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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回到饭店后，我觉得很累，很疲劳。心理负担太重——各种仪式、交往、记者招待会，走马灯似的一个接一个。我总想使自己加快节奏，加大力度，以免“发福”。过去我们的活动家在计划讲20分钟的场合，一说就是50分钟：让那些该死的资本家听听我们的声音！而我在这种情况下却力争讲18分钟，而不是20分钟。
访问是项繁重的工作。旁观者会觉得我周围老是有人跑来跑去，有人帮忙，有人挠着胳膊，有人送上要签署的文件，有人提示我。但是，心理上的负担只会因此而加重。因为，参加上述重大活动的这一大帮人，似乎都在把自己的重担压在你的肩上。
无目标的出访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要知道，这可是一种劳动，一种应当带来具体成果的劳动。
因此，我睡眠很不好，刚睡着不久，又会在半夜里醒来。
夜间絮语
……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当失恋几乎把我压垮时。有这么一群人集聚在我的周围，我们紧紧贴在一起。在总统竞选期间曾不止一次地发生类似的情景，周围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根本无法挤到汽车跟前。任何警戒圈都阻止不住他们。警戒固被越挤越小，最后把我挤在中央。
不过，从未发生过严重后果。虽然经常遇到危险，但末遇到过未遂犯罪，这在各地都是常有的察。
有时候我出于好奇经常比较比较，我们的警卫人员怎样工作，而美国或加拿大的保安人员又是怎样工作呢？
在我看来。在这种人群中谁也不能像我们那些小伙子一样善于控制自己。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几乎处于卧式状态，双手撑住这—边的人墙，而双脚却抵住另一边的人墙，为此得具备多么纯熟的技能啊。
我很快地走出汽车，这种特点其实仅是性格上的一个秘密，我也毫无办法。我之所以冲出汽车，是因为我看到大街上有很多人，他们引起了我的兴趣。此时，我并没有危险的感觉，从来没有过，而且我也不相信会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
我的警卫人员特别严密地保护着我的后背，因为在那次航空事故以后。任何冲撞，特别是出其不意地猛然撞击，都会诱发疾病反应。因此，他们走得很密，简直就是一个跟着一个走。几乎踏着前面人的脚跟。
对于我来说，警卫不过是总统身边的勤务之一，并末赋予特殊地位。要知道，在8月叛乱前夕，他们总共只有15—20个人，而且装备低劣，训练不桂。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科尔扎科夫是安全勤务部门的负责人，我跟他从1985年即从我调到莫斯科以来，就没分开过。我招任苏共中央书记，尔后又当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他都跟我在一起工作。科尔扎科夫曾在克格勃九局任职，是我几个所谓的“死党”之一。我被“赶出”政治局后，当局撤走了我的警卫人员，但科尔扎科夫却留了下来，一直跟我在一起。当时他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请求说：“干脆这样，我不要工资，能不能让我保护您？”于是，池就来了，整天用自己私人的“涅瓦”车技着我跑来跑去。在节假日，我有时去他那儿，去被他称为“普罗斯托克瓦什诺”(意即酸牛奶)的小村庄做客。他在那儿有自己的一所小本屋，屋里容纳不下我们两人，就在小屋旁边支起一顶帐篷。我们一块儿钓钓鱼，或者在小河里游游泳。
今天，科尔扎科夫任何时候都不会与我分开，而在出访期间，甚至连夜里，只要不睡觉，就一直跟我坐在一起。他是非常正派、聪明、强健而勇敢的人，尽管外表上看起来普普通通，但在这种普通后面，却是敏锐的智慧、出色而清醒的头脑。
还有一个人，也跟我工作了许多年，这就是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伊柳辛。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期起，他就是我的一个助手。他有令人震惊的记忆力和使人诧异的工作能力，非常博学多识，极擅长在一大堆问题中抓住关键，确定方向，也非常善辩，善于捍卫自己的主张。从外表上看，伊柳辛像个干巴巴的墨守陈规的人，只知道聚精会神地工作，所以给许多人留下了一个“冷酷官僚”的印象。其实，这仅仅是没有几个人能与他保持经常接触的缘故，这意昧着人们看到的只是他的另一面。
早晨8点30分。伊柳辛走进我的办公室，于是我便从此开始一天的工作。伊柳辛把一探最紧急的文件放在我的面前，然后就商定当天的工作计划。有时也做出某种修改。到傍晚，有时候已经很晚了，在我马上就要离开克里姆林宫之前，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再次出现在我面前，交给我一个厚厚的装满文件的卷宗，这是他白天准备的，也是我夜间的工作。
伊柳辛不断给我加足工作量，有时候甚至超出了我的负荷能力。我时常生气，因为并不是每件事、每次会见都能在工作计划预定的5一10分钟内完成，但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却不给我时间。我一着急，就发脾气，使这位第一助手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但是他耐心地听完我的一大堆牢骚话，就离去了，然后又返身进来，提醒我该进行下一项工作了，因为我的气话又占去了宝贵的几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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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们视察各地后乘直升机返回莫斯科，飞经一条我很喜欢的小河时，我决定逗留片刻，便请求总统直升机在小河旁边降落。
看来这并不是什么特殊要求，却被细则破坏了。因为这首先意味着脱离“核按钮”，其次是虽然可以降落，但不能超过l小时，要知道，防空军必须为我们的座机保持一条空中走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想与总理同乘一架直升机吧，也不允许，必须各乘备的，说是以防万一。
不过，更主要的是，这种生活就像一直呆在人工供气的高压氧气舱中，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始终都有人企图娩着你的胳膊向前走，不停地提醒你：做好点儿，再做好点儿，还得做好点儿……于是，一种不为周围人所知的心理休克便悄悄开始了——觉得自己周围似乎是塞满了药棉。
然而，这一切好像是那么平常，那么需要，那么自然，你何苦使它变成某种特殊问题呢？因为所有的总统都这么活着，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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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位早从“政治局”时期就跟我在一起的人，他叫德米待里·萨马林，是警卫局的厨师。他的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不是因为我喜欢他做的饭菜，恰恰相反。我吃得次数很少。一般我不吃午饭，而晚饭又可以在家里吃。
原因在另一方面。厨师每次都陪同我外出，因为吃饭乃是一种自我感觉，得合个人的口味。如果净吃不习惯的饭菜，加上睡眠又少，那所有的工作基本上都得见鬼去啦。
有一次曾发生这样一件事。我刚飞到雅库特，有人就直接走到飞机舷梯旁边，给我端上一杯民族饮料——马奶酒。我喝完没过几分钟就觉得脑子里—片空白，任何国家大事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一个念头……
这次视察就这样，往轻里说，是在令人神经紧张的状态下过去了。
事后，季马·萨马林伤心了好长时间，怎么让您喝别人的马奶酒呢？喝我们的可从来未发生过这种不愉快的事。以后，准备“总统”的马奶酒以取代地方的，也成了萨马林的一项职责。
总统必须采取决定，总统必须思考问题，但有时部觉得这—切——忙忙碌碌、死死板板——使你变成了一种木头人。整天带着这种感觉怎么生活呢？在家与家入在一起，觉得会忘掉烦人的这一套。
……但我却很少能呆在家里。
总书记档案片断
在此发表的资料，仅是所有秘密档案中最秘密资料的干分之一。这些文件多年来一直保存在保险柜里，都是每任总书记从前任总书记手中继承下来的。随着历届主人的离任，保险柜里不断出现新的卷宗，封面上标着“密件”、“机密件”和“绝密件”。
可能会有许多人大失所望：我为什么会从落入自己手中的克里姆林宫的所有秘密中，恰恰选出这些关于相当久远的而且情节也不特别紧张的事件的资料拿来发表呢？
不用说，戈尔巴乔夫在与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交给我的档案中，有更加耸人听闻的资料。70多年来，苏联领袖们积累了那么多可伯的秘密，足够报界忙很长一段时间。不过，所有这些文件将由档案专家进行认真研究，任何想看这些文件的人都会得到许可的时代必会到来。到那时候，只要你愿意，记者们可以写出一个又一个奇闻。
但这本书追求的完全是另外一种目的。我之所以选择最普通的文件发表，是因为想给人一种印象，即了解克格勃因循守旧的官僚主义的日常活动侧面。应该说，这些文件给我本人留下的印象是：它们非常枯燥乏味，非常一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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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1963年l1月23日写绘苏共中央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报告了克格勃掌握的有关杀害肯尼迪的凶犯——李·哈尔维。奥斯瓦尔德的情况。
“1959年10月，他(奥斯瓦尔田)以旅游者的身份来到苏联以后，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递交了一份申请书，要求给予他苏联国籍，并提供在苏长期定居的可能性。
由于奥斯瓦尔德的这一要求遭到拒绝，他便割开臂动脉，企图以自杀结束生命。”
之所以拒不给予奥斯瓦尔德苏联国籍。“是考虑到原先曾给予苏联国籍的一些美国人在苏联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又背弃了我们的国家。”不过，还是给他提供了在苏联的临时居住权(为期一年)。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9年12月1日决定，把奥斯瓦尔德送到了明斯克，并给他提供了一套单独住宅。考虑到本人愿望，他被安置在明斯克无线电厂。根据红十字会的规定，每月给奥斯瓦尔德70卢布的物质帮助，”
尽管如此，没过几个月奥斯瓦尔德就步其前辈的后尘，“开始坚持不懈地争取获准离开苏联，并因而与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建立了正式的通信联系。”
1962年6月，奥斯瓦尔德带着妻子回了美国，在此之前他已与“苏联女公民普鲁萨科娃·马林娜·尼古拉耶夫娜(1941年生)”结婚。但还不到一年，这对夫妇便重新向苏联求助。
“1963年10月，奥斯瓦尔德拜访了苏联驻墨西哥大使馆，再次要求给他提供在苏联的政治避难权，并借口说他是亲古巴组织的秘书，联邦调查局的侦探正追捕他。”
但是，这份申请被驳回了。
谢米恰斯内在信的结尾建议说：“西方某国一家进步报纸刊登文章，揭露了美国反动集团为现行犯罪分子解脱拖杀肯尼迪罪责的企图，这些罪犯是一些民族主义者和极右分子，是使美国暴力和恐怖活动不断扩大和升级的现行犯。文寞还揭发了一伙“疯子”勾结古巴反革命侨民中的奸细及杀人犯，力图改变美国内外政策的明谋。”
谢米恰斯内1963年12月10日在给苏共中央国际部的报告中通报说，据布鲁克斯(著名的美国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和克格勃间谍)的说法，“奥斯瓦尔德从苏联回来后，曾给美国共产党活动家写信，表示他愿意为组织有益于美国共产党和古巴的地下工作效力。这种愿望被认为是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行为，所以在给他的复信中指出：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任何地下活动都是不允许的，而且美国共产党也不需要他效力。”
这份报告还指出，“r·霍尔认为，苏联驻美国使馆的正式代表应适当走访奥斯瓦尔德的遗孀，因为她是俄罗斯人，是苏联公民，可以从她那儿获得关于达拉斯各种事件的有意思的资料。”
但是，“据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驻纽约的间谍负责人的意见，苏联使馆工作人员去看望奥斯瓦尔德的妻子是不合时宜的，这不仅会被美国右派分子用做反苏宣传的口实，还因为奥斯瓦尔德的妻子目前正处在警方的严密监视之下。”
谢米恰斯内的副手扎哈罗夫签署的一份给苏共中央国际部的报告说明了“有关杀害美国总统约·肯尼迪的政治目的和最近后果的几份侦察资料”：
“据某些资料证实，杀害肯尼迪总统的直接组织者是得克萨斯州的石油大王财团。该财团不仅在得克萨斯州，在美国南部其他几州也拥有很大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据几位波兰朋友的可靠来源(美国企业家、许多企业的占有者，与南方石油集团联系密切)，在今年11月底通报说，这一犯罪行为的全权领导人是美国南团的三大石油巨头——理查德逊、梅尔金逊和汉特，他们在南部各州拥有巨大的石油储备，并早巳与南方亲法西斯组织和民族主义组织有勾结。”
“《巴尔的摩太阳报》外交评论员沃尔德今年12月初在一次私人交谈中说，现已被捕的鲁比受以百万富翁汉特为首的得克萨斯金融家和企业家集团所托，建议奥斯瓦尔德接受一笔巨款并杀害肯尼迪。”
“奥斯瓦尔德是完成对肯尼迪的恐怖行动的最佳人选，因为他的过去能使人组织一场嫁祸苏联、古巴和美国共产党参与此次罪行的大规模的宣传战。
但是，沃尔德强调指出，鲁比和隐身其后的杀害肯尼迪的真正组织者，未考虑到奥斯瓦尔德患有心理活动失常症。在对奥斯瓦尔德进行长时间的审讯之后，很明显，他有可能在法庭上招供一切。于是，鲁比立即除掉了奥斯瓦尔德。”
克格勃1963年12月12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3年12月6日，情报总局在苏联新闻社工作的工作人员博利沙科夫上校。在美国字体展览会上遇到了一位艺术家，名叫威廉·乌奥尔通，是被打死的美国总统肯尼迪的朋友。
博利沙科夫同志1951年在罗伯特·肯尼迪家中认识了威廉。乌奥尔通，并在华盛顿见过几次面。
1963年12月9日，威廉·乌奥尔通给博利沙科夫打电话，请他吃午饭……”
考虑到将来有可能利用博利沙科夫与罗伯特·肯尼迪的接触，就巧妙地安排y·乌奥尔通与A·H·阿朱别伊会晤，博利沙科夫也参加了会晤。
博利沙科夫与y·乌奥尔通的谈话记录附后。
附件：博利沙科夫与y·乌奥尔通的谈话记录共5页。
据博利沙科夫转述的谈话记录：
“乌奥尔通详尽地分析了杀窑肯尼迪之后的政治形势，着重讲述了几位可能登上总统宝座的候选人的情况，并对约翰逊作出了评价，还表示担心商业巨头的代表人物会随着约翰逊的执政而渗入政府。最后转达了罗伯特·肯尼迪和杰奎琳·肯尼迪对赫鲁晓夫的‘衷心问候’，建议由他给‘罗伯特·肯尼迪及其全家转送几件圣诞节小礼品’。他说，这会使把你们当作自己的朋友的罗伯特·肯尼迪感到非常高兴。”
“乌奥尔通说，肯尼迪总统谋杀案向我们表明，副总统应该是我们的人。选择约翰逊是约·肯尼迪的错误。乌奥尔通接着说道，我至今仍不明白，他为什么看中了这个得克萨斯人。约·肯尼迪选择副总统候选人时只有两个候选人——参议员赛明顿和约翰逊。罗伯特·肯尼迪把他俩的名字写在两张纸上，扔在帽子里。约·肯尼迪从中摸出一张纸，上面写的是‘赛明顿’，至于他为什么改变了主意，就不得而知了。”
乌奥尔通请博利沙科夫帮他安排与阿朱别伊见面，并说，“他不希望使馆知道这次会见”，还说，回华盛顿后，有关与我见面的情况，他只告诉罗伯特·肯尼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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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们谈到的这些文件，还有以下与我们在奥尔斯捷尔冲突中所起作用有关的文件，在过去曾有个时髦的名称——“苏联威胁”。
但从另一角度看来，它们还是很有意思的。未来刺杀肯尼迪的凶手——真正的或者说冒名顶替的——是自愿为克格勃效劳的、并且是主动来到我国的。克格勃却害怕利用这种效劳。
极左派的爱尔兰人也年复一年地恳求我们提供武器。
60年代的欧洲形势因各种各样的事件而异常紧张，整个世界也产生了可怕的动荡，重大事件此起彼伏。在法国，发生了一系列企图谋害戴高乐的未遂案件，大学生革命，由于阿尔及利亚危机造成社会分裂。英国开始了极其严重的北爱尔兰冲突。埃(及)以(色列)战争。60年代初期发生过加勒比海危机，肯尼迪被刺身亡。60年代末有越南战争，中国文化大革命。还有我们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总之，地球上散发着大战在即的气味，但不知什么原因使人类摆脱了一场灾难。我认为，今天不值得为那个时代涂上黑白两色。说这儿是“好的”西方世界，那儿是“坏的”共产主义。现实中的一切比这要复杂得多，世界分化以后，又会以某种不可思议的方式组合起来。那时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国与国之间的接触，要比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紧密得多。各种文明——西方文明和共产主义文明——相互渗透。对立的现实两极与军事冲突的逻辑相反。已不是西方与东方，而是稳定与侵略。请想像一下，如果爱尔兰共产党人在30年代向苏联要武器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些武器一星期之内就会送给他们。我想，在这个问题上苏联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
但在新的时代，情况就截然不同了。每做出一项决定总是很费劲，要拖很长时间。苏共中央很讨厌研究恐怖主义分子的要求，几年过去了。委员们还在极不情愿地讨论如何把这些该死的武器交给爱尔兰人。
苏联绝不渴望与当时左倾的中国，与全世界左倾恐怖主义组织结为同盟。苏联领导集团做出一系列决定，支持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制度，但我们的政策是故意为难美国，让它知道是两个超级大国在玩弄“第三世界”的矛盾和悲剧，于是做出了出兵捷克斯洛伐克这一有致命危险的决定。不过，从整体上看，毕竟是稳定的价值观取得了胜利，而这种胜利与“冷战”那显而易见的现实又是相悼的。
我再次强调。那时的全球形势比现在更具爆炸性。但人们不想再经历新的战争的愿望迫使政治家们做出了负责任的决定。
今天，地球上的政治对立已不复存在，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战时的一代人都老态龙钟，在核灾难面前感到的下意识的恐惧已不复存在。威胁不是来自超级大国，主要的危险是小规模战争，是局部战争。是民族间冲突。忽而在这里，忽而在那里不断爆发民族仇恨。
民族冲突成了新时代的核炸弹。武器交易也是如此。在60年代，各种文明世界的人们相互伸出双手，以便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战争，并试图越过各国“国家强力政权拥护者”设置的障碍达到相互理解。今天，我们也必须橡60年代那佯联合起来反对新的战争威胁。
倘若不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不建立反对爆发小规模战争威胁的集体斗争体系，不建立与不受监督的肆无忌惮的武器交易作斗争的体系，不建立与政治恐怖主义和破坏国际法行为作斗争的体系，在新的世纪中我们就看不到和平。
人们一直向往战斗，同时又一直渴望生活在和平之中，这就是人类本性固有的两重性。遗憾的是，尽管我们签署了那么多的条约。但绝对的和平时代从来就没有过。而这便意昧着需要保卫和平，在任何时代都得如此。
目前这种威胁因新的政治现实而更加突出。巴尔干和高加索地区民族战争的参战双方都靠近士耳其，而土耳其绝不会对自己在欧洲的同胞的命运熟视无睹，漠不关心。同时，种族风潮也在德国涌超，其他欧洲国家对移民的态度更加冷酷无情，类似情况也在俄罗斯发生。这是不能允许的，不能园于自己的那种利己民族利益之中。
只要我们允许种族的、民族的和宗教的仇视升级，世界就会像60年代那样，重新被笼罩在世界大战的威胁之下。我认为，那时是文明，是不断普及的文明生活标准，是亿万人对战争的不道德行为的认识拯救了世界。
今天，我们必须找到那同一条道路，不借一切地去争取和平。
总书记档案片断
M·奥·里奥尔丹给苏共中央的信：
“莫斯科，1969年l1月6日
亲爱的同志们！
1。我想通过书面形式说明有关协助获得下列武器的要求：2000支冲锋枪(7.62毫米)，每支配500发子弹；150支轻机枪(9毫米)，每支配1000发子弹。”
信中陈述了建立爱尔兰共和军的历史，指出“爱尔兰共和军和爱尔兰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始终较好”。“我们不仅协同实施许多社会行动和反帝国主义性质的行动，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在爱尔兰共和军与爱尔兰工人党和北爱尔兰共产党联合委员会的领导层之间建立并实行了秘密的协调机制。在争取爱尔兰国民权利和民族独立的共同斗争中，他们一贯采纳我们关于该斗争所用战术手段的建议。”
里奥尔丹写道，在贝尔法斯特“八月大屠杀”期间，爱尔兰共和军“未发挥自己那种武装保卫者的作用，因为它的作战潜力被过早地集中力量进行社会抗议和启蒙活动而削弱了”。
里奥尔丹不排除将来在北爱尔兰爆发内战和少数天主教徒与英国军队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提供武器的要求正是根据事件的这种非常可能的发展趋向提出来的。”
“正式向我提出这一要求的是爱尔兰共和军的两位领导人(卡塔尔。戈乌尔金格和绍穆斯·科斯捷洛)。”
“武器可用海上拖轮转送到爱尔兰，这艘拖轮将由经过筛选的可靠的爱尔兰共和军小分队驾驶。”
1969年11月18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称：
“爱尔兰共和军领导人保证对苏联向其提供武器一事严守秘密，保证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武器运到爱尔兰。”
“在与M·奥·里奥尔丹谈话时，我们指出，给他们提供苏联制造的武器是不合时宜的，因为这会授人以柄，指责爱尔兰共和军跟着‘莫斯科的指挥棒’转。
我们认为，可以委托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苏联国防部讨论M·奥。里奥尔丹同志的请求，研究帮助爱尔兰共和军获得外国制造的武器的可能性，并在两周内向苏共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议。
苏共中央决定草案附后。”
草案内容如下：
“现委托苏共中央国际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苏联国防部讨论爱尔兰工人党总书记M·奥·里奥尔丹同志的要求，并在两星期内向苏共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议。
中央书记”
接着是安德罗波夫就此问题给苏共中央的8份报告，第一份写于1970年1月8日，最后一份写于1973年3月9日。
1970年1月8日：
“考虑到把武器弹药秘密运送到北爱尔兰境内的巨大复杂性，同时又考虑到最近在爱尔兰和英国资产阶级出版物(《爱尔兰新闻》、《泰晤土报》)上出现了挑拨性的报导，似乎已经发生了苏联向北爱尔兰极右新教派分子提供武器的事，因此，我们认为宜于彻底解决满足M·奥，里奥尔丹的要求问题。但须与里奥尔丹接触，弄清他在确保秘密转交武器和对武器来源保守秘密方面的实际能力。”
1970年4月7日：
“里奥尔丹同志说过，在解决这类问题之前，必须仔细研究问题的各个侧面，特别是要认真权衡一下，运送武器将产生何种可能的效益，一旦行动失败又会造成何种损失。此外，里奥尔丹同志还注意到实施行动时可能会遇上的重大技术困难，以及此事有可能被张扬出去所带来的巨大风险。这使里奥尔丹同志产生了明显的印象。”
“里奥尔丹同志对于我们解决该问题的慎重态度表示理解。”
1970年10月21日：
“考虑到奥，里奥尔丹同志的坚决请求和他保证性的表示：在把武器运到指定地点时，他的朋友们将采取必要的保密和安全措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了一个原则性计划，准备把我们现有的缴获的100支冲锋枪、9挺机枪、20把手枪及其弹药在中立海域转交给爱尔兰朋友。我们没有外国产的火箭筒、手榴弹、步枪和其他轻武器。”
1972年3月21日：
“两年多来，奥·里奥尔丹同志一直密争取妥善解决向北爱尔兰秘密运送武器(不论多少都行)的问题……
沉入水下的武器只能由爱尔兰共和军的代表捞取，而爱尔兰共产党不直接参与武装打捞行动，也不直接使用这些武器。进行这一行动的所有细节只有奥·里奥尔丹同志知道。”
批示：“存档——K·Y·契尔年科同志指示。”
1972年5月25日：
“今年5月22日。奥·里奥尔丹同志专程来莫斯科，以便加快解决这一问题……”
“奥，里奥尔丹同志认为，苏联是他秘密获得武器的唯一来源。声称他今后仍将坚定地争取圆满解决这一问题。
因此，我们认为应重新讨论奥·里奥尔丹同志关于把少量缴获武器转送爱尔兰朋友的请求是合理的。”
里奥尔丹1972年7月3日写给苏共中央的信：
“亲爱的同志们！
1969年11月我曾提出军事物资援助的要求……
这一事实在两年半之后未走漏一丝消息。我认为，这证明在保密方面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如果可以如此表达的话……
一旦你们采取政治决定，我绝对不参与运输行动，我的作用只限于把与此有关的技术情报转达绍穆斯·科斯捷洛。运输和其他一切行动将由爱尔兰共和军的正式成员实施，但他们对军事物资来自哪里，在什么地方交付等问题将一无所知……
报告附件(又及)：
1.从1969年l1月起，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我与你们的技术专家就如何把军事物资运摄爱尔兰问题日多次进行磋商……
我至今还未见过任何一种方案。能比你们的专家提议的更有效、更安全、更可靠。
唯一可行的必然选择是：
——苏联共产党要求古巴同志协助；
——所保证的军事物资应当运往古巴；从那儿必须把它们转载到古巴船上，然后运到大洋某处的接头地点，再转交给一艘属于渔民——爱尔兰共和军正式成员——的爱尔兰船……
这样一来，不论是苏联共产党，还是我，都不用出面。那时，将由科斯捷洛和古巴人通过直接谈判解决问题。”
安德罗波夫1972年8月21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克格勃能够组织并实施这一行动……
行动实施计划附后。
安德罗波夫”
“向爱尔兰朋友秘密转交武器的行动实施计划(预先约定的行动名称——“涛声”)
向爱尔兰朗友秘密转交武器的行动通过下述方法实施：
在夜间把武器运至距北爱尔兰海岸90公里远的斯坦顿浅滩地区的中立海域，并把它们沉入水下40一42米深处。
“还原器”号侦察舰已经应我们的要求在预定的行动地点预先对该地区和水的深度进行了侦察。
准备沉入水中的武器由克格勃人员在海军实施例行侦囊的舰船驶寓基地之前运到摩尔曼斯克，并由一名克格勃工作人员把武器运上船。陪同出航，根据制定的计划组织实施“涛声”行动。
侦察舰在我们指定的时间驶入斯坦顿浅滩区，在用目力和技木手段对该区进行检查以后，把货物放到符合上述条件的地点，即迅速驶离该海域。
朋友们的捕鱼船仅过2—3小时后即驶至指定地点，找到灯标(世界各国渔民通用的渔网标志，此次用日本或芬兰产的灯标)，捞起沉入水中的货物，运到奥·里奥尔丹同志指定的一个爱尔兰港口。他声称在那里保证可以把武器秘密卸下并运往隐密地点。
实施行动的上述方法排除了我方舰船与爱尔兰船舶之间的直接接触，而后者的乘员也不会知道货物是谁沉下水的。”
“缴获的德国武器有2挺机枪，70支冲锋枪，100支‘瓦尔德式’手枪，这些轻武器都涂好了西德产的润滑油，另外还有41600发枪弹，这些枪支弹药将被包装成14捆，每捆重81.5千克。
行动中使用的包装材料和其他附件都是通过克格勃驻国外间谍机构获得的。
把克格勃现有的缴获的武器转交朋友们的准备工作由克格勃的专门实验室实施。
为确定货物和包装是否有可能被人认为属于苏联，其中一掘将送到专门的科学研究所进行全面鉴定。
在侦察舰上，任何人都不会知道货物的性质，在舰船指挥人员面前把货物谎称为做实验用的水下侦察器材，应沉人大西洋一定地区的水下，里面装有自爆装置。
为演练与实施《涛声》行动有关的组织问题的种种细节，预定在苏联境外与奥·里奥尔丹同志会面。”
这是卷宗中的最后一份文件，有关武器的故事到此突然中断了。至于M·奥·里奥尔丹是否等到了武器，苏共中央是否为我们的“爱尔兰朋友”制造了一些缴获的手榴弹和机枪，就无从得知了。完全可能的是，里奥尔丹因其坚持不懈的精神受到了奖赏，而“朋友们”又不止一次地用震撼全世界的爆炸和屠杀提醒了自己的存在。
方针的抉择
从一开始，安德烈·科济列夫就是个争议很大的人物。
我受到了备界人士的压力，他们对我说，科济列夫是亲西方分子，科济列夫是亲美国分子，国家制度迟早会抛弃这种人。
对外交部长，我已经观察了很长时间，而且观察得很细心，很认真。
我想，这个选择做的还是正确的。
旧的苏联外交部在保留经验、阅历和外交传统的同时，必须进行革新。科济列夫不应在口头上、而应在实际上最终建立俄罗斯的和平外交模式。
科济列夫不仅效力于外交的传统领域——限制战略武器、俄罗斯与西方的联系，摆在他面前的还有完全不同的另一层次的任务：使俄罗斯成为各地区的和平保障，无论是在独联体的“热点”地区，还是在前南斯拉夫，或是在阿(拉伯)以(色列)争端中，都应如此。这里需要的是完全另外一种外交素养，需要一批更机动灵活并具有现代思维能力的人才。
过去是苏联和西方两大相当发达的文明阵营的谈判，而现在与过去已大不相同：谈判桌后面坐的是国家间冲突和民族间冲突的参加者或者是在国内战争……持久性游击战中正在交战的双方代表。这里指的是一些小国，有时是指一些小民族。
这是一项非常复杂、非常伤脑筋的任务，而且是不久前生活才摆在美国和俄罗斯面前的任务。如果你自己想生活在和平之中，就得制止局部冲突，就得设法使交战双方和解。
科济列夫的青春活力、毅力和耐力、冷静的职业习惯。帮助他在连续不断的、有时能使人发疯的一大堆谈判、倡议、反倡议、维和计划等“急流”中保持了镇定自若。保持了身体健康。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一次在经过非常消耗精力的连续3昼夜的出访后，那次的访问路线是莫斯科一伦敦一纽约一华盛顿一渥太华一莫斯科，在连续飞行9小时后，我们都累跨了，而他乃像往常一样，修整得干干净净的面孔上带着老成持重的笑容，走下总统座机的舷梯，又登上另一架内阁飞机——图—134，连家都顾不得回，就飞去了近东。当我对他表示同情时，他回答说：“只可惜再过10小时才能在饭店洗上淋浴，一洗就一切正常啦。”
访问印度
这次访问对俄罗斯来说非常重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最近几年我们两国之间的联系不知为什么出现了裂痕。
要知道，在我们的关系中从来没有过“黑子”，一直友好相处。与印度的关系是俄罗斯亚太地区总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
第二，我们对印度有某种特殊的感情——两国尽管很不一样，从外表上看毫不相同，但在我们的命运中却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我们如此爱看印度电影并不是偶然现象)。看来我们同样地多愁善感，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自然景色、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也同样地陶醉入迷。
如果说重一点儿，这次访问之所以非常重要，还因为它是对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新的对外政治战略的一次检验。
苏联把印度视为与世界帝国主义(也就是美国)作斗争的前哨阵地，同时也把它看作与所谓的霸权主义(即中国)作斗争的前哨阵地。因此，印度这张牌总是玩得相当巧妙。但我们不想再玩这张牌，更不想两个国家联合起来反对第三国而过去苏联外交部却总是以此为荣，把整个世界划分成若干个势力范围到处建立小前哨阵地。后来，这些全成了泡影。
“第三联单世界”国家，恰好就是两股势力、两大阵营进行较量的那些前哨阵地，那一张张“牌”。
实际上，“第三世界”国家早已不复存在，这个术语已经过时了。
这是一个完全特殊的世界，它拥有自己的命运，拥有自己的中夺领袖地位的斗争，拥有自己独一无二并各具特色的文化。这个世界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少地依赖美国人，也越来越少地依赖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