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来到白宫只是想观看一下头戴纲盔、人数众多的警察队列，也有些人是来发泄自己的愤怒与怨气。紧张气氛加剧了。
鲁茨科伊在白宫周围开始故作姿态地大肆喧嚣，他用扩音器和旗帜号召警察们醒悟过来，匣戈一击，站到“民主保卫者”——最高苏维埃这一边来。
看来，他们已经断定，人民的自发力量终于起来了。
在某些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些料想不到的情况。例如，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弄明白，为什么聚集在白宫周围的人对独联体前联合武装力量总部大楼附近两名无辜者的死亡竟无动于衷？要知道，他们是匪徒暴行的真正受害者。但人们谈论和报道得更多的却是当局对政治反对派采取了不能允许的举措，说什么压制得太厉害了，他们是些可怜人，没吃没喝。总之，认为这是一种残暴行径。
为前人民代表提供社会保障的决定，同样也引起了出乎意料的反响。自然，这里面确有某种耍手段的意思——使那些发热的头脑稍微冷却下来，回到冷酷的现实中来。谁也不准备向代表们投抛施舍物。也许，这个决定作得稍许迟了一些。应该早些宣布这一决定并说明其真正涵义：我们只是想让那些曾经正常工作过的人仍对未来充满信心。要知道。并非那里所有的人都是极端分子。
我们犯的策略性错误为数不少。单独来看，这些错误无关紧要，但它们加起来就造成了一种令人张皇失措的局面。现在。说句后话，我明白了造成这些失误的原因所在。
我们并未准备战斗。
没有任何进行战争的打算。我一直竭力避免使这场宪法之争演变成人们相互开枪射击的局面。
其次，大概，这是我一生中最不寻常的决定。在作出这个决定时，我内心深处经历了异常痛苦的抉择过程。因此，说句比喻的话，这一次我们的“汽车”可没有一路顺风地沿着公路疾驰，而是撞倒了路标，轮子扎进了水沟。
无疑，事态已到了某种关头。业已出现的对国家安全造成的直接威胁迫使大家坚守岗位。
然而，起初每走一步都很艰难。我清楚，我们的任何行动实际上都可能被说成是超越法律，在这种时候要走出宪法陷阱，只有这样一条出路了。而违反法律正是为了摆脱困境，尽管我真不愿意这样做。
我再次认清了，什么是民主。对一个正常人来说，它首先是一种艰巨而又极为重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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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寄希望于健康的思想。我坚信，这一次，健康的思想也必将获胜。更何况，形势对白宫的盘踞者来说一天天地变得越来越明朗。他们所指望的支持从任何地方也没有得到。无论是军队、工会、还是矿工，都没有支持这些昔日的代表。只有各级地方苏维埃给自己的老上司拍来了致敬电。但这只是一纸空文，没有什么用。鲁茨科伊绝望地号召工人阶级举行全俄总罢工。他的号召没有起任何作用。哈斯布拉托夫同各地区领导人频频进行会谈。他把希望寄托在新西伯利亚的同志们身上。他们曾经许诺切断穿越西伯利亚的大铁路。若能使这条战略性运输大动脉瘫痪，必会引起严重后果，政府可能会感到害’旧，从而只好去谈判……。
但是谁也不想切断这条大铁路，这完全是痴心妄想。
鲁茨科伊给各军区打电话，要求他们执行新总统和新国防部长的命令。当然，他同一些军人有联系，他们之间的私人交情很不错。例如，鲁茨科伊同空军司令彼得。杰伊涅金将军就有很深的私交。他处着嗓子再三请求，希望自己的朋友能来帮自己一把。而司令员却劝池道：萨沙，别胡来，我只有一个总统，那就是叶利钦，我只有一个国防部长，那就是格拉乔夫。最好快点认输吧。
他们处于真空般的状态之中。这是最主要的问题所在。无论在人际方面、信息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都是如此。我想，这会使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及其同伙感到震惊。最近几个月来，他们一直生活在幻想之中，认为只要轻轻推一下，整个国家、全体人民就会跟随共产主义的布尔什维克议会向后迅跑，奔向过去。但是，国家和人民并没有往回奔跑，而是把他们那一伙入抛弃了。要知道。过去，看上去一切是那么美好，那么合理：伟大、强盛的苏联，16戈比一个面包，工作虽有点繁重，但终归还有工作，每人5平方米的免费住房，如果你表现得好，许多年后，还有希望从国家那里得到整整9平方米。读读《真理报》，看看电视“新闻”，每年3次重大节日时欣赏电视“星火”节目。奇怪的是，人民并不想要这种可以理解的生活，他们选择的不是奴隶式的温饱生活，而是不可理解的、严酷而艰难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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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颁布解散议会命令的这一天，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来到了莫斯科。他像1991年8月那一次一样，又置身于俄罗斯革命事件的中心。关于这一点，他本人和报道他到来的报刊也都幽默地提到过。9月26日，星期天，他同美国国家交响乐团一起在红场上为莫斯科人举办音乐会。
这一天，莫斯科寒风凛冽。乐队指挥挥起指挥棒，乐曲声随之响了起来。我不由激动地注视着这样一幅奇妙的画面：在圣瓦西里教堂的背景上呈现出一个身着黑色燕尾服的形象及他那被风吹拂着的白发、他的那双手、他那充满灵感的脸……
同我一起观看演出的有他的夫人加林娜·维什涅夫斯卡娅和他们的女儿。音乐会结束后。我邀请她们去我家。当观众向音乐家们鼓掌，莫斯科人向他们献花的时候，主要的受贺者却不知去向。我同他的家人已走出红场，坐进了汽车，而姆斯季斯拉夫，列奥波多维奇仍无法找到。后来，终于在旅馆房间里找到了他。我同他通了电话，并约好他单独前来。原来，这位指挥在寒意甚浓的露天冻得够呛，他正在自己房间里暖和身子。
接下来，便是普普通通的家庭午餐。姆斯季斯拉夫·列奥波多维奇和加林娜·帕夫洛夫娜讲述了他们音乐生涯中的趣闻。我感到心情非常舒畅，因为他们同我们相聚在一起。我热爱他们。每当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来到俄罗斯，我们一定要见上一面。他那乐观的情绪、充沛的精力、豁达和坦诚的态度深深地感染了我。他为人随和而又爽直。无论是土司、佣人，还是皇室成员，他对谁都一视同仁。他喜欢大家。同样，大家也喜欢他。
我好奇地观察着这对夫妇的关系。加林娜·帕夫洛夫娜是一位爱激动、有时又很严厉的妇女，但同时她又是那样优雅、迷人。当她用自己好听的嗓音向丈夫述说什么时，这位丈夫总带着一种毫不掩饰的爱慕神情凝视着她。给人这样一种印象：无论是倾听她讲话，还是承受她的恼怒，都使他感到由衷的喜悦。真不愿意与他们分别。但有人在等候他们，他们该走了。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要赶去会见知识分子。我们相约，下一次再来的时候，不会再发生任何叛乱和任何政变。无须任何理由，只要我们有机会欢聚一下就心满意足了。
总统日记
1993年9月27日
这个星期开始的时候，力量对峙没有发生任何新的变化。内务部工作人员继续守卫着白宫周围严密的封锁圈。来自白宫的消息说，白宫保卫者们日益陷入一种歇斯底里般的癫狂状态。持有武器的人已把内部权力彻底掌握在自己手中，军官们支配着代表们的意志。加入他们战斗编组的有：来自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的“德涅斯特”和“杰利塔”特种营、来自维尔纽斯和里加的特种警察、几百名最高苏维埃警卫局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些法西斯政党的战斗队。所有这一切表明，这决不是一支由乌合之众组成的部队。他们当中有许多富有作战经验的军官、雇佣兵相年轻的打手。总之，白宫内聚集着一批“技能熟练”的专业人员，他们不仅敢于、而且善于杀人。
几乎每天晚上。呆在大楼内的“宪法和民主卫士们”在得到将要攻打白宫的“可靠”消息之后，便使自己进入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而到了早上，在传闻又一次未被证实后，睡眠不足的“卫士们”喝足了酒，便纷纷入睡。据从白宫出来的代表们说，9月28日至29日的那个夜晚过得特别艰苦。哈斯布拉托夫料定我们马上就要发动强攻。他把所有人都召集到民族院大厅里。他身穿防弹背心，目光里流露出狂热的神色。他宣称，很快就要发起强攻了，“阿尔法”小组将采取这一行动。议会任命的国防部长弗拉季斯拉夫·阿恰洛夫精神抖擞地告慰忧心仲仲的代表们，守卫伎白宫是完全有把握的。就这样，他们在大厅里坐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清晨4时。
自然，这已经是一种精神变态。谁也没有打算用强攻的方式夺取白宫。但是，他们不得不为自己鼓气和j韭行自我恐吓，以保持一种好斗的精神状态。
在这些天里，我们甚至没有从理论方面探讨过攻克大楼的这种可能性。我坚信，采用政治方法使白宫领导处于完全孤立的状态，就可能迫使他们交出武器。总之，没收武器，是当时的主要目的。在同切尔诺侮尔金、格拉乔夫、叶林和戈卢什科磋商后，决定向阴谋家们提出缴出武器的最后期限——10月4日。如果他们拒不执行我们的要求，届时我们将制定出对他们施加压力的更为严厉的方案。
我记得，包围白宫的警察当时并没有携带武器。我们所有计划、设想和用意的出发点只有一个，即竭尽全力不让发生流血事件，哪怕是意外的牺牲也要避免。我渐渐明白，当武装到牙齿的匪徒们在距民警只有几十米远的地方寻衅闹事，并准备动用冲锋枪、火箭筒的情况下，只配备着橡皮棒的民警们在心理上是难以执行勤务的。
后来，我要思苦想，竭力想弄明白。我当时的做法是否正确。那时，我曾下决心不理睬他们的姚衅，还指望以我们的克制和忍让迫使匪徒们停止武装对抗。现在，在流血事件已经发生之后，也许，应该承认，我们犯了一次惨痛的错误。假如民警们配有武器，假如内务部机关的工作人员从一开始就能够对武装进攻作出相应的反应，在莫斯科或许就不会发生10月3日至4日晚的那场野蛮而疯狂的反扑。他们因末受到惩罚而沾沾自喜。也许，恰恰相反，要是民警们配备了武器，可能会发生更大的悲剧……。总之，我不知道，甚至到现在我仍不知道。我只知道一点：从刚一宣布解散议会的那——刻起，我便试图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竭力避免给这方或那方造成任何牺牲，不管是他们的，还是我们的，这都不重要，因为这毕竟是一场灾难。
总统日记
1993年9月30日
在后半个星期，俄罗斯东正教教会试图使局势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缓和。星期四，我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阿列克西二世。同他的谈话是极为坦率和深刻的。我一向钦佩至圣大牧首的安详、坚毅和贤明。在我们的谈话中，他很少谈论并尽可能回避政治。他对解散议会的命令也没有妄加非议。他甚为关心的是为对抗找一条和平解决的出路。他请求接受教会的帮助，以便使同胞们的对抗不致以悲剧告终。
我以欢愉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帮助。我们达成了这样的协议：在大牧首的调解下，总统和政府的代表将同白宫的全权使者在圣丹尼尔修道院进行会晤。
阿列克西二世并未局限于出面调停。他还向俄罗斯人发出呼吁，忧心仲仲地号召人们避免流血冲突。
在圣丹尼尔修道院的谈判开始了。议会领导人提出把恢复白宫的供电作为开始谈判的条件。我认为，当他们正在向周围随便什么人，甚至向精神变态者和刑事犯都散发武器时，根本谈不上接受任何最后通牒。首先要缴出武器，然后我们才能讨论条件。谢尔盖·菲拉托夫终究还是说服了我。他说、这只是生活要求，并非政治性的，完全可以接受，他们确实在那里受冻。我同意了。尽管这也许又是一个错误。他们提出的第一个条件——接通白宫的电源，我们接受了。这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以后也可以借助最后通牒来进行谈判。当大楼里的电灯亮起来时，从那里传来一片尖叫声和哄闹声。差一点高兴得端起冲锋枪朝上射击。他们把这件事理解成自己的重大胜利。
圣丹尼尔修道院会晤开始后仅几小时，谈判就破裂了。破裂完全是由于一般性原因引起的。这再次证明，前议会里的形势已经脱离了政治家们的控制。我们同他们的代表所达成的一切协议都被白宫领导声明废除。看来，议会领导中最激进的集团已完全夺取了权力，正是这时，他们已把赌注押在与政府进行武装斗争的方案上了。他们一面绘制了夺取电视中心、克里姆林宫、俄通社一塔斯社和军事目标的计划，一面又由鲁茨科伊给阿列克西二世写了一封措辞恳切动人的信。他在信中写道：“我作为一名教徒和一个被授予崇高全权的俄罗斯公民，感谢您竭尽全力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接着还写了这样的话语：“……在您竭诚组织的圣丹尼尔修道院调解性会晤中，您拥有以我为代表的绝对支持者”。
艰难的日子终于来到了。1993年10月3日，星期天，这是新俄罗斯历史上艰难的一天。
总统日记
1993年10月2日
早晨，我来到克里姆林宫上班，尽管是休息日，但仍在10时召开了内阁成员会议，商讨当前的局势。这一天，即10月4日最后通躁的期限到了。而此时我们还没有开始讨论解决冲突的强制性方案。我们仍寄希望于在教会和大牧首本人的调解下恢复谈判。还指望，由于加快了选举进程，将于12月12日选举俄罗斯新的代表机构的可能性已十分明显，而为了参加这次选举，为了能继续留在政界。他们就应走出白宫，积极参加选举前的斗争，否则就来不及了。
会后，我批阅了一些文件，然后就起身回家。当汽车弛过静静的新阿尔巴特街时。我朝议会大楼的窗户看了一眼。有谁能料到，明天白宫将会变成黑宫。
家里的一切仍像平常一样。只有在星期天，我才能同家人在一起呆几个小时。我们按老习惯大家都团聚在餐桌旁。尽管我内心里很不平静。但我已经叮嘱过。在家里绝对禁止谈论任何与政治和当前局势有关的话题。在这样难得的一点点时间里。我只想做—个普普通通的丈夫、父亲和外祖父。
但在这个星期天，我未能做到这一点。米哈伊尔·巴尔苏科夫通过专线打来电话，说白宫的形势激化了。他报告了各种详细情况：民警的警戒线已被突破，这会儿正在攻打市政府大楼，封锁白宫的包围圈已不复存在，所有武装人员已被编成几个大队，他们威胁要对全市发起猛攻。我仔细听完了他所讲的一切，心在咚咚直跳，我暗自思忖：天啊，难道开始了吗……
他们已决定去干我们直到最后都不愿相信的事。他们越过了俄罗斯人永远也不该逾越的界线。他们发起了战争，一场最可怕的国内战争。
随后，出现了许多流言，说什么总统惊惶失措了、他已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网络，简直没有人再服从他了。对此，我不能再沉默不语了，也不能委屈地忍受这些指责。这样做显然是愚蠢的。人们需要当局对自己的无所作为作出明确的解释。总统尤其要负责的是，在可怕的几个小时内莫斯科人竟然不了解，谁将保护他们不受武装匪徒的伤害，他们是否要留下来面对面地同带枪的法西斯分子进行斗争。
然而，我并没有惊惶失措，我甚至一刻也没有慌乱和优柔寡断。接了巴尔苏科夫的电话后，我立即同自己的助手们进行了联系，要他们马上起草关于在莫斯科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到18时，命令已经签署好，实力部门被授权制止市内的暴乱和流血事件。我当即给叶林和格拉乔夫打了电话。通知此事。我担心的是，他们虽然对这样的事态发展在思想上已有所准备，但一旦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他们仍会感到惊煌失措。然而，部长们讲话的声音是镇静的，我没有感觉到他们有任何恐慌。
叶林简要地报告了武装分子如何有组织地冲击他的部下，而民警们又如何在他们的猛攻下不得不向后撤退，甚至在某一处发生了溃散。他带着未加掩饰的激动情绪讲述了他如何一直在告械警察人员对挑衅行为不要进行回击，于是他们便不带武器去执勤，结果遭到毒汀、侮辱，连制服和大衣也被撕破了。
我们商定，现在民警机关要采取坚决行动，必要时可以动用武器。因为在这一切发生之后，已不可能再有任何妥协，任何谈判了。应该把所有暴徒都抓起来，把武装暴乱的所有组织者都逮捕。格拉乔夫通报说，军队随时准备提供帮助，他已同许多司令员和师团首长商谈过，一些兵团已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随时准备开进莫斯科保卫合法政权。
我再次同巴尔苏科夫通了电话，并请他派直升机到巴尔维哈别墅来，以防万一。坐汽车去克里姆林富上班需要20分钟。但是，如果暴徒们切断通往市中心和克里姆林宫的通道就不好办了。我不愿在这样的情况下滞留在别墅里，那便真正失去操纵杆，失去克里姆林宫。半个小时之后，传来了直升机的轰鸣声。飞机从弗努科沃飞来了。
直到此刻，我都没有想到，我真的要乘直升机上班了。但是，切尔诺梅尔金、叶林、格拉乔夫打来了电话。随后，巴尔苏科夫和科尔扎科夫也再次打来了电话，那时他们已在克里姆林富了。最新消息是令人心情沉重的：武装人员已开始冲击“奥斯坦基诺”国家电视台了，那里的战斗仍在进行中、电视节目随时都可能中断。
我同科尔扎科夫商量我乘坐什么走为好，最后决定乘直升机，这样更快些。因为这时去克里姆林宫只有绕很远的路才能到达，新阿尔巴特街已完全被白宫保卫者们封锁了。我走向直升机。妻子和女儿们伴送着我，仿佛我去上战场似的。不过，也确是如此，我是去参加国内战争。
为了不让“毒刺导弹”轰隆一声把我们打下来，也许还考虑到其他类似的因素。我们绕了一点路。19时15分，直升机在克里姆林宫的伊凡诺夫广场降落。我又听了一些汇报，又一次同总理和实力部门的部长们进行了谈话。格拉乔夫通报说，他已下令让一些部队进入莫斯科。
而在20时，我和整个国家都成了这个惊心动魄场面的见证人。“莫斯坦基诺”国家广播电视公司的第一、三、四频道的电视节目都中断了。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俄罗斯电视台焦急不安的播音员维克托·维诺格拉多夫。他报道说，本“新闻”节目是从位于“奥斯坦基诺”外面的后备播放室播出的，在位于科罗廖夫大街上的“奥斯坦基诺”那里战斗仍在进行……
下面，我将逐分逐时地讲述所发生的一切，以便我们自己和未来的历史学家能够清楚。在这几个小时里，在莫斯科，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又一次同格拉乔夫通了电话，看来，这已是这天晚上第三次了。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说，军队正开赴莫斯科，他们将奉命去保卫重要的战略目标，同时协助保卫“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我问，还要多少时间，他们才能进城。他果断地回答说，他们马上就要入城了。
我给叶林打了电话，让他的小伙子们再坚持一会儿，援兵很快就到。这时，捷尔任斯基师的“勇士”分队负责守卫“奥斯坦基诺”的技术中心。配备着火箭筒和装甲运兵车的武装分子已占领了大楼第一层，并向机房发起冲击。他们打算从那里立即进入播音室。
在白宫，哈斯布拉托夫向被流血事件激奋起来的人民代表们宣布，“奥斯坦基诺”已被攻克。他声称：不久将拿下克里姆林宫。这一消息受到了热烈欢迎，鼓掌声、跺脚声、“乌拉”声响成一片。在远处依稀可见的入主克里姆林宫的虚幻梦境骤然间变得清晰起来。他们觉得，莫斯科马上就会躺在他们的脚下。
大约就在此时，一群全副武装的人员冲进了俄通社一塔斯社大楼。这伙武装分子宣称，他们是新总统鲁茨科伊的拥护者，要求通过塔斯社的通讯渠道向全世界发布俄罗斯政权更选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俄通社一塔斯社的全体负责人、所有工作人员以及社长维塔利·伊格纳坚科表现得十分勇敢坚强，令人钦佩。面对冲锋枪的枪口。他们断然拒绝了暴徒们的要求。
我从各处都了解到这样的情况，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国家的命运已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军队还没有进入莫斯科。他们是不愿意来，还是未来得及？近两个星期来，一直在强制性地要求民警不要使用武器，他们已无力进行回击。他们面对的不只是那些虚张声势的市民，而是真正的职业杀手，是一批不仅善于而且乐于作战的军官。
到这时，我心里已明白，攻打白宫已无法避免。我再次打电话给所有可能参与作战行动的人——叶林、格拉乔夫和巴尔苏科夫，请他们为可能发生的强攻准备好兵力。
我的外交事务助手德米特里·留里科夫通报说，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现已到了他那里。在这屈指可数的短短时间里，大多数文明国家的政府已及时辨明了形势，并一致坚决支持俄罗斯的合法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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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次打电话给格拉乔夫。他告诉我，军队已进入莫斯科，他们正沿着列宁大街、雅罗斯拉夫尔大街和莫斯科其他公路向前进发。国防部大楼已完全被装甲运兵车封锁起来，一支强大的陆军分队正在接近“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马上就要被彻底夺回来。
我让人接通莫斯科市汽车检查局值班员的电话，要对方准确说出作战部队距“奥斯坦基诺”究竟还有多少公里。几分钟后，俄罗斯国家汽车检查局局长费奥多罗夫将军打来电话。他报告说，莫斯科市内没有任何军队，军队仍停留在莫斯科环城公路地区。我真想用拳头敲打桌子，并对他大声嚷道：怎么能停下来，他们应该到达电视中心附近才对！可是这跟国家汽车检查局局长有什么关系呢？
我不时来到休息室。那里有一台开着的电视机。俄罗斯电视台是唯一还在播放节目的电视台。它拯救了莫斯科和俄罗斯。政治家、演员、商人、作家等，所有在这一时刻关心国家命运的人，通过某种方式了解到第二频道的播放地点后，便纷纷来到转播室，号召俄罗斯人起来保卫民主和自由。我一辈子都会记住那位全身微微颤抖、但同时又是那样坚定、勇敢的利姬·阿赫贾科娃。至今我忘不了她那激动焦虑的面容和柔弱而有些嘶哑的声音。叶戈尔·盖达尔向同胞们发出呼吁，号召所有莫斯科人都到莫斯科苏维埃大楼去。后来，人们因此而责备他不该让手无寸铁、易受伤害的人去对付那些武装歹徒。不过，他的号召还是起了一些作用。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发表演说。总理坚定地说，一定要保卫民主、合法的国家政权。
我看到，已持续近一小时的新闻报道使人们紧张、惊慌的情绪得到了克服。关闭4个频道，尤其是主要频道——第一套节目，使人感到简直是一场灾难。我不知道“奥斯坦基诺”的领导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否正确。一些专家们说，当时，电视播放室有被占领的危险。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从技术上来说，现有的保卫力量不可能让武装歹徒在频道工作着的情况下闯进去。问题不在这里。我再重复一遍，国家电视节目的中断被很大一部分居民看成是一场灾难。而我在那一时刻，有一种似乎被击倒的感觉。但是，当俄罗斯电视台在这种情况下积极而又热情洋溢地(佯装是不可能的)投入工作后，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大部分人的惊慌感消失了。这是极为重要的转折。
在电视上露面的那些人中间，有许多人气愤地责问，为什么叶利钦默不作声，要求总统出来表态。
但那时，我不得不解决更为紧要的问题。很抱歉，根本顾不上演说。我在极力设法使自己的军事将领们摆脱紧张而又麻痹的状态。我意识到，尽管国防部长已作了保证，但军队出于某种原因并末立即投入保卫莫斯科的战斗。而内务部的力量又不足以对付首都全副武装的歹徒。
我同布拉金通了电话，知道“奥斯坦基诺”的战斗仍在进行。我再次同切尔诺梅尔金、格拉乔夫和叶林取得联系。格拉乔夫通报说，国防部部务委员会会议即将开始。我请切尔诺梅尔金主持这次会议，并表示我将尽快赶到。
这样，在深夜2时30分，我看到的是这样一种场面：“奥斯坦基诺”的战斗仍在电视中心的大楼里进行着；曾被要求不要卷入冲突的民警们，在第一次遭到攻击后便已撤离，结果听任武装暴徒们把城市搞得紊乱不堪；而在由250万人组成的军队里却找不到几千名战士，哪怕是一个团也好，能够马上来到莫斯科保卫这座城市。
这种场面，说得轻缓一些，是凄凉的。但是，不管多么令人奇怪，我此时此刻仍然坚信，警察和军队很快就会把市内耀武扬威的武装团伙完全控制起来。在这天夜里的几个小时内有几个人一直同我在一起。也许，过些时候，他们将撰写有关这一惊心动魄时刻的回忆录。他们能够证明，在这一时刻，我始终深信，10月4日将是俄罗斯历史上这场内战的最后一天。
我叫来汽车，穿上衣服，然后动身去国防部。从克里姆林宫坐车到阿尔巴特街附近的国防部总部只有；分钟的路程。时间不多，但已足以使我想清楚格拉乔夫那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据他所说，军队似乎在2小时前就应该收复“奥斯坦基诺”，包围白宫，并做好强攻的准备，可实际上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进入莫斯科。
所有的人——无论是我，总统，还是他，国防部长，无论是政府，还是我们的社会——我们大家都成了“军队不介入政治”这个漂亮提法的人质，我们还为如此深刻的民主口号而感到骄傲。而现在，当召唤军队保护社会不受法西斯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侵害的时候，我们感到诧异：为什么军队如此不愿作出反应？……为什么如此不听召唤？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找它，每个人都想把它拉到自己这一边来。幸亏没有随便找一个疯子似的团长，他完全可能让配有轰炸机的飞行中队起飞，到莫斯科来保护自己的朋友——骁勇的鲁茨科伊将军。我暗自庆幸：感谢上帝，这一切并没有发生。现在不应大声嚷嚷、歇斯底里发作似地要求这要求那。相反，应该支持他们，应当让人们看到，总统是镇静的，既相信自己，也相信军队。
……这时候，部署在国防部大楼周围的装甲运兵车让开了一条通道，让我的“吉尔”车驶入院内。我上了楼，那里正在开部务委员会会议。首席上坐着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当我走进去时，大家沉静下来，默默地注视着我。我坐在稍稍靠边的地方，让大家继续讨论。
有个司令员报告说：一部分部队现正在莫斯科附近忙于于农活，9月21日以后，我们曾同卢日科夫商量过，决定不把他们从农田里召回来。总的来说，将军们的神态是沉重、愧疚的。看来，他们已意识到，局面是如此的荒谬绝伦：合法政权危在旦夕，而军队却不能保卫它，有的人在挖土豆，有的入不愿意去战斗……
开始讨论有关攻打白宫的问题。大家都明白，这个点燃战争之火的主要策源地必须加以控制。切尔诺梅尔金一再问大家：“对此，还有些什么建议？”会场上的反应是，一片凝重、沉闷的寂静。
出乎我的意料的是，保卫总局局长科尔扎科夫请求发言。他说，由于他和他的几个工作人员曾在1991年8月周密细致地从事过白宫的保卫工作，自然，也研究过对方攻占大楼的各种方案，强攻可以从地下管道、房顶等地方开始。他请求让保卫总局的一名军官来讲一讲有关攻打白宫的具体计划。
在切尔诺梅尔金问过大家有无反对意见后，科尔扎科夫请一位头发斑白的军人进入会议室。他自我介绍说他叫扎哈罗夫，大尉军衔。看来，由于见到如此众多的星徽和将级肩章，他起初有些拘谨，说话声音有点不自然。但后来，他讲起话来充满自信。扎哈罗夫说：建议一开始便使用坦克，需要10辆，它们将从两侧逼近白宫，5辆部署在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公园。另外5辆从新阿尔巴特大桥方向开过来。炮击大楼的最高几层将使白宫里的武装分子惊恐失措。然后，伞兵部队开始行动，他们将掩护特种部队进入大楼。最后，潜伏在白宫内的“阿尔法”和“信号旗”特别行动小组将成为最后的打击力量。他还联系大楼本身的特点和防卫条件对每个步骤都作了详尽的解释。他认为，这样的攻打计划将会减少保卫人员的牺牲。
我看到，将军们活跃起来，切尔诺梅尔金也精神振作起来。一旦有了具体的行动计划，大家就轻松一些了。可以就它进行讨论，发表不同看法或对其进行补充，毕竟已有了一个起点。这时已是深夜3时。大概，正是从此刻起，所有参加会议的人精神上都有了转折。陆军司令和武装力量参谋长马上同师长们进行了联系。几分钟后，向部务委员们报告说。早上7时坦克将到达部署位置。
切尔诺侮尔金问道：“既然原则上大家都没有反对意见，那就通过计划吧？”大家赞成地点了点头。这时，格拉乔夫请求发言。他朝我转过身来。缓缓地说道：“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您批准我在莫斯科动用坦克吗？”
我默默地注视着他。他也用同样的目光直视着我，然后移开了视线。切尔诺梅尔金忍不住说道：“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您这是怎么啦，已经授权您指挥作战，为什么还要让总统来决定，您需要动用什么样的武器装备？！”格拉乔夫又讲了些什么，好像是说，自然，他会独自作出决定的，但是，对他来说重要的是需要更加明确……
我的起身，请大家在我离开后进一步讨论这次行动的一些细节问题。而格拉乔夫说：“我将给您送来书面命令。”随后，我动身去克里姆林宫了。
回来后的第一件事是，召来伊柳辛，请他马上起草关于授权格拉乔夫指挥军队从盘踞在那里的武装分子手中收复白宫的命令。几分钟后，伊柳辛送来了拟好的文件。我签了字，当即吩咐机要交通员立即把命令送交格拉乔夫本人。
的确，我施加了压力，压得他们无法再犹豫不决。不允许再有麻痹松懈、迟迟疑疑和信心不足的现象了。几个小时的张皇失措就可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我的确表现得强硬而又坚决。大概。此时此刻，有许多人在抱怨我。但我已顾不上讲究礼节了。
从国防部回来后，指挥机制已全部运转起来，而且我绝对相信它将继续运转和工作下去，现在我可以对莫斯科人、俄罗斯人发表讲话了，我们克里姆林宫的电视摄影师亚历山大·库兹涅佐夫录制了我的电视演讲。我们没有邀请电视台的任何人。现在那里的每个人都很宝贵。整个录制过程末超过10分钟。备通讯社和电台很快就发出通告，说总统不久就要通过电视发表讲话。这时，载有我们保卫人员的汽车正在向电视台疾驰，通讯员手里拿着录像带。
至于是如何拿下议会大楼的，大家都很了解。我恐伯对此作不出什么补充了。CNN电视节目把攻占白宫的实况向全世界作了报道。而我再重复那些大家记忆犹新、亲眼目睹的事已没有任何意义。有坦克、有炮击、有冲锋枪的连发射击、有前来看热闹的人群，不过他们看到并非嬉闹而是动真格的杀人场面，此外，还有许多尸体。悲伤是共同的，不分我们和他们，我们大家很悲伤……
晚上，我请切尔诺梅尔金、叶林、格拉乔夫和菲拉托夫到克里姆林宫来。到16时30分，我已得知，白宫所有上层人物都已被捕。就在这个时候，科尔孔科夫带着警卫队用装甲运兵车和步兵战斗车把他们送入列福尔托夫监狱。这个监狱已隶属于安全部，在这之前归克格勃管辖。我不知为什么会在这时想起巴兰尼科夫。我想像着，这位2个月前曾是将军、首长、而且还是这里的主人，而现在却会带着何等惊恐的心情走进囚房……。后来。我驱开了这一念头。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是他本人给自己签署了判决书。结果。他在几分钟后将出现在列福尔托夫监狱。关于其他的事我甚至不愿意再回忆了。
1993年的“10月革命”徒劳无益地结束了。
让我们祈祷死者安息吧……
第十章 结束语
寄望于下个世纪
昔日的帝国是不会轻易消亡的。它还会一次又一次地给我们制造新的破坏性的社会剧变，再生出新的斗士、狂热分子、带肩章和不带肩章的头面人物。旧帝国是要为自己的灭亡而报复的。
究竟怎样才能避免发生这种政治性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呢？我认为，首先应学会真实地客观地分析局势。不可感觉良好，也不可满腹忧郁。毫不掩饰地讲，在这些悲惨事件发生之后，忧郁的心情曾困扰着我。当时大家都毫无根据编造所谓攻打白宫是蓄谋已久的挑衅和精心策划的阴谋。我讲述的是事情本身的来龙去脉。但也想弄清事件发生的原因。
政治是充满痛苦的事情，有时候甚至令人可怕，但毕竟还是人干的事业。它有现实生活中同样的规律。政治家应当心灵纯洁、为人正派。他为崇高的思想丽奋斗的精神不应受到玷污。
谁也没有强迫自以为道德高尚的鲁茨科伊斗士和哈斯布拉托夫教授求助于新纳粹分子。就在白宫围墙旁，一些崇拜希特勒本人及其思想的俄罗斯法西斯分子经历了战斗的洗礼。正是来自白宫内的刺激因素把人们推向最可伯的场面——纵火、杀人、抢劫。这次俄罗斯人的暴乱是无理智的、残酷无情的、有人唆使的、有准备的并经过精心策划的。他们在“政治反对派”崇高称号的掩饰下于出这种勾当。
我认为这种纯道德的原因是最主要的原因。他们失败的原因在于搞不清我们政敌的喜好，在于他们j宣义上的昏聩，在于他们在这些日子里的那种陶醉激情。
10月3日，鲁茨科伊和哈斯布拉托夫发表告人民书，当时正值莫斯科市政府被强占之时。他们认为，真正的人民起义开始了。他们在告人民书中号召：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还未取得彻底胜利，他们还会派遣由卖身投靠的指挥官领导的军队来对付我们。他们得到叶利钦走狗们的支持。大家耍提高警惕，站稳立场。我们呼吁所有集体和我国全体公民们：不要执行叶利钦分子罪恶的命令和指示。团结在合法选举出的政权机构——人民代表苏维埃周围。
我们呼吁俄罗斯军人们：发扬公民的勇敢精神，保持军人忠于宪法的名誉。用实际行动捍卫人民政权和法律。俄罗斯将感激你们并对真正的爱国者给予高度的评价。”
这就是他们的论调。我知道，十月事件后俄罗斯的居民经受了极为深刻的震惊和空虚。当坦克在你的首都扫射和人们被打死时，是多么的惊心动晚。人们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全力控告中央政权。
要知道，如果呼吁书炮制者的陨谋得逞，出现军队打军队、战士打战士、群众打群众的话，将会血流成河。也不可能同那些号召人民互相残杀的人进行任何谈判。我记得，这份告人民书还是在他们攻打“奥斯坦基诺”电视台前通过的。
正在白宫里举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匝当作出哪些伟大的历史性决议呢？尽快还我祖国“昔日的荣耀”吗？将克里米亚收归俄罗斯吗？宣布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乌克兰、中亚、波罗的海为自古以来的俄罗斯利益区吗？甚至公然宣告将对所有反对者兵戎相见吗？
这仅仅是开始。那些非常“勇敢和坚定”的分子等待着时机。这是一些欲向西方文明全面开战的战争狂。这场战争会从俄罗斯内战开始，先同本国的敌人即与他们意见不一致和向“叶利钦分子献殷勤”的所有人开战。虽然我们完全没有料到。但战争和恐怖已经来临。
使全俄罗斯处于紧急状态，这是我们能做到的。何况一些充满幻想的、目空一切的人从全国各地涌向白宫，其中有一个人在教堂钟楼(他就是从这里用狙击枪向人群扫射)的墙上写道：“我一人打死了5个，真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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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牢牢记住了格拉乔夫的目光，那是一种十分痛苦的目光。啊，他作出这一决定是多么不容易呀。和平时期动武对士兵和军官都是最严峻的考验。我们在8月叛乱时就懂得了这一点。当时谁也不想打死任何人。
白宫犹如埋在俄罗斯脚下的一颗带有引爆装置的地雷。只剩下几分钟，几秒钟了。看来爆炸已不可避免。打吧，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为挽救俄罗斯，为保护平民百姓，为将数百万人从内战中拯救出来而开枪吧！在内战中是没有谁对谁错的，那只会导致兄弟打兄弟、儿子杀父亲的惨景。这在历史上是发生过的。曾经有人允许这样干过，武装的人群冲入冬富，以政委和武装队员为首的人群呼喊着口号冲向冬宫，历史又要重演了。只是现在俄罗斯聪明多了。
我现在尽量冷静地对待批评意见。每一位以书面和口头形式提出批评的人心中都有一条难以愈合的伤口在作痛。正常的人很难忘记，也很难从这种血腥的疯狂行为中摆脱出来。现在咒骂叶利钦总统的人既多，又毫不留情。我一生中还从未见过有人骂过俄罗斯的头号人物。
但今天可以骂领导。我们已经废除了领导终身制，终于废除了！
在俄罗斯，恐惧感正在消失。俄罗斯社会长期固有的那种惧怕、内向、忧郁正在消失，出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局面。权力好像成了私人生活、公民生活的延续。总统只是公民中的一员，而再不是什么高高在上、威严逼人和高不可攀的特殊人物。
那种一向塑造俄罗斯历史的基础本身正在改变。那种篡权夺位的年代就要结束。
私人和家庭生活的价值在俄罗斯也被提到了首位。“为上司效劳”仍是我们许多人努力的方向。但我们不再赋予它某种神圣的意义。对国家来讲重要的不是公民的效劳，而是公民本身。人们与国家头号人物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
由于一种被忽视的非理性的原因，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怪现象：一边破口大骂，一边不知为何又投“赞成”票。
人们对我都是说三道四的。我的星象是宝瓶座，恐怕原因就在于此。有人说我不善于同别人一道共事，说我只能在极端情况下生存。这是知识分子式的批评。还有一种是檄粗俗的指责：他汹酒，一喝就思维不清。别人对他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凡此种种。
出现这种令人气愤的事情的原因只有一个：可以推举任何人来取代叶利钦的位置。俄罗斯一直存在的社会与权力之间的巨大鸿沟消除了。俄罗斯人那种把人分成“我们”和“他们”的生活公式彻底不存在了。“我们”是指正常的、普通的、有喜怒哀乐的一般人。“他们”是指那些有权势的、富裕的人。“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他们”应有尽有。在“我们”与“他们”之间隔着一堵高墙。这就是权力之墙。
我们就是怀着这种奴隶的心理生活了很久很久。如今突然明白了，这座高墙已不复存在了。在克里姆林宫那里也有“我们”这样的人。
这些年里在俄罗斯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人们不需要身居克里姆林宫内的抽象政权，成为国家头号人物的人应该是被人理解的人，受到监督的人，听取社会意见的人，他应该倾听别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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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给别人送礼。每当过新年的时候，这种神奇美妙的景色把阴森的寒冷都变得暖融融的，此时，我总有——种奇妙的感觉。那些圣诞树、彩灯，还有礼花，全都大放异彩。我觉得，只有我们俄罗斯人才能体会到这种新年光彩美妙的景致，与那可怕的严寒、积雪、暴风雪形成鲜明对比。
这是对新生活的永久期待，它又神秘地与我们对改革会越来越好的朴实信念连在一起，犹如从前俄罗斯人相信革命者、相信革命、相信光明的天堂很快就会到来一样的真诚。大家都被这种“革命的音乐”迷住了，就像孩子们过新年那样陶醉。
我认为，这种对奇迹的执着期盼有助于俄罗斯的改革。人们不是简单地忍耐、而是也相信，即相信“改革”这个词。
“毫不妥协的反对派”就是在这点上大作文章：他们要推翻叶利钦集团，好像魔杖一挥就能出现一个生活富足、被人理解和生活平静的苏联，牛奶就会像河一样地流淌出来……
不管俄罗斯历史变向何方，牛奶还是流不出来。改革是一个痛苦的摆脱世袭创伤，同沉重的传统势力艰难告别的过程。除了痛苦之外，改革本身不会带来任何东西。
即使改革的最困难时期结束之后，也应寄望于自己，寄希望于自我精神与体力。
庞大的俄罗斯矗立于世界本身给我们打上了一种特殊的印记。我们完全受到这种广袤无限的空间的限制，并且完全纳入其中。
民族杂居、文化混杂、总是与别人攀比、总是看别人眼色行事，将成为俄罗斯人固有的意识。我不知道，这种状况还要持续多少年。自我封闭国家的这种永恒的情结是大自然本身和决定俄罗斯地位的人类历史赐予我们的礼物。
我们处在其他国家的各种各样的又很矛盾的利害关系的包围之中。俄罗斯一直保持着对自己周围空间的控制，并且在不断扩大这种空间。她竭尽全力。夺得越来越多的领土。同整个西方文明进行角逐，结果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受到了伤害。这种自我孤立的程度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
不应该毁掉和失去自身强大的能量。如今，在我国周围是一个过渡性的不稳定的独联体空间。谁也不想受制于俄罗斯。同时，谁也不愿失去俄罗斯的帮助。由于独联体国家具有的这种双重性、不协调性和不稳定的局面，使我们无法确定本国的国家安全构想。
对于周边安全的责任问题，我们不仅缺乏战略计划，而且连道义上的、甚至家庭式的计划都没有。我国各族人民(毫不例外的全体苏联各族人民)是有亲缘关系的人民。他们有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有着同样的经历、共同的文化，在战争中和斯大林恐怖时期都付出了牺牲。
不应该忘记这些事实，谁也逃避不了这些事实。亲缘关系是一种影响力很大的东西。它要求我们用完全另外的眼光看待周围世界。
总之，只要我仍还未认清自己在新世界中的地位，这种“俄罗斯综合症”就会一直困扰着我们。从前，困忧我们的是完全可以解释的那种羞耻：苏联潜在地威胁着文明国家大家庭。现在苏联没有了，俄罗斯不会威胁任何人。而现在我们感到羞耻的是，我们如此之大而又忙乱无章，不知道将走向何方。一种空虚的感觉困扰着我们。实际上在俄罗斯面前只有一条路，就是成为和平的保障。也就是要成为一个“大人物”，不仅在街上不同任何人发生冲突，以免造成伤害，而且要看得高一些，保护自己身边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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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将是俄罗斯的新总统，现在还难以预测。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他将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人，认出身年代来讲是战后时代的人。他接受的是另外一种教育，具有另外一种阅历。在共产主义口令代和后共产主义时代当过官的领导入将一个个退出舞台。
最终应当承认这样一种事实：俄罗斯对民主的理解很差，不仅由于某些重大的历史原因，而且还有一些老生常谈的原因，即认为新的一代无论如何不能掌权。
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在我们所有人身上都表现了出来。我不是谈我自己，我的事大家都清楚。我十分沉痛地摆脱了共产党的那一套。可是，在俄罗斯，几乎所有的中层官员都来自共产党的执委会办公室。
知识分子、中产阶级都伯与极力沾边，怕与政治沾边，不愿表明积极的社会立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自我牺牲精神、奉献和开拓精神是很强的，而于实事的愿望却很差。从政的知识分子都是那些虚荣心强的人，有的人又自命不凡。
俄罗斯政坛期待出现一批新的领袖人物，他应是有头脑的、受过良好教育、思维健康的年轻人。新的一辈座尽快走上前台。停滞时期出身的领导人能“经受打击”，这一点固然重要。但他们完全不具备思维敏捷的素质，也没有快速抉择的能力。这洋我们就会一事无成。
我迟早是要离开政治生活的。我要按规定的程序和宪法的规定，合法地离开。我确实想创造一个政治家正常地、文明地、平静地离开政治生活的先例。
在俄罗斯，从来没有谁是自动放弃权力的。尼古拉二世退伎是由于两次革命。所有共产党领袖们也都不是自愿退位的。我力图弄清俄罗斯政权中的这一特殊现象，问题何在呢？我们为什么长期固守这种陈旧的原则—一仅仅是因循守旧和社会缺乏民主吗？给了你极力，你就得抓住不放，千方百计地攥住极力。地位高的就可以欺压地位低的入，在莫斯科比在州里要好，在州里要比在县里好。在城市里又比在农村好。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垂直的生活结构。俄罗斯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大家都想往上爬，都想爬到最高点。高了还想再高。爬到了上面，地位倒是很高啊！从上面下来的路就没有了。
但是，到本世纪末，这一基本特征将会改变，但不是一下子就改变得了的。俄罗斯精神力量已根深于她的文化、城市和各省之中。也正是在这些地方将很快地生长出新的生活模式。否则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政变接一个政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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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清楚地感到，与我1990年出版的第一本书《我的自述》相比，此书将是另一种命运。读者将会以完全另外一种感情接受此书。也可能更冷淡，甚至可能更仇视。
第一本书以描写同共产主义制度作斗争为主要内容。读者从中找到了对一些问题的答案，如这一斗争的结局怎样？能否把战胜共产主义的希望寄托在这样的人身上？将怎样发生这种变化？
你看，共产主义体制垮台了。
从写第一本书起发生的事不仅是这些。在短短的2—3年内，俄罗斯向不明确的方向飞跃了一大步。
而现在使读者感兴趣的完全是对另外一个很平常问题的回答：究竟何时才能不再使我们受到动荡？我们很久就开始受到强烈的动荡了。我们的精力已到了极限。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没有这种动荡不行吗？能否采用某种更轻微的和更缓和的办法消除共产主义？能否不用承受心理震荡、不搞旷久的政治斗争、不冒风险去消除共产主义？甚至提出是否有必要消除共产主义？
我了解提出所有这些问题的由来，稳定、巩固、保守(褒义的理解)在我国生活中的意义目前正与日惧增。戈尔巴乔夫当政后期笼罩社会的欣慰、幻想、浪漫主义激情已踪影全无了。
从这种幻想的世界转变为现实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必须实现这种转变。
我一再重中：我会很冷静地对待社会对政治和经济稳定的渴望心情，我也会很冷静地对待那种愤怒综合症，任何平凡的政治家包括俄罗斯第一任总统也会怀有这种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