您拿。”
杨阳说：“你千万别担心喝不了，不就是10瓶啤酒吗！”
小姐悻悻不乐地又拎来两瓶啤酒摆在杨阳面前，杨阳说：“谢谢，忙你的去吧，喝完了我再跟你要。”
我看到小姐听完这句话后差点在回去的路上把脚给崴了。
在喝掉这10瓶啤酒期间，我去了一趟厕所，当时我并未看到卫生间门口的男女标志，只是凭借失去理智的勇气推门而入，进来后，我在一个位于膝盖高度的位置看见一个铝锅大小的白色搪瓷器皿，上面印着“TOTO”字样，瓷盆里面除了有一粉一绿两个可爱的小圆球外还堆积了许多烟头和卷曲的毛发，经过理性分析、逻辑推理，我得出结论：没有走错门。
方便过后，我看见器皿上方有一个不锈钢按钮，随手按了一下，一股水自上而下流出，宛如瀑布一般，着实吓我一跳。我琢磨了半天，总觉得这股流水是为了什么，但此时却一点儿也想不起来。
杨阳吵着喝完酒后去洗浴，大家一致同意。我们又以排山倒海之势喝了十几瓶啤酒，齐思新建议改喝白的，我们又叫小姐拿来三瓶“二锅头”，大家酒兴甚浓。当我们一口便把一杯二锅头喝下去后，小姐赶忙跑来说：“这是白酒，不是雪碧。”
杨阳说：“我知道，所以我才没有一口喝一瓶，而是一杯一杯地喝。”
小姐哑然
在后面的时间里，小姐的目光始终徘徊在我们这张桌子和墙壁上面挂着的“急救中心电话120”的牌子之间。
不知道为什么，我很想给周舟打个电话，可电话接通后我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对周舟说：“你找我什么事儿？”
周舟“嗯”了一声后，立即问道：“你是不是又喝多了？”
我说：“没有。”
杨阳抢过手机对周舟说：“邱飞已经喝高了，但是我没事儿，我一定会把他给你弄回去的，放心好了。”说完，便将手机装进自己兜里。
我们互相搀扶着走出火锅城，我的手机突然响起，杨阳掏出手机看了看，对我说：“是周舟。”
我说：“给我，我接。”
杨阳置我于不顾，接通手机说：“周舟你放心，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们正下台阶呢！”
此后，我便对后面发生的事情失去记忆，据周舟描述说，当她听杨阳说我们正在下台阶时，就想到大事不好，因为火锅城根本没有台阶，我们一定是醉得厉害。于是，周舟用最短时间赶到火锅城。
火锅城附近有一条臭水沟，臭水沟上面有一座小桥，小桥旁边有许多节台阶，连接着臭水沟的堤岸，周舟赶到时，看见我们正秩序井然地排起长队下台阶，准备去沟里洗澡，这就是杨阳在电话里对周舟提及的台阶。
周舟及时制止住事情继续发展，把我拉上来。待我走上来的时候，已经站不稳脚，齐思新赶忙在我的身后架住我，致使我没有躺到地上，周舟扶着我胳膊，我一把搂过她，旁若无人地同她接吻。齐思新认真地看了会儿后，把头扭向一旁，他本想离开这里，但刚一松手，我又像一堆泥似的摊下来，他只得心静如水地搀扶着我。
此刻杨阳早已不省人世，他躺在马路边，双腿夹住一棵大树睡着了，从远处看去，那棵树就像是从他的大腿根部长出来的一样，蔚为壮观，叫人叹为观止。
齐思新本是搀扶我的，但他却突然倒下，我也倚着他重重地栽了下去，周舟本想拉住我，没想到自己却被我带倒，幸好她摔在我的身上，而我的身下是先倒在地的齐思新，齐思新倒下后又被我们以重压，居然没有“哎呦”一声，只是一动不动地躺着，周舟将手放在齐思新的左胸口，感觉那里的肉仍旧在剧烈蠕动，也就放了心。
杨阳还在树下躺着，旁边几个人七嘴八舌地议论下一步怎么办，有人说回去给他取条被子，让他睡在这里，有人说用绳子把杨阳捆在树上，以防被人拖走，还有人说往杨阳脸上撒尿，把他浇醒。
周舟听到这些胡言乱语后，当机立断打电话给我们宿舍，片刻后，张超凡带领十几个刚下自习的人赶到事故现场，二话不说，抬起杨阳、齐思新和我就走。我被他们颠来颠，嘴里突然涌出一股喷泉，汹涌直上，他们赶紧把我放到马路牙子上。周舟跑进路边的一家小饭馆问老板能不能让我进来坐会儿，喝口茶。老板问我怎么了，周舟告诉他说我喝多了，老板在“噢”了一声后决定不让我进去休息，仅同意免费倒一杯茶给我，让我坐在外面喝，并一再叮嘱周舟别忘记把茶杯还回去。
我吐过之后又喝了周舟端来的茶，清醒了许多，微微睁开眼睛，看到一个骑车人从我面前驶过，便指着那个人问道：“他是谁，为什么骑车呀？”
骑车人回头看了我一眼，飞快地蹬了两步车，消失在路的尽头。
：张超凡等人把我抬到宿舍楼二层的时候，我拼命地叫他们放下我，因为一层的进口处有一面大镜子，我每次从此经过必要对着镜子照一下。他们耐我不过，只得将我抬回一层，扶我站在镜前。
我对着镜子观察许久，居然分辨不出镜中哪个人是我，却一低头看到脚下的半截烟头，我弯腰捡它，抱怨地说：“真是浪费。”无奈如何努力也无法捡起，最后一使劲，整个身子重重趴到地上。他们喊起当年知青在北大荒开垦时的口号，才勉强将我抬起，说我沉得像头怀孕的老母猪。
他们把我抬到床上，我和衣而卧，睡了过去。张超凡把我安顿好后，透过窗户对一直等候在男生楼前的周舟喊道：“你回去吧，他已经睡着了。”
周舟又冲张超凡喊道：“晚上睡觉看着点儿他，别让他从床上掉下来！”
张超凡说：“放心吧，已经把他捆在床上了，绝对掉不下来。”
周舟说：“捆松点儿，别勒坏了。”
张超凡说：“知道了。”
周舟不安地向窗口张望了一眼，忐忑地走回女生楼。
次日不到中午的某个时刻，我醒过来，杨阳和齐思新还在抱着被子睡觉，我的手机在此时响起，是一条短信：我去早市给你买了水果，如果睡醒，给我打电话，我把水果给你送去。是周舟。
日后，当我们再去那家火锅城吃饭的时候，老板竟然将营业时间由24：00提前到18：00点，以马上打烊为由，拒绝我们入内，我们只好另寻他馆。
我的同学们评价一家饭馆好与坏的标准是看它门口的地上是否被吐得一片狼籍，它反映出此家饭馆是否深受大众欢迎，我们可以从地面的秽物中分析出什么菜是这家饭馆的特色菜。但不乏一些饭馆为了吸引顾客，他们会用啤酒熬一锅大米粥，再添加些肉末或菜叶，然后分成几堆，分别倒在自家门口装作酒客吐出的秽物，以此引诱过往的消费者上当受骗。
我评价一家饭馆的好坏更看中这家饭馆是否有卫生间，否则我还要为了喝几瓶啤酒而辗转奔波于酒桌和饭馆外的墙角或某辆面包车的后面之间。如果我是饭馆老板，无论如何我也要在饭馆内修建一个厕所，哪怕没有屋顶也不要紧，一年中才有几次降水呀，可一个人却要在一天中上好几次厕所。如果饭馆里有厕所，那么客人就可以敞开了膀胱使劲地喝，他们不能只喝酒不吃菜，所以酒水会带动菜的销售，这样一来，饭馆的营业额上去了，利润也高了。只要多卖出几盘花生米和几瓶啤酒，修建厕所的钱很快就会赚回来，这是一次性投资，长久产出效益，何乐不为。
[59]27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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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周舟在这学期选了一门叫做“世界政治经济形式”的课程，上课的第一天，老师说：“虽然我们这门课是选修，但同学们要认真对待，为了能够让大家做到上课认真听讲课后认真复习，我为大家编写了一套教材，这套教材的定价是19块8，我知道你们都在花父母的钱。所以给大家抹去零头。”我以为她要抹去9块8，卖10块钱，可她却说：“我决定把这本书以19块钱的价格优惠出售给大家，现在开始购书。”说完，此老师从讲台下面搬出五大包书，摆在课桌第一排，众学生一片议论。
此老师又说：“你们买了这本书就能够顺利通过考试，考试内容全部出自这本书中。”
于是，一些学生纷纷离开座位，手里攥着钱排队购书。
此老师从容不迫，又是收钱找钱又是送书，还不时地举起一张百元钞票对着荧光灯照来照去，遇到没有把握的时候，她就会疑惑地将目光盯在递钱同学的脸上，看他是否神情紧张，惴惴不安，只有这个同学表情平静，问心无愧，她才会将那张百元钞票装进钱匣。
我本来是不想买这本书的，老师并没有强迫我们非买不可，但我却不能不买，因为老师不但把书卖给学生，还将买书学生的名字记录下来，如果她没有在这份名单中找到我名字，那么无论我期末考试的成绩有多好，她都不会让我通过，如果我为此愤愤不平而去找她对质的话，她会有足够强大的理由说明我为什么不及格——你不及格是因为你没有买我的书，你没有买书就不可能按书本中的内容好好复习，由此导致你必然会不及格。所以，为了顺利通过考试，我还是勉强和周舟站到买书的队伍中。
我交给老师19块钱，老师递给我一本书，我双手接过书，翻到扉页对她说：“老师，您给我签个名儿吧，我要把这本书拿回去认真拜读。”
老师听后说：“没问题！”于是开始找笔，翻遍全身，没有找到。我掏出自己的签字笔，说：“给您用我的笔吧！”老师接过笔，手有些颤抖地在那本书的扉页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
这本书第二天便被我放到床底下的鞋盒里，从此再也没有翻过。
让此老师签名真是多此一举，但令我惊讶的是，她居然没有谦虚地推让一下，就满口答应下来，难道她真的认为我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本书让她签过名就等于被糟蹋了，否则我会将这本书以低廉价格卖给某个书贩，好歹是本新书。
后来我在没有看过一眼书的情况下，顺利通过此门考试，这件事情给我的感觉就是：只有花十几块钱买老师的书，使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买书学生的名单中，才可万无一失地通过考试，与其说是买书，不如说是在那份及格名单里为自己的名字买个一席之地，求得不被老师下黑手。
28
赵迪和张超凡在这学期的体育课中选修了武术，这件事情对张超凡来说简直就是一个超级错误。首先，张超凡的肥硕身躯非常不适于此类肢体运动；其次，他的脑神经只适合思考问题却不擅调动身体各器官，所以，他总会比别人慢半拍，每当别人把腿踢出去的时候，他却刚刚把拳收回来，像他这样的人不挨打才怪。
张超凡拥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他经常在课间请赵迪为他指点迷律。一次，我下课后到楼下抽烟，看见赵迪正带着张超凡在花园树后摆弄拳腿，我知道他们是在切磋武艺，便冲他们喊道：“赵迪，你丫干什么不好，偏要教张超凡练车轮功，小心一会儿警察逮你来！”
我本无他意，只想开个玩笑，却未料到赵迪像只疯狗一样，向我狂奔过来，如果不是我给了他一板儿砖的话，险些被他连抓带咬地弄个满脸花。当时我见他来势凶猛，便抄起地上的砖头，随手给了他一下，没想到他这么不禁打。
后来我带赵迪去校医院缝了八针，还请他吃了一个星期的小炒，算作营养赔偿，再后来我才知道赵迪当初为何那般玩命地向我扑来，原来他真的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车轮功分子。
一天晚上，赵迪没有回宿舍睡觉，我们都认为他回老家了，可第二天早晨，电话铃突然响起，是公安局打来的，他们说赵迪昨晚同几名车轮功分子在北海后门静坐，今天一早被带至西城分局，正在等候处理，让我们派老师或学生代表前去领人。
我们认为此事非同小可，便上报了老师，老师又上报给校长，校长觉得没有继续向教育局汇报的必要，做出让我和杨阳带着学校证明去公安局领人的决定。
到了公安局，一名老警察反复叮嘱我们：“带回去要好好说服教育，年纪轻轻的干点儿什么不好，非要练车轮功！”
我们把这句话带给老师，老师找赵迪进行了一次长淡，告诉他不要再误入歧途，将精力用在学习上面，赵迪向老师保证说：“考试前我是不会再练了，等考完试我要痛痛快快地修炼，继续增强功力。”
老师问赵迪为何如此执迷不悟，赵迪说：“我们村子里没有不练车轮功的，上至七旬老叟下至三岁顽童，全以练功为荣，我们已经铲除跳大神等封建迷信，改用科学方法强身健体，练车轮功正是最好的途径。我们村的庙宇里已经不再播放南无阿弥陀佛的音乐，而是换成李师傅的磁带，香火特别旺。”
：老师见赵迪不可救药到极至，便不再坚持勒住他这匹即将跌落悬崖的野马，任其自甘堕落下去。
不久后，赵迪再次被关进公安局，事出并非由于静坐和修炼，而是因为对李无志的盲目崇拜。那次，赵迪乘坐长途汽车去怀柔玩儿，途经三元桥的时候被警车拦住，警察上车搜查乘客的身份证，众人中唯独赵迪没有将身份证带在身上，警察听他又是外地口音，便怀疑他是车轮功分子，企图去怀柔进行非法活动。赵迪在严厉的警察面前临危不惧，一口咬定自己不是车轮功分子，为了验证赵迪真的不是车轮功分子，警察让他大喊一声：李无志是大混蛋。赵迪还真喊了，他仰天长啸道：“李老师是大混蛋！”
警察一拍大腿，说：“拿下！”赵迪便因此被拷了起来，带去公安局。
警察带走赵迪后，立即将他送上遣回江西老家的火车，可赵迪却在火车尚未开出河北的时候就中途下了车，换乘返回北京的火车，又出现在学校，无论老师和系主任怎样苦口婆心地开导，赵迪依然我行我素，夜晚之时出入于校内各个阴暗角落，坚持不懈地练习。
赵迪对车轮功的痴迷程度已达不可自拔的地步，他买了一本牛津词典，说是要翻译李无志的英文版著作，了解最新动态，他考英语四级的时候也没有如此投入过。每晚熄灯后，赵迪还要坐在床上修炼片刻，他要把宿舍的窗户全部打开，说是为了收集地气，我心想住五层怎么能收集到地气，除非跳下去，这个季节蚊子并没有消失，依然猖獗得很，窗户被赵迪打开后它们便大批涌入，咬得我们五个人遍体鳞包，唯独赵迪静坐如处子而完好无损，可能蚊子对车轮功分子敬而远之，如果真有这等好事，我也会挺身而出修炼车轮功的。
我觉得有一首歌是专门写给赵迪的：每当深夜人静的时候我总也睡不着，我在考虑我的功力会不会越来越好，练成了又怎能样没有人会知道，或许李老师只是瞎说但我却不能放弃信念，我要练练练练不停地练，想不练却不能不练……
赵迪受车轮功毒害之严重使我认为他第三次被警察抓走的日子近在眼前。就在我们为赵迪忧心忡忡的时候，马晓兰却被警察带走，因为她被怀疑向男人提供色情服务，与她一同被带走的还有一个老板，是搞皮大衣生意的。
那次，警察来地下室搜查外地人口的暂住证，恰巧此时马晓兰的门口摆了两双鞋，她便由此束手就擒，我们也因拿不出有效证件被赶出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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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下室撤出来后，我们又在东四环路的东侧五公里处，一个叫做大旗村的地方租得一间民房。那里至今尚未开通公共汽车，我们每次只好骑自行车去排练。此处有一家化工实验厂，厂内挺立着高耸入云的大烟囱，整日浓烟滚滚。每当向外人介绍排练场地的位置时，我们会说：“出了四环路一直向东走，哪儿的空气中有一股酸味就往哪个方向走，如果你越走越感觉身体发痒的话那就对了，你会觉得手心渗出一些液体，使得手掌变粘，总有一种想洗手的感觉，继续向前走，你会看到一座冒着黑烟的大烟囱，到了大烟囱的底下你会看见前方五十米处有一个巨大的垃圾堆，这个垃圾堆的北侧有一个臭气熏天的猪圈，沿着通往猪圈的小路再走三、四分钟，然后向东一拐，就到了我们的排练室。
30
乐队在这个时期的演出很多，其中许多带有商业色彩，比如某商家开业，我们便被约去演出一场，可以获得不菲收入。大家看到有钱可赚，自然很高兴。杨阳却并不热衷此类性质的演出，因为在这种场合只能唱一些媚俗的流行歌曲来娱乐大众，杨阳对这些口水歌并不感兴趣，他说要唱就唱自己写的歌，要不然搞什么乐队，无聊。但每有盈利性质的演出时，齐思新就表现得异常踊跃，我和钟风对此类演出持无所谓的态度，所以杨阳只好勉强加入到演出中，可他的状态却不是很好。
赚了一些钱后，大家的手头宽裕许多，日子也过得奢侈起来。我们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小四合院。东南西北，每个人和自已的女朋友占据一侧小屋，无聊之时，我们就支起桌子打麻将，赌注为一、二、四块，赢的一方请大伙吃饭。
不知不觉地到了元旦，我认识周舟快两年了，很想送一件新年礼物给她，于是在“中友百货”给她买了一件“FUN”牌羽绒服，周舟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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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下室撤出来后，我们又在东四环路的东侧五公里处，一个叫做大旗村的地方租得一间民房。那里至今尚未开通公共汽车，我们每次只好骑自行车去排练。此处有一家化工实验厂，厂内挺立着高耸入云的大烟囱，整日浓烟滚滚。每当向外人介绍排练场地的位置时，我们会说：“出了四环路一直向东走，哪儿的空气中有一股酸味就往哪个方向走，如果你越走越感觉身体发痒的话那就对了，你会觉得手心渗出一些液体，使得手掌变粘，总有一种想洗手的感觉，继续向前走，你会看到一座冒着黑烟的大烟囱，到了大烟囱的底下你会看见前方五十米处有一个巨大的垃圾堆，这个垃圾堆的北侧有一个臭气熏天的猪圈，沿着通往猪圈的小路再走三、四分钟，然后向东一拐，就到了我们的排练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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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队在这个时期的演出很多，其中许多带有商业色彩，比如某商家开业，我们便被约去演出一场，可以获得不菲收入。大家看到有钱可赚，自然很高兴。杨阳却并不热衷此类性质的演出，因为在这种场合只能唱一些媚俗的流行歌曲来娱乐大众，杨阳对这些口水歌并不感兴趣，他说要唱就唱自己写的歌，要不然搞什么乐队，无聊。但每有盈利性质的演出时，齐思新就表现得异常踊跃，我和钟风对此类演出持无所谓的态度，所以杨阳只好勉强加入到演出中，可他的状态却不是很好。
赚了一些钱后，大家的手头宽裕许多，日子也过得奢侈起来。我们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小四合院。东南西北，每个人和自已的女朋友占据一侧小屋，无聊之时，我们就支起桌子打麻将，赌注为一、二、四块，赢的一方请大伙吃饭。
不知不觉地到了元旦，我认识周舟快两年了，很想送一件新年礼物给她，于是在“中友百货”给她买了一件“FUN”牌羽绒服，周舟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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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试在元旦后如期而至，无论我如何厌倦又企图逃脱，它依然来势凶猛地扑向我，让我猝不及防。我已经有过一次“试读”，如果这次考试不及格的科目超过两门，我将会被学校开除，面对如此压力，我不得不有些畏惧，一旦真的被学校开除，我不知道自己除了整日呆在家中还能够做什么，尽管我曾经有过异常强烈的退学愿望，尽管呆在学校的日子里我并不能随心所欲地生活，但多在学校呆一天我就可以晚一天面临社会压力，所以，学校并不使我感到厌倦，我很想留下来。
不被学校开除并非难事，考试通过即可，但只此一点足以让我力不从心。
我在这两年来的多次考试中总结出这样一条规律：每次考试总会有几个人不及格，而这些不及格的名额被我和杨阳等几个同学所垄断，轮流作庄，其它同学永远在及格者范畴，所以，当老师说某门考试会出现十个人不及格的情况时，便预示着我们这些难兄难弟将难逃法网，全军覆没。这学期已经有两位任课老师说过这样的话，也就是说，我有两门功课在考试前就被赋予了不及格，如若其它科目再稍有闪失，我将不得不离开学校。
办理缓考已不再是对付考试行之有效的方法，学校在这方面查得很严，所有没病找病的伎俩都被校医院的大夫和护士们在集体的智慧下一一揭穿，再想办理缓考的话，只有折断自己写字的那只手，可很少会有人这样做，所以大家又在寻思着更上一层楼的办法。
我和杨阳在百思不得其解后毅然决定去饭馆喝酒。
我俩一边喝酒一边讨论着关于考试的事情，杨阳说：“这次悬了，弄不好就玩儿完。”
我说：“是啊，得想点儿办法，自己考是不能及格的，要再能从老师那里找来试卷就好了。咱们把‘机械设计’老师的办公室撬开怎么样？”
旁桌一个吃饭的人向我们这里看了一眼。
杨阳说：“撬开也没用，丫整天把备课本、资料什么的放在书包里，与他形影不离，考试卷子肯定在家里。”
“那咱们把他家撬了吧！”
旁桌吃饭的人又抬起头看了我们一眼。
杨阳说：“别逗了，撬办公室属于品质不好，撬人家的门属于犯法，抓住了就得判刑。”
这时，那个旁桌人对我们说道：“不用那么费劲，我就可以搞到卷子。”
杨阳看了他一眼，说：“哥们儿，你没事吧，是不是喝高了？”
那人说：“不信算了，你们会后悔的。我是你们‘机设’老师的儿子。”
我和杨阳立即端着酒过杯凑过去说：“哥们儿，你没骗我们吧。”
那个人说：“你们的‘机设’老师叫刘大康，他是我爸，我叫刘小康。”
我看了一眼刘小康，感觉他的五官还真是和刘大康颇有些相似，特别是眉毛部位，几乎看不见几根眉毛，给人一种脑门特大的感觉。我问：“你真能搞到考试题？”
刘小康说：“轻而易举，卷子就放在我家的阳台上，我随时都可以找到一份。”
杨阳问：“卷子少了你爸会不会发觉？”
刘小康说：“不会的，我妈经常从那一摞卷子中抽出一张擦玻璃。”
杨阳说：“哥们儿，今天这顿饭我们请了，你帮兄弟搞一份卷子。”
刘小康从兜里掏出几张叠得皱巴巴的纸说：“这就是卷子。”
我们打开一看，果真如此，我说：“哥们儿，谢了！”
刘小康说：“我这儿还有答案，你们要不要？”
杨阳说：“当然要。”
刘小康说：“你们想请我吃顿饭就把答案也搞到手是不是太容易了？”
杨阳问：“你想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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