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我提出的关于切尔诺梅尔金的问题，瞬间作出了反应，这说明他对这个问题早有所准备，即对整个谈话预先作了准确的估计。盖达尔说，切尔诺梅尔金会支持改革，他不会撵走已经组成的政府班子。在他的这些话语中确实带有苦楚的声调。
盖达尔告别后就去对报刊发表了谈话。
后来是同斯科科夫进行的一次艰难谈话。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是这样理解形势的：既然他获得了最多的选票，所以他就比所有的人更有权利成为总理。我对他说，考虑到我们的老关系，我要坦率地说，请理解我，现在无论如何不能当总理。因为您的名字与军事工业综合体有联系。简言之，我不能。看上去，他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这一点。他说，“这是您的权利”。
但他的面部表情还是暴露出他的内心活动，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的内心深处十分委屈。看着他真难过。这种谈话，大大地刺激了这个虚荣心很强的人。
最后轮到与切尔诺梅尔金谈话了。
他犹豫地同意上任……
即将出任的人 切尔诺梅尔金
我知道，西欧反动势力对切尔诺梅尔金出任总理反应十分冷淡，就像我们的报刊报道的那样，说他是典型的党务工作者。尽管他不单单是个党务工作者，还是一个走遍西伯利亚和乌拉尔的经济部门负责人。他这个人尝过苦难的滋味，况且不是从区委和州委书记的角度去品尝那些苦难的，我就看见过他在出差时深入煤矿和建筑工地，穿着一双泥靴子，踩在没膝的污泥里。他的这种工作真是不容易。
西方政治家非常关注俄罗斯发生的事，就连区区小事也不放过。在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几天，布什给我打来电话，请我不要轻易地放弃盖达尔和科济列夫。一些西方政府认为盖达尔是经济改革的保障。对我来说，这已经不是秘密。
但是，他们从西方以旁观者身份对形势的估计是一回事，这里的现实又是另一国事。盏达尔投机会通过代表大会当选。
在这种情况下，我把自己的选择落在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切尔诺梅尔金身上。
这好橡又是一个妥协型人物。又一次提出让大家都满意的候选人。直截了当地说，这种重新提名是以可悲的需要为条件的。
我们已经许多次地看到，这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但是我认为，这次，命运垂青俄罗斯。在这次，坏的期望没能实现。为什么？
首先，切尔诺梅尔金已来得及在盖达尔的政府里工作了一段。他对目前发生的事情规模有所估计，他不是从一旁，而是从内部了解了行动的逻辑性。他了解人们，因此能够保证最温和的干部换班，即政府成员中一部分人取代另一部分人。
其次。这并不是偶然的从上级来的提拔任命，也不像鲁茨科伊和哈斯布拉托夫那样的突然地青云直上。在此之前，他顽强地奋斗了一生。他清楚地知道，在他的工作中不应当出现错误，他要对自己的每一步都负责。
最后，盖达尔的改革保证了宏观经济的好转，即摧毁旧的经济。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不像做外科手术那么漂亮。相反却带有某种生锈的吱咳声，当带着肉撕下几块报废了的零件和结构时，则发生了断裂的现象。大概是实在不能换另一种方法。除了斯大林式的工业和斯大林式的经济(让之适用于今日)外，实际上不存在任何别的经济。旧的经济从一开始形成就必然要产生这种致命的断裂。从它的建立到被摧毁都是如此。
然而，盖达尔没有彻底弄懂什么是生产，尤其是什么是冶金工业、石油天然气综合体、国防和轻工业。他对这些部门的全部知识主要是理论性的。这种不平衡原则上是相当危险的。
切尔诺梅尔金懂生产。但是，如果他在宏观经济的形势下“浮了起来”，如果他失去战略，这将更危险，要危险100倍。何况切尔诺梅尔金面临着一项更复杂的任务：不只是保持住以前的经济发展的先后次序，还要实现盖达尔未来得及和未能做到的事情，即稳定纲领。
……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所表现出的人品，正是我所期望的：他原来是一个真正靠得住的人。他在任何一种关键和激烈的情况下都不让人陷入困境。我很欣赏他的干练、沉着的男子汉性格，也很乐意同他共事。
就是这个人，在国家的如此复杂和严重关头领导了俄罗斯政府，我认为这是最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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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七次和第八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日子里，我采取了一系列战术性行动，比如，把几位引起社会中各种不同政治力量不满和反感的人开除出政府，他们是波尔托拉宁和布尔布利斯。
……我曾经常和彼尔托拉宁讨论建立联邦信息分析中心的思想。波尔托拉宁热情坚持这一思想并准备亲自去实现之。
但舆论界认为，这是解除他的报刊信息部长的职务。我很快签署了建立这个中心的命令。很遗憾，根据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的建议建立起来的这个机构，没有维持多久。
布尔布利斯的情况也是不言而喻的。在我们的私人关系和工作中形成了一个真空。我建议他在国务活动的仕途上做一次间歇，思考一下，熟悉一下环境。
叶戈尔，雅科夫列夫的情况要复杂一些。他后来解释说自己辞职是为独立、自主，为他不属于那“一批人”而报仇。
雅科夫列夫的仕途升迁，首先应归功于改革。戈尔巴乔夫时代推举丁他和那个时期的其他许多人，比如，《星火》前任编辑维塔利·科罗基奇、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西耶夫、法学家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经济学家加夫里尔·波波夫，都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叶戈尔·雅科夫列夫曾是《莫斯科新闻》周刊的主编，叛乱之后，戈尔巴乔夫同我商量委派他去主持“奥斯坦基诺”电视台的工作。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12月下台，雅科夫列夫继续留任中央电视台台长职务。这个安排使我非常满意。我愿意同这位有独立主见的、性格坚强的、有才干的人工作，更何况他是在这种岗位上。
我用签署了关于撤销雅科夫列夫职务的命令的第一个方案，在措辞上颇费脑筋：就像在以往那些善良的时代一样，因工作上的混乱和在政治上对某个问题的阐述错误。我最气愤的是，因为一次广播，奥塞梯的领导人加拉佐夫就敌对地冲俄罗斯总统而来。这件事发生在联邦苏维埃会议上，其他共和国的领导人也齐声支持他。为同高加索自治州建立友好的事务联系，我们付出了多少精力啊！……后来只好改变措辞，当然结果不是很漂亮，但我突然明白，我不再改变撤职命令，决定在我的脑海里不知不觉地形成了，尽管表面上与雅科夫列夫没有发生过任何争执。
看来，这里指的主要是因1992年6月12日夏天强攻“奥斯坦基诺”而引起的、我所经历的那次精神震动。我懂得了既然围绕着电视台演了这么大一出戏，那么“奥斯坦基诺”几乎是一个“核电钮”。在这个“电钮”旁应安排一位另一种个性的人，而不是一位神经质的思想家。
当然，因为这一行动，我遭到了许多指责，尽管说实话，在雅科夫列夫辞职后，电视台的第一套节目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些电视连续剧，还是那个政治，还是那些广告。
唯一让我骂自己的是，没有找到时间更主要是精力去见见时戈尔·雅科夫列夫，同他进行正常的关心体贴的谈话。我对他个人还是很有好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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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次代表大会基本上把哈斯布拉托夫和佐尔金塞给了我。我没有把这次大会列入计划，也就是说“没有安排”。有一种磨洋工的感觉。
然而，第二个回合就是第二个回合，必须为自己的整顿、为自己的部长们、为补充的权力、为全民公决……而斗争。应当作出决定。
我又开始同代表们、各党团和政治运动的代表们会见。同“公民联盟”的会见是冷淡的。给人一种感觉，他们现在已经准备以实力的地位谈话，只是时间因索让他们有所收敛，时间有点尚早。还有一种对立的感觉，我就像小学生似地站在他们面前，数说着自己所犯的某些过错。
同民主党联盟的对话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甚至最尖锐的批评，在这里听起来都是那样的轻松、心平气和。对我来说，声调最重要。让人们批评好了，但这是值得的。他们把你看作人，而不是你的职权。
民主派的建议最严酷：不等代表大会的召开就解散全俄罗斯的苏维埃，实行总统制，当然，问题不能这么提出。国家目前还有足够的力量去要制止反宪法活动、战斗员的嚣张和红色恐怖。问题在于另一点，代表大会把我们带进了死胡同。怎样才能根据宪法摆脱这种困境？
再就是会见全体代表，这里不存在恶毒的语调、无礼和过激行为。来者进行了相当心平气和的交谈。
为什么代表们要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最后确定自己的选择，决定同哈斯布拉托夫走到底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是因为我的不成功发言吗？是因为他们觉得报刊上展开的反代表大会运动是有人授意的，从而引起逆反心理作用？还是因为哈斯布拉托夫善于用阴谋诡计把某些力量聚集起来？是啊，这里有第一种原因，也有第二种、第三种原因。
也许还有第四种原因。我们还是返回来谈谈第七次即前一次代表大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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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小男孩是怎么打架的：虎视眈眈地盯着对方的眼睛，双手往兜里一叉，镇静地把肩膀一极，显示着自己有多么大的潜力。但是，当我们逐渐长大时，却往往忘掉了院子里小孩们的道德标准中的另一个重要细节，这个细节在成人生活中是最有现实意义的。
在政治生活中采取实力手段是经常的事，也是一件危险的事。这些手段往往起不了多大作用，而且很容易削弱自己的力量。尤其是一摔门走掉的那种作法，如代表大会上有人每过一分钟就想一摔门走掉了事，天哪，实在让人无法忍受。
我讲过盖达尔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表现。这是绝对准确而意外的一步：代表大会在一分钟内就失去了政府的整个地盘，而且是全体人员。代表们自己把自己推下水。
……在第七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我被迫离开大厅，简直是强迫我这样做的。但这已经完全是另二个转折。
就决议的第2条和第7条即关于全民公决和授予总统补充全权的表决，代表大会绝大多数投票“反对”。这里出现了几乎一致的团结。
我所做的一切努力和一切尝试，都化成了灰烬。和平谈判已不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离开是很难的。结果是，你实际上被赶了出去。
当时本应当一直坐到最后，然后平静地起来离开，就像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一样，继续表决，表决。行动则是以后的事。当时，那些洋洋得意的微笑、坚信自己不受制裁的代表们偷偷地看着你或者眼盯盯地看着你时，很难作出准确的、相应的反应。简直想像不出，这是多么难堪的局面。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起初我还很轻松，整个神经系统调动起来了，甚至连呼吸也不知怎么变得轻松了。
看来，我生性不大善于耐心地等待和对付狡猾、隐蔽的斗争。只要情况一真相大白，我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大概是好事也是坏事。
然而，就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那一刻，我作出一个不正确的决定。
在突然地不顾情面地去迎接对峙的时候，我不应该退出大厅，当时没想过这一步会引来怎样的后果。
全体与会者都被吓坏了：下一步该怎么办？现在又该怎么办？是弹劲总统？还是立即将他撤职？
我好像觉得，代表大会立即分成了两部分。这将是一个直观的教训。
看来我的退离大厅有些太匆忙，我没有给自己的拥护者以时间去思考所发生的事情并对此作出反应，所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留下来坐在大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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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强者还是弱者？
在激烈的情况下，我通常是个强者。而在一般情况下，自然又往往萎靡不振，经常不像人们所看惯的那个叶利钦。
也就是说，我能有些愚蠢地、幼稚地失去控制……这当然是弱点。
我在有个地方读到过关于自己的报导，说叶利钦的弱点是，他自己给自己制造了障碍，使得他后来费了九中二虎之力才坚决果断地将之克服。
事情并非如此。是障碍本身找到我的，我永远不会去寻找它们……
勉强维持的和睦
第八次代表大会之后，我面临着严峻的选择：或者是总统变成一个有名无实的人物，国家的一切政权转交议会：或者必须采取某些措施消灭业已形成的不平衡。
以阿列克谢耶夫为首的总统委员会中的法学家小组，为我从法律上分析了所出现的政治形势。在国际实践中，这种逼和的力量配置发生过不止一次，摆脱危机的先例也有不少，戈尔巴乔夫算没有白谈论总统制问题。总统要么临时限制议会的权利，要么解散它。在新的选举之后，宪法将重新开始充分发挥作用。
……告人民书是我的几位最亲近的助手准备的。我想强调指出，正是这几位助手是把我的思想达到成文水平的人。一切最重要的决定都是我独立作出的。
发言稿起草人榔德米拉·皮霍娅和亚历山大·伊林、我的第一助手维克托·伊柳辛、谢尔盏·沙赫赖和总统委员会成员尤里·巴图林都帮助了我。
沙赫赖和巴团林签署了一份命令。我起草了一份电视告人民书的发言提纲。电视演说的录像定于21时播出。
在此之前，我与鲁茨科伊交谈过。我必须弄清楚他的观点，我率直地问，他对总统的这些坚决的强硬行动有何看法？鲁茨科伊坚定地回答说，早该这样。
至于安全委员会书记尤里·斯科科夫，他本人在私下交谈中不止一两次提出这个问题，他指着所掌握的侦探材料说，反对总统的阴谋是完全可能的，不能等待了，必须解散议会……
于是，当我签署了命令后，出现了某种间歇。
命令由伊柳辛发出。他态度坚决地建议我，在命令发表之前，还得让鲁茨科伊和斯科科夫签署。我问：“为什么？”他回答：在这件事情上不应当有漏洞，要采取负责任的措施，决不允许发生混乱，即一部分人说一回事，另一部分人又说另一回事。总统班子中的这两个人物不只是在口头上应该支持这个基本上改变了国家力量对比的命令。没有他们的签署，命令不能发出。
我清楚地看到，伊柳辛异常激动，他不能掩饰自己的焦急不安。
与处于这种状态的人谈话非常困难。他的担心引起了我的反感。我努力克制住自己，像往常似地尽力去理解他的明确而清楚的推理。是啊，伊柳辛是正确的，让鲁茨科伊和斯科科夫签署命令是有意义的。
伊柳辛拿了一份命令送给斯科科夫。
行政机关的新领导菲拉托夫去找鲁茨科伊。
这是午饭后的事了。
他们很快报告我，鲁茨科伊和斯科科夫拒绝签署。与此同时，电视告人民书的转播时间也快要到了。该怎么办呢？或是取消转播，或是把鲁茨科伊和斯科科夫召来努力说服他们？还是……
我在车里直接用电话与佐尔金取得联系。他已经知道了此事。我想，他已经拿到文件的文本。但他支支吾吾地回答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必须全面考虑这一步骤会有什么后果，应当提请宪法鉴定委员会通过。
沙赫赖去找鲁茨科伊。鲁茨科伊在命令的正文中做了大约10处的修改。当分析弄清他的意见时，终于明白，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准备签署文件。
斯科科夫也拒绝签署命令。他的论据是，国家还未准备好走这一步。
……他们有人把文件打印了一个副本，在反面签了字，并于第二天在宪法法庭上作为证据传了巴图林。
确切些说，佐尔金的这些小动作最使我震惊：他作为有经验的公诉人，急忙投入命令来历的调查之中，最不愉快的是，客气点说宪法法院院长也在欺骗人：晚上他在电视里说，总统没有和他谈过，关于命令的事他是从我的电视告人民书中知道的。
这时，或许我是生平第一次这样严厉地停发了己作出的决定。不，我决不是犹豫了，而是要做一次间歇，也可以说是停止。
对命令的反应使我警惕起来。命令中没有暗示对代表采取任何严厉行动的内容，没有号召解散代表大会，甚至也没有以温和的形式谈到要进入紧急状态。
命令正文中提到的“特殊状态”只是确定了问题的纯法律的诉讼方面。我宣布取缔议会和代表大会制定的那些限制俄罗斯总统全权的决定。
夜里23时半左右，电视台播放了鲁茨科伊、沃罗宁和佐尔金的联合声明。很清楚，他们向总统宣战了。从他们那冗长的讲话中完全清楚地看到近期行动的战术：召开代表大会，宣布总统非法，政权转归鲁茨科伊。
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应激反应，虽然我从精神上对这个反作用已有所准备，但主要的东西还得我在稍后些时候去经受。
……斗争毕竟是斗争。我知道，这个命令帮助我揭示了政治对抗的路线。双方立场都已暴露无疑。鲁茨科伊和佐尔金以捍卫法制的借口发起进攻。他们的目的不外乎就是夺权。
实际上已签署的命令被暂时停止，对之需要重新加以完善。我们删去丁关于特殊状态的字句。
夜间絮语
妈妈在上午10时半就去世了，可他们晚上才通知我。早晨，我3次经过她的房间，不是拿文件，就是打电话……最后一次，值班警卫看见她走出自己的房间，跟我说了句什么。可我没发现，走过去了。
这是星期天的事。
3月20日傍晚，她坐着，同全家人一起收看电视。她看到我关于设特殊状态的声明，走过来，吻了我一下，说道：“好样的，鲍里亚”，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
星期天，召开了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在各广场举行了“民主俄罗斯”和共产党人集会。我处理所有这些事情，准备了今后的步骤，从会议上获得了信息，不断地给电力工业职工、切尔诺梅尔金打电话……
中午，第一次通知我说妈妈的情况不好，我说：“你们还拖延什么？必须送医院。”他们回答我：大夫们正在治疗，已叫了“急救车”。我有点放心了。
我躺了一会儿，实在是支持不住了，整宿未眠。在这之前就已经积劳……我不放心妈妈，询问了好几次，她怎么样，但是没有人告诉我，只是说她在医院里。我一直没有感觉到她已经离开人世了。我一门心思去想那个该死的代表大会。
晚上，7个政府成员来到我这儿，他们都已经知道了此事，唯我一人不知道。来了这么一大帮，看得出，他们非常害怕我伤心过度……
记得我请他们都出去，然后自己躺下。
一切都完了，世人再不会有妈妈了。
为什么恰恰就在这一天？这是不是某种征兆？她的离去是一种祝福和代价。她好像对儿子说过：这就是我能做的一切，在这个世界上我再也不能帮助你什么了……
她静静地、无痛苦地去了，像睡着似的，都没有改变睡态。医生对我这样说。
葬礼在星期二举行，不算太豪华，也不算简单。一个按基督教仪式举行的葬礼。
先是作安魂弥撒。妈妈被安葬在莫斯科的昆采夫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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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喜欢报界就鲁茨科伊和佐尔金出席葬礼而借机所作的各种报道。在这个时刻，他们的样子当然使我不愉快，但没有任何伤人的举动，没有任何声明，也没有任何人转交任何文件。人们来了，就不应对此再说什么。
在代表大会上也没有任何反应，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
我原则上不愿让代表大会涉及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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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3月9日我就签署了准备有计划地维修代表大会的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的决定。那里已经把桌子清理出去，一切也都重新油漆过了，列宁的半身像也装饰一新，处处堆着供维修用的木材。
老实说，已经没有道义的精力去看这尊列宁的雕塑。只不过有时想问问自己：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一切？胡说些什么？但传来了这样的声音：让列宁留在这里，全体人民要在电视上收看代表大会。代表们这样做只能自我暴露……大家都看到谁在聚会。
维修是一个最合适的理由，以便拒绝他们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聚会。
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他们将在哪里开会，有什么区别呢？必须尽快地完成维修工作，准备好开会大厅。
……我们的专家们借助于各种不同的方法，用计算机反复计算了方案。结果是：弹劾总统的票数不一定够，618票，正负仅为1票……这就是结局。但是当时有人不知怎么不大相信这个完整的聪明数学计算。别人的血腥味到底燃烧起来了。我回想起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哈斯布拉托夫是怎样提高嗓门，声嘶力竭地喊，当时他冲着切尔诺梅尔金喊着什么：您，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我们懂得，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
这简直出乎意料，我已经习惯了他的温和的声音。哈斯布拉托夫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偶然的。当时他是在努力克制任自己，包括已经软弱无力的代表们也集体做出反应：冲啊，向正面前进，逮住他！……
……如果还是弹劾总统？
弹劾
其实这个词有什么可怕的呢？
……要知道这个决定没有任何效力。全民选举的总统不可能由代表大会尤其是这个早已失去人民信任的代表大会解除权利。然而。这里重要的不是主观因素，而是问题的实质，代表大会不能解除总统，因为不是它选举了他。
这是任何一个小学生都能明白的道理。
但是“弹劾”这个词还是用了。对我国人民来说，这个词具有神秘的意义。这就是我们俄罗斯人的心理。我不怕弹劲，而怕的是一个简单的俄语动词——“解职”，推翻。或者某种更犀利的动词。
须知，在历史上有时也有一些解释不清的因素在起作用。对此需要格外谨慎。推翻就意昧着政权没有了，一切都被彻底摧毁了。在某个地方早已聚集起一种对抗的能量和侵略行为，以及一种渴望得到体现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或恐怖主义思想。在某个地方已经发生了什么事，而后来的闹剧路人皆知。一些实力机构一定会卷入这一进程。为了整顿秩序，他们暂时地废除了法律。但废除法律的时间是多久呢？
……如果真的被解除权利，那我该怎么办？我不怕这个方案，对此我已做好准备。一旦议会通过这个决定，我认为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发表告人民书。人们不会让我陷入尴尬处境的，我深信这一点。
统计票数时，我正在克里姆林宫。
我还认为，投票时代表们在克里姆林宫里也是很重要的。当然不是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的豪华陈设对他们产生了影响，但地方，历史的空气中竞具有某种魔力……在这里，潜意识地开动了人的防卫机制。遗传储存的机制就是克里姆林宫，这就是俄罗斯，这就是我的国家。
这些机制还平息了我的对手们所期望的挑衅冲动。
……在宣布完弹劾总统投票结果之后，我走向在瓦西里斜坡上人们举行的临时集会，走向瓦西里·勃拉仁大教堂。天气凉爽。在这种潮湿的空气中呼吸很轻松，到处是照明灯和呼声，许许多多的人。瓦西里斜坡上成了一片人海。
难道有什么值得庆贺的，我们没有获胜啊？我们只不过是没有输掉这一步，这一局。
但是我懂得，现在一切将会就绪。在又一次的(按次序是第几次？)斗争阶段，我的人生战术起了正确的作用：要于就要取胜，只能获胜。不要害怕，不要把脸转过去，不要躲避。
因此，我用麦克风说出了这个词：胜一利。我不觉得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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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翻阅这些篇章，我一点也不觉得羞傀。不错，这是一次胜利。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也是一次失败。
从总体的战略方面来看，从第七次代表大会到全民公决这个全部“黑暗时期”我们是输了，正是因为我们让自己卷入了这个互相打击、对峙的漩涡，卷入了这种同得不偿失的胜利和伪失败的斗争之中。我所说的“我们”，指的是总统的整个班子。
的确不是我发起的斗争，而是那些决定考验总统政权是否稳固的人。但是受害的是社会！社会和人民并不在乎是谁“首先挑起这场斗争”。
我明白这一点，于是努力尽快地结束这场愚蠢的斗争，结束这种对民主来说非常危险的用拳头弄清关系的举动。修正案没有被通过，我推荐新的总理。新的总理也不合适，于是我提出了全民公决的问题。但是，在我看来没有争议的全民公决思想本身也被代表大会所否决。只有在弹劾总统失败之后，才能去进行全民公决。
为了能顶得住种种压力，为了不陷入武力办法解决问题的圈套，为了能在法律和制度的范围内行事，我这几个月来的全部努力和整个疯狂的精力都投到这上面去了。
几乎就在作出关于必须坚决限制代表大会的权利时，我又退却了，指望着全民公决之后的和平的、真诚的和正确的斗争结果。
但我又错了。要知道我们的分歧不是战术性的，而且我认为甚至也不是政治性的。
在民主的工具(代表大会)的帮助下，进行了一场最基本的旨在消灭的斗争。这一点，我却懂得太晚了。
“赞成 赞成 反对 赞成”
在对全民公决的初选结果总结之后，哈斯布拉托夫最初的几次公开演讲几乎都是“波尔托拉宁—戈培尔式的”宣传。
一般说，把人和戈培尔作比较，这在体面的社会里是一种侮辱，然而这却是议长经常出现的“艺术”形象。
为了进行一次宣传运动，需要的不只是粗暴的压力和猛攻，有时还需居民的分离反应。
这个运动需要有一个思想、一个周密考虑过的概念。我认为，我们找到了这个思想。我们正是以自己诚实与直串的宣传思想和立场赢了我们的反对者。
议会自己拟成了全民公决的全部4个问题。我们在他们的地盘里按照他们的规矩游戏。我说，如果你们记得，那就回答4次“赞成”……
在我们的国家，人们常常喜欢说“反对”，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我们要用暴力摧毁整个世界……
人们已经厌倦了去领会所有这些复杂的宣传说教，不是现在，而是50年前就厌倦了。应该说“赞成”。
“赞成”——正常的生活，没有烦恼，没有这些折磨人的代表大会，没有无休止的政治争吵……应该对总统说“赞成”。
这个论点与否定的议会完全对立，我认为它是成功的。
第二点是著名人士的支持。
对埃利达尔·梁赞诺夫及其拍摄我的一家的电视节目有过相当多的评论，这已经不成体统，是在拍马屁，授其所好。
如果开诚布公地讲，梁赞诺夫在人民中的声望并不亚于叶利钦。他以他素有的分寸感和对人的尊敬态度与我交谈，但谈话始终都是平等进行的，人们却忘掉了这一点。
我能说出俄罗斯的其他许多文化活动家：阿斯塔菲耶夫、叶夫列莫夫、扎哈罗夫、乌里扬诺夫、塔巴科夫、哈扎诺夫、莫尔久科娃等，我对他们有着像对梁赞诺夫那样的评价。他们在全民公央前的那些日子里积极地支持了总统的观点。在他们的语气中，我一次也没有感觉到任何的“社会意旨”，正是因为这些人能让自己说出心里所想的一切，包括谈论总统。
不信的话，请测览一下那些天的报刊。
在《莫斯科新闻》、《首都》、《星火》和《文学报》上。
这几周进行了非常尖锐的争论。争论谈及叶利钦这位政治人物。比如，像马克西莫夫和季诺维也夫这样的许多侨民作家激烈反对我，他们不相信俄罗斯的民主。难道他们发表的文章和对记者发表的谈话还少吗？这不过是在全民公决前对我进行猛烈抨击中的点滴批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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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出乎意料的是对第二个问题的答复。
参加投票的多半数人(毕竟还是多数，这是有工作能力居民的二个可观的百分比)，回答“同意进行”经济改革、自由价格和私有化。这是我的政敌所没预料到的。他们指望的唯一王牌是，居民投票赞成叶利钦为的是保持佐国内和平，但不承认他的经济政策。这个唯一的王牌也落空了。
在全民公决之后的最初日子里，反对派阵营里一片张惶失措。除了“宣传”一词外，报刊没有从我的反对者的嘴里再掏出什么。要么他们就是蛮不讲理地说瞎话：2／3，哪够一半，这是少数。因此，大多数还是反对叶利钦！真是奇怪的逻辑。这些人似乎同每个没去选区投票的人都交谈过。他们当中究竟有多少人只决定去别墅？还有多少人暂时还不能确定自己的意见？
在关于改革问题的投票结果后面究竟是什么？
其实，这是第二次总统选举，第一次选举之后又过去两年了。一般在这个时候，对已选举出来的国家首脑或政党产生了信任危机。
人们对政治家的期望远远高于政治家所能给予的，他们期望立即改善自己的个人生活！不然的话——我为什么要他们的投票？然而，变化是逐渐的而不是一下子发生的。
而在我们俄罗斯究竟期望选民们什么呢？在哪儿有这么多年一直是靠无法实现的改革许诺和那个总是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反复徘徊”的改革维持生活的呢？电视上早在从前就每天厚颜无耻地向人们撒谎，说人民的福利在不断地提高，可同时日用消费品又是如此奇缺！
按理说，本应当把进行这种病态改革、致使物价飞涨的人狠狠地批评一番。但这种做法让人民疲惫不堪。我在围墙上看见一些开心的标语：“4月25日尖锐地批评叶利钦！”
……结果真相大白，人们投票不单单是赞成叶利钦。叶利钦本人或许不这么重要。人们是抱着某种希望而投票的。
我认为，这是全民公决的主要道德教训。
或许人民明天就会改变主意，有可能选择另一个政权。
但是今天，即使在改革的第二年人民对具体行动的渴望没有破灭，对这个行动可以提出异议，可以对它表示失望，但它毕竟是行动。
然而，等待不可能是无限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