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假日快结束时，我被卷入了一次公众场合下的争吵中，在高顺堂，涪陵上城区的要道。这事情乃是从抑郁中爆发的，到那时为止，乃是我人生中卷入的最严重的一次争吵。
我经常在节日的夜里去那儿吃饭，因为我已经跟几个在人行道上的摊贩熟悉了。张龙华是我主要的朋友；在白天，他会卖香烟，运营一个收费电话，在夜里，他在一个烧烤摊上卖烤肉。他是个友善，温和的男人，而且我注意到人们往往会听从他的话。偶尔夜里那儿会有争吵——有时在客人与摊贩间，但更普遍的乃是在摊贩们之间，他们已经在忙碌的人行道上划下了一定的地盘。在夜里，道上会有很多人，而一个像张先生那样卖烤肉的，可以一晚赚得五十元。去年他在深圳那儿卖烤肉，但他回到了涪陵，因为扣除了成本后，深圳那边利润低。
有一次我看到两个烧烤小姐打了一场恶仗，从互相指责开始，升级到扯头发，越来越暴力，直到最后两人嘶叫着，彼此扯拽对方的衣服，而一群人聚集围观。奇怪的是，两个女人都跟男人一起卖烧烤，我猜测那是她们的男人，丈夫或男朋友，然而在打斗中，这些男人只是消极站在一旁。他们看上去很尴尬，或是惊住了；其中一个把他的注意力放在烤架上，翻着碳，好像没事情发生。另一个男人只是傻傻地看着。终于，张先生走过去，停止了打斗，但此时，一个女人的衣服已被扯烂掉，她站在那里，胸罩露着，咒骂着，吐着口水，直到有人把她领回家。她走后，她丈夫留下了，安静地干着活儿。
这种打斗是不寻常的；多数时候，常来摆摊的人们处得很好，互相支持，当出现困难的时候。我喜欢高顺堂的这一点——这里有一种社区意识，而以张先生为中心，而通过他，我认识了其他的摊贩。其中一个是刷皮鞋的十岁女孩，她从小学退了学，因为她家人付不起费用。我不知道对此该做何反应；我经常在城里找人刷鞋，有时我觉得不如把这生意给那女孩做。其他时候，我又觉得，让一个小学退学的十岁女孩来给我刷鞋子，实在太可怕，所以我去找了别人。跟我在涪陵生活的许多方面一样，我的行为缺乏持续性，而我总也弄不清怎么做才是对的。
在节日临近尾声那个夜里，我从张先生那儿叫了五串肉，他请我坐在他的凳子上，像从前那样。有几个摊贩过来聊天，也有许多路人停下来，看着外国人。
过了一阵，那些关注减少了。我吃完了烤肉，坐在那儿读重庆晚报。我觉得有人在接近我，然后他向前靠过来，对着我的脸大叫“哈喽喽喽喽喽！”他憋足了劲大叫，然后笑起来。我没有抬头看——没理由去理会那样的人。
我感觉他走远了，以为他已经离开；通常对付那些骚扰我的人，就是不去理他们。但一阵后，他回来了，抓起张先生烤架上的一根香肠。他把那根香肠塞到我面前，。“吃！吃！吃！”他叫道。
在涪陵，有两件事情特别能让我发火。其一是身体侵犯——有人撞我，或者拽我，或者没礼貌地把我推开。另一件，就是人们把我当动物对待，咕咕噜噜，或者做露骨的动作，以为这外国人很迟钝，而且不会说中文。这个拿着香肠的男人成功地触及了我的两个敏感点，我的那种惯常的消极立即消失了。
（有一个说法，来自电影学院一个老师，他叹道：中国人的尊严底线比较低。何伟的反应，正是从另一面印证了这个。这大概也算文化差异的内容之一。可能那个侵犯何伟的人只当是开玩笑，虽然是一个很烂的玩笑，他却不会意识到，在何伟看来，这是触及尊严，而变得如此严重。
以我的经验，有些时候一群熟人聚会，往往会拿某人取笑，玩笑话会说到伤人的地步，但却不破坏气氛，从不会有人当场翻脸。这是否也算尊严底线不高的表现？）
我迅速站起来，打掉了他手中的香肠。他是一个接近四十的小个子男人，他往回缩，吃了一惊。我往前踏了一步。“为什么你要来烦我？”我问。他口吃了，想要找出话来。我举起手来，举到和他的头平起，然后收回来，到我的下巴。
“你个子比我小得多，”我说。“你不应该去骚扰比你大的人。下次我会收拾你。”
他往后又退了一步，我又一次坐下了。围绕在我们周边的人安静下来。我第一次仔细看那人，看得出他是个麻烦。在他眼中闪着卑贱，而且很显然他很穷。他定定神，开口了。
“我有比你大的朋友，”他说。
“我想见见他们，”我说。
“他们就在街上。”
“去找你的朋友来，”我说。“我会呆在这儿等你。去——滚开。”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侮辱，有几个人笑了。那小个子男人没动。
他愤怒地说些什么，我听不懂。张先生过来了，我问那人是否他的朋友。
“不，”张先生道。“他是刷鞋子的。他没文化。你不会想跟他计较的。”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小东西，”我说。只是四川另一个常用的侮辱词，去问一个人他是什么东西。我不应该再去进一步惹怒他，然而不知为何停不下来。逻辑上，我知道这一幕很荒唐——作为号称的大男人我重量才130多斤，而这个五尺高的，威胁说要去找他的大朋友。
但这场冲突里有一种紧张的气氛，而我能感觉到，对我们两人来说，这不仅是口头上的侮辱了。那男人很穷，在我的悠闲姿态中，他无疑看到了金钱与藐视。那过去的一年半时间我都不是现在这种样子，而在他表现出的狭隘意识中，我看到了我所涪陵所见的最糟糕的憎恨与恐惧。这种情感是很不幸的，但现在麻烦已经展开，而我不愿后退。“去吧，小朋友，”我说。“去找你的大朋友来。”
人们笑了，而他更火了。张先生看起来很着急，叫那人离开，但他不愿意。他站在那儿，离我十来英尺远，狂怒地盯着我。
我转向张先生，对他说话，好像什么也没发生。几分钟过去了，人们走开了。那小个子男人还站着，看着。一个常来的做火锅的女人来跟我聊天，我抱着她的小婴儿。那个十岁大的刷鞋女孩过来看那婴儿，在走回去的时候，她对那男人骂道。
“神经病！”她叫着。“不要给那外国人找麻烦！”
我看着那小男人，他的怒火在增长。部分是因为那女孩侮辱他，但只要是因为人们对我那么在乎——给我凳子坐，把小孩给我抱。我想要去同情他；他一个人在鞋摊工作，为了所得忙忙碌碌，而那个有着高薪的外国人舒舒服服坐在那里，吃着烤肉，跟人们聊天。
他再次说话了。在他的眼睛后，他所想的一切都化为了一串憎恨。
“我们中国人不需要这种外国人，”他大声说。“我们为什么让像这样的外国人来我们的国家？看看他多粗鲁，像这样侮辱我。我们不需要这种外国人在我们家里。”
那时，我知道我心中的憎恶可以跟他所能找到的一切相比。我不会挑起打斗，但如果他碰我的话，我肯定要还击。他所惹怒的那个人，是我自己也不了解的，因为那个人我在家里从不认识。四川给我带来了部分变化，在许多方面我比从前耐心与包容了，然而也有其他的部分，却对这种情形毫无忍耐。我对人群说道。
“你们中国人不需要那种中国人，”我说。“这种人给了你们一个坏名声。当我回家时，我会告诉人们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很友善，就像你们一样，但我也会说，有时会有他那样的人恨外国人。他才是那个粗鲁的人，而他没任何理由就来骚扰我。他挑起了麻烦。”
一切都静下了来，只有我的声音；沉默让我发抖。我很愤怒，然而我控制住了情绪，让自己可以清晰说话。“你过来骚扰我，小朋友，”我说。“我告诉你住手。现在你想要找麻烦，我就给你麻烦。过来吧，小朋友。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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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N（江城）——PETER HESSLER（何伟）_讨厌权力_新浪博客
那男人向前走了一步，而张先生过来挡在中间。那个做火锅的女人呢对他叫道：“这外国人是个老师！他有文化——你不应该对他那样。”显然，没有人支持他，而没有帮助的话，他干不了什么。他的大朋友始终没有出现。他坐回到了鞋摊上，从远处看着我。
我想要离开，但我知道我应该等等，直到显得我并不害怕。我跟人们聊天，读我的报纸。紧张气息仍在，我能看出，所有人都在等待，看看那个小男人会不会做什么动作。
我对自己刚才的行为感到羞愧。我很高兴高顺堂的人们喜欢我，维护我，但我知道我没必要为这小事做得那么残忍。这事件让我尴尬；我曾在普林斯顿与牛津受过教育，而不知为何，我觉得有必要去一个四川刷鞋的开战，直到人们说他没文化。我知道他的那种骚扰跟我个人并无关系，而我知道我应对他感到同情，因为他的苦劲儿来自其他压力。
但在涪陵生活一年半后，我已不能把我所感受到的憎恨给推一边去。我可以提醒我自己，我是谁，我可以去想想我整个人生中所具备的优势；但在这街上，一切都溜走了。在这种地方生活的陌生感，以及压力，肯定将改变你，而我心中的某种东西早已变硬了。真的，我不确定那男人是否全错：也许涪陵的人们不需要这种外国人。但在某个程度上，这个外国人也是他们帮着造出来的，好也罢坏也罢，我们黏在一起了。
我纳闷那个小男人在想什么。他坐在摊边，看着我。没有人停下来找他干活。过了一阵，开始下雨了。
“我得走了，”我对张先生说。
“当心你的钱，”他说，向那个小男人摆摆头。
“那不是问题，”我说。我谢了他，走了。我故意从那小男人身前经过，他没动。我走开了，没有回头。
土地
四月15
种植稻米有了一种新方式，而插旗山的农民们有一半在采取。在过去，秧苗总是用手种植，一排排的，但现在许多农民采用了抛秧。
那些种子先是被种在塑料盘里，每个盘中有五百株，都在单独的袋子里。当预备好要种植了，那些秧苗根部会有一团泥土包围着；抛出去的时候，泥土的重量会让秧苗一直沉到肥料下面。抛秧节省时间——农民们可以从稻田的边上远远抛出去，而不需用手一株株来了。
山半腰处，一个男人用这办法有两年了。昨天他抛了秧；今天他在田里走着，把滑出泥中的秧苗摆正。他三十五岁，有着黑色的胡髭，坚实的小腿肚。他带着一只假的BP机，挂在蓝色裤子的腰带上。他有一亩半的田地，大约是四分之一英亩，那比这些山上的一般农民还要多点。
数字在这里很重要，就像它对世界上其他所有农夫一样。这一块稻田，他的四处田地之一，有两百平方米。这个农民估计，这块稻田将用到十二盘秧苗，总共六千株。这些一起都产出大约330磅的大米，可以卖300块钱。
在附近一房子的打谷场上，一个小女孩在课桌旁写作业。女孩身后，则是城市的背景，橙色的夕阳落在灰色的建筑之后。在房子边上，两个年轻男人往刚犁好的稻田里抛秧。他们说笑着，往每一个可能的方向随便抛着。他们抱怨着乡下的生活，说在城里他们至少可以找到工地上的活儿，比刷鞋子或做棒棒军要好。“从偏远地区来的农民才去干那些，”其中一人说。“我们这些住在郊区的不干那个。”
我问他如何拿自己的生活跟工厂工人比，他想了想。
“农民，工人，“他说。“没什么区别。工作都不好。”
四月28
太阳热得难以忍受。过去的两个星期只下过一次雨；一场干旱将要发生。玉米株现在有两英尺高了。秆子旁的土壤干成了粉状，被太阳晒的。
在世界的其他角落，这种奇怪的天气会怪到厄尔尼诺现象。但这些农民从来不谈厄尔尼诺，有他们自己的理解。传统的中国阴历中，每四年会多一个月——有时会添一个九月，或多出一个二月，如是。今年，额外的月份乃是五月。每当一年里出现了两个五月，你就会知道，将有一个干旱炎热的春天，接着是一个极其潮湿的夏天。过去就总是这样的，所以农民们对现在干热并不意外。在乡下的所有地方，他们都静静地抱怨着两个五月。
五月5日
麦子几乎不见了。在周末下了场雨，等地干后，农民们把插旗山的作物几乎全都收割了。人们用手和短镰刀来收割。麦秆切割的位置很靠近土地，留下一排排残株，它们将被犁到土里去，在种植下一种作物的时候。
没了麦子，山的纹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上周，麦子立在梯田里，一片柔黄，而今这些田已空了。玉米田开始填充进来，而稻米在田里开始长密了。不久，山的低层会覆盖上厚厚的绿毯。
农民们在打谷场上，用杆子来打一堆堆的麦子。他们工作时的声音——稳稳的，斯斯斯——在整个乡村回响。那儿也有青蛙在田里的叫声，还有鸭子从小水塘里叫着，以及微风拂过新生的玉米秆。
沿着山的南肩，一片窄窄的农田也在收割当中；工人们把小麦秆用茅草捆成一扎扎。每扎大约五十斤，它们必须得放到棚子里，保持干燥。一个年轻男人拿根长棍子，戳进一捆麦秆里，举到自己肩膀上。他又借助这捆的重量，戳入另一捆，又举起来，他调整一下两捆的位置，在自己背上平衡一下。他走得很快，弹跳着步子，往家里去。
五月11日
六天的收割后，小麦田已经认不出了。它被淹了水，一半覆盖着秧苗，它们绿绿的尖角伸出水面，像被淹没的草。不到一个星期时间，麦田已经变为了稻田。
一个男人在泥田里慢慢走着，用手插着秧。他的袖子与裤子都卷得老高。他弯着背，一边工作一边后退。秧苗在水中齐齐排列。这个农民不相信抛秧，所以他纯粹用手来种。
稻子在整个山上都有，都在成长初期。多数的作物已经种好了，但后麦田这里迟了一些；在山坡往下一点，几个农民还在犁地。在山更陡峭的部位，那儿没法种稻子的，农民们还没收完小麦。他们同时在玉米地里除杂草，玉米过一个多月就成熟了。这些玉米秆还没长出头来，不过现在已经接近齐胸高了。
今天很凉爽，是个阴天，下午后，阳光破出云层。在西边，长江流过山间，显出银色。江水依然在低位，因为上个月很干燥，不过有两个五月的年度里，春天都是这样的。农民们种着稻子，收着麦子，除着杂草，等待着夏天的暴雨，他们知道，肯定会来的。
六月10日
雨来了。空气在河谷上方厚厚的悬着不动。云层聚来了，隐隐的雷声从插旗山后传来。
今晚的雨不会很大，但到了这个月末，将会有一周的暴雨，然后，雨水会持续进入七月。到了八月，大雨也不会停歇。江面会膨胀，变得狂怒。往东，长江会离开三峡，进入到中国东部的平原地区，这个国家将遭遇几十年来最糟的洪水。超过六千四百万英亩的农田会被淹，而死亡人数达到3656人。发生这一切，都是因为两个五月，而插旗山的农民对这个糟糕的夏天，不感意外。
但现在——在这些潮湿的田地里，暗暗的云层在头上——现在还是春天。变化着的山上，纹理又一次转换了；玉米秆已经高到了六英尺，到了快成熟的时候。玉米茎还是一片春天的新绿，但穗已转为粉色，轻如羽毛般，坐在深绿色，接近收割的作物头顶。
稻子已经齐大腿高了，长长的叶子犹如沼泽中的水草。田中的水已落到约莫一英寸高，从茂盛的绿意中已见不到它。从远处望去，稻田非常平滑，有如新修的草坪。
插旗山乡村的景色，四季皆美，而在长长的四川春季乃是最美。在这个时刻——今天有成熟中的玉米，成长中的稻子——可能是最美丽的季节中最美的一日。下个月，玉米将要收割，之后，稻子会转为苍黄；但今天，那些变化都很遥远。一切都是完美：大山的纹理平衡得很好，犹如一幅好画——水稻田那长长，均衡的笔画；玉米田中起伏变化的色彩。站在这里的乡村，很容易忘掉一切都在成长，转换，变迁；也很容易忘记这一刻不能永久。这就像等待着大雨降临而毫不忧怀。
十一章
第二春
我父亲在春季学期开始时来看我了。自从我来到中国后，除了我妹妹安吉拉外，没见过其他家人，安吉拉鼓动我父亲，终于他鼓起勇气，成了行。我母亲决定留在家里。
（很多上了年纪的美国人不敢来中国，这是普遍现象。或许可说是美国媒体妖魔化的后果，也反证出中国政府的国际公关还有多少功课没做。希望奥运会能起到这个公关作用。）
我在重庆机场接到了我父亲。我们住了一家码头边的中国人旅馆；我觉得没理由去住一家外国人旅馆，花的钱多三倍。在那个夜里，旅馆的工作人员电话打来两次，冲入房间一次；总是说要检查我们的护照。每次的打扰都把我父亲吓坏了，他本就在艰难倒着时差，我跟他解释说那些工人可能只是好奇。
在上午，我们搭了九点钟的慢船而下涪陵。跟旅馆一样，我的这个选择，也被证明犯了严重错误；我们本可搭水翼船，把坐船的时间减半。我想我父亲也许想尝尝当地的江上生活之风味，但五个半小时的味道是太多了，而这艘慢船上面满是失业的四川人，去武汉找工作的。走道上，他们一群群如伤兵般，睡着，抽着烟，随便吐痰。船上太拥挤，无法闲逛，而江上的雾气太重，也无景致可看。我父亲在他的床板上颤抖，直到我们终于抵达了涪陵。
在码头上我跟的士司机讲价，直到有一个人愿意接受15块的价钱，把我们带到学校。的士上奇声牌香烟烟气腾腾，而且，跟往常一样，司机很为接载外国人的特殊责任感而骄傲。他在城市的中央飞驰。行人们慌忙闪躲。我们在乌江大桥上剧烈摇摆，而深绿色的江水在下方远处。我父亲紧紧抓着安全带。过了桥。引擎轰鸣。
“为什么，”我父亲问，“他要一直揿喇叭？”
整整两天，我父亲一直无法入睡。那噪音，那尘土，那语言，无尽的蜂拥的人群，大街上持续的喧闹——所有这些太够呛了。在夜里，他躺在床上，听着江上的汽笛。我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来适应这城市，而现在，只有十天的时间给他。
他总能从大强度的锻炼中找到慰藉——五十六岁了，他依然每天跑十英里——而我决定说，这是治疗他失眠症的最好办法。毕竟，跑步这种简单活动，在我刚抵达涪陵时，对我起到过安抚作用。所以有那么两天，我带着他长跑，跑过插旗山的山顶，跑入乡下崎岖的山丘，农民停下来看着我们。我们每天跑十二英里；我确保我们的步子要够快。
这是有用的——两天后，他睡得很好了。但现在他的鼻子跟水龙头似停不住，而他的喉咙跟烧了似的；他把煤灰擤到我的洗手池里。在余下的时间里，他一直在生病。我的鼻炎又发作了，我也病了。我父亲建议我们不要跑了。
那大概是我在中国渡过的最长的一周半。那感觉就像是看到镜子中的自己，头一年的自己，不过现在被压缩到了十天当中——所有的害怕，烦扰，着迷，陌生，对于这个城市；这一切都在一个星期多点的时间里击中了我父亲。我发现很难预测下一件搅扰他的事情会是哪样，因为我在涪陵呆了太久，已经不再是从一个纯粹外来者的眼睛里看它了。对我来说很合适的一艘慢船，对他来说很可怕，而其他我曾经担心的，比如食物的辛辣，却一点不是问题。和遍布世界的很多和平队员一样，我发现父母的来访乃是一种揭示：我突然发现，我学到了许多，又遗忘了很多。
到了第三天，他对噪音与空气较为适应了，那以后我们花很多时间在城里走动。我们观看街边的医生给农民的脚掌做手术；我们看着铁匠做凿子；我们去看棒棒军，他们也看着我们。我们看着店员用手做兰州拉面。我们逛到了市场，看工人把鳗鱼去肠。一天上午，我们撞到老城区一家小店，一个男人正拿着把脏刷子清洗注射器，我们也在边上看了。
“那些是给医院的，”我问他时，男人大声说道。
“那家大医院？”
“对，大医院！”
那就是我会去看急症的地方。“他们会重复用这些针头？”我问。
“当然啦！”
我把一切都翻译给我父亲听。我告诉他那些宣传标语牌上说的什么，我把城里的熟人都介绍给他。他见了黄小强，还有学生之家的其他老伙计；他见了公园里的那些工人；他见了烧烤档的摊贩，还有那个十岁的刷鞋女孩。我把他介绍给了茶室里的朋友，当我们离开时，三个对面美发厅的小姐喊着我的名字：“何伟！何伟！何伟！”
“那是什么意思？”我父亲问。
“那是我的中文名字。”
小姐们格格笑着，从街对面叫着我的名字。她们挂着浓妆，染了头发。有一个在抽烟。
“你们嚷什么？”我用中文问。
“我们在叫你，”一个道。
“为什么？”
“我们想让你过来。”
“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从李佳丽那儿——她是我们的朋友。”那个小姐说完，她们全都笑了。
“我得走了，”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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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走下街时，她们在背后大笑。我父亲回头看去，问“那些人是谁？”
我觉得去拜访一次教堂，可以平衡一下他的感受。我们见了李神父，在他的屋里聊天。他很有礼貌地对我父亲说话，由我做翻译，而我提到神父在周中的弥撒时，依然会用拉丁文。
“告诉他，我曾经在拉丁弥撒中，做过祭坛男孩，”我父亲说。李神父点点头，说在涪陵再没别人懂这语言了。我问我父亲他是否还记得传统的礼拜仪式，他点了头。
“以圣父，”他说，“圣子，圣灵之名。阿门。”
“让我进入上帝的神殿，”神父回应道。
“向上帝致意，他将快乐赐予年少的我，”我父亲说。
有几分钟，他们在用拉丁文做弥撒仪式。近一个星期来，我一直在做翻译，现在的感觉很奇怪，坐在那里沉默无语，听着他们说话，却不明白他们说的每个词，而我对他们本是多么了解的啊。神甫的拉丁语会混上四川话；我父亲带着美国口音。他们靠的都是硬背，用一种生了绣的古老语言作正式对话，然而很清楚的是，在这对话的交流中，这两个男人彼此看见了对方。在他们的仪式结束后，李神父经常糊涂掉，直接用四川话对我父亲表达，以为他会懂似的。但在我们离开时，他又一次用了拉丁文。“愿主与你同在，”他说。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我父亲说。
我们去了涪陵南边的高山上露营，在那儿，金佛山的海拔超过了七千英尺。亚当与我曾经到过那个美丽的地区，完全未开发，除了三线工程时安排在那里的老旧军工厂外。自从邓小平在1980年代开始解散这些项目后，涪陵大点的工厂都转为了民用，但许多偏远地区的小工厂，则被遗弃了。交通状况太差，不值得改造它们，而且许多的偏远工厂本就建得不好。即便在那些工程兴盛的日子，有些工厂也建得太快，太马虎，只用得了几年就要再建。
通往金佛山的路上，我父亲和我穿过一个高狭的山谷，那儿满是空荡荡的仓库与工厂，破旧不堪，墙上有消褪了的标语，二十年前写的：
备战！备荒！服务人民！
破旧的墙在宣告它们的紧急状况，在沉默的山谷中。但这儿再没有人去念了；工人们被转移去了重庆，或者涪陵，或者他们所来的地方。这里只有我父亲和我，独自步行，穿过这山谷的废墟，它们是为了回应美国核弹的威胁而急急安置在这里的。
（何伟似乎对那段中国历史还不算很清楚。自从中苏关系在1960年代初破裂后，很多的“备战”都是针对苏联的，而非美国核弹威胁。）
我们野营了两晚，徒步走去一个山洞，它是一个深洞，可以把我们带去山的石灰岩那一面。这洞口是天然的，不过为了某种不明的军事目的，它里面是被拓展开的，也许它曾经是个军需品工厂，也许是个储存库——现在，它就是个长长的甬道，一直穿过金佛山的心脏。我们用手电筒觅着路，在黑暗中大约走了四分之一英里，最后到了山的另一面，北面的山谷往下，乃是稻田，以及回涪陵的山路。
我们回到了学校，发现一个英文系的学生，叫白琳达的，死了，在我们野营时。星期五下午她犯了头疼；晚上她被送去了医院；在星期六，她就死了。没哪个医生知道是怎么回事。她是那年英文系死的第二个学生。除此之外，傅主任的一个妹妹，最近也突然死去了，而党支部张书记的女儿，一个可爱的小学生，在秋天时，死在课堂上。在某些方面来说，这孩子的死乃在预料之中——她的一年前做过脑部手术，之后，她的名字就改了。因为这个医疗事故，张书记的妻子被准许生第二个孩子。那女孩的改名乃是中国习俗——更改名字，希望改变身体健康。
人们死在涪陵。当然，死亡发生在世界各地，但在这个江城，它发生的情况看似更频繁，更突然。而且它经常以奇怪的方式发生；那年迟些时候，一个女人死在天主教堂，当时部分的天花板塌了下来。在我离开的下一年，发生了一次最莫名其妙，最可悲的死亡事件，另一个英文系的学生，滑入了厕所蹲坑，撞到了头，死了。在涪陵，一些小小的事故，有时会带来致命的后果，这儿的医疗条件不均衡，而这些死亡对我的学生的震撼，并不如我想的那么大。他们会哀悼，然后继续过下去。
（我想起高中时候的两次死亡。一个是同班的男生，他来自乡下，突然退学，大约半年后，听说他死了，不明死因，大家都回避谈论，包括老师；另一个，是三十来岁的体育老师，听说他得了淋巴瘤，也是大约半年后，就死了。）
而我的父亲也目睹了这一切；和我们其他人一起，他帮助安抚学生们，但他们的悲伤是安静的，态度也很坚决，他们一贯如此；这种无助与坚强的揉合，真让人无比酸楚。
之后，那十天的旋风过去了。我父亲在涪陵的最后那个下午，我们走到了插旗山的山腰。这是个温暖的日子；阳光明亮照着城市。在山丘上轻风吹拂。一个农夫在他的稻田里干活，他邀请我们去他的家里休息。我们坐在天井的粗木凳子上。这儿没有人喊叫；没有车，没有人群；视野里不见宣传标语。我们只是坐着，呼吸着干净新鲜的乡村空气。
农夫的母亲出来和我们聊天了。老妇人八十一岁了，当我问到她是否在这房子里长大，她笑了。“这过去是地主家！”她说。“我太穷了，住不上这种地方。”
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太规整的楼群，老妇告诉我，它建在150年前。现在有好几户人家住这儿。屋顶上铺着瓦，屋檐上有旧式风格的人物雕刻。在涪陵的乡下，很少有这样的建筑，我问那地主和他一家人怎么样了。
“他们在1950年代被赶走了，在解放后，”老妇说。“他们去了北面，白山坪后面的乡下。我不知道他们后来怎样了。”
她的儿媳在听着，她问我。“你们国家有地主吗？”
“没有，”我说。
我把所有话都翻译给我父亲听，而他现在不同意了。“我们美国当然有地主，”他说。我想了想，发觉他说得对。在涪陵呆了两年后，再说到某个国家的地主没有被杀掉或放逐，简直像是奇谈了。
“我说错了，”我对那女人道。“在我的国家里有地主。”
“我也是那么听说的，”她道。“但我们中国的地主全不在了。”
有一个小时，我们坐在前地主的房子里，跟人们聊天。有人牵着水牛从天井穿过。孩子们从学校回来了。有一个小女孩我父亲觉得跟我妹妹安吉拉挺像——在她的举止动作中。橙红的太阳落在城市后面了。我们谢过了那家人，走了，从田间穿过。
“真想不到我会那样，”我父亲说。“就那么走到一个中国农民家里，跟他们那样说话。如果我是你的话，我每周都去会一次。”
我看着我的父亲；他微笑着，轻快穿过农田。我第一次发现，他根本不像我那么疲惫。涪陵的一切都闪亮而模糊地从他身边掠过，十天替代了两年，现在他要回家了。我羡慕他——但同时我也庆幸，他是对的；我可以随时去拜访那个农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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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ssler_讨厌权力_新浪博客在我父亲离开后不久，亚当的父母来了，而他从我犯的错中学到了一些教训来规避。他们住在重庆的假日酒店，但他们乘了一样的慢船，搭了一样的的士。在开头，他父母疲惫的表情跟我在父亲身上看到的没多少区别。
在几天后，亚当计划给学生安排一个夜间的讲座。他的父母过去住在威斯康辛的乡下，想要演示一些幻灯片，讲述美国的农业。亚当去了外办，跟王先生说了。这是我父亲上讲座时我没干的——我的个人方针是不跟外办有任何交道，因为那只会给自己带来不可预测的麻烦。但亚当以为王先生或许想听听这讲座，所以去找他说了。王先生说，很不巧，学生们在周三晚上有事。
“他们有课吗？”亚当问。
“他们已经有计划了。我很抱歉。”
“那没问题，”亚当说。“我们可以在周四上。”
王先生轻轻笑了。他总是对所有事情致以轻笑。这种笑容让你不信任他，直到你了解他多些，然而你就更不信任他了。
“我恐怕那不可能，”他说。“学生们周四也很忙。”
“在晚上？”
“是的。”
“好吧，我会跟他们说，找一个时间，然后我会告诉你。我想你也许想来听听。”
“事实上，”王先生很明确说道，“你父母不可能向学生们讲课。”
“为什么？”
“学校的人觉得那样不合适。”他再次笑了。
“这怎么会不合适？他们不是在学英语吗？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机会，而且只是关于农业——没有任何政治话题。他们将会谈谈我们曾经住过的乡村。”
“是的，但你必须教你自己的课程。”
“我父母在一家美国大学教了许多年。他们做老师比我强，但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额外上一课。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让学生们见识不同的英语老师。”
“相信我，我理解，”王先生说，“我很愿意去听讲座，但谭先生反对。我很抱歉。”
这就是王先生惯用的手段——好干部/坏干部。谭先生是个高级别的行政员，负责外办的，通常，他是王先生的坏干部。事实上，我们觉得谭先生乃是学校里最讨人喜欢的行政员之一，一个友善的人，对我们要坦诚得多。如果允许我们直接跟他打交道的话，情况会简单多了，但把他放在一个安全的距离外，会更有用，让他当个坏干部。
“这样如何？”亚当说。“我会上课，然后学生们可以问我父母些问题。行吗？”
“恐怕不行。”
“所以说，我父母不能跟学生们说话？”
“哦，他们当然可以跟同学们说话！”
“但如果我上课的话，他们不能说什么？”
“是的。”
第二天，亚当点名后，就下了课。他说，同学们可以离开，但如果他们想留下来听梅尔先生，梅尔太太讲话，那也很欢迎。没有人离开。他的父母放了幻灯，上了堂美国农业的讲座。学生们提了问。问题回答了。没一个干部到场，但无疑他们后来听说了。
到那个学期，我们对那种没脑子的政治限制越来越难容忍了。一般说来，我避免跟干部打交道，幸运的是，这还不难。我从来不去外办，除非绝对必要时，而我也尝试不跟任何一个行政员说话。在我的公寓里，有两台电话：一条外线，一条校园内部线。这个安排很好，因为只有干部会用校园线，而我从来不接。
王先生乃是唯一一个我真的不喜欢的——一次又一次的事实，证明他特别油滑，不诚实。我对其他人没有这种感觉，然而他们身上某些东西让我觉得压抑。傅主任可能是最惨的一例，因为我知道他真心喜欢我们，关心我们的福利，然而他看起来有巨大的压力，来自上面，有几次，这种压力阻止他向我们坦诚以对。毫无例外，事情总是那样——总有压力来自上面，坏干部压着好干部。这里有无数的好干部，然而你却从来见不到坏的那个，但好像总是他们来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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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N（江城）——PETER HESSLER（何伟）_讨厌权力_新浪博客
回到去年的十二月，桑尼，亚当，还有我一起写了个缩短版的“一首圣诞颂歌”，来让我们的口语班演这出狄更斯的戏。在我们准备期间，傅主任叫我过去，他焦虑不安，跟我说，我们怎么也不能教同学们圣诞颂歌。
“你知道共产党对传播宗教非常敏感的，”他说。“我很抱歉，但是同学们不允许在课堂上唱圣诞歌。”
“那我们还可以谈论圣诞节吗？他们在学习美国文化。”
“是的，可以。但他们不能唱歌。”
“那么非宗教的歌怎么样？戏中间有个部分，他们得唱圣诞歌，我可以叫他们唱一点儿也不宗教的歌。你知道，在美国，许多人都不觉得圣诞节是个宗教节日。比如，有这样的歌，‘我们祝你圣诞快乐，我们祝你圣诞快乐，我们祝你圣诞快乐，我们祝你圣诞快乐，还有新年幸福！’”
“不行，”傅主任说，还是笑得很紧张。“恐怕我们不能唱跟圣诞节有关的歌。我抱歉，但你知道这不是我的决定。”
（这个情况现在也发生了变化。我的两岁侄女已经在深圳的幼儿园里学唱圣诞歌了。中国的变化，从现在看过去，即便只十年，也那么巨大。
甚至，网上还流传说法，共产党内部文件建议给党员以信教自由。但以我的理解，继承邓小平的传统，现在中共政府，采取的策略，往往是，先做，不说，降低影响。）
我本可以指出，在春天时，即便校园里的宣传喇叭，也经常放莫扎特版本的“那个孩子哪儿去了”，作为中午娱乐节目的一个部分。但我知道这争论是没用的；在这种事里根本无逻辑可言。以同样的无厘头精神，我指导我的班级，用一首共产党的爱国歌曲，替代了圣诞颂歌，这可能是对狄更斯的作品最没提升价值的了。我最喜欢的那一幕戏，乃是一个狂怒的思科鲁乔，挥着他的拐杖，向着一个快乐演奏着“东方红”歌队，一边唱着歌颂毛泽东，而另一边，那老人大吼道，“汉堡包！”
我们和行政方的问题，大多比那个更荒谬，而且，很少是关于重要的事情：对于教唱圣诞颂歌，我实在也不怎么关心。然而，过了一年半，我以为部分的尴尬感已经不在了；我们本可以成为好朋友，对于不那么重要的事情，进行自如的交流。
但其他的限制就不是小事了。桑尼与诺林的汉语家教是两个年轻女人，来自英文系，在学习过程中，她们成了好朋友。在那个春天里的一个节日，其中一个老师请她们两人去她家，然而，最后一刻，她反悔了，解释说去她家的路出了点问题。这很奇怪——春天的雨还没来，没理由马路会被冲掉。后来，我们了解到，系里的官员向那年轻老师发出指示，不要请外国人去她家里。表面看，他们是担心桑尼与洛林会出什么事，而那老师要负责。但更大的可能是，这指令源于同一种莫名其妙的猜疑症，从一开始就悬在我们的头上——总觉得外国人很有政治风险，应该保持距离。
（同样的，我的想法是，中国在发生变化。在私营商业部门，这种管理指令肯定不会发生，而随着中国社会趋于私营化，中国人的自由在增多，以及政府部门的管辖权力，范围，在缩小。）
这种指令总是在我们的背后发生，这是最糟糕的部分。它把猜疑症转移到我们这边了，发展到我们过度分析每一次小小的交谈，每一个微小的变化，寻找人为操控的痕迹。当桑尼与诺林告诉我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冲去了当地汽车站，而司机们跟我说的和预料的一样——道路没有问题，这就是说，学校里有人对桑尼诺林她们说了谎。这是每一个共产主义系统的经典范式，恐惧与猜疑，从一个层面传导去下一个层面，制造出一个互不信任的网络。
（猜疑症，恐慌症，PARANOIA，在当今中国，还普遍存在，不仅是政府层面，在网络上也有很多来自民众的声音。近期的经典案例，就是西藏事件。一般说来，孤立的社会，孤立的人，和外界缺乏交流的，比较容易陷入这种症状。）
但我们逐渐发现，这种不信任，我们的猜疑症，是有依据的。我们有朋友来告诉我们事情乃是如何运作，而我们受到控制的程度有点惊人。当电影铁达尼号在春天上映时，有一个同事邀请我们去他家，在VCD上看片，但再次的，这邀请在最后时刻取消了。后来，他直率地解释道，干部们害怕外国人发现这片子被盗版了——一个可笑的掩饰，在涪陵任何地方，你都不可能不见到铁达尼号的盗版碟，小贩们把碟片都塞到我鼻子下了。这片子非常受欢迎，在当地戏院，挂了一幅非常大的推销板，上面结合了宣传与广告：
富通珠宝店是铁达尼号的唯一赞助商
国家主席与党书记江泽民推荐
现在，系里的指令经常是双重的自我欺骗：我们不但知道电影被盗版，我们也清楚看到了学校是如何想要操纵我们周围的世界。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出，这种控制很缺乏持续性，因为在许多方面，学校又给了我们很大的腾挪空间。在我们的教学上，这一点就特别真，逻辑上来说，这方面应当是我们最受限制的领域才对。除了偶尔的小事故，比如亚当的讲座，以及狄更斯的戏剧，我们的教学自由度，比在美国还大。没有人来查看我们的大纲，或者就教学内容来找麻烦，我们完全按照我们的意愿去编排课程。我尤其敬佩的是，他们居然让我们上英语文学与美国文化课，那里面不免时常有弦外之音，涉及政治。
在大多数方面，他们待我们不错，而且，考虑到涪陵的偏远，外国人很少，他们对我们也算给予不少信任了。然而，那最后小小的几步，依然没有迈出，这让人感到更加沮丧，因为更重大的壁垒已经不在那儿了。到春季时，我意识到，我在涪陵期间，这些最后的障碍不会移除，我尝试不去想它了。生活的其他方面比从前好多了。
特别是我们和学生的关系，在第二年里，改善了许多。很大程度上是亚当的缘故，他总是一个很尽心的教师，花了很多额外的时间与同学们一起，帮助他们在我们办公室里建立起一个图书馆。他是第一个真正赢得同学们信任的外国教师，而由于在同学们心目中，我们两个几乎区别不开来，很自然的，他们也将这份信任延伸到我身上。
而时间也起到了作用——他们已经认识我们两年了。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学会接受外国人；我们的改变非常大，现在，对于如何跟他们接近，我们学会了很多。他们依然喜欢我们的非正式感，随意感，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把我们和其他老师区别开来。但他们也知道，我们可以变得严肃，认真，而在那些时候，我们并不是宣传人员；特别是，当讨论美国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很直率。那个学期，我教了“德赛尔的宝宝”，以及兰顿休斯，而亚当的美国文学课集中于民权运动。他对那个部分毫不避讳，放了一段录像，是詹姆斯梅里迪斯躺在密西西比的高速公路旁，被一个种族主义狙击手打死在那儿。学生们知道，没人强迫亚当去放那些片子——他可以上一些关于美国的正面课程，关于它的成功之处，在科技，或者经济，教育方面——亚当的这种行为，让同学们更愿意去诚实讨论他们觉得重要的话题。
另一个重大的区别，是我们现在能说中文了。在秋季时，我开始跟几个同学用中文交流，当我在课堂外碰见他们时。因为他们想听听我学了些什么。而随着时间过去，我发现，这不仅仅是出于新鲜感；像我一样，在说中文时，他们变得截然不同。他们感觉放松多了，而这不单是语言的问题；这也有政治意味。
在亚当父母离开后的一个晚上，我在学生之家吃饭，这时，吉米，莫，还有佐治来了。他们是我最喜欢的几个三年级学生，我们用英语稍稍聊了会儿。他们问到亚当的父母喜不喜欢涪陵，我说喜欢的，除了对干部的印象外。
他们三个靠近来。“为什么？”吉米轻声问道。我用英文回答：“因为他们觉得外办的人对他们不礼貌，而且他们也不理解为什么。”
“我们外办干什么了？”
现在我用中文回答，讲了那个故事。在中国，让某个人的父母不愉快，是很大的不尊重，在学生们眼里闪现出失望。我坦率地告诉了他们我对系里的看法，以及那些小事件如何随时间累积起来。莫和佐治都是党员；一年前，我绝不会如此诚实地跟他们交谈。但用中文交谈，让每个人都更自在了，也包括我。
随着我在课堂外与学生的交流更频繁，我发现这种模式多么有用：每当有敏感话题，我们就用中文。这让我惊讶，因为英语本可作为我们的秘密工具——在校园外，几乎没人听得懂我们在说什么，用它来讨论上述话题是最安全的，不怕有人听到。但即便在这么一个拥挤的餐馆里，说到关键处，我们转向中文，我们谈到政治，或者性，或者我们和学校的关系。即便最好的学生也经常这么转换语言，尽管他们的英语比我的中文好得多。
终于，我意识到，那惧意，不是说怕别人偷听。关键是他们要觉得舒服自在，因为那些带有不确定性的话题，用他们的本国语言来处理更容易一些。但我也察觉到，真正的惧意，他们真正怕的，是他们自己：几乎所有的限制，都建立在他们自己的头脑意识中（自我审查）。英语是在学校里学的，是以它就跟这个教育系统不可区分，跟学校的政治管治紧密联系。当他们说英语时，警钟会自然在他们脑中敲响——这是门学校语言，也是外国人的语言，这双重的背景下，他们已习惯于谨慎了，无论是想，还是说。一旦我发觉到这些限制是内在的，我开始想，对于那些坏干部来说，情形是否也一样。也许，他们只是存在于好干部脑子的一个角落里，一种烦人的畏惧，抵消了每个人的良好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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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N（江城）——PETER
HESSLER（何伟）_讨厌权力_新浪博客这是个干燥，多尘的三月，到了最后一个周末，我去了乌江上游，一次远足。这和去年那次远足同一时间，同一路线。我一直喜欢乡村的四季变换，那是我个人的忠实惯例，到绿意盎然的春日河边野营，在三月的尾声。
我越过头两个山谷，到了涪陵梁堂铁厂。在过去一年里，那儿没有任何变化，只是现在我可以认出宣传牌上的汉字了：
勤奋——友好——服从
为遵守纪律而光荣
为破坏纪律而羞耻
三车矿石沿着山坡飞驰而下，工人们驾着一堆堆白色石头，又笑又嚷。我经过了去年的标语：
高高兴兴上班
平平安安回家
我想，那应该是我今天的圣歌：高高兴兴，平平安安。我对自己重复着那些话，走过了崎岖的山丘，然后下到了深绿色的河谷，那儿的溪流朝西向着乌江而去。
河谷中春天无处不在——开着花儿的泡桐树，金色的油菜地，在轻风里抖动，胡萝卜，生菜，洋葱，扁豆，都在急切生长。水稻苗在竹子搭的塑料温棚下色彩明亮。
我到了第四个山谷，那儿有个农民引着头水牛在耕地。他走在泥地里，裤子卷过了膝盖。空气甜甜的，有附近油菜地传来的浓重香味。老人的妻子与孙子坐在田边，我停下来跟他们打招呼。
那女人看着我。“我去年见过你，是吗？”她问。
“是，我去年来过。我住在涪陵。”
男人停下了活儿，笑了。“我记得，”他说。“你有张地图，还问我该往哪儿走。但你并不理解我们说的话，你走错了方向。我们想要帮你的！”
我保证说，这次我肯定要搞对。他们问我在涪陵干嘛，我说我是个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