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想法击中了他：他可以穿越乡村去旅行，为人们做好事。他把他的拖把倒过来，骑在跨下仿佛骑马，然后把一个旧篮子套在头上仿佛头盔。在米粉店的墙上，有张美人照，一个日本小姐穿着背心裙（你可以到涪陵的下城区花五毛钱买到），而莫金钱望着她，欣喜莫名：
“我的杜尔西尼亚！我会四处周游，直到我找到你！”
他把那张画像卷起来，跳去了乡下。不久他就路经了一个田里耕地的农民，由一个名叫罗杰的男孩扮演的。
“桑丘潘萨！”莫金钱叫道“你愿意跟我一起去探险吗？”
但桑丘潘萨继续劳动：“我，我有别的事情要做!”
“啊哈，你很傻！”唐吉珂德道。“过来跟我一起探险。我们会像雷锋一样，跟不公平做斗争，拯救美丽的女人，而我会把你介绍给我的头号姑娘，杜尔西尼亚！来吧，别做个雅虎！”
“你才是雅虎！我太忙了，没空跟你去。”
“那么傻，”唐吉珂德喃喃道。他在那里想了一阵该怎么去打动那个农民。在小说中，唐吉珂德保证说他会给一座小岛让桑丘潘萨管治，而亚当向同学们建议说他们可以用上海南岛，那是中国南部的一个岛屿省份。然而同学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我必须有一个仆人，”莫金钱想道。“如果你跟我来，我会给你...台湾岛！我会让你做台湾岛的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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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那个承诺，桑丘潘萨抓起一只拖把，两人并驾齐驱，跑动非常合拍，而观众们大笑起来。莫金钱和罗杰都有演戏的天分，而他们之间马上产生了一种化学反应。罗杰天性就是个好朋友，好助手，一个精瘦，大眼的男孩，体重大约不到九十斤，聚精会神听着唐吉珂德的指示。而莫金钱似乎从“大独裁者”那儿学了点功课，大声喊叫着指令，带着一股搞笑的严肃劲。
他们俩携手打遍了四川的乡下，攻击风车，奋战大虫，在乡村旅店里搞出许多麻烦来。在某处，他们停下来，唐吉珂德命令他的仆人谱写一首献给杜尔西尼亚的歌来。桑丘潘萨取过他的吉他，在那张日本美人像下唱道：
杜尔西尼亚！
杜尔西尼亚亚亚亚亚亚亚亚！
你是多么美丽...
我的岛在哪儿？
我的台湾岛...
这时，他们抵达了重庆，那儿的人们已经听说了他们的故事。重庆市长，由刘易斯扮演的，颁给他们牙刷以示鼓励，偷偷把纸条贴在他们背上，写着“傻瓜，”“雅虎，”还有“牙刷”。英雄们骄傲地把牙刷插在脖子上，唐吉珂德拍着他的胸脯，吼道：
“我把我做的全部好事，都奉献给美丽的杜尔西尼亚！而且我希望每个人都开始学习雷锋做好事！”
这时学生观众们已经乐疯了。即便系里面的老师，坐在前排当评委的，也笑得难以自制；而观众的热情回哺了演员，让他们疯狂地在舞台上从一个历险冲向下一个。毫无疑问，这乃是系里最棒的一个戏——但同样毫无疑问的，这出戏也踩上了政治风险。观众部分的反应像是说：我简直不相信我会听到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有同样的感受，而到了演出的最后，我发觉我在观察张书记。很难说他到底在想什么——他微笑着，轻轻的，但我可以看出他的大脑在急速转动。而到了最后，只有他那个评委才真正算数。
系里的权威们花了一天时间才做出反应。他们封杀了“唐吉珂德”；另外五出戏被选入了学校礼堂的演出，包括“德塞利的宝宝”。对于这种决定，从来没有申述的机会，而系里头明确指出，这里面有政治因素在。
但出于某些原因，学生们公开显示出了愤怒，他们通常只会安静地抱怨几声。即便那些参与了演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学生也悄悄说，他们的戏也是出于政治原因被否决，因为那几个演员也是真实生活中的男女朋友，这违背了学校反对谈恋爱的监管规矩(这也是最被忽略不理的规定)。然而，最强烈的反应，还是来自西班牙语班的同学，他们拒绝接受系里的命令。莫金钱跟系里的政治辅导员发生了冲突，他威胁说如果唐吉珂德被列入黑名单，他也将拒绝出演“德塞利的宝宝”。很快，这就成了个严肃的问题：权威们不想让他们的比赛散架，而他们喜欢凯特卓别林故事中的政治，那是在批评美国的种族主义。
就这样，这冲突跟着五四运动的周年庆祝活动一起发展。在许多方面，我感觉到英文系，作为党组织的代理，活该如此。如果你想要把所有东西都政治化，把每一块的文学与历史都用于服务于自身需要，那么，到了某个点上，它肯定会在你面前爆炸开来。在两年后，我对那数之不尽的周年庆与纪念日已感到恶心了；我对扭曲了的历史也感到疲倦了；我对于我们政治宣传主导的课本也受够了。
但与此同时，亚当感到内疚，而我也有同感，虽说那不是我教的班。无疑，是因为我们的影响，才把学生带入了这场麻烦。如果我们不在这儿的话，他们不会表演“唐吉珂德”与“德塞利的宝宝”（如果不是我们的话，也肯定不会有个共产党员叫莫金钱。）这件事与我们生活中的其他部分不同，那些时候我是隔着距离来观察涪陵的。我们对学生有直接的影响，而且我们总是鼓励他们要思想开放，多提问，藐视权威。我们的有些做法是刻意的——关于罗宾汉的讨论，那些中文的对话——但主要它是跟我们的基本身份意识有关。我们是外国人，在我们的意识中，没有那种声音来警告我什么线被越过了。我们在涪陵住了很久，足以去影响到一些人，但还不足以把那些规则给内化；而这种过渡的状态，就像那一半虚构的五四历史，导向了政治风险。
很明显的，即便同学们是在处理一些通常不会跟笑声联系起来的题材，他们的意图却绝非要颠覆什么。毕竟，莫金钱既是党员也是班长，任何的违规，都只是因为这整出戏是由大家拼成的，没人全程负责。主题的麻烦乃是同时来自于许多方向：亚当提了建议要涉及雷锋，同学们自己想出了台湾的点子，而所有他们喜欢的那些傻词儿，乃是从过去这一年的许多生活背景而来。也许他们犯下的最大错误，乃是过度关注唐吉珂德的精神了。他们想要忠实于塞万提斯的小说，把它的滑稽讽刺偏好带到涪陵的生活里来，而且他们也想做到尽可能娱乐，好玩。但滑稽讽刺，以及娱乐，在共产党的体系里，都是有风险的动作，这体系对某种控制欲的依赖，总要把优质喜剧摧毁掉。（剩下的往往只有嘲笑傻子或乡下人的相声小品）。
最令人失望的，乃是他们大动干戈，只是为了这些琐屑小事。除了学生们参与演出活动的热情外，真的没有什么是很要紧的，而一次反革命事件也不会从“唐吉珂德”开始（虽然，有点巧合，1989年的有些重要学生会议乃是在北京大学的塞万提斯像下面展开的）。但在任何情况下，很清楚的，即便共产中国要倒掉，那崩塌也不会由涪陵这儿一帮骑在拖把上的搞笑学生开始。某些人不能单纯去看戏，单纯地笑出来，真是可悲；那出戏的好玩是没有疑问的，但即便如张书记那样聪明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总是听见脑子里的那个声音：我应该笑吗？它真的好玩吗？它会不会有危险，冒犯到谁？在某些意义上，这乃是我最厌恶共产主义之处。我几乎可以忍受它的谎言，它所犯下的错误，然而我不能原谅它彻底丧失了幽默感。如果你把笑声拿走的话，中国乃是一个太沉重的地方。
亚当和我鼓励同学们去把事情处理好，但不要惹更多的麻烦，但除此之外，我们并没有卷入协商过程。那个星期里，学生们一直向我们通告情况，我开始明白唐吉珂德到底拨动了哪根弦。他正是一个中国人物的完美表现，那个可怜的骑士，跟他过了时的理想，还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我在所有人身上看到他的闪光：他是莫金钱，跟他没了指望的戏，但同时，他又是张书记，跟他没了指望的政治信仰。张书记只是做他所能做的，去守住他的线，就像他之前的人所做的那样，而也许，他不是很喜欢他这方面的工作。这个学期早些时候，他的女儿死了，而他的妻子刚生了个儿子；他有更大的事儿去操心，然而监管学生的政治生活是他的工作，所以他就那么做了。每个人都在跟风车搏斗，而我真的不能责怪任何一个人。
在几天后，他们做了一个妥协。会有一个唐吉珂德的特殊演出，也是最后的，限制在英文系内，而所有的政治敏感材料都清洗掉了。这让所有人都满了意——“德塞利的宝宝”如期进行，而西语班得到了一个最后的机会，在他们的朋友面前演出，虽然不准他们出现在学校礼堂内。又一次的，亚当帮助同学们练习，改写了剧本。
在那个星期末，我们所有人聚集起来观看了唐吉珂德的第二次演出。在某些方面，这出戏叫人失望；它缺失了原版的活力，能量，有好几次，演员们紧张起来，念不出台词。问题不是出在失去了重要的素材，反而是有太多东西被添加进去：在这一个星期内，这出戏加入了无数的象征份量。在头一次的舞台上，没有人想过它是如何影射雷锋，以及台湾。现在，那些得以做出优质喜剧的无拘无束的空间没了；被禁掉的影射，反而因为它的缺失更为明显，学生们也被一个星期跟权威们的协商累坏了。
但没什么能彻底毁掉这两个男主角的闹剧演出，再一次的，观众看得很开心。这戏结束在一种带着嘲弄的伤感之情中，随着唐吉珂德回到米粉店的决定，这一对分开了。莫金钱骑着他的拖把缓缓回家，低着头，而背景里哀鸣起了“铁达尼”号的主题曲。
威廉姆斯杰弗逊弗罗斯特是这出戏的旁白者，在最后一场戏后，他站出来读最后的附言。而当他一开口，亚当与我就发现他没用准备好的文稿，而是读着他自己写的句子。他总是这么自作主张；我经常在课上发现他把脑袋埋在字典里，然后，在十分钟的课间休息时，他会靠到我身边，很小心发着音，“你的早泄现在怎么样了？”
他许多的课外学习都是跟着这种句子，而他又总是尝试念一些新的淫秽或变态的词汇。这很小孩气，但同时，他又是班上最好的学生之一，我能看得出，他掌握的英语技能，很多靠的就是这种乐趣，胡乱玩弄这语言。他以自己的方向学着英语，爱怎么用就怎么用，而我喜欢他这样。我喜欢他的另一点，是他从一个贫穷农村家庭长大，那儿离广安，邓小平的家乡不远，然而他却给自己取了一个好搞笑的，装模作样的美国白人新教徒式的名字。
在唐吉珂德的尾声，威廉姆斯杰弗逊弗罗斯特又一次突变了风向。站在那儿，在整个系面前，他念着自己的结束语：
唐回到了他的米粉店，而桑丘回了乡下养猪，想要攒出自己的学费，希望他能从牛津大学那儿得到一个学位。与此同时，唐自学成才，在潘恩大学获得了一个学士学位。后来，这两个疯子旅行到了中国，成了两个英文教师，也是涪陵最著名的两个雅虎（傻瓜）。
他念得很快，没一个干部察觉到他的意思。之后，他望向亚当和我，想看看我们是否明白，然后他咧嘴笑了。戏终了。
（这段故事中，展示出了中国社会权力体系与文化环境的悲哀关系，另外，又显出了中国人创意与幽默的惊人才华。都让我慨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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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SSLER（何伟）_讨厌权力_新浪博客第二天上午，亚当跟我早早起身，想去城里拍些片子。我们有三天时间可以用一台摄影机，因为和平队的医疗官员来这里做一次访问，而她带来了办公室的摄影器材。自从我们到达这个城市的那个星期，这是第一次有和平队的人员到访涪陵。
三天里，我们想要拍下一切关于涪陵的记忆。我们拍了学生们演出唐吉珂德，我们去了好几次乡村，以及部分我们所喜欢的旧城区。许多的磁带记录的是我们与朋友们的交谈：学生之家的那一家人，神甫，在餐馆，茶室，以及公园里工作的人们。我们搭了的士，让司机尽可能开快点，而我把镜头伸出窗外，拍着路上的交通，而车子在一片喇叭声中呼啸而过。
在和平队医疗员离开的那个上午，我们决定，在交还摄影机前，最后做一次拍摄。我们七点钟到了下城区，拍了一群在南天门打太极的老年人，然后我们沿石级而下码头，想找一些典型的街景来拍。
很难拍摄街上普通人的生活，因为它总是在我们到达的那一刻就停止了。相机很沉重，很贵，大约跟电视台记者所用的差不多大，人们总是聚集过来盯着看。除开与朋友们的交谈外，我们的涪陵片段素材有很多就是当地人及棒棒军盯着镜头看。
靠近码头处，我很快就被一群人围住了。亚当跟我都没在这里出现过几次；这里没有茶室，没有餐馆，没有我们认识的人。许多聚集过来的人没有见过我们，而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是学校的老师，拍摄是我们的业余爱好。
亚当决定要分散他们的注意。他往街下方走开了点，停下来，从街边小摊上买包子。他们砍了一阵的价，群众开始转移了，然后亚当跟那女人说笑，那女人大笑起来，掩住她的嘴。慢慢的，我开始往后挪，希望把自己从人群里分离开来。二十个人聚集在亚当的身边，然后三十，四十。几辆的士停下来观看；交通拥堵起来。喇叭鸣叫。我快速穿过街道，现在，我是一个人了，拍摄着人群和人群中的亚当。每个人都忘记了我的存在。
这种场面曾经是很吓人的——在头一年里，没什么比站在一大群人的中心更吓人了，他们所有人都以无比强烈的关注研究着我。但这些人群往往只是好奇，别无他意，而渐渐的，就像其他住在四川乡村城镇的外国人，亚当与我学会了怎么去应付人群。我总是带着微笑，尽量放松，通常会把注意力聚集在一个过路人身上：他会向我提问，而我会回答他，其他人都在旁边听着。通常我会告诉他们我的薪水，我在涪陵做什么，我则回答他们关于美国的问题。为了让群众们发笑，我会使用当地方言，或者自称为洋鬼子。这就好像一个政客在慈善机构的活动中，举行着新闻发布会，而主题，只是好奇。
在那些时刻，我们有一定的权力感，因为去吸引四十来个人的注意力，让他们丢下手头的事情，只是为了来看你，真是不寻常的。在这个早上，人群不断膨胀，围绕在亚当身边。超过五十个人聚集过来，为亚当说的笑话而发笑。他拿了个包子给路过的的士司机。他又买了两个包子，开始变戏法。又一战斗队的棒棒军从街那边冲过来加入到观众当中。我用了长焦镜头，把注意力放在人们的脸上——那微笑的包子摊主，年轻的小店主，棒棒军憔悴的容貌，他们看着外国人时，面孔绽破出笑容来。
亚当掉了一只包子。他拾起来，丢过街对面朝我而来。他手指向我，然后人们笑了，又转回亚当，好像他讲了另一个笑话。慢慢的，我又一次掠过每张脸，然后，突然间，取景器变黑了。
有人把我往后推，我退了一步以求平衡。我还把眼睛对在取景器上，它再次黑了，这次我被更狠推了一把。我抬头看时，一个男人站在我面前，挥舞着他的皮夹。
“你不能拍，”他说。“你不能在这里拍摄。”
“你是谁？”我说。
他重复了他的命令，而我重复了我的问题。我还在拍，相机在我的肩膀上。
“我是个市民，”他说。“你不能拍。这是违法的。”
他再次挥动他的钱包，这次更凶了，而我觉得怒火上升。
“不准打我的相机，”我说。“你是谁？”
“我是个市民，”他再次说。他带着浓重的当地口音，他迈近了，威胁我。他是个大个子男人，有个小肚子，一堆油腻腻的头发，一张圆脸上带着怒意。我很快就认出他身上某些要点——从他的口音中，我知道他没受过什么教育，他的穿着举止告诉我，他多少有点权力地位，也许是一个政府小干部，或者什么小工厂的老板。他将近五十岁——属于“失落的一代”那种年纪，因为他们成长于文革。
“我是个市民，”他再次说。
“我也是个市民，”我说。“我住在涪陵这儿。我在师专教书。在这里拍摄没什么违法的。”
他又击打了相机。我往前踏了一步。
“别来烦我，”我说。“我没做错什么。走开。滚开。”
最后这个词攫住了他。他眼睛睁大了。
“你说什么？”
“我叫你滚开，”我说。“你以为你是谁？你不能就这么跑过来打人。你为什么这么粗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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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了那个严厉的词，粗鲁，它再次攫住了他。
“你不能在这里拍摄”，他吼道。“你不是教师——你是记者。而且你不该像他那样在街上扔东西。你应该表示点尊敬，而且你不应该在这儿。”
“我在这里有两年了，”我说。“我们只是教师，而我们拍摄的原因，是我们想要记住涪陵。你不应该那么粗鲁。”
这时，有一群人聚拢在我们身边，低语着，压近过来。一个女人过来跟那男人站在一起，她开始向我大声吼叫，在空中戳着她的手指。我还在拍，但我把相机放低了。亚当急忙从街那边冲过来，试图解释我们是教师。但现在那两个男女已经怒不可遏，而群众的低语渐渐转为大声，我察觉到，我们有麻烦了。现在没人在笑了。我关了相机。人群在不断增长。
我在涪陵两年所经历的事情中，这次事件乃是我回顾最多的。免不了这样；那件事乃是我在这个城市里经历到的最糟糕的时刻，而它还在磁带上。
我不是很喜欢看那带子。每次我看的时候，我的胃就缩紧了，可以感觉到自己脉搏加速。我看着那些微笑的脸孔，他们看着亚当耍宝说笑，我告诉自己，那些人显然是快乐的。我想着我在城里度过的那些时日，所有我遇见的人，那些无事的日子。我还想到了那次刷鞋的男人骚扰我的事件，而所有人都挺身维护我。
但当我看那卷录影带时，我总是默默地把它快进，等待那个男人出现在屏幕上。他从画左进入，在亚当吸引人群后很久才出现，但跟其他人不同，这男人与他的妻子站在一边，离人群有几英尺远。他们对亚当看了有半分钟，然后，那男人回头看到了我。他穿过街，朝我走来，刻意避开镜头，然后，突然间，一片漆黑。
这就是那卷带子所显示的。最让人痛苦的，乃是它展示出了我们所犯的错误，从到一处我们不熟悉的地段吸引人群开始。它也显示出亚当不够人情味，一味挤牛奶一般挤出人们的关注来，它还显出他的不尊重，把包子扔过街来。它也显示出我太快发怒，用了激烈的字眼；从带子来看，如果我没有侮辱他的话，他也许不会再去理会我。
但在同时，那录影带也遗漏了太多，也许那才是最让人不快的部分。所有的背景都不在那上面——没有一处显示出了我们是怎样应对这么大的人群，在过去，我们对此是过度自信了，也没有什么在解释道，自信与无拘无束乃是应付涪陵生活的最佳方式。最糟糕的反应，乃是去害怕群众，或者希望他们不要出现；你必须得接受你是异常事物，而人们就会围过来看你，听你说话。如果你让那个来烦扰你，你就会受罪，就好象你为噪音与空气污染担忧一样。
关键之处，总在你得避免太拿自己当回事儿。要想成功，你得笑话自己，说些“我们洋鬼子”，然后你去模仿当地方言，搞搞笑。如果你觉得有需要去耍宝，就得耍宝。这就像亚当过去进城练习中文前老说的：“好了，现在开始去扮两个小时的小丑啦。”
这带子也没有提到一个拿着录影机的外国人在中国所承受的包袱。在1972年，当时在这个国家里几乎没有外国人，周恩来邀请了意大利电影人安东尼奥尼来拍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这次邀请很有争议；毛的夫人江青，以及政府内的其他保守人士反对这次邀请，但周相信一个西方人可以拍一部吸引外面世界的中国片子。安东尼奥尼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同情的，但他最后的作品，激怒了中国官员，他们指责说他刻意把中国拍得很穷。最著名的一例是，江青指出，他拍南京大桥的一段，在前景处有一条工人的晾衣绳。
那就是中国人对一个外国人的看法——只有一个外国人，才会造访一处现代化的大桥，却拍下晾衣绳的画面，故意让这个国家看起来很穷。虽然老安极力否认他的目的是要批评中国，一次1974年的政治宣传聚焦在这次事件上，把它变为一次教科书般的范例——外国人如何来到中国，寻找负面的信息。我在四川与西安都碰到了熟悉该事件的老人，其结果是我学会了在涪陵小心使用我的相机。不止一次有人指责说我想要展示当地生活的阴暗面。
但在我们摄影时，我们过去的经验都未能防止亚当与我犯错。相机让我们很尴尬地看清了自己犯的错误，但它没有展示出那个男人跟我发生冲突前的所有事情，而它也没有显示出我关掉它后所发生的事。也许让我最困扰的就是，我看了它超过十多遍，而我却没法说出人群是从何时转向敌对我们。我总是为这难以捕捉而肯定的转变着迷，那白驹过隙的瞬间，涪陵的群众转为了暴民，但它始终成迷。即便相机也没有捕捉到。
暴民人数在增长。我关掉了相机。亚当和我站在一起，我们两人同时在解释。那男人与他妻子依然是暴民的核心，我能听到那男人一遍遍说我们是记者，说我们不尊重他们的城市。但现在不止他一个人在说话了。其他人往前挤过来，愤怒地大吼，挥舞着手势，很难弄明白他们在说什么。暴民们的音量在上升，转为了轰鸣。
我的愤怒在转为害怕，现在亚当跟我尝试想要和解，道着歉，解释说我们是教师，不想造成什么损害。但现在解释太迟了；没有在听，而过路人加入进来要看看发生了什么。有人在撞着我的后背。我把两手护着相机，抱在身前。更多人吼叫着，他们的脸因愤怒而凶恶起来。
“我们得逃出这儿，”我对亚当说。我开始离开，低着头，小心抱着相机，但没有人稍微移动一下。那男人的妻子就正对着我。我感到有人来拽我的胳膊。
“我们要走了，”我用中文说。那女人没有回答。她没有动，脸上挂了个可怕的微笑——结合了愤怒与快意，她看着我们罪有应得。
“上帝，”我说。“他们不让我们走。”
“跟着我，”亚当说。他带着相机的盒子，一个巨大的金属盒子，现在他把它抱在身前。许多人抓向他，但他甩脱了，继续往前走，他的个头与盒子的块头把人群往边上推开。有人抓着我的胳膊。我护着相机，紧紧跟在亚当背后。我感觉小腿上给人踢了一脚，然后我大腿上又中一招。我们现在摆脱了暴民，开始跑起来，我快速回头看看是谁踢了我。然而我所能见得是一群模糊的脸孔。我们匆匆跑下街去。我没再回头。
这次事件并没导致什么后果。有人打电话给学校，通告了这次冲突，而学校外办给和平队打了电话。外办没说亚当与我是否做错；他们只是问了相机是否完好，而和平队说没问题。在医疗官员离开前，我们告知了她发生的事儿。
亚当与我跟诺林，桑尼讲了这事，但我们没有告诉其他在涪陵的人。我们一起看了许多遍带子。几乎所有的段落都包含了令人愉快的日常生活场面——江流与乡村；我们的学生与我们的朋友——但主要的，我们看的是人群的那一部分。好像我们想从中找到些领悟，从这次经验中，找到些什么来解释那不愉快，但那里没有简洁的揭示。它所展示的，只是直白的，关于涪陵生活的无用的真相：在两年后，我们依然是外国人，即在我们的行为方式中，也在人们看我们的方式中。
现在，我们没什么可做的，而我们只能尽可能恢复过来。幸运的是我们几天后就要离开了，因为在成都有些行政方面的问题要处理，而在回到涪陵后，我尝试不去太多回想那件事。在某些方面，回避那段记忆，不似我想的那么困难，因为在江城这儿，已经有太多像这样的事情了。你知道它们在那儿，但你尝试不去想得太多。
晚上时我依然进城，就如我平常所作。当人们靠近我时，我仍然感到舒服，而人们待我依然友善。没发生什么变化。察觉到在某些方面人们总是那么不变，既让人欣慰，又让人气馁。
六月是忙碌的一月，而我想要早点跟人打招呼告别，这样到后来不会太匆忙。
钱曼丽和王东梅是当地中国银行的两个年轻女子，她们两人给了我们很多帮助，是以一个周五晚上，亚当和我请她们出来吃火锅。这是我在涪陵生活的两年里，第一次的约会。
我们在高顺堂跟她们俩人碰面。两人都精心打扮过——非常短的裙子，非常明亮的妆，丝绸衬衣，头发闪亮。我们俩没料到这个；亚当跟我穿着T恤，戴着棒球帽。
吃火锅的最佳地点在新华路上，蜿蜒通向城中心，而我们四人走过马路两旁露天的餐厅。这是个温暖的夜晚，有数百人在外面吃饭，而我们经过时，所有人都盯着看。钱曼丽与王东梅是两个二十五六的漂亮女人，很明显她们享受着跟外国人出门所受的瞩目——事实上，这好像也是她们刻意打扮的原因。
我们选了一家餐馆，在人行道上挑了张桌子。我们到的时候，周围都安静下来。女人们为我们点了菜，而亚当与我开始了我们常走的中国路线，相互称对方是洋鬼子，走狗，以及走资本主义路线的。王东梅跟钱曼丽大笑起来，像所有人一样，一旦我们借用文革的侮辱语言与敌视外国人的词汇进行相互对话。我们叫了当地啤酒，在人行道上吃饭，聊天，看着人流，感觉很舒服。
摄影机事件看起来很遥远了，而我意识到，涪陵让我难以忘记的一点，就在它的不可预测性——事情总是发生地那么快，一个糟糕的日子之后，就是愉快的一周。这城市不简单，而我的角色也不简单；若说我以涪陵为家的努力失败了，那是不对的，而说我全然成功了，也不准确。那儿有好的日子，也有坏的日子。在某个程度上，这是我最喜欢涪陵之处：这是个有人性的地方，有光彩，也有瑕疵，而一个像这样的城市总是有魅力的。两年来，我从没有厌倦过这里。
今天属于那种好日子，而坐在这家火锅店，我对所有事情都感觉非常舒服，这语言，人群，以及我们桌边的女人。这跟在家里时的周五晚上没什么不同，跟朋友们外出，说笑。还有一点我喜欢的是，我们两人都对彼此的中国个性感觉自在——何伟与梅致远就和我们的其他身份一样亲近。现在离开我们头一个学期仿佛很久远了，那时我们两人避免同时进城，因为会带来双重的麻烦骚扰。
一个小时后，我起身去了趟洗手间，回来时，我发现亚当与王东梅很大声说着话
“你没结婚！”亚当说。
“我结了，”她笑起来。“我两个月前结的婚。”
“你在开玩笑！”
“是真的。”
“但你从来没提到要结婚的事！”
“你没问过。”
“不是真的吧——你在骗我。”
但她看起来很真诚。我转向钱曼丽。“你结婚了么？”
“是的。”
“我不敢相信！”
“是真的，”她笑着说。她挂着个舒服的笑容，黑眼睛非常漂亮，我意识到，在涪陵，一个这样的女人不可能过了二十五还不结婚。如果我不那么想的话，我就是个傻子，永远。
“你的丈夫在哪儿？”我问。
“他在家。”
“他在干嘛？”
“我不知道。可能在看电视。”
王东梅那边也是一样。她们两人都是新婚，在周五晚上，把丈夫丢在家里，跟外国人上街。
我向亚当扫了一眼。晚上开头时，我们答应了女人们我们不说一句英语，而现在，我们也没必要说了；我们两人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不论在这城市生活的某些时候多么舒服，生活依然并非正常，永远也不会。那总是涪陵一部分的魅力所在，现在也没理由为之而惊讶。
我们又待了两个钟头。吃火锅的好处，就是时间很长——这是慢悠悠，懒散的一餐，在一个温暖的夜晚，人行道上，感觉完美。餐馆有冰啤酒，我们叫了几瓶来。每个人都享受这时光。在晚饭后，我们走路送女人们回家。我希望她们能邀请我们进去，这样可以碰见她们的丈夫——有点像高中时见到女孩的家长。但她们只是微笑着挥手道别，而我们搭了的士回学校。
廖老师怀孕了；她的预产期在七月。六月时，她请亚当与我吃了顿告别饭。她送了我们她公公写的书法，他很因此出名的，而我们送了她几件婴儿服。
几天前，学校领导办了酒宴，请了我们全部四个老师跟家教。王先生，外办的代表，总是喜欢拿亚当跟我的中文来取乐，故意拖长了调子说话，还指责我们听不懂。宴席上他坐在我身边，一直嘲笑我，直到最后廖老师厉声阻止了他。
“何伟知道你在说什么！”她说。“我们一年前就学过了。你不需要那样对他说话！”
王先生轻轻笑了，跟平常一样；但这一点他已经明白了，而看到这个小小的怀孕的女人教训那干部，带给我极大的快感。它让我想起她曾经在一年前的课上维护李鹏——同样都是以这种强烈的骄傲感，尽管我被间接地跟李鹏联系到了一起，我还是很高兴去分享她的忠诚。
她知道我不喜欢王先生，因为在春天时，我很坦诚跟她讲了我对外办，对英文系的感受。廖老师给我布置的最后作业就是去总结我在涪陵的生活经验，而我花了两堂课在做那个。我很直白——我告诉了她我不喜欢的事情，行政管理的琐屑，城里面人们嘲弄的叫声，而她一次也没有尝试为之辩护。但我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谈论那些良好经历上，我说，至今为止，我最好的体验，就是学习中文，以及跟城里的人交往。我告诉她，对于她跟孔老师把他们的友谊，他们的耐心延伸到我的身上，我特别怀有敬意；其他人是做不到像他们那样的。
那些课程在五月份结束了，因为她怀孕的缘故。我的办公室在教学楼的六层，而我强烈建议道，我们最后的家教课，应该在她家，或者别的较为方便的地方。她不是个身体强壮的女人，而爬那么多阶梯到我的办公室很累人。
但到了最后，她还是非常中国——只有在我的办公室碰面才是对的，我们得在那儿上课。这跟怀孕，跟楼梯没关系；事情就该那么进行。这是中国人的方式。
在五月初，我们上完了最后一课。她努力爬上楼梯，喘着气，我给了她几分钟时间来恢复。就跟许多的中国女人一样，在怀孕期间，她身体的大部分依然很瘦——好像有人缝了个大包裹到她肚子里了。最后她停止喘气，我们开始上课。
三十分钟后，她突然挺直身体，大口喘气，冲出了门外。我能听见她在门外的痰盂里呕吐，然后匆忙冲去了洗手间。
我等着她回来。一年前，我会以为她将取消课程，但我现在更了解她了——我们会完成两个小时的课程。我知道她回来时会怎么做，会说什么。而且我知道我会永远记住这个女人沉静的自豪与坚韧，它从令人恼火，到了今天让人钦佩，甚至慰藉。
五分钟后，她回来了。她笑着，红了脸，说，“对不起。”
“你想要中止课程吗？”我问。
“不。没事——在上午这个时候我经常有点恶心。”
“如果你觉得不舒服，我们今天不用继续。”
“没事，”她坚定道。“现在——请继续说我走之前你说的。”
我照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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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给洛杉矶时报写的几个故事，我挣了点钱，而我把它们捐给了涪陵的天主教堂。我知道李神父一直在找钱，想给院子里一面新墙绘上壁画。我捐钱的时候，他谢了我。
“谢谢你一直对我很好，”我说，握了他的手。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内，墙上挂着毛与邓的画像。李神父紧紧握着我的手。
“你走后，我们会记得你的，”他说。“我会给你念一次弥撒。”
“谢谢，”我说，然后我想起来。“你能为我外祖父念一次弥撒么？”
“当然。在这儿写下他的名字。”
他递给我一张纸，我写下了他的名字：弗兰克安塞尔木迪兹。安塞尔木是他成为本笃会修士后给自己取的教名。我小心写下了，把纸递还给神甫。
“当我外祖父年轻时，他曾在罗马做过修士，”我说。“他想要来中国的。”他曾经对李神父说到过他，然而现在我重复一遍，觉得这很重要。
“罗马是个非常美丽的城市，”神甫说。
“是的，”我说。“我曾经去过那儿。”
“我从没去过，”他说，对自己笑笑。
“我外祖父没成为一名神甫。但我想，如果你在涪陵这里给他念一回弥撒的话，他会很高兴的。”
“我会的，”李神父说，点着头。
“非常感谢，”我说。“我会找个时候回来，看看那面新墙。”
“这里永远欢迎你。”
他陪我走入了庭院，这里的高墙挡住了外面城市的噪音。花儿在四个现代化的标语牌周围开放。这是个炎热的下午。我想着我的外祖父与这个老神甫，突然间，非常伤感，我说不出话来。沉默中，我握了他的手，转身离开。
“慢慢走，”他说。但我迅速走出了院子，进入了城市的喧嚣中。
在最后一周，我给文学班学生们安排了期末考试。琳达的父亲现在病得很厉害了，而她提前几个钟头考完了，以便搭中午的汽车回家。我提议让她迟点考试，或者压根儿不用了；她一直是最好的学生之一，而她父亲的情况听起来很不好。但她坚持在离开涪陵钱参加测验。
那个下午，我在规定的时间监考。与往常一样，他们相当紧张，很认真作着，虽然我注意到有一个女孩苏三，看起来有点分神。她很苍白，大多数时间都把头放在桌上。
我当时没多想。今天是亚当的生日，在考试后，我们在当地的餐馆，叫上所有同学一起欢宴。每个人都喝太多了，这个晚上很棒，我们又去了学生之家，冯小芹又给了我们更多啤酒喝。
在晚上的某个时刻，莫金钱告诉我琳达的父亲在她考试时已死了。算命人说对了；现在我真希望我坚持让她另选了时间考试。
第二天，苏三从学校里消失了。故事渐渐传出来，点点滴滴的。四天前，她做了堕胎手术，而考试前一晚，她被送去了急症室，因为后发症。到此之前，事情本都保密；我猜想她去找了非法的私人医生，虽然情况并不很清楚。我们能肯定的是，她的急症室之旅惊动了校方，现在他们知道了真相，这是她离开的原因。学生们被抓到发生性行为的话，是要被驱逐的，更别说怀孕了。而且一张纸条会添入他们的档案——不论去到中国何处，那档案都会跟着他们。如果苏三去找任何一份单位的工作，她的上司都会知道她发生过什么事儿。
一群女孩在走廊里低声谈论着，她们的脸色沉重。苏三离开后的那晚，我撞到萨拉与丽萨，在我的办公室外。她们都很严肃，我们说着中文，站在俯视城市的平台上。我问到苏三，丽萨小心地看着我。
“你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吗？”她说。
“是。”
“你怎么知道的？”
“其他同学告诉我的。”
“你怎么想呢？”
“当然，我想这很不幸。我想她应该被允许毕业。”
“那是不会的，”丽萨道。她是班上较好的一个学生，也比较会思考。我问苏三是否回了家，而丽萨摇着头。
“她不能回家，”她说。“她的父亲非常生气。”
“他怎么知道的？”
“学校告诉他的。当领导们发现了，最初他们答应不去告知她家里。但不知什么原因，他们说了。同样的事情，几年前发生在苏三姐姐的身上，而当她父亲发现了，他打了她。所以现在苏三不能回家了。她父亲非常生气——对于家庭来说，这很丢脸。这是他们家第二次这样丢脸了。”
“你认为系里应该告诉她家吗？”我问。
“我认为这不关他们的事。这是个私人的问题。”
我告诉她我同意，然后我问苏三的男朋友对她如何。
“他挺好。她和他父母的关系挺好，我想他们会帮助她的。也许她就是去了他们那儿。但你知道，她花了几千块钱，想去在他家乡找一份教书的工作，现在她不能毕业了，而她也丢了工作。她也没了那笔钱。”
那好像不是最重要的事儿——老实说，我更担心苏三会不会从哪座桥上跳下去。但我没说出口。
“这种事儿在哪里都会发生，”我说。“在美国，它也非常普遍。”
“人们会怎么处理那种问题？”
“这很困难，跟这里一样，但通常这种事儿都不会公开。也许那是最大的区别。”
“本来就应该那样。但这里，所有人都知道了——整个学校都听说了这件事儿。”
“多数人怎么想？”
“有些人觉得很滑稽；有人觉得她是个坏女人。但我们班上多数学生都为她感到遗憾，虽然我们帮不上什么。”她摇摇头，望向江面。“没办法，”她说。
第二天，我二十九岁了。在过去，我过生日时，总觉得这是别人的事儿——我真的又长了一岁，好像不可能似的。但这次，我知道我是二十九了；在某些方面，我觉得自己要更老一点。过去这两年是漫长的，在此期间，我没有离开过中国西部。
在上午，我跟亚当，以及莫金钱去了汽车站，因为琳达要求我们去接她，在她回来时。她带着黑色的袖章，眼睛红红的。在下车后，她想笑笑，一种中国式的勇敢的笑容，把情感收敛起来，压缩起来，控制起来，推到边缘地带——嘴巴的一角，或者额头上一条痕。但今天，那悲伤太重了；她的嘴巴颤抖着，转头望开。
晚上我给文学班的期末测验打分。我想着，在我监考时，所有事情看起来多么愉快啊，我走在一排排低着头的学生中间，他们努力工作着。我喜欢环绕在他们的沉默与专注气氛中，而且我还喜欢这些认真地低着的黑发脑袋。在这个场面中有一种单纯感，考试也有种类似的单纯，这些跟涪陵生活的复杂，跟中国的政治问题，或者席卷全国的改革开放都无关。这就只是一次文学测验。
在最后那一部分，我要求他们分析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NOTHING GOLD CAN STAY”（人生的金色不可永久）：
Nature’s first green is gold,
Her hardest hue to hold
Her early leaf’s a flower;
But only so an hour.
Then leaf subsides to leaf.
So Eden sank to grief,
So dawn goes down to day.
Nothing gold can stay.
大自然的第一抹绿意乃是金色，
她最难留住的颜色。
她最早的一片叶子乃是一朵花儿；
但是只停留一点钟儿。
然后叶子便褪为了叶子。
如斯，乐园落入了哀伤，
如斯，黎明落入了白昼。
人生的金色不可永久。
我们在五月里学习了那首诗。我曾经细致地分析过它的节奏——我一直是那么做的，因为学生们喜欢分析那语言的声音，你可以分解一首诗，不会让他们感到厌烦。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理解我所说的，而就是那种课堂时分，让我感到讲授文学之美。在考试中，我也有同样的感觉，走在一排排学生当中，看他们工作。
但现在我意识到，那种单纯，只是海市蜃楼。琳达的父亲在她参加期末考试时，濒于死亡，而苏三在跟恐惧斗争，现在已被驱逐出校。涪陵的许多事情结局都是如此——甚至教书也是，它看起来像是简单直接的工作，其实却复杂，充满不确定性。人们给外面世界，尤其给外国人看的，乃是一个掩盖了情感的外饰，然而当你住的时间足够长了，能瞥见点事情的真实状况，感觉更其艰难。当然，在某个程度上，这种困难的生活在世界各地都存在——在我居留涪陵期间，两个学生死了；另一个学生堕胎，被开除；一个父亲死了；一个孩子死了；人们的婚姻在破裂。那些事情在哪儿都有发生。但在涪陵，看见生活的那一面，花的时间较长，因为开始我被当作一个外国人，保持着距离，而当距离消失了，却反而更难处理。这就好像看着一个空白而无意义的笑容，突然间发现，一生的苦难悲伤都堆积在那笑容四角。
我对我的和平队中国“服务”从来没有理想化的幻想；我不是来这里拯救谁，或是给这城市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记。如果要说有什么的话，我很高兴在我的涪陵两年生活中，我没有建设什么，或者组织什么，也没有给这地方带来任何重大的变化。我做了一名教师，在我的课余时间，我尝试尽可能地了解这座城市，及其人民。那就是我工作的范围了，而我对那些角色感到舒服，也察觉到了它们的局限。
但现在，我发觉自己在想着，从那些天的讲课中，是否有什么东西留下了来了。我希望我的学生们那个记得那首弗罗斯特的诗，或者我们学过的别的东西。可以小到某个故事中的一个人物，或者莎士比亚诗中的一片银色——但我希望总有些东西被记住。我希望他们能够在意识的某个角落里保留一些东西，而在其单纯之美中，他们会发现一些稳定而真实的东西。那是我对文学所抱有的信仰：它的真是持久的，不受日常生活的挣扎所困扰。但同时，那里也总有些启示，而有些时候，一首“NOTHING
GOLD CAN STAY”这样的诗，面对涪陵这种地方的严酷现实来说，仿佛毫无用处。
我想了一阵，然后我回去批卷。我并没有任何答案；在最后，我只能做最善意的希望。我想，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好好地过。当然琳达会好的，而莫金钱也会好的，而威廉姆斯杰弗逊弗罗斯特也会好，安妮也是，她去深圳工作了，而我的中文老师们也会好，在学生之家的那一家人也是。大多数人们都会继续生活，做到最好，而大多数的孩子也会比他们的父母做得更好。那真的就是你所能希望的了。也许苏三的情况会不太好，但对此无能为力，就好象珍妮，丽贝卡的情况一样，她们已经失去了她们的人生。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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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N（江城）——PETER HESSLER（何伟）_讨厌权力_新浪博客
几天后，吉米给了我一卷磁带，问我能否把所学过的诗歌都录下来。他是最活泼的男孩之一，然而他从来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学生；通常，他会坐在教室的后排，对任何人说任何话，都低低念着“雅虎”，或牙刷。但他一直是我最喜欢的学生之一，现在，我被他的请求打动了。
“我特别想听你念‘渡鸦’”，他说，“还有任何莎士比亚的诗。这样我可以记住你的文学课。“
我告诉他我会在晚上录这卷带子。
“还有，在你念完诗歌后，”他咧嘴笑道，“我想让你念出所有英文中的脏话，把它们也录下来。即便有些是你没有教过我们的，我也想你录下。我会非常喜欢那个的。也许其他的学生也会拷贝它。”
分了两次，我才录完我们所学过的所有的诗。在那之后，亚当跟我花了五分钟时间，对着录音机大喊着脏话，然后我把磁带交还给吉米。他也会没事的。多数人都会那样。他们都是强韧的，可爱的，有笑，有泪，像那样的人总能存活下去。那不能算是金色的人生，但也许正因如此，它会长存。
我坐快船，逆流往重庆，离开了涪陵。那是一个温暖，下雨的早晨，在六月的尾声——长江上厚厚的雾气好似脏脏的灰色丝绸。一辆学校的车把亚当与我送到了码头。城市急速掠过，在雨中，灰暗，熟悉。
前一天夜里，我们最后一次在学生之家吃了饭。他们刻意为了我们，把店开到很迟，因为整晚我们都忙着跟人打招呼，说再见，最后，坐在那儿吃着我们的米粉，感觉很好。我们跟女人们开着玩笑，说着下个学期要来替代我们的新的洋鬼子，说多么容易去骗他们。
几天前，黄能，家里的祖父，跟我谈到了离别。
“你知道，”他说，“当你回到你们美国，那儿不会跟这里一样。你不能走进一家餐馆，说，‘我要一碗抄手。’没人知道你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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