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那段时间，他对未来还抱有一线希望，热切盼望中央派人来和他谈话，尽快对他作出处理，重新安排工作。他对这种无休止、无人理睬的管教生活已厌倦了。现在，这一连串的事情，使他稍稍平稳的情绪又起波澜，困惑、不安与悲观情绪日益加重，还有什么前途呀？什么学习、提高，去它的吧。他开始把大量时间用来跟工作人员玩，跟孩子们玩，以此来掩盖他内心的焦虑。
（五）紧张绝望
快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了，1954年6月28日起，高岗比较注意听广播、看报纸。1954年7月1日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陆续报导各地选出的人民代表名单，高岗很注意地侧耳倾听其中有没有自己的名字。结果令他失望。他表面上跟往常一样，实际上情绪越来越坏，内心越来越不安。他把人民代表名单与对他如何处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既然名单上没有他，那就是说，至少他将被从现实生活中抹去，更不用说是排除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外了！
“不知别的人怎么样了？”他又想起那些同他比较亲密的人，为他们担心。
一天，他忽然问赵家梁：安志文、马洪是不是还在计委？高老虎是不是还在东北飞机场工作？
《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反对骄傲情绪》。高岗看后，好几天长吁短叹，说：“这篇社论是说我的。”
赵家梁问：“你有没有骄傲情绪嘛？”
“有，总觉得人家不过如此。一听到人家表扬称赞说我是‘西北人民的救星’，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就沾沾自喜。其实，我不懂马列。要是没有刘志丹和毛主席领路，要是没有那么多中央派来的干部帮助，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搞。可是，后来把功劳都记在我的头上，自己也有点飘飘然了。”
他停了一会儿，继续说：“现在人家说我居功骄傲种下祸根，产生野心。我承认，我是骄傲，但还没有到产生野心的程度！”
他变得反复无常，每天玩得很晚，管教人员曾劝他不要玩得太晚，以免影响休息。
“好吧，好吧！”他嘴里答应着，行动上却照旧。每晚打牌，不到半夜不收场，有时甚至玩到凌晨三、四点钟。别人提醒他早点睡，他唠叨：睡得太早，反而睡不着。
他急切地盼望李力群早点回来，打发儿子去医院对她说：“爸爸情绪不好，叫你快点出院，他有话要说。”
李力群回家的当晚，高岗就对她说：“我可能活不了啦。你走后，没有任何人来看我，习仲勋逼我违心写了……送上去，也没有回音。看样子要对我做最后处理了。我没有反党，我对毛主席忠心耿耿……”
1954年7月14日，高岗说，成天玩儿没意思，还是看书好。可是晚上照样跟工作人员搓麻将，一直到凌晨四点才休息。
1954年7月19日又说：以后周末玩儿，平时听广播什么的。可是到晚上，他根本没有心思听广播，听听就睡着了。快到半夜才吃晚饭，饭后又玩扑克，至凌晨一点多。
他也曾要求找些参考资料来看，要学习苏联经济建设和编制五年计划的经验。但过后又说：“算了，算了，不要了！”
按规定，不允许他到楼上的阳台散步，但他却有两次不听值班人员的劝阻，硬是在阳台上走了两个来回。值班人员怕出意外，紧随其后。他气狠狠地说：“你老跟着我干什么！”为此，管教人员严肃批评他，他马上表示接受，虚心检讨，也作了一些解释。
由于长时间的焦虑不安和寝食失调，高岗的肠胃功能有些紊乱，到了1954年8月10号左右，出现腹泻和胃口欠佳等症状。过去，他一旦有病，都能及时接受治疗，但这次，尽管一再建议给他治疗，都被他拒绝。
时间拖得越久，高岗就越焦虑不安。他叹道：“唉！谁也不来了，谁也不出来说话了。”他究竟盼望谁出来为他说话？到了这步田地，又有谁敢为他说话，谁能为他说话呢？
他觉得自己犹如虎落平川，龙困沙滩，纵有一万个不甘心，却是万般的无可奈何！人活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意义？
他暗暗地做着自杀的最后准备。
1954年8月15日深夜，他把李力群从梦中叫醒，趴在她耳边说：“我活不了啦，睡不着，太痛苦了。怎么处理都行，随便吧……”
管教人员时刻注意着高岗的每一个变化，这些不正常现象，引起大家不安和警觉。他们多次派人向中央当面汇报，或些书面紧急报告，认为他的情况很不正常，要求中央尽快派人来和高岗谈话，早作妥善安排，以免发生意外。同时，也要求尽快搬家，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中央来人跟高岗谈话后就搬。但遗憾的是，左催右催，左盼右盼，就是没有片言只字的答复，也没有人来和他谈话。
1954年7月下旬和8月初，管教组曾两次全面检查高岗的卧室、起居室、办公室等各个房间及沙发、床铺、被褥、桌椅、地毯等物品，以消除可能潜藏的危险因素，防止高岗再次自杀。
第二章 反省检查
打开一叠被尘封了近50年的已经有些发黄的纸片——当年高岗反省的原始谈话记录，笔者的心情激动起来。这是一些规格、质地不一的纸片，既有信笺纸、稿纸，也有坐标纸、笔记本纸；有横格的，有竖格的；有钢笔写的，也有铅笔写的；字迹有大有小，记录稿边缘的空白处还有一些胡乱涂画的外文字、图画之类，也有一些简单的不连贯的词语。这是高岗谈话间断时，赵家梁为打发等待时间而胡乱涂画的。因此，给人的印象是一堆乱七八糟的废纸。唯其如此，它们才得以在“文化大革命”中逃过劫难，保存下来。这些就是当年高岗写《我的反省》所依据的原始材料。现在，这些乱七八糟、不像样子的纸片，成为我们了解高岗其人的珍贵资料。
高岗的情绪平静以后，对自己的学习、检查和反省提出五个步骤：一提（提醒）、二记（记忆、帮助记录）、三检（查）、四结（写出反省稿）、五交（反省稿子送交中央，听候党的处理）。他还要求看座谈会的发言记录；要求赵家梁帮他整理反省材料，进行文字加工。这两条，周总理都同意了，但他强调，反省内容必须是高岗自己的，最后送交中央的反省稿，也必须由高岗亲自核定亲自抄写，不能由别人代笔。
开始的一段时间，高岗每天上午学文件，下午两点半开始谈两个多小时。按西北、东北、北京三个时期，大纲式地谈他的主要经历和主要问题，想到什么就谈什么。赵家梁在一旁记录，然后整理抄清，交给高岗作进一步检讨反省时参考。
①西北
金边帽，东洋刀。复仇。
消极。苏武牧羊。挑大粪。当和尚。
狭隘、仇恨。
腐化。
审干。
无人批评，一批就跳。
说好的，没揭批不好的。
骄傲。了不起，吹装。
贪功。夸大自己的作用。
财经会议
组织会议
二线一线。
②东北。
自己要求去的。
宗派。看彭。看林。
独立王国。
听好；不听不好的。
腐化。
外国关系。
把成绩放在自己账上。
1954年3月19日以后大约一个月的时间，他每天上下午各谈两三个小时，仍是按西北、东北、北京三个时期先提出题目、大纲，以后逐步展开主要问题和具体错误事实。他讲的断断续续，有时一面讲一面流泪，有时长吁短叹、陷入沉思。赵家梁偶然插几句话或提几个问题。
1954年4月中旬着手写《我的反省》。他逐字逐名斟酌推敲、反复修改，最后定稿，亲自抄写完成《我的反省》，4月30日送交中央。
高岗谈西北时期情况时比较轻松，有时还很兴奋。他既肯定工作成绩，也承认曾经有过悲观情绪。谈到1942年西北高干座谈会时，他不无愧疚地说：“那时对郭洪涛的批判很厉害，他都能接受；现在自己犯了错误，人家一批旧受不了啦。”
说到东北解放前的那一段，高岗比较平静，重点讲了与彭真等人的争论。
东北解放后和北京时期，重点检查与刘少奇的关系。他着重检查了东北建设时期在一些政策问题上与刘少奇的意见分歧。对北京时期所犯的错误，他归纳为：主要是反对刘少奇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散布流言蜚语，搞非法组织活动；吹嘘、抬高自己；对毛主席不说实话，欺骗毛主席；对干部拉拉扯扯，封官许愿；有宗派思想和宗派情绪等等。由于周恩来在总结发言中又提到“拨弄是非、挑拨离间中苏关系”的问题，他也着重谈了与洋人交往的情况。
他反复谈这几个问题，开始谈的还比较平静，后来越谈越激动，有时情绪低沉，心神不定，最后又逐渐平静下来。
资产阶级生活作风问题也是他检查的重点之一。
下面我们着重介绍高岗对东北建设时期和北京时期主要错误的反省检查。关于他对家庭、经历和在西北的情况，以及东北解放前与彭真等人争论情况的回顾与反省，请读者参阅本书的附录〈历史回顾〉。
一、与刘少奇的关系
他首先讲了他对刘少奇的认识的变化过程。
他说：“有人说我在东北就反对少奇，甚至说我在延安就反对少奇，这根本不是事实。”“我对少奇，从 l947年到1952年冬天来北京之后，从有意见产生隔阂，到不满，到反对，有个发展过程。财经会议之后，才有反对少奇的活动。”“在延安、在东北，在1947年以前，我对少奇是尊重的。l946年初，当时东北局的意见分歧很大，争论很厉害，林彪跟我商量，让我回延安向毛主席汇报，要求派少奇到东北来主持工作（后来因为形势紧张未成行）。这说明我当时对少奇是尊重和信任的。”
“对少奇产生隔阂，大概始于1947年。当时赵德尊去平山开土地会议，我们让他向少奇汇报东北的情况，其中包括对东北工作方针的争论、彭真等人的错误，以及根据中央决定对东北局进行调整等情况，希望少奇支持我们的工作。但是少奇听了汇报后，不说东北争论的是与非，只说‘要注意团结，不要落井下石。过去满洲党和朝解党就是因为不团结，结果被敌人搞垮了。’赵德尊回来传达少奇的谈话后，我们很不理解：明明是纠正错误，怎么说是‘落井下石’、‘不团结’？因此认为少奇对彭真等人的错误有些袒护，不支持我们的工作。从此对少奇产生了隔阂，但这只是工作上的问题。”
“东北解放后，也只是在一些政策方面与少奇有些不同意见，认为他不支持我们，我们也不怎么服他。比如对待富农和东北的私人资本家问题、农村合作化问题等。但那时并没有想到要反对他。”
“到北京以后，我对少奇的隔阂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加深了。那时，我听到中央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对少奇的议论，说他有圈圈、装假、政策不稳、左右摇摆；进城后没做什么工作，对主席帮助不大；甚至说他是主席身边的隐患；尤其是讲到毛主席与少奇的思想分歧越来越明显等，这些都和我的思想认识很合拍。同时，我也看到一些情况，如新税制问题、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体制变革问题、‘有薄无林’的政治局名单问题和毛主席对少奇等人‘擅自以中央名义发文电’问题的批评等等，并亲眼看到毛主席好几次对少奇发脾气。这些都使我错误地认为毛主席和许多同志都对少奇不满意，促使我错误判断当时的政治气候，遂形成了要把少奇从接班人位子上拉下来的思想，犯了大错。”
“就在这时，毛主席让我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20年代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后的表现。主席把这么绝密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我，那是对我的特别信任。我也由此意识到，主席对少奇的革命品质已产生了怀疑。显然，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思想分歧问题，而是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了。这更使我坚定了要把少奇从毛主席接班人位子上拉下来的思想。我想，毛主席对我如此器重，什么话都跟我讲，什么事都叫我过问，我也应该为主席分忧才是，要帮助他解决好接班人的问题。我以为这是为党和国家、也为毛主席办一件大好事；以为这样做，完全符合毛主席和相当多的负责干部的意愿呢。”
说到这儿，他突然激动起来，提高声音说：“现在有人说我反对少奇是想自己‘取而代之’，是为了‘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我做梦也没想过，根本没有这个思想！我哪有那么自不量力！比我资格老、有能耐的人多着呢，怎么也轮不到我呀。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我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毛主席已经不信任少奇了，我就应该帮助他除去这块心病。至于谁来接替少奇，我并没有想那么多，反正谁上去都行，就是少奇不行。”
“四中全会和座谈会，我采取错误态度，觉得很多人对少奇有意见，怎么现在都推到我身上，整我一个人？”
他停顿一下，抬头看着赵家梁：“说心里话，这是我的主要思想。”“我这样说，并不是想开脱自己的错误责任。”
这天下午和以后的几天里，高岗就这个问题反反复复谈了好多次，一再申明，反对少奇不是为了自己要“取而代之”，而是要帮助毛主席解决接班人问题，实现毛主席的一大心愿。或许他已经意识到，现在除了赵家梁，还有谁能这样耐心地听他讲这些心里话呢？更别奢望有谁会出来替他说话了。
二、反刘的主要言行
（一）接班人问题
“关于刘少奇的问题，比如主席对少奇的不满和担心；查看敌伪档案，了解少奇是否有自首变节行为，以及关于大权旁落的问题等等，我都跟陈云讲了。1953年上半年，我们一起议论过好几次，一致认为：毛主席确实已经不信任少奇了。把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不仅是毛主席的意愿，也是大多数人的心愿，而且最好在‘八大’以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议论过，这件事由谁出来挑头比较合适？怎么搞法？谁是毛主席最合适的接班人？陈云认为这件事由我挑头最合适；要我先搞起来，搞确实后再告诉毛主席。我都同意了。我们还说到林彪是毛主席最合适的接班人。”
“我也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同一些领导干部交换过意见，确实得到不少人的支持。”我说过“少奇‘左’右摇摆，很不稳。要是由少奇掌舵，那是危验的”；“现在主席健在还好，他们不敢怎么样。要是主席不在了，那还不乱了天下！”
“关于中央领导人分为一线、二线问题，我向人散播说，主席讲，他只当党的主席，让少奇当政府主席、议会议长或当什维尔尼克。‘当什维尔尼克’这句话不是主席说的，是我伪造的。现在有人说我假借毛主席的旗帜反对刘少奇，我承认这是事实。但说我‘伪装拥护毛主席’却不是事实，是别人强加给我的。我是真心拥护毛主席、效忠于毛主席的。”
“毛主席提出，他不在北京期间，是由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还是由几个常委轮流主持工作？我跟陈云、邓小平说过轮流好，不支持少奇代理主持中央的工作。在杭州时，也曾跟林彪、陈正人说过这个意见。”
“其实，‘反刘’本来就是毛主席的意图，我没有领会错。我错就错在不该把主席的意图过早地宣扬出去，而且不该听信陈云的话。他叫我先干起来，等搞出名堂以后再告诉毛主席。结果现在说我‘背着毛主席搞阴谋活动’，我怎么说得清呀！”
后来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确实只当党的主席，也确实让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历史也证明，毛泽东确实对刘少奇不满意，并且最终发动“文化大革命”，将刘少奇打倒、置于死地。事实证明高岗没有造谣；他的错误在于不该随便扩散中央内部的情况。
（二）散播流言蜚语
“财经会议期间，我看到不少人对少奇和彭真、薄一波等人不满，刘少奇一手提拔的饶漱石也不例外。那时，各大区的中央局书记、副书记几次来谈工业经济建设及其他工作问题，很少到少奇同志那里去。他们说：‘你们东北局搞得好，有经验，怎么搞法？’军队的相当一部分干部也对少奇不满，而对我不错。我非常得意，向他们散播刘少奇的不少坏话，造成‘毛主席已不信任少奇’的不良影响。当时流传所谓我家里另有一个‘司令部’，并且‘大区支持第二司令部。’”
“我散播的流言蜚语，如：
说少奇进城以后没做什么工作，对毛主席帮助不大，毛主席对少奇不满意；
少奇过去搞人性论，受到毛主席批判；
在方针政策方面，说‘和平民主新阶段’是少奇提出来的，是错误的。毛主席在柳树店休养时说了，校场口事件表明，根本没有‘和平民主新阶段’；中央工委在平山土地工作会议的决定有‘左’也有右，主席在晋绥的讲话纠正了他的错误；对山西农村互助合作社的批示是右倾表现；城市资产阶级政策，在天津对资本家的讲话，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是‘右’的观点；我还让人转抄少奇在天津对资本家的讲话，以此攻击刘少奇；说他对东北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政策的批评也有问题，东北的情况不同，不能拿全国套；职工运动的错误不完全是李立三的，而与少奇有关；评议整党，少奇说党是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的；说城市共产党员可以开工厂剥削，农村党员可雇工，富农可以入党等问题，都是错误的，东北顶了他；那次去苏联时，老头子（指斯大林）对少奇的报告不那么满意；还讲过抗美援朝决策时，少奇同志也不那么坚决等等。”
“在组织问题上，我说过少奇有宗派、有摊摊，支持华北的干部；还议论过，中央组织部尽是华北的人，有的人能力很弱，军队干部对这些人不满意；各大区应调一些水平高能力强的人加强组织部”；说“少奇打算调李雪峰去中央组织部当副部长，说李是否顺手一点，陈正人不顺手”；还散播“少奇说‘陈正人身体也很差’，打算让李富春做建委主任”；和陶铸说，“少奇对广西的工作不那么明确地支持。财经会议时，陶铸听说要调他去政法委员会，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还不是调虎离山。这些都有挑拨的意思。”
“我把这些问题联系起来看，好像少奇在重要政策上是不稳的。这是当时的认识。我把这些当成自己所需要的，抓辫子，并加以夸大，在背后议论散播，说刘少奇不稳，不能掌舵” ；“我在财经会议批评薄一波的错误，实际上是指桑骂槐。”
“这些问题，跟大区的个别同志谈过，和中央的几个同志，陈云、彭德怀、李富春、林彪、黄克诚等都谈过，和东北的张秀山、张明远等人也谈过。”
“现在检查起来，对这些问题应该正确对待：
‘人性论’是一时的认识，毛主席指出来以后，就根本不存在了。
‘和平民主新阶段’，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对形势的估计，随时十分正确是极难的。关键问题是在实际工作部署上，还是在准备战争，事实上并没有影响。
平山土地会议，是有‘左’的错误，但中央、少奇，特别是毛主席抓住这个问题，及时予以纠正。事实上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了。
农村互助合作，中央己作了决定，这个问题也已解决了。
党的性质和雇工问题也是解决了的。
对资本家的问题，当时是城市需要稳定，怕乱，搞乱了损失更大。”
“对这些问题，我本来应该正确地处理，向少奇同志表明自己的态度，或向主席反映。但自己却是抓他的辫子，想搞确实一些再向主席讲。”
“有的问题，我和主席谈过，他两次要我当面和少奇同志谈。主席说：‘少奇是老实人，你和少奇同志谈；别人谈，要制止。’要我当面谈，我不谈。以后谈的时候，提得不明确，谈得不清，谈得不够。”
“事实上，不论在几大运动，还是在党的建设发展等方面，少奇同志都是正确的，有贡献的。反过来，我的这些看法都是中央提出来的，不是自己看出来的。自己装懂、吹嘘，拿中央正确的东西打击少奇同志。应该和少奇谈，但没谈，已是错误；还要有意地打击少奇同志，我这人是坏极了。对少奇，采取这样的态度，根本不像个人，不像个共产党员。”
（三）关于党史和“八大”代表
高岗曾对人讲，明年（l954年）抓四项工作：一是经济建设；二是编写党史；三是选“八大”代表，为召开 “八大”作准备；四是制订宪法、召开人大。
关于编写党史，他说：“编写党史，我认为不能把党的历史分割成根据地历史和白区历史两大块，而应当是统一的革命斗争的历史”；“白区斗争在党的全部斗争史中是很小很小的部分，不能和苏区相提并论”；“白区和根据地的党组织，有相互配合促进的一面，也有相互扯皮促退的一面”；“要以苏区的历史为主来编写，要趁主席健在，以根据地武装斗争为中心编写党史”；“‘七大’搞了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只是个片段。我们需要一部完整的党史。”
关于选“八大”代表，他说：
“‘七大’的时候，毛主席为了照顾各山头，有意把井冈山一军团的人压了下来，让其他军团和地区的人上去。现在全国统一了，不能再像‘七大’那样。否则就会把真正有功的、有本事的人埋没掉”；“这次应该从全国通盘考虑，从实际出发，适当照顾山头。就是要选有功的、有能耐的人上去。除了军队的和原来的老代表以外，还要选一些优秀的新代表上去”；“主要是要从工作成绩来考核，要通盘考虑，不能光从资格、山头来考虑。”
他还说：“在干部问题上，少奇肯定要乘‘八大’之机安排他的人，这是很危险的”；“将来选‘八大’代表时，我就不选李雪峰、薄一波。”
“其实，这里有许多意见本来不是我自己的，而是我把别人的意见拣起来，作为自己的意见，加以散布，借此贬低白区工作的作用，贬低少奇。这些，我跟陈云、林彪、陈正人、陶铸、黄克诚、王鹤寿等人议论过。现在想想，人家讲，你为什么把它拣起来？”
（四）“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
周恩来在中央座谈会总结发言的第三条说到高岗“利用某同志提出的政治局及中央各部名单，污蔑中央领导。”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所谓“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是1953年春天由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提出的。
高岗反省时说：“总理说的不符合事实。那份名单不是我伪造的，而是毛主席派他的机要秘书直接送来给我看的，并等我当面看了以后就拿走了。这可以查证。”
“在这之前，大约是2月底吧，当时中央酝酿体制、人事问题，毛主席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碰头、学习，议一议。少奇考虑中央分工，提出一个书记处和政府党委名单，在少数人中征求意见。其中彭真为政府党组书记，习仲勋管文委，邓子恢管农委、安子文管组织部、刘澜涛管财经，饶漱石管工青。我自己有宗派观点，认为书记处不能解决问题，是少奇安插人，所以没有重视。紧接着，主席又送来那份‘八大’政治局委员、中央各部委和群众团体分工的名单，政治局有薄一波、饶漱石、刘澜涛。虽然安子文说这个名单是他搞的，但我却主观地认为安子文怎么敢？这是少奇要安排政治局、书记处和各部委的人事，授意安子文搞的。这是我把党内干部看成派别性的，借以攻击少奇同志。这个政治局名单，我和陈云、林彪、黄克诚等人谈过。对林彪说，‘我记得那单子上没有你。’还问过邓子恢、朱总司令知道不知道这个名单。”
“问题是，我的这些想法应该马上给毛主席讲而没有讲，却和一些信得过的同志谈了。这是天大的错误”；“后来又不听毛主席的招呼，私下扩散了这个名单，散播自己的错误想法；再后来，当毛主席追查是谁泄露此事的？自己又不敢承认，欺骗了毛主席。”
三、“反对周恩来”
高岗看了周恩来的总结发言稿后说：“说我反对周总理，这不是事实。我承认，我曾议论过总理在历史上跟着王明犯错误，也说过他检讨过分散主义错误，说他事务主义。我这样说他当然不应该，但决不是反对他。”
他一再表示，他对总理是尊重的，绝没有反对的意思。他甚至说：“即使我真的是反革命分子，真的是野心家、阴谋家，我也决不会蠢到这步田地，同时用两个拳头打两个对手，在反对少奇的同时，再来反对总理，绝不会！”
“有人说我不赞成恩来当总理，想让林彪当总理，甚至说我自己要当总理，绝没有这种事。”
“我记得只有一次议论过谁当总理的问题。那是在去年春天，有一次毛主席问我，如果恩来不当总理，你来组阁怎么样？我说我不行。主席又问你看谁行？我说恐怕林彪比我行。此外，我没有跟任何人议论过这个问题，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和毛主席议论总理。”
“如果我真的反对周总理，真的想取而代之，就绝不会拒绝主席的意见。我不明白，这种只有两个人说的私房话，怎么会传出去，并且加以颠倒歪曲，说我‘反对周总理’，‘自己想当总理’呢？”
周恩来听了赵家梁汇报后，愣了一分钟左右才说：“这是毛主席说的，毛主席说高岗反周。”
赵家梁向高岗转达总理的话后，他深深长叹，说：“天晓得！”
1954年2月17日上午，高岗在开枪自杀之前，没有给刘少奇留下一字一句，可见他对刘少奇之绝情。然而他却给周恩来写了托孤的遗书。信虽短，却很有感情。高岗在中央，在地方，都不乏亲朋好友或亲密战友。但在生死之际，他却把身后之事托付给周恩来而不托付给别人，这说明他对周恩来特别信赖。
其实，对周恩来不满意的不是高岗，而恰恰是毛泽东本人。我们且不说在历史上，毛泽东与周恩来有什么恩怨，仅在1952年下半年到1953年春天之间，毛泽东就曾多次批评周恩来，并采取一系列措施限制和削弱周恩来的权力（我们将在后面叙述）。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责令更是处于岌岌可危的地位。
四、对干部有宗派情绪
高岗承认自己在对待干部问题上存在宗派情绪。他说：“与自己意见不合的、有成见的，如对彭真等人，理都不理，有报复心。”
“对薄一波有宗派情绪。来北京后看到一些现象，内心不服，主要在四件事上内心不服，狭隘个人主义。”“一是东北一党员的信。 【注1 此信主要是向党中央揭发东北个别领导干部的腐化堕落问题，未具体点名，只是泛泛说有干部腐化。高岗在离开东北前，在东北局传阅过这封信。】自己认为薄一波不应该批转这封信，他这是借‘三反’之名来敲我一下。” 【注2 当时薄一波是中央‘三反’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东北一党员的信’由‘三反’领导小组转给东北局。】“二是 l952年8月间，一波在颐年堂批评东北财政上不统一，要林枫回来检讨纠正。”“三是鞍山检查组。 l952年‘三反’期间，鞍钢一个高炉发生爆炸事故，中财委、重工部、监察部、组织部等派联合工作组来调查并检查鞍钢的工作和投资使用情况。工作组尚未出发，王鹤寿即从北京打来电话，问怎么办。我说派工作组是薄一波有意与东北为难，打击鞍钢的目的是打击我高岗和东北工业部，还联系到这是薄一波对过去处理彭真问题不服气，企图报复。”
“我觉得一波认为东北工业搞得好，鞍山是最主要的。现在出了事故，就说我们把鞍钢搞得一塌糊途，派检查组来调查。这是一波借机整我，我就不配合检查组的工作。我的这种态度也影响一部分同志，使他们也对检查组产生不满情绪。”
“后来毛主席批评一波，说不会游泳的人站在岸上看人家游泳，指手画脚容易，要真正懂得游泳，还是要亲自下水学游泳才行（大意）。我更觉得自己正确，还向东北局的同志传达了主席的话。”
“四是去年3月底，中财委召开部长会议，一波讲话出格。我认为一波对我采取这样的态度，自己也就不是采取正确的态度，而采取错误的态度，说他批批点点，不解决问题。认为自己在经济方面有办法，吹嘘自己。”
“拉拉扯扯，封官许愿，这方面的具体事实不少。如 l950年，对王稼祥说，总理很忙，你回来抓外交部吧。对黄克诚说，中央要你当政治局委员，我赞成。中央还未决定林彪任计委副主席之前，我就对陈正人说了。”
“一次中央会上谈到，‘七大’以后‘鼓出来’的干部要补选中央委员。后来我把会上提到的人告诉了其本人和与自己接近的人，有讨好的意思。这是组织纪律不允许的。同时，对一波提出的华北的几个同志，我说是否恰当，值得考虑。这些，我对陶铸、黄克诚、王鹤寿、张明远、陈正人等人讲过。这是有宗派观点，错误的。”
五、吹、装、偷
周恩来在中央座谈会的总结中说过，高岗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吹嘘自己。
在这个问题上，高岗坦言：“就是吹牛、吹嘘，不懂装懂，剽窃别人的思想、言论、文章，当成自己的”；“工作上喜欢报喜不报忧，听到说你先进就舒服，说你有毛病就不高兴。”
“在延安时，自己本来政治上是很不成熟、不高明的，但是装得自己很高明。粉碎敌人对陕甘宁边区的三次反共高潮，以及陕甘宁边区的整个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干部培养等成就，都是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取得的。许多事情自己看得不是那么正确，只是跟着党中央、毛主席走。而对党中央、毛主席的精神，有时也还没有完全领会。但自己总是装得一切都懂，表现自己还不错。”
“在东北，与彭真的争论很多，后来证明我对、他错。但这不是我一个人英明正确，而是陈云、张闻天、林彪、罗荣桓等许多人的一致意见。”
“到北京后，看到中财委事多人少，就希望把计委机构加强一些，调一些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强的人到计委来，表现出自己管得不错；经常提出经济方面的新问题，做得自己实际上不落于人后，表现自己，突出个人。人家说‘高岗你这个班子最健全，最强’，自己就沾沾自喜。 其实一切决议、报告，都是开会商量一下，真正起草文稿的是计委的委员和各局局长。”
“财经会议前后，我散播苏区、白区的二元论；编党史的问题，说乘主席在，以根据地武装斗争为中心编写党史等等。这些都是别人讲的，我拣起来，好像自己很有水平。”
“对少奇，也不是我比别人高明，能发现他的问题，其实也是拣了别人说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东西去散播。”
“1949年访问苏联回来，我说：斯大林对刘少奇的报告不那么满意；说斯大林对我很亲热。这些都是吹嘘。这样的事例还不少。”
六、与洋人的关系
在揭批高岗的座谈会上，有人揭发高岗里通外国，挑拨离间中苏关系，引起与会者一片哗然。周恩来的总结发言也提到这个问题。
近几年国内外的一些书刊都曾谈到高岗向斯大林提供关于中国共产党内矛盾和反苏情况的情报，说中共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亲美派；甚至说高岗要让苏军进驻青岛、山东半岛；要把东北划给苏联，成为其第17个加盟共和国，等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高岗反省时，着重谈了他与苏联人交往的情况：“在中苏关系方面，是挑拨？还是向洋人吹了不该吹的牛？我认为，顶多是在个别问题上犯了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有些事未请示中央，擅自做主，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吹了些不该吹的牛，但绝没有挑拨离间、里通外国的问题。”
他着重谈了以下情况：
（一）在东北，三次去苏联
高岗回忆说：“我第一次去苏联是l947年，经中央批准去伯力割盲肠，林彪写的介绍信，与马林诺夫斯基联系的。去的另一个目的，是想要点枪支子弹。那时，说过刘伯承、邓小平过黄河有信心；说毛主席是中国的斯大林。问谁是中国的日丹诺夫？我说是刘少奇。”
“后来苏联经常通过领事馆传来以‘史野’名义写的文章，或送一些关于亚洲问题的宣传材料，要中国的报纸发表，我们都转给中央了。”
“第二次是l949年夏，同少奇一起去的。我绝没有所谓‘抢在刘少奇前面说话，要求苏联驻军青岛和山东半岛’这类事情。当时，我在与苏联人闲聊时说：‘你们对我们旅大和东北解放帮助很大，替我们守住了大门；有必要的时候，到青岛、威海（当时青岛、威海是国民党占领的城市）。’这些话当然不恰当，但不是在正式场合邀请苏军进驻青岛，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我当时还对苏联人说过：你们的内务部在我们这里搞了40几部电台，都由地主、国民党的人掌握。关于这件事，在北满分局时，陈云、林彪和我就向当时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儒洛夫廖夫提出过意见，指出他们的情报不真实。我说这话的确是带不满和批评的意思，但我说的是事实，既不造谣，也没有挑拨的意思。”
“至于就我要把东北割给苏联，变成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那更是没有的事。当年我对苏军从东北拆运机器设备和铁轨的行为很不满意。访苏期间，我很想向斯大林说说自己的意见，被少奇制止了。试想，连他们拆走我们的机器设备 【注3 苏联红军撤离东北时，把许多机器设备、铁路等拆运回去，引起我国人民和一些党员干部的不满。】我都不愿意，怎么会主动把东北这么一大片领土白白送给他们呢？我再怎么没觉悟，也懂得这是卖国行为呀！”【 注4 关于“高岗提出把东北划归苏联作为第17个加盟共和国” 的问题，当时随刘少奇访苏的翻译师哲是这样说的：高岗这个人爱拉拉扯扯，他私下和科瓦廖夫讲了什么我不清楚。但他作为中国人，中共政治局委员，从未当众，也绝不会提出将东北变成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高岗很不满意苏联搬走东北的机器，很想向斯大林透露一下，但刘少奇不同意。会谈都是刘少奇一个人说，不给高岗等人发言的机会。高岗连我们的机器被苏军搬走都不满意，他怎么会提出将东北变成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引自李海文：《科瓦廖夫回忆的不确之处——师哲访谈录》，《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创刊号。】
“回国后，我有意抬高自己，贬低少奇，说斯大林赏识我，而不怎么满意少奇的报告，这是事实。我讲这话， 纯粹是吹嘘自己。”
高岗始终否认他跟柯瓦廖夫说过刘少奇的坏话，否认说过“少奇同志组织人打击我”这类的话。他说：“在去苏联的飞机上，少奇谈对资产阶级问题的看法，冈尔斯基翻译，柯瓦廖夫问我怎么看？我说少奇这个观点有毛病，我不同意他的观点。谈经济问题时，我说到薄一波的问题；谈职工问题时，说了立三问题。我这样讲，是无原则的。严格地讲，对柯瓦廖夫说这些话是错误的，但这并不是说刘少奇的坏话。”
“还有一次是l951年，为朝鲜和谈及苏联援朝战斗机的问题，我和金日成一起去苏联，师哲当翻译。当时，苏方有马林柯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参加。他们传达了斯大林的谈话，认为战争还要坚持两年。他们讲了一大篇，我多半是解释，并讲了一下我们的几大运动。我要求他们援助朝鲜28个师，以后争取40个，再后来是 60个师， 【注5 这里指的是要求苏方援助我们的空军装备。】增加了一倍多。我自觉无半句挑拨。如果我要干坏事，机会多得很，但我没有干。”“斯大林的讲话是机密的。回国后，我和聂鸿钧谈了。有一些问题和东北局的委员谈了。这是极大的错误，无组织无纪律。”
（二）“与洋人密谈三天三夜”
高岗说，“这件事刘亚楼最清楚。那是在l947年与 l948年之交，当时我是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主持司令部工作；刘亚楼是参谋长，负责与一个叫卡瓦列夫的苏联军事情报员联系。一天，卡瓦列夫来找刘亚楼要有关东北敌我军事力量消长情况对比和部队番号等资料。正好当时刘亚楼不在，就来找我。我叫秘书刘家栋介绍给作战参谋处处长尹达去接谈的。这整个过程中，我与卡瓦列夫根本没有见面，哪来的‘密谈三天三夜’？刘亚楼有些话完全不真实。”
（三）“挑拨离间”和情报问题
“l946年l、2月间，苏联派了一个上校到宾县注 【6 北满分局驻地。】传达莫斯科的意见，要我们转告中央。他说现在东北有两派，一派执行毛主席、斯大林的路线；一派反对这个路线，是骑在树枝上砍树，自伐其木。我说了毛主席在1945年12月28日的指示；讲了退不退出城市的问题。那时感到东北城市很重要，和苏联红军有些不一致的地方。这个我讲了，本来应该请示中央的，没先请示，这是极大的错误。但这不是挑拨离间，也不是给洋人送情报。”
“1946年到1947年，哈尔滨总领事儒洛夫廖夫自齐齐哈尔回来，在哈尔滨林彪家里，说李富春在齐齐哈尔有反苏言行。我和林彪、陈云三个人一齐质问他：这是从哪里来的谣言？并申明李富春是我党的重要领导干部，他跟中央完全一致，对苏联十分友好，根本不会反苏，绝没有反苏言行。儒洛夫廖夫和我们吵了一顿。他还说李立三在执行小组说了撤机器的事情。林总讲，我们批评了立三，他已承认错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1950年，毛主席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为了表示对中共中央、对毛主席的完全信任，把那些挑拨中苏关系的失实电报和柯瓦廖夫给苏共中央的信一并交给毛主席，说‘这是我们的蠢人干的蠢事。’”
如果柯瓦廖夫的材料真是高岗提供的，毛泽东看了以后，从l950年到l953年，为什么不但没有因此而批评或处分“里通外国”、“挑拨中苏关系”的高岗，反而对他倍加信任重用？l953年6月，贝利亚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为什么还会派高岗代表中共中央去莫斯科听取苏共中央紧急通报？
其实，据参加座谈会的人讲，周恩来在座谈会上宣读了柯瓦廖夫给苏共中央的这封信，内容是说中国有亲苏派和反苏派等，信中并未说明材料来源。周恩来读完信以后说：柯瓦廖夫怎么知道这些情况？就是高岗说的嘛。
高岗自己的说法是：“l946年前后，我们发现苏联在东北有40几部电台搞情报，其中有些是国民党特务打入苏联内务部，又被派回东北收集情报。那时苏联内务部在我东北各地建立了不少情报组织，其成员绝大部分是地主或倾向于国民党的人员。他们给苏方提供了不少对中共不利的失实的情报，其中就有所谓‘中共在东北的大多数中央委员是反苏的’、‘对苏联不友好的’之类。苏联内务部和情报部门都曾收到过这些内容完全失实的电报。对他们的这种做法，当时北满分局领导人——陈云、林彪和我，曾一起正式向苏联领事儒洛夫廖夫提出意见，明确指出他们的情报不真实。”
“l953年我去莫斯科时，苏共领导人马林柯夫特意对我说：那些挑拨中苏关系的失实情报就是贝利亚干的坏事。当时的翻译就是毛主席的翻译师哲。回国后，我马上就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了汇报。如果真是我提供的情报，苏共怎么会当着师哲的面‘揭穿’我，我又怎么敢向中央汇报，敢把所谓‘与高岗有关的材料’送给中央呢？这些情况都有案可查的嘛。”
（四）关于柯瓦廖夫
座谈会上，有人质问高岗向柯瓦廖夫泄露中共党内矛盾的情况，说刘少奇的坏话，说刘少奇打击他，等等。现在一些书刊也大谈此事。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柯瓦廖夫是l947年到东北的，名义上是中苏铁路的苏方代表，实际上是苏联在东北的专家总顾问。l949年12月回国，以后没有回来。
高岗回忆说：“当时，东北局由我负责与柯瓦廖夫联系。他曾经跟我谈起：‘斯大林把东北的大城市交给蒋介石，不给你们，是要你们把力量组织起来抢天下’”，“他还问过苏联红军占领东北以后，中共干部到东北的情况、东北工作方针的分歧情况，以及李立三在执行小组说过一些不利于中苏关系的话的情况等。”
“关于东北工作方针的分歧，我说确曾有过，彭真、林枫的确有错误。但l946年7月l日以后，中央改组了东北局，林彪负责，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柯瓦廖夫又问我：李立三在执行小组说苏军撤机器，外国报纸登了，李立三讲了这些话没有？我说，李立三的确讲过苏军把东北的机器设备拉走的事。林彪、陈云和我都批评他了，他承认了这个错误。其实，当时好多人都对苏军的这种做法，特别对个别苏军士兵强奸妇女的事件很不满意。但苏联出兵东北，总的来说是好事，对东北解放是有贡献的，所以，我们当时教育干部党员和群众，要顾全大局，正确看待苏军出兵的问题。”
“我这些话是l948年冬讲的，当时没有得到中央的指示，后来，1949年春，我到西柏坡时，把情况报告了毛主席。”“这些情况，林彪和陈云都知道，怎么说我是挑拨离间，给苏联人送情报呢？”
那么，高岗是否让柯瓦廖夫给斯大林带过信呢？高岗的确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信，但这封信是经过党中央，而不是让柯瓦廖夫带给斯大林的，和传达情报毫无关系。
那是在1949年夏初，高岗访问苏联之前，曾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信，内容是介绍东北战后恢复经济所面临的困难，希望苏联在设备和技术上给予援助。他当然不会自己写这封信（他不懂俄文），而是由张闻天亲自起草、翻译的。这件事，张秀山、张明远、陈伯村等人都知道，并且，这封信经过东北局讨论通过以后，报送中央审批。不久，高岗与刘少奇一起访苏，东北同苏联达成了l2个月的易货贸易协定，这封信可能起了积极作用。
“我到北京以后，阿尔希波夫（苏联总顾问）提出关于劳动工资的建议，我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财经会议刚结束，他问中央的分工情况，我谈了一波的新税制问题和农村互助合作的问题。这些事，应该请示中央，由中央统一答复，而自己擅自讲了。”
总之，高岗在与苏联的交往过程中的确有错误，他作了检讨。但这些是否能构成“里通外国”和“挑拨离间”之罪呢？
（五）李越然的揭发
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一件事，认为有必要向读者说明，近来，有些书刊登载李越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揭发的所谓高岗与捷沃西安关系问题的材料。因为李越然是高岗与捷沃西安会见时的翻译，所以他的回忆揭发似乎很有分量、很可信。
关于同捷沃西安的鞍山之行，高岗认为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在反省时根本没有提到。李越然在1954年中央高干会揭批高岗时，也没有揭发，而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才揭发的。
他在揭发材料中说到，1953年5月（应是12月），高岗陪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西安去鞍山的路上，曾对捷沃西安说，他的意见在党内得不到支持，中央有人反对他，要捷沃西安回去报告苏共中央，暗示要借苏联的压力排挤刘少奇。李越然同时还揭发伍修权包庇高岗，跟高岗是“同伙”。
事实怎样呢？
1953年12月中旬，捷沃西安来华参加鞍山无缝钢管厂等三大工程竣工投产典礼。鞍钢三大工程是当时苏联援华的标志性项目，双方都很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讲，高岗作为国家副主席、计划委员会主席和主管工业工作的负责人，无论从职位上，或是从工作性质与工作范围来看，陪捷沃西安去鞍山，都没有什么不合适的。这件事，高岗和李富春、贾拓夫早在12月17日就已经商量决定了。
1953年12月24日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建议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的团结问题。在这次会上，毛主席把高岗的问题端了出来，说了一番令高岗心惊肉跳的话。 【注7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说：“现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凤，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水。”他没有点出这个“别人”是谁，但他用“东交民巷八号车水马龙，新华门门可罗雀”这句话作了暗示。】
第二天，12月25日一早，高岗怀着尴尬不安的心情，陪同捷沃西安踏上东去的列车。同行的除赵家梁外，还有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翻译李越然和计委委员兼秘书长马洪。
捷沃西安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不是苏共中央的领导人。高岗即使真的有什么话，也不可能向他说，更别说什么政治上的机密。再说，当时在车上
会见时，不仅是高岗与捷沃西安两人和翻译，还有其他三个人在场。这样出格的话，高岗就是真的想说，也不敢当着这些人的面说。更何况毛泽东刚刚端出高岗的问题，他已经知道自己的处境十分不妙，正忙着想去沈阳“擦屁股”都来不及，哪里还有心思“借助苏联的威力来排挤刘少奇”！后来经调查，伍修权、马洪和赵家梁都明确否认高岗谈过有关我党中央和刘少奇的事。
七、生活作风
高岗承认自己在私生活方面确实犯了极严重的错误。这主要发生在东北解放以后的那几年。但他毕竟是中央的高级领导人，总要有所顾忌，不可能那么明目张胆。
事实上，初到北京后的一段时间，他比较谨慎，1953年6、7月以前，他从没在家里举办过舞会。一般都是去参加中直机关在北京饭店举办的周末舞会，去的人都是一些中央首长。一般周总理一走，大家就走了，高岗也就早早回家。他在中南海只跳过两次舞，有时观看文艺演出；去过两次计委的舞会。
后来，罗瑞卿和肖华对赵家梁说，要照顾好首长，要调剂好他的工作和生活，不要总是忙工作。“首长的文艺生活要组织好，你这个秘书不管不行啊。”肖华还表示可以从军队文工团找乐队和舞伴。从那以后，周六晚上才在东交民巷八号办舞会。一些书中描写他在舞会上公然拥吻舞伴，把总理气走了。还说高岗竟然把舞伴带到楼上去了。这怎么可能！当时李力群、秘书等都在场，他作为党和国家的一个高级领导人，总还要顾全一点自己的形象吧。
高岗确实通过舞会结识了一些女性，并与个别人产生了不正当的关系。但是，绝大多数与高岗有不正当关系的女性并非来自舞会上，而是在工作、生活中经常交往的女同志，真正在舞会上认识的只有一个。再说，当时保密工作很严格，也不允许他在外边随便找女人。
李力群向周总理反映过关于选派年轻女孩子到高岗家里当舞伴的事，总理批评了这种做法。
高岗的生活作风问题，当时也引起他身边工作人员的反感与不满，并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
高岗检讨时说，生活作风腐败的思想根源由来已久。早在西安时，他看到省委的一些领导干部常去逛妓院，他们认为当时环境险恶，说不定哪天就会掉脑袋，应该及时行乐。这种思想对他的影响极坏。开始时他很惊讶，后来也曾随他们去过几次。l934年l月，在一次战斗胜利后，他因奸污妇女而受到师党委严厉批评和处分。以后“在蒙古地工作，一片黄沙地，天天刮风，跑来跑去，无人监督，几乎每到一处，都有女人相陪，生活确实腐化。”当时他思想一度悲观消极，认为，反正不是被敌人杀死，就是被“左”倾路线的人整死，过一天算一天。从那时养成放荡不羁的恶习。到延安以后，他见到党内一些高级干部在生活上不检点，他的恶习非但未得纠正，反而有所发展，特别是当他位高权重以后，一些干部投其所好，为他提供方便；一些女孩子也情愿以身相送，他也就越发地不可收拾了。
近几年，一些“作家”打着揭发高岗的幌子，大肆渲染，甚至胡编滥造其生活腐化的“细节”极尽低级下流之能事，以求掩盖高岗事件的政治实质，误导读者。笔者以为，高岗在生活作风方面确实犯有极为严重的错误，反映了高岗个人的思想道德品质与一个中共党员相差甚远。但高岗事件的核心实质决不仅仅是生活腐化问题，这只是他诸多错误中的一个方面。而且生活腐化也绝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种社会现象，腐蚀人们的灵魂，败坏党的声誉。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人在重复这样的错误，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断送了多少党员干部的前程！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八、写下违心之词
高岗对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及危害性的认识，与中央的结论相距甚远。他反复说：“议论和反对刘少奇的不只我一个，要把刘少奇拉下来的夜不是我一个人，而且主要的不是我。现在统统压在我一个人身上，非要叫我承认有野心，要“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不可，真是冤枉！这是要置我于死地呀！我还有什么可说的？”
一直到1954年4月2日，他在反省中根本没有说到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及有野心的问题。
高岗心里明白，不作一个“像样的”检讨是过不去的，总这样顶着也不是办法。或许，如果把毛主席这些年来对他讲的有关刘少奇的话，让他办的事，以及陈云等一些中央的自由主义者对他说的话统统都说出来，自己就能解脱？……不行！这样不但会伤害毛主席，伤害许多好同志，我自己也未必就能有好下场！与其这样，不如干脆什么都不说，就由我一个人承担吧……想来想去，觉得还是争取赵家梁的帮助，搞一个能过得去的检讨吧。
斟酌再三，他最后写下：
“极端的个人主义发展到实质上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企图把少奇同志拉下来，达到自己做主席唯一助手，将来当领袖的个人野心欲望。”
在这里，只要细心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他话中有话。 “实质上”、“企图、”“达到”、“将来”、“欲望”都是虚拟、假定之词，联系到他对林彪，对陈云、周恩来等人一向十分崇敬这个事实，不免令人怀疑，他怎能撇开他们几个，自己去当毛泽东的“唯一助手”呢？既然不可能，那么，这就是违心之词了。
说到错误的性质和危害性，高岗在反省稿的“破坏中央领导同志的威信，破坏党的统一，混乱党的思想，腐蚀党，削弱党的战斗力”这一句后面，又加上“实质上已经变成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做了敌人所希望做的事情。”
可见，高岗的确是在认真反省，反复思考，而不是草草了事、敷衍应付。他花了不少心血，经过40个日日夜夜的痛苦煎熬，既希望比较彻底地实事求是地反省，也有故意上纲上线、加重自己错误的言词，以便能过得了关，得到党中央的认可，从而还能站起来“重新做人”。然而他又不甘心情愿真的承认这些言行，所以又在字里行间留下耐人寻味的推敲之处，多少反映出委曲求全的苦衷。
在誊写反省稿的过程中，他有时问赵家梁是否要写这个或那个，但更多的是有标点符号和个别用字方面的问题；也有一些需要修改补充、讲得更清楚的。例如，在西北部分，补写清楚“渭华暴动”、“临镇脱逃”和两次被捕这三件事；在东北部分，补充了个人突出和缺乏集体领导的缺点错误；在北京部分，添写了“封官许愿”等具体事例。
1954年4月26日上午，高岗誊抄了一个多钟头之后，有意歇笔，对赵家梁说：“通过这些天的反省，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个人是很渺小的。我出身穷苦，念书少。什么书记啦、主席啦，都是党和人民给予我的荣誉，我其实不符。真正的英雄是人民，是革命先烈。个人和他们相比很渺小。这次反省很有收益，认识更清楚。”
“咱们相处快两年了，关系不错，工作上得到你很多帮助。这次你挽救了我，我从心里很感激你。为了我的事，把你栓了这么久，我觉得很抱歉。请你不要误会，我说这些不说虚伪，这是有啥说啥。多少年来，我很少对人说这样的话。”
“我这个人个性很强，‘本性难改，脾气依然’。人有脸，树有皮，人总是有脸皮的吧，还有点自尊心吧。既然习仲勋、贾拓夫他们都不来，我也不把反省稿送给他们看了。”
l954年4月28日下午五点一刻，高岗终于把《我的反省》誊抄完毕。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上午，他又认真通看一遍，在个别地方添了说明性的字句。
尽管他对习仲勋有抱怨情绪，但4月29日上午，还是把反省稿送给习仲勋征求意见。傍晚，习仲勋把稿子退回来，说“在关键问题上检查很不深刻，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这个要害问题只字未提！”
高岗听了习仲勋的看法后，激动、气愤一下都涌上心头：别人不理解我，难道连你习仲勋也不理解我么？他涨红着脸，举起双掌猛击太阳穴，愤愤连呼：“送走，送走！”
赵家梁劝慰他：你不要这样激动，再好好想想嘛。
他呆呆地望了赵家梁一会儿，似在调整情绪，又似在思考怎样修改。稍平静，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说：那就写上吧，写上吧！
他觉得自己的脑子一片空白，己无法思考问题，望着赵家梁，茫然而又无奈地说：“你帮我考虑考虑，添上一句吧！”
赵家梁想了一下，在一张纸条上写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力”，交给高岗斟酌。
这天深夜，高岗独坐沙发，凝视着那张纸条，良久良久。上床以后，仍长吁短叹，一夜未睡好，不时起床翻阅反省稿。
他反复想：他们硬叫我承认反对刘少奇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党，就是有篡党夺权的野心。我确实没有这个思想，叫我怎么承认？可是现在谁还相信我呢？
但是，不承认肯定过不了关。
就算违心承认，真的能过关吗？……
他恍恍惚惚，似醒似睡，好不容易有熬过一个漫漫长夜。
第二天，l954年4月30日一大早，高岗在反省稿的最后部分添上：“实质上是企图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位。”
刚刚五点多钟，高岗把一张字条交给赵家梁，问：“你看这样行不行？把它加在哪里？”赵家梁帮他找出来写上。
高岗经过这一夜的斟酌，把赵家梁写的那句话添上了“实质上”、“企图”；去掉了“国家的”这些词。可见其用心良苦，很值得推敲。
他这里用了“实质上”和“企图”两个词，意思是，“夺取党的最高领导权位”只是一种推论，是分析上纲得出的结果，并不是他的真实思想行为。
在这个问题上，高岗从一开始挨批判时就顶着，他一直申辩说：“根本没有”，但却无用；他以自杀相抗，不仅无用，反而“错上加错”，被管教；他认真地如实检查反省，还是不行。经过几个月的抗争，他最终还是不得不在自己的反省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违心的千钧重语，却又特意添上那些虚拟词，希望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去认真推敲其中隐藏的真实的含义。
他最后一次仔细看了一遍这份二三万字的《我的反省》稿，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对赵家梁说：那就只好这样了，送走吧。
这时正好是l954年4月30日上午九点。
第三章 经济内阁
1952年秋，随着全国经济恢复时期基本结束和朝鲜战争进入停战谈判阶段，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措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并任命高岗为计委主席，负责组建“经济内阁”，就是其中重要措施之一。
如何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使人民江山永不变色，使人民共和国长兴不衰？如何使贫穷落后的中国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毛泽东经常考虑的问题之一，也是困扰他整个后半身的重大问题之一。
古往今来，中国历史上多少帝王将相，“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他们有的打天下时同甘共苦，艰苦奋斗；坐天下时却勾心斗角，争夺权位；有的骄奢淫逸，“政怠宦成”，坐失天下；有的即使是“明主”，也不过是“人存政兴”，“人亡政息”。
中国共产党人固然要避免重蹈李自成的覆辙，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后继无人、“人亡政息”的教训，难道不值得深思么？
在过去的战争年代，推翻三座大山，打倒蒋介石，打败美帝国主义，全党上下一致的，虽然各解放区长期处于分散割据的局面，也造成一些分散主义，但并不影响解放全国的大局。那么现在呢？
毛泽东认为，长期形成的分散主义，地方又，中央也有，而且建国以后还有所抬头。地方的分散主义来自各路“诸侯”（大区）；那么，中央的分散主义来自哪里？
当初，是他把刘少奇推上了自己助手的岗位。然而，“七大”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刘少奇的一些表现不能令他满意。这几年，刘少奇经常未经中央研究同意，就擅自发表讲话，发表文章，甚至连一些中央文件都不经过他看，就发出去了。 【注1 《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80页。】其中有些未必是代表中央的，或代表他毛泽东的意见。
还有周恩来。毛泽东曾对人发牢骚说：“什么都是西花厅（周恩来办公的地方），哪有颐年堂（毛泽东办公的地方）！”“西花厅车水马龙，颐年堂门可罗雀！”现在，政府部门又成立什么党的总干事会， 【注2 1950年1月9日，政务院成立中共党组总干事会，周恩来任书记。】他要干什么？
一种“有人想要脱离中央领导”的预感令他不安。
地方的情况也令他担忧。过去的19个解放区，犹如19个山头，19路诸侯。如今是六个大区，哪一个不听指挥都会出问题。新中国会不会出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人物呢？现在还很难说，但绝不能掉以轻心。
历史的经验不可忘记，昔日诸侯称雄天下，天子徒有其名的故事屡见不鲜。如今，有防患于未然，他不能做那被架空了的荣誉领袖，不能任由分散主义泛滥。
关键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要有统一的意志、统一的思想、统一的步调。不允许自立门户，各行其事。
然而，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新中国喘息未定，又被卷入了朝鲜战争。那时毛泽东无暇顾及这个问题。可是他何曾有一时忘怀！
1952年，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经济恢复时期已基本结束，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机已经来到，反对分散主义，加强中央统一领导，势在必行。
一、五马进京
1952年9月，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调各中央局书记和一批干部到中央工作，以加强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领导，并准备缩小各中央局和各大区政府的机构与职权。进京的五个大区书记（高岗、邓子恢、邓小平、饶漱石、习仲勋）中，高岗的职位最高。董必武赞叹道：“今年是五马进京，一马当先，都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千里驹呀！”
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第19次会议通过了两项关于政府机构改革的重大决定：其一是把大区人民政府改为行政委员会，以加强中央政府对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其二是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计划工作。
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与政务院平行，人们戏称其为“经济内阁”。党中央接受毛泽东亲自点将，由高岗出任计委主席，邓子恢为副主席。计委委员有：陈云、彭德怀、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彭真、李富春、习仲勋、黄克诚、刘澜涛等。这个强大的领导班子包括11位中央委员（其中有四名政治局委员），两名候补中央委员。 【注3 [这些委员的职位不全抵御计委副主席，他们大部分属于顾问性质，如前十名，都在中央另有职务，不到计委办公。这些主席、副主席和委员的主要职务是：高岗，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东北局书记等；邓子恢，中央委员，中南局第二书记；陈云，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政务院副总理，财经委员会主任；彭德怀，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西北局第一书记；林彪，中央委员，中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中央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中央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中央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部长；彭真，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市长；李富春，中央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黄克诚，中央委员，湖南省委书记；习仲勋，中央候补委员，西北局第二书记；刘澜涛，中央候补委员，华北局副书记。】这不仅反映了党中央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决心，也足见党中央和毛泽东对计委是何等重视。
毛泽东的这一招，可谓一石三鸟，用心良苦。他运筹帷幄，走一步看三不：第一，各路“诸侯”进京，群英聚集，确实是加强了中央的领导力量。第二，高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身份担任计委主席，主掌“经济内阁”，在职能方面平分了中央政府的“半边天下”，改变了周恩来总理一切国家事务的局面；同时也挖了财经委员会 【注4 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是陈云，副主任薄一波。因陈云长期生病，实际上是薄一波主持财经委的工作。】薄一波的墙角，形成刘（党务）、高（经济）、周（外事与统战）三足鼎立的新格局。这是制约、削弱刘少奇和周恩来权力的重要举措之一。正如1980年3月，邓小平所说：“组织‘经济内阁’，也就是计划委员会，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委员，权力很大，把政务院管经济的大权都拿出去了。”第三，毛泽东把各大区首领都调到自己的眼皮底下，随时观其动向，防其不轨。这是砍“山头”、削弱“诸侯”大权的重要一步，也不失为调虎离山，防患于未然之举。虽然高岗也在被削弱的“诸侯之列，不过在当时，毛泽东主要担心的还不是高岗。高岗到中央工作，在东北的原职务不变。这既可使高岗放心地接受新使命，也表明毛泽东对高岗的格外倚重。
然而，高岗对这一任命并不领情，他不完全理解毛泽东的用意。他牢记着1949年毛泽东对他嘱托，一心一意要把东北的事办好，吧东北建设成像陕甘宁一样的模范区，建成全国的工业基地，为毛泽东争气，为自己添彩。眼下，这项工作才刚刚开始，他不愿在这个时候离开。虽然这样想，但他不能拒绝，否则，人家会说他不服从中央，闹独立性了。
开罢中央政治局会议，高岗即回东北。他要交代工作，还要参加1952年10月上旬召开的东北工业生产会议，迟迟没有到京赴任。
毛泽东对高岗来京工作，比其本人更为急切。
1952年9月13日，毛泽东致电高岗，请他早日来中央工作。9月23日、25日又连发两次电报，催促高岗速速来京。在25日的电报中，他特意问高岗何日来京，以及到京的具体时间，以便前去迎接。可见毛泽东简直有些不急不可待了。
相比之下，高岗对于到中央工作，心里似乎总有些矛盾和不安。他没有再中央工作的经验，对中央内部的人事关系也不很熟悉。在收到毛泽东25日电报的第二天，他对两位秘书说:以后到中央工作，要小心谨慎，少说话，不写文章，搞好自己所管辖的工作。这既是对秘书们的嘱咐，也是对自己的告诫和约束，他戏称之为“约法三章”。他在反省时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来北京后，下决心三不：不写文章，不做报告，搞少补搞多。管多了容易出差错，怕和自己有不同意见的人抓自己的小辩子。先把自己的事搞好，认为要搞，就绝不落人之后，有表现自己的思想。”可见他当时的心态是要好好工作，而不是要夺权。
1952年10月8日，高岗到京上任，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他每天上午或召开会议布置组建计委的各项事务，或接待来访者；下午到中南海开会，或到一些同志家里去串门、熟悉情况；晚上有时参加中南海举行的晚会，既是休息，又可与中央各方人物进行交流。吃饭时间或上班途中，听秘书汇报，并交代当天要办的事。
当时，高岗暂住在翠花湾的东北驻京办事处，他用相当多的时间去看望一些老战友，如林彪、罗荣桓、陈云、彭德怀等，一来是叙旧，二来是了解一些中央的情况。也有不少人来访，如邓子恢、李立三、陈正人、黄克诚，以及在西北一起工作的同志。通常，他不出迎来访者，但邓子恢却是个例外。那天，高岗特意叫秘书到门口去迎候。这种情况是极少有的。他对秘书说：邓子恢同志长期负责农业方面的工作，这次毛主席叫他担任计委副主席，还是负责这方面（指农业）的工作。
后来得知，毛泽东曾对邓子恢说，高岗在东北，工业方面搞得不错，你们两人在一起，一工一农，搭配起来最合适。
李立三到高岗家来过多次，主要是谈工会问题。工会工作不归高岗管，但他还是很诚恳地与李立三交谈。他认为工会的错误与刘少奇有关，并向李立三谈了自己对刘少奇的看法。
李立三说：我了解少奇同志，你可以找他谈谈。
这件事，李立三可能对毛泽东说了，不久，毛泽东叫高岗和刘少奇谈谈，但他没有谈。
在高岗反省期间，管教人员曾问他，为什么不和刘少奇谈？他说怕少奇问消息来源，因为许多意见都是来自于毛主席。
计委的筹建工作，包括制定机构设置、人员编制方案、调配干部，以及机关选址、购置房产、设备等等，也在紧张进行。
行政事务购置由原东北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王光伟负责。这方面的工作量很大，但大家上下齐心协力，艰苦朴素，不讲排场，踏实工作，效率很高。第一天到翠花湾东北驻京办事处，第二天就安装了与中央联系的电话，中南海各区的通行证很快也办下来了。选办公地，买宿舍房等，都得到中央和北京市很大的支持。办公地选在南河沿原北大三院，地方不大，房子也很破旧。羊尾巴胡同和奶子府个买一个楼房做宿舍，不够住，一部分人就把办公室兼做宿舍。高岗和秘书都住在翠花湾东北办事处。高岗的房间布置也很简单，没有地毯、沙发等。当时私人企业听说计委要购买家具及办公用品，认为有油水，很高兴。由于正是“三反、五反”运动以后，私商都很守规矩。大到桌椅橱柜，小到文具纸张，大批购进，质量好，且没有回扣。
机构设置和干部调配工作由安志文和马洪负责（他们二人都是新任命的计委委员），进行得很顺利。安志文根据陈云的意见，与中组部、中财委研究确定计委的机构设置和干部调配，把中财委计划局（宋劭文为局长）、统计局（薛暮桥为局长）和物资局（朱理治为局长）成建制地划归计委；专家局的全部专家和绝大部分翻译也划归计委。此外，中央组织部还从其他地区调配了一些领导干部，如河南省委书记张玺及副省长韩哲一，张玺担任计委专职委员，等等。马洪负责联系从东北地区调配干部，基本都是德才兼备，且有相当经济工作经验的骨干，经高岗同意后，再正式办理调动手续。东北局组织部对于此项工作给予了全力支持，凡是计委要的人，一律放行。仅从东北工业部就调来一百多人。
高岗对计委的班子非常满意，说计委的人都是优秀的，要文有文，有武有武；计委的哪一个局长都能当部长。后来，有人说他是在计委“拉山头”。他自己在反省时说：“看到中财委事多人少，我希望吧计委机构加强，调一些人。想调陶铸、郭峰、伯达到计委做副主席。伯达来，理论上加以指导，有能力，有理论。派人下去能解决问题。人家说‘高岗你这个班子最健全、最强’，自己就沾沾自喜，表现自己管得不错。我经常提出经济方面的新问题，做得自己实际上不落人后。其实一切决议报告，都是开会商量一下，真正起草文稿的是各局局长和委员们。我剽窃人家的文稿，表现自己，个人突出，吧计委当成自己的资本。”
可见，他既是从工作需要出发，也参杂着一些个人的成分，但还不是单纯的“拉山头”。爱才用人是他一贯的特点。东北的经济建设开展得较早，高岗又特别注意经济干部的培养，经过三年多，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工作骨干。在组建计委时，东北的干部多一些，主要是这种客观历史条件造成的。而且，把有经验、有能力的经济工作干部调到北京，是对中央工作的有力支援。
还有人说，高岗排斥某些干部。事实并非如此。如朱理治，过去在陕北曾执行过“左”倾路线，整过高岗。但高岗并没有因此而排挤他，仍把他留在物资局任局长。顾大川和宋劭文来自华北，高岗也没有排斥他们。宋劭文原是中财委的副秘书长和计划局局长，很有才干，对计划工作也很熟悉。但调入计委不久又调出去了。于是有人议论说，因为宋劭文是“薄一波的人”而被高岗排挤，进而推广说，高岗“排挤华北的干部”。其实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宋劭文调走另有原因。
1952年秋，中央决定派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人去莫斯科，就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征求苏联的意见，宋劭文是随行人员之一。在当时这是绝密的事，但外国报刊却报导了。
是谁泄露了管教机密？中央查来查去，原来是宋劭文的妻子和妻兄（在印度大使馆工作）传出去的。因此，中央认为宋劭文不适于留在计委工作，决定调走。然而，调动的原因又不能对宋劭文明讲。为了不给宋劭文造成思想负担，高岗亲自找他谈话，说为了加强对轻工业部的领导，调他去任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云云。这件事其实与“拉山头”、“排除异己”毫无关系。但高岗不能对别人讲明；宋劭文至死也不明白那次他调离计委的真正原因；旁人就更不明白了。于是产生了各种猜测和联想，以致引起对高岗的误解。
高岗精力充沛，生性好动，工作之余，常到办公楼前的球场与工作人员一起打球，到他们的住处串门聊天，询问工作和生活情况；和他们一起打牌下棋争输赢，赢了拍手大笑，输了照样钻桌子；新年团拜时，大家一起嘻嘻哈哈，十分快活。他与大家相处很融洽，毫无国家副主席的架子。
计委的筹建工作于1952年底基本完成，1953年1月，各部门的工作全面展开，高岗主要抓了四方面的工作：组织干部学习；编制年度计划和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八个工业部的工作，以及中央交给他的其他任务。
二、备受器重
1952年冬至1953年上半年，高岗几乎每天下午到中南海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小会，既谈工作，也有学习，与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负责人一起研究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学习苏共“十九大”文件等，也结合中国经济建设中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当时，中央办公的地点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对面围墙内的新西楼（1号楼），高岗的办公室安排在二层，中央小会的会议室就在高岗办公室的斜对面。【注5 这种安排时间很短。】这样，高岗与毛泽东见面很方便，两人私下交谈机会较多。从高岗后来自我检查反省中可以看出，他们说过不少“私房话”。这也充分表明毛泽东对高岗是多么重视。
（一）组织干部学习
进行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个新课题，当时可以借鉴的只有苏联经验。高岗到京以后，加倍努力学习，以使自己不落于人后，也要求计委的全体干部跟上新形势。因此，高岗对计委干部的学习抓得很紧，他与负责日常工作的同志一起讨论，制定学习计划，内容有理论方面的，也有业务方面的。如政治经济学、苏共“十九大”报告、计划工作中的平衡法、编制经济计划的方法、制表方法，等等，一切从头学起。他叫主管部门印发两本介绍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约80万字的材料，还找来人民大学的有关教材印发给大家；请了一位人民大学的讲师来讲课，每两周一次。当时没有礼堂，在饭厅上课，他同全体干部一起站着听一上午。平时，只要有机会，就请专家或懂行的人介绍科技知识、苏联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定期组织大家进行讨论，既务虚，又务实。他要求计委的干部要“钻进去”，成为计划工作的内行。
那时苏联的计划工作也有不少毛病，主要是“卡得太死”，重工轻农，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等。但在力求综合平衡和指标不能过高、须留有余地等方面，也确有正确的、值得学习的方面。
高岗始终坚持与计委的同志们一起认真听课，参加讨论，注意同志们的学习经验。
当时，中央小组会上正讨论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他随时把在中央的学习所得带回计委，指导计委的学习；又把计委学习中的问题和经验及时反映到中央去。例如，高岗把毛泽东批评“巩固新民主主意秩序”等观点的话传达下来，引导计委的干部进行讨论。又如，在学习苏共“十九大”马林柯夫报告的过程中，局长刘明夫结合我国实际写了学习心得：认为我国商品库存太多，积压资金20亿，影响了经济发展。高岗听了秘书的汇报并看了刘明夫的发言提纲，非常欣赏，随即在中央的学习会上发言时加以引用。【注6 高岗在学习苏共“十九大”马林柯夫报告的发言中，结合报告中谈到的苏联商业工作中存在的极少研究居民需要，服务态度较差和经营管理不善三个问题，联系我国商业工作的实际情况作了分析，提出为改善贸易企业的经营管理，搞好经济核算的三条意见：（一）很好地研究居民需要，加强产、运、销与商品分拨的计划性；（二）理清贸易企业的财产和账目，核定各级公司的资金，制定一些主要定额；（三）加强政治工作，培养与表扬模范，建立超额奖励制度，从而改善商业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后来发现，高岗的这个发言，实际上是当时计委贸易合作局局长刘明夫关于商业工作的一个发言提纲。】由于当时他没有说明材料的来源，毛泽东误认为是高岗自己的心得，当场表扬他善于理论联系实际，要大家向他学习，而商业部的同志却因此受到批评。【注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对高岗报送的在苏共“十九大”文件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的评语：周、邓、陈、薄、曾山同志阅。退高岗同志：此件很好，使人一看知道我们商业工作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不知此次商业部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否与高岗同志在此件所说明相同，请曾山同志告我为盼。毛泽东，1952年12月25日。】他也十分关心西方世界，特别是美英等国的情况，每天吃早饭时，他都要让秘书把“美国之音”等外台广播的消息讲给他听。一次，高岗在中央的学习会上发言，分析美英帝国主义势力在东南亚地区的消长情况时，引用了下边工作人员提供的资料，同样受到毛泽东的表扬。
然而，一年后批判高岗时，这些都成为他“沽名钓誉，剽窃他人研究成果”的例证。
（二）编制五年经济计划
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作从1951年春天开始，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由中央财经委着手进行。当时把工业发展速度提到20%以上。后来斯大林建议要留有余地，不要冒进，工业速度不要超过20%。
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成了后，此项工作改由高岗主持。
1952年12月下旬，党中央提出关于制定五年计划的指导思想，必须以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为出发点，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
1953年1月，毛泽东提出三项原则：
1、由于抗美援朝战争仍未结束，经济发展计划要从战争和经济两个方面考虑；
2、不能百废俱兴，要有重点的发展；
3、要留有余地。
1953年2月中旬，随中国代表团访苏的宋劭文和白杨回国，带回李富春的信、中国代表团与苏共领导人谈话记录、五年计划的项目协议草案及斯大林等人对五年计划草案框架的意见等文件，向高岗汇报。
高岗认为事关重大，决定立即召开计委全体委员会议，计委的有关局长都参加，听取宋劭文和白杨的汇报。
此时正值春节前夕，时间紧迫，会期便定在1953年2月14日春节这天。会议的地点却费了思考。当时计委办公楼（南河沿）没有会议室，最大的屋子也只有一间小教室那么大。虽有一个小礼堂，却破旧不堪，四面透风，不能使用。想来想去，想到高岗刚搬进去的住所——东交民巷八号院。这里原是法国大使馆，有一座尚未住人的大楼，一层有个可容纳数百人的大厅，原是法国大使举办宴会、舞会用的，现在正好可派作此次会议之用。
这是计委的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也是最后一次）。除彭德怀在朝鲜，李富春在苏联未归，林彪因病请假外，全体委员都到了。朱德虽不是计委委员，但很关心这件事，也放弃春节假日，参加了会议。此外，计委的局长、副局长也列席会议。汇报完了接着讨论、气氛十分热烈。会议从上午九点，一直到下午四点多钟才结束。中午没有休息，服务人员从北京饭店买了一些烧饼给大家充饥。
这次会议的时间在春节当天，与会者职位很高，又是在高岗的家里举行，都是“打破常规”的，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褒贬不一。有的认为开得好，开得及时，这是雷厉风行、分秒必争作风的反映，为1953年开了一个好头，是新气象。也有人说是标新立异，何必搞得那么紧张，玩新花样！认为是高岗炫耀自己。其实这个会议事先经过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同意，毛泽东赞成高岗来个“破旧”。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这次会议之所以在高岗家里召开，完全是由当时的客观条件决定的，并无什么“不正常”。此后几乎每周星期六上午，他都要在这里召开办公会议，直至他停止工作。但是后来，这件事却被加上了浓重的“阴谋”和“野心”的色彩。
1953年3月份以后，开始起草财经会议报告（计划工作）。高岗几乎每天上午去南河沿办公室，主要是研究五年计划的项目设立、厂矿选址、城市规划、长远计划的设想等。高岗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并接受了斯大林的意见，主持修改五年计划框架草案，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把经济发展速度定在18%。当时，苏联已经同意援助我国156个建设项目，几乎全部是重工业，其中国防工业又占主要地位。1953年6月29日，他在财经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与李富春的报告一起提交会议讨论。
这段时间，计委的日常工作比较繁忙，高岗每周至少有四天到城西三里河的计委新址开会，听取各局的汇报，参加讨论。往往从上午到下午两三点钟，午饭也不吃。
（三）主管八个工业部
除了计委的工作外，根据1953年5月15日政务院通知，【注8 1953年3月15日，政务院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发出通知，对政府所属各财经部门的工作进行重新分工：1、所属重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业部、地质部、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划归计委主席高岗领导；2、所属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划归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领导；3、所属农业部、林业部和水利部，划归财经委员会 主席邓子恢领导；4、所属劳动部划归计委委员饶漱石领导；5、所属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和人民银行，仍属财经委主任陈云领导；在陈云养病期间，由副主任薄一波代理。】高岗还分管重工业部等八个工业部的工作（原来中央人民政府一办管各工业部）。他对此项工作抓得很紧，平时除了处理各部门来的电报、电话外，还接待各部的来访者，解决他们的问题；各部的部长、副部长们直接打电话向他报告情况；每周星期六上午召开工业部负责人办公会议。为了开好办公会议，事先要做充分准备。
平时，他随时让赵家梁将中央有关指示和情况记录下来，每 星期五晚上由赵家梁邀集计委的主要干部进行传达。然后听取一周来的工作情况汇报，大家凑出明天要谈的问题。经赵家梁整理，确定高岗次日在办公会的谈话要点。
星期六早八点，高岗边吃饭，边让秘书汇报昨晚座谈的情况，他时而插一两句问话，时而叫秘书在他讲话要点中作些补充。九点，在东交民巷八号院大楼的大厅里召开计委有关负责干部好八个工业部的负责人参加的办公会议。高岗传达一周来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或讲话后，一面听大家发言，一面修改补充他要讲的内容，提出对一些问题的处理意见和具体措施，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等。办公会议有时长些，一般12点结束。这样一直到11月底。
高岗这种当场拍板，及时解决问题的做法，受到计委和各工业部负责人的好评，有问题愿意找他解决。但因此招来了一些非议，甚至得罪了一些人。
1953年3月，计委的工作尚处于交接阶段，一些部门的问题虽然向中财委反映多次，但没有得到解决，便来找高岗。他立即给薄一波打电话，以商量的口气说，下边的同志反映了一些问题，我看能解决的局给他们解决吧？
高岗没有料到，由此竟得罪了薄一波。
3月下旬的一天，薄一波召集财经部门各部的部长和副部长在中财委小礼堂开会，大发雷霆说：“什么事都去找高主席，你们知不知道还有个中财委？中财委有个主任叫陈云，还有个副主任叫薄一波，还有个副主任叫贾拓夫？……”他令一机部部长黄敬、冶金部副部长吕东等逐一站起来回答他的问题，然后就那么站着，不让坐下，会议的气氛十分尴尬。到了中午12点，建筑工程部部长陈正人见薄一波讲话仍无很快结束的可能，便悄悄地沿墙向外走。薄一波发现，喊道：“正人，正人！回来，回来！”陈正人只得又怏怏地退回坐位上。
这次会议令大家极不愉快。当天下午，陈正人等来高岗家向他报告，添油加醋谈了很多，还联系到薄一波在“三反”运动搞 扩大化，还要把陕甘宁划归华北局统由 薄一波领导等等，并说薄一波后面是刘少奇在支持，情绪很激愤。
晚饭后，秘书陪高岗在院子里散步时提醒他说：“今天陈正人反映的情况言过其实，有挑拨关系的口气，你要注意。”
高岗不以为然：“人家陈正人是长征干部，经常去见毛主席，政治上很强的。”
这件事对高岗的震动很大，也是他所说的对薄一波“不服气”的一件事。后来在财经会议上。他批评薄一波作风跋扈，这是例证之一。高岗在反省时提到此事时说：“1953年3月底，中财委开部长会，一波讲话出格。我认为他对我采取这样的态度，自己也就不是 采取正确的态度，而采取错误的态度，说他批批点点，不解决问题，认为自己在经济方面有办法，吹嘘自己。”
从1953年6月中旬到10月初，会议特别多，先是全国财经会议，整整开了两个月。期间，高岗从代表中共中央去了一趟莫斯科，听取关于贝利亚问题的紧急通报；回来后，在会上作了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框架的报告；8月下旬、9月初，参加两次关于财政问题的政治局会议；10月初，关于粮食问题的政治局会议，商讨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
与此同时，这年秋天，他让计委派有关干部下去检查年度计划执行情况，征求意见。回来后，又着手制定1954年年度计划、海军装备计划、抗美援朝计划。
紧张的炎夏过后，中央批准高岗休假一个月，从1953年10月3日岛11月2日，他经南京、上海，到杭州、广州，开开心心地玩儿了一个月。
三、黯然离岗
高岗于1953年11月2日返回北京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整个11月特别忙碌。平时，他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去计委，或听取各局的汇报，或处理日常工作。星期六上午照例在他家召开各工业部负责人办公会议。下午主持计委各局局长参加的学习。
这时，计委在三里河的办公大楼在修建，刚建成的宿舍权充办公楼，一座二层小楼是将来的幼儿园，现在暂做计委主席、副主席们的办公室。
在这里，我们向读者介绍高岗在停职前最后两个月的工作情况，丛中可以看到，当时的高岗的确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1953年11月5日下午，高岗在办公室与计委的几位负责人商谈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安排，谈增产节约、基本建设、组织机构等问题，主要是着手编制1954年的年度计划，检查1953年计划执行情况，并联系考虑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年11月6日上午，部署明年第一季度的生产准备工作。下午学习会，谈总路线、国家资本主义、阶级斗争和稳步前进等问题。
11月8、9日，高岗阅处11个中央文件，其中有中朝铁路协助草案、中央关于批判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指示、空军司令部对有关工业部门修理任务的意见等。
11月10日，批阅七个文件，有关于增产节约的报告，及援助朝鲜修复铁路方案等。
11月11、12日，批阅12个文件，听取军工项目在西安选厂址问题的汇报。
11月13日，阅处六个文件，听取海军司令部关于三年建设计划的汇报。
11月15日，与金日成会谈。这天是星期日，本该休息，但却格外繁忙。那天一大早，高岗尚未起床，李富春就打电话叫赵家梁到他家去谈问题。
李富春住在万寿路一栋日本式的平房里，不到七点钟，他已坐在办公室等着了。一见面就说，“有几件事，你记一下，回去向高岗同志汇报。”接着，他用了半个多钟头，谈了以下五个问题（大意）：
1、计划分口问题：12月底以前提出讨论，送中央。
（1）过渡时期，计委负责搞工业，搞国民经济的综合。其他归各口各委负责。
（2）各口各委的工作机构，就是计委的各专业局。
（3）计委要有一个副主席或委员负责综合计划局，单靠杨英杰不够。张玺同志觉得面太大，搞不了，要求先窄一些。增加一个副主席或驻会委员来管综合，很有必要……这样，拓夫、张玺可多注意生产，志文、马洪可多注意基本建设。这个问题请高主席考虑。
（4）物资分配问题。目前机构不够，如不想办法解决，要被动。内容和机构都要加强。生产资料的分配，要统一地有计划地掌握；对私营和地方工业要求加工订货计划。物资机构要扩大，物资局以上，计委以下，组织一个物资分配委员会，由商业部、对外贸易部、粮食部参加，执行机构为物资局和商业部。这是一个方案。第二个方案，不搞委员会，就加强物资分配局的领导，分为综合物资调拨局、专业物资调拨局，物资计划局就把商业、外贸扭在一起。这个问题，今年12月内解决。
2、1954年计划的投资方案问题。
首先是确定利润，各有各的数字。最困难的是重工业方面的……以倪伟为主，把帐算清楚。小平说，各部的增产节约利润，超计划的部分，可以转入明年投资，增产节约外的超额，可以有百亿元。在包的原则下面，百分之七八的预备费可酌量减少一点。最好11月20日左右搞出来。
3、141个项目问题。
苏联设计专家来，一是搜集技术资料，待专家来鉴定；二是设计任务书的制订；三是各部为主，计委各局参加，确定各个项目的各部门之间的协助问题；四是厂址的选择布局问题，要考虑战略要求、工业布局、城市规划等。基本建设的设计计划工作，拟于12月3日至5日开会，请专家讲一下。
4、1954年的计划问题。
下达情况要通盘作一次检查，哪些还有意见，检查一下帮助订计划的情况，规定的时间不松口，可考虑让下面的时间多一些。
5、干部问题。
（1）3000名干部的配备问题，吧根据搞清楚。
（2）实习生问题，1954年997个。关键是：第一，各厂不愿抽调；第二，公安部的审查。
（3）对专家的关系检查，各部的，计委的，要催一下。
（4）刘某去苏联，拓夫找他谈话，要刘澜涛参加。
（5）各部的情况，“重工业部和一机部的干部提拔有偏”的说法不一定对。轻工部、纺织部的领导弱，需要主动把各工业部的情况了解一下。有几位同志拟担任一些部的副部长，如同意，请中央组织部办。
本来，作为计委的副主席，【注9 1953年9月，中央任命李富春、贾拓夫为计委副主席。】李富春完全可以直接和高岗谈，不知为什么，却要通过秘书转达他的意见。高岗对李富春的意见很重视，只是当天他要与金日成会谈而无暇顾及，便让贾拓夫考虑，以后再另找时间与李、贾一起详谈。
事后听说，李富春当时已知道，由于高岗在毛泽东面前为饶漱石说好话而挨了批评。他担心高岗要挨整，所以用这种方式，既提醒高岗慎重小心，又不落下与高岗又什么干系的痕迹，可谓用心良苦。遗憾的是，粗心的高岗并未注意这一点。后来在揭发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果然有人提出“李富春与高岗关系不正常”的问题，可见他并非多虑。
外交工作本由周恩来主管，但毛泽东却把一些事情交给高岗处理。一次，外交部给毛泽东一份关于参加世界经济互助会问题的请示报告，他转给高岗阅处，问他是派代表团还是派观察员去参加？请高岗提出意见。
与金日成会谈的工作也交给高岗。
会谈安排在1953年11月15日上午，高岗与金日成是老熟人、老朋友了，会谈中自然是坦诚相见。先由客人详细介绍朝鲜的人口、农业、工业等情况。16日上午继续会谈。客人着重介绍食油、财政、军事等方面的情况，并提出要求援助的一揽子方案。其中包括建筑材料、钢材、铁路、铝材、燃料、粮食、食油、副食品、棉花布匹、及生活用品、文化用品等等；还要我国派技师、技工去朝鲜，他们派2000~3000个人来华学习。
中国政府非常同情朝鲜人民的困难，经过会谈，对他们的要求给予了尽可能的满足。
金日成对此次会谈，尤其是中国答应给予无偿援助，非常满意。他一再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表示感谢。归国途中，在列车上还打电报，说此行极为满意，谈得很顺利，很成功，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满地解决了重大问题，再次表示对中国领导人，特别是对归国十分感谢。
铁道部修建鹰厦铁路，是邓小平主管的工作，因其中涉及军事方面的问题，毛泽东也批给归国处理。后来将此项工程纳入了国家建设计划。
山东省委关于开展“新三反”运动的报告，毛泽东首先将草拟的批示征求归国的意见。
这些本不属于归国分管的工作，毛泽东却批给他去办，一方面可以理解为毛泽东对高岗的器重和着意培养，但另一方面却让一些人感到高岗的手“伸得太长”，竟到别人碗里抢饭吃，难免有“抓权”之嫌。
1953年11月21日至22日，修改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稿。
彭德怀在准备这个报告时，毛泽东曾让他去找高岗帮助，说高岗手下有一批秀才。高岗也确曾帮彭德怀修改过这个稿子。
其实，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高岗奉命全权发展后勤工作，与前方的彭德怀配合得很好，得到彭德怀的高度赞扬，这无可厚非。现在彭德怀来找他帮助修改抗美援朝的工作报告，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1953年11月21日下午三点钟左右，他带着报告稿来到高岗家。
“老高啊，这个稿子我又改了一下，你再帮我看看吧！”
高岗也不推辞，送走了彭总，立即与赵家梁一起研究，整整忙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是星期天，从上午九点开始，高岗又和赵家梁一起花了四个钟头仔细推敲。下午三点不到，彭德怀就来了。赵家梁陪他到楼上高岗的起居室。
高岗说：“你这个稿子，我们花了一个晚上，一个上午”
彭德怀十分诚恳地说：“哎呀！真是抱歉，太感谢啦！”
“这个报告总的看，写得很好，内容、架子都可以。有些具体意见，由赵秘书说说，不一定对，供你参考。”
赵家梁就逐一讲述了上午准备好的内容，最后说明：“这是上午高主席跟我交代，请彭总参考的。”
“哎呀，你可真是帮了大忙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这个二三万字的报告仔细地看了，还提了修改意见！还耽误了你的休息！”彭总惊叹高岗又如此充沛的精力，如此认真地看了他的稿子，不但提了意见，还花了很大的力气亲自动手修改。他一再表示，非常感激高岗真心诚意的帮助，非常钦佩高岗敬业精神。临走时，他双手紧握高岗的手，再次表示深切感激之情。
1953年11月下旬，高岗召开地质部和燃料工业部的会议，解决关于勘探工作分工合作问题。
同时，在军委扩大会议前夕，高岗根据中央的意见，注意抓了海军建设。11月26日，海军司令肖劲光汇报海军建设规划，在考虑三年计划的同时，也初步考虑了五年和十年计划的要求，以求与形势发展相适应。事实上，海军的建设规划不可能单独考虑，还要与整个军事建设、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相协调。
1953年12月初，听地质部李四光、刘杰、何长工等谈地质部工作；听西安、兰州、北京等地区城市规划问题的汇报。
12月14日，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叶季壮等根据与苏联谈判的情况，商议与苏联和东欧各国的贸易问题。
12月15日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毛泽东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作。高岗主张轮流。
12月中旬，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西安来华参加鞍山三大工程竣工典礼。17日上午，高岗、李富春和贾拓夫在计委办公室商量由谁陪同苏联客人去鞍山。他们三人都愿去，互不相让。争议了好久，最后还是李富春、贾拓夫让了步。按理说，李富春去比较合适，高岗不一定非去不可。他坚持要去是另有原因，但当时并没有讲明。
12月21日，高岗主持计委局长会议，讨论1954年的财政计划。他认真听了财政计划局倪伟的汇报，以及有关各局局长和马洪、张玺、安志文等委员的意见之后，讲了以下意见：
1、速度多少，把有利、不利因素都要考虑在内，应是百分之几，就是百分之几。
2、成本，今年能否降到7.2%，明年是否可降至6%，要和各部一起算，不要自己偷偷在房子里算。
3、明年收入，我倾向220万亿元，各部硬不承认，就不要搞翻了。
4、开支，还是照原来的，不开口子，确有问题的，摸一下，开个单子，必要时再商量增加一些。
5、城市建设，大的是水源问题。新的城市确实需要的，可以；一般可由各地附加解决。
6、现在突出的矛盾是：到处要增加投资，减少利润。要集中解决这个问题。综合局要研究解决，要分主次，要从几个年度结合考虑。
7、基本建设，分哪些列、哪些部列。至于设计，一定要列上，不能耽误。
这是他最后一次比较认真地参加的计委会议。直到此时，高岗还能把思想集中在工作上。
但是，在此期间，毛泽东已对高岗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一进入12月，毛泽东就开始找一些高级干部谈话，调查高岗的“反党言行”。
高岗察觉到毛泽东对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这几次会议之后，他显得心神不安，参加计委的会议，听取汇报时，思想不能集中，听不进去，常常要秘书坐在他身后，给他准备即时发言的提要。
12月24日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在讲到加强团结的问题时，突然不点名地把高岗端了出来，说他另有一个司令部，根据之一就是“东交民巷八号车水马龙”
毛泽东的话，对高岗犹如晴天霹雳。但毛泽东不容他解释，会后即连夜南下，去了杭州。第二天，高岗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陪同苏联客人捷沃西安去参加三大工程竣工典礼。
会后，他于28日匆匆忙忙到沈阳召开东北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加强团结的指示，强调刘少奇在历史上的功绩和重要作用，要求大家拥护刘少奇在毛主席外出休假期间主持中央工作；也要求东北全党团结在以林枫为核心的东北局周围，把工作搞好。这次沈阳会议可以说是他对自己过去反刘言行的一次补救，但为时已晚。
1954年1月初，他回到北京。当捷沃西安要离京去上海、杭州时，本应他去送行，但他向总理表示不愿去。
深夜12点，周恩来给马洪打电话说：“请你告诉高岗同志，中央已经决定，由他送捷沃西安同志上飞机，一定要去！”这是他完成的最后一项工作。
此后，他再没去计委上班，开始准备反省检查。
至此，我们对高岗到北京以后的活动有了基本了解，下面两章讲叙述1953年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并由此说明高岗为什么会从高位上掉下来，以及他是怎样掉下来的。
第四章 跌入漩涡
1953年，毛泽东提出了当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党和国家的体制改革与人事安排也提上了日程；接班人问题成为重要话题。然而，这一年，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和矛盾加深，斗争明里暗里，时现时隐，中国政坛可说是风诡云獝。
高岗到北京参加中央的高层领导工作，虽然没有看到让他参加中央书记处的正式文件，但他实际上确实参加了书记处的会议和日常工作。他在中南海的办公室就在毛泽东办公室的对面。毛泽东不仅可以随时和他谈工作或聊天，还把许多本来不属于他管的工作交给他处理。
经管他为自己定下“约法三章”，一心要把自己分内的工作搞好，“搞少不搞多”，但在毛泽东和中央的一些“自由主义者”（这是高岗对某些高级领导人的称呼）的影响下，他原来对刘少奇的意见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更有所发展，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了毛刘之间的政治漩涡而不能自拔，最终葬身其中。正如他自己所说，“来北京时，带来了对少奇同志的错觉。”
那么，他所说的“若干自由主义空气”是什么呢？长期以来，许多书刊文章把高岗的反刘言行说成他的个人行为，即“个人野心”和“反党阴谋”。其实，他的反刘活动，固然有其自己的责任，但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行为，而根子在毛泽东。邓小平在1980年3月19日的讲话明确指出：
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老家解放初就对刘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也得到了彭德怀同志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样搞。那时候六个大区，他得到四个大区的支持。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西北是彭德怀同志。【注1 引自张明远记录的《邓力群传达邓小平讲话》。】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953年，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北京的政治舞台发生了许多事情。
一、暗流涌动
（一）谁来组阁
1953年的第一个话题，是由“新税制”引出的。
1950年颁布实行的《全国税收实施要则》，对国营企业与合作社企业在税收上给予很多优惠。随着这两类企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大，税收方面也出现许多问题，由此导致对税制的改革。1952年9月，财政部提出修改税制的方案，经政务院批准，于12月底公布执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新税制”。
不料，各地对新税制的反响极大，引起毛泽东的重视，马上进行严厉批评。1953年1月15日，毛泽东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信说：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我看报始知，看了也不大懂。【注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34页。】
周恩来感到了问题之严重，连夜写信解释，并采取补救措施。许多年以后，薄一波回忆说：
周总理收到信后，连夜给毛主席写回信，谈了处理的办法……我当时的心情半是沉重，半是茫然。信是批评出台刚半个月的新税制，而且词锋甚严，显然事出有因。我很注意信中两句话：“此事我看报始知，看了也不大懂”，已预感到事情有些严重了。【注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第234页。】
1953年2月，财政部向毛泽东和政治局汇报了关于信税制问题的调查以后，毛泽东又批评说：
“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注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第235页。】
显然，这次批评比1月15日那次更加严厉，并且把错误的性质提高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高度。他怎能容忍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无视中央的行为？
1953年3月10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经中央正式批准执行。其中明确规定了“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而采取的各项措施，并把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分为计划、政法、财经、文教、外交和其他，共六部分，进行了分工，以明确责任。周恩来负责外交（含外贸、外经、对外联络和侨务）工作，原来由他担任书记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也撤销了。
1952年12月31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于1953年3月10日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决定指出：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为此决定：
第一，政府各部对于中共中央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及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均须定期地和及时地向中央报告或请示，以便取得中央经常的直接的领导。
第二，为了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以及便于政府各部门中的党的领导人员能够有组织地、统一地领导其所在部门的党员，贯彻中央的各项政策、决议和指示的执行，今后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并应直接受中央的领导。因此，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1950年1月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已无存在的必要，当即撤销。
第三，今后政务院各委和不属各委的其他政府部门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工作均应分别向中央直接请示报告，如属两个部门以上而又不同隶属于一委的事项，则经由政务院负责同志向中央请示报告。如系主席直接交办的事项，应直接向主席请示报告。
如应向中央请示报告的事项而未向中央提出，则最后经手的政府负责同志应负主要责任。
为了更好地做到现在政府工作中的各领导同志直接向中央负责，并加重其责任，现特规定明确的分工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