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撤切尔夫人在政坛上留下的足迹——独特而坦诚的足迹。这是一名战胜男性操纵政治的女人，也称谓第一夫人，多亏了她，行为坦荡才开始在外交界发挥作用。
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个性对我如此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她是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始终相信自己、并经受过一切考验的榜样。政治上轻重缓急的顺序在不断变更，国家正经历一系列政治危机，而这几年英国首相又有多少次不得不在议会经受极其激烈的唇枪舌战！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每通过一项新法令，更不用说通过税法了，都会在新闻界和游行示威中激起强烈的激情，都会掀起一场运动。但是，政府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方针。而玛格丽特·撒切尔却始终带着她那永不改变的微笑做完了这一切，而且这种微笑一年比一年更有女人味儿，更令人赞叹不已。
……赫尔穆特·科尔。当我说他是“我的朋友赫尔穆特”的时候，这并不是一种不拘礼节的呢称。不久前，我们曾一起在贝加尔湖畔休养，他是应我的邀请到那里去的。在那里，我饶有兴致地观察他怎么捕鱼，怎样开怀大笑，如何准确和轻而易举地表述一些有意思的想法。我带他去过浴室。在安加拉河河岸有一个非常出色的俄罗斯浴室，是用粗大的百年原木建造的。在蒸汽室内散发着一种特殊气味，这种气昧，只有在地道的乡村小浴室里才有。这间浴室紧靠着河岸边。我们在蒸汽溜后就直接跑进河水中。河水虽凉，却使我们的精神为之一振。科尔对这了不起的大自然和我们的贝加尔湖惊叹不已。对于德国人来说，这么辽阔的空间是稀有的。就是那时候，我和科尔进行了长时间的友好交谈。
我和赫尔穆特。科尔在风景胜地一向都很走运。1993年初，德国总理曾在莫斯科作短暂停留，在这期间我与他举行了一次会谈，这对我来说是意义重大的几次会谈之一。我们在莫斯科西南部的一所政府别墅里见面，这所院子很有名，因为它过去归克格勃所有，克留奇科夫准备发动8月叛乱的几次秘谋就是在那里进行的。
这个消息使赫尔穆特·科尔开心了一阵子，便以极大的兴趣四下打量起来。
我想跟他讨论一个对我来说极为重要的问题：假如我采取措施限制议会活动，在他看来，西方对我的行动会做何反应。谈话的机密性完全符合我们见面场所的历史传统。
我很清楚，西方有几种最基本的民主价值观。在这种具体情况下，我要侵犯这类价值观中的一种，而且我不怕把这个问题向德国总理提出来，因为我们的关系是开诚布公的，我知道自己的这些打算将来不会被曲解。
他支持我，并相信“七国集团”的其他领袖也一定会理解为稳定俄罗斯局势所采取的严厉但必不可少的措施。
几个月过后，我才得以确信赫尔穆特·科尔所预测的准确性。在1993年9一10月，科尔本人以及西方国家的所有首脑，都异曰同声地支持我为使俄罗期摆脱深重的政治危机所采取的措施。
其实，那次我和科尔谈的不光是政治。譬如，还把自己的一段往事告诉了他。
那是在1986年5月，当时我还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我应德国共产党的邀请出席他们的代表大会并进行正式访问。德共代表大会结束以后，东道主领我去鲁尔参观一家企业。看完车间。我走进了工人休息室，真的一下子被惊呆了。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我曾绞尽脑汁，为工人创造适当的条件，如建个芬兰式蒸汽浴，在休息室放几把象样的沙发橱，好让工人休息时喝口茶水，听听音乐。但这里……一种简单的想法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我们永远不可能过上这样的生活。
这不单单是富裕。这是一种用智慧创造一切的习性。而这种习性，恰恰是德国人所固有的，可以说，在对待生活小事、日常风习以及现实生活方面的精打细算和专心致志，德国人与我们是正相反的人。
每当我发现我们在这一方面有某种变化时，总会想起科尔先生……
比尔·克林顿和乔治·布什
按年龄顺序得反过来说，乔治·布什和比尔·克林顿，按我们的关系年表排列也是如此。但现在毕竟是比尔。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在世界政治中有许多事都取决于他。连我有时候也真诚地同情他。
惹我注目的一件事是：在总统竞选期间，布什和克林顿曾进行相当激烈的论战，甚至可以说得更厉害点，是进行对抗。但选举一过，刚刚明确谁是胜利者……布什便开始帮助克林顿，克林顿也帮助起布什来。
在我们这儿要是碰上这样的情况，政治家们就会相互成为整个余生的死对头。而他们却高高兴兴地互相打电话交谈，提出劝告。比方说，还有一次，我跟比尔·克林顿谈话，他说：“我不仅支持条约，而且还要祝贺您与布什共同取得的这次巨大胜利。”(此处是指我与布什在1月份签署裁减战略武器的条约一事。布什要再过两个星期才告别白宫，而克林顿也需要度过同样多的时间才就任美国总统。)
布什在选举期间的心理负担很重，连莫斯科都听到了这个消息。有人对我说，布什常常一连几个小时一动也不动地坐在沙发上。双眼也只盯着一个地方。我给他打过电话，想劝慰他几句，让他打起精神来。
对这种极度的孤独感我是比较熟悉的，有时连身体都承受不了这种紧张，这是精神长期过于集中和情绪异常激动造成的结果。那时需要的只是咬紧牙关，控制自己，以免垂头丧气。万念俱灰，愤然辞职。所以，我觉得自己理解布什。
我觉得人们会选他。美国人的保守主义仍会发挥作用，共和党总是起跑晚，但却精力充沛地跑完最后一段路，到达终点。
不过，这次结果不同。克林顿太不寻常。他年轻、漂亮，与他的年龄相比，看起来简直太美了。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很高的修养。也许，这个人物意味着美国的某种新突破。
乔治·布什好像在美国的权力顶峰呆了3任，在里根时代当了8年副总统，然后又当了4年美国总统，总共12年，真不算短。
如果算一算我的年头，到总统任期结束也将有8年，倘若从政治局算起，那就整整10年。不过，我真正的政治生涯要晚一点儿，恰恰应从被赶出政治局开始。
应该说。乔治·布什发生了有趣的变化。人们看得出来，他在竞选期间心情多么忧郁，因为共和党人一直落在后面。他在每个州都发表演说，这得付出极大的劳动。当他落选后，反而变得轻松起来，这是某种保护机制起了作用，一种新的动力开始活跃起来，这就是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武器条约。
美国有个好传统，即总统离任后，国会就通过一项决议：根据前总统的意愿在某地给他建一套住宅，并为他保留一个总统图书馆。
我跟乔治·布什建立了很友好的关系。芭尔芭拉·布什也常打电话来。我希望她能来做客，娜依娜也会很好地招待她，她们将共度一段美好的时光。而我也与布什说定了一块打网球，这将是一场很有规则的比赛。
莱·瓦文萨和瓦茨拉夫·哈韦尔
他们分别是波兰总统和捷克总统。
我不止一次地跟他们会晤过，总觉得在交往中存在着一定的心理障碍。在国家关系中自称“老大哥”的苏联把它那该死的“遗产”悬在了我们头上。哈韦尔和瓦文萨在对俄关系中必须保持某种距离，必须对本国人民负责。对此我是理解的。
不过，要知道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光是历史命运的共性——东欧阵营、社会主义，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即我们都是第一次如此勇敢地走上世界政治舞台的前持不同政见者，都是些受压制的人，是程度不同地遭受迫害的人。
哈韦尔蹲过监狱，是“布拉格之春”的参加者，也是位作家。瓦文萨多年来领导工人运动，他是“团结工会”的领袖。他俩不仅是政治领袖，也是民族领袖。在某个时刻，整个社会都曾团结在他们周围。他们成了重大历史事件的象征。即使目前他们的处境也非常困难。
世界政坛上出现这类的人物是很有意思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官位表。建立政权的那个阶层的人把各种关键职位都把持在自己手中，保持政权的稳定。但迟早会通过这个阶层冒出一批新人。当然，在西方没有这种大规模的变化，但在“七国集团”中，几乎每个国家都发生过“上层”大换班事件，可能是世界对某种新的非常重大的转变正在做一种潜在的准备吧。
我对波兰的第一次访问是在极其紧张的气氛中度过的。波兰人在谈判中提出的基本要求之一是：我们的军队从德国撤出、需经波兰领土，这有损于波兰的经济，因此，俄罗斯必须支付赔偿费。
瓦文萨采取如此激烈的进攻态度，其原因大体上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橡苏联这么一个庞然大物生存在世界空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可以取消苏联这个名称，但却不能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这么多年来的共处，波兰人总觉得是苏联抑制了波兰的繁荣及其经济潜力。于是，这种民族的自觉在向我们提出的那些沉重而又难以理解的要求中表现了出来。
不过，我第二次访问波兰的气氛已迥然不同。这一次，正像我一直力求做到的那样，终于找到了我们关系史中隐藏的症结。大家都知道，克格勃曾试图插手解散“团结工会”的进程。我给莱·瓦文萨带去了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政治局的“影子”领袖)委员会的文件复印件。这是有关“团结工会”的全部案卷。波兰和苏联的特工人员鞭辟入里地分析了工人运动领袖们的全部底细。当谈到这些文件时真是不寒而栗，克格勃的“X光射线的穿透力”竟然是那么厉害。我拍拍那个纸袋，说：“都在这儿，请拿去吧！”瓦文萨兴奋得脸色发白。
波兰总统向我通报说，波兰议会最近即将改选，宪法也允许这么做。当他发现我对这个问题饶有兴趣，就开玩笑说：“怎么样，您也解散自己的最高苏维埃吧，再选个新的。而那些老代表们，就让他们坐在那儿开会吧，人们很快就会忘掉他们。”我对这个诱人的想法微微一笑。
在布拉格，也不得不还清旧债，承认苏联1968年的入侵是一种侵略行为。这对于瓦茨拉夫·哈韦尔本人，对于全体捷克人民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
哈韦尔想让我领略一下旧布拉格的风情，于是和我走进一家小酒馆，坐在那儿喝起啤酒来。那时，我突然想到：我们这些上了年纪又很疲倦的人，像老朋友一样简简单单地坐在这儿喝喝啤酒，至少也可以松弛几分钟。但是，当我们走出酒馆，摧毁一切的整个变革时代所带来的一切问题，又会再次压在我们的肩头。我们——共产主义后世界的第一批领袖——要走的路是多么艰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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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结束第一次访美之行回国，是在1989年秋天，当时在报纸和电视上正掀起反对我的著名的“纵狗咬人”浪潮。在美国，我在一次答记者问时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当我飞过自由女神像上空时，我自己在内心里也成了一个自由的人。就是这句话在莫斯科引起了轩然大波。议会还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对我的美国之行进行研究。
我的一些助手和朋友们。伊柳辛、苏哈诺夫等，强拉我击浴室，这显然是个区一级的普通浴室，非常简朴。他们知道我非常喜欢洗浴，想帮我消除精神上的疲劳。
我们走进蒸汽浴室一看，里边挤得水泄不通，足有40个人。我记得，就在这个浴室里，政治谈话异常炽烈，就像开群众大会一样。那些人赤裸着身子，挥舞着桦条帚，一边相互啪啪地抽打，一边喊：“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请坚持伎，我们支持你！”这些话就像用挥条帚给我抽打后背一样，使我非常惬意！那种场面是特别令人神往的。
浴室所发生的一切是一种象征。要知道，浴室是去污除垢的地方。在那里，感情是洁净的，人也赤裸裸地坦诚相见。
有意思的是，那些男子汉现在会对我说些什么呢？是的，那时我已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明白我虽在苏联历史传统、习惯和教育方面仍是一名共产党员，而在信仰方面已不再是一个共产党人了。
浴室所发生的一切，至今仍历历在目。
谢瓦尔德纳泽的东山再起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不止一次地赢得人们的尊敬。
1985年，任命谢瓦尔德纳泽担任苏联外交部部长职务曾使许多人大吃一惊。尽管他是一个加盟共和国(但不是最大的共和国)的领导人，却没有外交经验。
在这方面，谢的智力天赋，以及大多数格鲁吉亚人通常拥有的那种拥熟的表演技巧并不起决定作用。在国际舞台上，他成了比戈尔巴乔夫并不逊色多少的一个人物。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使苏联新的政策原则成为现实，成为可以与之打交道的原则。
谢瓦尔德纳泽的辞职也是值得人们永志不忘的，他的这种政治家的果敢行动再一次证明。他是个独立性很强的人。谢瓦尔德纳泽不依附于任何人，也很勇敢，他警告全社会将面临军事政变的危险。
但是，谢瓦尔德纳泽所采取的最有意义的行动，据我认为，是后来他出任格鲁吉亚议会首脑，成为格鲁吉亚国家领导人。作为一名政治家。谢瓦尔德纳泽已习惯于在正常的、文阴的条件下工作。他周围的人都按照传统的社会法规、传统的价值观念生活，但他却突然掉进了国内战争的血海深渊。
国内战争极曲了人的心态，把人们置于超越现实的不正常的生存条件之下。仇恨就像一场森林大火，不把一切烧成灰烬就不会熄灭。而谢瓦尔德纳泽却成了仇恨的人质。要在国内战争中获胜，只能通过军事途径，只能以大量牺牲作为代价，只能通过流血(顺便说一下，列宁非常了解这一点)，而用和平的方法取胜是不可能的。谢瓦尔德纳泽提出的任何维和提议，都受到了西方大国总统、北约军事将领、联合国安理会的重视，但在仇火正旺的武装到牙齿的游击队面前，却成了一纸空文。国家淹没在血海中不能自拔。
在这种情势下，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勇敢精神，什么样的忍耐性呢？到底怎么做才能对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有所帮助呢？
我想，首先是他的经验和有关高加索的渊博知识。不久前他还采取了一项坚决措施，我说的是格鲁吉亚加入独联体的决定。谢瓦尔德纳泽知道，格鲁吉亚人对这一决定必将作出不同的反应，也许，世上还没有哪种人具有比格鲁吉亚人更强烈表现的自尊心。
而且，格鲁吉亚各地都流传着一种无稽之谈，说俄罗斯帝国奉行瓦解格鲁吉亚共和国的政策。被自己的不幸迷住双限的格鲁吉亚人却未发现，俄罗斯在各种民族冲突中不可能站在其中任何一方。在格鲁吉亚一阿布哈兹冲突中，俄罗斯如果偏袒格鲁吉亚，就会使整个北高加索乱成一团，战争将波及新的地区，而且这场战争将成为一场难以忍受的游击战，成为一场难以置信的持久战。
只有严格准确地依据国际法，才可以干预他国的生活，即使是抱着维和的目的。谢瓦尔德纳泽明白了这一点，为时还不晚，于是他决定格鲁吉亚加入独联体。
未来将证明，他走的这一步是否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否像如上所述的那些措施那样，是正确的。我相信，未来更美好。
面向世界的窗口
这一节将谈谈几次正式访问的情况。当然，这不是总统工作的最主要部分，但却是一项令人疲惫不堪的、耗费大量精力和时间的必要工作。
这就是所谓有代表性的礼仪活动。
起初，这种活动使我感到非常吃力。我不喜欢事先连结果都知道并计划好的措施。哪里不能创作出“即兴作品”，形象地说，哪里也就没有急转弯。
不过，我应付国际会晤的经验，还是作为苏联合法的反对派领袖，在几次出国访问中学会的。我知道，会谈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个性、你的风格、你的形象能否被接受。这涉及到每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无论他生活在哪个国家。
另外，还必须适应并进入那种又慢又长又复杂的韵律节奏之中，必须想方设法地争得威望，如果确切点儿说，就是把这种威望从戈尔巴乔夫那里夺回来。多年以来，戈尔巴乔夫就是西方民众最宠爱的人，他的形象在西方成了“大众文化”的一种组成部分。
不过，所有的访问不可能都一一道来，因为次数太多，既有重要访问和比较“一般的”访问，也有工作访问，它们都是我们在苏联帝国政策的废墟上重建的总战略的一部分。但那些在苏联外交实践中的好东西，我们当然会尽力保留。在此，我仅以几次访问为例，尽可能地揭示我们的工作“内幕”，使人对如何准备访问构想、怎样进行技术准备、怎么营造访问的工作气氛等问题有一个印象。
访问日本——并非突发的争吵
这次访问的准备工作非常紧张，时间也较长，而且希望组织访问的人竟是那么多，连我都不记得哪次访问能跟这次相比。为此而去过日本的有波尔托拉宁、布尔布利斯，还有鲁缅采夫。最高苏维埃整整一个筹备委员会和总统直属的委员会也在着手准备。他们展开了竞赛，看谁能更精细地想出解决干岛群岛领土问题的方案。
应该说。日本方面对这次谈判也很重视。日本人在指定日期以前早已开始耐心细致和小心翼翼的摸底工作，邀请我们的商人、记者和政治家访问日本，进行非正式会谈。
一句话，我们看到日本人正焦急地期待着我们的访问。
过去，在我既不是总统、又不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时候，即在不被当局授权所拖累的时候，曾去过日本。那时，我大约说过以下这样的话：今天这一代政治家没有必要把彻底解决岛屿争议问题的责任揽到自己头上。与其这样，不如让居住在毗连地区的俄罗斯公民和日本公民无拘无束地相互往来，让这一地区获得互免签证的地位。而从法律上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推后，让思维更健全的子孙后代达成公正的和约。
3年过去了，我们到底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取得多大进展呢？我统计了一下，算上各种有细微差别的议案和建议，我们有多少个方案呢。发现总共有14个方案。具有辛辣味的情况是日本人始终只有一个方案：岛屿永远属于他们，必须予以归还。
解决问题的方法没有找到。当时我就曾老老实实地对日本人，也对我们的记者说过这一点。我有10多个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其潜台词就是：连一个合适的都没有……
离访问时间越近，争论就变得越激烈，这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日本都是如此。而争论的焦点是叶利钦怎样摆脱这种处境。我所面临的是必须在众多方案中选择一个，并对它进行深入研究。
后来，我按了一下暂停键，因为我发现把细微差别逐一斟酌一蔷是毫无用处的，错误出在最初阶段。从一开始，我们的外交部，以及所有的官方代表团都只是从“北方领土”这个基本问题出发的。
我们，还有他们，日本人。都试图使立场靠近一点儿。两国外交部夜以继日地工作，研究出一种又一种表达方式，神经似地寻求折衷方案。但随着飞往东京的日期的接近，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次访问将以失败而宣告结束。
我不习惯单纯为了访问、为了会晤、为了遵守外交礼节面出访。总是精确地计算着已签了多少文件，还将签多少文件。这一次，外交官们准备了一整套条约和协定，但在主要问题上仍停留在死胡同里。
……然而，访问已准备妥当，不能再往后拖延了。日本在期待着俄罗斯总统。与礼宾、安全服务部门及外交部工作人员协调一致的日程表已编排就绪，为访问打前站的先行小组已飞抵东家，并已开始工作，“吉尔”车、技术设备、通讯工具也运到了目的地。
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已经公开宣布的正式访问极少推迟，除非是有非常特殊的情况——如国内发生意想不到的灾难、地震和悲剧性事件等。但类似这种情况我们却从未有过。
在预定访问日期的前两天，我主动决定取消了访问。
很难说是安全会议秘书尤里。斯科科夫的一番话影响了我。他曾在安全会议上报告了由于日本秘密特工没有做好保证俄罗斯总统安全的准备而产生的各种问题，还忧心仲仲地列举了一些根据：在国家公园的会晤，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安全。听说那里可能有人群，还有树林。但是，哪个国家都有人群，也有树林！还有相扑比赛，赛场将有很多老百姓，安全也无法保证。同时，还禁止我们的特工人员把枪带进日本，他们那里就是这样的做法……
当然，这种说法是荒唐的。它只表现出有条有理的日本作风，竟能把安全保障的百分比从数学上计算到0.1％。其实，只要访问有意义，我们是不会在意这些细节的。
当时我找到了这个乍看起来行不通的出路。总之，不去是因为不解决问题。这种说法在世界上还没有过，它超出了礼仪范围。出访就是为了解决问题，为了达成协议。
但是，来自日本方面的极大压力使我不得不寻找一个相等的答复，而且我觉得自己找到了答复的方式。我给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先生打去电话，对未能成行的访问表示歉意。然后，又给韩国总统卢泰愚打电话，因为我访问日本之后还要对韩国进行正式访问。韩国总统对我改期访问的请求表示理解。
当然，这使许多人感到有失体面，不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都大有人在。我们国内的报刊也做出了惊奇、有的甚至是嘲弄的反应。至于日本人的反应，就更别提了。
这阵喧哗大约持续了两个星期，尔后才平息下来。显而易见的是，日本方面似乎也已明白过来。日本人开始客观地研究形势，不再像这次未成行的访问之前那么神经过敏，那么斤斤计较。
重大的秘密
在国与国之间，除了签署重大的国家级文件和协定之外，保持非正式接触也是重要的，这种接触不是政治家的接触，而是民族感情的接触。如果相互之间有不愉快的秘密，终究要解开它们。
我们曾向美国人提供在我国寻找美国战俘的机会。
我们把1956年的记录运送到匈牙利，记录中载明了在那些悲惨的日子里有谁，在干什么。
我们还决定把被击落的波音飞机的“黑匣子”转交给韩国。这些“黑匣子”是我们的特工机关从海底打捞上来的，并作为机密保存在国防部。在访问开始前两三天，我给国防部长格拉乔夫打了电话，他通报说，他的同事们已经为那个内有记录装置的橙黄色圆球准备好专门的包装箱，随时准备把“黑匣子”转交给朝国方面。
把“黑匣子”交给韩国总统的一刹那，的确使访问达到了最高潮。我们交出这场灾难的关键秘密之一，不仅向全世界展示了我们的立场的公开性，同时也间接地为那次事故道了歉。
我们回国以后，韩国专家打开了“黑匣子”，发现里边只有复制件，而且还被删改过。原件多半早已被克格勃替换了，一切都被按良好的苏联风格做得天衣无缝。
格拉乔夫非常认真地执行了命令——转交“黑匣子”，不是，是转交那些在国防部保存了好多年的橙黄色圆球，但里边有什么东西，却不是他职权范围的事。
不过，原件最终还是找到了，并移交给了事故原因调查国际委员会，从整体来说，避免了一次国际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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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可以用1993年10月访问日本的成果充实一下这部札记的内容。
我有一种感觉，似乎上帝不愿意让我跟日本领导人会晤！可又应该见面……然而，这一次却是日本人自己建议我不要去，因为计划中的访问正赶上10月叛乱。不去的原因是完全正当的：形势刚好进入紧急状态。
但这一次我又破坏了外交礼节，不过，跟上次恰好相反。
于是，报刊再一次出现了不理解，出现了讥讽性的评论：昨天坦克还在莫斯科开炮，而第二天总统却启程去正式访问！
不过，我认为必须去。假如这次不是访问日本。或许会取消访问。要是再次使全体人民失望，就意昧着要毁坏今后一个时间的两国关系，两国间不信任的冷漠状态仍将持续下去。要知道，体验别国事件毕竟不像体验本国事件那样深刻。日本人仍在期待着我的访问。
……对于我们——俄罗斯人来说，斯大林的罪行是个巨大的黑洞，整个历史似乎都可以往那里推。直到现在我们还未研究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和如何发生的。但实际上，每个国家对斯大林时代的俄罗斯都有一笔特殊的帐要算，其中就包括日本。
西伯利亚集中营的日本战俘大量死亡，那里的条件对于日本战俘来说。确实是极端严酷的，别的暂且不说，气候和自然环境跟日本就完全不同。日本人在那里过着几乎跟广岛悲剧一样的艰难生活。
对于受过注重礼仪礼节、敬重过去的教育的日本人来说，来自俄罗斯方面的姿态是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有必要做出表示歉意的姿态。在目前情况下，日本在那场战争中支持了侵略者并不重要。
这样一来，我们会谈的气氛本身、对话的调子和方向都发生了变化，也打破了交易的呆板公式：我们给你们什么，你们给我们什么。我觉得，这种呆板公式从一开始就是不能接受的。我们走上了一条互利经济合作的道路，同时不忘长期的目标，即解决日本方面要求非常强烈也非常敏感的“北方领土”问题。
有损礼节吗？
一般来说，在我们俄罗斯非常不喜欢履行任何准则、法规、指示、命令，也不喜欢遵守莱种事先制定的议事规程。我们是不非常守时的人民，议事规程对我们来说，简直是如芒刺在背。
人们经常问我这些礼仪细节——向哪儿迈步，站在哪儿等等，是否使我感到为难呢？我又如何做好这一切呢？
起初，我对自己的确没有多大把握。因为事先并未考虑到如此细微的细节，如站在右边还是站在左边，是向前迈一步或是在旗子旁边停住，要不要转过脸去，是不是低头，等等。那时，我就自己打量周围的人，试图依葫芦画瓢照着做。
今天我对在什么场合应当怎么做已经信心十足了。其实，这是一种习惯。有时在谈话和会谈中易于激动。我进行谈判就过于积极。一般来说，我们与对方讨论问题的数量是双方大致对等。此时重要的是注意别发生这种情况，即你比对方说得多。否则就可能出现这种局面：谈判该结束了、而对方还未来得及说话。我不得不留心这一点并控制自己。
我每次进行正式访问或工作访问，都要有严格的进程表。如果访问延长3天的话，访问计划也得推倒重来。过去苏联代表团规定在两次会谈之间的间歇时间为两小时，对此，我多少知道一点儿。而我安排各项访问活动之间的间歇时间最多不超过5一10分钟，然后接着参加下一个会谈。结果是。从一大早就忙个不停，当回到任处时已是半夜三更了。
虽然如此、也必须严肃对待所有这一切礼节。礼节，夜古时候是一种仪式，是非常古老的东西，许多世纪以来形成的这些规矩，有时甚至连文字记载都没有。这也是一种外交环境，一种外交气氛。如果想取得成功，就得不仅表现出个性，还要为信守礼节而控制个性。
起初，我没有专职礼宾人员，以致发生了大量的失误。我们或者迟到，或者提前抵达，要么站的不是地方，要么出来的不是时候。总之，发生过许多不适当的对我来说很不愉快的情况。
现在可简单多了。只要会晤一拖长时间，作为礼宾人员的弗拉基米尔。舍甫琴柯就会走进来说：“先生们，请原谅，时间到了。”于是，二切就又正常运转了。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曾跟随戈尔巴乔夫工作，为他筹划过几十次访闷，经验非常丰富。认识他还是在我与米哈伊尔·谢尔盏耶维奇进行正式和非正式会见的时候。在戈尔巴乔夫办公塞，我一眼就认出了他。舍甫琴柯态度温和，富有同情心，通情达理，深得人们的敬仰；在我与戈尔巴乔夫进行告别谈话时，舍甫琴柯向自己的同事宣布辞职。他与自己的小伙子们一起准备收拾零七八碎的东西，但未来得及收拾完。我接见了他，并请他与我一起工作。他有点儿不安地说：“这怎么行啊，我可是跟戈尔巴乔夫工作过。”我回答说，这很好嘛，您有经验，而这也正是我需要的东西。
我知道，舍甫琴柯“收藏”历次经他准备的访问资料，目前他收集的访问资料有50次之多。跟我在一起，他的收藏增加得更快，因为我每次出访，一般总是把两三个正式访问结合在一起，如伦敦——布达佩斯，华盛顿——涯太华，华沙——布拉格——布拉迪斯拉发，等等。
现在谈谈礼品。礼品在访问期间纯属于象征性的东西，一般来说，它们仅仅代表文化价值，基本上是一些我国民间手工艺品。不过，我们一直在努力挑选礼品，不仅仅是从爱好和送件有意义的作品出发，而且要考虑到预定受礼人的个性、性格和兴趣。要知道，这尽管是一种礼节性的礼品。但毕竟是礼品！乔治·布什曾当过海军航空兵。赠给他的礼物是一些骨制小舰艇，这是些体积不大但雕刻精致的玩具模型。安德烈奥蒂是个棋迷，我们就送给他一副特制象棋作礼物。送给赫尔穆特·科尔的礼物是我国的山地矿石，因为我知道他酷爱各种小石头。
每次出访迎送我的人，比过去要少得多。那时，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其他一大帮人，都得到机场迎送。这一套一直使我感到厌恶。人必须工作，面他们却被拖拉着去弗努科沃机场、现在，我请去机场的人，都是在起飞前必须跟他商讨那些刻不容缓的急事的人。
就隆重的程度(似乎有人说过，这是一种豪华)而富，最使我永志不忘的，也许是在白色汉宫对英图文王的拜访。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本人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她同时兼有自然、温柔、朴实、娴雅等美德，与她一起感到舒适，轻松，与此同时，我和娜依娜一刻都未忘记我们是在英国女王那里做客。
这次拜访已不能用“礼节”这个枯燥的词来称谓了。
当然，我也牢记那次对韩国的访问。看来我还是第一次充分体验到什么是东方文雅，什么是东方情调，这是一种含蓄的捉摸不透的美……
我觉得。娜依娜·约瑟福夫娜应该多出去走一定。据我看来，她坦率、自然，有一种女性的温柔和文静，并以此博得了人们的好感。她对装束并没有极强烈的嗜好，但看起来总是那么出色，那么引人注目，而且是她亲自打扮自己的仪表，不用助手。
真正的妇亥运动是与慈善事业、关心儿童和争取男女平等密切相关的，它具有良好的作用。这种运动在我们这儿还处在萌芽时期。娜依娜·约瑟福夫娜对这些问题非常感兴趣。她作为“第一夫人”，显然不应当老呆在家里。
当我们与娜依娜一起到国外进行正式访问时，我虽然没有多少时间，但仍旧用眼角观察妻子在那种场合的表现。我感到由衷高兴的是，她竟然能有机地溶入到那个对她似乎格格不入的官方政治和礼仪世界中去。
娜依娜从不把自己装扮成政治活动家，从未干涉过政治，也从来没给我提过政治性建议。她在国外的访问计划只与家庭、妇幼保健等问题有关，与她现在最关心的事情有关。她凭直觉捉摸透了她应该怎么做和不应该怎么做，她始终保持自我，这一点连我都很赞赏。
还有，她对待礼节极其认真：不论什么时候，也不论在什么地方，她从不迟到一分钟。老实说，我以前甚至都末料到她在最复杂的情况下竞能如此自然地使自己保持从容的举止。去博物馆参观，她会心平气和地承认：这位艺术家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人我知道，我喜欢他。关于这个人我只听说过。这是我喜爱的一张画。就连别人对我说的那些赞美她的话，首先也都是说她是个不怕自然表露自己的非常自然的人。她由衷地赞赏那些令她神往的东西，但如果谈起某种丑陋的行为，她也会生气。凡接见过她的人都喜欢这种真诚，它能帮助人们轻松地找到共同语言。
在国外，我不可能像在俄罗斯一样大量地不慌不忙地会见普通人，也不可能谈他们的日常生活、烦恼和各种问题。结果是妻子为我收集这些信息。她有一双非常敏锐的女性的眼睛，能洞察男性有可能忽略的许许多多的小事。正是她会向我讲述自己对我们去过的某个国家的感受，比专家讲得更有意思。这使我自己对在那里曾解决的某个问题的印象再次立体地呈现在眼前，我突然开始明白：有的我们尚未谈妥，有的我们忽略了，有的我们还做得不够。也就是说，在这些似乎非常隆重而又脱离正常生活的出访中，妻子能给予我实际的帮助。而在家里，她便平静地重新拾起自己那些平平常常的家务事。
温哥华日记
一般说来，如何准备对某个国家的访问呢？
首先是搜集材料。这可能是书、杂志、报纸，或各种历史资料。然后在所收集材料的基础上，逐个编写出每位国家领袖——国家元首、总理，以及反对源领袖等人的立体性资料。
这种资料相当详尽，除了简历之外，还包括每个人的“心理肖像”。甚至直到对其妻子儿女的描述。接着，我就逐步研究这些资料，并在想像中开始进入该国现实情况，在想像中与未来的谈话对手交往，与他们就可能意外提出的题目进行对话。我重温这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更准确地了解我们两国关系史中的种种细节。
这一切都必须记在脑子里，因为在当地会经常用到这些资料。
接着，列出将签署的正式文件清单。例如，我们在美国签署了20份文件，在匈牙利签署了9份文件。这都是需要两国政府和政府部门共同实施的条约、经济协定和重大项目的协议。
在出访之前，双方互换先遣代表，讨论访问的全程路线，确定所谓的正式代表和随行人员、护卫人员、专家和顾问。我随身只带工作中必不可少的那些人，这自然是礼宾处、外交部和安全保卫人员，也经常带着对外经济联络部的人。
我们分乘两架伊尔一62型客机前往，一架主机和一架先头飞机。
还要准备一份会谈和谈判的问题清单，其中某国家的内部情况，对有争议问题的观点具有重要意义。两国外交部和国家领导人的国际事务助理一般都力争使有争议的条文尽可能提前达成协议，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则由我们领导人自己在访问过程中找到接触点。
在启程之前，所有的材料都积存在一个又大又漂亮的箱子里，为了唤醒记忆，在飞机上我还要再次把它们浏览一遍。我不喜欢在谈判时看稿子，哪怕它们就放在面前也不看，我对数字的记忆力还是不坏的。
访问前夕，向被访国派出负责最后准备的先头小组；它由外交、礼宾、安全等部门的工作人员组成，将与对方商定访问计划和最终方案。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礼仪。多数国家的首脑不在飞机舷梯旁迎接来宾。只有外交部长等在那里。法国的礼仪虽然最“薄”，但第一个在舷梯旁迎接外国首脑的却是总统。欢迎现场还有仪仗队，也就是说，访问从这儿开始。法国的欢迎仪式总的说来是相当有意思的。
例如，我下榻的官邸位于凡尔赛的特里安诺恩宫，为了参加有500人出席的正式宴会，从宫的这一头到那一头，步行几十米就足够了。但是遵照礼宾规定，我得乘坐汽车到另一个入口。还可再举一例，按礼宾规定，两国首脑要向所有被邀请的人表示欢迎，于是，500名宾客排着队进入大厅，而我们则站着，并必须跟每位来宾握手。在其他国家通常没有这种礼节。一般在总统和夫人进人大厅时，所有应邀出席宴会的客人都已就座，于是，他们站起身来，向总统夫妇表示欢迎。
以前在家里有人问我：“给讲讲外国都有哪些名胜古迹？”但遗憾的是，我通常既不看城市，也不游览名胜古迹，从早到晚就是正式会见、宴会、会谈。有时候我多么想做个普普通通的不引入注目的旅游者啊』只要我一退休，就带上妻子，跟她一起走遍我们曾去过的、可实际上几乎什么也未看到的所有国家。到那个时候再欣赏个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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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哥华。
天气暖和，下着小雨。我们飞抵那里已是晚上6点钟。当乐队奏完我们的国歌，雨点就变成了毛毛细雨。但是，加拿大国歌的第一组音符刚刚奏响，倾盆大雨突然从天而降。这时，有人举着伞走到我的身边，我却矩绝了：这样不好，听自己的国歌没打伞，听主人的国歌却要打伞，这多不合适！淋湿就淋湿吧！到宾馆后，我们不得不更换了西服、衬衣，甚至连皮鞋和领带都换了，因为浑身都湿透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乘坐市政府的游艇游览了港口。游艇非常漂亮，当然，海员也很阔气：船长、女服务员都身穿一套非常合体的新缝制的制服，船上的一切都闪闪泛光。船确实是一流的，简直是没得说。
我们还观看了大型粮仓，那里正装载著名的加拿大小麦。据说这些小麦将运往我们国家。
伊丽莎白女王公园。在一座小山丘上建有一家当地有名的餐厅，从那里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外貌。正是在这里。我们才与美国总统真正相识，第一次友好地共进午餐。在这之前，我是在华盛顿认识比尔·克林顿的。那时他还是总统候选人，举行过一次简短的早宴，我们只说了几句客套话。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需要实实在在的相互了解。两国关系中的许多问题都将取决于两国总统之间的个人相互关系如何。
我准备了一个简短的讲话，大约需要5—7分钟，到底讲多少，要根据克林顿的讲话时间而定。我知道，克林顿讲话向来也是不用讲稿的，都是郧席而谈。
一般来说，在正式的午宴期间，我几乎不吃什么东西，总是不停地谈话，提问题，回答问题，而吃东西就会妨碍交谈。
我必须跟美国新总统接触，因为我很想了解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那次达到了这个目的。
午宴结柬后，我们一行人首先离去。那里的晚上很安静，很温暖。天已经黑了，我们看到了夜色中的温哥华。
人们沿着我们经过的街道站着，我觉得他们从早晨就一直站在那里。许多人都领着孩子。牵着狗。看得出来，狗在这里极受人宠爱，那些狗都很安样，胖乎乎的，保养得很好。主人们摇晃着五光十色的小旗，喊着、甚至跳跃着，而那些狗却懒洋洋地坐在地上，无动于衷。
……我们言行举止正确吗？在表露自己的愿望时有没有过分？我经常这样自问，但觉得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克林顿正确地理解了我说的一切。总之，我喜欢他。
俄、美、加三方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了一次友好的早宴。出席的人有马尔罗尼、克林顿和我。我们合影留念，尔后又进行会谈。与马尔罗尼告辞后，我和比尔·克林顿来到一块小草坪上，一面欣赏海景，一面散步。这是为报刊和电视台记者安排的活动。散步只有15分钟，一分钟也不多。翻译留在远处，这样一来，全世界的电视观众应当能看到，两国总统的交往是多么轻松自在，多么无拘无束。在这之前，安全部门已把那块草坪整个检查了一遍，行走路线也用浅蓝色的丝带标了出来。这些丝带旁观者很难发现，只有我和克林顿能看清，并严格地沿着这些丝带散步。我们面对镜头谈笑风生，保持着一副愉快而又自然的神态。
温哥华的一些儿童送给我几张自己画的画。我们将很快在克里姆林宫开办一个俄罗斯总统受赠礼品展览馆，这些可爱、天真的图画也将出现在那些珍贵的礼品中间。
我们坐上汽车，回到下榻官邸后，立即举行了一个小范围的会谈，出席者只有总统和翻译。我们讨论了许多问题。这次我们谈得很轻松，因为我们找到了个人的接触点，抓住了基调，这个基调后来也成为这次会谈中的主调。’
会谈结束时，记者招待会已等待着我们露面。很显然，记者们准备了一些尖锐的阅题。美国舆论界感兴趣的问题是，克林顿能否从布什手中接过美俄关系的接力棒，美国政府打算如何帮助我国的经济，等等。记者招待会使克林顿感到有点儿不安，他建议共同做好接见记者的准备。备代表团分开活动了约40分钟，重新集中后，又分成8个最重要的专题联合组，每个专题组再协调出共同的立场。在记者招待会进行期间，记者提出的问题大多与这8个专题有关。当然，在答记者问的过程中，也有一些成功的即席解答。从现实角度来看，这种观点上的协调一致和对答案的周密思考，对我是极其宝贵的。记者招待会期间未发生一次令人难堪的停顿，有时这比任何回答都更有说服力。我们得心应手地一唱一和，回答着各种问题。记者招待会在记者们那表示赞许的掌声中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