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便说说，前不久惧乐部成员中出现了第一个外国成员，他就是哈萨克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他非常喜欢我们这里。依我看，他如此醉心于这一思想，甚至想在他们国家也建立一个类似的组织。
我希望“总统惧乐部”100年后也像现在一样如此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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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在谈及如此重大的政治事件时，回忆起这些不重要的事情呢？这不仅因为我想打破“专横的”铁腕人物的老一套，而且想让读者自己去分析这件事。
我早已发现，在一些可怕事件发生之前，有时会有一段出奇地平静和无忧无虑的时光。这时根本不愿去想坏事，平静成了精神、甚至整个机体的需要。看来，自然界有某种神秘的东西——大自然有先知先觉一切的本领，直线的、一往无前的时间对它是无能为力的。大自然准备让我们去经受突然的考验——安于现状，并使之软弱无力。而不幸……它永远是不测的。
比如1991年8月和1993年8月就是这样的。我明知面临着重大的决策和“激烈的”政治事件，而且这个政治事件是躲不过去的，可我的心情还是绝对地平静。我的情绪坦然而轻松。
我想出的“总统俱乐部”，多半就是为了一个目的，即向自己和别人证实，人的适当的正常生活仍在继续。这种生活有痛苦，也有欢乐。不应当只是发生冲突，还应当有交往。
于是我怀疑，这个时候社会上形成的大概也是这样的情绪。在莫斯科那里发生什么事和什么斗争，让它们发生去吧，只要不干扰平静的生活。类似这些事情我经常读到和听到，我对这种状况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这是一种明显表现出来的政治幼稚病；另一方面我们也该是平息的时候了。经常的过度激动和紧张(两年来，政治家一直使国家处于这种状态)——这是否有些过分呢？我敢肯定，无论怎样，对莫斯科闹事的冷漠毕竟是一个好的迹象。社会怀念安定的生活，人们想要正常的节奏，即使它是枯燥无味的、艰难的，人们想要合理的常规——某种可以判定方向和选择道路的坐标。
我想可靠地维护和保障这种稳定的趋势，我不接受那种政权对抗创建稳定的说法。199；年8月的晴朗明媚天空是靠不住的和没有希望的。
代表大会不久就要召开，又要爆发新的闹剧。激烈地燃起新的欲望。又无暇顾及经济，又无暇顾及日常的事务，又得保持边缘线上的平衡、去试图保住正在崩溃的政权。谁也不听谁的，这已经成了无法容忍的。
夜间絮语
我从学院毕业时成了预备役中尉。现在已经有了上校的军衔，在装甲坦克部队呆过。按照已有的惯例，在学院学习时，夏天我们去军训，我被任命为坦克指挥官。
最困难的是夜间驾驶，那时我通常不是坐在坦克指挥官的位子上，而是坐在驾驶员的位子上。坦克高速行驶，四周一片漆黑，不能开前灯，否则敌人会测定坐标的。既看不见前面的行人，也看不见身后的人。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行驶在沟壑纵横的地方和土路上。
记得有一次军训，我在一个水沟处稍微拐了一下，坦克几乎就垂直地栽了下去，惯性使我们飞出好几米，掉入水中。水是冰凉的，应该说，在黑暗中这是一种“最好的感觉”。我加大油门，想爬上对面的坡，竭尽全力地踏下油门板，因为如果我们停下来，那就完蛋了，坦克一灭火，就会沉下去。然后你就费劲往出爬吧。
我一直给着油，坦克隆隆地响着，履带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亲爱的，来，让我们钩住一个东西，往前走，向前进。我终生铭记着那辆轰鸣的、束手无策的坦克。
终究爬上来了，全身也湿透了。我们坐着，等着首长到来，他一定会处分我们。我们以为会被拘留10天。结果，没什么，甚至感谢我们没有表现得惊惶失措，有这样的事……
第九章 艰难的秋天
总统日记
1993年10月3日
清晨，我驱车前往克里姆林宫。一种不安的感觉彻夜困扰着我。白宫虽说被民警和特种警察包围着，但它毕竟对莫斯科构成可伯的威胁。
每当我作出某种重大决定，从不再让一些愚蠢的想法所困扰：不妨换一种做法，或许会有别的结果。这是毫无益处的自寻烦恼。决定一旦作出，就别无选择。只能不拆不扣地去执行它，尽力干好，干到底。以前一直是这样。例如，我从未因在10月中央全会(1987年)上的那次发言懊悔过。不错，我难受过，苦恼过。但绝没有被动摇折磨过自己：如果我不登上讲台，我的一生会怎样呢？我作决定时，就如同要往水里跳一样。我不想分析，这是缺点还是优点。
而这一次，似乎在我一生中头一次在脑海里闪现了这样的念头：我究竟做的对不对？是否还有别的方案，能否换一种做法，我是否用尽了一切可能？……俄罗斯对没有法纪的状况已感到厌倦。而第一个全民选举的总统却要违反法律，即便这是不好的、荒谬的，以致使国家陷入崩溃边缘的法律，但这终归还是法律啊。
我把所有的事件一小时一小时、一天一天地向前理了理，试图弄清楚，我是否犯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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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初。我已作出了决定。对此无人知晓，甚至我周围的工作人员都猜想不到，我已作出了原则性的选择。这佯的议会在俄罗斯再也不能存在下去了。
我知道，泄漏情报是不允许的。对于好斗和正在作垂死挣扎的最高苏维埃来说，总统要解散议会的情报可能成为放到火药桶跟前的火柴。议员们只要能继续执政，他们将不惜挑起任何流血事件，而且不管多大的牺牲都无法阻止他们。
解散议会的命令首先需要法律上的保证。我接通了维克托·伊柳辛的直接联系电话，请他来一趟。在我脑子里已想好了下一步行动的方案和命令的大致提纲。
我请伊柳辛上楼到我这儿来。这意味着我即将启动整部机器。现在，业已调整好的专家班子将着手工作。当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正从2层到3层我这儿来时，还有一分钟，我还可以把这一切停下来。但我根本没有出现这样的念头。伊柳辛进来了，我只用几句话就确切简明地交待了任务，并细心地观察了一下对方。和平时一样，他显得很平静。似乎他接到的任务是起草一份为明年冬天准备饲料的命令。他提了几个问题：吸收多少人参加这项工作？他们可以对文件的实质了解到什么程度？用多长时间起草命令？我回答说：人数要最少，他们分头单独工作，任何人都不应了解文件的实质，期限是一个星期。他点点头，走了。工作即将开始。
在9月最后的日子里，所有的会晤、谈判、外出视察都要依照即将拟出的命令由我亲自审定。许多事情早在7、8、9月份就预先作了安排，有些安排我推迟了，有些事却不能取消，而且我要利用这些早已拟定的措施，更好地为以后的大事作好准备。如在原定的日程表中，曾计划视察塔曼师和康捷米罗夫斯基师。我早就答应过帕维尔。格拉乔夫，到他的精锐部队去看看。当着手起草命令之后，这次视察对我来说就有了新的意义。无论我和战士们谈话时，还是在观看分队出色的军事表演时，以及演习后和军官们会见时，我都一再向他们指出即将有重要大事发生。并问他们：“你们将如何行动？你们将采取何种态度？”当然，我不可能明确地对他们说什么。然而，我已清楚地，可以说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将支持我。不会有背叛。
一个星期以后，命令已起草完毕。在最后阶段，我批准伊柳辛吸收总统法律助理尤里。巴图林参与起草文件。我曾怀疑。是否值得这样做。这倒不是因为我不完全信任他，而是想让尽量少的人家受过重的情报负担，特别是如此重要的情报负担。据我所知，在计算机里有—个专门的系统，它能够保护机器免受多余的、不需要的信息的干扰和破坏。人们为什么会产生心绞痛和失眠，就是因为获取了大量的消极信息的缘故……
但是。出现了一些重大问题，解决它们需要有专门的法律知识。于是我让尤里·巴图林参与此事。他和以前一样。精确而内行地完成了自己那一部分工作。
我这里又产生了与宪法法院及其在颁布命令之后的地位有关的一些问题。当我第一次向伊柳辛谈及命令的一些要点和与宪法法院有关的问题时，我是这样说明的：在选举新的联邦会议之前，宪法法院停止开会。此后，经过长时间的思索，我明白下，如果我不是禁止宪法法院成员聚会，而是建议它在新的立法机关选举之前不召开会议，那么，表述就更准确。这样，措词缓和，宪法机关也不会感到难堪，而我又完全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此后。就凭着法官们的良心作出选择：要么放弃政治争吵，要么在政治争吵中积极地站到最高苏维埃一边去。
总统日记
1993年9月12日
星期天，12时。在克服危机的道路上，还有一个，也许是最重要的关键性的因素：我吸收自己最亲密的战友参与这项工作，我邀请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内务部长叶林、代理安全部长戈卢什科和外交部长科济列夫到莫斯科近郊的老奥加廖沃别墅来。实际上，除了总理之外，战略领导班子的所有成员都聚集到这里了。当时，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正从美国启程回国，他在那里已结束了对美国的正式访问，我约定第二天早晨11时与他见面。
他们是否会支持我？如果某个人不同意，怎么办？反正已没有退路，我之所以要解散议会，并不是因为它使我厌烦。而是这个最高苏维埃已变成了最强大的破坏力量，它已构成对俄罗斯安全的威胁。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不走这一步。然而，走这一步的代价是什么呢？很多事情将取决于这个星期天聚集在老奥加廖沃的这些人的立场。
维克托·叶林。我信任他，就像信任我自己一样，我知道，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对他这样一个实力部的领导人来说，已经难以忍受了。民警机关也被搞得很紧张。一些苏维埃，特别是那些势力强大的地方苏维埃一直企图把民警机关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我是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认识维克托·费多罗维奇这个人的。例如，他曾向我展示自己的战士在演习时取得的成就，这是令人愉快的时刻。也有令人心情沉重的时刻，那是在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斯科科夫和鲁茨科伊在巴兰尼科夫的积极支持下曾提议让叶林辞职。当时，我曾激烈地反对解除叶林的部长职务。他才刚刚工作4个月，况且犯罪增多，也不仅仅是叶林一个人的过错。把一切罪过都推在部长一个人身上，至少是不公正的。当时，叶林受到了严重警告。此后不久，我又有机会进一步熟悉他，这时我发现他是一个深透、有头脑、并且极为诚实的人。我更不必说，他在民警中很受敬重，更不用说他的专业技能。总之，他是一个十分出色的人物……
帕维尔。格拉乔夫。近几个月来，我同他不止一次地讨论过国家陷入的那种僵局。格拉乔夫深信，这个最高苏维埃早就该解散了。在这些谈话中，他不止一次地劝我更坚决一些。他说，我是白白地拖延时间。我回答说，问题不在于坚决不坚决。而是要考虑解散议会所要付出的代价。无疑，解散议会的决定，一定会得到国防部长的全力支持，对此我毫不怀疑。从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那种具有战斗性的精神状况来看，我感到，他已猜出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聚会，并为采取的步骤而高兴。
安德烈·科济列夫。这又是一个我所信任的人。大概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好斗的、充满沙文主义情绪的议会给俄罗斯的国际威望带来多大的危害。最高苏维埃甚至都不想把自己打扮成和平的爱好者，在这一点上。还不如共产主义停滞时期。那时，有些人至少还装作赞成裁军，主张为世界和平而斗争，等等。而这些代表毫不掩饰地在大多数问题上与国际社会相对抗：如在南斯拉夫冲突问题上，在俄罗斯与波罗的海各国的相互关系上，不妨再回忆一下最高苏维埃关于黑海舰队的声明……。如果最高苏维埃中这伙90年代的新共产主义者掌握俄罗斯政权，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只要想像一下就令人不寒而栗。
尼古拉。戈卢什科。我对他了解不多。他具有一切道义上的权利拒绝接受我所提出的使国家摆脱危机构那个方案。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况且戈卢什科还只是个代理安全部长。我们这是把他拖进一个复杂的事件之中，而且完全可能，解散议会的决定与他的政治观点和处世原则是相矛盾的。我不知道他会有何反应。但这也许是件好事，因为又有一次机会使我在危急的时刻考验一个人。我很快就会清楚，我们将有一个新的安全部长，还是我不得不选择另外的候选人。
在我们互相问好人座时，在我脑子里闪过上述想法。令人紧张的沉寂终于出现了。
“先生们，我把你们召集来，是为了通知你们……”此时的情形很像经典作家通常开始讲话时的样子……。此时我还能告诉他们什么呢——不外乎很不好的消息，或者相反，是他们期待已久、能帮助他们解开死结的消息？毕竟是不好的、令人心情沉重的消息。因为已没有别的出路了……。
我的开场白不长，因为不用我讲大家都清楚国内正在发生的一切。我宣布，我已决定解散最高苏维埃，因为它的活动正构成对俄罗斯安全的威胁。我想请大家熟悉一下命令草稿，随后就开始大声宣读(草稿只打印了一份)，我读得和缓、平静，而且很慢，为的是让大家深刻理解命令的涵意。读了10分钟，就完了。然后，每个人都表示，完全同意我即将采取的措施。戈卢什科也没有动摇，没有犹豫不决。安德烈。科济列夫缓和了一下气氛，他低声严肃地说：“我有一个重要建议。我不同意其中的一个原则性意见，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大家都困惑不解地看着他。他继续说：“本来早就该发布这样的命令。”我们都露出了微笑。不错。严格地说来，他是绝对正确的。
我规定宣布命令的日期——9月19日，星期天。接着，我提出了下一步行动的总体计划。20时电视台转播我的告人民书。捷尔任斯基师所属各部队在这之前应进驻莫斯科，并控制白宫。星期天，白宫应空无一人，不能出任何问题。看来，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将会发布某种声明。并在几处住宅里召开记者招待会，但重要的是，使他们无处聚会。对城市的威胁来自白宫。那里，武器堆积如山。占领白宫之后，我们就解决了以下几项任务：被解散的最高苏维埃将失去协调反对派一切活动的司令部和中心，被解散的代表大会不可能再召开。没有白宫，他们将变成一小撮夸夸其谈的演说家，而在整个莫斯科，600人算什么，谁也听不到他们说什么。
这是最初步的计划，部长们应在一昼夜内对它加以修订，如果需要做某种修改，还由这个班子，再加上总理，一起磋商。解决所出现的问题。
到此，我们告别了。这一天，我还和米哈伊尔·巴尔苏科夫和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进行了交谈。这两个人也是参与未来行动的关键人物。
第一阶段结束了。严峻的日子开始了。
大概，这是我一生中最严峻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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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在俄罗斯避免“黑10月”的发生？能否找到和平的妥协办法使我们走出死胡同？我曾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并多次回答记者、亲友、熟人和生人提出的这些问题。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但我想提醒一下，在这以前，我们丧失了多少次“和平”解决的机会啊。我提议，可更换政府首脑，结果代表大会选出了切尔诺梅尔金。以后又成立调解委员会。没有得逞的弹劾证明，对抗的道路走不通。4月份的全民公决又一次清楚地表明人民支持谁。最后，召开了有很多代表参加的制宪会议。还打算在代表大会上通过宪法。
后来，哈斯布拉托夫下令暗中破坏制宪进程。他的几次声明清楚地表明，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将会有一场新的歇斯底里叫嚣，出现又一轮与总统的争斗。
对我来说。重要的只有一点：政治稳定，目标明确。别再玩弄法律了。对所有人来说，只能有一种法律。对所有人来说，也只能有一个政府。俄罗斯已经受不任在代表大会上的更大争斗，俄罗斯的一个新斯大林正向我们走来，他想把这场知识分子的民主喧闹引向服从于自己的需要。有鉴于此，我选择了自己的稳定方案。
总统日记
1993年9月13日
星期一上午，11时，我在克里姆林富会见了刚刚从美国回来的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他向我讲述了自己这次正式访问的结果。我没有打断他，虽然在这一时刻我想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他一讲完，我就立即把他拉回到我国现实生活中来。我向他通报了已作出的决定，讲述了在老奥加廖沃别墅的那次谈话，并把4位部长已签署的命令草案交给他看。读完之后，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大笔一挥就签了名。
在关键时刻，切尔诺梅尔金将和我站在一起，对此我坚信不疑。但他如此沉着坚定地对待这些消息，而且在行将到来的大事中他又是主角之一，这不能不使我深为敬佩。同我站在一起的是一位真诚、坚定、刚强的他走了。我在克里姆林宫继续过着平常的一天。12时，我会见了谢尔盖。菲拉托夫(我决定让他稍后一点再熟悉情况，因为主要的工作将在发布命令之后，暂时还可以让他处于轻松状态)。我们谈了星期六将要召开的联邦委员会会议。13时，和芬兰总统科伊维斯托先生进行了预先约定的电话交谈。接着，先后会见了科学院院士奥西波夫和对外情报局局长普里马科夫。然后，又接见最高苏维埃副主席阿卜杜拉季波夫。就我的工作来说，一个接一个的会见，难免是从一个话题转入另一个话题。这是习以为常的、紧张的、充实的一天。
次日，星期二15时，召开了总统委员会会议。我特意把它安排在这个星期。对我来说，解散议会的方案在这个强有力的首脑机关内部如何“运转”至关重要。当然，我没有向他们宣布已作出的决定。然而，由于在当时的气氛下已隐隐约约吹过类似的风，所以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建议总统委员会成员考虑一下这样的方案。我请他们表明自己的态度，“赞成”，还是“反对”，并设想一下今后国内事态的发展进程。
现在，我已难以准确地回忆起那次讨论在我内心里究竟引发了什么。大约，是一种不满的感觉：第一，我本来期待着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大的支持。第二，我认为，他们应该更深入地分析一下解散议会后的社会状况。尽管如此，这次谈话对我来说还是极为有益的。在某些问题上，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而有些建议促使我对以前认为不十分重要的细节给予了应有的注意。
在一周之内。我几次会见即将采取的“措施”的主要参加者。因为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从具体方案到涉及全局的一些问题，如未来总统令中各项规定的实施机制问题。最可怕的是，所颁布的总统令未能执行。还应解决，如何对付那些拒不承认总统令的地方苏维埃以及宪法法院的决定(至于它将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对我们之中的任何人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等等，等等。
9月15曰，星期三，又举行了一次协商性会议。安全委员会会议把参加筹备“非常行动”的许多领导人也纳入执行我的计划之列。会议是内部的，我甚至要求不要做速记记录。所有第一次得知我的建议的安全委员会成员都支持这一决定。已启动的机器加快了运转。
而到了星期五，几乎一切都突然停了下来。我指定这一天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会上，我们将审定最后的细节。我请实力部门的部长们分别报告一下他们对形势的看法。突然，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建议推迟原定于星期日发布的告人民书和从此时开始实施的解散议会的命令。他们建议把日期改在下一周的周末。
大家提到的主要理由是，9月24日将在莫斯科召开独联体国家首脑会议。如实施总统令，这次会议可能无法如期举行，各国领导人也将不能来莫斯科：这必然会严重损害俄罗斯总统的威望。其次，显然已经走漏了消息。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已获悉主要情报，即解散议会的命令已拟妥，并决定于星期天宣布实施。他们虽不知道细节，而且正处于慌乱之中，但计划的要点他们毕竟已经知道。因此，那个要求于星期日占领白宫、并使其变成既没有工作人员、也没有人民代表的空荡荡的大厦的计划现在必须改变。因为，星期天，哈斯布拉托夫必会把自己所有的支持者都带到那里，白宫将变成一个堡垒和抵抗中心。决不能给他以这样的机会。应该让他们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他们已聚集起来准备抵抗和斗争，但是他们却没有抵抗和斗争的对象。
在这次会议上，突然有人说，9月19日对于宣布这样的决定并不是最佳的日子，因为它和“8·19”太相似了。或许改到9月26日做这件事更好一些。这个日期不会引起任何不健康的联想。
我同意改期，但不是推后一个星期，而是推迟两天。21日20时，我将通过电视宣读告人民书。这是原则性立场，决不能再推迟。近几个小时还应仔细考虑一下如何削弱白宫的影响。
我最担心的事发生了。白宫愈来愈变成对抗总统令的中心。我请叶林、格拉乔夫、戈卢什科、巴尔苏科夫立即依据新的力量配置情况寻找占领白宫的机会。我提的主要条件是，我们不能有任何牺牲。如果这不可能的话，我们便改变策略：让他们在白宫呆着吧，我们将不再理睬他们的什么会议和代表大会。
我看到，这次紧急会议的参加者都心绪不佳地走出了我的办公室。总统办公厅主任菲拉托夫刚刚得知总统令的内容和所确定的策略，对此他感到十分震惊。
星期一，菲拉托夫的激动情绪平静下来之后。他来见我。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一位沉着、稳重的人，不管什么事都很难使他失态。但这一次，他却用激烈的言辞说服我放弃这一计划。他说。任何人都不会支持这一命令，我们必定使自己陷入与俄罗斯所有地区都对抗的境地，西方国家也不会支持这种反民主的解决权力冲突的方法。这样，我们在国际上将陷于彻底的孤立状态。
我让他把话都说出来。我甚至感到高兴，因为他能把这一切都告诉我。能听到“反对”的理由，尤其是听到最亲密战友的反对意见总是重要的。令人欣慰的是，他不怕把自己的反对理由都说出来。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一位聪明、正直、工作勤勤恳恳的人，我对他怀有好感。但我感到，他现在对国内政治形势缺乏认识。他跟不上形势，仍停留在我过去所处的那种妥协退让的阶段。我对他向我所谈的一切表示了感谢，但同时再一次肯定，9月21日我将开始行动。尽管他采取特殊的立场，我还是请他参与实施总统令的工作。到此，我们就分手了。
但我要回过头击说。开过紧急会议之后，就匝考虑下一步如何行动。我不明白，情报是从哪儿泄露出去的？……当然，越接近紧急行动时期，由于行将采取的行动规模很大，投入整个计划或参与筹划某些细节的人数必然越来越多。戈卢什科已让自己的部分副手了解这一计划。叶林和科济列夫也必然会这样做。还应考虑到，刚刚被解职的前内务部长巴兰尼科夫和第一副部长杖纳耶夫显然会与自己以前的部属继续保持非正式的联系。情报多半是从这两个部门泄露给鲁茨科伊和哈斯布拉托夫的。其实，猜想已没有意义了，应该拟定新的行动计划。
如果白宫继续控制在解散了的议会手里，我们的行动策略就应考虑以下情况：看来，他们将召开代表大会，宣布弹劲我，然后鲁茨科伊出任总统。接着，他们将紧急组成自己的“政府”，好斗的伊奥纳·安德罗诺夫将成为外交部长，而安全部长可能是萨日·乌玛拉托娃，她早就梦想着得到机会惩治那些“摧毁苏联”的人。但这只能是白宫的总统和白宫的内阁。这场政治滑稽戏在俄罗斯是不会得到支持的。
这就是说，应主要寄望于人们在选举过程中表现的极大热情。9月21日之后，开往新的12月选举的列车将加速前进。那些呆在白宫的代表将面临非此即彼的抉择：要么从自己的“保险箱”里走出来，加入正常的选举前的斗争，要么继续呆在那里，等待从俄罗斯的政治生活中永远消逝。然而，他们已那样习惯于“代表”这个词，那样喜欢通过各种法律，过惯了舒适的生活，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却乘着社会提供的交通工具免费到各地游逛，他们连两个多星期的隐居生活都忍受不了。他们会四处奔波，去选举委员会登记，搜集选票，竭尽一切努力再次当上代表。
我一直反复对自己和所有积极参加实施总统令的人说，我们只能运用和平的手段。不能发生任何冲突。为了避免牺牲，为了不使任何一个人的生命成为所必须采取措施的代价，我们事先应该设想一切可能的方案。
周末，在克里姆林富开过联邦委员会会议之后，我决定离开莫斯科，以便摆脱这些天来的紧张生活，哪怕能轻松一昼夜也好。
行前，我和内务部部长叶林已说好，那些准备参加星期天行动的警力应在星期六和星期天在莫斯科开展一次打击犯罪行动。内务部工作人员在所有的车站、机场和首都的一切“热点”地区采取了一次突击行动，并捕获了不少犯罪分子。
总统日记
1993年9月19日
我和格拉乔夫、巴尔苏科夫、科尔扎科夫一起去了市郊的“罗斯”府邸，想在紧张日子到来之前尽可能丢下工作，在森林里走走，呼吸一下莫斯科郊外秋天的空
晚上，吃过晚饭以后，帕维尔·格拉乔夫和米哈伊尔·巴尔苏科夫之间发生一场激烈的争论。据我所知，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是一位沉着镇静、有自制力，甚至可以说是一位心肠软的人。但他突然愤怒地向格拉乔夫证明，实力部门根本没有为实施即将发布的总统令做好准备。他说，大家的出发点是，我们用不着采取强硬措施，一切都会和平、顺利地解决。如果我们能在第一天就顺利地占领白宫，那简直好极了。但我们应尽一切努力，力争一宣布命令就立即拿下白宫。接着，他大动肝火地问道：如果不顺利怎么办？有谁现实地估计过今后几天内白宫将构成多大的威胁了吗？军事专家们制定的行动计划在哪儿？当实施总统令时，如果某部队站到了议会一边，或者民警机关无法维持住社会秩序，又当如何？可能发生的事还少吗？军人的行动没有经过周密考虑。应进行司令部演练，并制定好安全部、国防部、内务部、保卫总局等所属兵力和武器装备相互协同的种种方案。我们不应事后再对形势作出反应，而是现在就应预先估计到一切。最后，他气愤地说：“作为一个军人，我认为，我们并没有做好执行命令的准备！”
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竭尽全力才控制住自己。他同样不能心平气和地说话。格拉乔夫指责巴尔苏科夫简直对胜利丧失了信心，他带着这样的情绪最好不要参与这样的大事。他说，所有的人都对总统走这一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而军队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没有什么可怕的。白宫将是我们的，最后胜利也一定属于我们。
连我在场也未能使他们控制伎自己激动的情绪。我敬重这两位将军，但这一次，我也控制不住自己，为了制止他们争吵，我也几乎要喊起来。我很理解，大家的精神已紧张到极点。尽管如此，巴尔苏科夫的态度还是激怒了我，为什么现在——在距发布总统令还有两天的时候他还说这种话？！格拉乔夫是对的，带着这样的情绪最好什么也别干。
我甚至这样对他说：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也许。您现在确实需要休息一下，等一切结束之后，请您再回来工作。
巴尔苏科夫委屈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说，如果他能留在克里姆林宫，对事情会好一些，如果我同意，他想继续完成交给他的工作。我点头同意了。
大家在彼此不满和紧张冲动的气氛中不欢而散。
★ ★ ★
对于那些日子发生的许多事情，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知为什么几乎换了一种看法。
巴尔苏科夫的“哗变”。那时，我把他的行为看作是一种软弱的表现。而现在我认为，他那时已本能地意识到危险。作为安全部门一个有经验的军官，他预感到，事态可能被推向难以驾驭的轨道。他知道。这一切正在孕育之中。
确实如此，1993年秋天形成的局势是一步步酿成的。它孕育着失控、破坏和大规模恐怖活动，以及军队、社会和各地区的分裂。
我们这一代人的少年和成年时期是在和平时代度过的，战争已成为童年时代某种怪影和恶梦。全部生活一直笼罩在可靠的核恐怖保护伞之下，处在两种制度对抗的保护之下。这一切已印人人们的脑海，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已失去了对战争的准备。
不知为什么，我相信，我国所有最可怕的历史事件已成为久远的过去，今后也不会再发生。一方面，这是一种苏联式的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另一方面，说真的，在俄罗斯还能有多少内战、专制、革命和恐怖？但是，乐观主义终归是乐观主义，总还是应该作最坏的准备。这应成为一种规律。切尔诺贝利、亚美尼亚、第聂伯河沿岸、高加索“同胞”之间的战争，以及“8·19”叛乱，这一切对我们这些曾生活在这个平静国家里的人来说，都是严厉的警告。
还有一个可能造成灾难的问题——不会和害怕使用武力。以前，我们没有过应付动乱、紧急状态和地区冲突的周密行动计划。应该老实地承认这一点。而这样的计划只能在实际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制定出来。但在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实行大规模紧急状态的任何经验。
那么，既然没有计划，既然8月叛乱对我们来说是唯一的实例和俄罗斯全国规模的典型意外事件，由此就产生了病态性综合心理。于是，就对游行示威恐惧，不会控制街头的自发势力，由此便产生了我们对白宫实行赤手空拳的包围战术。用橡皮棒和盾牌去对讨冲锋枪、燃烧瓶、短枪和尖刀。
这里，再补充谈一下政治矛盾的症结。
总统表面上违反宪法，采取反民主措施，解散议会，但是为了使民主和法制在国家得以确立。议会看上去是捍卫宪法，却是为了推翻合法选举的总统，建立完全的苏维埃政权。当然我们就陷入这些矛盾之中！
为什么允许鲁茨科伊给各军区和大型军工厂打电话和挑拨国内战争？为什么给好斗分子和恐怖分子反对合法政权的机会？为什么让国家承受如此可怕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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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又进行了一次令人精神紧张的谈话，这一次是和菲拉托夫交谈，关于这次会见我已经谈过。我感到，越接近行动的时间，在克里姆林宫里、老广场上以及国防部内紧张的气氛就越浓。
截止此刻的事态是这样的：白宫领导人每时每刻都在等待命令的发布。9月18日，星期六，哈斯市拉托夫在议会中心会见了各级苏维埃的代表。这是一次货真价实的苏维埃女妖夜欢会，议长下流无耻的充分表演成了它的“壮丽尾声”。哈斯布拉托夫站在讲台上，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从我们总统那儿能得到什么，要知道，他是一个俄罗斯大老粗，在“这种馈况下(他意味深长地弹了一下自己的喉咙)”，任何命令他都可能签署。这种侮辱已不能强烈地打扰我，对仪长的狂妄行为我没有理睬。然而，电视报刊和社会舆论却反应强烈。他越过了以前他不敢越过的界限。这种事之所以能发生，或者是因为他已感到毫无出路，或者相反，他试图表现自己的信心和力量。
9月19日，星期日，哈斯布拉托夫发出号召之后，各级苏维埃的许多会议就从议会中心转移到白宫。略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决定利用各级苏维埃代表作为人墙盾牌。星期天，根据我们最初的打算，本应变空的白宫已塞满了人。到星期一，慌乱的活动仍齐继续。越来越多的人被召集到白宫。我一直想竭力避免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白宫变成了对抗总统令的有组织的司令部。
星期二早晨，我通过直线电话又一次同切尔诺梅尔金、戈卢什科、格拉乔夫和叶林通了电话。我只向这几位实力人物提了一个主要问题：现在对白宫该怎么办？是否还有可能把那些代表从那里“撵走”？我对他们施加了压力，让他们好好想一想。或许由特种部队来一次闪电式的休克突击，或许还有我们未来得及研究的其他方案？唉，在莫斯科中心地区留下这样一个具有爆炸性危险的策源地，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每一位部长逐一向我谈了自己的意见。他们的意见言简意赅，清楚明确，但这些意见并末使我变得轻松一些。我明白了：拿下白宫并非易事。应从这一事实出发来制定下一步策略。当然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在和每个人谈完话之后，我请他们所有人在12时都到克里姆林宫里来。他们都意识到了我的处境，但又不能提供任何帮助。
我再重复一次，当然不是这所大厦本身使我感到焦躁不安。现在我简直是几乎从肉体上感受到，我们面对着多么严重、复杂和危险的局势。我已清楚地看到了被人群包围着的白宫。从那里将会挑起冲突、破坏和战争。要避免这一切，只能去冒风险了。看来，还不得不在某些问题上寻求妥协，重新开始谈判，并在某些方面向最高苏维埃领导人作出让步。主要是，要避免流血，避免伤亡，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如此。
的确，这将是俄国历史上对苏维埃的最后妥协。再过几个小时，我将宣布解散议会。届时，苏维埃政权在俄罗斯将永远结束了。对此，我深信不疑。
……12时，会议参加者聚集在一起。大家都很紧张。当我请帕维尔·格拉乔夫发言时，他由于过于激动请求允许他宣读一下自己简短的报告。他从未这样做过，但现在却以坚定的口吻，开始大声地念他写在纸上的报告。接着、切尔诺梅尔金、叶林和新上任的安全部长戈卢什科都发了言。
由于事态发生转折。我们对我们的计划作了一些修正。主要变化，自然涉及到白宫。我们决定切断白宫与全市及政府的通讯联系，以便最大限度削弱议会对各地的影响。我记得，1991年8月切断政府电话联系是如何妨碍我们对重要问题作出决定。而无人注意、后来一直畅通的维克托·伊柳辛的电话对我们帮助很大。我请负责政府通讯工作的斯塔罗沃伊托夫将军尽快来见我。20时零1分，即开始转播我的告人民书之后，应该立即切断白宫内的所有电话。
经过简短的讨论，决定不在议会大厦周围部署特别密集的军人或警察哨卡。因为密集的封锁可能加剧呆在白宫那伙人的挑衅。任何军事分队和武器装备都未调入莫斯科。我认为，我们应采取这样的策略。不错，我们可以采取强硬的、坚决的、对等的措施，但那只是为了回敬白宫领导人的挑衅性违法行为。我认为，我们自己不应激化形势，不能以任何方式加剧紧张气氛。
我们散会了。我开始准备电视讲话。我指定在17时录像。到克里姆林宫来的电视工作者小组并不知道，正是将由他们来录像。只是到这里才通知他们要摄制总统的告人民书。他们是专业技术人员，对此并不感到惊奇，和平时一样，他们在克里姆林宫第4室布置好设备，安装好摄像机，调试好话筒。但是，看来他们还是感觉到，这一次不是摄制普通的告人民书。
与平时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总免不了出技术故障。当把我讲话的文本打入电脑后(文本应能显示在一个特殊装置的荧屏上，这个待殊装置使讲演人在读文本时不必向桌子上看，而是可面对摄像机镜头)，因装置出了毛病，文本在荧屏上怎么也显示不出来，而后来显示出来时，一行行字不按监控器的速度慢慢行进，而是以极快的速度一闪而过。工程师们忙碌起来，而这一插曲却消除了我的紧张情绪。这是常见的事。在首长在场和最关键的时刻，机器总坏。最后，一切都整修就绪。所有与录像无关的人都被请出了第4室。完全寂静下来。我看着摄像机，说出第一句话：“俄罗斯公民们！”。
我读完了告人民书。站起来向所有人表示感谢。电视台工作人员把摄制好的录像带交给了我的助手们。几分钟之后，有警卫护送的汽车向“奥斯坦基诺”电视台方向疾驰而去，预先赶去的维亚切斯拉夫·布拉金应在那儿拿到录像带。并在20时播出。
还有一个细节。我的新闻秘书维亚切斯拉夫·科斯季科夫请摄制组全体人员在20时之前不要离开克里姆林宫。领他们吃了晚饭，为了不使他们感到烦闷，还让他们随便消遣了一下。这些预防性措施现在看来也许是多余的，但在那时则是必要的。
在办公厅把命令的副本封上，按今天的顺序编了号，标上日期。它的编号为1400。而实际上，这一命令我在一个星期前就已签署。9月21日20时命令开始生效。20时整，机要交通应把带有命令副本的一揽子文件交到那伙人手里，其中首先是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佐尔金。他们的反应我是清楚的，但形式上的手续还是要遵守的。
我决定不在克里姆林富等到20时。大约19时，我叫来了汽车，离开了克里姆林宫。我是在家里看到自己的告人民书的。我觉得读得不那么流畅。但是，当我尽可能离得远一点看自己时，我觉得演讲还是成功的。
从这一时刻起，俄罗斯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将彻底清除70多年来积累起来的龌龊、虚假、伪善的最后残余。再作一些努力，我们大家将更轻松更自由地呼吸。如果我不坚信这一点，也就不值得干任何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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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陷入了对一些重大事情的思考。
一次次会晤、接连不断的会议，其中不少被我取消了。惶恐不安的感觉像滚动的雪球一样愈来愈大。没完没了的消息接踵而来。说什么白宫已被代表们控制。一切都不妙，不妙……。在这种时候，正如许多人建议的那样，最好是把作出最后决定的时间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拖下去，而拖到最后，或许就不用再作决定了。
但是，这样做将会永远丧失信任。我姑且不谈政治后果，只要看看例行代表大会之后国内开始的法制上的混乱就够了。但这纯粹是人为的因素造成的。在我周围，不只是一个由冷漠、死板的执行者所组成的班子。人们不会原谅这种回避态度和如此急剧的变化。应该走到底。
……政府的行为看上去绝非总是那么漂亮，从经济改革的实例中我明白了这一点。但这一次关系到某种政治局势。
围绕白宫局势所形成的道德真空不是偶然出现的，这里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
俄罗斯人崇拜强权政治的神话需要澄清。我们的全部历史就是：非此——即彼。不是完全的无政府状态，就是极其严厉的国家体制。所以，一个民主的总统将要采取断然措施，这一定是胡说。对此，人们不会理解，而有些人甚至会勃然大怒——“怎么会这样干？”
鲁茨科伊、哈斯布拉托夫、马卡绍夫急于填补真空。并且用的是同一个口令：“突击！进攻！”。
这样一来，他们在自己的判决书上签了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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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仿佛已处在一个新的空间和新的时代，没有出现任何特别意外的消息。我们事先预料到的一切几乎都发生了。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宣布召开代表大会。白宫从头几个小时起就成了抵制总统令的武装司令部。晚上，召开了宪法法院会议，自然是认定1400号总统令违宪。4个法官公开反对这一决定，这也在预料之中。
清晨，我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我想和他讨论两个问题：第一，免去维克托·格拉先科俄罗斯中央银行行长职务，并任命现任财政部长鲍里斯·费奥多罗夫担任此职。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相当坚决地反对我的提议。他说，格拉先科是一位银行家，他精通银行业务。政府和中央银行目前的相互关系使他完全满意。现在，已没有最高苏维埃，这种关系将进入崭新的阶段。而费奥多罗夫在自己岗位上的工作已经够多了。现在，这样一个强硬的、近乎带挑衅性的、像鹰犬一样看守着国家财政的部长是需要的，为什么要找一个新部长呢。
我同意了他的意见。这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因为他提出的这些理由，尽管这些理由是完全有根据的。我之所以同意。是因为恰恰是总理既要和中央银行。又要和财政部长打交道。我要是干预这些问题，就意昧着不信任总理，而且直接妨碍他工作。
我和切尔诺梅尔金所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关系列俄罗斯总检察长这位大人物。这位总检察长瓦连京·斯捷潘科夫砚已完全被哈斯布拉托夫所掌握。对此，全国已无人不知。斯捷潘科夫中人甚至也不掩饰自己在政治上和个人感情上对议长的好感。他们之间几乎已发展成朋友。他们相互扶持，相互奖赏。斯捷潘科夫授予哈斯布拉托夫第一号检察员证书。这就如同勃列日涅夫时代一样，那时通常是授予党证，而现在则盛行另一种风气。
正是斯捷潘科夫根据哈斯布拉托夫的授意阻挠检察机关对发生在“五一”节的大规模骚乱进行客观的调查。本来从事调查工作的小组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肆无忌惮的法西斯暴行是游行者挑起的，民警只是采取了自卫行动。但议长却要求改变调查结论，并撤换检察院调查人员。
还有一个情况迫使我严肃地对待这位总检察长大人。这就是他与雅库鲍夫斯基和“西阿比科”公司的关系问题。斯捷潘科夫对一些生意人提供了哪些帮助，究竟什么原因使这个年轻人与总检察长谈话就像同小流氓谈话一样——骂骂咧咧、蛮横无礼、厚颜无耻(报纸登载了他们谈话的记录)，这一切都是个谜。但瓦连京·格奥尔吉耶维奇对“季马”公司的某种依从关系，以及他无法摆脱与雅库鲍夫斯基的那种令他不快的交往，这些却都是事实，他无法掩盖。
切尔诺梅尔金的建议出乎我的预料。他决定保留斯捷潘科夫的工作。
老实说，对这种想法，我很不赞赏。但我之所以未能坚持撤换总检察长，是因为对这一岗位没有现成的人选。若是匆忙任命某个临时性的人物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则是不可饶恕的愚蠢行为。我认真考虑了一下，同意了切尔诺梅尔金的建议。同时我与他商定：如果斯捷潘科夫开始向哈斯布拉托夫献媚，帮助已被解散的最高苏维埃，他将立即被解职。到此，我们算谈妥了。说真的，我知道，舆论界将会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我也知道，我将面临着！？民主派进行一场多么艰难的谈话，看来，他们将指责这是一种背叛行为，说我出于政治投机而走上了不体面的妥协道路。但是，决定既然巴作出。它正确与否，时间很快会作出判断。
总统日记
1993年9月22日
13时30分，接见大厅里聚集了各实力部的领导人。我满意地注意到部长们已摆脱了近一周来的焦躁不安和过分激动的心绪。他们像忠实履行自己职责的专职人员那样，开始工作和办理具体事务。
我再次确定，我们将遵循唯一的策略：不理睬对方的挑衅，而要竭尽全力把工作做好，直到举行选举。以此我们在政治上使白宫处于孤立状态，借助内务部队把莫斯科的秩序控制起来。这样，主要的重任就落在叶林身上。一旦形势需要，便采取更为强硬的行动。军队应时刻作好进入首都的准备。
我同部长们告别后，动身去克里姆林宫。途中，我决定按自己的老习惯在人特别多的地方逗留一下。车队在特维尔广场停住了。我走下汽车，马上就被莫斯科居民团团围佐。“喂，怎么样，你们支持吗？”自然，这是我的第一句问话。没有他们的支持，其他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周围响起了令人鼓舞的高呼声，人们的脸上接着同情和理解的微笑，耳闻目睹这一切极为重要，就好像吸入了一口氧气一样。
我知道，某些人对我这种“到人民中去”的做法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这是浮华作风和故作姿态，并且说，这样一来他们就了解不到人民的意见了。我本人也清楚，他们确实了解不到什么。正因为如此，才设有一些单独的情报来源并通过直通渠道把信息直接送交给我。在与群众进行这种会见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看着许多人的眼睛，就能感受到他们的情绪、心态、痛苦和希望。而这一切在任何资料、密码电报和汇报中是绝对见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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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实际上，西方大国、东欧、亚洲、美洲国家的所有领导人和政府，以及第三世界各国领袖都表示赞成我在9月21日发布的命令中所提出的摆脱政治危机的途径。国际社会如此坚决而一致的立场对白宫盘踞者来说是一个出乎意料的打击。
我认为，已被解散的议会保卫者们所遭受的第二次同样沉重的打击是在9月24日星期四。这一天，所有独联体国家的领导人都毫无例外地来到了莫斯科。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甚至不由得对此暗暗地表示不满。
星期三和星期四，当机关工作人员通知我一架架载有国家元首的飞机抵达莫斯科时，我回想起同几位部长发生的争论。他们深信：在莫斯科形势如此动荡不定的情况下，拟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举行的会议必将开不起来。而我却坚信：会议将会如期举行，这是其一；其二，会议开得如此平静和有条不紊，这一事实又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它证明我坚定不移奉行的方针是正确的。
在我看来，这次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首脑会议是最有成效的一次会议。在这两年间，我们彼此分开了，大家饱尝了主权的滋味。但当时的举动是轻率的，在经济上是失算的和没有充分根据的。于是，我们自己又走到一起来了。已经无须对谁推一把了。
会上，各国元首都正式表示支持俄罗斯总统的方针。当然，也进行了多次单独的非正式会谈。实际上，每个人都认为有责任明确地就解散议会一事向我表明自己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对前最高苏维埃的评价绝不是外交辞令。官方文件上未必会引述这些话。我意识到，前联盟备共和国的国家元首无一例外都真诚地关心俄罗斯的命运。
这时，莫斯科白宫周围的形势已紧张到了极点。9月22日，大约21时10分，一伙武装人员企图占领列宁格勒大街上独联体联合武装力量总部大楼里的值班岗哨。携带冲锋枪的暴徒共有8名。他们解除了值勤战士的武装。司令部接到报警后，派来了特警部队。他们很快就迫使这伙暴徒逃离了大楼。在双方相互射击中，牺牲了两个人。下位是民警大尉斯维里坚科，另一位是无意中遇害的60岁的妇女。她住在大楼对面的住宅里。她听到枪声后，走近窗口，一颗流弹打中了她。她的名字叫薇拉·尼古拉耶夫娜·马雷舍娃。
这是白宫企图发动一场未经宣布的内战的第一批受害者。从任何观点来看——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军事战术上，这都是一次毫无意义的流血行动。在这之后，同前议会的对抗已开始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在这之前，白宫里的某些政治力量不愿意服从总统令，甚至想武装自卫，用武器装备自己的人员。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他们那时还打算以文明的方式同政府进行对话。他们召开代表大会，任命新部长，向各地拍电报，求助于宪法法院……。而在这一悲剧发生后，所有关于宪法法制、法律、人民代表关心俄罗斯人民等高谈阔论都变成了恬不知耻的滑稽戏。
白宫武装袭击军事目标这一事件说明：或是前议会领导人已控制不了局势，那里的实权已被武装的极端主义分子所篡夺；或是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决定试探一下政府对初次流血的反应。而很可能这两种情况在白宫里同时存在。
帕维尔·格拉乔夫在这天夜里下达了关于加强保卫国防部各种设施的命令。我同格拉乔夫、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以及其他部长们继续通过电话进行磋商。
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军队暂时不参与整顿莫斯科的秩序。和以前一样，主要重任仍由叶林和内务部承担。
在这之前，封锁白宫的措施纯粹是象征性的：任何想要去大楼的人都能进去，如果有谁对集会厌倦了，就可以回家或是去上班。但从9月24日起，维克托·叶林已下令用民警严密包围白宫。现在，只能从大楼里出来，不准任何人再进去。那里的电源和供暖已被切断，热水供应也已停止。从此之后，在这个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城市的中心，不允许再有堆放武器和因意识到要失去政权而发狂的政客们盘踞的场所。但是当时还没有讨论过关于如何突击和攻占白宫的问题。
与此同时，苏维埃大楼封锁圈周围已开始聚集许多人群。除了来自“劳动莫斯科”运动安皮洛夫式的职业游行示威者外，麋集到这里的只不过是一些具有好奇心和富于同情心的人。一般来说，都是一些容易激动的人。在莫斯科开始的这场前所未有的政治闹剧的前景本身就足以使他们兴奋不已。当发生强攻时，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只不过形式更加骇人听闻、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罢了。进攻白宫是形势所迫，我们不得不这样干。当时，看热闹的人群站在坦克周围、沿河街和射击区内，站在狙击手瞄准线内的房顶上。这究竟为什么？这个问题久久地折磨着我。我觉得，从心理上来说，是可以理解的。我看，人们甚至没有意识到会有生命危险。只是在事后才产生恐惧感，才会被目睹的一切所吓晕。而在刚开始时只觉得很有趣，甚至很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