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麻太太似有意似无意地走进了嫦娥那间花店。嫦娥热情地招呼说，麻太太买花呀。麻太太热情地回应说，不买花。嫦娥说，麻太太忙吧。麻太太说忙，可不如你挣得多。听说你和老孔把房也买了。嫦娥说，贷款买的，三居室的一个小单元。麻太太说，自个儿高兴比什么都好，管他别人说什么呢。嫦娥说，别人说什么呢？麻太太说，说什么的没有哇。嫦娥说你说说我听听。麻太太说，千言万语归成一句话吧……其实也没说什么！
此时嫦娥正手持剪刀修剪花枝，只见她笑着把剪刀往柜台上一拍说：“哼，奇他妈的怪！”
嫦娥这一声“哼”，照例没有轻蔑和愤慨。在麻太太听来，那似乎是一种心中有数的不以为然，也有那么点儿大事做成之后的酣畅痛快。麻太太品味着嫦娥的话回到她们那座鲜花盛开的院子，钱、柳几位太太正在门口迎候着她呢。柳太太说，上午领着个熟人到婚纱摄影工作室去找麻太太预约化妆，老板告诉她，他们刚聘了一位海派化妆师，如果愿意可以立刻请新化妆师试试……柳太太话音没落麻太太就急了，这一急，便莫名其妙地将嫦娥的话语原封搬了出来。只听她音量很大地叫道：“哼，奇他妈的怪！”
麻太太的粗话让众人十分意外，谁都听出，在麻太太这非同寻常的句式里，饱含着非同寻常的愤慨。
附录 男性世界中女性的生命本相
男性世界中女性的生命本相
——《花垛》中女性形象的塑造
董晓宇
毫无疑问，《棉花垛》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女性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自五四运动以来，伴随着妇女解放运动浪潮的中国女性文学，其主流一直表现为女性对所处的非人地位的经济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反抗，在历史的嬗变过程中，这种抗争既表现为对外部世界的抗衡与批判，也体现出对内部世界的审视与反思。但是，由于人们以往思考的焦点过多地囿于政治、社会问题，而忽略了饮食男女自身这一基本原则，从而未能对女性的生存状态及命运做出具有本体意义的揭示。长期以来，女性文学被“寻找男子汉”和“女性雄化”这一相对矛盾的模式所左右。前者源于哀婉的“女人不幸证”这一传统心态，而后者则充满偏狭的“女人中心论”的女权主义色彩。纵观五四以来的女性文学从丁玲、张爱玲这些卓然大家，到当代新时期的文坛新秀们，大都未能幸免于此。《棉花垛》标志着这一局面的改观，铁凝屏弃了从认识论角度对女性世界所进行的政治、社会、道德的评判，而是直接进入在本体论的范畴，通过对几个女人的生命状态、生命体验及生命情调的客观描述，不动声色地写出了女人生存的原初模样和不可逆转的命运悲剧。她以一种全新的观照方式，使文学对女性的透视达到了从未有过的深度。
《棉花垛》是一部侧重表现性爱的作品。“食、色，性也”，性爱之于人生的特殊意义已无须赘语。以性爱生活为视角观顾体味人生，已被文学创作广泛接受。正如瓦西里耶夫所言：“人类性关系的描写和表现，确实是一块神奇的结晶体，它使人们得以观察到任何时代和民族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铁凝写性，既没有仅仅局限于人对性的依赖，更不是为了向市众邀宠，而是以其为支点，将笔触深入到女性生命世界最隐秘的角度，展开由性欲所酿制的女性的生命难局和永恒的困境，从而赋与了性爱对于女性人生的重要认识价值。
性爱的真正涵义应是在本能的基础上产生男女之间、使人获得特别强烈的肉体和精神享受的交往，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都是有背人性的。在米子身上，性爱全然失去了生命本原冲动和爱情的意义，而成为一种工具，一种获得必要生活资料的手段。“米子不种花，不摘花，可家里有花”。“她有理由不摘花，因为她长得好看”。米子钻窝棚挣花实质上是变相的卖淫。米子与花坛主的棉花交易，实质上是米子的色相连同她的劣质棉花一同被出卖。女性美不仅未能成为对女性自身价值的肯定，反而巩固了她们作为男性玩物的地位。“米子最终嫁了一个鳏夫，一心想跟丈夫生儿育女”，从一个男人泄欲的工具变成了一个男人生育的工具，这似乎就是女性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准确地位和全部价值。
米子作为一种非积极意义的女性存在，铁凝并没有对她做出简单的道德嘲讽和批判，而是将注意力投入到对造就了这种现象的文化氛围的揭示。就社会因素而言，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和男性中心地位的确立，男性日益膨胀的生物侵犯性和多婚贪欲构成了性文化的核心内容。看花，不仅仅是百舍男性们的一种生产活动，还是他们占有挣花女人的方式。因此，“花主们早早地把窝棚搭起来，直到霜降以后满街喊拾花种，还拖着不拆。拖一天是一天，拖一夜是一夜。”这是全体男性的期待，这种期待决定了对挣花女人的纵容和认可：“谁都知道米子钻窝棚挣花，也不稀罕。这事也不光米子，不光本地人，还有外路人，外路女人三五结群来到百舍，找好下处，昼伏夜出。”花主们“八月抱走被褥，十月才抱回家。那时媳妇看看手下这套让人揉搓了两个月的被褥，想着发生在褥子下面的事，不嫌寒碜，便埋头拆洗，拆洗干净再等明年”。女人为她们的男人的淫乱默默地做着准备工作。男人以其在经济上的支配地位而占有女人，女人以其从属地位而对男人占有的默认，构成中国性文化环境的全貌。女性生命被严重扭曲的残酷事实，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平静而自然地发生着。
米子的生存环境缺乏一种特定的时空特征，这是作家有意淡化的结果，是对中国几千年变化极为缓慢的文化环境的一种暗示。而铁凝却将乔与小臭子置身于一个确定的时空范畴——抗日战争时期之内，这同样是作家有意而为，如果说米子的刻画意在表现传统文化环境下的女性生存，那么，乔与小臭子的塑造则意在表现特定社会环境下的女性生存。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抗战在这里并不具备历史意义或民族意义上的重要性，它仅为作家全方位展示女性生存状态提供了一个契机。铁凝好像是在写抗战，而实质上仍然是在写人的一种永恒关系——男人和女人。
战争的主体是男性（包括敌我双方，女人与战争的关系，从根本意义上讲是与男性的关系。读者很容易将乔与小臭子作为对立的形象加以评判，一个是被敌人杀害的女英雄，一个是被人民处决的女汉奸。但是，这种反差强烈的对立，并不能遮掩她们内心底蕴的惊人相同。性心理不仅作为她们行动和情绪的内驱力，而且还作为她们命运和生命悲剧的最终原因。
少年的乔与小臭子性欲朦胧觉醒，对“淫乱”的渴望与恐惧，使得她们在游戏中初尝人间禁果。民族战争似乎在凝滞闭塞的环境中为她们的生命提供了新的活化因素，“小臭子跟秋贵要毛布，也受着抗日的吸引，当抗日干部开始活动时，小臭子也尽量效法干部那样打扮自己”。妇联主任乔，在对国做了明显的爱情暗示后，向国索要了具有抗日干部色彩的皮带，并要求国看一看她“系上皮带什么样”，并终于给予了国“好看”的印象。乔和小臭子的抗日装束与米子以紧臀的“窄袄肥裤”的打扮，实质是源于同样的女性心理——使男人心动。特殊的社会环境改变了女性装束，但并未改变女人对男人依附关系的实质。
乔与小臭子对于民族战争的投入，更多地源于感性的认同，而缺乏理性的自觉。小臭子由于情人秋贵经常进城不回来，没有抓挠才找乔报告上了夜校。当秋贵反感她的抗日装束时她马上意识到“装着有误”。她为了保全秋贵的性命而出卖了乔，在秋贵与乔之间的选择，就是在男性与女性之间的选择，她选择了作为衣食父母的秋贵。乔在送别国的路上讲：“你一走反正是心里没有了主心骨。”当国明确地表示乔是自己的战友后，乔得到了期待的认可：“我听的就是这句话。”从性心理学角度看，乔与国，小臭子与秋贵的关系是一种性别上的依赖；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是女人通过与某一男人的人身依附关系，来取得以男性为代表的某种社会势力的承认和保护。这种女性的自身依附心理构成了乔与小臭子行动的潜在动因。
乔与小臭子被毁灭的方式令人沉思，正义的乔被非正义的日本鬼子轮奸后杀害，而非正义的小臭子被正义的国的性占有后枪毙。这绝不仅仅是方式偶然相同，在这种先好后杀的方式背后，体现了男性世界对女性世界的态度。在男性为主体的社会环境下，正义和非正义的两种对立男性集团采用相同的方式毁灭女性，正义与非正义的两种对立的女性以同样的方式被毁灭，这使人不能不感受到中国女性在社会动荡中的悲剧充满着宿命意味。
对女性世界生存状态及整体命运的勘深，使铁凝的艺术创作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当一名三代以上都未沾过农村的知识妇女同我闲聊时，为什么我会觉得她像哪位我熟悉的乡下女人？为什么我甚至能从那些面容粗糙，哭天抢地地吵闹着的农妇身上看见我？哪怕从一个正跳霹雳舞的时髦女孩儿身上，我也看得见那些山野小妞的影子在游荡。”作家这种对女性带有哲学意味的思索灌注在她的创作之中。《棉花垛》虽然只写了三个女人的故事，但却写出了作为人类的存在的女性的生命本相：在男性世界中，一方面她们受虐于政治和文化环境，另一方面受虐于自身依附心理的局限，这就注定了女性生存永远摆脱不了某种悲剧的命运。
（原载《作品与争鸣》1989年第8期）
附录 对现代乡村青年女性的艺术把握
对现代乡村青年女性的艺术把握
——评铁凝的《棉花垛》
阎新瑞
一
《棉花垛》讲的是三个女人：米子、乔和米子的女儿小臭子的故事：米子美丽性感，生长在紫花遍地的乡村，却并不稀罕下地种棉花。每年九月，她都收拾干净，抹亮头油，到棉花地找一些年轻的花主，过夜要棉花。她的女儿小臭子，虽只活了二十几岁，但母亲的浪漫经历，她在十岁时就已经在半是游戏，半为认真的“过家家”中，和乔一起完成了。她比起母亲，可说是生不逢时，第一次结扎好里外三新的棉衣袄裤，就赶上日本人把炮弹扔到了保定；她没能和母亲一样钻成花地，却在比母亲更危险的游戏中把自己年轻骚动的生命，交给了那些爱自己，或利用自己的人们。她实在没见过更大的世面，她只是从乔那里，学会了观察鸡“配对”，又从瑞典传教士班得森那儿，第一次知道了“淫乱”，并很神秘的了解到，那是一个女人，和一个本不属于自己的男人之间发生的事情。她到夜校去凑热闹，当老有爹说：“妇女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看见男人就脸红就低头，整天围着锅台转，讲三从四德，这都是封建，封建就是主张把妇女先封住”时，她竟忽有所悟，以为自己的“配对”游戏才从来都是反封建的。她对自己的死不明不白，尽管在死的瞬息之前，她还处于男女交欢的极度兴奋之中。
其实，这正是铁凝小说的一个特点——写的是年轻女性中并不“安分”的那部分。米子年轻的时候，或年幼时的乔也确乎都具有这种特点。顺便提一句，那位过早死去的已经是妇救会主任、青联抗干部的乔，成年后对生活做了超出寻常百姓的选择，把自己融汇在舍生抗日的大潮之中，但铁凝笔下有光彩的人物，其与众不同，往往表现在她们个人生活的天地十分狭小。
二
在中国，女性与众不同的程度，常可以从她性开放的程度得到反映：铁凝在小说中对女性有关内容的揭示，近年来始终处于逐渐开放的过程之中。1983年发表《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女性的开放还只在穿衣打扮的物质层面。一件红衬衫穿在中学生身上，就引起了当时还习惯于青是蓝天，绿是大地的既质朴，又简单、闭塞的小乡镇人的轩然大波。1986年，当中篇小说《麦秸垛》开始把笔触伸向农村的年轻妇女，写她们忍不住生命激情的诱惑，在种种犯罪心理的怂恿之下，品尝生命最原始也最新鲜的果实时，评论界和读者群立即对这个敏感带表示了共同的关注。事实上，近年来人们对各种新奇事物的适应能力极大，到1989年初，人们对小说中表现性意识、性行为的情况，已不再视为禁区，而铁凝的《棉花垛》也一改往日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开始在小说中把性当作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写姑娘们程度不同，实质却完全一样的既要表现自己，又要满足各自内心和现实愿望的生活故事。值得一提的是，这样一个写身份不同，生活要求却基本一致的故事，为我们在广阔的社会层面，认识不同人各自的复杂心态和日常行为，提供了新的途径。
这里有个涉及铁凝小说观念调整的事件需要提及。
1986年夏天，铁凝作为一个作家代表团的成员，短期滞留在北欧。一次在奥斯陆民俗博物馆的绿色庄园里吃午饭，对异国的人和物仍感陌生的铁凝，突然听到身后一个婴儿的哭声：“这哭声使我感到那样亲切，因为它实在就是我在华北平原的土坑上听见的那种”，她感叹，“原来全世界的小人儿都是一样的哭法”（铁凝：《我尽我心》，《中篇小说选刊》1986年第6期）。这使她动情，也使她深思，并引导她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下发现人类的共性，并进一督明确，不论你我他今天的具体情形如何两样，人类最基本的生命形式却完全相同。这种认识是作者对客观生活的又一次抽象，抽象的结果表现在她的小说里时，小说的故事叙述起来就更加冷静，叙述的内容也就更向普通人贫乏单调的生命中最有色彩的部分靠拢。无论对于怎样生活水准的人，这部分生活都同样具有震憾人心的神秘作用。在这里，作家对世界的诸多哲理性思考，也就随着故事中不断跃动着的生命的最基本节奏，展开了它应有的情节和内容。铁凝的小说发展到此，有三个现象应引起注意：一是她的故事始终发生在以平易市为中心的中国华北平原的乡镇村落，而作家一人的生活经历、视野所及却早已遍布现代都市的各个角落，以及常人不太容易企及的世界各地；二是限于小说故事所规定的生活环境，书中的人物实际是生活在大多读者并不熟悉的某一地区所特有的风土，习俗和沿袭了不知多少代人的特定节奏之中，与之相对，小说中关于这些人物的故事，却基本发生在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历史风云突变的短短的几十年里；三是在作者迄今为止的诸如《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麦秸垛》、《棉花垛》等几篇引人注目的小说中，令人过目不忘的都是在这个特定的生活环境中，卓然不群的年轻女性形象。
上述情况，为铁凝提供了如下便利，即在读者既熟悉又陌生的环境中，作家能更自如的在坚实、平缓的故事叙述中，加入虚构的成份，使她有机会，不动声色的把自己在其它环境中的思考，通过故事冷静、客观地表现出来。具体地说，铁凝的小说开始更执著于她的以平易市为中心的中国华北平原的乡镇村落，在人们已渐渐厌倦了的田园牧歌之后，通过她小说中的女性，去追寻。虽然属于某一特殊地区，却能表现人类共同命运的生命主题。
如果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还把主要精力集中在那有“一千七百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去写小城春秋、死水微澜的话，发展到1986年的《麦秸垛》，作者就已经开始了她认识调整后的新创作。她开始对乡村中各种虽属于正常，却不无病态的乡民生活，特别是其中的性意识、性行为，做更为大胆细致而又饱含热力的表现。如同1988、1989年前后文艺界的许多现象，她开始在更明显的故事虚构中，真正创造出了一个既生动可感又超然不群的活人世界。
小说中的人物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在《棉花垛》的故事中，小臭子不再如她的母亲般美丽，她更像是一个在黄泥的跌打挤压中浑然天成的女性，在时代的大潮，乡间的旧俗和个人再也无法控制的生命热流的共同冲击中，混合了连她自己也预想不到的抗日献身行为和同样意识不到的愚昧堕落。在小臭子的故事发展过程中，作者以纯粹现实主义的调子，从容抒发她淡淡的却也无法掩饰的忧伤。小臭子是个虽有叛逆行为，却不明叛逆含义的糊涂人物，她的许多故事发人深思。她本不理解革命，却因为“八路”在村里时髦，她就学着样披了“八路”们常披的紫花大袄，好让孩子们喊她“女八路”。这使人自然就联想起了要当革命党的阿Q。毫无疑问，这两位作家同样是通过百姓的日常琐事，看中国人不能自己的命运。这同样代表了中国和西方小说，在观念上截然不同的一个方面。在中国的小说中，妇女并不代表《浮士德》式的“引导人们上进”的超脱世俗的精神力量，她们局限于自己的温饱型文化和以男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不存在更大的精神追求，而把自己的生命融汇在既满足自己的需要，又满足男人们的情欲并充当传宗接代的工具的单一、繁琐的生活之中。这就不能不令人为之感到悲哀。拿小臭子来说，当她出卖了乔，并知道乔在死前被蹂躏的惨状后，所选择的，也无非是尽快逃到一个更偏僻的角落，和随便一个什么男人一起，过上她娘米子的“不到五十就弯了腰，身上干枯得像柴禾”的日子。
三
铁凝是因为写女性引人注目的，对读者来说，由一个女作家来揭开纯粹女性的生活世界，其意义倒不仅在细腻和真实，因为自己看自己，总难免片面。问题是站在这篇由芝麻自己叫开的大门面前，无意中窥视到洞内如此丰富的眩目异彩，并发现，这里竟包罗了整个世界，那惊喜便可想而知了。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命题：人们总以为自己生活的世界太复杂，常变幻，无从了解，可人们却恰好忘记，所谓芸芸众生，也不过是从最早的某一个女人和男人那里开始，而了解其中的一方，解谜也就有了希望。
当然铁凝有她自己的看法。在她的小说里，女人也是互不相同的。我看，这里有个较明显的界线。即已婚妇女常常琐碎、保守，如同她们那纷乱、嘈杂的生活世界，十分古老，但并不引人注目；而年轻的姑娘，却自由开放，把人们以为只在另一个世界才有可能发生的事故，真实的在她们的小天地里，展现开来。
需要说明的是，作者在小说中营造的，毕竟是不完全相同于现实或历史的另一世界，作家与这个世界之间，有她自己也无法完全消除的朦胧感。作为一个载体，小说中所表现的，更多的是作者对人生的感触。
四
实际上，现在写小说的，读故事的都离棉花，或者麦秸垛很远。棉花，麦秸以及和它们生长在一起的故事都已成为过去。但正如小说《棉花垛》的尾声所表现的，在世界性的文化大循环中，有些极简单的内容，如棉花（cotton），在筒单的变形中，又有了新的函义。这种文化的传播过程，具有双重意义：它开扩了人们的视野，同时，又使人们有机会，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审视着棉花这一类毫不新奇，却也难以一下子说清楚的旧故事中的新意义。
1989年6月6日
（原载《作品与争鸣》1989年第8期）
附录 以女性关注女性
以女性关注女性
作者：舒晋瑜
铁凝的新作《大浴女》刚一出炉，被评论界看好是“逼近”“金布老虎”征稿标准的力作，布老虎编辑部也希望此书能成为两年来百万元征稿然而一直空缺的“金布老虎”新的得主。然而铁凝婉言谢绝。对于辛苦创作了三年的作品，她充满信心，也不愿使读者产生她是为得奖而创作的误解。而且，在作品研讨会上，仅印刷30本的《大浴女》也不过是设计简洁的“白皮书”。据说铁凝不满意布老虎丛书通常采用的封面，已修改了四次，最后铁凝自己找人设计。这在布老虎编辑部也是从未有过的。
在3月17日举办的铁凝作品研讨会上，我终于见到了她。精干利落的短发，合体的灰色毛裙，举止谈吐优雅大方，是别一种风韵的美丽。
我们先谈谈《大浴女》好吗？很多评论家对这部作品都做出不同的理解，并认为这是一部从多方面满足了不同层次读者需要的作品。
对我而言，《大浴女》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本身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在写作过程中付出的劳动、精力，身心全部投入的程度———这个过程对我很重要。至于表达什么，我还是让读者自己理解吧。一部作品面世后会有任何可能性，我希望把评论的权利交给读者，对自己的小说就不必多说了。
从短篇《哦，香雪》，中篇《棉花垛》到长篇小说《玫瑰门》，都与女性有关。这是您的写作倾向吗？
我觉得这是自然形成的。自己是女性作家，对于关注女性有天生的优势。
您的创作风格以后会有变化吗？
无法预料。我只是力求写得更好一些。不断地写，不断地精心打磨自己的小说，写得更好，这是我对自己的基本要求。
您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又是河北省作协主席，这些职务对您来说有压力吗？每一部优秀的作品出来，您的写作本身有压力吗？
没有压力。我本质上还是作家，以写作为本。我只有希望自己写得更好的压力，不断地提出更高的要求。别人可能不理解其中的酸甜苦辣，但有写作经历的人肯定会有相同的感受。写作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没有作家就不可能有其它，但是没有其它我还是一个作家。
在《永远有多远》中，能让人嗅到一股北京胡同的气味。您的作品常常有类似的“地域文化”的出现。您认为这是您的小说特色吗？
就这一部作品来说，人物生存的背景是北京西城的胡同，但我不认为它可以归入到“胡同文化”。当然有一些我生活过的痕迹，有很多真切的感受和理解。
听说《来来往往》一剧的投资方北京中博时代影视策划公司购买了《永远有多远》的版权，准备改编拍摄《来来往往》的续集，是吗？
《来来往往》和《永远有多远》是两个独立的作家完成的独立的作品，风格不同。我不知道为什么硬要认为是续集，可能是公司的操作吧，我不认为是明智的举动。他们这样宣传与我无关。池莉是我的朋友，但是这两部作品互不相干，我也没有续写的意思。
您对《永远有多远》如何评价？希望拍成什么样的电视剧？
这是我很重要的一部中篇。有很多读者看过后给我写信，有年龄很小的，也有中老年的读者，南方深圳的一位六七十岁的读者给我写信，并不要求我回信，只是谈对主人公白大省的看法。她年轻时是在北京生活过，自己身上也有白大省的影子，她说自己是飘泊在外的“白大省”。我不过描写了一个有点傻但是很善良，老是失恋却热爱生活的女孩，没想到牵动了这么多人的心。不同层面的读者都喜欢这部小说，我觉得很安慰。白大省也是我喜欢、看中的人物，谁也不希望导演拍出的电视剧歪曲作家的本意。导演和作家本身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一旦作家把版权卖给公司，就没有能力把握电视的现在和未来，只有一个好的愿望，也只能有一个好的愿望罢了。
您心目中希望什么样的演员来表现您的作品？
我不希望是大家都熟悉的演员。因为太熟悉的演员使观众精神不集中，好像是演员本人的生活。当然演技高超的演员能使观众忘记本人而去注意剧情，但实际上很多演员做不到。
您如何评价当代女性作家的写作？
从1979年以后到现在，中国文坛上不同年龄层次、不同经历的一大批女作家给整个中国的当今文坛增添了非常耀眼的光芒。抛开性别的区别，她们的作品不比男性作家差。虽然女性的作品在被评论家评时不自觉地评论“作为女性作家……已经写得不错了”，我认为这样说不太公平。
90年代以后，女性作家群体不断地扩大、丰富并且多样。每个人都是别人不可替代的，都有属于自己的领域。80年代的时候，有位作家去看望冰心老人，评价他不喜欢的一位女作家的新作品，说：“这是写的什么呀！”冰心沉静地说：“每一个人表达的都只能是他自己感受到的那一部分生活。”我很赞同。每一位作家也都在表达他们的感受，是不能替代的。
您对于自己的生活状态满意吗？
我常想到这么一句话。解放前人们见了面不是像现在这样问“在哪儿上班”，而是问“在哪儿做事呀？”我是没有过这种经历的。但是如果让我选择这个问句的用词，我会选择“做事”，看上去“做事”和“上班”是一回事，其实不是。人的一生很短暂，能在很短暂的时间里，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想写的字，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个过程是幸福的，快乐的，我珍视这个过程。从事我想做的事情，而且这个事情在生活中占了大部分时间，整体上来说我是满意的。
您一般在什么时间写作？
下午和晚上。上午很少写。我喜欢安静的环境。在写长篇的开始特别需要安静。当笔下的人物在心里生了根，让你不由自主地随着她走，这时候，她对你的争夺比外界的争夺更强烈。写到投入的地方，有一点轻微的动静也不会在意的。有时候房间里有亲人走来走去的脚步声，我反而觉得更踏实。最主要的是在自己的房子里，在自己的桌子上。
您的写作是从短篇开始的，但您同时也从事各种体裁的写作。
各种体裁我都喜欢。适合写短篇的时候写短篇，适合写长篇的时候写长篇，我都不想放弃，它们是不能互相替代的。比方说小说和散文。尽管我被称为“小说家”，但我更喜欢散文。散文不是点缀，我认为散文是对作家的精神和文笔的更苛刻的磨砺，散文是不能编造的。由于散文的不可编造和小说的可编造性，在某种意义上散文更高于小说，写散文对我是一种挑战，我不想放弃。
在您所有的作品中，您最喜欢哪些？
长篇喜欢《玫瑰门》，现在刚完成的《大浴女》，还有《棉花垛》、《永远有多远》。短篇中喜欢《哦，香雪》、《安德烈的晚上》。这些作品相对于其它作品更接近于我的本意，创作的初衷和结果更为吻合。
我把语言看得很重要，它不仅仅是完成小说发展的工具，也不仅仅是推动情节的工具，语言本身就是小说的一部分。我常常感到苦恼的是我的语言不够好，我的研究还不够，常受到语言的困扰，同时觉得力不从心，不知道该怎么叙述。故事怎样讲，语言是首当其冲的。我需要一种警觉。语言是决不可忽略的，是伴随自己写作的一个重要课题。
作家的叙述是否到达读者的心里，这是很让人困惑的。这是一条比较遥远的路，甚至没有捷径，需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就像铺路一样。
业余时间怎么安排？有什么创作计划吗？
做点家务，读些书。有需要快读的，有需要细读的，杂志该浏览的，也要浏览。还有已经发表的新作品、同行们的精彩之作，都要及时看，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其实阅读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业余读，“业内”也读。
刚写完《大浴女》，我需要调整一下，没有写作长篇的计划，我还会写一些短篇、散文。大的计划没有了，但我不会间断写作。
曾经看过铁凝发表在某刊物上的一张照片：披肩的长发，一对别致的发卡更显出铁凝的年轻纯情——后来每次看她的作品，都忍不住在内心里与她的照片对应一下，似乎是老朋友，因为那个“她”一直在记忆深处，也因为她的作品一直伴随着我们，须臾不曾远离。
附录 铁凝：老实是最大的智慧
铁凝：老实是最大的智慧
“这是一个特别害怕别人说自己不深刻的时代。”“假如各式各样的小说技巧，相似于演员的舞台肌肉，那么这种舞台肌肉的确有发展和强化的必要。但我以为营养灵魂比营养舞台肌肉更为要紧。”《中青在线》刊出张洪清的文章，记叙了日前刚刚捧得鲁迅文学奖优秀中篇小说奖殊荣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女作家铁凝，近日在河北省沧州文学事业发展研讨会上的妙语连珠。说“她独特的文学思考、精辟的文学见解，以及充满人生哲理和智慧的话语，都通过一个个小故事流露出来。”
铁凝说，她有一次出差，看到某地乡村公路旁有一家小饭铺，里面有两个老头儿坐在小板凳上吃凉皮儿。然而小饭铺破旧的门框上，却悬挂著一个特别醒目而响亮的招牌———“希尔顿大酒店”。铁凝说，“希尔顿大酒店”这种现象，在当前的文学界有时能见到。这是一个特别害怕别人说自己不深刻的时代，现在好多搞文学艺术的人，也都特别害怕被人说成是“匠”，而不是“家”。
她说，记得从前常听一位文学前辈告诉我说，做人要最大限度的老实，写小说要最大限度的大老实。当时以为老实做人是容易的，大老实写小说是很难的。因为这“大老实”里面包含了太多的内容。近年来，越写小说越觉得，写小说实在需要“大老实”。当然，“大老实”是指创作者对文学本身的态度，没有这个“大老实”的文学姿态或者说是文学态度，就没有谋篇布局、落笔行文的智慧，“大老实”是一种返璞归真后的新境界，是一种顶点智慧。
铁凝说，小说不是玄学，事实上，小说赖以活跃的思想圈是非常狭隘的。小说对读者的进攻能力，不在于诸种深奥思想的排列组合，而在于小说家富于生命的气息中，创造出思想的表情及这种表情的力度和丰富性。我以为这是一种无法性急的事情。无论任何小说家，都不该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说的那些性急的演员，那些性急的演员留意怎样发展他们的“舞台肌肉”，而不注重去营养自己的心灵。
我想，我必须有本领描绘思想的表情而不是思想本身，我的小说才能有向读者进攻的实力和可能。小说可以如苏加诺对革命的形容那样，是“一个国家宣泄感情的痉挛”，小说家更应该耐心而不是浮躁地、真切地而不是花里胡哨地关注人类的生存、情感、心灵，这样，读者才有可能接受你的进攻。你生活在当代，而你应该有将过去与未来连接起来的心胸。这心智的获得与小聪明无关，它需要一种“大老实”的态度，一颗工匠的朴素的心。出现在作品中的任何小聪明，都可能败坏一种小说、诗歌……甚至是一个人。
铁凝说，小小说的优势很强大，世界上的一些通都大邑，诸如东京、纽约等等，小小说都很发达。为什么会发达？当然，小小说不是因为城市大，就自然而然地大起来。日本有位作家一辈子只写小小说。他有篇小小说迄今我还印象很深；一个单身汉的家里弄得非常杂乱，有一天，一个非常爱干净的小偷来到他家偷窃。当小偷看到屋子里如此杂乱不堪时，忍无可忍，迅速地将屋子拾掇得整整齐齐，打扫得干干净净，尔后，给单身汉的家留了个字条，让他以后要保持室内清洁。小偷什么也没偷就走了。不久前，铁凝去日本访问时，见到了这位专写小小说的作家，问：“写小说时，你是怎么想起这样的情节的。”那位作家说：“我女儿的房间经常那么乱。”
铁凝还讲了这样一篇美国小小说：一个美国人到一家餐馆去吃饭，用完餐后把20美元放在了餐桌上就往外走，快到门口时，服务员把他叫住了，问他用餐后怎么不付钱。这个美国人看了看服务员，什么也没说，又给了服务员20美元。当服务员收拾餐桌时，却发现盘子底下压著20美元。
铁凝总结说，有许多通都大邑里生存著这样的小小说作家。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越是坚硬的大城市里，越容易发现这种犄角旮旯里的软弱与无奈。作家们都明白，用语言表达不完的，读者可以用智慧去填充。如今，在许多读者的眼里，这些写小小说的作家，丝毫不比写长篇小说的作家逊色。
附录 铁凝主要作品
铁凝主要作品
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著作有：
长篇小说：
《玫瑰门》（1988年）
《无雨之城》（1993年）
《大浴女》（2000年）
中篇小说：
《麦秸垛》（1986年）
《棉花垛》（1989年）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1983年）
《埋人》（1991年）
《对面》（1993年）
《午后悬崖》（1997年）
《永远有多远》（1998年）等14部
短篇小说：
《哦，香雪》（1982年）
《孕妇和牛》（1992年）
《马路动作》（1993年）
《秀色》（1997年）
《安德烈的晚上》（1997年）等80余篇
《铁凝文集》（5卷本160余万字）（1996年）
另有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随笔集20余种。
部分作品译成英、德、法、日、俄、西班牙、奥地利、丹麦、挪威等文字在国外出版。
获奖：
《哦，香雪》获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六月的话题》获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获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女人的白夜》获19951996年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
《孕妇和牛》获1992年《中国作家》优秀小说奖；1992年《十月》文学奖；第5届《小说月报》“百花奖”；
《砸骨头》获1994年《十月》文学奖，第6届《小说月报》“百花奖”；
《安德烈的晚上》获1997年《小说选刊》优秀短篇小说奖；
《小郑在大楼里》获1997年《北京文学》优秀短篇小说奖；
《对面》获人民文学出版社首届《中华文学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
《麦秸垛》获1986—1987年《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
《省长日记》获《人民文学》1999年优秀小说年度奖。
电影《红衣少女》获1985年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优秀故事片奖；
电影《哦，香雪》获第4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儿童片最高奖。
《永远有多远》（中篇小说）获首届“老舍文学奖”，《小说选刊》1999年年度奖。
铁凝于1993年获该年度中国作家协会“庄重文文学奖”；1994年被《女友》杂志评为“中国十佳作家”。
长篇小说《玫瑰门》是铁凝最重要的作品之一，1989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至今已再版8次。《玫瑰门》发表后立即引起文学界极大兴趣和关注，1989年2月，《文艺报》、作家出版社、河北省文联在北京联合召开讨论会，到会的40余位当代著名老、中、青作家、评论家给《玫瑰门》以高度评价称该长篇小说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新的上升趋势，“它的丰富内涵、出色的女性心理刻画和新颖耐读等品貌，以及对中国文化心态的深刻揭露，描绘中国女性生存状态时所做出的独特艺术贡献，值得当代文坛认真研讨。”《人民日报》英文版《中国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文艺报》和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以及国内十几家重要报刊陆续发表评论40余篇。
《无雨之城》是铁凝另一部长篇小说，于1994年出版。该作品由于涉及了政治和性的冲突，由于作家所描绘的生动、真切的当今中国城市生活，以及可靠、朴实的叙述而赢得广大读者喜爱，发行量近百万册，并连续4个月被上海、深圳和北京列为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尽管此书并非为畅销而写。
2000年春季出版的长篇小说《大浴女》以20万册码洋的订数居于全国图书订货会榜首。这是一部主题多义的小说，作者叙述的技艺和挖掘人性内部的深刻程度丝毫没有因畅销而做退让。评论界认为该书是90年代中国文坛不可替代的重要长篇小说。也是铁凝目前最为优秀的作品。
铁凝在写作长篇小说的同时依然钟爱短篇，她看中短篇是因为人生并不是一部长篇，而是一连串的短篇。她发表的将近100个短篇小说锻炼了她思维的弹性跳跃和用笔的节制。她的短篇小说被评论界认为在中国文坛有独特位置。
附录 铁凝创作年表
铁凝创作年表
铁凝，女，1957年9月生于北京。祖籍河北赵县。父为油画及水彩画家，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母亲是声乐教授，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铁凝为长女。
1975年高中毕业，因酷爱文学，放弃留城、参军，自愿赴河北博野县农村插队。同年《会飞的镰刀》被收入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儿童文学集。该小说是铁凝高中时的一篇作文，后被认为是其小说处女作。
1975年至1978年在农村务农4年，此间写出《夜路》《丧事》《蕊子的队伍》等短篇小说，发表于《上海文艺》《河北文艺》等文学期刊。
1979年调保定地区文联《花山》编辑部任小说编辑。冬，参加全国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会议期间拜望茅盾、张天翼等前辈。
1980年参加河北省文学讲习班。同年，短篇小说《灶火的故事》在孙犁主办的《天津日报》“文艺增刊”发表，《小说月报》转载，并引起争鸣。第一本小说集《夜路》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1982年夏，参加《青年文学》编辑部在青岛举办的笔会，会间写出短篇小说《哦，香雪》（发表于当年第9期《青年文学》）。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83年《哦，香雪》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同年第一部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在《十月》发表。
1984年短篇小说《六月的话题》发表于《山花》，并被改编为电视短剧。同年由保定地区文联调河北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并于当年召开的河北省第四次文代会上当选为河北省文联副主席。
1985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和《六月的话题》分别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根据《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改编的电影《红衣少女》获本年度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年初，在中国作家协会第4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成为该协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理事。5月，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之邀，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美国，其间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及国际笔会中心美国会所与美国作家、学者座谈、交流中美当代文学现状。
1986年应邀赴挪威参加第二届国际女作家书展，在该书展专为中国作家举办的“中国作家报告日”做“中国女作家与当代文学”的演讲。同年中篇小说《麦秸垛》在《收获》发表，河北省文联召开铁凝作品研讨会。
1987年应霍英东先生之邀，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香港、澳门。中篇小说《村路带我回家》改编为同名电影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
1988年第一部长篇小说《玫瑰门》在作家出版社大型刊物《文学四季》创刊号以头条位置发表，次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台湾版小说集《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由台北新地出版社出版。英文版小说集《麦秸垛》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西班牙文《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单行本在西班牙马德里教育出版社出版。
1989年2月，《文艺报》、作家出版社、河北省文联在北京联合召开《玫瑰门》研讨会。同年，中篇小说《棉花垛》在《人民文学》发表。
1990年至1991年，写出《孕妇和牛》《马路动作》《砸骨头》《埋人》等小说，将《哦，香雪》改编成同名电影，由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拍摄，获第4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春片最高奖。为首批国管专家，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两年间积极协助当地政府为开发野三坡旅游风景区立项和申请资金。
1992年出版两本散文集《草戒指》（百花文艺出版社）、《女人的白夜》（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3年，发表中篇小说《对面》。获得该年度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庄重文文学奖”。
1994年，长篇小说《无雨之城》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连续4个月列为上海、深圳、北京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铁凝认为此书并非为了畅销而写。被《女友》杂志评为“中国十佳作家”。
1995年春，应美国政府之邀，参加“国际访问者计划”访问美国13个州，并接受俄克拉何马州“名誉副州长”之证书。夏，应高雄文艺家协会之邀，随内地作家代表团访问台湾，在台北拜会林海音先生。9月，在北京参加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非政府论坛。日本东京近代文艺社出版铁凝小说集《给我礼拜八》，译者池泽实芳。电视剧《遭遇礼拜八》（上下集）播出。
1996年10月，河北省作家协会从河北省文联中独立分设，铁凝当选为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同年年底，在中国作家协会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铁凝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同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5卷本《铁凝文集》。
1997年秋，应美国国务院邀请，随中国国务院知识产权考察团访问美国。短篇小说《安德烈的晚上》在《青年文学》发表，多家刊物转载，获《小说选刊》年度奖。之后据此改编的同名电影由青年电影制片厂拍摄。被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聘为客座教授。散文集《女人的白夜》获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
1998年2月，赴香港参加香港作家协会成立10周年庆祝活动。3月，应以色列希伯莱作家协会邀请，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以色列。5月，应韩国亚洲美术馆邀请，陪同父亲访问韩国。在河北省第七届文艺振兴奖评选中，获该奖项中的最高奖“关汉卿奖”，即“个人终生成就奖”。被《萌芽》杂志社聘为“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主编10人卷《女作家影记》，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1999年初，中篇小说《永远有多远》在《十月》发表。5月，在北京参加挪威中国文学研讨会，做题为“无法逃避的好运”的专题发言。9月，河北文学馆及河北省作家协会新址落成。年底长篇小说《大浴女》脱稿。
2000年初，长篇小说《大浴女》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同时该作品讨论会在北京召开。9月，参加由中国社科院土办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作品讨论会。
2001年春，由小说《安德烈的晚上》改编的同名电影由青年电影制片厂拍摄并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出。
2001年4月，应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邀请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8月，担任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评选委员会主任委员。中篇小说《永远有多远》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此篇同时亦获首届“老舍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小说选刊》年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北京市文学创作奖等。年末，在中国作家协会第6次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2002年初，被上海大学文学院和河北大学人文学院聘为客座教授。7月，应加拿大世界华文写作协会邀请，参加“华人文学——海外与中国第6届研讨会”。在“文学中的文明与暴力”的主题研讨中，做题为“从梦想出发”的专题演讲。8月，在河北省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艺术随笔集《遥远的完美》脱稿。日本东京近代文艺社出版铁凝小说集《红衣少女》，译者池泽实芳。法文版《大浴女》即由法国比基耶出版社出版。由《永远有多远》改编的15集同名电视连续剧在国内40余家电视台播出。
5种小说和散文集《谁能让我害羞》《第十二夜》《回到欢乐》等分别由新世界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等出版。
2003年，《遥远的完美》由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
应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之邀，主编5卷本《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选》。
应新加坡教育部邀请，赴新加坡“写作营”授课。
日文版小说集《麦秸垛》由东京现代文艺社出版。
相关 作协主席、美女作家铁凝：在官员和作家之间游走
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全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11月12日在北京选举铁凝担任中国作协新主席。铁凝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玫瑰门》、《无雨之城》、《铁凝文集》（5卷本），以及中、短篇小说、散文、电影文学剧本等300余万字。资料图为铁凝。 中新社发 王瑶 摄
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全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11月12日在北京选举铁凝担任中国作协新主席。资料图为作家铁凝（右二）与演员黄宏。 中新社发 王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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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美女作家”之称，也是中国文坛政治身份最高的作家。
铁凝：我这个当作家的这个梦就是等于狂想，就是不能控制。
在过完49岁生日不久，她被委以重任，扛起统领中国文坛的大旗。
铁凝：如果你真的首先把它在意识里就把它看成一个官，那就是麻烦的开始。
当选，是机缘巧合还是名至所归？
铁凝：就是那个票出来以后，甚至比我预期的好。
上任后，她将如何扭转文坛现状？
铁凝：实际上，改革已经开始了。
《面对面》王志独家专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
人物介绍：
铁凝，作家，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57年9月出生，1984年成为河北省文联专业作家，1986年出任河北省文联副主席，1996年开始担任河北省作协主席，2006年11月出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正文：
电影《红衣少女》片断：12、13、146----24票，全班47人，超过半数，安然当选.
【解说】这是上世纪80年代轰动一时的电影《红衣少女》的片断，这部电影改编自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小说的作者正是铁凝。
如今，20年过去了，这部电影已经很少有人提及，但这位作者却一如20年前的电影，轰动一时：2006年11月12日，铁凝当选中国作协主席，成为继茅盾、巴金之后第三位统领中国文坛的“掌门人”。
记者：就对于你的当选，很多人觉得是意料之外的，但是有一部分人又觉得是意料之中。不知道为什么铁凝当选主席会有这样不同的反映呢？
铁凝：我觉得很正常，意料之外和意料之中都正常。意料之外可能是正常。
记者：为什么意料之外是正常的呢？
铁凝：因为，总是要比一下，因为中国作协的前两任主席，我想他们在整个文坛和全社会的心目中是不同凡响的。他们是真正的里程碑式的文学大师吧，那么，我跟他们确实是没有可比性，仅从这一点，那当然是出人意料的这种想法是会有的，而且很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