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间絮语
我的朋友是些什么人？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尽管乍一看来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本性而言我是个相当坦率的人，很喜欢交际，喜欢与亲近的人相聚，开玩笑，娱乐，唱歌但是，我的所有的真正的、年轻时代的我们常说的“经得起考验的”朋友却留在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现在称之为时卡捷琳堡。例如，米沙·卡拉西克、亚抄·奥尔科夫、安德烈·莫基尔尼科夫等青年时期的伙伴。
我同这些人当时是莫逆之交。在那个时代的伙伴当中如今与我在一起的只剩下我的妻子——我的最亲近的人。我与她是同龄人，个人经历的开始也是非常相似的。她大概是唯一终生了解我的人。
人们也常常提起一些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人，仿佛这些人因我个人的好感而得到升迁，他们当中有我的助手伊柳辛，布尔布利斯(我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时根本不认识此人)，洛博夫，彼得罗夫……但是，同这些人的关系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上下级关系’’和工作伙伴关系，这种关系的前提是相互承认工作才干，尽力把一些志同道合的人配备在一个强有力的集体当中。
我想顺便提一下，凡我不得势的时候，出面支持我的、到我这里来做客的恰恰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学时期的朋友们，关于这一点我在第一本书里已有所述。我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工作时的几位副手总与我保持相当的距离，有时干脆就离得远远的，躲着我。但我对他们没有任何抱怨，从来没有埋怨过他们，因为我了解，再一次重复，我了解，在我们的交往当中保持着一种适度。在必要的时候，我甚至把他们当中的某个人召来重新一道工作。
……刚年过30，我就成了首长。在俄罗斯，人们对像我这样具有某种社会地位的人都称之为首长。不是官僚，不是官吏，不是领导人，而是首长。我无法忍受这个词儿，在这个称谓中有一种牢狱的味道。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当“第一名”——这或许是我的天性中注定要达到的，不过，也许在涉世的最初年代我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我记得，当上级把我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调到苏共中央担任建设部部长时，我感到厌烦——当一个中央委员会机关里的小官员，而我原来是领导一个大州的工作呀！当戈尔巴乔夫把我“安置在莫斯科市委”的时候，我感到了另一种压抑。只有处于职业的紧张形势下我才能生存。
干第一把手的工作有许多令人讨厌的地方。第一，不能过正常人的日常生活；第二，总是想破坏自己的情绪，同时也在破坏别人的情绪；第三，不知为什么，关于这一点很少有人提及。通常，“第一把手”没有亲密的朋友。这种人常患封闭综合症，在同人们的交往当中不可思议地将谨慎的弦绷得紧紧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在我身上也出现了。我开始过封闭的日子，与新相识的入相处特别谨慎，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有一些朋友。
……我同沙米利·塔尔皮谢夫于1987年夏天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小城尤尔马拉相识。他当时正率领国家网球集训队在那里训练(他担任主教练)，正准备同荷兰队进行比赛，争夺戴维斯杯。他送来入场券，邀请我前去观看比赛。我们谈到为什么我国的网球不发达，为什么不像在世界其他国家那样普及，我们缺乏什么必要条件。我邀请他到市委来做客，他没有来，代替他来的是另一位体育界的领导人。他这种不愿烦人的知趣性格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一年以后，我们在尤尔马拉又一次相遇，面对面地撞在一起。这时我已经被认为是“反对派代表人物”，很多人害怕与我交往。
他和自己的队员们在海边沙滩上踢足球，他跑过来拾球恰恰撞到我，意外相逢，握手寒瞳。我们二人对此次邂逅都感到欣喜，谈了几句话他就问我现在于什么，我说，要不，咱们打会儿网球？沙米利开始提议双打，我没同意。我一直闹不懂，他是怎样猜到我正在学习打网球。我们没谈这一点，看来，他发现了，当他在我们疗养院的网球场教一个年轻人打网球时我一直站在那里并长时间地观看。
后来我们在“友谊”体育馆又遇到过几次，当时，沙米利正在训练他的队员。到了1990年秋天，他当了网球协会的主席(我同他开玩笑：您已经当主席了，我至今还没当成)。我邀请沙米利到索契来找我，来休假。练练球，一起打几盘。
首先，我评价了双打的意义，这很快使我们在感情上接近起来，毫不感到单调。在体育运动中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本性展示自己，当伙伴透过一个眼神了解你的意向时，你会感受到令人惊奇的欣慰。
我当即感到，在沙米利身上具有某种忠实寡言的男子汉气质。
我当了总统以后，立即建议塔尔皮谢夫担任总统体育顾问的职务。沙米利辞掉了国外条件丰厚的工作，放弃了外汇收入，接受了我的建议。
在我国体育界有多少不幸的运动员啊，有功勋卓著的，也有鲜为人知的！多少人命运坎坷，屡遭挫折！不是职能部门的人，不是官吏，而是一个以前的职业运动员招起了此职，解决着大规模体育事业中的诸种问题。
在这个位置上，沙米利遇到许多难题。有时候，由于不了解我国官场运作的特点，不了解官吏们的心理却又不得不每天同这些人打交道，抄米利感到措手不及。我尽力地帮助他。不仅仅作为总统，而且作为朋友帮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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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谣传，说什么在一些非正式场合，在网球场，在浴室，某些不为社会所知的人，来路不明的匿名作者，向总统进行渗透，影响着他，促使他作出某些决定。
这些传言不胜而走，在民间流传。我想，这并非偶然。这里有人在利用我不喜欢在电视屏幕上作公开演讲的作法，企图强加给社会一种形象，似乎总统是个软弱的、很容易向政治压力屈服的人。
在这一章里我尽力向读者阐明，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全局性决定何其困难。不管正确与否，这些决定总是极其艰难的选择结果。
------------------第七章 黑暗时期
议会的圈套
我把这一章叫做“黑暗时期”不是偶然的。10月3日至4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事件。从此，也就是自这个黑暗时期，国家染上了一种连续不断地召开代表大会和例会的热病；备报纸的头版有时出现一些有关对总统的信任问题的投票统计数；合法宣布的不稳定形势席卷全国。
从表面上看，这好像是民主的胜利。在我国就像在意大利一样，发生了持久的政府危机，议会企图取代总理，总统试图同议会达成协议，一切都与“别人相同”。
这个公开对抗的时期以全民投票的方式而告结柬。正如我所认为的，这一时期是由文明方式结束的。之后，就剩下商定实现全民公决结果的机构。
但是，结果并非如此。这段历史没有能够和平结果。
可见，毕竟与“别人不同”。也就是说，这不是简单的议会斗争，而是为了某些法律、某个政府以及某种政治的斗争。
不，这是反对总统的斗争，是为了政权的斗争。它先是隐蔽的，后来才变得越来越公开。它想改变国家的基础。
如果更准确地说，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政变企图。
如果我能早些明白，这个议会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会通过新宪法，因为它不会达成协议，最终也不会立法，——那就不会发生10月事件，不会流血，也不会出现我们大家所经历的那个道义上的休克。也不会有民主派之间的分裂，这个分裂险些转变成新的问题。
是什么力量把我们引入这个黑暗时期的呢？
首先是模棱两可的宪法，即宪法上的誓言，总统的宪法职责及其权限的极大局限性。
其次是8月叛乱的综合症。新生的俄罗斯不顾紧急状态，出现在捍卫民主的浪潮中。
从此就破坏了法律吗？这是一个严酷的道义上的心理障碍，而不仅仅是一个司法障碍……
最后一点，只有现在才看得出来，总统和议会永远是竞技场上的一伙角斗士。许多议员进入政府，并占据了最高的职位。议会的各委员会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议会的分裂不是突然的，而是逐渐酝酿成熟的。这是一个非常隐蔽的、有时都难以觉察的过程。
嗯，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俄罗斯人的“侥幸”心理。顺便说说，我赋予这一古老概念的不是冷漠，不是轻浮，也不是懒惰。干脆说，我们这个民族的特点就是相信美好的事物，希望事情能有好的结果，希望“上帝能看到一切”。
所以我认为，在经历了苏维埃政权的如此令人痛苦和漫长的70年后，难道我们还得利用手中的武器来解释议会或总统谁更重要？难道这些修正案、代表大会、决议、投票就得付出让国家动荡不安和来之不易的稳定遭到破坏的代价？难道还有人想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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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半来，人们每天都可以从电视上看到代表大会和例会的会议转播。一年半来，议员们每天都在这些代表大会和例会上发言，而且大部分发言的主导思想是竭力揭发叶利钦，证明他不会管理国家。如果这许多个月的宣传还不够，如果全民投票确定了总统的全权，还会有什么问题？要知道人们相信我们会一起工作。让我们想想以后该做什么，让我们达成协议吧。
然而却没能达成协议。
总统日记
1991年11月6日
我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哈斯布拉托夫。这次会见从18点半一直持续到夜里23点半。我们没有进行某种系统的谈话，但涉及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哈斯布拉托夫坐着，不停地油着自己的烟斗。实际上嘴里一直在叼着烟斗。他抽烟抽得脸都快变成铁青色了。我们喝的是“齐南达利”干白葡萄酒。他讲述了自己的家事，他的母亲现在位在车臣，那里还有许多亲属。其实，杜达耶夫把他们留在那里当作人质。
我询问了一下，为什么他与第一副手菲拉托夫关系不融洽。他把菲拉托夫说得一无是处，不过我认为他这样做是绝对错误的。菲拉托夫非常有学问，是一个正派人。他自然不会接受议长的独断专行。
……我回忆着自己选举哈斯布拉托夫的时刻。很遗憾，这里有一个偶然的因素，我以前根本不了解他。当代表大会上3次都未能通过沙赫赖做我的副手的候选人资格时(议会的保守分子不通过他)，我召集了调解委员会。各派的代表们提出了许多候选人，有15人。我明白，需要找一个妥协人物，找一个大家都不太了解、而且既能使民主派满意又能使保守派满意的人。这样候选人才落到哈斯布拉托夫身上。他不是俄罗斯人，这里还有一定的政治意义，自治共和国会支持他。他的经历很一般：学者，大学政治经济学教师。总之，调解委员会支持他，他也就很容易地当选了。我当了主席后：每事必同我商量，但不过问大的政治问题。
……有时候我们的谈话也会陷入僵局。在我们合作的一段时间里，我很好地研究了他的性格。他总是对同一个问题有好几个意见，但只公开说出一个，其他的都留作自己备用。表面上看这是两位领导人的一般谈话，而内心里却都非常紧张，谁都想成为领袖。可以说，我这样去做是职位的要求。而他这样做，我觉得是他的某种本能的欲望。
我开始严厉地责备说：你们当着我的面说的是一套，而做的又是另一套。不久前在楚瓦什和切博克萨雷召开的有俄罗斯立法和执行政权机关领导参加的研讨会上，我发言试图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我对最高苏维埃说，我们还是合作吧，我伸出手，向前迈出一步。后来在会议的开幕式上，我又试着迈出一步，但得到的回答是全场沉默。怎么会是这样呢？
哈斯布拉托夫说，是的，我们错了，我们本应当立即正式作出反应，最近几天我就去办，我们要在最高苏维埃通过政治声明，支持总统，支持他在切博克萨雷的声明。同时，议会也表明要准备去迎接……
当然，两个政权不可能相互间达成协议，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局势。重要的是消除人们的紧张情绪。因此，我同意哈斯布拉托夫的建议。即使他们提前一个月去做这件事，也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缓和一下代表大会之前的气氛……
我说，我们不要在全俄罗斯人面前以及全世界面前丢人和打架了。如果议员们的行为不成体统，会议主席应当立即加以制止，切断麦克风，让闹事者坐回原位。
他似乎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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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中止这段令人痛苦的记录了。我和哈斯布拉托夫还讨论过修改宪法的意见及政府成员的逐一人选问题。哈斯布拉托夫提出的名单由10个人组成，正好与“公民联盟”提出的名单相吻合。况且议长建议作出妥协：既然你们都这样坚持，让我们留下盖达尔，让他工作一段看看，可我们要让些新部长进来工作。这叫什么嘲弄！盖达尔大概从来不会忍受这种嘲弄的。我竭力回避谈及布尔布利斯。
……我只是现在才明白，他是有意把我拖入这些折磨人的、使人筋疲力尽的关系之中。用对抗来威胁，强迫你退却让步、自己把自己的追随者一个个地丢掉，最后导致总爆发。这是他的主要思想。殊不知他不可能认真地判断，我最害怕的是消极的无组织的议员班子，在那个时刻他们完全是按照哈斯布拉托夫的具体眼色行事。我认为我不会害怕，不会把政治和战略方针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简言之，这不是寻求那种我曾经相信的妥协，而是在做妥协游戏，是对妥协的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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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乘车路过民族爱国者或共产党人的集会，我真的不知道两者谁的人多。看样子好像共产党人多。我停下来一看。站着一位老农妇，手里拿着一面红旗挥动着，像个摆针似的，似乎谁在用绳子扯着她。那样无精打采，单调乏味，嘴里还喃喃地说着：打倒，打倒……我请科尔扎科夫上前去询问一下：究竟打倒谁？他走近一问，老农妇回答说：你快走开！……
很遗憾，哈斯布拉托夫原来是一个生性扯绳子的人。
在最高苏维埃成员中，一般说，有些有头脑的人都在积极地思考着法律、预算以及内外政策等问题。但在哈斯布拉托夫仪长执政的年代，他们好像役做任何事情，甚至都未能提出自己发展俄罗斯的设想。略斯布拉托夫似乎把自己的政治反对派立场封闭了整整两年之后，只冒出一帮能大叫大嚷、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
这是一个痛苦的道德教训，我真可怜我们的第一个议会，但不得不承认：是哈斯布拉托夫把它毁了，是他把正常的人们变成政治把戏的傀儡。
这真令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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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我们过去的议会是聪明的、体面的和非常民主的各国议会优秀家庭中的一个畸形儿。
然而并非完全如此。“国会议员”、“议员”、“参议员”词语，在世界各种语言的解释中不完全是这种光彩的荣耀。只要回忆马克·吐温的一些作品，就会明白，西方人常常把这种职位与贪污腐败、官方的无所事事、妄自尊大和无聊的傲慢联想在一起。
一句话，议会的工作有时也伴随着闹剧和丑闻，对此是无须争辩的。
戈尔巴乔夫所发明的代表大会，已经是另一回事情。
代表大会甚至不是议会，不可能具有其固有的一切特点。
改革所创建的代表大会本应当反映苏维埃社会的结构，即共产党、工会、运动员和集邮者、创作协会等等，都占有特殊的位置。
然而主要的是，在选举时，除了过去的“领导”，在政治生活中实际上再无人可选，人们自然会投他们的票。
我们的国家当然很大，1500人毕竟已经不是议会、不是参议院，而是某种市民大会。这里谁的声音大听谁的，心平气和地说话没用，因为大环境的规律、与一大群人(这里指与一大群人民代表)交流的心理因素开始起作用。即使不是叶利钦，换一个总统也不得不提高嗓门。
当议会有1500人时，就会产生出大量的派别(而且这些派别都招募到自己的拥护者)和大量的有独立见解的议员……这是一个残酷的政治斗争场所和野心较量场所。这首先是麦克风旁的大喊大叫，歇斯底里的发作和激奋的情绪。
每个人都想提出自己的一个问题，有民族方面的、经济方面的，也有对外政策方面的。这有时与议事日程毫无关系，只不过是某个议员心里痛苦已久，于是独自发言反对大家。
……在1992年12月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需要解决俄罗斯政府的领导人问题，我应当提出候选人，但斗争非常激烈。因此，除了在会议做工作外，还要同各党派代表，个别的议员和行政机关的领导进行会晤，座谈。
也就是说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花费了大量精力。大家只有一个目的，即作劝说工作。
为了不扼杀俄罗斯的改革，为了让盖达尔及其改革派班子留下工作，为了俄罗斯政府今后能够正常地工作，代表们在恳求和做说服工作。
大家期待第七次代表大会讨论新宪法草案，这一愿望未能实现。事情完全转向了另一面，开始讨论修改还在生效的旧宪法。
表面上看，这一步骤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我当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时，我们也正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确定了主权的概念和私有制，确立了总统的职位等等。我们先搞了经济改革，把政治改革放后一步。
但是，从法律和政治的观点来看，这个动摇宪法的过程不可能是无止境的，它有某种必然的极限。过多的修改，到最后只能是没有约束力。修改开始相互矛盾，没有任何逻辑性，谁也弄不明白什么，那么就出现一个立法的无政府状态。
代表大会要求，所有主要的政治和经济工作要在其监督下进行。它破坏了权力分配的一条基本原则。我请求审核的修改意见的主要部分被代表大会所否决，这就是持久的、令人痛苦的斗争结果，是所有这些神经过敏的和折磨人的讨论结果，是对最高苏维埃强加的修改意见进行公开辩论的结果。
当我冷静下来思考所发生的事情时，才明白这是一次集体丧失理智的行动。这样的机构领导不了国家。
这里已经显露出一种革命形势的气味，而在革命的气味中又充满了血雨腥风。
夜间絮语
今天是11月7日。有一部分人在习惯地庆祝节日，还有一部分人在看着红旗讥笑，而我对这个节日有一种可怕的态度。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时，11月7日是我最紧张的一个工作日。
组织全市上百万居民隆重庆祝节日，是一项责任重大而令人疲劳的工作。有一年，我是在节日前夕回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本来回城应该行驶60公里，结果司机迷路，小车实实在在地陷进一个沟里。怎么办？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车里也没有电话，与城里无法联系。我们看看地图，离最近的村庆还有18公里，这时已经是夜里23点，而在第二天早上9点前我必须赶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如果州的第一把手在11月7日这个国家的重要节日里不出现在观礼台上，那将比灾难还要糟。不能出现这种情况。否则就意昧着，他要么死了，要么被撤职了。而我既没有死，也没有被撤职，折腾了一个半小时，想从这沟里拖出“嘎斯脾”汽车，直到凌晨2点，我才意识到，我们今天乘这辆车是哪里也去不成了。明天怎么办？
在我们这儿不像在莫斯科，去红场上的只是些集体的代表，游行进行2个小时。而在这里，全家都要通过主要广场，绕全城走四五个小时。我当时一合双眼，就仿佛看到那些面带幸福微笑、手待红旗和鲜花的长队人群。
……我们3人踏着没膝的积雪，摸黑向村子方向蹒跚走去。我心里盘算着，一个人在好路上行走，一小时最快能走5公里，也就是说，当我们踏着雪路到达村子时，将是第二天早晨。当时零下10度，我们大汗淋漓，不久，就都累得频频摔跤，真想躺在雪上睡一觉。但不能坐下，坐下就起不来了……有一次实在支持不住便坐下来，刹那间就觉得浑身软弱无力，真想睡觉，后来说什么也起不来了。我们没有沿着路走，而是走在犁过的田里。
凌晨3时，我们终于来到村里。那天，全村人像故意刁难我们似地喝得烂醉如泥！无论敲哪家的门，里面的人都是醉得不省人事。我们问哪里有电话，哪里能找到拖拉机，谁也答不出话来。他们已在全力庆祝节日。
拖拉机终于找到了，拖拉机手也是一个醉鬼，我们把他扶进驾驶室。这时已经是早晨6时，我急得发抖，向拖拉机手喊道，请告诉哪里有电话？哪里有电话！……他什么也不明白。后来，我们还是找到了村苏维埃，推开门，给州民警局局长挂通电话。我说，你们必须尽可能地迅速、准确地组织行动。首先，紧急派出直升机，以最短的航线飞到我们乘拖拉机到达的地方，挑选一名清醒的飞行员，以便把拖拉机送回村子。其次，周密考虑进城路线，好让我马上到家(城里交通已经堵塞，排起了游行队伍。而我家离广场直走只需3分钟)。立即执行！我在9时半前必须登上观礼台，最晚只能在9时40分上观礼台……
9时，我们乘拖拉机还算顺利地赶到了一条大路旁，直升机已在上空盘旋。飞行员看见我们，降了下来。我一跳上去，直升机便急速地向上飞去。9时半，飞机降落在机场，轿车和国家交通局的“急救车”都驶近舷梯。交通警的工作很出色，几分钟就疾驶城里。民警让游行队伍停了几秒钟，“截开”他们，我们飞驰而过，队伍又继续前进。有汽笛声开道，我们径直到达我家，这时已经是9点45分，此时我应该登上观礼台才是。家里人已事先接到通知，我一开门，便都扑过来迎接我，有的拿着西服，有的拿着衬衣，还有的拿着领带。我刮脸，大家给我换衣服。在10时整，当自鸣钟的钟声敲响时，我隆重地登上了观礼台。成功了！
今天是11月7日。老一辈人在这一天都有一种可怕的感觉，甚至连中年人也有同感。如今白匪在哪里？红军又在哪里？究竟白匪是英雄还是红军是英雄？或许谁都不是英雄？你根本搞不清楚。我们自己又是什么人？是奴隶。炮灰吗？难道是这样吗？
但是，自己的一生就是如此，无法回避。
……这大概就像读者所猜想的，是一件你经常回想起的或者是梦见的往事。你会突然感到一种彻底的绝望，就像你在那个雪地里，黑得不知往哪里去，在那个仿佛中了魔似的村子里一样……
为什么必须赶到观礼台而不蒙受耻辱。简直是一种可怕的担心。
我不知道，或许这里有某种神秘论的东西。但我认为，这种重复的梦在我的生活中不是偶然的。就事件而言，还是应该制止的。
只要我稍稍感到自己束手无策，思想拘谨时，这种不安就攫任了我。
在那沉重的几个月里就是这样。
总统日记
1992年12月9日
我离开代表大会，昏昏欲睡地回到别墅。
这种事情大概是我自1987年起5年来第一次发生的……
我认为，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不是偶然的。一切都不是巧合……这样的话，只能去数落我的主要痛点了。
我无法忍受这种人们从四面八方一起打你的公开袭击场面。从人说话的语气、甚至从他登上讲台的步态中，我意识到这种痛击人的野蛮欲望，这种激怒和鼓动自己的企图，这种要打人的可伯动机，因此，发言内容已不重要了。
所有这些战斗激情在斗争中，在你死我活的搏斗中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大家成帮结伙地殴打并用脚踏一个人时……
你就真是束手无策了。
事后我才明白，我对这些殴打朗病态反应，是我心理创伤的复发，我的心理创伤是在党的莫斯科市委全会后发生的。当时奉戈尔巴乔夫的命令，我被直接从病床上拉起来送进会议大厅，他们以党的优良作风践踏了我几个小时。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写过……
12月9日那天晚上，非常会议之后，我回到别墅并不晚。看到妻子和孩子们的眼睛，我猛然冲进浴室，锁上门，仰面躺下，闭上双眼。老实说，脑海里思绪万千，心情不好……非常不好。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科尔扎科夫把我从这个可怕的状态中强施出来。他不知怎么打开了浴室的门，劝我回屋。总之，他是在真心帮助我。
后来，娜依娜像往常一样承担起主要的“打击”……我渐渐地恢复了常态。
家里的人说：应当问问人们——是要你，还是要他们，人民了解得非常清楚……
突然间我抓住了这些话。政治学家和法学家早就暗示我举行全民公决的思想。但当时说的是用这种方法去解决代表大会的命运(解散还是不解散)问题。
这里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问题：人们想和总统还是代表大会继续生活？那天晚上，上帝给我最亲爱的人们出了个主意。
我立即请求给我接通伊柳辛。沙赫赖和几位发言稿起草人在夜里参加了工作。除我之外，还有4个人参加了我的简短发言稿的起草工作。发言的确切思想是，在这种紧张的时刻，我最需要的正是普通人和从来没有当选过的街道居民的支持。如果遇到困难，如果出现了极端的情况，我只有从他们那里汲取生活的力量。
有人建议，演说之后立即到莫斯科共青团汽车制造厂或轴承厂视察。我选择了汽车制造厂。
我睡了两个小时，凌晨之前又删改了一遍发言稿。不用说，它还是有些不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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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是谁介绍我和哈斯布拉托夫认识的。他是最高苏维埃经济改革委员会主席、跨区域代表团成员谢尔盖·克拉萨夫琴科。
当哈斯布拉托夫走出办公室时，克拉萨夫琴科说了这样几句话：“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对这种人要严厉，不能让他单独行事，他就是这种性格。要时刻监视着，让他跟你走，明白吗？”事后我想起这些在当时来说令人费解的话，老实说，当时我对那些话并不在意。那时，哈斯布拉托夫看上去是一个聪明、有文化和温和的人。
最主要的是他温和的性格，哈斯布拉托夫教授身上完全没有我性格中的这种令人讨厌的粗鲁和许多党务工作者所固有的愚蠢而蛮横无礼的作风。
另一件事发生在佐尔金身上。瓦列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是宪法委员会成员之一，而且是最不出名、最谦虚的一个。当最高苏维埃选举宪法法院院长的时候，决定提他作候选人，这是一个使大家绝对满意的最能搞折衷办法的人。
他不左也不右，是一个公正的教授一法学家，也是一个性情温和、为人正直的知识分子。
……这些人究竟怎么啦？哪儿来的这种疯狂的权力欲？
我不知道，如果不是新的政治时代将他们突然推到上层的话，这些正常的莫斯科教授们的命运该是什么样子呢？
看来。每个这种“温和的”人身上都有某种奥秘，他以自己的“温和”、礼貌小心谨慎地对待周围的人。
也许他们从童年时代起一直到死都想成为团伙的领袖和魁首。但有人镇压和侮辱他们。
或许常会有这种感觉：周围的人对同一位怎样的伟人交往估计不足，或完全不懂。无论是在中小学，还是在大学，站娘们总喜欢更多地注重人的外貌，不善于看到人的内心深处……
或许我们没有理解一切均属于常理之中的纯理性心理的潜在内涵？
可以长久地对此作毫无意义的猜测。我只能说一句：过去的年代使我确信，人们的知识、接人待物的经验、日常生活中的某种道听途说，在今天的俄罗斯政治中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像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些权力阶层的经验，也根本无济于事！那毕竟是一些苏维埃式的简单关系。这里起作用的是另外一些非常古怪的机制。也许我能学会猜出它们……
哈斯布拉托夫一佐尔金二套马车，在俄罗斯第七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才初次真正引入注目。
老实说，这是一次有力的意外打击，我企望诉讼审理不要参与政治，而只是客观地、不带成见地和中立地看待事物。
但是，现实生活并非如此。佐尔金在讲台上出现，这标志着在与试图着手合法解除总统权力的代表大会关系中一个全新阶段的开始。
夜间絮语
我乘几乎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出过事。乘飞机、直升机、小汽车包括载重车在内，甚至有一次骑马都出事。我当时还很小，马疾驰到小山下，在转弯处把我从雪橇上摔出来，差点儿被摔死。
另一次事故就更加严重——火车翻了。当时我正在乌拉尔工学院学习，夏天去看望父母，我经常不买票，或者买上两站的票，只求进入车厢。当时只须掌握逃避查票员的技巧……
事情发生在夏天。火车进站时速度很快。大家知道，卧铺车厢分上下铺，第三层是行李架，“专供大学生用的”。我站在下面的过道里，从打开的车窗向外望着。
……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是什么原因，火车全速时脱轨了。我被狠狠地撞到车厢壁上，车厢开始往下掉，简直是一个接一个地往下掉，先是前面的，之后缀着后面的。一个车厢拖着另一个车厢，全都坠落在路基的斜坡下，而斜坡又是特别的高。
我紧缩着身子扑向已经倾斜的车厢的铺位间的窗户，两手一伸向前跳了出去，抱头滚到路基斜坡下，再往下滚人一片泥潭。自然是吓坏了，但后来恢复了常态。我一看：胳膊腿都没有摔坏，只是有些青伤、疙瘩。车厢里全是伤员，我帮着把他们拖出去，清理堆集的东西。发生这种事，真可怕。等我回到家里已经是深夜了。
……好像总是有入在搭救我，我自己也已经开始相信我总处于某种神秘的保护之中。不可能总是这样，这么多的事粹然间落到一个人的头上，并且是在生活的每个阶段。简直是每个阶段！而且每一次这样的危急情况都潜在着一种死亡的结局。
我是否怕死？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不怕死，无论你怎么办我也不怕死。有一次在一份杂志上看到，一个星相家预测我暴死于1993年。
1993年就要结束了，可我依然活着。
总统日记
1992年12月15日
是支持率的投票迫使我走出这一步吗？
1992年12月10日，我在代表大会上发言之后，急剧改变了局势。代表大会因惧怕全民公决，改变了策略并做出让步，通过了代表大会和我之间的协议。按照协议，议会各派别要提出政府主席的候选人，哪怕提名50个人也行。我从这个名单中选出5名提交代表大会，进行“温和的”、支持率的投票。3人获得了多数票，我可以从中任选一人作为候选人提交代表大会。
“温和的”投票的主意当然不是我想出来的。这是从国际实践中得来的，是法学家们帮助想出来的。这一手段是非常狡猾的、意想不到的和真正温和的。
不立即把候选人提交表决，丽是先在代表中进行民意测验，他们赞成谁？谁是最受欢迎的？在这些提案中还有哪些差异？
我还留下一个挑动空间，这是最重要的。
……12月10曰发言之后，我总算稍稍松了口气。我看见前面有一线希望。可以做出让步，但不是在把你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因为那时这已经不是让步，而是被枪决。调解委员会做得很出色。但愿用支持率的全民投票也能如此。如果总统保留选择权，这说明他更有实力，给他一个体体面面地走出绝境的机会。
叙述一下两个月后发生的事。
在后来的代表大会上，他们意识到自己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明白了本应当缚任对方的手脚，明白了盖达尔离职与否，改革是不会停止的，叶利钦也摧不垮。但是，一切都晚了。在我面前已呈现出希望之光。
因此，其实不是盖选尔或另一位总理之间的选择，而是一种斗争策略与另一种斗争策略的选择。在社会还没有彻底弄明白甚至在立宪处于困境的情况下总统依旧是国家元首的时候，要么立即解散代表大会，要么平静地沿着这条对抗的路线走下去，让弹簧逐渐松开。我选择了第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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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各派别提出20个候选人的名字。其中有盖达尔、期科科夫、切尔诺梅尔金、卡达尼科夫、舒梅科、彼得罗夫、希扎、特拉夫金等。
共产党派赞成总统行政机关的领导人被得罗夫，但他没有预先通知我这个提名。也就是说公认的关系伦理再次遭到彻底破坏。
从这个名单中，我选出5个人：斯科科夫、切尔诺梅尔金、盖达尔、卡达尼科夫和舒梅科。
正如象棋手所言，以后便开始了阵地游戏。进行了投票。结果斯科科夫和切尔诺梅尔金俩人遥遥领先。得票分别是637票和621票，盖达尔得400票，超过卡达尼科夫1票，名列第三。
我可以把盖达尔作为候选人提交代表大会，但我没有这样做。
我这样推论：如果盖达尔哪怕再多得20—30票，他就可以十拿九稳地进入3个人选之中，也就不会存在什么问题了，那么我就会提他作候选人，再让他在大会上发一次言，我们一起努力去说服代表。可是，正如现在所看到的，没有任何机会。
我把他们3人都叫到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的花园大厅，同他们进行了个别谈话。
……当然先是同盖达尔谈了一会儿。他像平常一样和善地微笑着走进我的房间，大概他已经明白了一切，预见到我的决定，心情自然也就很不愉快。这次谈话不同寻常，但我觉得，他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做，而不换另一种方式。现在，无论如何代表大会都不会选举他了。也就是说，只剩一种保留盖达尔的可能，那就是在下次代表大会前委任他代理总理职务。但是，无论是我还是他，议会都不会让在这里工作。盖达尔的任何举动都将受到阻挡，改革也可能走进死胡同。我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