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曼师叶甫多基莫夫少校指挥的坦克排倒向了白宫保卫者的一边。
阿尔巴特大街的国防部大楼附近、苏波夫斯基广场上、在举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记者招待会的外交部新闻中心大楼旁边、商尔基大街、《消息报》报社附近、几家员大的中央报纸编辑部所在的《真理报》大街上都停着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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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想在此声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完全清楚地意识到国家正经受的这场深刻的危机。它将担负起对祖国命运的责任并充满信心采取重大措施以最快的速度使国家和社会摆脱危机……女士们，先生们，由于戈尔巴乔夫总统在最近6年的执政期内辛勤地工作……身体也自然而然地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损害。我希望我的朋友戈尔巴乔夫总统将返回自己岗位，我们将一起工作。”
在人们期待已久的记者招待会上，我国和外国记者们直言不讳地提问：所有这一切是不是军事政变？人们可清楚地看到亚纳耶夫和其他人的手在发抖，他们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当记者们提出戈尔巴乔夫健康问题的时候。他们闪烁其词地避而不答，拙劣地编造了一通梦呓般的谎言。这次记者招待会彻底失败了。
情况又一次表明，紧急状态委员会中没有领袖。帕夫洛夫躺倒了。看来他是用大剂量酒精加深了自己的生理危机；克留奇科夫没有参加记者招待会；至于亚纳耶夫，事实己证明人们对其自信心的期望是徒劳曲。副总统的一举一动愚蠢至极。在无言以对的时候，人们的举动怎么可能不愚蠢呢？关于戈尔巴乔夫的健康状况没有一句实话！对于国家不久的前途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解释。这次叛乱的公开的、表面上合法的、“温和的”和“乎缓的”特点暴露出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不能向人民开诚布公。他们这帮官僚分子显然不配做政治领袖，不善于词令，不会采取某种确切的、明了的行动。
弧光灯照在他们似乎连成一片的、令人生厌的腊黄色脸上。看了这场记者招待会的人都有一种在世人面前丢人现眼的感觉。亚纳耶夫竭力装出“坚定”也无济于事，带着这种坚定可以轻而易举地让一个国家和世界走向毁灭，因为他的这种坚定就是蒙着眼睛拼命前行。
他们终于气愤和沮丧地分手了，以便在各自的办公室里审视形势，考虑对策。
于是，他们按照俄罗斯人的传统习惯把重要的决断推迟到第二天早晨。
黑暗中的人们 夜同的会晤
8月19日晚上，部长会议主席伊万·斯捷潘诺维奇·西拉耶夫走进我在白宫的办公室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请原谅，我需要回家，今晚我想和家人在一起。”从他的眼神中我仿佛看出：“失败是注定的，我已经老了，想最后看一眼妻子和孩子。”
我的最初反应有种不知所措的感觉。我能预料当所有人悄然离去时我感到怯懦，也能期待绝大多数白宫卫士们所表现出的战斗到底的决心，可现在出现的是第三种现象。
归根结底，政治家不是日本武士，他们没有写血书、对天盟誓。我很理解伊万·斯捷潘诺维奇，但这毕竟是一位领袖的临阵退却，它对留下来的人是一个沉重的精神打击。因此，我尽量把这个细节解释为一种必要的预防措施——必须有一名俄罗斯领导留在白宫大墙之外。此后，斯捷潘诺维奇进进出出，又几度返回……
我走近窗子，定睛地看了看一群大概是鲍曼学院的大学生。他们共100人左右，互相很依在篝火旁取暖。加里宁大街上的窗口在黑暗中闪着宁静的光芒，走廓内的嘈杂声终于停息下来。我一生中最难熬的一天已经过去，尽管等着我的依然是一个难以煎熬的夜晚。
西拉耶夫走后，我特别想见到自己的亲人。
我们彼此相距很近。我知道妻子随时都可能打来电话。从这个令我越来越难以忍受的夜晚的某个地方打来电话。
透过窗帘的缝隙(窗户用金属百叶窗遮闭着)或以看见一圈激动喧哗的人群，还有成堆的坦克，装甲运兵车几乎车轮挨着车轮地围成一小圈停在大街上。再就是像其他几个师一样在事先调到莫斯科的空降部队和图技师。就在不久前，我曾经到过图拉师。
大楼顶上放置了防直升机的铁棍，以防止载有战斗小组的军用直升机在楼顶上降落。
每个人都发了在遭到化学武器进攻时使用的防毒面具。我也试戴了一下，但防毒面具最多只能戴一个半小时，然后就会感到闷热，而且戴着它行走很不方便。
接待室成了一个用椅子、桌子和保险柜筑成的街垒——在遭到进攻时可以坚持数分钟。
我的意志不但坚强，而且神经系统也很健康。当时身体有种感觉：如果不能休息哪怕半小时，明天就会犯错误，就会作出不正确的决定。那就是一种殊死的冒险。于是，我强迫自己睡了半小时，然后又一跃而起开始工作。
我是这样休息的：我的办公室旁边站着一位手持冲锋枪的哨兵。而我这时实际上是呆在白宫大楼的另一例，一个只有两三个人知道的不醒目的小房间内。
尽管我们制定了各种计划，做了各种准备以应付可能的进攻，但总的情形仍然是极端危险的，白宫可以轻面易举地被攻下。两个响成一片、火焰冲天的火箭简就可以把一楼炸得干干净净。然后趁着滚滚的浓烟，专业小分队不费力便可以爬上我们这个楼层，更何况可以用直升机从上面进行助攻。
类似的作战行动已经被研究得十分透彻。
甚至还有关于此类作战的专业教科书。只有唯一的一样东西是教科书里没有写过只言片语的——那就是白宫大楼前的人们。从心理上讲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因为在作战时应当把这些人，这些一大堆活生生的人碾死或击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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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一直有一种感觉，似乎有某种神奇的东西始终在帮助我们。
尽管这一切说起来也非常简单，一方面是杀人的武器，由于它威力无穷、手段种种而被认为不可战胜。但要知道一切最终取决于人。然而，人们要么像坦克上的军官一样一无所知。要么各自为政，要么拒绝执行命令。而另一方面，我们这一方面情况恰恰相反——人们在最需要的一刻赶到了需要的地点。这不知是出于天赋的本能，还是因为受到某种动力的鼓舞……
众所周知，有一个由数人组成的狙击手分队本应在掩护下对我们采取行动。可这个狙击手分队恰恰被我们的一位狙击手发现了，因为最高苏维埃安全警察卫队各种口径的枪炮当中发现了一支带光学瞄准器的狙击手步枪。
正是这位狙击手准确无误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爬上楼顶，仔细观察了邻近的制高点并发现了敌人。在战争时期狙击手们之间曾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他们同时发现并瞄准对方，他们往往会和平地走开。
我想，这一次这个规定也起了作用。
但最主要的一点是，这是一个通知我们有危险的信号，它来自紧靠巴甫利克·莫罗佐夫儿童公园后面的居民楼楼顶。有人在监视我们，也有人从紧挨着美国大使馆旁边的“世界”饭店的楼顶上监视我们。
因此，我们没有再靠近窗户，我从阳台上对白宫保卫者们的演讲也被转移到大楼的另一面。我们还讨论过抓获这个狙击者小分队的各种方案。但大楼内的军人们说。第一个狙击手均由一个克格勃小分队保护。这意味着在大楼的入口处短兵相接、炸弹横飞，意昧着城内短兵相接战斗的直接升级。我们决定不去冒这个险。
狙击手们明白他们已经被发现。于是，正如我们所预料的一样，他们在夜间停止了工作。很快他们便撤离了监视点。政变分子们决定把宝押到直接袭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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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指挥的人数不多的总统卫队的任务简单明确。
几乎所有呆在白宫里面的人都明白，按常理应当攻打白宫。攻打白宫对这些可诅咒的叛乱分子们实在是势在必行……
因此，卫队决定援救总统。
我知道科尔扎科夫正设想一个又一个方案并对其逐一进行演练，以便找出最可靠的援救方案。我还知道，如果任由卫队决定，他会让我离开白宫，将我带走藏在地下过道里，我将乘坐木筏，然后坐着飞行气球迅速地飞上天空，等等等等。自然，我当时没有过问这些无数的计划，关于它们，我是事后很久才知道的，但从科尔扎科夫刚毅、兴奋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一定又想出了什么新招。例如，我了解到他从塔甘卡剧院的化装室里定购了胡须、假发……可以想像，我这副化装的尊容一定可笑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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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这样一个奇怪的巧合：杰出的俄罗斯音乐家、大提琴家罗斯特洛波维奇曾两次在最危急、最紧要的时刻来到俄罗斯——尽管他生活在美国，而且经常周游世界。
第一次是在1991年8月叛乱时。
第二次是在1993年9月底至10月初。
对我来说，与他的两度会面有着某种象征的意义。
这不仅仅是插曲，而且是心灵的里程碑。
我知道，在8月那些日子里，白宫下面聚集着几乎“整个莫斯科”即莫斯科最积极、最显赫、最活跃的一部分人，其中有演员、画家、作家、音乐家。
但罗斯特洛波维奇是一个有特殊能力的人物。
我突然感悟到，古老的俄罗斯、伟大的俄罗斯在保佑着我，一种崇高的、至高无上的艺术在保佑着我。
……白宫的楼内楼外，许多人的神经已经受不住了。而有些人在此种情形下不知怎么行动，或者说不知道该怎么办。有歇斯底里的病患者，更有相当多的酒鬼。后来当我们走下仓库时，一位知名的民主派人士也喝得醉醺醺的，这给我们留下了沉重的印象。一般来说，任何聚集的人群都能引起各有利弊的结果。我们试图对人群加以控制，然而并非一切都能被我们所左右。我明白这一点，于是，每一分钟等待都像100普特重的称砣压到了我的心上。
就在这时，罗斯特洛波维奇来了。于是一切都有条不紊起来。一切鸡毛蒜皮的琐事都销声匿迹，那种令人完全疏远的压抑的气氛悄然消逝。无疑，这是一个采取了勇敢的乖庆之举的伟人。他要求要一支冲锋枪，人们也借给了他一段时间，尽管当时每一支枪都非常宝贵。
还有另一个与罗斯特洛波维奇有关的插曲。
那就是红场上的音乐会。寒风吹动着燕尾服的后襟，音乐家们的手冻僵了，手指也冻得发紫——但他们不停地演奏着，为我们大家演奏着。
如果说姆斯季斯拉夫·列奥波多维奇在8月事件中曾用自己的心灵的激情为俄罗斯的民主祝福的话，那么1993年9月底他仿佛是用自己美妙的音乐向人们说——准备迎接伟大的考验吧，上帝会帮助你们的。
在白宫里的一次深夜会见永远铭记我的心头。
当时还不是莫斯科市长，只是莫斯科政府首脑的尤里·卢日科夫来到白宫，而且不是一个人，他携同妻子一起来的。他的妻子当时正怀有身孕。在地下室走廊的日光灯的昏暗的灯光下，她那苍白的脸和与她寸步不离的卢日科夫神情紧张的脸看起来很奇特。他们久久地坐在一起，任何人也没有去打搅他们。
这一插曲再一次提醒我。正如一位诗人所说的，我们在这里玩着“殊死的游戏”。男子汉的性格驱使卢日科夫来到白宫。但他又不能离开妻子。他们一起等待着，这个对于他们以及对于他们未来的孩子的夜晚将怎样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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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向我报告：亚历山大·列别德将军来到了白宫。鲁茨科伊、斯科科夫和科尔扎科夫已同他进行了预备会谈。
然后我也认识了。
列别德是一个有趣的人物。他是一位经历过阿富汗战争的将军，他的空降兵达标成绩曾优于任何一名士兵。他举止严肃、胸怀坦荡，把军人和军官的荣誉看得高于一切。
格拉乔夫派他来探察情况。当根据亚佐夫的命令越来越多的部队开往莫斯科的时候，应当确定并弄清白宫周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列别德试图向人们解释，只要向白宫发射几枚反坦克导弹，白宫就没有任何防御可言。
这位将军宣布，停在白宫周围的8辆装甲运兵车将参加白宫的防御。鲁茨科伊和科别茨开始争论应怎样更好地配置战车。争论没有得出任何结果。列别德再一次确信，他现在与之打交道的人在军事方面知识甚少，他们甚至未必能顶住一个不大的职业小分队的进攻。而莫斯科和莫斯科城外这种小分队已有数十个。
在会谈中，列别德语气枯燥但令人信服地向我解释说。我要求军队不服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呼吁，怂恿士兵和军官不执行命令。这可是违反誓言的行为。
列别德说，为了使您的呼吁有效并有理有据，您匝当取得俄罗斯境内最高总司令的地位。因为最高总司令并非国防部长亚佐夫，而是戈尔巴乔夫总统。他现在去向不明，而您作为共和国总统有权统帅俄罗斯的武装力量。
我对列别德表示感谢，然后我们就告别了。
我没有马上决定迈出这一步，就这个问题的命令直到第二天才正式签署。
我委托尤里·斯科科夫同军队和内务部的最高领导进行接触。我们需要与他们保持非正式的联系。他会见了亚佐夫的副手格拉乔夫和普戈的副手格罗莫夫。鲍里斯·格罗莫夫和帕维尔·格拉乔夫也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经历了殖民战争(从前曾会这样说)的痛苦磨炼。但这两位将军都极不想在莫斯科看到战火。
事件的经过
1991年8月20日
克格勃专家们为克留奇科夫准备了一份材料。其中谈到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们所犯的一些极大的错误。
莫斯科几家被查封出版物的记者们正在准备以传单的形式发行《大众报》。传单用计算机打印并复印成数干册发行。
对1500名莫斯科市民的紧急民意测验表明，仅有10％的人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
苏联安全委员会成员普里马科夫和巴卡京反对叛乱。
原总统委员会成员和戈尔巴乔夫的亲密顾问亚·雅科夫列夫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和反抗。
白宫周围的数万人集会持续了数小时。集会通过一家地方电台转播着消息。其中的一份消息称：亚纳耶夫签署了关于逮捕叶利钦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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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天晚上，巴克拉诺夫坐下来起草致亚纳耶夫的声明。声明的开头这样写道：“尊敬的根纳季·伊万诺维奇』鉴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已不能稳定国内局势，我认为已不能继续参加该委员会的工作。应当承认……”
他没有写完，放下笔便亲自前去劝说。
瓦连尼科夫从基辅发来密码电报：“我们全体请求立即采取措施消灭冒险家叶利钦的党羽。俄罗斯联邦政府大楼必须立即严密封锁，并切断其水源、电源、电话和无线电通信等设施。”
一切表明，瓦连尼科夫的脑海中已经准备了一个明确的“消灭”计划。看来，他因呆在基辅而难受。
但整整一夜过去了，整整一个上午又过去了，面对大楼的进攻和封锁还没有开始。军队仍然一动不动，武器在大量地转移……这种犹豫不决意味着什么——难道克留奇科夫愚蠢到连这也不懂吗？
列别德将军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契卡洛夫斯克和库宾卡机场—片混乱。博尔格勒师在‘热点’地区飞行了3年，就其飞行经验来说按理可以在任何地点着陆。但他们的许多飞机却打乱了飞行计划，各自为政地申请并降落在其他机场上。飞行团的各个分队混乱地掺杂在一起，控制台也遭到了部分破坏……可是在这一切混乱的背后能感觉到有某人的强有力的组织愿望。深夜12点多钟，格拉乔夫打来电话：‘赶快回来！’于是我急忙赶了回去。司令员情绪激动。卡尔布辛打来电话说：‘阿尔法’将既不参加封锁，也不参加对白宫的突击。但不知道捷尔任斯基师的态度如何，他们的车辆是否出动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准确的消息。他建议向师部通行检查站打电话。一位下士在回答共有多少车辆、什么时候出动的时候，用睡意正浓的嗓音反问道：‘车辆？什么车辆？谁也没有向任何地方出动……’图技师也没有离开图申半步，‘暖营’旅不知去向……”
对于那天笼罩在军营中的混乱，列别德将军试图解释为“黑暗势力”的某种巧妙而诡密的阴谋……但真正的混乱是不可能如此巧妙地组织和引导的。它的出现有着极为简单的原因。列别德前往库宾卡接收的空降师是第几支部队，是那些日子开进莫斯科的第几支部队？第四支、第五支还是第六支？
对白宫的突击，一个连就足以完成。但军人们没有预先筹划的任何计划，而代之的是俄罗斯人惯有的“猛攻”。
但主要的原因当然不在这里，还在军人们与我们接触之前，对所发生事件的摸棱两可的态度就笼罩了军队的最高领导层。
军队知道。克格勃的行动整整晚了一昼夜。现在，正如列别德在回忆录中对格拉乔夫所说的，“最高苏维埃大楼附近的任何武力行动都会引起可怕的流血事件”。这对军人们将是无法愈合的最沉重的精神打击。因此他们只作出准备突击的姿态，模拟军事行动，拖延时间。
但不管怎么说，最后决断的时刻就要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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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格勃专家们在这天早晨给克留奇科夫的紧急分析中，罗列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在近期可能遇到的事态发展的各种方案：
1。广大群众的反抗和左倾政变。重新回到8月20日以前的局势，但已处在对共产党人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的恐怖制度下。
2。急转直下的右倾倾向。指责戈尔巴乔夫后的领导班子为戈尔巴乔夫的帮凶。权力斗争加剧并逐渐向正统的右倾势力过渡。原则只有一个——所有与戈尔巴乔夫有关的入都有罪。预计的期限——从两周到两个月。
事件的经过
1991年8月20日
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领导签署声明指出，叛乱怀疑……与戈尔巴乔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深刻改革的方针。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号召青年们。首先是士兵不要受叛乱分子的娩拔。
荣获列宁勋章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吉洪诺夫号召合作社领导人和企业家们抵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决议的负责人的一切行动。
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从8月20日宣布罢工……
苏联新闻工作者协会在自己8月20日的声明中表示了坚决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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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国家终于苏醒了。昨天绝大多数人都还在悄声地议论各种传闻。到了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口头和书面的方式公开地表示了自己对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抗议：既有共青团，也有工会；既有科学院院士，也有院校、研究所、各个创作团体和劳动集体，乃至交易所……
所有这些信息都很快被送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办公桌上。
在错过采取坚决行动的一天里，他们确定方针，弄清关系，试图找到合适的“形象”并按照巴克拉诺夫、瓦连尼科夫和其他人的建议把整个事件纳入法律的轨道。但这一天却产生了许多新的、更为严重的问题。
现在要镇压的已不仅仅是白宫附近越来越多的无所顾及的人群的反抗，不仅仅应当对付国际社会的明确立场，不仅是血流成河，而且……要实行比预先计划的更为严厉得多的管理体制，实际上就是军事独裁体制。所有今天表明抗议的人，明天都应当受到严惩——至少应当被捕。那该有多少人要锒铛入狱啊！么其他的人呢？他们将作出何种反应？大量的逮捕只好从报纸的编辑、安全委员会的成员、著名的演员、学者和作家开始——这样的事情只在斯大林的时代的国家才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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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不多的支持叛乱的政党领导人之一是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还在8月19日的一次群众集会上，他就表示了这一点。日里诺夫斯基始终认为，自由一民主派们一贯主张建立俄罗斯帝国，主张铁一样的不可动摇的苏联边界。主张用军事方法建立秩序。就是说，他们主张“万岁”！
利用这个机会，我想作一个远远超出本书范围的、为时尚早的预言：在1993年的大选上，日里诺夫斯基将给我们揭开一些我们连想都想不到的我们社会的社会心理的和道德的脓疮。其中之一就是许多俄罗斯人对法西斯主义缺乏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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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们所怂恿的军人们依然不得不确定突击的时间，并且召开制定近期行动计划的会议。
行动最初定于8月20日晚上，后来被推迟到夜间两点钟。原因是“兵力不足”和必须调入新的、没有受到莫斯科市民们宣传鼓动的部队。这次行动包括了军队、克格勃和内务部的协同行动。
这个计划落在纸上是这样的：
由亚历山大。列别德将军领导的空降兵与内务部特种摩托化步兵师密切配合，从美国大使馆和克拉斯诺普列斯涅斯克沿河街方向封锁最高苏维埃大楼，包围白宫并从而切断通向白宫的通路。
特警分队和空降兵潜入保卫白宫的保卫者人群中，身质打开一条通路，“阿尔法”分队顾着这条通路向白宫推进，行动小组紧随其后，最后是由身强力壮的训练有素的特警组成的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的克格勃“波浪”分队。
“阿尔法”分队用火箭筒炸开大门，冲上五楼抓获叶利钦总统。
“Ｂ”行动小组负责镇压反抗的腹地。
“波浪”分队分成“数十个”小组，与克格勃总局的其他力量一起对莫斯科和莫斯科州实行“扫荡”：查清身份并拘留应逮捕的人员，其中包括俄罗斯的全部领导人。
几位编人“数十个”小组内的摄影师负责拍下白宫保卫者们反击的炮火，以便日后证明是他们打响了第一枪。
克格勃的专业人员封锁大楼的所有出口。
专用汽车应在街垒中打开一条通道。3个坦克连用大炮轰击恫吓白宫保卫者。
还有军用直升机大队从空中助攻……
“大使馆”行动
大约在深夜2点30分左右，我看了看表，然后闭上眼睛小葱了一会儿。当再一次枪声大作的时候，助手们把我推醒了。他们把我带到下面，就在车库里给我穿上了防弹背心。然后让我坐在汽车的后座上，说了声：“走！”当
“吉尔”车的发动机发动后。我彻底地醒了，问道：“去哪儿？”还在半睡半醒之中，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完了，进攻开始了。
白宫是一座巨大的建筑物，它的一佣面向一条大街，另一侧面向另一条大街，而且面向美国人在此前不久刚刚为自己使馆盖了一栋新居民楼的那条小巷。赶到那儿仅需要15秒钟左右。在我们几种撤离方案中这是最主要的一条。事前已经同美国人联系过，美国人马上同意在紧急情况下接受我们。此后他们还亲自打来过电话，甚至来到白宫提供自己的帮助。
当时还制定了其他撤离方案，但任何一个方案也没有向我报告。
其中还有这样一个预先准备的秘密计划。沿地下管道大约可以走到“乌克兰”饭店地区。人们计划让我换装、化装，然后用汽车在市内的某个地方接我。也曾有过其他的几种计划。
但我想再说一遍，同美国人的方案是最简单可靠的。于是。在响起头一阵枪声的时候，他们便开始实施这个方案。
在我得知前往何处之后，我坚决拒绝离开白宫。从安全角度考虑，这个方案无疑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但从政治的角度看，却是百分之百的错误。谢天谢地，我马上意识到了这一点。一旦人们得知我藏到了美国大使馆，其反应是可想而知的。这实际上就是小规模的移居国外。也就是说把大家放在枪林弹雨之下，自己却躲到了安全的角落。除此之外，我还知道，尽管我们非常尊重美国人，但我们国家的人们不喜欢外国人过于积极地参与我们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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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信息来源都表明，第二天快结束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作出了进攻白宫的决定，开始向莫斯科调集新的兵力。
于是我们决定下到仓库。
这个现代化的防空掩蔽部不仅仅是一个地下室，而从军事角度看是一个非常在行的建筑——离地相当深而且坚固结实。卫兵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打开两扇巨大的密封专用门。仓库有几个出口。一个直接通向隧道的地铁道。当然，必须经过约50米长的高高的铁梯。为防万一铁梯被布上地雷，第二个出口离通行证检查口不远的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小门，通过它可以直接去到大街上。还有经过地下管道的一些其他出口。
仓库内有几个房间以及睡觉用的双层床。有人给我们拿来了椅子。我们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令人难熬的夜间的几小时。有趣的是秘书、汀字员、小卖部的服务员这些妇女们没有离开我们。不知为什么谁也没走，尽管当时已经下达了离开白宫的命令。
最艰难的时刻在凌晨3点钟到来了。枪声又重新响了起来。很显然，企图悄悄离开地下仓库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上面大概已经有人员伤亡……
再也不能坐以待毙了。于是我决定回到楼上。
白宫内我们所在的楼层上的人们渐渐地开始走动起来，许多房间亮起电灯，响起了电话铃声。
有人向我报告：有3个人被打死了。
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我勉强地说了一句：有人员伤亡。
夜间絮语 父亲
一张发黄的、几乎完全腐烂的卷烟纸，一张办公用的马粪纸，不退色的紫墨水。我的面前是一份审理1934年在喀山工地工作的几位农民的《5644号案卷》。我的父亲，尼古拉·伊格纳季耶维奇·叶利钦是其中的一位。
那时我的父亲28岁。与我父亲同案审理的还有他的弟弟安德里安。弟弟比他还小，那年22岁。
在此之前我们家的财产被作为富农“没收”了。如今我们大家都开始忘却那是怎么回事。其实说起来也非常简单。我们村苏维埃在寄给喀山肃反委员会的证明中写道，叶利钦一家承租了5公顷土地。“革命前其父的家产业应用富农，曾有一个小磨坊、一个风磨坊和一台脱粒机。长期雇工。种植面积曾达15公顷。有自动捆扎收割机一台，5匹马，4头奶牛……”
他有这有那……他干得多就得到的多，这就是罪过。苏维埃政权喜欢谦虚的、不引人注目的、不出头不扎眼的人。而对于强壮有力、聪明能干和才华出众的人们，它既不喜欢也不留情。
1930年，我们家“被迫迁出”。爷爷被剥夺了公民权。按人头计算的农业税压得全家喘不过气来。总之，我们全家被人绞尽脑汁地逼上了绝路。于是爷爷“逃亡”了。年龄稍大一些的兄弟俩终于明白他们在农村已没有生路，于是来到了城市的工地。一个世世代代在土地上耕耘的农民家族，一幢硕大的农家住宅、一份殷实的产业，一下子就荡然无存了。
此后的情节依然是很典型的。兄弟俩在喀山家用机械厂的工地上干了两年。他们在一个工作队里当木工，为斯大林的工业化运动贡献自己的力量。哥哥，即我的父亲已经成家，并在那时候生了一个儿子——那就是我……但1934年4月这个新的生活又一下子化为乌有。
在“卷宗”的一页纸上突然出现了一个词——“同村人”。当时的国家政治保安局人员自己这样称呼这一案卷中被指控的6位农民——叶利钦兄弟、卡伏里洛夫父子、瓦赫鲁舍夫和索科洛夫。那叫什么“审理”呀！就是一个特别的“三人小组”往桌旁一坐，“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就根据第58条第10款给这个判5年，给那个判6年，而我的父亲和叔叔被判了3年集中营生活。
但“同案犯”们根本不是同一个村子的人。卡伏里洛夫父子和叶利钦兄弟来自当时被称为乌拉尔州的两个不同的区，瓦赫鲁舍夫则来自乌德穆尔吉亚，他们是在工地上认识的。但“同村人“这个词仍然是意味深长的，从爵反角度这一名称和整个案件的底蕴在于：在于个简易的工棚里聚合着几个富裕农民家庭的余孽，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了，对苏维埃政权心怀不满。
……我不停地翻着案卷，试图弄清谁是主要的告密者，一切是从谁开始的？最后终于得出结论——这个案件是有计划的。大约在案件的前后，在喀山假想出几个大型的“阴谋”和“反革命破坏的”小组，这样以便可以一下子缉拿数十人。抓6个工人对这个特别“三人小组”简直是举手之劳。但这件事必须去办，以便交差。应当从住在最普通的8号工棚内的普通、诚实的工人们中间揪出“人民的敌人”。于是，某个领导，或是某个党员，或便衣情报员用手向国家政治保安局工作人员一指——瞧，他们这些过去的富农就是敌人。
一个重要的细节是：无论我父亲，还是他的弟弟都什么也没有承认，没有认罪。在其他年代这样的固执的脾气是要大吃苦头的，诸如遭受严刑拷打，百般折磨……但审讯中的大施刑具的普遍流行，尤其是官方认可的刑讯是后来才被允许的。那一年刑侦员似乎有些着急，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填好表格，一切按社会主义法律的规章行事——审讯记录、证人证词、对质、来自原籍的调查材料等等。这一切都需要搜集、签字、仔细填写和饼凑。整个工作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这个“反革命破坏小组”的罪过究竟在哪里呢？他们把一锅发臭的汤倒在地上，22岁的安德里安。叶利钦在气头上喊道：他们究竟想干什么？是不是想让大伙都从工地上逃跑掉7另外，当时工地上组织发行“公债”，即拿走工人的工资而发给债券。在“案卷”的第三页上我读到：“在债券签字时，伊万·索科洛夫说：‘我不签字。体们凭什么搜刮我们？旧的债券还没有拿到，现在又发行了新的’(证人古德林斯基1934年5月7日证词)。”
他们在复活节喝酒也被查了出来。这也是一条不小的罪状。其实在“案卷”里没有记载父亲任何激烈的言辞。基本上是弟弟和其他“同案犯”讲的。但父亲是这个“富农”工作队的队长！而且看来是一个不错的队长。有这点就足够了……
下面是本案证人之一的克拉西里尼科夫的证词。他的证词由刑侦员杰尼索夫进行记录，而证人克拉西里尼科夫在记录末尾写道：“证词记录无误。”然后是签名。我特别保留了刑侦员的一份令人惊讶的错字连篇的记录：“整个这个小组一贯保持紧密的联系，无论在工作时间还是非工作时间。所有这伙人经常在叶利钦的住宅聚会。他们都是富农，但却竭力隐瞒这一点。整个工作队为了隐瞒自己的家庭成份，他们的工作成绩突出。但尽管工作良好，他们却经常在时利钦的住宅聚会讨论某些问题。讨论什么我一无所知，因为我没能参加他们的聚会。”
几个证人偶然的、杂乱无章的证词就把一切都“彻底揭露”了。最后是“起诉书”。一共有6个人的名字。尼古拉·伊格纳季耶维奇·叶利钦排在名单中的第三位。
起诉书的内容是这样的：
“……这伙敌视苏维埃政权的人来到喀山农业机械厂工地后，在富农索科洛夫的领导下，在工人中进行系统的反苏维埃宣传，其目的在于瓦解工人阶级和散布对现有法律秩序的不满情绪。他们利用伙食和供应方面的困难，企图制造不健康的情绪。同时散布关于战争和苏维埃政权行将灭亡的谣言。进行了反对公债的宣传，极力反对对奥地利工人的帮助，即触犯了刑法第58条第10款。”
最后是一张为普通纸1／3尺寸的小纸片。“1934年5月23日鞑靼自治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安局三人法庭小组会议第12号记录摘要。听取了指控尼古拉·伊格纳季耶维奇·叶利钦的案卷。该犯1906年出生在乌拉尔州的巴斯马诺沃村，是一个被没收财产的富农，在喀山农业机械厂当木工。根据刑法第58条第10款判决尼古拉·伊格纳季耶维奇在劳动改造营三年监禁。”
在这页纸的反面写着：“1934年5月23日阅。”下面是尼古拉·叶利钦的签名。这个案子像一块沉沉的石头压在我心上，使人喘不过气来。我不停地翻着，翻着，总想弄清楚其中是否有某种逻辑……对外关系肃反委员会的机器会无缘无故地吃人吗？
父亲从来没有同我谈起过这件事。他把这一段生活从自己的记忆中抹去了，似乎没有这件事似的。在我们家里这一直是被禁止的话题。
我那时才3岁，但我至今仍记得那种恐怖和可怕。一天深夜，简易的工棚内走进几个人。妈妈尖叫一声就大哭起来。我被吵醒后也开始哭了起来。我不是因为父亲要走而哭泣，那时我还小，不懂得是怎么回事。我看到妈妈在哭，而且她很害怕。她的恐惧和哭泣便传给了我。父亲被带走了，妈妈扑过来使劲地把我搂在怀里，我终于安静下来，然后就睡着了。
3年之后父亲才从劳改营回来。
如果我们诅咒过去，像我父亲曾经做过的那样，把过去从记忆中彻底抹去——这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我们的历史既是伟大的历史，同时又是可诅咒的历史。就像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历史一样。只是在俄罗斯，这一切的一切，这一幕又一幕的悲剧，这一层又一层的历史积淀是如此沉重而又盘根错节、以至于时至今日，每当人们看到这黄色的《5644号案卷》，仍然不由自主地不寒而栗。
垂死挣扎
白宫周围的紧张气氛每时每刻都在加剧。妇女和孩子们已被请求离开危险地带。一个空降兵分队切断了“莫斯科回声”电台的发射机，广场上的人们已听不到任何消息。但到了傍晚，在人民代表们对邮电部长的强烈要求下，“莫斯科回声”又重新开始工作，广场上不停地播送着关于部队调防的情况简报。
在这种情况下，将军们在瓦连尼科夫的压力下仓促制定的美好计划已经不可能执行。要实施这个计划至少必须亲自领导战斗行动，亲自带领各个分队冲锋陷阵，手拿冲锋枪冲向手拉手在白宫周围构成三道、四道、五道人墙的手无寸铁的人们，冲过无数老人和妇女，冲过绵延1公里的人群。
那就要对着俄罗斯的骄傲和希望——俄罗斯的知名人士，对着俄罗斯的政治象征——议会和政府开枪。
军队当然不能迈出这一步。作战部队总是想紧随事件的发展、但总是试图跟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疯狂而矛盾的行动，他们现在正带着痛苦的耻辱退回自己的基地，关掉无线电发报机，在郊区的街道上“迷失方向”，静静地停在暗暗的夜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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