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种默认选择可以是要求每一个按揭借款人都必须得到一位民事公证人的帮助。这种公证在很多国家都有，但是美国没有。举个例子说，在德国，民事公证人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法律专业人士，他在见证双方签字之前要朗读合同并做解释，同时为双方提供法律建议。这种安排对那些在合同订立前没有能够得到经过认证的客观公正的法律建议的人来说，特别具有现实意义。有这样一位由政府指定的人士参与到按揭借款的过程中，肯定会给那些想浑水摸鱼的放款人增加作弊的难度，这些人通常会误导他的客户去找那些与他熟悉的律师，而这些律师不会把借款人可能面临的风险原原本本地告诉借款人。
改进金融信息披露方式
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建设的第四步是改进那些与人们的金融及经济生活有关的信息披露方式。很显然，几乎没有人会有这种经济敏感性，去对2001年最终导致安然公司灭亡的那些资产负债表中会计处理以外的信息进行研究性挖掘和交流。同样，也没有人会有这种经济敏感性，去揭示始于2007年的银行对用来抹去其资产负债表上某些风险的结构性投资工具的过度依赖。所有这些公开的报告从来就没有以对广大公众有所帮助的形式出现过。
那些购买了基于次级抵押贷款的住宅按揭支撑债券的人在这方面的遭遇特别具有代表性，在他们购买债券时所能得到的信息不会超出由评级机构提供给他们的评级报告上面的内容，而评级机构发布的信息也只是评定出来的等级——并不包括那些让其他人可以进行审核的支持性数据——以及报告上附带的几句警示性话语。
信息披露在1934年随着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建立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种披露效率在2000年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一年证券交易委员会发布了《公平披露规则》，要求相关公司的声明必须通过电子方式即时发布，因此，使这些重要信息对所有投资者——无论是大投资者还是小投资者——都同时公开。证券交易委员会还主办了一个网站，提供详细的公开发行的证券以及发行这些证券的公司的相关信息，这个网站还包括对证券交易委员会历史数据的实时访问功能。
尽管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公众数据共享方面取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飞跃，但是，它所提供的也只是关于那些公开发行的证券的一般信息，而且这些信息也仅针对特定类别的证券以及这些证券所处的特定状况。对于非公开发行的证券，比如住宅按揭支撑类的债券，相关的信息就少得可怜。因此，没有人能够对次级抵押贷款的住宅按揭支撑债券的可靠性进行评估，因为置身于评级机构以外的人无法“看到它们内部的情况”，也无法去对这些债券所基于的按揭的可靠性进行实际的检验。因此，这个舞台是搭建给那些肆无忌惮的按揭贷款发起人的，使他们可以顺利地借钱给那些可能无法履约的低收入者；这个舞台同时也是搭建给那些按揭债券商的，让他们把这些很快就会出问题的按揭出售给那些没有起半点疑心的投资人。
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它的网站上提出了一些不痛不痒的关于扩大信息披露范围的建议，这些是不值一提的。现在应该是政府精心策划、强制要求提高金融活动信息透明度的时候。当然，这样的要求也不应该过分增加那些被要求提交报告的企业的披露成本。不过应该说，由于信息技术的持续发展，提供信息的成本在持续下降，因此，在成本不变甚至下降的情况下，信息公布的范围一般来说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那些被要求披露信息的企业在一般情况下都会对这些新增加的要求产生抵触情绪，但一个设计良好的信息披露制度事实上符合它们的最大利益，因为通过它们不断的信息披露，公众对整个行业的信任度也会随之提高。
另外，应该对证券交易委员会网站进行国际化改造，以便它能持续不断地报道全球公开发行和非公开发行的所有证券的相关信息。
在卡斯?桑斯坦发表于2001年的《公开.com》一书中，这位法律学者提出，按照证券交易委员会模式进行信息披露的电子发布要求的范围应该进一步扩展，覆盖更多其他的组织，因为这些组织的活动有可能对我们的信息交流产生方向性的影响。仅仅这样一个对那些可能存在问题的活动进行披露的小小的要求，有时候就足以让这些活动在问题产生的过程中停止。桑斯坦在谈到民主共和的社会在广大范围内披露信息的重要意义时写道：“请放心，这样的一个系统依靠的是限制官方对不同政见及意见进行审查，但它依靠的并不仅仅于此。它还依靠某些公共的领域，在这些领域内，各种各样的发言者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类型的公众——也可以接触到特殊的机构和活动，通过这些方式，他们能寻找到提出异议的更多机会。”
在这个通信手段电子化的年代里，对信息披露的强制要求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切实可行。在金融交易的背景下，要求按揭放款人及其他与普通大众有关的金融企业在互联网上公布可能存在问题的全部活动——如果有谁拒不公布，严格来说就是违法——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将其置于公众的严密监视之下。
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建设的第五步，是由政府补贴，建立起一个大型的经济数据库，囊括个人及所有公司的全部信息，该数据库的建设必须基于这样的原则——这些信息必须完全可以在开发风险管理合同的过程中使用，与此同时，又要确保个人的隐私得到完全的保护。
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很多正在进行开发的关于收入和经济活动信息的大型私人数据库，但这些数据库是不连贯的，而且也很少被用于对公众有益的经济目的。这些数据库中没有任何一个能完整地反映出金融系统的全貌，从里面能看到的只是一些各自独立的信息碎片。因此，我们需要开发出一个能在这些数据库中进行信息交流的协议，以便能把这些完全孤立的信息源连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池子。这个扩张后的数据池的后台应用应该是能给所有人都带来益处的，比如为消费者和住房拥有者提供更多他们自己真实的财务状况的准确信息。这个扩大的信息库应该允许金融引擎网站为它的客户提供定制的、实时的信息——那些真实反映出他们具体经济状况的信息。
建立可供公众使用而且个人隐私又能受到保护的大型个人收入数据库是切实可行的，因为现在个人所得税大部分都通过电子网络申报。在美国，个人可以通过提交《4506T表》将自己的纳税情况提供给金融交易活动的另一方。政府当然还可以更进一步，使受到身份保护的更多信息能被合理广泛地应用于公众利益方面。同时，其他的数据库应该可以与收入数据库相互连接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举个例子说，就使推出收入指数成为可能，这个收入指数应该是实时更新的，具体到个人，并且按照职业、人口统计和健康状况进行分类的一个系列。这些数据可以为我们解决很多问题提供基础的保障，比如用于为个人量身定做风险管理合同（像我们在下文将要提到的生计保险）。这样，风险管理引擎就有可能把我们带进一个精心设计的国民经济的美好愿景中——那种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实现的高度透明的状态。这样，一个完全崭新的风险管理的新世界就会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改进后的数据库也将使开发出应用于按揭设计过程中的更好的还款能力测算方法成为可能。在信息技术持续进步和金融数据库不断发展的前提下，我们应该看到在帮助实现这个目标的计量经济学方面出现的突破。事实上，在刚刚过去的20年间，基于信用历史记录的还款能力测算的计量经济学方法，也就是著名的FICO评分法，已经成为了借贷行业所采用的主要分析方法。但FICO评分法并不针对一般的经济条件，也不用来作为还款进度调整的依据。同时，支撑FICO评分法的数据库现有的覆盖范围也对它产生了根本性的限制。崭新的适用于经过民主化改造后的金融合同体系的测算方法一定可以开发出来，我们对此充满了信心。
新的经济度量单位体系
很多人发现，要完全搞清楚我们现在的经济体系是一个非常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为了能向他们提供帮助，政府有必要建立起经济度量单位的新体系。次贷危机解决方案的这一部分是真正革命性的步骤，其重要性可以与法国大革命后创立的公制体系相提并论。这样一个体系可以帮助人们在进行经济思考时不再出现人为的错误，而这种人为的错误往往会引发很多经济问题，包括这次次贷危机的根源。
度量的单位可以选为很多常见的经济指标，比如收入、利润和薪资，但最为重要的部分应该是能对通货膨胀进行度量的新的度量单位。
对这个问题我已经连续讲了很多年，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采用与通货膨胀指数挂钩的账户单位，比如由智利政府在1967年建立，并且之后被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政府所效仿的UF单位（unidaddefomento），来帮助避免通货膨胀造成的思维混乱。
UF其实只是货物和服务市场篮子的每日价格，用等值的智利消费者价格指数来衡量。它由政府挑选出来，作为代替货币的商业账户单位公开发布。智利人已经很普遍地用UF报价，尽管他们实际付款时还是用比索（通过比索对UF汇率换算后支付，汇率可以很容易地查到，特别是通过互联网）。通过给账户单位一个简单的命名，鼓励人们把它作为商务活动中的一个标准值来使用，并且让人们养成按指数形式进行思考的习惯。智利政府已经成功地把智利变成了世界上对通货膨胀反应最为敏感的国家。
相反的，全世界范围内的国家所采用的传统货币单位是一种很粗糙的价值度量方法，因为它的购买力在某一段时间内会出现无法预测的变化。用比索和美元度量价值就像用一根某年间不断增长而某年间又不断缩短的尺子来测量长度一样。工程技术人员如果使用一根总在不停变化的量杆来进行设计，他们会觉得设计工作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这种情况对于那些与货币打交道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得不时刻面对的问题。毋庸置疑的是，他们总是会面临不知所措的状况。在信息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系中，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再继续保持交易媒介和价值度量单位目前的这种状况。
我建议给这种通货膨胀指数型的单位一个简单的名字：篮子（baskets），表明它代表的是计算消费者价格指数的货物和服务市场篮子的价值。如果卖方以篮子报价，他们的意思就是要求按真实的货物及服务所反映的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条件出售他们的产品——收到的报酬是实际的价值，而不是不稳定的货币。当我们找到一个简单的单词去描述通货膨胀指数的量级的时候，甚至很小的小孩都会学着去将通货膨胀指数化，其实他要做的仅仅是使用这个单词而已。
政府应该用“篮子”而不是美元来编写税则，一方面是对税务系统的全面指数化，同时也是强制人们学习新的单位。信用卡销售终端和其他电子支付系统也可以重新编程，来接受“篮子”进行支付。
如果人们之前能早一点习惯于这种指数型度量单位的话，最近的住房市场虚假繁荣可能也就不会发生了。在最近几十年间，影响住房市场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就是有一部分民众没有搞清楚通货膨胀的情况。世界主要国家的政府差不多连续一个世纪以来都在发布消费者价格指数，而且身处某一阶层的公众普遍都会使用这些指数。但对通货膨胀的无知仍然占据了很大的市场，并且最终导致了巨大的失误。
20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的通货膨胀非常厉害，人们基本上不可能用普通的按揭购买住房，因为扣除通货膨胀后的利率通常接近每年20%，而且购买一套价值接近3年总收入的住房将使人们把接近60%的收入用来还按揭。由于通货膨胀在继续，按揭还款的真实还款额最终可能会大幅度地下降，但是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很多年都不会出现。在那些年里，很少有人付得起前期的贷款，因此买房成为了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住房价格最终降下来了，尽管下降的幅度受到了由于高利率造成的供应偏紧所产生的限制：住房投资在美国GDP中所占的份额下降到了32%，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小数字。实际上，人们只需采用通货膨胀指数型的按揭就可以避免出现这种问题，但公众似乎并不能理解这个概念。然而，其实只要他们能习惯于用“篮子”来进行交易，就会十分自然地这样去做了。
20世纪80年代初的股票市场市值很低，所对应的实际情况就是名义利率很高，尽管实际（经过通货膨胀修正后的）利率并不高。这个发现被称为莫迪里阿尼-科恩效应，这个名称来源于经济学家弗兰科?莫迪里阿尼和理查德?科恩，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在其文章中描述了这种情况。（已故的弗兰科?莫迪里阿尼是价格水平浮动按揭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我的导师及一部分文章的合作者，也是本书灵感的源泉。）
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通货膨胀的好转，股票市场开始牛气冲天。如果账户单位采用的是“篮子”的话，股票市场的这次过激行动应该也可以避免，因为采用“篮子”，可以使公众不被所谓的货币假象所迷惑，但事实上，他们往往会趋向于用货币的名义价值而不是实际价值去思考。
20世纪90年代发端的住房市场繁荣同样也是部分公众不能正确理解通货膨胀所导致的。我们能记得很多年前的住房价格，是因为购买住房在我们所有的购买行为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因此，过去的住房价格与现在的住房价格之间的差异给我们的印象，就远远超过当时一块面包的价格与现在的价格存在的差异所留给我们的印象。我们形成了一个错误的观念，感觉住房投资对我们来说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件大事，然而，它们价值的增长，事实上如果用“篮子”来衡量（尽管已经历经了几十年），一般来说几乎是零——至少到最近的住房市场繁荣期间。
2008年，全美评估师协会（简称NAR）开展了一次耗资4000万美元的公益宣传运动，名为“住房的价值”。该项运动计划在电台、电视以及平面媒体、公告牌和公共汽车车体投放数以千计的宣传广告。这些广告不断重复的口号是“住房价值平均每10年翻一番”。该协会声称，这个说法来自于他们过去30年的数据。事实上，这样的情况根本不足为奇，因为在过去的30年间，消费者价格指数几乎翻了两番，而我们目前正处于引起实际价值翻一番的住房价格泡沫的末期：这就充分说明，过去的30年中翻番的都是名义价值。使用这些数据来说明住房投资如此赚钱是一种高度欺骗性的行为，但NAR现在还可以自圆其说，因为公众对通货膨胀的了解还很有限。
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也与通货膨胀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本?伯南克在他2000年出版的《大萧条论文集》中指出的，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在20世纪30年代，当价格总体出现下降的时候，实际的薪资（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薪资）水平很高，可以说，受到失业率冲击越严重的国家，实际的薪资水平就越高。
一个关于大萧条的简单事例是，雇主不能降低工人的名义工资来保持真实的工资水平不变，因为降低名义工资可能会让雇员和工会产生误解，把这种行为当成是对他们的严重侮辱，并因此引发抗争。结果是，如果让所有的劳动力就业，这些企业就不可能保持盈利：他们收入下降的速度超过成本下降的速度。假如当时人们对通货膨胀的认识能比较到位，大萧条的后果肯定就不会像当时实际产生的情况那么严重。
如果人们在大萧条前就习惯于用“篮子”报价，雇员们就有可能看到他们真实的工资在上涨，就有可能不会对名义工资的下降产生恼怒，而雇主也就没有必要关闭工厂来保持盈利了。
如果从1890年起我们就一直习惯于用“篮子”来对住房进行报价，那么，人们会发现住房价格在过去的100年间没有发生过任何根本性的变化（一直到最近的泡沫产生），也就不会有那种在21世纪早期产生的认为住房价格总在不停上涨的想法。
建立一套新的经济度量单位系统还会产生其他无数有益的效果。在本书前面所讨论过的主题中，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我们放任通货膨胀（因为同时收入也增长了）去侵蚀一些重要的金融保护措施，然而这些措施是我们在过去数年金融启蒙过程中产生的重要成果。
当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简称FDIC）在1934年创立的时候，规定的承保限额是5000美元——这是当时一个人12年的个人收入。针对通货膨胀和收入增加的现实，这个限制最近一次提高是在1980年，限额提高到了10万美元，但10万美元还不到现在一个人3年的个人收入。
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简称SIPC）是在经纪公司倒闭时为消费者提供保护的企业，它的保额限制最近一次提高也是在1980年。到现在为止，它的保额限制仍然是现金账户10万美元，证券账户50万美元——数字听起来很大，但实际上并不够，在大的危机出现的时候，根本不足以应付经纪公司客户数额巨大的恐慌性提款。
对这些重要保护措施的侵蚀已经威胁到了我们经济体系自我修复系统的安全。用名义货币价值来规定FDIC和SIPC的承保限额已经被证明是一个严重的设计错误，而用“篮子”来规定限额的话会好一些——如果能用另外一个与名义个人收入而不是通货膨胀挂钩的账户单位指数的话，效果还会更好。
尽管美国国会时不时会表现出对经济体系进行适当修补的某些倾向，2005年还通过了《联邦存款保险改革法》，但由于这些措施缺乏连续性，整个体系仍然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只有通过采用一套新的经济度量体系——目的是为了使正确地说明一个数量级变得像说一句话这样简单明了——我们才有可能在以后避免再犯诸如此类的错误。
把上述6个步骤组合在一起，可以充分释放出那些有效信息的力量，并且帮助我们从一开始就防止类似目前正在经历的这次次贷危机的产生。一旦我们对发展更好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经济及政府的激励措施，一旦这个基础设施能保持营运若干年，这个体系就会被主流社会及企业界所接受，从而把我们推上探索未知信息世界的征程。我们将见证利益驱动型的全新信息提供模式的出现，包括那些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也包括那些以人工服务为基础的，而所有这一切都将相互交融，共同促进改进后的个人和企业金融决策体系进一步发展。
真正关注风险的新市场
回顾过去一个世纪的金融发展史，我们会发现市场范围一直在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交易所面对的风险种类也越来越多，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机会让人们去对冲这些风险。现在，我们应该鼓励以一种真正民主化的方式进一步推进市场的发展，换句话说，也就是让市场可以完全覆盖到那些与个人有着根本性关系的具体的风险上。
我们现在最迫切的需求是为房地产提供一个能让它真正流动起来的市场，特别对那些住房是最大单一资产，而且只拥有一处房产的家庭来说，显得尤为迫切。
我和我的同事已经共同奋斗了20年，一起致力于为房地产市场探索创新型的市场。我们所取得的比较大的突破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采用我和卡尔?凯斯共同开发的标准普尔/凯斯-席勒住房价格指数建立单一住房家庭住房价格期货市场。这样的市场——由山姆?玛苏奇通过我们共同成立的宏观市场公司充当先锋——于2006年5月启动，为10个美国城市提供综合美国指数（compositeU.S.index），是当今世界上仅有的真正的住房价格期货市场。遗憾的是目前这样的市场的流动性仍然很低，还处于拼命想站稳脚跟的阶段，但我对它们充满了信心。
这样的衍生品市场具备抑制房地产泡沫的潜力。没有这些市场的话，投资者无法对房地产做空。那些警觉的投资人在看到泡沫正在成长时没有办法在市场上表达他们的看法，除非他们确实退出市场，也就是将他们的住房出手，这当然是非常过激也非常困难的一步。
如果我们在不同的城市都建立起了这样一个流动性很好的房地产期货市场，那么，世界上所有持怀疑态度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通过其在交易市场上的行动来为一个城市的泡沫减压，因为这样的泡沫对于看空的人来说意味着一个盈利的机会。如果市场被广泛关注，那么住房建筑商就会看到市场反映出来的住房价格在下降，这样他们就会收缩自己的投资规模，因此就会避免我们刚刚在美国见证的这种建筑泛滥的情况。如果住房建筑商能采用更明智的手段，在他们的住房还在建设期间就对这些住房进行保值，那么在他们开工建设前就能察觉到损失的产生。
在过去的几年间，也有人表达过对这种情况的担心，他们认为衍生市场的建立或许有可能增加而不是降低价格的波动幅度。然而，金融经济学家斯图尔特?梅休在一篇学术文章中说：“经验证据表明，衍生产品的引入不会导致基础市场的不稳定——要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要么对价格波动有抑制作用——而且，衍生产品的导入更好地改进了市场的流动性，同时也增加了市场的信息流量。”
我们对为住房提供服务的市场中的这些问题之间的相关性目前还不完全清楚，住房类的不动产市场的流动性特别差，它的价格对于大众来说还是太显而易见。然而，我认为，这些情况让我们更有理由相信，把期货概念和专业人士引入到住房市场中将会改进它的功能。事实上，正如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半个世纪前指出的，贸易专业人士会帮助稳定市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因为如果他们扰乱市场（高买低卖）的话，他们就是在跟钱过不去——这样的策略不可能让他们的业务持续下去。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住房期货市场的价格从2006年5月开市伊始就预示着美国住房价格已经处于跌势。如果这些市场能出现得更早一点、成熟得更早一点——至少不晚于2006年，而且如果它们能被广泛地认识并被深入地了解的话，那么建筑市场的泡沫——这些泡沫产生的后果今天仍然历历在目——可能根本就不会出现：因为建筑商们可能早就看到了由这些市场产生的以权威形式发布的各种价格预告。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住房期货市场需要那些全身心投入而且实力雄厚的市场参与者进入市场，并能充满自信地对那些大型机构的订单进行报价交易。但遗憾的是，很多潜在的投资人在看到市场缺乏流动性，并因此导致在这些市场里的交易成本偏高的现实后，都很无奈地退出了市场。
这些衣着考究的资本家虽然愿意一掷千金地进入抵押债证券市场，支持那些破产的按揭发起人，但一直到现在，他们似乎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意愿来帮助如此重要的一个新的衍生资产市场的开发，其实，这个市场所需的资金投入相对不大，而且它极有可能把现有的金融体制转变成更完善的方式。
其他宏观房地产风险市场种类还包括期权、掉期、远期合约以及相关的衍生工具。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在2006年，基于标准普尔/凯斯-席勒住房价格指数，启动了一个单一住房家庭住房价格期权市场，同时还启动了单一住房家庭住房价格期货的交易。
一旦将这些潜在的机会变成现实，这些房地产市场的总体规模会比现在全世界所有的股票市场的总和还要大。事实上，根据联邦储备局的估计，美国家庭在美国拥有的不动产的市场价值超出美国国内公司全部市值的30%（2007年第四季度的统计数据）。因此，如果有人说住房类地产价格的衍生产品市场的成长将使整个股票市场的重要性降低，我们相信这样的说法绝非耸人听闻。
商业地产业也开始看到了类似的市场发展趋势。美国商业地产IPD指数已经让我们看到了接近150亿英镑的名义市值的源头。这个金额与美国整个商业地产的总市值相比仍然非常小，但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开始。
其他的新市场
我在这本书里之所以如此强调地产市场，是因为地产市场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力非常大，特别在当前这场危机中更是如此。但在我们迈向一个更完善、更成熟的金融环境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而且也能够建立起很多其他类型的新市场。
这些市场中，最优先考虑的应该是对收入——包括个人收入、职业收入、地区收入和国民收入的长期债权。这些市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所代表的是生计风险，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最重要的风险。针对职业收入市场——比如期货、远期合约、掉期和交易所交易票据——最终将使人们对他们一生中的收入风险进行对冲成为可能，而且这些市场对联动型按揭的发行人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进行深入讨论。
国民收入，有时候用GDP来衡量，也应该拥有自己的市场。这样的市场可能事实上已经存在了，因为GDP的统计已经相当成熟，而且世界上每个国家的数据都早已经是现成的了。
主权政府应该将国债的发行与该国的GDP数字挂钩。最简单的方式是发行永续债券，按GDP的比例派发红利。我在约克大学的同事马克?康母斯特拉一直与我共同致力于在加拿大推广这种类型的政府债券，他建议将这种债券称做“兆券”（trills），因为基本上是每份债券派发一年GDP值的1兆分之一。这就意味着每一份加拿大兆券按现值派发的年红利大约是150加元，一份美国兆券按现值派发的年红利大约是1500美元。
在不同的时期，这些红利有可能多一些，也有可能少一些，主要是参照该国经济的水平。目前一份加拿大兆券的市场价格应该是30加元左右，一份美国兆券的市场价格应该是300美元左右。兆券的价格会随着着对该国经济未来展望的各种信息出现波动，就像公司的股票价格会随着对该公司未来展望的各种信息出现波动一样。这样看起来，应该会有对这些兆券有兴趣的、活跃而且很有意思的市场存在。
尤为重要的是，兆券市场的存在使得各个国家对冲该国国民经济的风险成为可能。如果美国政府在过去这些年发行了兆券，而且国债的组成主要是兆券的话，那么美国政府现在就会发现它释放出了充足的资源，让政府快速应对那些突然出现的紧急状况，比如次贷危机。当经济减速的时候，政府会发现国债的利息压力非常有效地减低到了远低于他们预期的水平。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有更多的资源来应对危机。这是一个应用于全国范围的根本性的危机管理方式。
当然，现在还没有任何政府发行兆券，但是已经有一些与GDP挂钩的债券，比较有名的是阿根廷在2005年发行的GDP权证。同时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利息与GDP挂钩的债券，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发行的一些债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