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跟我说，他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一个画面就是，有一天早上他睡醒睁开眼睛，第一眼就看到爱林坐在他床前的椅子上，静静地对他笑，他很感动，也很感激爱林的不嫌他老和不怕他病，父亲让我告诉爱林：“姥爷好高兴，姥爷觉得很幸福、很圆满。”
在回程的飞机上，我跟爱林说：“谢谢你。”爱林和我一路唱着：“只要姥爷你笑一笑，姥爷姥爷您好……”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五日
父亲最后的愿望是回山东老家青岛走一趟，我安排了几次，最终还是去不成。
去年欣闻有个山东文化旅游团，我报了名参加，第一站就是青岛。到了青岛，我们下巴士走到海港边。我扶着栏杆，迎着风。这是我家乡的风啊！那风轻轻地吹拂着我的脸、我的发、我的衣衫，仿佛父母化成了家乡的风包裹着他们深爱的女儿。我闭着双眼倾听那风的话语，感受那风的抚慰。
青岛发展得很快，市区里的高楼大厦和百货公司，就像其他大城市一样。他们说的也都是标准国语，和我想象中大街小巷大人小孩都说着山东土话的情景完全两样。
走回巴士的路上，经过一家小杂货店，门前一张矮木桌，几位老人家围坐在桌旁小凳上喝着茶闲聊着。这情景就像我小时候，邻居叔叔伯伯们闲话家常的样子。忽闻有个老人说了句很土的话，这正是小时候父亲闲聊时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我禁不住眼眶里充满了泪水。
在山东那几天参观了许多城市和名胜，但始终没有看到我想象的山东，有点失望。到济南的最后一个下午，我和几位朋友到旧城去逛，有一条窄巷子里，水泥墙上刻着毛笔写的诗词，因为岁月的洗礼，变得斑斑驳驳很有味道。巷里一户户人家紧挨着，巷中有一家小院落，院子里有一口古旧的抽水井，抽水井连着一条木棍，用两只手一上一下地压，就可抽出水来（我小学三年级住在台北县三重市地小巷子里，进门的小院里也有这么一口抽水井），抽水井旁靠墙处是煤球炉，炉旁叠起一个个中间透着许多圆洞的圆形小煤球。在我刚有记忆时，家里也用煤球和黑炭烧饭。
隔着纱窗的门往里看，一百多尺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单人床，床上铺着粉红大花旧床单和枕头套，床边有两张藤椅和一张木制书桌。屋里有一位像是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和一个妇人正说着话，我们要求进去看看。老太太坐在床沿上，我握着她的手跟她说起山东话：“大娘！您好！我也是山东人，我从香港来，我是林青霞。”老大娘以为我骗她，直说：“林青霞她很老、很胖，你怎么会是她？”经我一再的解释，老太太拄着拐杖到书桌上找老花眼镜，我把脸凑上去让她看仔细，她像鉴定珠宝一样，“矮又垒！枕滴使令晴下。”（怪怪，真的是林青霞。）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想起小时候，每次外婆见到我，总是握着我的手，亲切地望着我说同样的话：“矮又垒！晴下垒勒。”（怪怪，青霞来了。）
天色渐暗，告别老太太，回到酒店和团友们聚餐。突然想起，没给老太太留下什么，万一她一兴奋告诉左邻右舍，说林青霞到过她家，人家不把她当做老年痴呆症的病人才怪！于是请秘书送去一张签名照和买礼物的钱，没想到她怎么也不肯开门，说是她打电话给儿子，儿子说我们是骗子。好不容易才说服她开了门。等解释清楚后，两人推托了半天，最后照片是收下了，信封里的钱却怎么都不肯拿。
这就是我们山东人的特质，纯朴、直率，不贪小便宜。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我那花样年华的继女芳龄二十二，别人单眼皮眼睛又细又小，她的单眼皮大而有神，我经常凝视着她，见她那有如黑色缎带的长发，从肩膀瀑布似的流泻到腰际，总是忍不住地赞叹：“嘉倩，你好美。”她有时会轻声叹息：“唉！我觉得我老了。”她这样说我一点也不惊奇，我也是从二十二岁走过来的人，很能了解她的感受。想起这个年纪的我，有一次到同学家，同学的妈妈跟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也跟我说同样的话：“年轻真好，都这么美。”而我的回答竟然也跟嘉倩一样：“唉！我觉得我老了。”同学的妈妈很讶异：“你都说老了，那我怎么办？”
二十多岁的我经常愁眉深锁、眼神迷惘、多愁善感，不知道为什么愁，也不知道有多少愁。朋友说我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现在回看当年的照片，才发现少年时我的美，深深地慨叹当时为什么不懂得欣赏，反而让最该欢乐的岁月荒废在无谓的闲愁中。我跟嘉倩说：“你到我这个年龄，反而会觉得自己年轻，所以，为什么不好好活在你真正年轻的时候。”
二十二岁生日是在意大利罗马过的，我们在那儿拍摄白景瑞导演的《异乡梦》，男主角是秦祥林。那时除了拍戏，其他时间都在逛街买欧洲时尚新装，经常是满载而归。生日那天我和妈妈请《异乡梦》所有演员和工作人员到导演孙家雯开设的中国餐馆吃饭。大伙儿在外地拍戏非常辛苦，饭后我们再请大家到当地的夜总会跳舞轻松一下，在舞池里瞥见当时是秦祥林太太的萧芳芳热力四射地舞着，舞姿曼妙，她清丽的短发甩来甩去地在空中飞舞，掀起了大伙儿澎湃的情绪。
二十二岁唯一留下来的生日礼物是一条用碎钻镶了号码二十二的K金链子，那是琼瑶姊送的。她跟平鑫涛刚好在罗马度假。清晰记得，她银铃似的笑声直说：“这完全是巧合，我刚好有一条镶着二十二的钻石链子在身上。”
我过了一个快乐的二十二岁生日。
在人生的旅途上行走数十年，回想起来，有些岁月匆匆划过，了无痕迹，二十二岁那年却过得特别长，印象特别深，别人一天当一天用，我却一天当三天用；别人一天工作八小时，我一天二十四小时还不够，一年里拍了《我是一片云》、《奔向彩虹》、《异乡梦》、《温馨在我心》、《幽兰在雨中》、《金玉良缘红楼梦》。电影里的角色，随着不同的戏转换着，从有如一片云似的清纯女孩到彩虹世界里的模特儿，从在异乡游学的游子到没有烦恼的调皮女孩，从苦命女子到含着玉石出生的贾宝玉。仿佛过了好多个人生，自我价值感特别高。那是我一生中最灿烂的一年。即使如此，如果要我回到二十二岁重新再走一次，我可不愿意。
我的二十二岁女儿嘉倩，在情路上兜兜转转受了一些苦。我跟她说：“亲爱的，在情路上我也有过刻骨铭心的苦，今天看来，都成了如烟的往事，何须在意？你年轻，你爱过，这不是人生必经的过程吗？”我看你是二十二岁，你看我的“心”也是二十二岁，只要保留一颗童心，你将永远停留在二十二。
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一日
最后一次与黄霑通话是在二零零四年十月，他打电话来向我邀稿写专栏，我非常讶异，他怎么会对一个从来没有发表过文章的我有信心？他态度诚恳，我连说了几声“不敢”，他问我是不是怕写得不好，我说不敢献丑，他的声音有点失望。没有多久他就走了。我想为他做些什么，于是写了这篇文章追思他。
第一次与黄霑见面是在一九七三年，我的第一部电影《窗外》来香港宣传的时候。在一个晚宴上，导演宋存寿特别介绍他给我认识，当时他的专栏《不文集》非常受欢迎，而他在专栏里对我赞许有加，导演认为以他这样一个有才华的猛人，能够对新人如此夸赞，是很难能可贵的。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出台湾，来到香港这个花花世界。我怯生生地说我好像变得傻傻的，他声音洪亮，豪放地笑着：“哈！哈！哈！这是正常的！”他那善解人意和豪迈的作风，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次与黄霑见面是一九七七年，我来香港拍李翰祥导演的《红楼梦》。我们在李导演家吃晚饭，他身边坐的是林燕妮，那是我第一次跟她见面。直到现在还记得她的装扮。她头上包着花丝巾，打扮得很讲究，腰杆笔直，笑容可掬。席间黄霑“林美人、林美人”地叫个不停，起初还以为他说的是我，后来才听清楚他称呼的美人是他身边的女朋友林燕妮。在他心目中林燕妮是永远的美人。
他言谈出位、与众不同得令我吃惊，但又不得不佩服他的创意和独特的人生观，他和李导演聊到他的丧礼将会怎么做，他说他会播放事先录好的影片，一开始先“哈！哈！哈！……” 地大笑，然后叫大家不要哭哭啼啼的，要高高兴兴地欢送他。这番话直到许多年后的今天，还是记忆犹新。
他的人生可以说是画上了完美的句点。在跑马地大球场，圈内人为他举办的万人追思会，露天的大银幕上，剪接了他生前的片段。他一身枣红缎子对襟短褂，声音洪亮地说笑着，衬底音乐是他写的歌词：“……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他走得如此潇洒。
一九八四年来香港拍新艺城电影公司的戏以后，因为徐克和施南生的关系，和黄霑见面的机会比较多。有一次大家组团到澳门游玩，团员有黄霑、林燕妮、徐克、施南生、南生的母亲、狄龙、陶敏明、张乐乐。这个旅程因为有了黄霑，整团人都玩得很尽兴。黄霑到旅游区头上就顶着绿色的五星旗帽子，和小贩闲话家常，我好奇地过去试戴，他马上付钱给小贩叫我把帽子戴走，还连声跟小贩说谢谢，虽然只是十几二十块的东西，他让你感觉到他对一般小市民的友善和他的豪迈作风。
有一晚大班人马到他和林燕妮家做客，他家好大，客厅那套大沙发又白又亮，朋友们都靠着沙发坐在地毯上谈天说地、吃点心、喝酒、又弹又唱，直到深夜。
一天夜里，徐克打电话给我，我正好没睡，他提议去黄霑家聊天。到了那儿才发现他搬到一个只有几百尺的小公寓，客厅里只容得下一套黑色矮沙发。他和他的“林美人”分手了，搬出了大屋。我很为他难过，问他觉不觉得委屈，他还是那一贯地豪迈笑声：“哈！哈！哈！怎么会？我一点也没有委屈的感觉！”
他有顽皮的时候。一九九零年我得了金马奖影后，那年金马奖节目主持人是黄霑，南生请我们去“丽晶酒店”吃饭庆祝，桌布上洒满了大小星星，各种颜色的小亮片，灯光昏黄，煞有气氛。黄霑跟我要笔，我说只有眉笔，他拿了去，正觉得奇怪，他已经拿着眉笔在桌上乱涂鸦，本以为他诗兴大发会有什么佳作，没想到他把那大白桌布涂得乱七八糟。我愣在那儿还反应不过来，他已拿起打火机准备烧桌布，大家手忙脚乱地不知如何是好。只见徐克搂着他的肩膀，什么话也没说，眼神里流露出对他的了解和包容。
他也有绅士风度的时候。我有两次和他单独相处的机会。起初很紧张，怕他会像平常一样，话语之间夹杂着粗口。他没有，那天在“新艺城电影公司”工作完毕，没有人陪我吃饭，他自动请缨陪我到公司附近吃火锅。席间聊到我一个人在香港工作的孤单、寂寞和压力，他很认真地听我倾诉，一脸狐惑地问：“大美人怎么会寂寞呢？”他看起来一副正经乖男人模样。我笑了：“本来很怕你会讲粗口，没想到……”他马上收起笑脸：“在女士面前我不会的，你放心。”那晚我们聊得很开心。
记不清是九零或九一年的圣诞夜，徐克、南生请大伙儿到“丽晶酒店”一起欢度。他被指派做我的护花使者，因为只有我们两位住香港。由于交通管制的关系他选择坐渡轮。我们下了九龙码头，那里人山人海的，他怕被冲散，拉着我的手往前挤。当时的感觉真像《滚滚红尘》最后那场逃难的画面。
在他走以前，大家各忙各的，许多年没有见面，有一次看完他的辉黄演唱会，大伙很想再聚一聚，于是就约了他一起吃饭。多年不见，他变得斯文了，穿着打扮也低调、舒服，他说他妻子陈惠敏对他很好，生活上很照顾他，服装都是妻子一手包办，我还说他保养得很好很健康呢。
后来听徐克说，他病了，得了癌症，黄霑没有透露过他的病情，他不希望人家知道。有一次在南生的生日会上，他坐在我旁边，说到好笑处，还是那么豪放地笑着，但是这次不一样，他咳得很厉害，徐克马上站起来陪他到外面去透气，我跟在旁边忙叫徐克拍他的背，他连说没事。
黄霑的一生是精彩的，他忠于自己，尽情地做他想做的事，说他想说的话，他用他的歌声和话语，将他豁达的人生观传达给他的朋友，传达给香港市民。香港少了他好像少了些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少，因为他已深植于大家的心中，想起他就仿佛听到他豪放的笑声“哈！哈！哈！”……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五日
演过一百部戏，一百个角色，最难演的角色却是自己，因为剧本得自己写，要写个好剧本谈何容易。
在我演艺事业最忙的时候，同时轧六部戏演着六个不同的角色，我忘了演自己。有一天，站在镜子前面，看到的竟然是一张陌生的脸。“我是谁？”我问自己。“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我为什么不快乐？”我答不出来，这才发现，不知道何时开始我失去了自己。
永远记得那两个快乐的下午。
那年我三十，在一个晴朗的午后，我和女朋友还没换下睡衣，懒洋洋地斜躺在她纽约的小公寓里，我正拿着眉笔教她画眉时，忽然听到窗外传来喧闹的锣鼓声，来不及换衣服就把睡衣往裙里塞再加件风衣就往外跑。我们夹在人群里凑热闹，在游行的队伍远离后，我和朋友散步到中央公园，倚在长长的木椅上，我眯起双眼享受微风掠过我的脸庞、吹拂我的发丝、掀起我裙角的感觉，眼前走过几个中国人，正要坐直身子，却发现人家并没有留意木椅上那随意懒散不化妆的林青霞，刹那间我享受到那种没有人注目你的自在感。原来快乐可以那么简单，不需华服不靠珠宝。
九零年夏天，我和邓丽君相约到法国南部度假，我们在康城海边沙滩上享受温暖的日光浴。许多法国女人脱了比基尼上衣，坦然迎接阳光的照射，周围没有人大惊小怪，也没有换来异样的眼光。那里更没有人知道谁是林青霞，谁是邓丽君。
我放下了戒备，褪去了武装，也和法国女人一样脱掉上衣戴着太阳眼镜躺在沙滩椅上迎接大自然，邓丽君围着我团团转，口中喃喃自语，“我绝对不会！我绝对不会这样做！我绝对……”声音从坚决肯定的口吻，慢慢变得越来越柔软。没多久，我食指勾着枣红色的比基尼上衣和她一起冲入大海中。她终于坚持不住地解放了。
我们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笑傲，在蔚蓝的海天间，坦然地面对人群。刹那间，我想起了纽约那个快乐的下午，我的灵魂从无形的枷锁里解放了！当时我想，她一定跟我有着相同的感觉。
我和邓丽君不常见面，但是我们心灵的某个角落却是相通的，从十几岁开始我们就在闪光灯和众人的目光下成长，各自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尽心尽力地扮演着分配给我们的角色，能够做回自己的时刻却少之又少。
那个法国南部阳光海滩的下午，对我们来说是特别的珍贵。那个时候，我就是我，她就是她，我们都演回了自己。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一日
看了五月份第五零九期的《明报月刊》，倪匡的文章，《数风流人物：长沟流月去无声》。文内提及他与三毛、古龙三人对死亡存有不可解之处，却又认为人死后必有灵魂，于是定下了“生死之约”。“三人之中，谁先离世，其魂，需尽一切努力，与人接触沟通，以解幽明之谜。”结果古龙走得潇洒，忘了生前的约定，没多久三毛也谢世了，同样的让倪匡失望，连梦也不施舍一个。
三毛岂止跟古龙、倪大哥有约定，她和我跟严浩三人也有过“生死之约”。
应该是一九八八年秋天的事。严浩约我和三毛吃晚饭，那晚三毛喝了很多。饭后我们又到一家有老祖母古董床的地方喝茶。我们三人盘着腿坐在古董床上聊天，三毛一边在她的大笔记本上涂鸦，一边和我们聊，我觉得有点怪，但也没当回事。严浩问道：“你在写什么？”她笑笑：“我在跟荷西说话。”（荷西是她的西班牙丈夫，听说在一次潜水中丧生。）她一边画一边笑，还告诉我们荷西说了些什么。她谈到曾经请灵媒带她到阴间去走一趟的情形。于是我们三个人开始研究，“死”是什么感觉，最后大家约定，如果我们三个人之中有一个人先离世，就得告诉另外两个人“死”的感觉。
那天晚上回到家，大约十二点左右，严浩打电话给我，说三毛在楼梯上摔了一跤，断了肋骨，肺也穿破了，正在医院里。
严浩那天约我们见面，是想请三毛为我写一个剧本，由他来执导。三毛这一跌，我想剧本也就泡汤了。没想到严浩说：“这反倒好，她可以趁着在家疗伤的时间写剧本。”
三毛出院后回到台北宁安街四楼的小公寓，因为小公寓没有电梯，她有伤不能下楼，每天需由家人送饭上去。
我本想去探望她，同时看看剧本，三毛坚持要等到剧本完稿后，才请我上她家。
电话终于来了，我提着两盒凤梨酥上楼，她很体贴地把凤梨酥放在左手边的小茶几上，还说她最喜欢吃凤梨酥。我顺着茶几坐下，浏览着对面书架上放得整整齐齐的书，她注意到我在看那排列整齐的书，她说有时候她会故意把书打乱，这样看起来才有味道。
当我坐定后，她把剧本一页一页地读给我听，仿佛她已化身为剧中人。到了需要音乐的时候，她会播放那个年代的曲子，然后跟着音乐起舞。相信不会有人有我这样读剧本的经验。因为她呕心沥血的写作和全情的投入，而产生了《滚滚红尘》，也因为《滚滚红尘》，我得到一九九零年第二十七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项。这个奖，是我二十二年演艺生涯中唯一的一座金马奖。
没有三毛，我不会得到这座奖，是她成就了我。当我在台上领奖时，真想请她上台跟我一起分享这个荣誉，可是我没有这么做。这个遗憾一直到了二十年后的今天，还存在我的心里。
我们曾经约好，她带我一起流浪，一起旅行的，但最后她却步了，理由是我太敏感，很容易读出她的心事。
通常我与人第一次见面，都会记得对方的穿着打扮，但是三毛那天穿了什么我却完全记不得，只记得她是一个敏感而心思细腻的人，她专注地听我倾吐，也谈论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她的声音像少女般的稚嫩，听她讲话、听她的故事让我入迷，她是个多情而浪漫的女人，我完全被她的气韵所吸引住了。
虽然我们见面不超过十次，但是在电话里总有聊不完的话，在她临走的前几天，我老觉得要跟她通个电话。就在她走的那个晚上，我打电话到她家，电话铃声响了很久很久都没人接。第二天早上，因为有事打电话到荣民总医院找朋友，竟骇然听到，三毛在病房的洗手间里，用丝袜结束了她浪漫的一生。
她走后没多久，我在半夜三点钟接到一通电话，对方清脆地叫了声“青霞”！然后声音渐渐由强转弱地说着：“我头好痛，我头好痛，我头好……”我心里纳闷，这到底是谁在恶作剧？三更半夜的。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人承认是谁打的电话。那声音很像三毛。后来我跟黄霑提起这件事，黄霑说：“那你就烧几颗‘必理痛’给她好了。”
又有一次，我在梦里，见到窗前，一张张信笺和稿纸往下落，我感觉是她，心想，她大概不想吓我，而用间接的方式将信息传达给我，胆小的我不敢接收，嘴里重复地念着“唵嘛呢叭咪吽”把这个梦给结束了。后来很后悔，为什么不先看看信和稿纸里写些什么。
一九九一年六月，我在法国巴黎和朋友沈云相约到埃及旅游，当时邓丽君也在巴黎，我们约她一块儿去，她说那儿阴气重，劝我们别去。记得到开罗的第一个晚上，我打电话给她，请她再考虑过来，她还是劝我们折返。就在那个晚上，我和沈云分睡一张单人床，床的右侧有一张藤椅。我在梦中很清楚地看见藤椅上坐着三毛，她中分的直长发，一身大红飘逸的连身长裙，端庄地坐在那儿望着我，仿佛有点生我的气。我一看见她，先是很高兴她没死，后来一想，不对！马上念“唵嘛呢叭咪吽”，我就醒过来了。三毛是不是在信守她的承诺？传达讯息给我，而我却一再地不敢面对。
我一直把这个疑团放在心里。又过了几年，在一个聚会里我遇见严浩，问他三毛是不是要告诉我什么？信奉道教的严浩，瞪着一双又圆又大的眼睛，轻松而果断地说：“这完全没有关系！”
从此我就再也没有梦见三毛了。
三毛走后，一直想写一篇追思她的文章。又不知从何下笔，这次看到倪匡的文章，心有所感，才把我跟她的交往片断记录下来。
二零零八年五月一日
拍戏的幕后工作人员称呼我“姐姐”，称呼张国荣“哥哥”，我猜想他们也许认为我们两个是特别需要被宠爱的。
一九九三年我们一起拍《东邪西毒》和《射雕英雄传之东成西就》，那个时候我们俩都住在湾仔的会景阁公寓，总是一起搭公司的小巴去片场。有一次，在车程中他问我过得好不好，我没说上两句就大颗大颗的泪珠往下滚，沉默了几秒，他搂着我的肩膀说：“我会对你好的。”从那一刻起，我们就成了朋友。
二零零三年三月的一个晚上，我吃完晚饭约施南生看电影，她说她刚好约了张国荣看电影，她要先问问“哥哥”再打电话给我，我心里纳闷，干嘛要先问他，就买多一张票一起去看好了。
在又一城商场戏院门口的楼梯上方，他靠在墙边对我微笑，那笑容像天使，我脱口而出：“你好靓啊！”他靦腆地说刚剪了头发。
我们看的是《纽约风云》，这部戏太残忍、太暴力了，我看得很不舒服，散场走出戏院，他搂着我的肩膀问我好看吗？我摇摇头，就在他的手臂搭在我肩膀的时候，我被他震抖的手吓得不敢做声。他很有礼貌地帮我开车门，送我上车，我跌坐在后车座，对他那异于往常的绅士风度感到疑惑的同时，他已经关上了车门。我望向车窗外，晚风中他和唐先生走在前面，后面南生那件黑色长大衣给风吹得敞开着，看起来仿佛是他们两人的守护神。总觉得不对劲，回到家打电话给南生，问她Leslie （张国荣的英文名字）怎么了，她说：“问题很大。”我了解状况之后，断定他得的是忧郁症。南生说他的许多好朋友试了各种方法，看了许多名医都没用。我听说大陆有一位医生不管你生什么病，只要用他的针刀一扎就好，希望能说服他去试一试。那段时间正是非典沙士传染最盛的时候，就把这事给搁置了。没想到从此以后，除了在梦中，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四月一日晚饭后南生告诉我Leslie出事的噩耗，我捶胸顿足：“为什么不帮他安排！ 为什么不帮他安排！”其实也不知道那位医生对他会不会有帮助，但还是一再地责怪自己。
Leslie走后，几乎每一位朋友都为自己对他的疏忽而懊恼。他是被大家宠爱的，他也宠爱大家。
岁月太匆匆，转眼之间他走了六年了，今日提笔写他，脑子里泛起的尽是他那天使般的笑容。
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已经是第七天了，他的手还在我的头上、身上，动动这又动动那的，他的身影就在我的眼前晃过来又晃过去。我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零乱的二楼小房间里。从来不抽烟的我，无聊地从桌上拿起他的烟盒，抽出一支烟燃上，学着人家吞云吐雾，俏皮地对他说：“你知道吗？我只有在最高兴和最悲伤的时候，才会试着抽烟。”他的手没有停下来，轻声问道：“那你现在是开心还是不开心？”我说：“开心！”他的国语说得好多了。
认识他那年我二十六，独自一人住在洛杉矶，跟他通电话时还没见过他的人。因为他国语不好，我广东话不灵，于是我们在短短十分钟内，用了国语、英语和广东话三种语言，才把话说清楚。
他的手停了下来，带着满意的笑容。我的发型有一尺高，身上穿挂着七彩飘逸的敦煌美女装，摆出敦煌美女的姿势，“咔嚓”一声，拍立得照片出来了。我松了一口气，经过了七天不停地试身，改了又改，电影《新蜀山剑侠》瑶池仙堡堡主的造型终于定了下来。
后来因为这堡主的造型，电影公司的宣传语句从“纯情玉女”转为“中国第一美女”。从此就因为这“美女”的称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新蜀山剑侠》拍于一九八二年，是我跟他合作的第二部戏，第一部是《爱杀》。《爱杀》于一九八零年在洛杉矶拍摄，在这之前的八年里，我所拍过的文艺片，无论是发型、服装和化妆都是由我自己一手包办，所有的戏几乎是一个造型。《爱杀》是我拍戏以来第一次有美术指导。
他重新改造我，第一件事是把我一头长发剪到齐肩，看起来很清爽，还能接受。第二件事，把我的嘴唇涂得又大又红，我一照镜子，吓了一跳，这明明是血盆大口嘛！第三件事，要我不穿胸罩上镜头，这点我是完全不能接受，他坚持，我也坚持，最后他拗不过我，用拍立得照相机，拍了两张戴之前和戴之后的照片给我看，要我自己挑。我穿的是大红丝质洋装，那料子轻轻地搭在身上，戴上胸围，看起来是比较生硬。不戴胸罩那张，很有女性柔美和神秘之感。教我不得不折服于他的审美观。
而《我爱夜来香》（一九八三）是三十年代的戏，开拍第一天，才在片场试装。先定了化妆，再定发型。我的头发要用发胶，把头发固定成波浪形，紧贴着头皮，再将银色钉珠叶子一片一片贴在头发上，最后穿上黑色蕾丝透明背心长裙，外加黑羽毛披肩。就这样从下午四点直到凌晨四点，整整花了十二个小时，我两个大黑眼圈都冒了出来，化妆师又得忙着用遮瑕膏遮住黑眼圈，等到我累得半死才开始拍第一个镜头。爱美的我，看到镜子里的自己，虽然累，心里还是欢喜的。
第二天拍戏前又花了六个小时造型。
第三天，化完妆，换上粉红睡衣，外罩滚着粉红羽毛的粉红透明飘逸长袍，头上用粉红缎子紧紧地打了个大结，扎得我头昏眼花，四个小时后，他满意地点点头。我无力地伏在桌子上，半天不起来。副导演请我入片场，我抬起头来，一脸的泪水。当我站在摄影机前，摄影师说我的眼睛又红又肿。导演只好喊收工。
《梦中人》（一九八六）有一部分是秦朝的戏，我的妆是白白的脸，粗粗的眉，淡淡的唇，不画眼线，不刷睫毛膏。我简直不敢想象，要我眼睛不化妆上镜头，这不等于是没穿衣服吗？于是我准备个小化妆包，心想等到他看不见的时候我就偷偷地画上眼线，怎晓得他一路跟着我，使我没机会下手。等到站在镜头前，我拿出小包，求求他让我画一点点眼线，他也求求我叫我不要画。我只好依了他，演戏的时候眼睛拼命躲镜头。
看了试片之后我才明白，为什么他这么坚持。原来美并不只在一双眼睛，而是需要整体的配合。他所做的造型是有历史考据的，花的时间相对的也比较长，他的坚持是有必要的。
自此以后，我对他是言听计从，他说一我不敢说二，更不敢擅自更改他的作品。
继《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一九九二）之后的两年里，我连续拍了十部武侠刀剑片。也难为他了，在短短两年之内，要造出数十个有型又不重复的造型。
如果说我是个美丽的女子，不如说我的美丽是他的作品。
“他”就是我的好朋友——张叔平。
二零零八年六月九日
她牵着我的手，很实在，很有力，仿佛有股能量经过我的手掌、手臂直到我的心。这是我从来没有的感觉，我一直在寻找原因，是她慈悲？是她有爱心？是她……？最后，我终于找到了答案。
她，是个什么样的女子？第一次见到她，她很静，不太说话，坐在她姊姊旁边。我对她很好奇，不停地偷瞄她，有时候问她一两个问题，也是一句起两句止。那时候她已经很有名气，我们的戏路截然不同，所以在影圈十年都没有碰过头。我七九年赴美，在美国待了一年多，回台湾转了戏路，才有机会跟她合作，那时候她演的戏多数是社会写实片，角色也多数是黑社会老大的女人，我们合作的第一部戏是《慧眼识英雄》，那是部警匪片。有一个镜头拍她的背影，她依附着一个男人，从码头的甲板走向等着他们的小船。我在摄影机后面欣赏她演戏，她穿着黑色长裤，藏青色风衣，颈上围着围巾，海风把她的衣角和围巾轻轻吹起，我见到的画面是一个飘零的痴情女子紧紧地跟随着她爱的男人。我吓到了！她演得太好了！连背影都演得这么好。那时候我知道我碰到了对手。
第二部跟她合作的是诙谐喜剧片《红粉兵团》，戏里有七个女孩子，个个造型奇形怪状，我的造型是头顶大毛帽，颈系红领巾，腰缠一排子弹，足蹬过膝大马靴，一身劲装，一只眼睛戴着黑眼罩的独眼龙。她戴着一头刺猬状的金色假发，假发几乎遮住她的眼睛，有点怪异，即使如此，她的戏还是七个人当中演得最为入神的。
第三部是《七只狐狸》，有一场戏是我们七个勇猛的女子，一个个拿着枪站在墙头上。在等开机前，几个女孩子叽叽喳喳大声说笑，只有她默默望着前方的导演和摄影机。我站在她左边，彭雪芬站在她右边，我左边站的是叶倩文，我们三人嘻嘻哈哈说个不停，忽然一声枪响，叶倩文的长枪走火，“砰！”的一声打在她的心脏位置，我跟雪芬傻了，只见叶倩文两手颤抖，惊恐地叫着：“惠姗！惠姗！对不起！对不起！”惠姗只转头望了望叶倩文，低头看看打在她胸前那个小泥团，淡然地说：“没事，没事。”我们已经吓得说不出话来，叶倩文傻傻地说：“我还以为她会死。”这惊恐后的松懈，笑得我们眼泪直流。笑归笑，我对她的敬佩之心从此开始。
今年九月到上海，张毅和杨惠姗带我参观他们二人打造的琉璃中国博物馆和琉璃工房厂房。博物馆外墙墙角上，铁丝网做成的硕大牡丹花随风摇曳，张毅骄傲地介绍说这是惠姗做的，惠姗微笑着仰望自己的作品。我望着那外形柔软质材坚硬的牡丹花，再望望惠姗，我看不到电影里那个飘零女子的影子，我望到的是信心满满、外柔内刚的艺术家，正如那爬在高楼上的铁牡丹。“惠姗！你真棒！”我由衷地说。
我跟惠姗进入吹制工作室，那里闹哄哄的，室内温度高达摄氏四十五度，因为正中有个大熔解炉，还有几枝喷着熊熊火焰的管子，只见几个大汉头上包着毛巾，大滴大滴的汗珠子往下坠。惠姗见我兴致很高，说要示范给我看。不一会儿她已经加了件藏青色棉制短外套，说是里面那件衣服容易着火。她从工作人员手上接过刚从熔解炉里拿出棍头连着滚烫琉璃的大棒子，一面下达口令，声音洪亮利落，几个大汉迅速地跟随她的指令配合着。那一千四百度熔炉的炉门打开，一股强烈的热气往外冲，她撩起大长棍，就往炉里伸，马步十分稳健，又仿佛孔武有力，就像是置身沙场指挥若定的女将军，他们分秒必争不容有失，看得我心惊胆战。工作人员透过那枝大长棍把琉璃吹制成花瓶。惠姗搬了张椅子坐下：“青霞，我镀金给你看。”话音一落那琉璃火球已伸到了她面前，她淡定自如地拿着一张张金箔纸片，纤纤玉手往花瓶上一挥，空中即刻燃起一团轻火，那金箔就贴在几百度滚烫的花瓶上，看得我目眩神迷。
在琉璃博物馆，我最欣赏的作品是树脂做成将近五米高的彩色千手千眼观音，观音法相庄严而体态轻盈，这是慈悲观音，有四个面相，四十二只手臂，每一只手都有一只眼，代表他眼看众生需求，四面无所不在。我面对观音，说不出话来，事实上说什么也是多余的，我完全可以感受得到惠姗离开影圈二十多年是如何一步一脚印地走到现在。她要花多少个昼夜，用多大的慈悲、耐心和毅力，才能呈现出眼前这座观音的完美化身。
我仰望惠姗，她长高了，不，她变高了，她仿佛变得跟观音一样高，这时候我明白了为什么她牵着我的手，有股直透我心的能量。
我和惠姗静静地燃上了香，对着观音三鞠躬。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六日
车子缓缓地驶上山，这里不像香港的夜晚，很静，周围不见一个人，也没有其他车子往返。
我和小秘书下了车，山上的树叶被风吹得刷刷作响，万分寂寥。我们转进香港大学柏立基学院，学院是中国庭园式回廊建筑，楼梯转角的灯泡好像坏了，忽明忽暗，我身上那件开司米针织雪白大袍子给吹得飞了起来，心里有点毛毛的，往回看，小秘书穿着一身绿，两手拎着一袋袋东西，正低着头往上爬，那是家里刚煮好的饭菜，热腾腾的，还冒着气。我心中暗笑，这情景好像白蛇和青蛇给书生许仙送饭似的。
“咚！咚！咚！”门打开了，昏黄的灯光下，书生显然已经心力交瘁，见到我即刻露出灿烂的笑容，透着满室的书香，高兴地给了我一个满怀的拥抱。
我环顾书房，室中央放着一个大画架，架板上架着厚厚的一叠像麻将纸般大小的纸张，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和线条，朦胧看见是“俘虏营”、“解放军”、“长春”、“满洲国”、“留越国军”等等字眼。左边长桌上放满了书。我走向窗前，窗外一片漆黑，一座座山深得见不着影，却偶然看见被月光照亮的浓叶在风中起舞，我冲口而出：“这里好聊斋噢！”书生忙摇手认真地说：“你不要吓我！这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们把墙边的小圆桌拉开，饭菜摆上，我陪着她吃，碗筷不够，她请小秘书到楼下已打烊的餐厅去借。
她碗筷都拿不稳。我想她大概是饿了，又可能是写作体力透支，我赶紧帮她夹菜，她这才定下来吃饭。刚缓过气来，她说：“青霞，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话说古时候有一位书生到海边散步，见到沙滩上有个活的蚌壳，快被太阳晒干了，便顺手拾起往海里丢去。过了几天，书生发现每天晚上家里都有丰富的饭菜摆着，觉得奇怪。有一天晚上，门外有轻轻的敲门声，书生打开门见到一名美女，美女说她就是那天书生丢入海里的蚌壳。”
“哈！哈！哈！……”书房里充满着两人清脆的笑声。
古时候的书生十年寒窗苦读，为的是想高中状元。我这位二十一世纪书生朋友，为了著作一本具有时代历史意义的书，上山、下海、大陆、港、台三地奔波，还要跟时间竞赛，采访生在上世纪初、身历中日交战、国共内战而幸存无几的历史见证人。
在写作方面她是翘楚，在生活方面却是白痴。写起文章没日没夜，衣、食、住却全不花心思。她认为作家不可以太享受，所以没请佣人。你绝对想象不到一个经常要查书看资料写作的作家，家里灯泡竟然旧得昏黄而不够光度。有一阵子教授宿舍里发现有臭虫，书生大惊失色，我请小秘书派除虫专家去杀虫，书生安心了，又很“学术”地说，“这是全球化的结果，美国德国的臭虫都在以几何倍数增加呢。”还好书生巧遇蚌壳精，灯泡不敢不亮，臭虫也没法久留。
有一天陪书生买上台演讲的衣服，我走在她身后，见她穿着几年前我送给她的那条米白七分裤，很是开心，忽然发现裤腿后面交织绑着的绳带，右裤腿绑得好好的，左裤腿两排空空的小洞眼，绳带不见了。也没好意思提醒她，心想她自己会发现。没想到第二天出来吃饭，她又穿了那条裤子（后来在杂志上见她接受访问时也穿同样的裤子。可能那时候已经是一边有绳带一边没有）。我实在忍不住，轻声提醒她，她这才诧异地说她完全没有注意到。我说：“你是我见过最不爱漂亮的女孩。”她趴在我肩膀上笑个不停。
古时候那位书生十年寒窗苦读也未必中举，眼前这位现代书生夏天开工，春天动笔，秋天上市，洛阳纸贵。书名《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八日
琼瑶姊和我的命运，都是因为同一本书而改变了自己的一生，而这本书令我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了名。
十七岁那年，高中毕业，走出校门，脱下校服，烫了头发，走在台北西门町街头，让星探发现了，介绍给八十年代电影公司，电影公司送我一本小说——《窗外》。
小说第一页
江雁容纤细瘦小、一对如梦如雾的眼睛、带着几分忧郁。
两条露在短袖白衬衫下的胳膊苍白瘦小，看起来可怜生生。
小说第二页
江雁容心不在焉地缓缓迈着步子，正沉浸在一个她自己的世
界里，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世界。
我当时心想，这不就是我吗？我天生纤细瘦小、敏感、忧郁，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三岁。初中三年加上高中三年，每天上学和回家都得走上十分钟的路。而这十分钟我总是陶醉在自我的幻想世界中，天马行空地胡思乱想。看完《窗外》，我深深感觉，《窗外》正是为我而写的，而江雁容这个角色舍我其谁呢？
八十年代电影公司导演宋存寿果然确定由我饰演《窗外》里的江雁容，当时母亲坚决反对我走入娱乐圈。我想拍的意愿正如小说里江雁容爱老师康南那样的坚定，母亲为此卧床三日不起，最后还是拗不过我。转眼间三十九年过去了，当年母亲拿着剧本（剧本里所有接吻的戏都打了叉）牵着怯生生的我到电影公司那画面，仿佛就在眼前。
拍摄《窗外》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戏里江雁容最要好的同学周雅安，正是我高中的同窗好友张俐仁，拍这部戏就仿佛是我们高中生活的延续，对我们来说没什么难度，导演直夸我们演得自然。记得有一场我喝醉酒躺在老师康南床上的亲热戏，我不让张俐仁看，她爬上隔壁墙很高的窗台上张望，我怎么也不肯演，导演没法儿，只好把她关起来，为了这个她气了我好几天。
虽然母亲和我在剧本里打了许多叉，最后导演还是拍了一场接吻戏和许多场夫妻吵架的戏，因为我刚从学校毕业，很怕老师和同学们看到会笑，所以好希望这部电影不要在台湾上演，没想到正如我当年所愿，《窗外》一直到今天都没在台湾正式上映。
琼瑶姊总是一头长发往后拢，整整齐齐地落在她笔直的背脊上，小碎花上衣衬一条长裤。第一次见到她，她就是这样打扮，那是我拍《窗外》四年后的事。她和平鑫涛到我永康街的家，邀请我拍摄他们合组的巨星电影公司创业作《我是一片云》。平先生温文尔雅，他们二人名气都很大，态度却很诚恳，我们很快就把事情谈成了，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拍拍胸口说，见他们之前好害怕好紧张，他们也拍拍胸口说，见我和我父母之前也好害怕好紧张，结果大家笑成一团。
从七六年到八二年，我为巨星拍了八部琼瑶姊的小说，《我是一片云》、《奔向彩虹》、《月朦胧鸟朦胧》、《一颗红豆》、《雁儿在林梢》、《彩霞满天》、《金盏花》、《燃烧吧，火鸟》。
之前的七二年至七六年已经拍了四部不是巨星制作的琼瑶电影，《窗外》、《女朋友》、《在水一方》、《秋歌》。可以说我的青春期，我生命中最璀璨的十年，都和琼瑶姊有着密切的关系。
少女情怀总是诗，那十年我如诗的情怀总是和琼瑶小说交错编织，那些忙碌的岁月，除了在睡梦中，就是在拍戏现场饰演某一个角色，生活如梦似真，偶尔有几个小时不睡觉不拍戏做回自己的时候，我会跑到琼瑶家倾吐心事。琼瑶姊总是奉上一杯清茶，优雅地坐在她家客厅沙发上，耐心地倾听我的故事，我们时而蹙眉，时而失笑，她写出千千万万少男少女的心事，所以我们也有许许多多共同语言，有时一聊就到半夜两三点。有人说琼瑶姊的书是为我而写，我倒认为是因为我的性格和外形正好符合琼瑶姊小说中的人物。
那些年母亲经常为我的恋情和婚姻大事而操心，不时打电话给琼瑶姊了解我的状况，琼瑶姊形容母亲爱我爱得就如母猫衔着她的小猫，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才能安全。最近重新翻看《窗外》，原来琼瑶姊也是这样形容江雁容的母亲。
从十七岁饰演《窗外》的少女，到现在拥有三个女儿的母亲，我很理解江雁容的情感，也能体会江母爱女之心切。心想如果我和女儿是这对母女我会怎么处理。于是我推开爱林的房门，她正坐在书桌前对着电脑做功课，一头如丝的秀发垂到肩膀，望着她姣好清秀的脸孔，我看傻了，她今年十五岁，出落得有如我演《窗外》时候的模样。我坐到她身边跟她讲《窗外》的故事。“如果你是江雁容的母亲你会怎么做？”我很茫然。“年龄不是问题，我会先了解那个老师是不是真的对我女儿好。”“他们年龄相差二十岁欵！”她看我一副紧张兮兮的样子，想笑，小手一摆淡淡地说：“我是不会交这个男朋友的——”
七十年代末，忘了是哪年哪月哪日。有一个黄昏，我正好走在琼瑶姊仁爱路的家附近，突然想起找她聊天，于是就按了门铃。一进门见她神情黯然，垂首独坐窗前的沙发上。待我走近，她幽幽地说：“听说××死了。”“谁？”“我老师。”“……”窗内的灯一直没开，窗外橙红的落日渐渐消失，我脑子里泛起的竟然是读书时期看的一部《窗外》黑白片，电影的最后一个画面是江雁容的背影，她独自走在偌大的校园操场，镜头慢慢拉开，背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
琼瑶姊从来没有跟我谈起她的爱情故事。依稀记得平先生曾经说过，琼瑶姊写完《烟雨濛濛》后，从高雄到台北接受他安排的记者访问。回去时，平先生送她去车站，不知怎么居然跟她一起上了火车，在车上聊了很多很多，结果他一直聊到台中才下车，我听了很感动，问他聊了些什么？他说他们的话题围绕着琼瑶姊的小说《窗外》、《六个梦》和《烟雨濛濛》转，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谈《窗外》。
我认为，平先生一定是被那个敏感、忧郁、多情的江雁容和她的创作者深深地吸引了。
二零一一年四月八日
今年七月的某一天，我们在徐克家聊天，徐克很自在地抱着小狗APPLE，他那自在的手，偶尔也会搓搓他那白得似乎没晒过太阳的脚巴丫子，看他搓得自然，我也就不觉碍眼，仿佛他是山上修行的高僧，随心所欲地做他喜欢的事。聊着聊着，他拿起桌上的芒果和刀子，徐太施南生急着叫他去洗手，怪他抱过狗没洗手就吃东西不卫生，我想起他手搓过脚，也皱着眉头扯着嗓子劝他去洗。徐克一动也不动，我只好劝南生去拿条湿毛巾，南生边走边嘟囔着：“用毛巾和洗手到底是不同。”我说总好过什么都不做。话刚讲完，一条雪白湿毛巾已经递到徐克眼前，混乱中芒果已经传到了另一个女孩手中。这女孩从北京来，是演员孙红雷的助手，孙眼很尖，一看这情形，马上吩咐助手帮忙切芒果，那美丽的助手对着芒果发呆，我觉得奇怪，心中暗忖，是不是因为生长在大陆没见过芒果？再仔细一看，原来徐克已在芒果上方划了三刀。
曾经听南生说过，她在一家高级餐厅见过一名高贵女子优雅地吃芒果，芒果吃完，除了表面开的方块小洞和吃掉的果肉，整个果仁完好无缺地包在果皮里。于是我故作优雅地说：“让我来。”接回芒果，我再划上一刀，果皮上有个口字，我把口字上的皮拿掉，递了个小调羹给徐克，问他是不是要这样吃？
徐克在纷乱中，手还保持着刚才被抢掉芒果的姿势，圆瞪着大眼，还没合上的嘴巴发出一声：“是啊！”我松了一口气：“哦——这样就不怕你手脏了。”徐克这才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芒果肉从那小口子挖出，一勺一勺地往嘴里送，吃完上面和周围的肉，再用调羹把下方的果肉和果皮分开，然后两手拿着芒果两头，把果仁一转，果仁下面的果肉就给翻了上来。就这样，大导演干手净脚地就把整个芒果给干了。
我猜他心里一定在想，我老爷只不过是想吃个芒果，瞧他们几个紧张成什么样子！
二零零六年八月一日
其实自认连信都写不好的我，哪有资格为才子马家辉写序。在我认识他的头三次会面里，他每次都递给我一张名片，并且邀请我在《明报》写专栏，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也被他的诚意所感动。
大约在两年前，我和施南生在半岛酒店的瑞士餐厅吃饭，刚好徐克和一位教授在隔壁谈事情，南生知道我不喜欢应酬和怕见生人的性格，事先征求我的同意，虽然我爽快地答应了，但心想这餐饭一定很闷。没想到和徐克一起进来的是一位翩翩风度的青年书生，而我们整晚的话题竟是女儿经，当时非常同情他那爱女儿、疼女儿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很想好好地开解他。他递给我一张名片，名片上写着“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助理主任马家辉，他答应下次见面时送我一本书《女儿情》，那是他和太太合写，送给女儿马雯一岁的生日礼物。
第二次见面，是在我从台湾回来的那个夜晚，在赤鱲角的高速公路上，心里有些感伤，拨了个电话给南生，刚巧他们请了马家辉夫妇在家里吃大闸蟹，要我过去，于是我直接从机场到南生家。
家辉太太美枝跟我一样是嫁到香港的台湾姑娘，也是我们林姓本家，聊起天来特别有亲切感，我跟她聊起这两年奔走于台北、香港的感觉，就好比经常游走于地狱与天堂之间，我描述着每当在桃园机场下机，我的心情就渐渐地沉重起来，虽然是大白天，总感觉整个天都是灰暗的。而每次离开台湾的时候，在中正机场，心情已经渐渐地开始放松了。回到香港通常已是晚上，从机场回到家必须经过一条长长的高速公路，公路两旁的路灯，因为车速的关系，形成了两道强光，四周安静无人，仿佛正在经过一个时光隧道，从地狱回到天堂，迎接你的将是欢笑和希望。家辉很安静地听，只问了一句：“为什么你认为台湾是地狱？”我说：“能够经常回台照顾父母，固然是自己的福气，但是所接触到的都是医院、轮椅和病人，心情非常沉重。”家辉递了第二张名片给我（怕我第一张不见了）邀我在《明报》写专栏，我好奇地问：“为什么你这么大胆，敢邀请一位从未写过文章的人写专栏？”他说我能形容出那天堂与地狱的感觉就能写文章。
第三次，也是在南生家吃饭，读了《女儿情》，我说他那爱女之情简直就像在跟女儿谈恋爱，他也挺同意我的说法。内里有些文章让我忆起小时候和父亲在一起的片段。他又递了第三张名片给我，再次邀我写稿。前两张名片真的不知收到哪儿去了，这次我接过名片珍而重之地收了起来。
每天买多一份《明报》，只为了要看马家辉的专栏，专栏里有比较通俗的维园阿伯甲、乙对话，有比较严肃的政治话题，最喜出望外的是读到有关电影的评论，家辉真的是喜爱电影，他从来不曾恶意地批评任何一部戏，总是很仁慈地和你分享电影的观后感。
在《回不去了》一文中讲到王家卫导演的《2046》，梁朝伟提着笔，镜头近摄笔尖，几乎看得见墨水滴下，一秒、五秒、十秒，镜头凝止不动，导演其实在向观众诉苦，这么多年了，我仍然在找寻自己的书写方式。不知道这是不是家辉的心声。不过，此刻我也正提着笔，许久、许久，不知怎么才能写好这篇文章。
不敢赞美家辉的文章，他是不需要赞美的，只想说，看了《爱恋无声》的手稿，一张张纸，几乎张张都能令你产生共鸣，虽然说的是寻常事的寻常趣味，就是因为这些寻常事，使你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知音，他和你谈天说地、诉古道今，使你的情感和灵魂找到了宣泄的出口。
马家辉《爱恋无声》里提到台湾那些往事，看电影、唱国歌、啃鸭翅膀、戏院门前烤鱿鱼的香味和煮玉蜀黍的热气，使我忆起少女时期，每个周末和几位好同学一起到台北西门町压马路、看电影那种快乐时光，我们几位身穿迷你裙，脚踩凉鞋，神气活现地走在西门町的大街上，好像整个世界就在你的脚底下，只有你才最大。当年我被星探发现，走入影圈而转变了我的一生，也就在这个时期。蓦然回首，已年过半百，这才发现要学习的事情实在太多，时代进步了，科技发达了，过去那些是回不来，也回不去了，我们被时间的巨轮推着向前走，眼睛往前看，偶尔回顾一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在《午夜危情》里，家辉提到克林顿夫人的脑袋，希拉里说自己的脑袋有几千个抽屉，随时精准开关。
马家辉，你又何尝不是。
香港有了你，将不再是张爱玲口中“一个华丽但悲哀的城市”，它将会是“一个华丽而温暖的城市”。
二零零六年七月四日
“徐克，你看外面！漆黑一片，没有路灯，没有电线杆，只有在路上行驶的车灯。这么静谧，感觉很迷离，很神秘。”在我前座的徐大导演觉得我大惊小怪，不疾不徐说：“新疆也是这样呀！”他在新疆拍摄电影《七剑》，待了很长一段时间。过了一会儿我又说：“在这沙漠地方，万一车子抛了锚，或其他原因，把我们给扔在外面那可怎么得了？”徐克语调平静地说：“那就是一个故事啦！”到底是大导演，什么事情都能想到故事和电影。我旁边的施南生，这两天出出进进忙着，很辛苦，正闭目养神。
这次迪拜电影节大会颁发“亚洲电影终生成就奖”给徐克。我是因为从来没到过中东，所以跟他们结伴而来，同时也可分享他们得奖的喜悦。
到了迪拜的头两天，眼睛所接触到的都是摩登建筑和所谓的七星级酒店。每家酒店都极尽奢华之能事，有的装饰得像水族馆，客人可以一边吃饭一边观赏深海鱼。有的金碧辉煌，酒店门前那许多和真马一样大小漆成金色的马匹，栩栩如生的奔跑状，异常壮观。我住的酒店，周围是引进的海水，客人可以坐上小船到隔壁的酒店和商场，像威尼斯一样。更奇特的是，在一个大商场里，他们打造了整个滑雪场地，就像电影布景一样，隔着玻璃窗可以看到穿着厚厚滑雪衣的人踏着滑板从小山丘上滑下来。这里用金钱堆砌出他们的梦想，就像拉斯维加斯一样。我看不到中东式的传统建筑，感觉不到阿拉伯世界的神秘气息，有点失望。但是在去会场的车程中，那属于中东的气息越来越浓厚。
车子在行进中，静静的，没有人说话。我暗自庆幸自己这次不是主角，心情既轻松且愉快，我不需要准备台词，也不必做镁光灯的焦点。
一九八一年夏我从加州拍完《爱杀》经过香港，和他们在尖沙咀巷子里的酒吧见面。南生一头短发像个男生，穿着新潮，徐克留着胡须戴着太阳眼镜，旁边还有鬈毛岑建勋，他们既有型又特别。第二天约了徐克在半岛见面，他把眼镜除下，我发现他的眼神很有灵气，他就是用这双眼睛观察演员的特质。第一天到片场拍《新蜀山剑侠传》，他问我可不可以赤脚拍摄，我觉得这个提议太好了，马上就把鞋给脱了。因为演的是仙女，一进片场就给吊上了钢索在空中飞来飞去，好像整部戏里才走了三步路。我每天半夜四点到片场化妆，有时候等了一天都拍不上几个镜头。有一次我在徐克面前大颗大颗的泪珠往下滚：“我化好妆顶着又高又重的假发，在戏里吃苦我一点不怕，不要把我的精力耗在戏外。”在片场威武神勇的大导演这时倒退一步，一对五爪金龙在空中乱晃，惊慌失措地说：“我最怕女人哭了！”我见他这样，反倒不好意思起来。
第二次见南生，是在嘉禾片场。我趴在高台上听徐克说戏，一眼瞥见从外面走进来的南生，她穿着一套紧身窄裙套装，脚踩尖头细跟的高跟鞋，阳光洒在她身上。我从较暗的片场往外看，她的身影周围闪着金光，仿佛是从天外来的女斗士。我跟她是不打不相识。一九八五年拍徐克的《刀马旦》，戏快杀青时，她找我去英国剪彩，我打着如意算盘想剪完彩就直飞美国。偏偏徐克的戏没拍完，还得再飞回香港。到英国的第一天早上，她一个人很优雅地在酒店的泳池边吃早餐。我走向前抱怨行程安排得不妥，让我舟车劳顿。没想到在我眼里一直是女强人的她竟然哭了起来，这倒像是我欺负了她。后来才知道那天是她和徐克的结婚周年，她因为一个人度过而感到难过。这次我们开始互相体谅对方，从此成了朋友。
我和徐克、南生合作过很多好电影，因为这样，我们三个人经常相聚在一起。一路走来他们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他们，我在香港生了根。
车子开到会场之前，经过一个个关卡，他们跟我们要证件，我们都没带，南生说一定会让我们进去的，结果给盘问了半天。这里不像香港，他们可不认识我们。我说：“还好这里没有战争，要不然夜里这样一关关过还真吓人。”原来是有官员要到，所以保安特别严谨。
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见到一座像是古代的城门，前面沙地上点满了蜡烛。进了城门，走道两旁，镁光灯噼里啪啦地闪个不停。我们踏进露天的沙漠会场，像是走入一度空间，那里灯火通明，音乐沸腾，偌大的场地，一个大布幔上打着蓝色巨型的马头。人们拿着酒杯开心地寒暄、拍照、跳舞。我抬头望着天上一颗颗又白又亮的星星，就像洒在银河里的钻石，仿佛天地与我同在，我也不自觉地跟着大家一起随着音乐的节拍舞动。
在沙漠地带晚上气温很低，南生冷得直发抖，每当微风吹过，她就说：“这寒风真是刺骨！”我看她冷得不行，就拿我的披肩，裹着她一身黑色PRADA套装的身体。徐克见我穿得单薄，把他的黑毛衣脱下给我套上。
台上终于报出徐克的名字，我赶紧拿着相机走到台前帮他拍照留念。他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楚，一听到南生的名字，立刻竖起耳朵仔细听。他感谢南生多年来对他无私的付出和全面的支持鼓励，让他能专注地把自己的生命和事业向至真、至善和至美推进。他说没有她就没有他站在台上的那一刻，他高兴在这重要的时刻与她分享“终生成就奖”，同时谢谢她这些年来带给他的力量和智慧，最后他大声说：“谢谢南生！谢谢大会！谢谢迪拜！谢谢青霞！”最后一句是我加的，他没有谢谢我。南生从椅子上跳起来跟所有的观众挥手，观众也报以热烈的掌声作回应。我走回座位，看到我那大红花披肩摊在地上，内心暗忖，怎么这会儿她又不冷了？
二零零九年一月九日
很喜欢带给别人意外的惊喜。
在香港一个诊所里等候应诊，斜对面坐着两位上了年纪的阔太，他们聊天的声音很大突然听到了我的名字。我和秘书对望一眼，竖起耳朵听听他们说些什么。大意是说有一个侄子不肯结婚，说世上哪有第二个林青霞。我站起来毕恭毕敬地上前自我介绍，两位太太停了几秒钟，手指着我说：“你就是林青霞？”然后两人捂着嘴拍打着对方笑了起来。有一位太太进了医生房，剩下那位问我知不知道她是谁，原来她就是出名慈善家的太太，这个世界真正小，她的媳妇正是我的牌友。
在台北的一个早晨，太阳暖暖的，我推父亲到国父纪念馆去散心。在湖边的树荫下，有一堆老兵和邻居的老先生在闲聊，听不见他们说些什么，只是很清楚地听到“林青霞”三个字。我知道这是一个让父亲和那些老人家开心的机会。于是我推着父亲上前：“你们好！我是林青霞！”静默了好一阵，有一个操着台湾国语的老先生问：“你就是她本人啊？”然后父亲和老人们都笑了，笑得好开心，笑得好灿烂。父亲很有面子，老人们也开始了他们快乐的一天。
在上海机场，经过海关，海关人员看着我的护照，停了一下，然后把护照交还给我，我心想还好没被他认出来。在候机楼等候上机，那位海关人员一脸肃穆地走到我面前，要我拿出我的登机证和护照，旁边的朋友很紧张，问怎么回事。他身子有些微微地颤抖，紧张的面容，好像要哭似的：“你是不是林青霞？”我心想：“我没犯错呀！”他拿出笔来要我在他的工作证上签名。我和朋友这才松一口气。
小时候住在嘉义县大林镇的小村庄里，经常幻想着，将来有一天大明星会出现在我们的乡间小道上。
小女孩原以为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许多年之后不可能的事竟然发生了：最后回到那乡间小道上的大明星，就是当年做白日梦的那个小女孩。
那年，我带着亚洲电视摄制组回到我小时候生长的地方。街道上空无一人，有一位老太太正朝着我们这个方向走来，摄制组的人正想开口问路。因为我想给她一个意外的惊喜，所以上前问她我要找的地址。老太太看着这组奇怪的人再看看我，表情很趣致地指着我：“你是不是林青霞？”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写这篇文章，手不沾墨水，桌上没有稿纸，这是我第一次利用科技——“电脑”写出来的文章。
在生活中，往往有某些事或某些话会寄存在你脑海的某个角落。记得十五年前我结婚那天，好朋友施南生在我耳边仔细叮咛：“要学用电脑，将来等有了孩子，才能跟他们有良好的沟通。”我点头称是。十五年后，大女儿都十四岁了，我对电脑还是一窍不通。
始终认为没有电脑的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比较接近。最恐惧的是，因为科技的进步，人们与科技产品相面对的时间多了，反而夺走了人与人相处的那份亲切感和温馨感。我排斥电脑，不愿意对着那冷冷硬硬的东西，更怕去按那个键盘，生怕那玩意儿被我一按就坏了。我以为它是世界上最难懂的东西。
在没有走入电脑世界前，我像是在另一个星球的地球人。与自己置身的现代文化脱节了，简直就成了文盲。女儿们一人一部电脑，对着它的时间比对着我多。缺少了与她们沟通的重要工具，感到有快要失去她们的危机。有次我要出门两个星期，小女儿喃喃自语地说：“妈妈真希望你会……”“什么？”她说的电脑术语，我根本听不懂，内心一阵惭愧。现在回想起来，她说的大概是ichat （会用ichat，即使是相隔两地，也能随时看着对方说话，以慰思念之情）。那天和施南生在又一城商场喝下午茶，我长嗟短叹地谈起我的危机。南生跟我讲话向来是好声好气的，那天她好好地数落了我一顿，好像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我这块生铁给敲得当当响，回家后痛定思痛，下定决心冲破怕电脑的心理障碍，把手指伸到键盘上，像婴儿开始学走路一样，先学着插上插座，然后学开机。小秘书在旁耐心地指点，我一个键一个键地跟着她的指示，口里重复着她的指令，进入眼前那个小小窗口，刹那间，仿佛被吸入无边无际的宇宙，周游于信息浩瀚的领域。
第一封电邮是打给施南生，多谢她的数落。南生高兴得连回了三封电邮，又给了几个重要的网址嘱我进去看，她说如果我能够自己帮自己寻找到想要知道的知识以后，将会更容易掌握自己的生活。
以前见了电脑就躲的我，现在晚上哄孩子睡了以后，一个人对着三个“苹果”：“苹果Mac Book Pro”、“苹果iPad”和“苹果iPhone”，一个写文章，一个查字典，一个跟朋友通简讯，忙得不亦乐乎。
跟世界接上了轨，自我感觉非常良好，好像年轻了许多，我一边按着键盘一边在想，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所能够企及的，对古时候的人来说，只有仙人才可以做得到。
二零一零年六月四日
小秘书说她被骗了。
她说因为她贪小便宜，跟人签了一纸合约，这份合约逼得她在一个礼拜之内瘦了九磅，搞得她苦不堪言。
见她面黄肌瘦，我见犹怜的，仔细打听之下，才知道她签的是瘦身合约。
有一天她接到一位陌生人的来电，对方问过她的年龄、身高、体重后，告诉她以她的年龄和身高比例，应该要减掉九磅，请她到瘦身公司去一趟，公司可以免费帮她减肥。不过要先缴交一万元保证金。果然公司帮她做了整套计划，有专人帮她量身高体重、度脂肪的多少，还有营养师开餐单及吃中药，再加上仪器配合。小秘书求瘦心切，又想可以减掉腰上的赘肉，忙不迭地就把合约给签了。签了约仔细看清楚才发现，原来公司只负责一个月的减肥计划，其他得靠自己，如果在一年之内的哪个月不能保持减掉九磅的体重，就得扣两千，扣完为止。但如果每个月都能够保持减掉九磅的体重，保证金原数退还。小秘书为了保住那一万元，每天晚上只敢吃一个馄饨和一条青菜。
从小就瘦小的我，高中入学第一天，走进教室。全班都说我走错了地方，他们以为我是初中部的，一直到我入影圈拍戏，体重都没法超过一百磅，手臂细得几乎一个手掌就可圈住，那时候我多么希望能多长点肉。记得刚成名的时候，有一天在西门町街头红绿灯前等过马路，因为穿上六吋松糕鞋，站在人群里简直就是高人一等，我听到一片“瘦！瘦！”声，几乎每个人的嘴巴里都发出一个“瘦”字，中间夹着一个女孩子惊恐的声音：“好可怕噢！”那时候最怕人家说我瘦了，在那一片“瘦！”声中，我恨不得马上钻到地洞里。
本来以为减肥这玩意儿跟我永远扯不上关系。在我结完婚生了孩子之后，身材开始发福了，自己倒不怎么介意，因为从来没有尝过胖的滋味，反而欣赏自己胖嘟嘟的模样。有一天施南生来家里吃饭，她严重地警告我不可放纵，好像我的胖是一种罪过。吓得我下定决心第二天开始跑步、游水、节食，三管齐下，才减掉身上的几磅肉。想不到我也有加入减肥行列的一天。
听小秘书说那天在瘦身公司，见到许多阿伯阿婶，还有一些做粗活的。难道他们也想瘦身？
曾几何时，瘦身公司如雨后春笋，几乎每隔几条街就有一家，有些甚至成了上市公司。
我在想，瘦身公司开得越多就表示那个地方越富裕，因为大家都吃饱了“撑”的。也没听说非洲、印度那些穷苦国家的老百姓嚷着要减肥的。
二零零九年六月六日
每次到纽约都是他来接我，十五年后再次踏足纽约，已是天人两隔。
三十多年前第一次见到他，是我参加纽约华埠小姐选美做特别嘉宾的时候，大会带我到第三大道的湘园吃湖南菜，我的座位对正门口，一会儿门口来了一位单眼皮高大个儿身穿黑色过膝貂皮大衣的男人，一进门就潇洒地脱下大衣由柜台小姐接去，威风凛凛的。我看得发愣，大会主席说：“他是湘园的老板。在纽约开了几家高档次的中国餐馆，非常成功，可以说是中国人在纽约的传奇人物。”主席请他跟我们一起坐，他坐下来，话匣子一打开就滔滔不绝，我闷得脸都垮了下来。
他说当初来纽约的时候，女朋友刚在台北一家戏院（忘了是哪家，当时新闻很大）的大火中丧生，他痛苦万分。家人帮他买了机票，给他几十块美金，他就靠着这点钱，来到纽约餐馆打工，赚到第一笔钱后又如何拥有了几家餐馆。
吃完饭他带我们到他另一家餐馆，也在第三大道上，门前两只汉白玉石狮子，很壮观，听说是大陆运来的。正对着大门有一幅巨大的丝制万里长城壁毯，是在中国特别制作的，甚是雄伟。他很豁达，经常听到他“嘎！嘎！嘎！嘎！嘎！”的大笑声。以后每次来纽约做事或探朋友，他都到机场来迎接和热情地招待。有一次他开着大红开篷奔驰跑车，带我和汤兰花游纽约市区。我们有时漫步在第五大道上，那黑色貂皮大衣被风吹起，我隐隐约约见到他腰上挂着有土黄色皮套的小手枪，感到有点怕怕的，他说那是用来保障他的安全，“只是唬唬人，不会用得着的。”
过了几年，他觉得餐馆做闷了，想拍电影，我说：“是朋友的话就会劝你不要拍，如果要害你才会叫你拿钱出来拍戏。”他不听劝，兴致勃勃的，以为最难做的餐馆生意都能成功，拍电影又有什么问题。于是每次回到台湾，电影公司的老板、制片一大堆人都会到机场迎接他。我形容那是接财神。拍电影花钱像流水，对电影圈不熟的他，电影卖座了，不关他的事，片商告诉他结账是零比零，电影不卖座赔了钱又要他付账，就这样在台湾搞了两年，赔了点钱，结果还是回到纽约做他的老本行。又过了几年，他打电话到香港来，说他在南美洲淘金，如果挖到，会有好几百万美金，到时候他会再拍电影。再次到纽约，他那“嘎！嘎！”的笑声由五声变成两声，早已不复当年的豪迈气概。
十五年前我快要结婚的时候，听说他到中国大陆做钻石营销，他说赚的钱会数都来不及数，就像印钞票一样。我结婚后几乎没有到过纽约。后来辗转听说他在台湾中了风，在医院里连医药费都成问题，我听了很难过，马上托杨凡帮我把住院费给带去，没想到他已回了纽约，我把十几年前的旧电话簿翻出来，打电话给他，对方是个大陆女孩的声音（后来听说是他在大陆娶的年轻太太）。那位年轻女子说他中了风，需要做物理治疗，又得不到政府的辅助，很是狼狈。我赶忙寄去他需要的医疗费用。
这次到纽约参加纽约电影节的第一天，我想到那两家餐馆的旧址去看看，导游小姐打听出附近的街道名，却怎么也找不到以前餐馆的地方。我又请她帮我找他的墓地所在，想去祭拜一下。导游笑了起来，她大概觉得我很奇怪。
在回港的前一夜，我央求陶敏明再陪我去找找看，晚上街道上人很少，敏明抓着我的手，机警地向周围望，同时带着我走较亮的街道，我只顾找地方。我们从酒店的第五大道走到第三大道交叉的六十五街，然后往回走，一直走到五十街都找不着，也许是因为石狮子不见了，附近的店铺也改了。敏明怕天晚了危险，“你算是有心了，他地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不要再执著了。”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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