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紧随所谓的“8月革命”(虽然这根本不是什么革命，而恰恰相反是要建立一个国家的法规和法制)之后的日子，对于我们的人民来说并不轻松。人们期待的是人间天堂，而得到的却是通货膨胀、失业、经济休克和政治危机。
关于这些事件人们谈论的很多，也拍下了许多纪录片，写了许多书籍和文章。结果，8月叛乱及其失败的戏剧性的情节都成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印记，人们已经怀着忿根的心情去回想那些事。从前，人们曾自豪地向熟人们讲述那些在街垒边度过的夜晚，而现在有时又吹嘘他们哪儿也没去，或者末从休假地返回，总之，根本没有参加。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时髦。
讲述这些事情是必须的，但心情很沉重。
夜间絮语
娜依娜、塔妮姬和列娜——我的妻子和女儿，我的善良的助手。政变后，我要求她们用录音机记下对于8月那三天的回忆和感受。我知道，某些细节将随时间从记忆中消失，因此打开录音机，听着塔妮娅激动的声音……
塔妮姬：老实说，当时我还没有感觉到真正的危险，这是一个奇妙的夏天的早晨……虽然别墅周围已经有许多荷枪实弹的战士。
爸爸决定动身。他穿上防弹背心和咖啡色的西服，西服的下面不时露出防弹背心的边角。我走过去替他整理了一下，以便不被人发觉。同时脑海里出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念头，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爸爸。
娜依娜：我说：“用这件防弹背心能护住您什么呀？脑袋还露在外面，而脑袋才是最重要的。”但说什么都已无济于事。他临走时，孩子们对他说：“爸爸，所有的希望都在你身上，现在只有你才能拯救所有的人。我说：“听着，那里有坦克，你去又有什么用呢？坦克是不会放你过去的。”他却说：“不，坦克阻挡不了我。”这时候我感到害怕，预感到一切都可能发生。他出去后，我们如坐针毡，不停地拔电话，看他究竟是到了还是没到？终于有人打电话给我们，说他已经到了白宫。这种等待实在是太漫长了。
我们决定也应该做些事情。开始向一些新的地址转告在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起草的致俄罗斯人民书。因为已有人说，电话快要不能用了。是电话线断了吗？果然，我们只来得及向泽廖诺格勒市转发了一份文稿。
列娜：我和廖沙决定到备个别墅找传真机。终于在一座别墅里找到了，便立即发送。
廖沙(塔妮哑的丈夫)：我往自己的工作单位打电话，因为那里也有传真机。并要求从那里接所有的地址发送致俄罗斯人民书。
列娜：第一份传真发走了，可第二份刚发完一页就中断了，再也发不出去了。我们费力地折腾了很久，试着用了所有的号码，但均末成功，只好回到家里。这时有人来接我们，屋前停着一辆“拉菲克”，还有身背冲锋枪的战士。他们是卫队的尤里·伊万诺维奇和阿廖沙。我们决定把母亲和孩子们送走。
娜依娜：我们坐着“拉菲克”，沿弯曲的路行进。
塔妮姬：首先收拾东西。我跑到温室——我们照料了一个夏天的秧苗，第一次在那里种上了黄瓜和西红柿——摘下了所有可以摘的东西。孩子们看到那些拿冲锋枪的人们就安静下来了。
列娜：我们把孩子安排到汽车里并嘱咐道：只要尤里·伊万诺维奇一喊，你们就趴下，什么也别问。鲍里亚问“妈妈。他们会向头上开枪吗？”这句话使我们震惊，我想了片刻，不知道这一切将怎样结束，但当孩子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时，实在是感到太可怕了。
娜依娜：今天。当我读到有关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奥塞梯、印宙什的情况时，我的眼前总是出现我们孩子们的身影。虽然没有向他们开枪，但所发生的一切足以让人不寒面栗。面在高加索、在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到处都流着孩子们的血！当你看到一面是奶奶、爷爷或者母亲牵着孩子们的手逃命，一面是这些政治家们还在喋喋不休地解释的时候，胸中就会充满怒火。
更让我吃惊的是，孩子们好像突然明白了一切，全部不约而同地安静了下来。
列娜：我和廖沙、塔妮姬一起乘坐“伏尔加”回到家里，当我们沿着卡卢加公路行进时，一切都静静的。而当汽车拐到环线上后，就一直在长长的坦克队伍旁边行驶。坦克紧靠马路右边一辆接一辆地行驶着。看到自己的子弟兵站在坦克上，兴高采烈，喜笑颜开，我们从内心里感到一种由衷的不快。我们想：难道他们会开枪吗？要知道，这些都是自己人哪！……
廖沙：庞大的队伍行进着，许多抛锚的车辆被齐刷刷地拖到了路边。我们从明斯克公路开到“乌克兰”饭店——道路被封锁了，那里停满了装甲运输车。我们掉转头驶往谢列比辛斯科大桥，那儿也被封锁了，只好穿过穆涅夫尼根路，最后终于到达了白俄罗斯车站。而我们的家就在车站旁边。
列娜：当走到菲里区时，我觉得一切都恍惚如梦中。我们很清楚地意识到所发生的一切。在紧张的气氛中向前急驰。而周围的人们却平静地走进商店。在这些靠近城边的区域里，生活还像往常一样。
廖沙：别说在城边，即使在市区中心的地铁站旁，妇女们也都平静地在小铺里买着蔬菜、西瓜，好象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列娜：只是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们还没有看见坦克，还不知道将要降临莫斯科的是什么。我们回到家里，走进住宅，热尼亚·兰佐夫已经等在那里。他对我们说：“孩子们，不要靠近窗子。”这样—来，气氛更加紧张了。既不能靠近窗子，也不能走上阳台……
塔妮娅：廖沙星期一想去上班，瓦列拉正在执行飞行任务。我说：“廖沙，你现在是我们家中唯一的男子汉，外面的情况这么紧张，还不知道一切将会怎样发展呢，我请你留下，哪儿也不要去，你想，万一我们女的中间谁病了怎么办？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呀。”因此，星期一他没有去上班，虽然他的同事们都聚结在那里。
廖沙：星期一到星期二的夜间可怕极了，当时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记得楼下卫兵们躺在地板上过夜，他们总共有5个人。我下楼梯去吸烟时，他们对我说：要是他们想逮捕我们就有意思了——我们5个人总共只有两支冲锋枪。
塔妮姬：这一夜我们彻夜未眠，电视机、收音机都开着。我们听着《莫斯科回声》和“BBC”电台。
夜间，我往白宫打电话，那里的人告诉我一切正常，爸爸几乎没有睡觉，以战斗的情绪不停地工作着。但我们大家最担心的是白宫周围的人们。
列娜：所有这些天来，我们的院子里一直停着一辆像运粮车似的军车。8月20日的傍晚，对我们大家来说是最难熬的。当时斯坦凯维奇通过无线电声明：“所有的妇女都必须离开白宫。”突然，热尼亚·兰佐夫定进来说：“同伴们，最好离开这里，快把孩子们集中在一块儿！”
塔妮姬：我刚想打电话，问问我们可以去哪儿。但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科尔扎科夫说道：请留在家里。于是我们便留了下来。
就在这时，我们的孩子鲍里亚和玛莎惊慌起来。在此以前，他们一直表现很好，我们既看不见他们，也没听到他们要吃的和喝的。而这时玛莎却走过来神情严肃地问道：“塔妮娅，他们会逮捕我们吗？”
我们没能出去，花园路环线上到处都是哨兵，已经宣布实行宵禁，我们让孩子们和衣而睡，以防万一……
如临深渊
众所周知，8月18日，我正在阿拉木图。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官方访问——签署了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双边协定。访问结束了，我们该回国了。但纳扎尔巴耶夫不让我们走。劝我们再逗留一个小时。
大型隆重的午宴之后，是哈萨克民间音乐会，接着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合唱，然后是集体舞，民乐演奏，着装艳丽的姑娘们翩翩起舞。说实话。这一切已使人眼花缭乱。
飞机起飞的时间推迟了一小时，之后又推了一小时。努尔苏丹·阿比舍维奇的东方式的好客，并非死乞白赖的，而是随和委婉的，但作法却一样。
因此，我感到不太自在。感到有点节奏紧张，自顾不暇。
我在那一天还赶去山间的小河里洗了个澡，所以非常想睡觉。眼前是接连不断的圆圈舞，面内心里却有一种不可名状的不安。
我认为，我们从阿拉木图起飞拖延三小时不是偶然的。也许，在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审查过程中有些东西会水落石出。这里只有一个细节：一个被关在“水兵寂静”监狱中的叛乱分子曾给自己的“同僚”一个密令，其中特别提到，必须在法庭调查和审讯过程中进行编造……说在决定实行紧急状态最终决定的前夕同戈尔巴乔夫会谈时，曾谈过一个方案，8月18日夜间，要把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政府代表团乘坐的从略萨克斯坦飞往莫斯科的飞机在空中击落……”
当我谈到这个文件时，便清晰地回想起那种不安和不寒而栗的感觉。这个计划是确有其事呢，还是只是为欺骗调查的伪造呢？——我们未必能够查清。但现在，回想起那些日子，我再次确信——当时我们正处在干钩一发之际……
事件的经过
1991年8月18日
早晨8时，亚佐夫元帅就召集了军队高级领导人会议，确定了19日早晨进驻莫斯科的具体部队。相当大的一部分将军们已经知道正在准备政变，尽管还不知其细节，尤其是不知道逮捕戈尔巴乔夫。
上午ll时，克留奇科夫向自己的副手们和克格勃各局的领导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第三总局和法制局已开始强行组成专门小组以前往波罗的海各国。
第七局被责成观察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周围的情况，组织长期监视，并在我的别墅周围部署一个捕人小组。
克留奇科夫给自己的副手列别捷夫一个必须受监视的人员名单，以便在必要时逮捕他们。
同时，鲍金、舍宁、瓦连尼科夫飞往福罗斯，以劝说戈尔巴乔夫签署关于实行紧急状态并鉴于“健康状况”把政权移交给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
15时半，在国防部长亚佐夫那里，聚集了三位实力源部长，即亚佐夫、克留奇科夫、普戈(他当天从克里米亚休假地返回)。
17时，两架军用直升飞机起飞前往瓦尔代，去接卢基扬诺夫。
18时，除亚纳耶夫外，大家都到齐了。约30一40分钟后，亚纳耶夫有些醉意地出现在克里姆林宫，卢基扬诺夫曾打来电话，说他直接从机场赶来。
政变的机器开始全速运转起来。
★ ★ ★
我们在弗努科沃机场着陆时，天已经黑了下来。汽车把我们载到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
我的全部思绪充满着即将签署的联盟条约。各共和国首先是俄罗斯在决定具有战略意义的决议时是否有发言权？或者戈尔巴乔夫希望用其他共和国特别是那些比较温顺的共和国的发言权来平衡俄罗斯的激进政策？不管怎样，我们面临着一个重大的事件。第一阶段的签字定于(我看了看表)明天，即8月20日。
我浑身虚弱无力地看了看窗外，夜幕中、村镇、树木、电线杆从我身边一一闪过。我的内心安宁而平静。
事件的经过
1991年8月19日
凌晨4点。以指挥官卡尔布辛为首的“阿尔法”小组特别分队来到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还未明白行动的目的，穿着迷彩服的小组成员就沿林间公路铺开。随后便听到无线电台里狂妄的喊叫：“为了保证与苏联领导人谈判的安全”，根据特定信号逮捕叶利钦。谁也没明白喊话的意思，但也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解释。那时(凌晨5点)关于进攻别墅的命令已被克留奇科夫亲自取消，他决定不操之过急，先停止时利钦的法律权力，然后再决定怎样处置他。
★ ★ ★
这一夜，戈尔巴乔夫也在非常激动地考虑着所发生的变故。
他被软禁在家里，实际上如同监狱一般，不知道随时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当然是很痛苦的，简直令人难以忍受。
稍晚一点。他决定用摄像机摄下一个表达自己对政变态度的简短声明。摄像机和短波收音机都给戈尔巴乔夫留下了。
大概在我前往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正绝望地扭动着收音机的旋钮，从一个波段转到另一个波段，企图收到些什么，哪怕是一星半点的新闻。但目前还没有关于政变的新闻。戈尔巴乔夫需要迅速地将叛乱分子们同他说的话与官方消息进行对比。但会有真正的官方消息吗？也许这本来就是某种挑拨离间行为。
更可怕的是——军队、克格勃、警察的完全联手行动。长期以来，这些力量一直是苏联最强大、最有影响的势力。共产党始终是它们的唯一操纵者。现在共产党已经不能控制局势，她直接参加了叛乱。
我想，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这是一些最可怕的时刻。因为这是些消息完全封锁、后果无法预测的时刻。
★ ★ ★
就这样，叛乱分子们终于聚集到了克里姆林富。
几位主要的领导人——克留奇科夫、亚佐夫、舍宁、巴克拉诺夫、帕夫洛夫，在前一天，即8月17日就曾在位于首都西南区的克格勃秘密大楼内密谋过。此前，8月6日，克留奇科夫曾召集克格勃的专家们研究预测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后果问题。
这已经不是克格勃的分析家们根据上层领导的要求，为迎合上司的口味和需要而定期进行的某种战略形势的抽象研究，而是一个具体的命令——为未来的政变准备基本文件和制订方针，井进行全面的论证。
泄露机密的危险性是极大的，更何况安全部的这位首脑还召来了苏联国防部的一位专家。此人便是帕维尔，格拉乔夫，后来的俄罗斯国防部长，他拒绝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政变期间起丁关键的作用。
然而，克留奇科夫却冒了这个险。他积极主动地与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巴克拉诺夫和舍宁(前者负责航天和国防工业，后者主管党的干部和组织工作)进行会谈。不但如此，克留奇科夫还在政变前夕直接和戈尔巴乔夫的秘书处领导人鲍尔金接触，而此人则是戈尔巴乔夫最密切、最忠实的信徒之一！
谈论的话题是苏联总统成了以叶利钦为首的极端主义分子手中的人质。克留奇科夫曾在许多入面前反复论证实行国家紧急状态的必要性。不仅这样，他还劝说、拉拢人们进入政变组织。在政变前不久，他过于频繁地(对这个主管部门的首脑来说)与各政权机构的代表们会晤，就证明了这一点。
这场政变就是这样厚颜无耻地悄悄地酝酿起来的。政变的参加者们几乎不担心人们的反映，他们感觉到脚下有着坚实的基础。
那时，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克留奇科夫想完全隔离戈尔巴乔夫的念头已经酝酿成熟。
因为克留奇科夫认为，在同克格勃的斗争中，戈尔巴乔夫完全孤立无援。党中央总书记，也就是现任苏联总统(虽然是通过某种奇怪的途径当选的)已处于一种失重状态。
这个理论的所有细节概括起来大致如下：戈尔巴乔夫已不是改革进程的领袖。他在新奥加廖沃的谈判中对民主派作出的让步是被迫的，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策略性的。正像我已说过的，他已被赶人对立的政治力量斗争的死角，他走这一步是为了赢碍时间。
1991年春天和冬天所有震惊莫斯科(也在某种意义上刺激苏联总统去接受新思想和作出新行动)的大规模集会，大体上都是“反戈尔巴乔夫”的。
从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也不能依靠曾受他支配的议会。最高苏维埃完全操纵在卢基扬诺夫一人手中。人民代表们对经济改革、新联盟条约及戈尔巴乔夫的整个改革的抵触是母庸置疑的。这个议会主要代表着对改革不满的苏联上层精英。
在军队中酝酿成熟了巨大的不满，原因是多方面的：国防工业的转产、紧缩，战略思想的改变。在军备领域向西方让步，从德国无条件地准备撤军，被迫参加使军人们及其家庭的生命和健康受到威胁的民族冲突，等等。
终于，戈尔巴乔夫政权的可靠支柱(俯首听命的执行机构)也出现了裂痕。政府新总理帕夫洛夫在4—6月间非常强硬地表明了自己的独立立场，对许多经济、政治问题的“不同意见”和对戈尔巴乔夫当局总方针的反对态度。这一切引起强烈的、完全出乎意料的共鸣。对这个不自量力的帕夫洛夫，戈尔巴乔夫竟感到束手无策。没有一个能在总统影响下协同一致采取强硬措施的“上层机构”，政治局实际上被合法地踢出政权。总统委员会在谢瓦尔德纳泽、巴卡京、雅科夫列夫离去后，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依靠的机构。共产党已分裂成左、中、右三派，而且对自己的正式领导人非常不满。
戈尔巴乔夫陷入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
克留奇科夫仔细研究了这个主要的“改革倡导人”周围的情况。戈尔巴乔夫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摇摆不定，使苏联的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总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根据情报资料，戈尔巴乔夫已经丧失了广大民众的信任，并在西方主要政治家眼中逐渐丧失自己的威望。在克格勃提供给克留奇科夫的资料中表明，“布什总统的亲近幕僚们认为，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已经耗尽了他作为苏联这样一个国家领袖的潜力……布什当局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中有人打算找一个替代戈尔巴乔夫的人选……”
问题在于克格勃的这些消息有多少符合事实，重要的是，克留奇科夫明显地靠这些资料来制定阴谋策略。这一策略不是对最高权力集团单纯的军事方式的政变，而实际上是合法的、以行政手段的政变——是替代“众人生厌的”戈尔巴乔夫。
★ ★ ★
8月18日晚上，在苏联总理帕夫洛夫的办公室，他们第一次举行了没有戈尔巴乔夫参加的会议。整个“总统队”很快就达成了撤换自己教练的协议。
原来，这种换教练的事情不仅仅发生在足球运动中。
但是，要实施这一阴谋还有心理上的障碍。克留奇科夫曾把事件的参与者似乎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是和他一起作出基本决策的人——这首先是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巴克拉诺夫和舍宁，还有帕夫洛夫和亚佐夫，尽管亚佐夫一直起着消极作用。第二部分是经过耐心的劝说和暗示被拉入紧急状态委员会轨道的。第三部分则应当是那些看到支持实行紧急状态有哪些力量后才会随从的。或是随从，或是转身而去。
但谁也没有转身而去。既勇气不足，也缺少远见之明。
卢基扬诺夫没有转身而去。尽管开始他就声明。作为立法机关的代表，他不能加入紧急状态委员会，并要求把他的名字从名单中划掉。后来他却不支声了，和其余的人一起开始等待那些在和戈尔巴乔夫会见后、从克里米亚返回的“一伙同志们”。他们等了几个小时，尽管克留奇科夫把主要的情况已经通报给他们，但大家都想知道详情，想见到与戈尔巴乔夫谈话的人，好从他们脸上看出某些重要的、难以言传的东西。
亚纳耶夫也没离去。当他终于和大家一起等来了从福罗斯飞回来的同伙们，得知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断然坚决，并果断地切断了他和“总统班子”的一切联系时。——当时，看得出亚纳耶夫激动不安起来。且很长时间没能迫使自己在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上签字。
但最后他还是签了。
他们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地毁了自己……
最后一个毁灭自己的人是外交部长别斯梅尔特内赫。他穿着牛仔裤和夹克衫就匆忙从白俄罗斯的疗养院飞回来。他也感到害怕，说他本人不应签署这么重要的文件，他还要和外国的部长们交往，应该留有回旋余地。但他仍然被迫在外交部方面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议。
这不是什么反抗，而是典型的随机应变和脚踏两只船。所有这3个人：副总统、议长和外长——都是首先稍稍推辞，然后就俯首于政变主要组织者的指挥棒下。
为什么我如此详细地叙述这一点？
因为正是这些在后期加入叛乱分子行列的第三部分人，有机会制止他们。不论是在卢基扬诺夫请求把他从紧急状态委员会名单中划出时，还是在亚纳耶夫迟迟不肯签署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时，甚至在别斯梅尔特内赫进来时——一切还都可能改变。但一切却按刑事犯罪集团的规律发生了。把每一个新进来的人“拥住”，让他无法“逃脱”。那些从克里米亚飞回来的阴谋者们的基本动机是不想成为“替罪羊”。他们也害怕，要坚持连环保式的集体负责任。他们如愿以偿了。
这既表现出那些不习惯于作出自主决定的领导者们的俯首听命，也表现出苏维埃式的教育和一致表决的习惯，更暴露出人性的弱点和官场争斗中个性的丧失。同时这里还有权力欲望的因素，即争夺令人生厌的戈尔巴乔夫下台后的国家权柄。
正是这些人提前许多年决定了我们的命运。联盟的解体及与此相关的可怕的社会悲剧都应该“感谢”他们。关于这一点，后面再说。
在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
约早晨7时左右。工人们来到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开始铺设柏油马路。一辆巨大的压路机沿花园小路来回行驶，穿着橙黄色背心的工人们熟练而小心地撒着滚烫的沥青。这件事由来巳久，几个月来，疗养院的院长一直在请求上级批准修建这条柏油路，真是巧的很，愉恰就在那天早晨给他运来了沥青并派来几位工人。
筑路工人们惊慌地四面颐盼着。一些荷枪实弹、表情严肃的人们在周围跑来跑去。黑色的“伏尔加”一辆接一辆地开来，就连大门外人和汽车也明显比往常多。
……于是，我突然设想自己也是这些勤劳的人们中的一员。让这个历史事件永远熊熊燃烧吧！但我们的沥青会冷却的！
就像许多可怕的日子一样，天气格外晴朗，燃烧的沥青散发出某种奇特的、道路舒适的味道。
那天早晨，塔妮娅飞快地跑进房间叫醒我：“爸爸，快起来！发生政变了！”我半睡半醒地说：“这是非法的。”她开始讲述紧急状态委员会，亚纳耶夫、克留奇科夫……一切都十分荒诞。我问：“你说什么？是在捉弄我吧？”
全国的人们都在互相询问着同一个问题，使用着同样的话语。我们都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可这却是事买。
★ ★ ★
这时莫斯科的大街上行驶着接连不断的装甲车和坦克车队。这是一个完全不可思议的愚蠢的行动，在一个绝对和平的城市里开进好几个摩托化步兵师和坦克师，另外一些部队正在莫斯科郊外向首都集中。
阴谋家们决定以大量的武器和士兵使莫斯科市民惊惶失措，使整个城市笼罩着前线的气氛，迫使人们躲到角落里。
在那几个小时里，莫斯科上空回荡着连续不断的隆隆的车轮声。
“战争开始了？”——莫斯科的老太婆们用手捂着心口问。
“军事政变。”——比较年轻的人们则这样回答，但也没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 ★ ★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奇怪的是，这些成员确实都是职业革命家、高级专家和演员，但几乎每个人都有着别人不能轻易发现的个人缺点，在行为、思维和心理上都存在着某种乖庚的、偏离常规之处。
亚纳耶夫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语惊四座：在回答关于健康状况的问题时，他公开声明能很好地尽自己做丈夫的义务。这是一种所谓的缺陷综合症。从童年起就有某种残缺的孩子，成人后往往会突然感到自己有超常的能力。正是这种超常的综合症，帮助呆板的亚纳耶夫占据了他力所不及的最高领导层的位置，他能喋喋不休地谈论、争吵，带着非常自信的神情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似乎生来就是干共产党和苏维埃工作的。但是，在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第一次集会前，他仍然不得不借助大量“常备药”给自己打气。他缺乏信心，但在政变中给他预备的是一个显要的角色。
克留奇科夫——安德罗波夫的学生，经过安全部门的良好训练。不论从性格上，还是从工作性质上，他都应该具有现实、健康、准确的思维。然而。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却患了“职业病”——最典型的间谍恐怖症。他经常散布“小道”消息，不停地往戈尔巴乔夫的办公桌上放秘密纸条，这些纸条的实质只有一个——民主派在准备政变。民主派——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美国正在制定侵略苏联的战略计划。目的是要和北约国家一起瓜分我们的国家财产，减少苏联人口，夺取地下矿藏，占领整个国家，等等。我不是一个心理分析家，但这似乎是克留奇科夫从少先队员时代就培养起来的警惕综合症。他已经不能理解现代世界是按怎样的规律存在着。
瓦连京·帕夫洛夫。他是一个相当内行的大财政家，毫无疑问，还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韧看上去，他会给人留下温和而且行动迟缓的印象：身体有点虚胖，留着一头孩子般“刺猬式”的短发。有趣的是：一站在电视摄像机前，他就突然难以解释地厚颜无耻起来，开始开些无聊的玩笑，暴怒的时候则满脸涨红。在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的第二天，他的这种不稳定性格就表现出来了：因病而离伍。”
德米特里。亚佐夫。上过前线的战士，典型而忠诚的老军人。生活对这位元帅是残酷的——困苦饥饿的童年，战争，女儿早天，发妻去逝。在政变前不久，他的第二个妻子又遭了严重的车祸。德米特里·季莫菲耶维奇已经不能，也不会用新的目光看待生活，他对一切都以军人服从命令的原则默默而绝对恭顺地接受。
在读鲍里斯·普戈的孩子和家人提供的关于他自杀前的最后时刻的资料时，不能不让人激动。这是一个真正的悲剧。“你们的爸爸是个聪明人，但却让别人用5戈比就收买了。”——他绝望地说。他被突然降临的重负压垮了。
从根本上说，我把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悲剧理解为整个国家公务员阶层的悲剧。旧体制把他们变成了螺丝钉，使他们失去了人的某些本性。在面对新的现实时，一个政治家为能保持自我，必须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良知、自己的发言权和行为。正因为他们缺少这些，所以被打垮了。
这是一个悲剧。但如果牺牲者不是他们，而是我们，那情况就要坏得多。这些冷酷的、机器人似的苏维埃官僚们就会重返国家领导者的行列。
看来，他们当中唯一能够保持冷静和清醒头脑的人是卢基扬诺夫。他试图在事情发展的任何情况下都给自己留条后路：如果紧急状态委员会胜利了——他将是政变的意识形态的主要领袖之一；如果我们胜利了——他与紧急状态委员会毫无关系。总之，他永远都是在捍卫法制，是戈尔巴乔夫最好的朋友。
当然，在塔妮娅跑进我的房间时，我还没有任何特殊的念头。我还没穿衬衫，盯着电视屏幕，偶尔看看妻子和女儿的脸，比较一下她们和我自己的反应。
大家当然都很震惊，人人都清楚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娜依娜第一个镇静下来。“鲍里亚，应该给谁打电话？”——她轻轻地问道。
那个早晨就这样开始了。
……第一个电视新闻后十分钟，卫队长科尔扎科夫飞快跑来，他已开始布置岗哨，汽车也从车库里开了出来我给所有位在附近和需要现在工作的人汀电话。
妻子也帮我打电话。正是她和女儿们在那天早晨成了我的第一批助手。我家的女人们没有流泪，没有惊惶失措，而是和我及另外一些很快来到家里的人们一起立即行动起来。我非常感谢她们！
我们决定起草告俄罗斯人民书。正文是由在场的沙赫赖、布尔布利斯、西拉耶夫、波尔托技宁、亚罗申科口授推敲，由哈斯布拉托夫记录的。随后，告人民书由我女儿帮助打印。人们开始给熟人、亲戚和朋友们打电话，以弄清首先可以往哪儿发送。文件最先转发到泽廖诺格勒。
圣彼得堡市(那时还叫列宁格勒)市长索布恰克来到别墅。他只呆了一会儿。因为要赶回圣彼得堡，伯在路上耽搁。他像律师一样说了自己对事件的评价，并在15分钟后离去了。临别时他突然对娜依娜说：“愿上帝帮助你们。”
显然，这句话使娜依娜完全意识到所发生事情的可怕，她看着索布恰克，两眼充满了泪水。
对在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的前一个半小时我已经记不清了。只是清楚地记得个别细节。若一一把当时在场的人列出来，我现在感到很困难——可能会记错一些人，无意地使一些人受委屈。
顺便说一下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的传真机。奇怪的是，它有时竟然还能工作，和其余的整个电话网一起工作着。
克留奇科夫没有预料到这一点。由于近两三年商业的迅速发展，在我们国家里新的通信手段大量涌现。
在我女儿刚印完告俄罗斯公民书后一个小时，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人们就读到了这个文件。外国通讯社、专业和业余计算视网、几家类似《莫斯科回声》的独立无线电台、交易所及许多主要刊物的通信网也都转发了这一文件，还出现了数以万计的复印件！
我觉得，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那些老朽成员完全想象不到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新的信息天地的深度和广度。他们面前的已完全是另外一个国家。党内悄无声息的政变突然变成了完全公开的决战。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对于完全公开的局势没有任何准备，首先是没有精神上的准备。
我们的告俄罗斯公民书。宣告了叛乱的非法性。它对发生的一切进行了准确的评估，既谈到了被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软禁起来的苏联总统的命运。谈到了俄罗斯的主权，还谈到了为经受得住这些日日夜夜的考验所需要的公民勇敢性。
但这还不够。
直觉告诉我，国家的命运不只是在广场上来决定，也不只是靠公开的演说来决定。重要的一切还在于事件的幕后。
★ ★ ★
叛乱前不久，我参观了模范的图技师。空降部队司令员帕维尔·格拉乔夫让我检阅了作战部队。我很喜欢这个人，这位年轻的将军，有丰富的战斗经验，相当果断，有主见，性格坦诚。
于是，我犹豫片刻之后，决定向他提个难题：“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假如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合法选举的政权在俄罗斯受到威胁——若出现某种恐怖、阴谋，企图逮捕人的时候……可以指望军队，可以依靠您吗？”他回答：“当然可以。”
于是，19日我打电话给他，这是我从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打的最早的电话之一。我提醒了他我们曾有过的谈话。
格拉乔夫窘住了，他长时间地沉默着，听得出电话的另一端他有些呼吸急促。最后他终于说，作为一个指挥官，不能违抗命令。我似乎对他说了一句：我不想把您置于危险境地。
他答道：“请等一等，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把自己的侦察连(或者是警卫连，我没记清)给您派到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我谢过他后挂了电话，妻子回忆说，那天早晨我放下话筒后对她说：“格拉乔夫是我们纳人。”为什么？
格拉乔夫的第一个反应没有让我丧失信心。况且，在那种情况下不是每个人都能直接回答的。命令就是命令……何况某种借口是有的，但格拉乔夫没回避自己说过的话。而这才是最重要的。
通常，人们很少有在一瞬间决定生活中的主要问题的情况。格拉乔夫在话筒中喘息的时刻，不仅决定了他自己的命运，而且决定了我乃至于百万人的命运。
当然，作为这样高级别的军官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有着太紧密的联系，他亲自发出军队进驻莫斯科的命令，亲自领导着政变的军事方面，而同时却又支持我们。
在这个职位上有像格拉乔夫这样气质的人——意志坚强、见解独立、敢作敢为，是俄罗斯真正的幸运。
但问题不仅仅在于他的个人品质，更重要的是，那时我们的武装力量似乎有两支军队：一支是训练有索、经过阿富汗战争考验的具有最高世界水准的战斗部队；另一支是庞大的“菜园”军队，它们仅仅维持生计，而未参与过任何国家工作。当时“瘦”将军和“胖”将军之间潜在的内部矛盾冲突已经酝酿起来了。
当我打电话绘格拉乔夫时，他得在几秒钟内全盘考虑几个问题，包括政治、道德的问题，还有纯职业的问题。他明白了：他这个“瘦”将军获得了一次历史性机会——把“菜园”军队变成真正的军队。这需要经过磨炼、痛苦和一次十分痛苦的改革。但必须把这台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恐怖机器变成永远让俄罗斯感到骄傲的俄罗斯军队。
那个早晨，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的情况是非同寻常的，有许多汽车和观察哨。他们把一部分人伪装起来，又让另一部分人故意地让人看到，许多克格勃和特别分队的人穿着便装。科尔扎科夫说他有一种感觉，好像所有这些被派来的人难以区分敌友。
他们这些荒唐的行动，很快就暴露无遗。还在夜间就被派到这里的“阿尔法”特别行动小组，一直留在树林里而没有得到具体任务。戈德良和乌拉日采夫代表被逮捕了，俄罗斯的主要领袖们在自己的别墅刚刚醒来，就马上意识到所发生的一切并开始组织反击。
当时我只注意电话，只要它们在工作，就意昧着还可以活下去。
这场阴谋的傀儡和迟钝性刚一开始表现出来，我便很快感到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一个真正的军事—集团不应该这样行动。他们也许是寄希望于别的什么东西，也许是寄希望于全民的恐惧？或者寄希望于一切都顺理成章的一蹴面就？
无论如何，都应该利用这一点。我给拖拉乔夫的电话，后来证明是打对了地方。他正被委托在莫斯科布开历有的军事装备。而阴谋组织者们恰好把宝压在了武器装备上，压在其庞大的数量上，压在不以特别行动小组而是普通的士兵致使莫斯科完全瘫痪上。他们不想流血，而且希望在西方政府面前保持形象。正是这种行动中的双重性同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他们在战术选择上犯了极大的错误。我们应当感谢他们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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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不止一次地回忆起那天早晨，想弄清，是什么救了我们？我在脑海里将一件件事逐一地回想过。我曾是一个运动员，很清楚地知道，比赛里常有这样的情况：某种突然的动作会使你感到，获胜的机会有了，可以大胆地抓住主动权。
在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的那个早晨，我似乎就感到了这种动作：快到早晨9时了，电话还在响着，别墅周围没有什么明显的人员走动。该开始行动了，于是我决定去白宫。
在出去时，他们可能会在埋伏地向我们开枪，也可能在公路上抓住我们，还可能有人扔手榴弹，或者用装甲车在路上压死我们。但呆在别墅里是很荒唐的。即便是从抽象的安全逻辑出发，我们的决定也是荒唐的。虽然有防弹汽车给我们“引路”，但对于真正的安全来说，这没有任何意义。
警卫队提出了一个更好的方案：用船把我运到河与公路的交叉口——我装扮成一个打鱼人，然后再用汽车把我接走。
最后还可以找到一条最巧妙的途径，或者说离开莫斯科——躲藏起来，逃避追踪。
后来我才知道，特别行动小组一直在树林里观察着我们的举动。小组头头喝了200克白酒来壮胆。他每时每刻都在等着消灭或逮捕我的命令。在4个小时里，这些小伙子们注意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当他们了解到我们是前往莫斯科去市中心时，才放下心来。因为我们不是躲藏起来，相反是去最危险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