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回电晚了，我就走了，这叫欺上。⑧中央根本来不及查询，
３日立即回电，项英却将此电立即晓喻各团，让大家误以为中
央肯定他的一切部署都是完全正确，这叫瞒下。所以中央在
决定中批评项英三年来对中央指示一贯阳奉阴违，并没有冤
枉他。
第三，再看摘录的 《安徽师大学报》那篇文章，它说的
三个理由是矛盾的：先说是项英 ２８日军分会决定而后由中央
批准的；后说是中央军委 ２３日命令的，到底是批准的还是命
令的？作者同意哪一种？
三
问：那么，你是在彻底弄清皖南事变的来龙去脉之后才
动笔的吧？我有些奇怪，许多史学家几十年争论不休的问题，
而你并非专门研究历史的人，怎么弄清的？能谈谈弄清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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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 南 事 变 下 卷 ·４３３·
程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许对搞历史研究的人有参考价
值。
答：１．若说 “彻底”，还很难说，你知道任何事情弄到
彻底是很不容易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我自认为弄得一清
二楚后才动笔却是实情。你知道，我是写革命历史题材的人，
在写 《万山红遍》、《叶秋红》、《雨雪霏霏》三部长篇时我就
间接的初步的知道了皖南事变的基本过程，是常识性的，根
本谈不上研究。后来写了一部 《突围之后》（１９８４年由江苏文
艺社出版时更名为 《芳茗园之夜》），才初步接触到皖南事变
的原始资料。１９８４年 ６月 １０日我去芜湖，６月 １８日到泾县
云岭、章家渡、中村、星潭、石井坑，茂林等地实地考察、访
问、研究史料，开始接触犹如进入一个混乱世界，材料犹如
一堆理不清的乱草。凡是事变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很容易找到
十几种说法，真是众说纷纭，矛盾百出。这是难事情，也是
好事情，难在众说不一，也好在众说不一。正因为众说不一，
才提供了研究的余地，才提供了比较的余地，有了比较，就
能通过优选法，找到最合理的说法。比如十种说法肯定有九
种不对，甚至十种全不尽对，但有个好处：这十种不尽全对
的说法却提供了旁证和反证，择其善者而从之。我认为这才
称得上考证与研究。那种顺手找到一份资料就说根锯某某记
载应该如何，那叫核对史实或查找资料，谈不上研究。
２．我现在回答你感到奇怪的问题。我必须说几句题外的
话，然后才能畅所欲言地说下去。中国人一向把谦逊当作美
德，我也这样看，但是，谦逊不等于谦谦君子，不等于虚伪，
不等于假客气。在对阵的时候，古老的民族又往往很不谦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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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４· 皖 南 事 变 下 卷
总是大叫一声：“来将通名，老子刀下不死无名之鬼。”我们
应该重实质不重形式，再谦虚也不能把谬误变成真理，再骄
傲也不能使真理降为谬误。谦逊不能失去自信，谦逊不能失
去辩论真理的坚定性和鲜明性。这就叫当仁不让。
我从众多研究史料中，发现某些历史研究者有一个弱点：
就是专门引用有利于自己观点的史料和论据，甚至断章取义，
从一个资料或电文中，只摘引几句，而把不利于自己观点的
内容隐藏起来。这就带来了一个弊端，使那些看不到原件的
读者，使那些不知道另外还有与之相反的证据的读者，信以
为真，只听一面之词。这是历史研究中的大忌，是最要不得
的态度。仍以前面提到的 《大江南北》１９８７年 １期 １８页 《星
潭突围战与北移路线问题——为纪念皖南事变四十六周年而
作》一文为例，这应该算最近的研究观点了。可是，它引用
１２月２９日、１２月３０日错了日期的电文，却把有关北移的最
关紧要最为正确的电文隐藏起来了 （因为作者不可能看不到
那些电文）。第一，他丝毫不提中央 １２月２６日的电文。显然，
这个电文和文中引的错电文有矛盾；第二，只字不提 ２８日召
开的军分会；第三，只字不提从新四军军部保存的档案材料
中找出的 《皖南事变要报》中提到的 “１２月２８日军分会之决
定”，这就使读者失去了比较的条件。
我认为研究历史，只重资料不研究是否合理，只是一只
翅膀；一旦资料伪假，必把研究引向歧途。既重史料又要推
理，合理者为真，不合理者为假，是两个翅膀。一个翅膀在
地上打扑拉，两个翅膀才腾飞。我对所有材料都不抱成见，把
所有争议客观地全部摆到桌面上，进行比较。不是回避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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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 南 事 变 下 卷 ·４３５·
己观点相反的论点，而是一一把它驳倒。真理便在驳不倒中
存在。我在 １９８４年 ９月，开始写提纲时，便自认为已经把握
了皖南事变的来龙去脉。
３．我用一天一天向下排列大事记的办法，列出了一个十
分清晰而又合理的时间表，把错了日期的电文全部颠倒过来，
拨乱反正。我绝不把某个电文孤立地去看，而是跟前后左右
的整个形势联系起来看。项英拖延北移应跟 １１月底盐城成立
华中指挥部，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为华中局由刘少奇任书记
联系起来；１２月２６日中央催促项英北移急如星火，跟国民党
的徽州军事会议联系起来。前后左右砸实之后，便坚信自己
的排列及论点是不可能被驳倒的。即使拿出与之相反的原件
也驳不倒，因为史实是铁定的。原件抄件既有假也有错，不
去伪不能存真。原料有真有伪，我可以信手举出几十个例子。
仅就中央档案馆编的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为例，前面
所举电文日期错误不算，另外错处也是比比皆是：１３２页下段
１月 １０日电文第一句 “我等待秋涛两团已打到泾县、宁国
间”，首先是字错了，不通，应为 “我军傅秋涛……”，其次
意错了，傅秋涛的一支队根本没有两个团打到宁国间；再翻
到 ２７０页 １７行，这是中央军委总结 “并将后方资财一千三百
担及后方人员千余人，于 １１月 ３日先后开赴苏南。”应为 １２
月 ３日；再看同页２２行 “一面于 １２月２８日再严厉斥责项之
迟疑犹豫”，应为 ２６日。这些错误既可以找到主证，也可以
从前后左右找到许多旁证。
４．这种排列国内国外大事记的作法，给我研究皖变的真
象带来了极大好处。比如：在本文第二节中所举同一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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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６· 皖 南 事 变 下 卷
就是 １９４０年 １１月２４日的两份电文，我曾问过一些历史研究
者 （包括某大学副教授在内），为什么一天发两分内容相同而
语调差异很大的电文，他们都觉得这样提问非常奇怪，两份
就是两份，不同就是不同，似乎不需要问个为什么。有人说
后文是为前文的补充。至于为什么补充，只有天晓得。可是，
我在排列大事记时，查到了１１月２９日我们在苏北发动了曹
甸战役。这样，就可以知道，在发动之前确定要打的时候，恰
在 １１月２４日，这就叫由此及彼。中央不能不考虑到苏北一
打，顽方必将在江南进行报复，而前面一电，比较含糊，后
面又补一电文，提出明确的告诫。为了保密，当然不会明确
到 “我们在江北要开始行动了，你们要快走”。这就是局部和
全局的关系，不了解全局，对局部的变化就会感到莫名其妙。
孤立地看一件史料，没有办法进入实质。
５．在我阅读大量史料和回忆录时，我发现两种奇异的现
象：一种是文学可以虚构，却拼命求真；一种是史学应该求
真，却又多方虚构。先说第一种。我在许多史料和回忆录中，
看到一首叶挺诗，一种是两句，一种是四句，各不相同，仅
我看到的就有六种。不仅内容相去甚远，而且写的背景各异；
有的说是在云岭写的，歌颂云岭之美；有的说是在皖南事变
中写的，是为鼓舞士气；有的说是在黄山写的，题名就叫
《过黄山》，发表在 １９４９年 １１月 １８日的 《苏北周刊》上 （这
六种写法说法的真伪我将另文专谈）。我在采写时，多方寻本
求源，务求真实。这就发现了第二种现象：许多回忆录又是
多方虚构，回忆者对许多史实早已忘怀，采写者根据回忆，无
法写成文章，于是四处替回忆者摘抄采访，编写成文，拿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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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 南 事 变 下 卷 ·４３７·
来请回忆者认可。其实是采访者写的，并非来自本人的回忆，
不这样就完不成写书的任务。有的置最真确的史料 （如当事
者的手迹）于不顾，而另外编写一套，有的编写的素质不高，
必然严重地失真。
四
问：书中写了大量的高级人物：叶挺、项英、袁国平、周
子昆、蒋介石、顾祝同等等。你写这些人物的依据是什么？有
把握吗？对其中虚构部分作何解释？
答：１．我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
研究与塑造敌我双方人物的。我塑造的既是历史人物，更是
艺术形象。忠实于历史和虚构并不矛盾。只有虚构才谈得上
文学艺术，才谈得上作家的创造，才比原型更逼真更集中更
强烈。如果仅仅是史料的堆砌，那既不是历史，当然更谈不
上文学，充其量只能算作不准确的真伪杂存的史料汇编。作
家不是资料员。
２．我所说的虚构，就是按照严格的历史事实，所作的符
合人物性格逻辑的推理。如果仅仅记述事实而不作推理，很
可能记载的是现象而不是本质。有些表象可以直接反映出本
源，有些假象却跟本质恰恰相反。世界上许多人和事都叫
“真事隐、假语存”。恩格斯说过：“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１卷 ６５０页）；马克思说过：“历史不
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 ２卷 １１８—１１９页）研究历史，必须研究人，仅仅是搬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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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８· 皖 南 事 变 下 卷
料只是资料员的任务而不是史学家的任务，当然，更不是文
学家的任务。历史是人类创造的，研究历史，必须进入人的
心态。只有综合分析和判断，只有合乎性格逻辑推理，才能
探真索微，才能剖析人物评价历史。只重史料记载不重推理，
不重人的心态，这是历史研究的悲剧。
比如研究叶挺。他在 《皖南被囚抒愤》中是这样写的：
“三年军长，四次辞呈，一朝革职，无期徒刑。”他不仅提出
过四次辞呈，而且还出走过两次，一次是周恩来把他送回皖
南，一次是袁国平去重庆把他接回皖南。短短三年，四次辞
呈两次出走，可以反映出叶挺在新四军里的处境，反映出他
跟项英的矛盾，反映出他的心态，只有把这些表现研究透了，
才能对叶挺在新四军里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得出比较正
确的结论。非常可惜，四十五年来，我还没有见到史学家们
用一篇文章来回答。在我所见到的材料中甚至连 “四次辞呈
两次出走”八字都见不到。回避了真象，就谈不上写真史写
信史。
再以项英为例。一个人的功过得失、言行及性格的发展，
总离不开主观客观原因和历史的现实的原因。项英不是神仙，
也不是木头，而是一个具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
是个既有优点又有错误的人。在历史上，第一，他在 １９２８年
中共六次党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
１９３１年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后来任革命军事委员会
主席，地位比毛泽东同志高；第二，斯大林曾对他有过很高
的评价，并在单独接见他时送他手枪和钢笔；第三，在他任
中央局代理书记时，曾处理过 “富田事件”，不认为提出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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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 南 事 变 下 卷 ·４３９·
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口号的富田暴动者是反革命，而
是组织上的错误；第四，项英不愿去江北，曾提出过远征闽
浙到国民党后方打游击的南进计划，遭到陈、栗及中央的反
对；第五，１９４０年 １１月华中指挥部成立：叶挺任总指挥，陈
毅任副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并且决定把中原局与东
南局合并成立华中局，由刘少奇任书记，项英回延安，他心
里会是什么滋味？新四军是南方八省游击健儿所组成，项英
领导了三年游击战争，又加上三年的皖南艰难缔造的新四军，
全部交给别人去领导，叶挺到江北是接总指挥之权，项英到
江北是去交权，这种心态能对他的行动没有影响？第六，请
看上面引用的 １２月２６日中央给项英的电文的口气，再看看
１９４０年 ５月９日、１２日、２９日一连三个请求撤职的报告，强
烈地表示了他对中央批评的不满。这样就能看出项英的思想
脉络，他的历史优越感，他的家长制式的领导，他的北移后
即将交出全部权力的抵触，就可以推想到他为什么拖，也可
以想到拖不下去时，２８日军分会上为什么决定向南开进；就
可以推想到 ２８日开完会应该立即报告中央，为什么拖了四
天；就可以推想到他为什么不愿北移，他为什么在危难时离
队；就可以推想到他在株守皖南时的一切服从于统一战线到
南进计划去国民党后方打游击的最大的破坏统一战线，这种
矛盾现象就可以在马克思的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
人的活动而已”的名言下得到统一。我们一向把 “追求自己
目的”当成贬义词，其实任何人都在追求自己的目的，只是
目的有的高尚，有的卑劣，有的为公有的为私，如果把目的
改为理想，就容易被人接受了。项英就是在追求自己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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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０· 皖 南 事 变 下 卷
情况下行动的。目的，就是行动动机的依据。
五
问：刚才你说要进入人物的心态，恐怕这是从文学创作
角度而言，历史研究有可能吗？因为人物心态都是重帷深锁，
不向人说，不留记载，用什么办法进入人物心态？写历史人
物不同于虚构人物，怎么能保证写得像生活中的真正的他？
答：１．先说写历史人物的难易。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写
历史人物很难，因为他是众所皆知的人物，甚至历史给他定
了型，既要像他，又要脱俗，又是艺术形象，它受真人真事
的制约，局限了作家创造人物的随意性，就象画家画人，规
定画某一个人，让人一眼看出这就是谁，就很难。
但是，在突破这个难点之后，就变成了易：局限性变成
了参照性，规定性变成了真实性。比如项英他本来是个坚定
的革命者，是新四军军分会书记，从道理上讲，最不可能临
阵离队的是他，生活中，却变成最先离队的是他，这种从不
可能到可能，又非常合理。比如叶挺，他是北伐英雄，是宁
死不屈宁折不弯的铁军指挥员，却在全军面临覆没的重压下，
弯曲下来，在石井坑给蒋介石发了请罪电。这又是最不可能
弯曲的他首先弯曲了自己，这也是从不可能到可能，也是非
常合理。比如项英的随从副官刘厚忠，他对项英一向耿耿忠
心，对项英生活的关怀超过儿子对待父亲，在突围时，他背
着项英冲出重围，舍命相救，最不可能来害项英的是他，在
条件变化之后，杀害项英的又是他，从不可能到可能，又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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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 南 事 变 下 卷 ·４４１·
常合理。这些人的命运的跌宕性格的变化，超过了作家最大
胆的想象。如果是虚构的人物，读者很可能认为不合理，不
可信。但生活却给作家提供了任何人都推不倒的依据，给人
以极大的真实感，不能不惊叹生活的惊心动魄、丰富多彩和
曲折复杂。
２．每个历史人物，都留下不可磨灭的脚印，按照这些脚
印，就能寻到他们走过的轨迹，就能找到从Ａ点到Ｂ点再到
Ｃ点的路线。这些点是历史铁定了的。比如项英从充满胜利希
望向南开进的Ａ点，走到星潭受挫高岭受挫后悲观失望的Ｂ
点，再走到临时动摇脱离部队的Ｃ点。这些主观思想的变化
（从希望到失望到动摇）都跟客观形势变化有关，写出客观形
势也就由点到线带出了面。占、线、面构成了波澜壮阔的生
活斗争图景，也就展示出了人物性格的发展史。
３．关于虚构，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杜撰，而是数学中的求
方程，通过已知求未知，是符合人物性格发展逻辑的推理，带
有必然性和合理性。书中写了项英想自杀而又未自杀的思想
斗争过程，这是任何史料都未能提供的。项英从失望到动摇
到脱逃的思想斗争，只有他本人知道，我所见到的史料和回
忆，对这一段是一片空白。只是项英归队后，给中央的报告
中有：“部队被围于大矗山中，有被消灭极大可能，临时动摇，
企图带小队穿插绕小道而出……感觉不对……此次行动甚
坏，以候中央处罚。”空白是不合理的，有激烈思想斗争是合
理的，高尔基说：“想象和推测可以补充事实的链条中不足的
和没有发现的环节。”这是对的，他应该想到部队被消灭后他
的命运：可能牺牲，可能被俘，即使少数人突出去也摆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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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２· 皖 南 事 变 下 卷
了自己应负的责任。按悲剧心理学来说，一个人一生中总是
不止一次地感到活着不如死去好。他面临如此严重的局面，想
到自杀是合理的；他带着斯大林赠给他的手枪，由此想到斯
大林对他的高度评价是合理的，平时以此为荣，在生死关头
摸着手枪，反而不能触景生情是不合理的。这种合乎人物身
份和性格逻辑的想象与推测，不仅是作家的权利，而且是必
须具备的素质。生活真实的链条往往是间断的，艺术真实的
链条是相连的，所以艺术真实比生活真实更真实。
４．没有虚构就没有文学。虚构绝不是虚假，虚构是按照
严格的历史事实所作的符合人物性格符合事物发展逻辑的推
理。如果仅仅记述事实而不作推理，很可能记载的是表面现
象而不是内在本质。文学艺术，不是战术总结。罗贯中的
《三国演义》与陈寿的 《三国志》决不是一回事。这里可以借
用一个举世公认的成功的经验加以证明。那就是获六项奥斯
卡金像奖的电影 《莫扎特》。根据历史记载，这位举世无双的
音乐巨星只活了三十五岁就殒落了，他的死，史书记载是各
种各样的，互相矛盾的。大致有四种说法：有的说他贫病交
加而死；有的说他是被人用砒霜毒死的；有的说他一贫如洗，
送葬那天，除了掘墓人外，没有任何亲友在场，所以在萨尔
斯堡至今找不到他的坟墓；有的说在送葬那天就有他的劲敌
——宫廷作曲家安东尼奥 ·萨利埃里在场。
可见，有些史料是靠不住的。作者与导演从艺术真实出
发，把莫扎特的暴卒与萨利埃里的苟且偷生有机的联系起来，
在鲜明的对比中表现出萨的忌恨心理，表现出莫扎特的每个
成功都驱使他的竞争对手用更加狡猾、严厉、残酷的手段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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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 南 事 变 下 卷 ·４４３·
他进行迫害。这就使人看了惊心动魄，毛骨悚然，但是在实
际生活中，并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编剧是这样看待这种艺
术创造的，他说：“我关心的不是有无这一历史事实，而是它
是否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尽管有人认为这一情节是无法接
受的，但是，我们觉得这是作为传奇性的人物莫扎特及其幻
想曲的最恰当不过的结局。”
这正是艺术家卓越的创造才能的表现。
再举一例：反映斯大林格勒大血战的影片 《伟大的转
折》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这部影片的第一个特点，在
于它叙述了斯大林格勒，然而绝不是斯大林格勒真实的编年
史 （影片里一次也没有提到这个城市的名字）。我们保存了事
件的军事政治结构的历史真实性与可靠性，但是留下了决定
主题和基本人物性格的艺术构思的自由。”
我认为这是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高度统一的正确方
法。文学作品不是史书，却可以填补史书的空缺，纠正史书
的谬误。因为真正的史诗性的文学作品，应该以其全面的观
察、缜密的思考、逻辑的推理以及时代的真情实感，把 “历
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把 “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写出
来。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悠久的生命
力。
５．关于史学应否进入人物心态，如何进入人物心态，我
只能另找机会去谈。这里，我只能说：查证核实史料，只要
有时间就够了，要辨别真伪，需要智慧，进入人物心态，需
要真知灼见。还是那句话，历史是人创造的，不研究创造历
史的人，算不上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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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４· 皖 南 事 变 下 卷
六
问：你在这部作品中刻意追求的是什么？
答：１．我首先追求的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和谐与统
一。雨果在 《九三年》中有这样一段话：
１７９２年到 １８００年间布列塔尼森林的历史是可
以自成一段的，这段历史像传奇一样和旺岱的规模
巨大的事变掺和起来。
历史有真实性，传奇也有真实性。传奇的真实
和历史的真实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传奇的真实是在
虚构中去反映现实。但，历史和传奇却有相同的目
标：利用暂时的人来描绘永久的人。
要彻底了解旺岱只有用传奇来补足历史；了解
全面需要历史，了解细节需要传奇。
我可以借用他的论点：“要了解皖南事变的全局，需要历
史的真实；要了解细节，需要艺术的真实。”因为史料只提供
事件的经过，很少提供人物的形象、气质、性格、品德、情
操、阅历、学识、智慧和日常生活，更难提供人物的七情六
欲和内心世界的激烈冲突，这些需要通过艺术的想象力去完
成。事件是不会重复的，既是空前也是绝后的，而人物的思
想，感情、品质却是永久的，前有古人、后有来者。
２．历史是严肃的，客观的，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不能硬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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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 南 事 变 下 卷 ·４４５·
没有发生的事情不能硬加。尽管文学艺术允许虚构，但我塑
造的是历史人物，我遵循的原则是实事求是，尊重历史：高
尚的不要刻意美化自然高尚，卑劣的不用刻意丑化自然卑劣。
既不因为他是智者就隐瞒他的一失，也不因为他是愚者就隐
瞒他的一得。对自己人绝不写成神，对敌人也绝不写成鬼。改
变人物塑造中好人完全好坏人完全坏的传统格局，因为复杂
的性格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因为生活本身就是极端复杂的。
３．陈美兰在 《文学评论》第 ４期著文认为：在近年来长
篇小说创作中称得上成功的艺术典型仍不多见，究其原因，显
得尤为突出的是两个不平衡：其一，是作家的感受力与剖析
力的不平衡。创作思想的解放，使作家能够真诚地贴近生活，
自由地感受生活，然而，当创作主体感受到的东西越丰富越
复杂时，它所需要的艺术剖析能力就越高。而现在，某些作
品往往缺乏这种理性的剖析，或者是有所剖析，而力度不强。
这样，作家在他发现的典型人物身上所感受到的历史内容就
不能真正地成为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于是在很大程度上削弱
了形象的意义。其二，是人物丰富复杂的性格与所获得的艺
术空间的不平衡。长篇小说容量大，但这个特点也就决定了
它要求在人物典型塑造上，不仅从性格的某个侧面，或某种
性格的横断面来体现，而且要从性格的发生史或发展史的角
度作纵深的开掘，以增强艺术形象的厚度。我们有些作者却
往往使人物性格的展开显得异常局促，使一个丰富复杂而又
流动的性格变得凝固化，这是一种令人惋惜的现象。
我同意她的观点。我在这部书中努力解决这两个不平衡，
不仅感受历史反映历史，而更重要的是剖析历史、评判与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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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６· 皖 南 事 变 下 卷
价历史。不仅写出人物的性格来，而且写出性格的发展、跌
宕、丰富性和流动性来。
４．我追求哲理色彩和思辨色彩，不仅给人以情绪的感染，
给人以信心和力量，也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而更重要的是
启迪人的心智，引起人们对历史对人生的深沉的思考。
５．我还追求作品的人民性，追求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
有的同志认为文学的任务在于塑造典型、激发感情而不在于
叙述事件，我也同意。但不须一概作此要求，“文有大法，无
定法”，这要看什么题材。《安娜 ·卡列尼娜》的功能跟 《战
争与和平》并不相同；《红楼梦》和 《三国演义》也不一样，
尽管 《红楼梦》在艺术上高于 《三国演义》，并不妨碍后者在
人民中的巨大影响，它的历史价值并不比 《红楼梦》低。
七
问：皖南事变如此复杂，争论如此尖锐，你认为作品发
表后，会引起激烈争论吗？
答：１．这样一个震惊中外的事件，争论是正常的难免的，
不要说事过四十余年的复杂事件，就是在半个小时前大街上
发生一件抢劫案也会争论不休，甚至经过几天的调查也未必
弄清。但是真理愈辩愈明。我欢迎这种争论，也准备迎接这
种争论，对所有问题，我都可以做出公开答复。我有充分的
自信心。
２．许多个人的回忆，必然带有个人的色彩，往往有很大
的误差，在回忆同一件事时，往往说法不一，对于某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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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 南 事 变 下 卷 ·４４７·
的评价，由于亲疏远近好恶爱憎不同，往往大相径庭。因为
每个人当时所处的地位不同，视角不同，认识不同，立场观
点不同，记忆力不同，考虑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有的夸大
了，有的缩小了，有的是整理材料者加上的，好事都有份，坏
事不沾边。凡是参加一个座谈会，张三说一，李四说二，王
五说三，几乎没有一次不争得面红耳赤。我希望不要拿某某
人怎么说来参加争论，应该拿真凭实据、真知灼见和合乎逻
辑言之成理的推断参加争论。
３．关于皖南事变的争辩，概括起来，大致有十个小问题，
两个大问题，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十个小问题也就是非根本的枝节问题：①关于有无 “三
山计划”问题；②项袁周等人离队原因问题；③叶挺是受伤
被俘还是谈判被扣问题；④在茂林停留多久以及该不该停留
问题；⑤顽军进攻新四军打响第一枪的时间地点问题；⑥新
一支队 （傅秋涛部）突围路线及突出的人数问题；⑦百步坑
会议长短及最后决定的突围方向问题；⑧敌军兵力问题；⑨
项英周子昆被害经过问题； 项英突围出来到被害两个月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