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人们的所有的答记者问和回忆录中，不知为什么总是固执地把装甲车队沿萨多夫环城从柴科夫斯基大街向斯摩棱斯克广场调动称为对莫斯科街道的“巡逻”。但这决不仅仅是巡逻，面是一种最后的、绝望曲举动，即试图用转移军车和武器恐吓，涣散和驱散白宫周围的人群。不管怎么说，在地下隧道内的一辆军车上被掩了一块帆布，一个人跳上装甲板，于是便从舱口响起了警告的枪声——一个小伙子倒下了。装甲车猛然朝后退去，车后拖着小伙子那具奄奄一息的躯体。还有两个冲上去救助的人也被打死了。
血迹久久地留在沥青路上。德米特里·卡马里、伊利亚·克里切夫斯基和弗拉基米尔·乌索夫这3个年轻人就这样离开了人世。他们水垂不朽。
这是一件那个晚上无论是军人还是我们看来谁也不想发生的事情。这件事本可以不发生——只要军车指挥官一声“原地不动”的命令就行了。然而这又是一件预料之内的事情，因为人们数小时连续处在可怕的紧张之中，一直在等待着最可怕的时刻的到来。
但这个牺牲毕竟让所有的人一下子都清醒了。这天早晨在自己副手的压力下，亚佐夫元口中发出了关于从莫斯科撤军的命令。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们在众多的枪口保护之下昨天还感到自己信心百倍，现在却处于命运他关的时刻。他们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
紧急状态委员会召开的最后一次混乱不堪的会议一直在无休无止的歇斯底里气氛中进行，这一点从莫斯科第一市委书记尤里·普罗科菲耶夫的话语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说：“最好给我一支手枪，我自杀了事。”
顺便说一句，现在普罗科菲耶夫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商人。
8月21日早晨，整个国家都从恐惧和麻木中醒来。难道还要继续流血吗？难道一切还汲有结束吗？电台和电视台继续播放着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尽管情况已经急转直下，但被自己所作所为的责任吓得惊惶失措的紫急状态委员会在垂死挣扎，因此他们冒险的可能性依然极大。
但是亚佐夫元帅已经作出了决定——军事武装开始渐渐撤离莫斯科。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会议召开了。
事件的经过
1991年8月21日
14时15分，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巴克拉诺夫和季贾科夫乘坐的苏联总统专机起程前往“福罗斯”，卢基扬诺夫和伊瓦什科乘坐另一架飞机一同前往。
16时；3分，从“弗努科沃”2号机场一架图一134飞机起飞前往福罗期。帆上坐着西拉耶夫、巴卡京、鲁茨科伊、普里马科夫和10名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
19时25分，载着叛乱分子的飞机在“别里别克”机场降落。
戈尔巴乔夫拒绝同叛乱分子们谈话，他只是对他们进行一番严厉的道德训斥。他们无言以对。原总书记面前站着的是一支自杀者的队伍：虽然他们身份不同、面目相异，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他们都已成为过去。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了他们政治生涯的最后一页。
看到身背冲锋枪的全副武装的鲁茨科伊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惊恐地问道：“您是来逮捕我们的吗？“为什么？”——鲁茨科伊奇怪地反问——“是来解放你们的！”赖莎泪流满面地嚎啕大哭起来。
尾声
当天深夜，“弗努科沃”2号机场，从飞机舷梯上走下戈尔巴乔夫，正如有人描述的，他的“脸色非常难看”。一同走下飞机的还有他的亲人。我从电视上看着这些镜头，心里想道：虽然戈尔巴乔夫过去和现在都是我的政治反对派，但这样一次可怕的事件有这样一个良好的结局，实在是再好不过了。
然而，第二天，是举行送葬游行的最沉痛日子——难以数计的人群队伍从白宫一直排到瓦干科夫，气氛沉重而压抑，真为我们所有人感到难堪而羞耻。戈尔巴乔夫经不住这一切，他走了，而我和由于痛苦而脸色发黑的母亲们留在了一起，我不能离开这里。
谁准知道这次葬礼将不会是最后一次……
有人多次指责我在叛乱后立即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示威性地签署丁关于停止共产党活动的命令。是的，我是示威性的，但不是恶意的。谁也不能否认，这3天里所发生的最主要事件是共产主义政权在我们国家完全彻底地垮台了，政党留下了，思想留下了——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国家的、好战的意识形态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 ★ ★
非常奇特的是，那3天的事件与1993年10月的白宫“保卫“战细节有着惊人的相似。两者似乎像照镜子一样互为反映。
我不想看这面“镜子”。但是必须看一看。
10月动乱期间白宫内也有妇女，她们也没有离开，也同样是自发的“保卫”白宫：用办公用具筑成的街垒、昼夜不停的岗哨，手待冲锋枪的老百姓试图争取军队倒向自己一面，还有利用地下管道的各种计划。
鲁茨科伊绝望地试图同外国使馆取得联系，以便获得国际社会的保护。我当时却是拒绝前往美国使馆，虽然人们提供过这种保护，而当时，西方国家的首脑们亲自同我联系。
但是，如果抛开成见面从更广的角度看待问题，那么两次事件中那种寄希望于外来援助的馈形也同样是相类似的。
我们在1993年10月竭尽全力避免武力冲突。为此我们甚至迈出了我现在看来极其危险的一步：解除参与行动的所有警察和内务部部队的武装。部队在对付手持石块、铁管和燃烧瓶的人群时仅用塑料盾牌进行自护。
这种过于谨慎的后果很快就表现出来：当开始流血和出现伤亡之后，莫斯科的警察部队离开自己的岗位。他们不想让身无武器的军官和士兵毫无意义地栖性。政府的要害部门无人守卫，尽管时间不长，但的确没有任何人守卫……
看来“镜子”也能撒谎：1991年8月，莫斯科曾重兵压境，大街小巷都停满了坦克和装甲车。
1993年10月却没有军队。10月4日凌晨4时以前一直没有军队。我记得1991年8月事件的痛苦教训，那时把军队当作菜园稻草人来吓唬人，军人们非常害怕陷入那样一种境地——万一真的诚如鲁茨科伊和哈斯布拉托夫在自己的革命呼吁书中所写的那样，是人民起来反对一个反人民的政权呢(这些呼吁书很快就进入了各个军营，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万一这真的是一场人民革命呢？
在10月，我们竭力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之前不开枪。而在8月则是强迫人们开枪。但结果枉然。
1991年8月，总体情况始终从各个方面支配着事件的每一个参与者。在我们的潜意识中，有那些可怕的分分秒秒中的体验，有形势每时每刻的变化都可以使政治家升入天堂或投入地狱的面临深渊的体验。
而在10月、白宫中的人们竭力重视两年前的情景，坚信白宫的又一次胜利。于是便一意孤行、执迷不误地挑起动乱。
克里姆林宫的人们，包括我在内，害怕成为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角色。于是便出现了我们行动中的那种几乎导致灭顶之灾的笨手笨脚和优柔寡断……并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
我觉得，俄罗斯似乎存在着一个非常独特的总体政权。
过去，政权始终被视为某种不可思议的总体力量的形象，这种力量令人生畏，坚不可摧，乃至任何关于政变、叛乱和动乱的想法本身都给人一种十分荒谬的感觉。
政权只能自己垮台，就像1917年10月发生的事情一样。
像1991年所发生的事情一样，甚至像1993年10月险些发生的事情一样，这里由于我们不仅不善于巩固、甚至不善于保护这个作为国家安全心脏和国家控制台钥匙的政权，不善于保护这个有着具体的走廊、办公室和各个楼层的政权。
叛乱者们占领了白宫和市政府大楼，抢占了“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的两个楼层，夺取了全国最大的新闻通讯社——俄通社—塔斯社，夺取了海关委员会(从那里发出了封锁所有机场、火车站和不许从莫斯科放走政府成员、民主派新闻记者及社会活动家的命令)，占领了卡恰洛夫大街上的录音和无线电广播大楼，甚至还企图攻占独联体联合武装力量司令部。
攻占各大楼是按照详细制定的计划进行的。
看来，这的的确确是一面“镜子”，其中的反映也是镜子式的。一切似乎都一模一样，一切格恰又截然相反。因为镜予助反映是相反的。
我们对1991年8月紧急状态的消极的、实际上手无寸铁的反抗以军队的撤出而告终。
9—10月间的白宫“保卫”战——尽管给数百人发放了武器，动用数以干计的枪支，许多警察被杀，用火箭筒强攻“奥斯坦基诺”，引导人们进行目标明确的进攻，许多国家要害部门被攻占——以叛乱的失败而告终。
真正爱好和平的人们组成数以千计的人群保卫白宫，使国家避免了大型的流血和重返极权政治的命运。这是8月。
一些狂妄的、充满仇恨的示威者扑向手无寸铁的警察，挑起可伯的大血战，这是10月。
一下子开进莫斯科的庞大军队拒绝攻打白宫，因为军人们看见数以千计的人们拦在坦克前面，他们没有执行军令。这是8月。
过了很长很长时间，直到最后时刻才进驻莫斯科的军队，在等待到命令后终于向暴乱分子开火，因为军队感到了那些号召士兵采取果断行动的莫斯科人的完全支持，而且士兵们也理解所接到的命令的重大意义和内涵。这是10月。
克格勃的“阿尔法”特别分队拒绝进攻白宫。这是8月。
同样是“阿尔法”分队，在识破威胁我们大家的那个“白宫总体计划”和牺牲了一名战士(他是从背后被打死的)之后，完成了自己的战斗任务，占领了白宫。这是10月。
如同看一部荒诞片，同一卷胶片按相反的方向重放了一通。这是为什么？
看来，这是对意志的又一次考验，是对我们这个新的国家政权的又一次考验。
这次事件本是可以避免的，假如政治家们表现得更聪明一些，假如他们不再企图去扮演曾一度扮演过的角色。
而那些在8月和10月夜晚走上街头保卫民主的普通莫斯科百姓、记者、医生以及年轻的士兵们，都表现得勇敢和坚定。
因为他们确切地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而且知道冒着怎样的危险。
★ ★ ★
我又回想起8月叛乱的另一个相当晦暗的细节，我是怎样给亚纳耶夫打电话的。
我对他说，他们关于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的申明是一个谎言，并要求他给我看医疗诊断或总统的声明。“诊断书会有的”，他声音嘶哑地回答道。
我感到害怕起来。
只是到后来我才明白：他们还不会这样厚颜无耻。他们缺乏足够的决心，因为他们也是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苏联人，尽管他们身居高位。他们当中没有“魔星”，这次叛乱的主要“引信”毕竟还在福罗斯。问题的许多方面取决于戈尔巴乔夫的行为以及叛乱分子对戈尔巴乔夫行为的反应。只要他们胆敢加害于戈尔巴乔夫，敢于诉诸武力，连锁反应就会传到莫斯科。然后从莫斯科席卷全国。
懂得人生价值、在犯罪前体验到恐惧，这已经不少了。1991年8月的恬不知耻的阴谋家们终究没能越过这个界线。
我认为，在一贯被称誉为伟大的十月革命之后的70年间，我们的人民也发生了某些变化。
这个地雷不可能爆炸。因为我们俄罗斯人、俄罗斯公民已变得更加正常、更加文明，也可以说更加善良，或许还可以说更加有教养。
因为一个人更富有就要杀死他吗？因为一家人有“异样的血统”就要将之全家诛灭？为了叶利钦、哈斯布拉托夫、宪法或共产主义就要去战斗，去牺牲，去互相残杀？不，我绝不相信这点。
总结
……对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们的审讯已经持续好几年了。这是一个令人厌倦、丑态百出、扑朔迷离的过程——审判机器怎样也嚼不烂这个庞大的案件。它首先因为政治的原因而一拖再拖(有入寄希望于叶利钦总统的政权即将垮台)，然后又因为诉讼的原因，最后则因为医疗的原因(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开始患病)而拖延至今。
现在他们已全部获得自由，他们写诗，参加游行示威，其中一些人已入选国家杜马。情况就是如此。
另一些人占据了他们在狱中的位置。从而证明民主的政权还并不稳定。
在8月的那些日子里，人们为民主、为自由而斗争，同时，也在为祖国而斗争。这对于他们比个人的生命更宝贵：普通人为某种崇高的事业而献身的神圣愿望，不管多么奇怪，乃是苏维埃政权及其教育和生活方式留给我们的道德教训和遗产。
今天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集权主义已经烟消云散了，但那些维护道德品质的禁忌、那些公民社会赖以生存的理想也一去不复返了吗？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这是一个浑浊而模糊的时代，她令人绞尽脑汁去从各种走投无路的绝境中寻找出路。这个时代还将不只一次让人们回想起于1991年8月21日结束的那个充满确切任务和明朗思想的透明时代。
★ ★ ★
我再一次打开口述录音机。
塔妮娅：……当有人转告我们说白宫发生了爆炸的时候，那是一个最可怕的时刻。妈妈的双膝突然软得弯下去，她顺势坐下。我说了一声“这不可能”，就跑去打电话。列夫。叶甫根尼耶维奇告诉我：“没有，塔妮娅，这里一切正常，我们正在工作。这是造谣。”
廖沙：我们正听着“莫斯科回声”，突然间听到了加里宁大街的枪声，刚过一会儿、播音员就广播说那儿一辆坦克起火了，冲突已经发生……
列娜：在此以后的大约一个月内，只要听到运货卡车在行驶，我就要定睛地看一看——是不是坦克？虽然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我仍然不由自主地要看看。
8月21日是我的生日。大家决定给我简单地庆祝一下，但来的只有妇女。所有人的丈夫都在白宫。爸爸也不在，因为危险还没有完全消失。21日夜至22日，人们仍然在白宫周围值班。我们在家里逗留期间，卫队的卫兵们一直守卫在楼梯旁，他们在我生日的时候去给我一枚子弹。
爸爸5点钟又打来电话。他祝贺我生日快乐，并说道：“请原谅，这一次我没有送给你任何礼物。”而我对他说：“爸爸，你送给了我一个最好的礼物。你捍卫了民主！”
★ ★ ★
……说句实话。这句书卷式的话语并没有让我意识到词藻过于华丽。
------------------
或许，这一记录就成了1991年8月事件的导火线。
第四章 叛乱之后
别洛韦日极林
这是一个绝妙的冬夜。夜空静静地飘着雪花儿，给人一种微微的寒意。这个12月真是不同凡响。
舒什克继奇、克拉夫丘克和我，我们3个人集聚在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官郧里，准备决定苏维埃联盟的命运。
此时此刻，我回想起了迄今国内所发生的一切。
8月叛乱以后，所有共和国都迅速作出反应，纷纷发表独立声明。它们急匆匆地指定了总统选举的日期，起草宣言，印发声明，尤其是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两国，眼下根本不打算签署任何条约。
联盟机构全部陷入了休眠状态。很明显，实权都握在各共和国、首先是俄罗斯手中。不论是部长会议，还是国家计划委员会，或者是过去有无限权力的机关，事实上已不能真正解决任何问题，它们的职权仅限于登记现有状况的进展。
经济仍像过去那样跟在政治后面亦步亦趋，中央领导层的政治思想准则却严重败坏了自己的声誉，使得各共和国除了选择独立发展的道路之外，再也无路可走了。
我们未能实现从一元化联盟向更松散、更自由的邦联制的渐进式软过渡，而得到的却是中央在政治上的完全真空。
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中央已彻底丧失斗志，也失去了新生民族国家对他的信任。
是该做点什么了。
★ ★ ★
从8月到戈尔巴乔夫辞职，我们和他谈过大约8一10次。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明白我们之间关系的性质已发生很大变化。我对他说：“我们已有过惨痛的教训，8月事件教会我们许多东西，因此提请您注意，任何干部任免，都要征得我的同意。”
戈尔巴乔夫盯了我一眼，那是一种咄咄逼人的目光。但是，除此之外，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当时的一切都取决于我能否保持强硬的始终不渝的立场。
时间也证实：我是对的。
第一批干部任命是戈尔巴乔夫独自决定的：莫伊谢耶夫被任命为国防部长，舍巴尔中为“克格勃”主席，别斯梅尔特内赫继续留任外交部长。我非常清楚，这几个人都是叛乱的公开或秘密的参与者。
夜里，通讯社宣布这些任命后，我当即给戈尔巴乔夫打了一个电话，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您想干什么？莫伊谢耶夫可是叛乱的头子，舍巴尔申也是克留奇科夫的亲信。”戈尔巴乔夫回答说：“是的，也许是这样吧，不过，我还未调查清楚。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所有的报纸都登载了这条命令，也在电视上宣读了。”在这次电话交谈结柬时，我说：“明天早晨我去您那儿。”
戈尔巴乔夫却说什么不合适，使我大吃一惊。难道讲究外表上的体面能比国家安全的现实威胁更重要吗？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驱车赶到戈尔巴乔夫的住处。我的第一个要求就是立即让莫伊谢耶夫辞职。戈尔巴乔夫尽管反对这样做。但最后却不得不承认犯了一个错误。他说：“我考虑考虑，看看怎么纠正过来。”“不行，”我说，“您不当着我的面处理完这个问题，我就不走。请您把莫伊谢耶夫直接叫到这儿来，让他辞职。”
莫伊谢耶夫正好在这一天命令自己的工作人员销毁他亲笔签署的与叛乱有关的所有文件，尤其是密码文件。
幸好直接受命销毁密码文件的一名上尉军官来到我们的安全部门，并告发了这个密谋。有人给我一张便条，上面写着这位上尉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我把便条递给戈尔巴乔夫，说：“请您按这个号码打个电话，直接问问他现在正干什么。”戈尔巴乔夫当着莫伊谢耶夫的面接通了电话，对方回答说是某某上尉在听电话。戈尔巴乔夫说出自己的姓名后问道：“您今天接到了什么命令？”“我收到莫伊谢耶夫关于销毁所有涉及8月叛乱的密码文件的命令。”戈尔巴乔夫转身问莫伊谢耶夫，“您还有什么不理解的吗？”
我们当时说定：新国防部长的任命将征得共和国首脑会议的同意。那天，再过两小时共和国首脑会议恰好该开会。我提议空军总司令纱波什尼科夫为候选人，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在叛乱期间表现英勇果断，不管亚佐夫及其周围的人怎么胁迫，他都不为挑拨所动，采取一切措施不让空军参与政变。对他的任命，共和国首脑会议未提出任何异议。
此外，找出适当的人选担当克格勃领导人这一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何况他面临的任务是摧毁这个还是从斯大林时代就保存下来的令人恐怖的镇压机构。
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必须具备领导权力机关的经验。我觉得，巴卡京在普戈之前曾领导过内务部，肯定能胜任这项工作。这建议本来是非常出人意外的，但戈尔巴乔夫却同意了。
至于外交部，我认为别斯梅尔特内赫履行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重托，给所有驻外使馆发了密电，要求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并使整个外事机构转了向。以帮助叛乱者。当时任命科济列夫当联盟外交部长有点困难，他对此没有任何准备。结果，落在了鲍里斯·潘金这个家伙的头上。他是驻瑞典大使，也是政变第一天就给予叛乱肯定评价的为数不多的几个驻外大使之一。
共和国首脑会议在ll时开始。会上通过了上述所有提案。
类似这样的胜利，每一次获得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而这种胜利还会有几次？一次，两次，还是三次呢？
我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这仅是暂时的让步。
戈尔巴乔夫在政府3个关键岗位——国防部、安全委员会和外交部的任命虽然天折了，但任命本身似乎并无恶意。因为前两个部门他任命的是两位第一副职，而后一个部门更干脆：留任原先富有实践经验的代理部长。
但是，这一事实清晰地表阴，联盟政府各部门领导人参与叛乱的不仅是第一梯队，还有第二梯队。要知道，这不像后来的1993年10月事件那样，只是几名武夫挺而走险的密谋，而是不想垮台的整个国家体制的密谋。
于是，一种反常的又非常矛盾的现象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戈尔巴乔夫任命的协助他领导国家的那些直接助手，正是打算推翻他的人……
发动叛乱的机构，也就是原联盟体制的机构，连同它们的机制本身，在各级隶属和职能发挥方面，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而这种机制正是为使紧急状态制度运作起来面准备的。
但是，我认为，国内没有一个人想要它。我不能，也没有权力允许对俄罗斯安全产生新的威胁。
最后一次尝试
在召开苏联人民代表例行大会的前一天夜里，备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聚集在克里姆林宫，共商对代表大会的行动策略。在此之前，多数领导早巳形成一致意见：应当结束代表大会的使命，因为这个国家权力机关已经过时，并将成为历史。同时，大家也都明白，不经过斗争，代表大会是不会自动放弃其至高无上的权力的。
经过紧张的工作之后，商定了一份十国首脑共同声明，要求代表大会在通过苏联新宪法以前成立一个过渡时期的跨共和国的权力机构。代表大会也应该至此顺利结束自己的存在。如果这项提议获得通过，苏联宪法中一些最重要的条款将暂时中止生效，权力也将移交给共和国首脑会议。它由苏联总统和各加盟共和国领袖共同组成。
在起草这份文件的时候，戈尔巴乔夫一直采取妥协态度，未注重具体细节，与各共和国首脑保持了一致的立场。8月以后，他有了很大变化。随着各共和国一个接一个地宣布本国拥有主权，它们在苏维埃联盟中的政治位置也发生了急剧变化。苏联已成为过去，大家对此已明确无疑。在新的现实中只给戈尔巴乔夫留下一个角色，充当各奔前程的各共和国的联合者。
我们委托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向苏联人民代表宣读共和国首脑共同声明。应该说，共和国首脑会议的这些建议并不完全出乎与会代表的意料，他们似乎对这个脚本都有准备。不过，代表们还是相当狂妄地挺身而出，想保佳代表大会。讲坛上不时传出一串串激愤的言词，什么“背叛变节”啦，“阴谋”啦，还有“偷光了国家”啦，如此等等。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过去一听到有人在他面前说这类脏话，总是尽力克制自己。这一次，代表们的话把他彻底激怒了。他走上讲坛，威吓代表们说：如果代表大会不自行解散，那就把它遣散，这一瓢冷水浇熄了发言者的怒火，共和国首脑会议的声明也获得了通过。
接着，在新奥加廖沃开始了积极而紧张的工作。此时，戈尔巴乔夫几乎总是赶不上形势的变化，形势的发展始终比他快一拍。他所做出的让步，要是放在8月前，谁都会觉得不可思议。他同意把未来的联盟建成邦联式的国家。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仍保留了强有力的中央，以决定国防问题和一部分财政问题。另外。还留下了一位统一的总统，作为遵守条约的担保人，并代表主权国家联盟(这是苏联新名称的一种方案，缩写为ccr)与外国交往。在中央政府中还保留了总理职位。两院制的议会也应在莫斯科开展工作。
后来，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一个接一个地脱离新奥加廖沃程序，这对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先是波罗的海沿岸3国。说句实话，苏联总统对这3个国家并未寄予厚望。随后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而且连在10一11月间新奥加廖沃会议上的气氛，也跟叛乱之前有了天壤之别。如果说，过去绝大多数共和国首脑都不敢与苏联总统争辩，甚至有时指责我奉行“极端激进主义”，那么现在呢？他们已不让我启齿，自己直接向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开火”。
各共和国内都有两个积极的进程在齐头并进，即宣布国家独立和选举总统。所有共和国都想提高本国地位，希望成为联合国权力平等的成员国。
很明显，戈尔巴乔夫并未秉承哪个人的恶毒用心，而是他自己历史地走进了死胡同，撞上了南墙，再也没有出路。
悲剧终于在11月25日降临了。这一天，各共和国首脑在新奥加廖沃召开例行会议，戈尔巴乔夫通知报界说，与会者准备草签一份条约。实际上，条约并未打算草签，而且乌克兰领导人克拉夫丘克和阿塞拜疆领袖穆塔利博夫也末到会。按戈尔巴乔夫的解释，后者“是因为国内局势复杂而末出席新奥加廖沃会议”。
戈尔巴乔夫关于草签的声明迫使各共和国领导人对条约内容进行根本修改。主要是使剩余的权力从中央向各共和国转移。苏联总统起初想跟与会者好言相商，后来就变得越来越急躁，越来越激动。不管他说什么，就是没人听。各共和国领袖执拗地要求中央授予更大的独立权，已尝到自由甜头的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真是软硬不吃，使戈尔巴乔夫无能为力。每当戈尔巴乔夫试图坚持自己的某个提法时，我们就异口同声地否定他的提法。他再也忍不住了，从桌子后面跳起来，跑出了会议大厅。
恰在这时，在会议厅出现了一种沉重的、令人难堪的寂静，大家忽然恍然大悟：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里聚会。新奥加廖沃会议的历史已经走到尽头，我们不能也不会再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必须寻求和探索一条新路。
从震惊和惶恐中恢复常态之后，大家开始小声地议论起来。谁都不需要一幕丑剧。楼下还有许多记者亚焦急地等待着会议的消息，他们期望这次会晤成为一个历史性的会议。我们心里都清楚，它不会成为历史性会议，但至少必须彬彬有礼。应该把“出走”的总统找回来，可谁也不愿意做这事。他们请我和舒什克维奇去戈尔巴乔夫那儿。我俩站起身来，走进总统办公室，对他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把会开下去吧，我们得一起找条出路。”看得出来，他正等待我们的到来，二话没说，就起身跟我们回到了大厅。会议继续进行。
我们通过了那份折衷的草案。但是谁都未在上面签名。这实质上是对新奥加廖沃文件的判决。官方的说法是这样的：条约将提交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讨论，在征得它们赞同后，再由备共和国首脑和苏联总统正式签署。
这次和过去几次会晤不同，我们谁都没有出席记者招待会。戈尔巴乔夫一个人出现在记者们面前，评述了刚刚结束的会议成果，并通告说，他希望12月20日将隆重签署新联盟条约。
但是，什么都瞒不过政治分析家的眼睛。就在第二天，几乎所有的报纸都载文对新奥加廖沃条约的前景作了悲观的分析。大家一目了然，是戈尔巴乔夫孤零零地一个人出席记者招待会，条约草案上又没有各共和国领导人的签字。况且，一个连国家首脑都不签名的条约草案，最高苏维埃又何必支持它呢……
后来几天所发生的事件使形势变得更加严峻。12月1日，乌克兰举行全民公决，全国人民一致投票拥护本国独立。随后，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发表声明称：他的国家将不参加新奥加廖沃协议。这给戈尔巴乔夫试图拯救日趋瓦解的苏联而长期努力的历史画上了最后一个大句号。
应当寻找另外的出路。
总统日记
1991年12月8日
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的脸色表面上看起来挺平静，但毕竟掩饰不住他们那非常紧张、甚至非常亢奋的心情。看到这些，我不可能不明白，看来我们也许真得给乌克兰和自俄罗斯提供了以条约文本固定下来的与俄罗斯平起平坐的同等地位。永远“解放”它们了。
别洛韦日会谈是秘密进行的，为此甚至动用了特种部队来保卫整个官邸。正是由于这种绝密性，有时会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例如，我们突然发觉官邸中没有静电复印视，为了得到文件副本，每次不得不通过两台并排放在一起的传真机来复制。真是谢天谢地，幸亏有这两台传真机。
我觉得舒什克维奇跟我有些不同，他把这次会谈想像得比较轻松，比较悠闲。他提议去打会儿猎，或是到树林中走一走。可是我们没时间散步，大家都像上足发条的时钟，分秒不停地在激动而兴奋的精神状态中工作着。
会谈的紧张程度随着分针的移动不断增强。我方参与文件起草工作的有布尔布利斯、沙赫赖、盖达尔、科济列夫和伊柳辛。我们在新的别洛韦日条约的构想和提法上下了很大功夫。显然我们必须当场签署所有这些协议，不能再耽搁了。
关于新国家的思想不是今天才诞生的，也不是在我的或舒什克维奇和克拉夫丘克的脑袋中形成的。请回想一下1917一1918年的情形：二月民主革命刚一爆发，各共和国就开始了分离过程，朝独立方向发展。在俄罗斯帝国的领土上宣告成立了若干个新的民族政府，其中就有在高加索和中亚的民族政府。而乌克兰却走在这一过程的最前列。布尔什维克驱使男人们拿起武器，镇压了所有民族起义。苏维埃用铁腕扼杀解放斗争，枪杀民族知识分子，取缔其他政党。
“主权”一词刚一在人民大众中间说起，历史的车轮便已重新开始启动。任何想阻止它前进的企图，都注定必败无疑。
苏维埃帝国已敲响最后一声丧钟。
我知道人们将指责我对戈尔巴乔夫实行报复，说这个单方面的协议只是使戈尔巴乔夫离开权力核心的一种手段，也知道这些责难从今往后将伴我度过整个一生。因此，我的抉择更是加倍困难，抛开政治责任不说，还得承担起道义上的责任。
在那里，在别洛韦日的树林里，一股无名的自由和轻松感突然袭人我的心头。对此，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俄罗斯签署这个协议，也就选择了另外一条发展道路。问题并不在于数百年前被征服和吞并的那些部分相继脱离苏联帝国的怀抱。文化、生活、经济和政治的一体化迟早会发挥自己的作用，分离出去的这些部分反正还会留在共同合作的区域之内。重要的是俄罗斯走上了一条和平的、民主的、非帝国的发展道路。她选择了新的全球战略，摒弃了“半个世界统治者”的传统形象，不再与西方文明社会进行武装对峙，也不再充当解决民族问题的宪兵角色。
或许我不能彻底认清和领会展现在自己面前的整个前景的深远意义，但我从内心感觉到，必须愉快地采取重大决定。
我是否意识到不在莫斯科保留统一政府，我们就保不住统一国家呢？
是的，我意识到了。但是，在那之前我早巳不把俄罗斯的命运与苏共中央、部长会议、人民代表大会、部长会议国家物资和技术供应委员会以及其他“历史地”形成的部门绑在一起，因为它们恰好是“历史地”始终对俄罗斯的命运满不在乎的机构。俄罗斯之所以使它们感兴趣，仅仅是因为俄罗斯一直向它们提供原料、劳动力和炮灰，一直在充当可以把别国、直至古巴吸引过来的主要的帝国“磁铁”。它们要把自己的秩序强加给全世界！
当然，统一的帝国，乃是强大的、雄壮的、既令人恐惧又使人尊敬的力量。但是，又有哪个帝国能长盛不衰呢？在那之前，所有的帝国，不论是不列颠帝国，还是法兰西帝国，或者是葡萄牙帝国，都早巳土崩瓦解了。要知道，就在前不久美国还妄想控制许多国家，其中既有本大陆的国家，也有相邻大陆的国家，也同样未如愿以偿……
总之，这不是一次“静悄悄的叛乱”，而是合法地改变现有的体制，改变苏联3个主要共和国之间的缔约条件。
我们修正和保留了几个国家在同一经济、政治和军事空间共存的思想，而且对这种共存做出了极其严格的规定。不过，我们抛开了联盟政府加上莫斯科控制一切的旧模式。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源自被叛乱者打断的新奥加廖沃进程的精神。
多国共存的思想是为了明显改变政治气候。我们没有硬拉着其他共和国签署新的文件，而是向它们表明，3个斯拉夫国家已经接通了联合的“线路”，但不给其他共和国长期踌躇和讨价还价的机会：愿意就跟我们联合，不愿意那是您的权利。
别洛韦日协定，正如我当时认为的那样，首先是为了大大提高正在瓦解的联盟的向心力，促进缔结条约的进程。
所以，当我今天听到有人说我们的行为是旨在搞垮联盟、并出其不意地毁灭它时，感到非常奇怪。我知道，这种无稽之谈很难消除，可仍想再一次强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在当时是能保留统一地缘政治空间的唯一机会。
我站在别洛韦日松林中，想起了第比利斯和巴库的悲剧，想起了维尔纽斯电视台被攻占的情形，想起了“阿蒙”特种部队在里加的挑衅行为。
这一切刚刚过去！而莫斯科又在8月上演了这些武装争斗的续集……难道我们还要跪在地上再次恭候新的悲剧吗？不，我绝不会允许这种悲剧重演。
从1990年开始，在苏联的广大疆域内就不断发生这种有致命危险的对抗，而戈尔巴乔夫却摇摆不走。民族自由只是在口头上得到了合法解决，甚至得到了欢迎。一些民族政党纷纷成立，也进行了选举。而实际上联盟仍企图把形势的主导权握在自己的手中，但那只手却在发抖……在第比利斯。“只不过”是清理广场而已，却死了9个人。在巴库，为制止早已停止的“屠杀”则动用了军队。
我相信，对所有这些行为，戈尔巴乔夫不可能不知沮。
据我看来，玩双重游戏、搞虚假折衷，是极不明智的政策。这种政策差点儿使国家陷于中央与各共和国之间的战争。真要是那样的话，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就必不可免了。
为了不再诱发新的叛乱。不再出现以武力改变现状的新图谋并使一触即发的形势稳定下来，必须改变我们相互关系的结构，改变我们相互关系的线条，如果从更大的政治范围来说，就是改变新的主权国家——俄罗斯和苏联的相互关系的结构和线条。
我坚信，俄罗斯必须抛弃自己的帝国使命，但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奉行更有力、更强硬、甚至在某个阶段使用武力的政策，以便最终保任自己的地位和自己的权威，把改革进行下去。
我也坚信，戈尔巴乔夫的道德和意志资源虽已山穷水尽，但仍有再次被恶势力利用的可能性。
所以，我出现在别洛韦日树林。我的决心就是这样定下来的。
★ ★ ★
所有文件基本上准备好之后，我们决定与纳扎尔巴耶夫取得联系，以便请他——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与我们一起充当联合体的创始人。谁知此时纳扎尔巴耶夫恰好正坐在飞柱莫斯科的飞机上。让他的飞机掉头、直接飞到我们这儿来，这倒是个很有诱惑力的好主意。于是，我们开始设法与他的飞机联络。忙了半天才弄清楚，他的飞机没有可以与我们直接联络的通讯系统。当时我们试图通过弗努科沃机场的调度塔来做这件事。这是比较现实的一个方案，纳扎尔巴耶夫可以在飞行员的驾驶舱内跟我们通话，并使飞机改航我们这个方向。但很快便得知，苏联民航部领导禁止机场调度人员向我们提供无线电通讯服务。看来只好坐等纳扎尔巴耶夫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