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就差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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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与布尔布利斯有关的重要情况，那就是以前我认为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性格中的某些特点是偶然的，如今我把它们同他的为人处世的整个体系串在了一起。
在俄罗斯新的领导班子中，布尔布利斯是第一个乘坐“吉尔”卧车的。他有一个庞大的卫队。我感觉到，当他看到在他的“吉尔”前边的汽车闪着车灯、鸣着警笛、急驶前去的时候，他有一种特别的感受。这便是典型的外省人对权力点缀物的爱慕。布尔布利斯可以不经邀请出席任何会议，无论会议是什么内容什么形式，他一来便坐在总统的有手位置。他知道，我不会提出异议。
总起来说，这纯属我为人当中的一个错误。为什么对他来说这种表面的显赫于众的权力是如此重要——这一点至今对我来说仍是个谜。其实，这个聪明人实际上已经具有大权在握的代理资格，在执政方面他握有战略手段。
但是，恰恰是他性格当中的这些特点妨碍了他恰如其分地审视自己的自负的愿望，尽管他大有潜力可挖。
我不想隐瞒，在某一时刻我开始隐隐地觉得一种已形成的疲惫——我每天在自己的办公室，在会议上，在接待室，在自己家里，在别墅，在网球场，在桑拿浴室，我见到的是同一个人……可以而且需要竭力向总统施加影响——但那是为了事业的兴旺，为了落实自己的计划。但是做这一切时总该有个限度！有时候，当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出席任何一个我参加的会议时，他一步人会场，就仿佛进入了我的体内。在个人交往方面达到了某一个极限。
有什么办法呢，这是常有的事。
直到现在我仍旧高度评价布尔布利斯所做的事。毫无疑问，他是个天资很高又有创造性的人。但是与他一道工作——这是另一码事。工作乃是每日苦役般的劳动。在这方面光有天资是不够的……
夜间絮语
在第一本书中我已经大致叙述了我与娜依娜相识以及结婚的过程。
我经常在深夜里回忆我们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生活的一些情景，目的是放松一下，转移一下注意力，力图忘记周围的一切……
我担任州委第一书记时。她下班回到家中情绪很糟。在班上，午休时她到走廊里，周围人就故意大声喊叫：大家看看吧。简直是岂有此理，不及时给我们住房，商店里买不到黄油！到处是这种议论。
娜依娜说：鲍利亚，是真的，我走进副食店，这也没有，那也没有。这还是在州政府所在地。边远地区会是什么情况呢？
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州以工业为主，我费尽气力从中央弄到整车皮的肉、油和其他食品，一连几昼夜泡在办公室，不断地打电话，提出要求，甚至威胁别人。
我是建筑师，在建房方面我竭力抓紧；因为不管怎么说住房对于人是很重要的。我们用“代役租”的办法向一些大企业征用房屋，厂长们大发雷霆，但还是向市里上交了一部分企业自建的房屋。
妻子对周围发生的事很敏感。我记得，当她听到盖达尔被解除了职务时，心中很不安，往盖达尔家里打过电话，听到盖达尔平静的声音，她哭了……
说来让人难以相信，我们从未因为工作太忙顾不上家而闹别扭。我的时间总是排得满满的，累得疲惫不堪。我刚刚担任工段长、工程队长的时候，常常在工地忙到很晚才回家。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的生活就很枯燥，情况恰恰相反。有时候我在州委开完一个会议，急急忙忙赶回家，我们在夜里11点带着高兴得尖叫的女儿们乘着出租车到朋友家去参加生田晚宴。
妻子特别喜欢我给她意外的礼物。当我们的女儿列娜要出生时，我把妻子送到别廖兹尼基的产院，以便她在产后佐在我母亲那里。当时我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无法同她在一起。可是，在她产后忽然有人给她送去大柬鲜花和我的一首诗——这是她万万没有料到的。而这一切是我预先安排好的。
还有，我们“订婚”的情节在她的记忆中也是意外的礼物。大学毕业后我与娜依娜离别，我们商量好了，一年后一定要见面，以检验我们之间的感情。这样做更带浪漫色彩。
一年后，正赶上我参加在古比雪夫市举行的排球分区比赛。我先给她挂了个电话。后来一想，万一她要不来呢？于是决定发个电报。我绞尽脑汁琢磨怎样写电文。后来我决定耍个花招，保证让她来——不是坐火车，而是乘飞机来。电文是：“速来，鲍里斯心脏病发。”电报末署名。当然，那封电报有点过分……不过大学生时期嘛，情有可原。
虽然她了解我的脾气，仍然很认真地风风火火赶来，找到我住的旅馆，见到我。
“订婚”——那天我们在公园里遛了一个通宵，就决定了。现在她还常说：我真没法想像，怎么能够玩一个通宵？我觉得，娜依娜对这次会面是没有准备的，她投预料到这么一封荒唐的电报竟成了我们生活中的大转折，可我是认真的，这次见面后我真的到奥伦堡，去了她家，后又带她来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登记结婚，并立刻带她到别廖兹尼基，把她介绍给我的父母。
在此以前，在学院里我们几年都住在集体宿舍，住在相邻的房间，我们之间没有过现代人理解的那种“爱”。这里顺便提一下，开始时我喜欢过她们班上的另一个女孩。后来才爱上娜娅，不过当时没搞什么罗曼蒂克，我们当时过的是一种热情豪放的集体生活，总是热火朝天，忙忙碌碌。我们组织了两支排球队，名叫“集体农庄女队”和“集体农庄男队”。我被选为队委会主席，娜姬是卫生干事。她是一个很认真的于事。我们选了一个姑娘当“财务主任”，大家凑钱吃大锅饭，一起烧饭，一起说笑，一起去看电影，冬天一起组织“白菜晚会”……过得蛮带劲。当然，一起参加体育运动，不断地参加排球赛。训练、比赛时，我在场上，娜姬坐在场外长椅上，我看到她的脸平静，闪着光彩。
我们生活在一个纯友谊的环境中，当时那种欢快的、略带激情的浪漫主义情调，现在简直无法想像。在半饥饿的、禁欲主义的、几乎是兵营式的生存环境中竟产生过如此充满幻想憧憬的热情——我不愿再想这段往事。当时我们谈话的题目尽是一些全局性的大问题：宇宙、共产主义、开垦处亥地，天南地北，海阔天空。
简而言之，我同娜依娜之间的关系是相拉图式的，稍带神秘色彩的，当时就流行这个嘛。或许，别的人之间是另一种样子，肯定有些人是按另一种方式相处，但我们不是。正因为这个原因，在结婚前夕我们的感情资源是极其丰富的。我们这一代人的风格就是这样——平和而坦诚。
我记得当我的第二个女儿出世时，我在产院里的笑容是强装出来的。我站在那里看着窗子里边的娜姬的脸，心中有些慌乱。她也现出忧虑神情，因为她知道我很盼望生个儿子。到后来我才懂得有两个女儿是幸福的。大女儿像我，小女儿像妈妈……
不久前，外孙子鲍尔卡参加完网球赛从法国归来。我对他说，你是怎么搞的，输了两盘，是吗？他回答：那有什么关系，最后我还是赢了。我解释说，看来这表明你在关键时刻发挥得不够好，因为你输给了一位对手，后来才赢回来。去冲个冷水澡吧，好好锻炼，为了能全神贯注参加比赛，必须好好锻炼。池似乎是顺从地走进浴室，后来又突然走回来。带着挑战的口吻问：“那你呢，外公，你从来就没输过？”问完后他有些不好意思，便加了这一句：“我说的是在体育运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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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后的第一年下班后我总是小跑着回家。那是一段幸福的日子。开始我和妻子住在多户杂居的筒子楼的一间房子里，在化工机械区。生了列娜以后，那时我已是管理处处长，给了我们一套两居室住宅，房子座落在第二黑色冶金区(当时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市区，名称听来怪吓人的)。
但是，佐筒子楼的日子是最幸福的日子，我们的许多同龄人都有这种感受。那时，我们举行了多少次聚会宴请，过了多少快乐的节日，有那么多朋友来助兴。有多少美好的不眠之夜呀！
后来开始了漫长的州委工作时期。我已不单单是什么“长”。而是成了权力人物。我迷恋过打球，后来拼命工作，如今被“推人”党的官运阶梯中。给这样的人作妻子，真是命运不济。
大概，我身上还有某些可取之处，为了这个缘故她原谅了我的一切所作所为。
但是，也有一些事情她实在难于承受。例如，无论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还是现在，逐渐形成的、似一股潜流般的、各种方式的、周围人对“第一把手”的夫人的压力，面这种压力总伴随着相当庸俗的目的。
我认为，企图通过执政者的夫人、亲戚解决某些问题的风气在俄罗斯总是大有市场，这市场还在扩展。且这种风气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因其性格更加风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戈尔巴乔娃的关系，我认为，这种风气得到了出人意料的大推广。
我根本无意以幸灾乐祸的态度在“背后”说赖莎·戈尔巴乔娃的坏话。但是，我清楚地知道，正是从戈尔巴乔夫时期起我国的妇女对“第一夫人”的态度中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令人忿忿不平的韵昧。而现在人们还自觉不自觉地将以前的“第一夫人”与娜依娜进行比较。
……当戈尔巴乔夫从工作岗位来到别墅时，——警卫人员曾对我说过，——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家里迎接他，然后就围着他绕三圈儿，一圈，两圈，三圈，为的是减轻丈夫的紧张程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在他们散步的时候，他向她叙述一整天的工作，连每分钟做了什么都详述无遗。于是，戈尔巴乔夫的妻子不止是了解情况，简直是对一切了如指掌。
这种做法迟早要带来后果，而且已经带来了后果——它影响到戈尔巴乔夫对人们的态度，影响到从事任免和整个政策的执行。
当我回到家中时，正在看电视、新闻和谈报纸聊天的妻子、女儿们有时也问这问那，情绪激昂：爸爸，为什么事情会这样，为什么那个人……你怎样看待……我只好相当不客气地制止她们：别问了，我在家里不谈政治。
至于那些求情的人，那些求娜依娜·约瑟福夫娜转交请求、纸条儿、各种方案的人，对此她简直无法向熟人进行解释：这投有任何意义，丈夫根本不会听她启齿谈及此类请求。
政治较量
1992年4月举行的俄罗斯第六次人民代表大会是反改革势力急于求成摧垮我们的“快速前进”政策的尝试，是第一次也是失败了的尝试(这个概括不一定确切，简单地说，就是这么回事)。
坦率地说。当时我对人民代表大会的看法与现在不一样。确切地表达应是这样：当时我对它抱有更大的兴趣。在我的记忆中，“全民集会”的场景总是联系着以前的、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和我们的、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引起的浪潮，因为人民代表大会毕竟是国家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我还没有觉悟到，人民代表大会已开始成长为发展市政公用事业的政治厨房。
因此，当政府推行改革刚刚度过头3个月就遭到剧烈批评时，我感到一种病态的痛苦。我听到各种各样的消息，但结论只有一个：对政府表示不满的批判群体已经形成。盖达尔作为一个没有经验的政治家许诺最近时期会出现稳定。我也只好言不由衷地作了同样许诺。可是，4月份和5月份我们应当对能源产品放开价格——这是继1月份实行自由物价政策之后和第二轮通货膨胀的引子(夏季又掀起了第三轮)，由于第二轮通货膨胀，决然不会有什么稳定出现，这是显然的。这时我们的心绪倘不是万念俱灰，也是充满忧虑。此时唯一的指望就押在作出许诺，告诉人们不久就会得到“七国集团”的大宗财政援助。然而我们却受制于一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国际大人物。而这种不确定性实在令人担心。
我不想“放弃”对政府的支持，我来到第六次人代会上，我感到必须督促一下人代会。我的话说得粗了一些，没办法，只能说一针见血的话。
这个做法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
我对一些部长的工作表示不满。大会最初几天同各党派人民代表的协商表明。他们提出的对之不满的名单也是下列几个人：洛普欣、德涅普洛夫、沃洛比约夫、阿维彦。
我通过布尔布利斯将这份名单转交给盖达尔。我认为目前同政府领导会面还太早。
盖达尔的班底以极沉重的心情接受了我提出的调整政府班子的建议。他们深信，他们的后方是稳固的，我看得出，许多人经历了休克。当时我同盖达尔进行了个别交谈，并告诉他是哪4个部长受到指责。盖达尔召集了紧急的政府会议。显然，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丁关于集体辞职的问题，不过，对于盖达尔的部长们来说，在改革的最关键的时刻作出这样的决定是病苫的。因此，他们请求同我会晤，提出了紧急会见的请求。
我知道，从道义上讲我站在他们一边。但是我有我的难处。代表大会准备了一份评价政府活动的否定性决议。倘若这个决议能出台，就意味着在这一届或者下一届代表大会上通过宪法紧急修正案。那便是尚未来得及实行的改革的破产。会晤时我尽力把语调放得平和，非常平和，为了使大家不要把我的决定看作是上级的平庸的忿怒。但是，这些自负的年轻人把我的平静看作是冷漠和袖手旁观。
结果，第二天盖达尔来到人民代表大会上，他要求发言，井递交了关于政府成员集体辞职的请求。
这是一个晴天霹雳！
需要指出的是，这是盖达尔未同布尔布利斯商量而独立作出的第一个严肃的政治决定。任何人也没预料到这一手，虽然这一决定十分合乎逻辑、简洁面正常。如今我却闹不明白了：为什么人民代表们对此项决定如此惊慌？
说实在的，我也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发生。我再重复一遍，这是一个没同任何人协商过的决定。这决定最初很让人惊奇，也令人不愉快。但是，我很快就看出这一冒险步骤的后果具有一定价值。盖达尔的声明标志着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叶戈尔·铁木洛维奇直觉地感到，从本质上讲，人民代表大会不过是一场大型政治戏剧，大型杂技，在这个场所只有通过出其不意的猛烈攻击方能取胜。
结果是取得了全胜。否决政府的决议提案没有通过。对宪法做了修正，决定授予总统以补充全权。下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改在秋季举行。盖达尔和他的部长们的辞呈没有被接受。
……但是，正像我已经说过的，我自己，作为政府的领导人需要坚决地改变政府的工作状态，这不仅仅是迫于人民代表的压力。
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之后一个月，我再次谈到上述问题。我召集了内阁会议，在会上宣布免除洛普欣的燃料能源部部长的职务。
当时我看到两张面孔：盖达尔脸色发赤、几近鲜红，洛普欣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白纸，简直让人卒不忍睹。大概，这些年轻的内阁成员认为，我这个不称职的教师对他们的不顺从进行惩罚。以便杀一儆百。事情当然不是这样。免除洛普欣的职务还有某种内在的原因，盖达尔把洛普欣当作攻城槌，向我施加压力，以便在同一时刻毫无限制地放开能源产品的价格。而我认为，我们不能采用如此残酷的方案。
我们当中孰对孰错，未来的历史学家自有评说。然而，弗拉基米尔·洛普欣苍白的面孔将永远保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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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鲁茨科伊交往已很久，他的那次演讲属于我们交往中的哪个时期呢，大概属于较晚时期。不过，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这种“独特的”风格之形成却是由来已久的。这风格便是“不断同人民会晤”，“直言不讳地道出真理，不管这真理是如何良言逆耳”。
我记得，我的一位助手给我送来一盘录有一个演讲的录音带，任何人也不会在衣袋里装个录音机，显然这是从电视台转录来的。说得文雅些，电视台就是传播这些猛烈攻击的工具。
……您是怎样考虑的呢，那我就对总统说：把您的钱包给我，我留给他3000卢布并问他：喂，怎么样，3000卢布够活一阵子的？
就是这类内容。
他们对盖达尔的政策表示原则的不满——这我能理解，想捞点舆论资本的愿望——我也能理解，想在公众面前熔耀一下，给自己壮壮胆——这也可以理解。
只是有—点我无法理解——鲁茨科伊为什么要当面赌咒发誓表示自己的永久忠诚？当一切如此明朗的时候，他为什么要暗示将有阴谋发生，为什么要暗示有人在幕后搞鬼？其实，还有速记稿嘛，还有他演讲的录音嘛。
那时。我以为这是一个至今既不懂政治、又不懂经济的军人的真实面目，这种情况是常有的。
我还不知道这是一种背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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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界不止一次提及院外活动问题，即某些集团向政府和我本人施加压力的问题。
这些故弄玄虚的文章总是使我如堕五里云雾之中。
我不了解院外活动在西方例如在美国是如何具体进行。我想那里的院外活动会动用一切手段，从间接收买到新闻攻汗，无所不用其极。
我们这里常说的是：军工综合体、沃尔斯基、国防工厂的厂长们、将军们、党的机关——某一个秘密的阴谋立即酿成，“阴影里的”外交活动正在开展。
……实际上，在俄罗斯从事院外活动相当容易。甚至搞掉盖达尔这样的不折腰的总理也不难。
关键在于我本人——我几十年来都在苏联的经济领域工作。这个领域对我没有秘密可言。我知道，我们的杂乱无章为何物，我知道我国的大企业和小企业中的全部实际情况，我知道我国的厂长们、工人们、工程师们的长处和短处。尽管就职业而言我是搞建筑的(毫无疑问，这在我身上留有某种烙印)，但我对重工业、轻工业状况之了解毕竟不是凭道听途说。我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作过深入考察，深知这一领域的全部运作。
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倘若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生产工人来到我面前，以激动的声音对我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在“天然气公司”干了40年，您的洛普欣在做些什么事呀，那里大事不妙，您看看这数字，太可怕了。到处搞得一团糟——在这位老人面前，我心痛欲碎。
为了取得某种平衡，我做了第一个尝试，即想让斯科科夫或者洛博夫“充实”到政府中去，但盏达尔傲然拒绝了。当时我与内阁成员每星期四会面举行每人必到的正式会议。后来，他们看到年轻的政府的确存在着各种问题与困难，终于被迫接纳了一些从厂长阶层选出的充满活力的人参加政府工作。
……在俄罗斯，人们心目中的厂长是什么样的人？凡给人以工作、凡能使家庭正常生活、凡能把你辞退或者使你升迁的人——那就是厂长。至于说企业有没有实效，那就不重要了。不管怎么说，具体的广长决定你的具体的命运。
……不久以后，通过同国会下设的有关委员会协商，提名格·希扎和弗’舒梅科参加政府工作。
又过了几个月，接纳了弗·切尔诺梅尔金加入政府工作。
在这些变迁的幕后隐藏着什么呢？洛普欣是一位天才的经济学家，是盖达尔政府中最能干的部长之一。但是，由于他负责领导石油天然气总体工作，而这项工作又牵动着物价改革的全局性政策。这方面受到任何一点伤害都会使整个国家经济机体感到疼痛。因此我坚决地作出决定撤换他，派我在乌拉尔时期就认识的切尔诺梅尔金接替他。我已经看到，改革在全速行进。随着改革的进程出现了全新的经济因素：原料和材料市场，有价证券市场，俄罗斯的银行和交易所体系重振并呈现活跃气氛，俄罗斯的商业面貌一新。总而言之，这种景象的确是从未有过的，甚至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也未有过。
当我明白了上述形势时，我想让新的政策具有更大的保险系数，让它更长寿，我认为必须起用一个新的、可靠的、意志坚强的人物充实政府。实践的进程表明，我没有错。切尔诺梅尔金走上角逐场显然是晚了些，但这项任命保证了政府经济政策在反动势力“猛烈攻击”的条件下的可行性。在下一年年初这种攻击便开始了。
卫生部长和教育部长是另一种情况。地们两位的命运有些相似。
卫生部长沃洛比约夫是同盖达尔一道进入政府的，教育部长德涅普浴夫比他早上任一年。
两位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成熟，有独到的思维方式，在自己的领域内都是有声望的专家。
德涅普洛夫在教育科学院系统中是著名的“叛逆者”，他把自己一派的人集中到教育部。制定了一整套新俄罗斯学校的理论构想。
沃洛比约夫在卫生领域也准备了一套新的、不同凡响的独特的纲领。但是，如果说德涅普洛夫由于在上级机关尚听取他的意见时在“旧制度”下还曾经来得及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贯彻到学校工作的实践中去，那么沃洛比约夫在自己负责的领域却一筹莫展。谁也摸不着头脑，谁也不愿意仅凭一点点简单道理就去做事——于是卫生部机关停止了工作。
而卫生事业，众所周知，是个极难领导的部门，无论是直接意义还是间接意义而言，即从政治角度看，都很难办。刚刚开始在医院就诊办法方面实行某种改革，而这改革又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时，人们便群情激昂地谈论起自费医疗，人民陷入了沉思。如果说自费学校尚不普遍的话(虽然同样牵涉到许多人，引起了某些不满，其实，这种不满没什么道理：不愿意读，就别上这种学校嘛)，那么谈及自费医疗，那就涉及所有的人——正是触犯了这根神经，沃洛比约夫的卫生发展构想成了众矢之的。人们恰恰是只看到不利一面，而没有看到积极的前景，没看到医院将要富有起来，医生的收入将会提高。人们也不是平白无故地这样看问题。因为此类改革需在若干年期间进行，而且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很可能在第六次人民代表大会前夕就确定了选政府中的什么“靶子”，这种选择清楚表明，哪些势力参加了议会派别之间的结伙：“公民联盟”瞄准了能源部门和对外经济部门，共产党人和爱国者集团瞄准了社会领域。这一阶段他们的胃口还不太大。
教育与卫生的改革决不是为时过早。恰恰相反，条件早就成熟了。但是，这次的部长任免(其实这只是局部的，不十分重要的事件)还清楚地证明了我们政策中的薄弱环节：立即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进行改革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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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年初和年中，各处都在谈论即将到来的罢工浪潮。经济学家们警告，生产的滑坡将导致大规模失业。议会中反对改革的政治对手们扬言，居民们将经受不住“天塌地陷式的物价上涨”的打击，走上街头举行“锅底朝天的游行”。这时又突然出现了可怕的现金缺乏现象。一些地区所有居民一连几个月得不到工资和养老金。
但是，我们所担心的1992年，明显地大声疾呼地提出自己要求的只有两个阶层的居民——中小学及幼儿园的教师和矿工。
……说到幼儿园的教师，她们的生活状况真让人该然欲泣，即令在莫斯科她们的工资也低到可笑的程度。仅仅是出于对幼小的孩子们的责任心，这些保育员、幼儿教师(其中大部分是年轻的姑娘和女士)才没有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幼儿园的工作人员才没有罢工。倘若幼儿园罢了工，那就会给国民经济中见有女职工的部门带来可怕的损失。
中小学教员如果罢工，同样可怕，只不过在程度上稍有差别而已。
……不过，这个问题不能孤立地看，它与所有的领工薪职员的问题相关，而工薪阶层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从前、现在和将来都占很大比例。物价直线上升，通货膨胀率上涨使相当一批居民处于绝对的依赖地位，为生存面挣扎，居民们只能指望我们的正确的社会政策。
尽管在各城市都有部分教师提出自己的要求，应当指出，这些教师并没有采用公开的对抗行动。这大概是由于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具有天生的谨慎与保守性口巴。
我们制定了一份各行各业工薪人员的统一的工资表，也为教师制定了行业工资表。调资体系是很复杂的。工资是增加了，但据说提高最低工资的做法不够灵活，也不如我们设想的那样立刻见效。这样一调整，整个工资表就有所“跳动”。我希望，我们都能活到稳定时期的到来。
下面谈谈矿工。大家都知道，叶利钦与矿工们有着“特殊的关系”。诚然，现在顿巴斯的事由克拉夫丘克操心了。但是，沃尔库特和库兹巴斯归我管。我以前常到那里去，以后也还会常去。从这些地方不止一次地传来对我发出的强烈要求，同样，这些地方常常给我以支持。
其实，矿工们提出要求，决不像哈斯布拉托夫描绘的那样，是由于什么盖达尔只顾改革大业而忽略了矿工们的经济“小业”等等。矿工们还没到饿肚子的地步。他们并不反对改革。但是，他们奋起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坚持主张他们从事这种劳动，就应当从总利润中得到应得的那部分。当时，在煤矿这类企业我们还没有明确的效益分成机制。我们旷日持久地进行着艰难的谈判……
应当说，1992年春季和夏季，全国上上下下都能听到一个时髦字眼——“停转”。因为缺煤，铁路停转了，车间停转了，运输业停转了——在这种情况下尤里·斯科料夫在同矿工们曲谈判中表现了非凡的果敢。
亲近的人 斯科科夫
我同尤里·斯科科夫相识是在我于莫斯科市党委工作期间。他是一个大型国防企业——“量子”工厂的厂长。
在他的选区，与他竞选苏联议会人民代表的对手是当时担任《星火》杂志主编的著名作家、评论家维塔利·科罗基奇。由于种种微妙的原因，加上我在第一本书中描写的党的计谋，尤里·斯科科夫被选上了。他的表现堪称党的有原则性的代理人物。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斯科科夫是个聪颖的人。他非常内向，担任过西拉耶夫领导下的最高经济会议主席，在盖达尔执政期间担任过安全会议负责人。这两位领导过他的人都感受到斯科科夫身上独具内在的威慑力量，而且这二人不止一次地因为斯科科夫与我发生冲突。
斯科科夫在叶利钦身边究竟扮演什么角色？——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斯科科夫是个确实存在的“影子”总理，我仿佛时时刻刻都注意到他的存在。
……我没有提及过尤里·斯科科夫在8月政变期间所起的作用。他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可能，他比保卫白宫的某些抛头露面的领导人所起的作用更重要。作为我的代理人，斯科科夫同军方代表和内务部代表——格拉乔夫与格罗莫夫——经常会晤。这些接触完全是秘密的，对我们具有决定性意义，至少在道义方面。在这些活动中，斯科科夫表现得谦虚、平和，正因为如此赢得了敬重。
我明白了斯科科夫的总的政治立场、特别是在经济方面的立场，与我的立场、盖达尔的立场还有那位布尔布利斯的立场都不一样。他的两面性一直使我的拥护者们捏把汗。但是我认为，如果一个人懂得，在当前的俄罗斯应当为强有力的政权工作，而不是反对这个政权——采取这样的立场又有什么不好呢？就算是“影子”总理吧，反正在党的领导人、经济部门的领导人当中，斯科科夫无疑总是享有一个政治家的威望，他不断地督促着在位的总理加紧工作。这里不妨讲一个有趣的细节：最高苏维埃的领导人在白宫内为总统权力机构的唯一代表斯科科夫留下了一间大办公室。
1992年年底之前，斯科科夫身上出现了一种怪癖。在与我见面的时候，他迫不及待地经常对我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裔，您周围都是敌人，唯有我一个人忠于您。”——这使我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想法：他是不是受了迫害？
……我认为，他这种强有力的人物极难作出选择。他为俄罗斯的民主政府效劳乃是“为了某种利益的联姻”，他很难接受这种局面。他明明知道国会在准备干什么，根据各种消息来源他掌握可靠的情况，但他无法决定自己的立场，于是他被摧毁了。或者说，至少他被折腾垮了。
但是，我们也可能在政治舞台上再度见到尤里。斯科科夫的身影？我希望他是一个更为坦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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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夏，飞往美国之前，在机场我发表声明，任命盖达尔为俄罗斯部长会议代主席。
布尔布利斯和盖达尔本人曾把我置于相当为难的境地。那种旧的格局——即内阁首脑是位政治人物，而第一副总理掌管着经济进程——终于结束了。
在重新被任命的副总理当中，毫无疑问，没有一个人能指望成为盖达尔班底的领袖人物。盖达尔本人越来越紧地把控制杠杆抓在自己手中。现在甚至连人民代表们也惧他几分、敬他几分，尽管哈斯布拉托夫和最高苏维埃方面仍然不时对他进行“心理攻击”。
1992年夏季到来之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心出现了另一个经济问题：关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我国提供大量贷款的问题，关于建立稳定的卢布基金的问题。西方专家们一直特别重视盖达尔的作用。
在这种局势下，我所作出的决定似乎是迫于形势的压力，决定是出入意料和迅雷不及掩耳的。可是正是这个决定阻止了盖达尔的对手们策划的处心积虑反对他的攻击。他们错过了时机。
很自然，多数人以喜悦的心情、满怀希望地对待关于任命盖达尔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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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夏末，事态的发展表明，经济情况令人担忧。有两个方面发生断裂：各类商品的价格仍在上涨，在这种形势下，任何明确的经济战略都无法推行，无法计划经济领域中的任何步骤；另外，国会借助于国家预算已经人为地向经济部门注入数万亿卢布，但在现存的最高苏维埃体制下仍无法控制通货膨胀。
情况最终表明，通货膨胀、“物价猛涨”的阴影将笼罩若干年……
通货膨胀这个只有从老掉牙的政治经济学课本中才能找到的抽象概念突然之间变成了现实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牵掣到每个人私人利益的尤物。
居民中一个又一个阶层落入贫困的泥潭……
在此情况下社会分化在加剧。一些人的富有与另一些人的贫瘩形成鲜明对照。
整个社会步入一个社会异化的艰难地带。
这便是我们对经济改革作了首次总结之后发现的围绕我们的灰暗景象。
能否避免这一切灾难呢？……我认为不可能。
任何国家都经历过这种困境。这是一个经济隔离带。这是一个通向繁荣的防疫遮断带。
即使是全体富有国家中最富有的国家例如美国，也有过自己的大萧条时期。美国人走向高水平生活的道路是漫长而艰苦的。
……然而，俄罗斯像往常一样走了一条完全特殊的路。在上个世纪末已经有了走向市场关系的开端，但在本世纪即将逝去的今日又一次重踏此径。此时已落后于阿根廷、波兰、智利、巴西，以及匈牙利和新加坡。
此时巨大的世界经济体系业已实实在在地形成，在这个体系中俄罗斯未能给自己找到一席之地。70年来，俄罗斯远离了文明世界，在此期间它造就了巨大的社会主义工业，但失去了重要的可贵的机会：它未能自然而然地进入市场。我们迫不得已地打碎自己，在自己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再一次地放弃虚无缥渺的稳定，放弃那体现于半兵营式的半贫困生活中的稳定……
需要再一次地急起直追，抓紧去做，拼死奋争，为的是……跻身于世界各国之行列。
伟大的俄罗斯紧张奔突的历史延续到某一时刻会有所停顿。那时我们将和各国一道，加入具有完整经济的、正常的文明国家之长长的序列。但是，尽管我们的经济问题同任何另外一个国家都有共同点，我们却有着另一种命运。而经历了70年社会主义之后，我们的情况则加倍地特殊。
我们的国家拥有大型工厂、大型研究所、大型农场、大型企业(甚至拥有一些整个的企业城)，这样的国家不管其本身意愿如何终将产生一种社会关系中的风格，而这风格在农奴制时代业已形成。这便是牢固的、传统的相互依赖的风格。
与这个“旧世界”相对峙的是历时短暂的商业结构。这一结构本身目前尚无法保证自己不遭任何劫掠，更不能对伙伴作出任何担保。不过，这一结构是具有机动灵活的特点的。
这两个世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相互交织，相互渗透。我认为这种局面将持续若干年。在这种交织渗透中，工作人员能够平稳地从一个生活领域转到另一个领域，使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在逆境中少受些损失。但请不要在这样敏感的事情中强迫别人接受某种优越感，强使别人接受自己的“规矩”。一个强大的国家应当把贫民的手放到危险的、可怕的地方，使公民有一种危机感……
但是，国家本身也有自己的需要。其中，国家除了需要民主的保障、正常的国际政治环境，还需要公民遵守秩序和纪律。我们这里远远不是美国模式，我们这里所说的市场可能不完全是1992年年初所期望出现的市场。
最近两年当中俄罗斯的特色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我们都应当以敏锐的心灵去感受它。
那样的话，一切都归于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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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流逝，眼看着充满焦虑的、带着暗淡预感的冬天又来接替经济改革开始以来的第二个夏天。
……人们能否预见和能否预测事件发展中的转折，能否理解盖达尔改革再次搁浅，即未取得快速的稳定？
当然能。凡成年人，特别是政府中身居要职的领导者应当具有对计划的清醒态度，具有修正计划的勇气，匝当具有对事业的现实主义态度。
但是，经济成了政治的人质。
来自议会方面的疯狂攻击、迎面袭来的“宣传鼓动”浪潮、盖达尔等人为了防卫的答辩——所有这一切妨碍了正常工作。此外，正值通货膨胀尚未达到“沸点”、冻结收入和限制贷款尚能发挥一定影响时，最高苏维埃却拼命地对抗争取稳定的措施。议会明知道还可能进一步推动执行机构加紧工作，却要求更换政府，任命一个新的联合政府。
说实在的，更换内阁这件事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人们的信任，可怕的是执行不连贯的政策，可怕的是开始左右摇摆。
在我们这里很难设想能有一个正常的具有社会主义方向的政府。而在我国这种政治纷争的条件下联合政府是一个具有爆炸危险的、简直是有致命威胁的物品。
那么，专家治国型的厂长经理政府呢？
有一阵我也动摇起来。
我同尤里·斯科科夫进行了一次认真的会晤。他同意在危机的形势下取代盖达尔。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迫在眉睫。从议会各党派团体、各派政治运动、各个经济学流派、经济工作者和企业家等方面来的排山倒海的压力令我无法招架。所有各方都要求撤换盖达尔……一次，两次，三次地要求……
由于我们没能信守诺言，反对派在幸灾乐祸，他们在新一届代表大会上还要变本加厉地实行毁谤攻击，破坏我们政策和思想的威信，使国家形势动荡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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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6月12日是俄罗斯独立日第一个周年纪念日。就在这天，发生了冲突事件：疯狂的安皮洛夫分子企图用暴力夺取“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
维克托·安皮洛夫原是一名记者，国家电视广播系统派往尼加拉瓜的特派记者。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这是一个在革命浪漫主义情调中有点“忘乎所以”的人。
在社会生活中他选择了一条危险的路，他想成为街头领袖、街垒将军。他的选择一害自己，二害周围的人。在社会上可能会出现俄罗斯第一个有组织恐怖活动团体。
特别恶劣的是，安皮洛夫把一批富有战斗精神的老年斗士集中于自己麾下。我能理解他们的情感以及他们与当前诸事格榴不入的情绪。难道说用警棍驱散之后，还应当给他们增加养老金吗？！这已经不是什么革命浪漫主义，而是公开的无耻行径。
民主派组织的上百万人的群众大会上也没出现过此类行为。没有任何人受伤，到处秩序井然。人民代表保证参加大会的队伍安全，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会把到会群众与特种警察分开，因为事先已经同政权当局关于所有问题达成了协议。
而好斗的安皮洛夫分子采取的完全是另一种立场。他们需要制造流血事件，因为流血事件能证明政权无法控制局势，流血是灾难的标志，是无政府状态的标志。因此，他们不择手段地企图酿成流血事件。
最高苏维埃和哈斯布拉托夫把他们称之为“人民运动”，但就在当时，这种运动的基本特点已经昭然若揭了。尽管他们当中有相当多的老年人，他们举着革命的红旗，还有一些别的特色——这纯属法西斯主义的策略。这是新纳粹分子在全世界常用的、为进行野兽般的进攻而采取的策略。当时，在“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附近，该中心的工作人员遭到狗血琳头的辱骂，一些下了夜班走在回家路上的电视台技术人员遭到殴打。他们痛击被围的年轻民警，大打出手地残害警察。
很明显，这是一群危险人物。更确切地说，有一批危险人物在幕后操纵这些疯狂的闹事者。很可能这些肇事者得到有势力的国家政权中人物的支持。没有铁腕人物的支持，在莫斯科制造如此局面是根本不可能的。
看了10分钟实况录像，我心中产生了令人恐怖的焦虑。我记起了在“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附近出现的一些面孔。这不是自发的不满情绪的爆炸，而是企图有计划地向政府施加压力。他们打算触动一下“民粹党分子”叶利钦的主要痛点，据说叶利钦非常在乎人民的情绪和他们的社会自觉。有人认为，这种人为的爆炸是精心策划的正确策略。
可我的感觉是，他们打算恫吓我。我感觉到这是一件号称人民运动的、令人恶心的腰品。我感觉到这里有克格勃在插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