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能把蓬勃发展的南美国家——就是那个阿根廷和巴西——与的确发展缓慢而又充满内证的非洲国家混为一谈吗？欧洲的巴尔干、南斯拉夫、高加索怎么也不像它们的邻邦土耳其。士耳其这个国家一直克制自己，不采取任何侵略性的对外政治措施，对于它来说，最优先考虑的主要是富裕、自制与和平。
所以，有人说叶利钦政府改变了苏联政治和俄罗斯帝国政治在若干世纪形成的优先权，这纯粹是胡说八道。
俄罗斯从来不想与西方世界对立，相反却一直在向这个圈子靠拢，向文明的欧洲靠拢。从18世纪开始，俄罗斯始终在与人谈判，与人联合。当然，别人敬重甚至有点儿害怕强大而辽阔的俄罗斯，这是对的，但无须担惊受怕！今天，“不妥协分子”在俄罗斯所宣传的对历史的理解是反历史主义的，这种理解被认为是错误百出的外行话。
俄罗斯根据情况的不同，曾与英国、奥地利、德国、法国等各种国家结成同盟。
只有一个阶段，即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反对俄罗斯。
我们正向过去一直所处的位置回归，回归到协约国时代，只要愿意，回到与西方大国结成联盟的时代。不过，我们在回归时已经更强大、更英明，而且吸取了亲身经历的强权主义(斯大林式的共产党法西斯主义)的惨痛教训。
曾几何时，苏联与其他整个世界对抗，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许多国家，把许多国家拉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也就是说，苏联扮演过世界宪兵的角色。但没有必要把这种角色描绘成历史环境里的重大的传统角色和正确角色，也没有必要说成是英明的和在战略上经过认真验证的决策。
因为这曾是一种虚幻的，甚至是滑稽的角色。
现在，我们只是强大的国家之一，但又有复杂的、独特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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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身穿迷彩野战服的人……
他就像核炸弹、口香糖、摇摆舞星一样，成了时代的象征。他肩挎冲锋枪、穿着沉重的皮鞋，在大地上游荡，做着自己那粗糙而有时又很繁重的工作。
在我们的国家，我们长期生活在无忧无虑的幸福之中，虽然我们的国家曾是军国主义国家，是侵略性国家，这对于人民来说已不再是什么秘密，如无论我们的小伙子和军事专家们飞到多么遥远的国度，那里都有我们的导弹，但这些穿迷彩服的人我们只是在电影里看过。我们的军队不是在我们这里工作。而是在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某个地方工作。
这便产生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劲地发生政变，如果身穿迷彩服的人(我仟]的特种部队和空降兵)已在莫斯科“工作”，如果全靠他们参与才能扑灭原议会内部熊熊燃烧的国内战争的烈火，莫非俄罗斯已成为一个“香蕉共和国”？
……对这种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就能简单回答的。凡是和平濒于边缘的地区，总会出现这些小伙子们的身影。不同的是：他们在执行谁的命令，是谁指挥他们，他们是和平的力量还是战中的力量。最近几年来，他们的作用显然越来越具有威慑性和稳定性，这是指联合国维和部队，指俄罗斯武装力量而言。因为后者在独联体境内越来越经常地发挥那种威慑职能。在高加索，身穿迷彩服的人也是主要的登场人物。那里的儿童在成长时，永远感到战争是一种永恒的怪物。
要争得全面和平的保障，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战争之魔已在我们的家园苏醒。
因此，战争魔鬼有一次曾出现在莫斯科街头，出现在俄罗斯，出现在完全和平的未准备战斗的国家，出现在目前正忙于解决纯属自身的经济问题的国家，并不是偶然的。苏联虽然已经改名换姓，但毕竟留下了一个统一的空间，不可能把我们与各共和国发生的事件分隔开来。
阿布哈兹事件证明，我们的国家，比如说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实际上是一根绳上拴的两只蚂炸。成千上万的格鲁吉亚人逃离战火弥漫的阿布呛兹，酿成了令人恐怖的悲剧；俄罗斯的动荡也迅速破坏了和平协议，使屠杀逐步升级。
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是国际性现象，原俄罗斯议会中的政治赌徒未能在军队中找到支柱，却在那些战火熊熊燃烧的地区找到了武装支柱——训练有素的“战斗队员”。原俄罗斯边缘地区的战火已秧及它的心脏——莫斯科。
今天该如何在高加索建立和平呢？
我想，这个未来的和平方案就存在于经济发展之中。要知道。作战的不是专制制度，而是民主制度。所有的领袖都得选举。他们除了会喊几句战斗口号外，还能给人们提出别的建议吗？目前需要开始搞点儿生产，做点儿贸易，需要开始积累财富(这正是建立独立国家的希望所在)，需要寻找与所有想在该国投资者的接触。为达此目的，必须停止军事行动。
我们面临的任务，除了经济一体化、集体安全和政治合作外，还要在苏联领土内重新建立统一的精神空间。更正确地说，不是要破坏这一空间，而是要想方设法地使它还原，挽救那些还未彻底枯死的东西。
目前，民族之间的联系、我们的文化之间的联系。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处于任其自流的状态。我们不仅没有帮助人们逐渐发展这种联系，反而用海关、边界和护照控制加大了它们的难度。我们本应保留统一的文化，却身不由己地在破坏文化(例如，在各共和国不能订阅莫斯科的出版物)。人类的共性，哪伯是强权政治的社会主义时期形成的共性，也应当保护，就像保护森林、清澈的河流、清新的空气一样，我们难道连这一点都不理解吗？不知道这种态度绝非单纯的政治态度，而是生态道德观念吗？
当前有一种奇谈怪论，认为精神隔绝不是经济危机引起的，而是理应如此。其实恰恰相反，这种经济上的不信任感，正是苏联解体后一直困惑着普通居民的各种孤寂的综合引起的，而且这种感觉无论怎样都难以克服。
我想，从独联体国家对高加索问题的态度上大概会看到这种立场。
高加索完全是一个独一无二、前所未见的地区。这里居住着数百个民族，对此，我一点儿也末夸张。这里就像一个人文保护区，拥有令人惊异的自然景观，很小的人数很少的山地民族，它们有自己的语言和文比、传统和风俗习惯，以及所有时代养成的、实际上是整个人类发展史期间养成的生活方式。
然而，高加索难以驾驭的秘密就隐含在它的独一无二之中。中央政府就算想管，也没有能力控制整个国土。人们仍在继续作战，只不过不橡过去那样用短剑和步枪，而是用坦克和导弹破坏着自己那独一无二的文明、自己那令人惊奇的人文保护区。
现在有两大因素促使我们去寻求防止民族灾难(就规模而言，比南斯拉夫更甚)的途径，一是我上边刚刚说过的精神上的兄弟情谊，二是独联体整个空间的稳定战略，俄罗斯的稳定当然也有赖于这一战略。我们不能让整个地区陷入地狱，而这种危险性依然存在。轻型核炸弹在高加索，这种前景已不是科幻影片中的一个情节。
在对自己关于统一空间和独联体稳定的价值做出总结时，我只能痛苦地指出，尽管独联体各国领袖相当经常地会谈，但这个问题不仅未能解决，相反地，却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各种各样的疏远综合在一起，越来越严重地阻碍着我们正常的传统联系。我们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继续发生。
要取代勃列日涅夫“萧条”时代在行政压力下制定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机制，就必须在经济和文明基础上形成新的机制，必须排除多余的影响人际交往的障碍，必须记住：对于居住在世界1／6土地上的人来说，事实上目前仍像过去一样，这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我们在瓜分它时，需要忍痛采取断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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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的战争是欧洲的心病，也是全世界的心病。目前这也许是我国对外政策中最复杂的一个问题。科济列夫外长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夜以继日地守在电话旁边度过人正求调停人的意见，跟冲突各方谈判，并不是偶然的。对于我们来说，这场冲突的内幕包括如下两层：
第一层是显而易见的，南斯拉夫同属联盟模式，也是各种历史问题纠结在一起的一团乱麻，也是欧洲独一无二的民族“花束”(我们的“花束”甚至延伸至亚洲)。也是同在一个屋檐下的姜姜众生。铁托是20世纪最“走红”的独裁者之一(弗兰科可以被视为第二个这样的人物)，国家在他的统治下繁荣起来。但是，人为构思的政治末考虑到人民中原有的冲突因素。南斯拉夫问题开始只是对苏联事件的一种链式反应，接着便被战火笼罩了。
所以，我们在对南斯拉夫冲突实施军事干预问题上格外谨慎，因为我们两国实在是太相像了。
第二层是我们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为什么美国老是坚决要求我们参与武装制裁侵略者(美国认为塞尔维亚人是侵略者)的行动呢？就是要造成一个国际先例。这种先例原则上曾有过一次，即我们对“沙漠风暴”(美国总统和联合国制裁伊拉克的最大行动)的支持。当时我们两国已就协同行动明确达成协议，这使世界产生一种印象，也有助于国际社会形成共同的立场。假若有人反对它的意愿，就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制裁。在世界政治中，这种观点只有现在，多亏了俄罗斯的新政策，才有可能成立。
但是，在理解协同行动的重要性的同时，我们却不想被看作任人摆布随意驱使的工具，更何况我们如果这样做，将有损于我们的威望，也有损于对我国政策的信任，更有损于欧洲和全世界的力量平衡，而主要的是有损于在南斯拉夫的力量平衡。永远需要有人充当那个被制裁国利益的代表及其辩护人的角色。否则就得等到“战争彻底胜利”。把强硬的决定强加于人，这也是一种立场，也是一种行动方针，不过，却是在某种期限以前。我认为，美国人根据侦察情报对巴格达实施攻击就是这种期限。
俄罗斯和乌克兰各有一个营的士兵编入了联合国军队序列，我们的小伙子们戴上蓝色头盔以后，至今仍在冒着生命危险执行任务，而有些“志愿者”却在交战的塞尔维亚人其中一方充当小兵的角色(只想一般地看待他们，谈谈他们)。
当然，他们的人数并不多，但这一事实却在南斯拉夫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我国亲塞尔维亚人的政治家所持的理由是：这是我们的斯拉夫兄弟，出于民族宗教原因，我们必须保护他们，我们正在保护他们』而且是在国际上孤立他们的条件下保护他们。除了依靠我，依靠科济列夫，塞尔维亚人目前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没人可指望。不过，我们的所作所为在普遍的国际法范围之内，而不是别的什么行为。乘机“欺负弱小者”是不道德的。在这场战争中没有谁是谁非之分。
第六章 休克疗法
病态的反应
我不敢妄谈经济改革哲学。不过，我想着重谈一下对我待别重要的某些有特色的问题。
在俄国，没有一次改革是进行到底的。例如，彼得大帝改革的目标是塑造“俄罗斯式的欧洲人”。当然，这是一个宏大的总体目标，仅通过一代人的努力是无法达到的。况且，从某种意义来说，彼得大帝改革提出的这个目标，时至今日也未能达到。
我们成了欧洲人，与此同时却依然故我。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不同时代的情况，不管哪个时代，在激进的改革之后随之而来的必是反弹，况且是猛烈的反弹。在20世纪更是如此，无论是两次土地改革，还是三次革命；无论是新经济政策，还是斯大林的工业化；无论是赫鲁晓夫的改革，还是柯西金的“平缓”改革，都没有实行根本的变革。
使改革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就是我给自己提出的目标。
经济进步造成的威力与力量理应共振式地伴有政治上的巨大变革。倘能如此，就没有什么力量阻止我们前进。那时，必有另一批人追随我们，将我们的事业进行到底，将我们的国家引向繁荣。
……当然，我并不认为盖达尔是治愈我国经济的医生，但我也不认为他是置我国经济于死地的巫医。
说起医学的譬喻，我立刻想起了我在西班牙的那天早晨，当时我在医院里接受手术，刚做完手术他们就210建议我站起来。我没有技拐杖，就站起来了，由于恐惧和紧张我全身冒汗，当时还走了几步。
盖达尔的作用在于，他使我们瘫痪了的经济骤然挺身而起，迫使它的生命中枢、它的资源、它的机体动弹起来。行，还是不行？做法相当残酷。但必须这样做。当其他的医生还在就治疗方法争论不休时，他已经使病人离开病榻。依我看，病人已迈开双脚……
我得出这个结论并不是依据经济指标，从客观上讲，这些指标是令人头疼的。
我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是，在我国出现了一批具有全新的心理状态的人。具有这种心理的人是顶天立地的人、不等待他人的援助，不指望任何人，不指望政府，不指望国会，不指望叶利钦。他们责骂周围所有的入，顽强地做自己的事。只要朝四周望望，就能发现，在商界。在创作领域，在科学界。在文化界，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这么一批人、主要是年轻人。目前他们还不引人注目，目前他们非常忙碌。但确有这么一批人。我国开始出现一批头脑里毫无框框的勇往直前的人、从前此类人一直是受压制的。
我认为，归根结底，正是因为人体的病态反应、休克反应的作用，使全部力量被动员起来，这时人就充满信心，精神格外抖擞。例如，在体育运动中常有这种情况。我在想，在社会发展中同样存在这种现象。
当然，这种做法也有风险，当事情处于生死关头时，也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那时人可能变得疯狂，失掉人的本性，人毕竟惧怕失去生存的手段。世上哪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呢？！
俄国的不幸根本不在于改革型人物的缺乏与过剩。不幸在于不可能实行贯彻始终的政策。不管是沙皇，还是总书记——所有的领导人都想在历史上独树一帜。许多人夸大了自己的包容一切的历史使命。因而在航程中往往骤然转舵。而且常常做180度的大转变。
在俄罗斯近200年的历史上，有两位执政者圃于自身的平庸无能采取了纯保守的、乃至明目张胆的反对改革的立场。在他们执政期间，整个社会生活中充满了“压抑感”，使人感到“来自国家的蹂躏”。这便是中央集权过于充分的体现。随之而来的便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极其严厉的国家观念。自然，待不同见解的人必受迫害。
我指的是亚历山大二世和勃列日涅夫。俩人在位时间都很长。俩人辞世后都受到社会的蔑视。
不过。亚历山大三世当政期间工业的大踏步前进是不容置疑的。当然，他未能给俄国人民带来幸福生活，但在俄国终于出现了中产阶级。同时也给科学和文化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俄罗斯国家终于进入了文明民族的大家庭。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不言而喻，还保持着违反人性的苏维埃制度，政治迫害还在继续，苏联在推行危险的军事对峙的方针，如此等等。关于此类老生常谈之事此处不赘述。
但是，还有另一种倾向存在。在奉行外交保守主义的时候(在亚历山大三世时代也是如此)，勃列日涅夫根本没使国家做180度的大转弯，他的所谓转弯只不过是人们的一种错觉。
赫鲁晓夫改造计划的基本框架被保留下来。应当承认，那种迟钝的然而却贯彻始终的行政上的生硬做法导致某些有益的倾向渐而形成。
勃列日涅夫关于“发达社会主义”与“坚持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法尽管在改革年代受到千般嘲弄，但在当时却有着一定的土壤。
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社会主义关系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已经进人人民心理的最深处。至于什么幸福生活，它根本就没有过。当商店里没有黄油和肉的时候，此类口号是一种嘲讽。然而。实际上，在国际政治中取得了某种均势的情况下，已经不要求人民向国家炉膛抛进所有的努力。最终还是为了总的目标而栖牲人民的努力。从前已经发生的事再演一遍而已。
于是，一步一步地通过行政手段，生吞活剥地搬出西方生活标准模式，让人们去习惯这些模式。有自己的住宅，社会保障，家用电气设备，拥有最低限度的土地，甚至私人汽车。这便是“小人物”、普通公民的凑凑合合过得去的生活条件。当然，我不再赘述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复杂过程。我要强调指出的仅仅是这种逐渐的、不易为人觉察的积累某些生活财富的趋势。大家都知道，这种不易为人觉察的改善之得来，是以野蛮的消耗国家自然资源为代价，而不是正常的、有成效的工作的结果。
随后，执政者衰颓了。摇摇欲坠的总书记成了摇摇欲坠的经济的象征，这时的经济虽维持着庞大规模，但已经是个杂乱无序的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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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关于自由贸易、关于取消对贸易中间人活动的限制的命令曾引起备方的批评。共产党的报刊叫喊道：“投机倒把活动已在俄罗斯猖獗。”的确，不管到莫斯科的哪个地铁站，到处是商亭，爱说俏皮话的人声称，这种商亭卖的是“销往殖民地的货色”，进口的白酒、香烟、糖果，无奇不有。听起来怪吓人的。其实没什么了不得的。
让我们回忆一下经典作家笔下描绘的情景吧。在俄国，商业资本什么时候享有过纯如水晶的声誉？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中，到处是一片破产景象，到处是欺骗狡诈。到处是负债的火坑。正是从莫斯科河南区的商人开始。从这个略带野蛮的时代开始，俄罗斯的大工业、俄罗斯资本的历史才有了开端。
当然，花费的增长不可避免，可我们也不想让诈骗成风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为了同类似现象作斗争，才存在着警察机构、检察院等等。为了限制投机倒把，需要唯一的手段——法律。而护法机关适应新形势较慢、成效不大，那是另一码事。可这是典型的俄罗斯风格嘛。
……1992年9月我看了一下前9个月的经济指标数字，着实恐慌起来。国家无可挠回地陷入极度通货膨胀，生产处于混乱之中，经济联系濒于中断。
当时，大概只有一件事使人看到希望，那就是居民的购买需求真正是另一番景象。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商品缺乏的现象被克服了，而且根据各种指标来看，除了最便宜的食品外，各种物品均不紧张。不久食品问题也解决了。因为人们知道，粮食和牛奶今天有，明天有，后天还有。
在俄罗斯欠缺的完全是另一种东西——钱。
……其实，盖达尔早就提醒过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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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在“奥斯坦基诺”电视台发表的谈话中向主持人、观众、全体人民和总统提出一个反话式的问题：“您是否准备用休克疗法医治自己的母亲？”
这里所说的母亲是指俄罗斯。我们都是她的孩子。用休克疗法来医治母亲的病，这的确残酷。这不像儿女们之所为。
是的，从某种意义来说，俄罗斯是我们的母亲。但与此同时俄罗斯又是我们自己。我们是她的血肉，是她的成员。我准备用休克疗法医治自己——实际上我已医过不止一次。只有如此这般，豁出去。孤注一掷，这样一来人反倒闯过难关，竟然活过来了。
我选择休克疗法的道路，不是为了某个欠发达的国家，不是为了哪个抽象的人民，选择这条路其中也包括为了我自己。若说是必须经受休克状态，不止一次地忍受疼痛，绷紧全身的神经——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我这位总统。
令人疲惫不堪的各种抑郁。夜夜难以逐走的沉重思虑，失眠与头痛，每每见到莫斯科和其他俄罗斯城市的脏乱贫穷景象引起的绝望情绪与痛楚，各种报刊、电视台每日不断袭来的批评浪潮，会议上的中伤，通过的决议带来的沉重压力，亲近的人给我带来的委屈，他们在我需要帮助时不支待我，该坚持时他们顶不住，他们欺骗我——所有这一切我都得承受。
而10月叛乱就更使我心碎。
……本章的以下几页我将叙述所谓的经济改革的政治运作技巧，改革的幕后操作情况，关于这方面情况读者们也需了解。但是，我不希望这些情况妨碍了解主要的东西——在国家遭到破坏之后采取决断措施以利前进的必要性。为了道义，为了维护人性，必须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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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始之前一段时期，国家面临的形势令人担忧。一个失却稳定的社会战战兢兢地等待着激进改革的开始，深知这种改革会导致物价上涨与失业。1991年秋季以前，所有的物品都凭票证定额供应，紧张到了极点。商店的货架空空如也。有一些城市向居民发了厚厚的像一本小册子一样的购货本，以此作为凭证来购物。包括食盐、食糖、面包、火柴在内，各种物品都成了断档货。
政治局势也相当令人压抑。原苏联的各共和国以明显的不满情绪相互对待。而备共和国对俄罗斯则更是耿耿于怀。
在此极其紧张的关键时刻，鲁茨科伊发出了“第一声信号”。
12月18日。即改革开始前两个星期，他在《独立报》上撰文表态。这位副总统写道，俄罗斯政府是一个无法管理的乱糟糟的机构，这是一个阴谋诡计丛生的地方，谁也不知道我们将走向何方？谁也不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总统企图独断独行，一个人说了算，而且。如果不废除自由价格政策，他鲁茨科伊就辞职不干了。
令我惊讶的甚至不是副总统开始对政府评头品足(这个政府还没着手改革)，而是他那蛮横无礼、颐指气使的腔调。
外国观察家当中流行一种逐之不去的传言，说什么一些对联盟解体不满意的军人在准备新的政变，而鲁茨科伊将成为政变的政治领袖。到政变时间尚远，但是鲁茨科伊的名字如此响亮地被推出却绝非偶然。鲁茨科伊在西伯利亚视察军工企业时把盖达尔政府中改革班底称之为“穿着玫瑰色裤衩的稚童”，这样他便开创了政治下流行为的先例。不久之后，哈斯布拉托夫洋洋得意地接过了这个火炬……。
特殊地位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跨地区议员团工作时，我认识了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布尔布利斯。就在那时候他作为职业哲学家的博学多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很快就了解到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的另外一面，他这个人最初给人的印象是温和的、与世无争的样子，但他绝不是那种坐办公室的理论家或者是为上级领导随便驱使的执行者。
恰恰相反，这是一个上紧了发条、充满了活力、具有坚强意志的人。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我们相互不认识，就像人们常说的，当时我们“旋转”在不同的轨道上。但是、我们有共同的根，有关于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回忆，这在我们的相互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最后，还有一点，他在青少年时代酷爱足球，曾在军队足球队踢过球，与我一样，他喜爱体育运动。
他作为我的助手第一次直接担负的任务是领导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选举活动，他是那一地区选举俄罗斯议会人民代表的总部负责人。过了一段时间，布尔布利斯被任命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全权代表。
这个职位原来是没有的。这是“为了布尔布利斯”而专门设立的，是为了强调他的特殊地位。
……在阿尔汉戈尔斯科市我们的交往尤为密切。我在那个城市过得很舒心。坦率地讲，与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在那一时期的谈话使我油然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想。
他颇有远见，善于对当前的事件作出战略性的、全球性的评价。于是，关于俄罗斯新政治、新经济、新国家制度、新的生活方式逐渐成形，这些概念的表述越来越鲜明，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准确。
……不过我做出最终选择是我于1991年9月在索契休假的时候，当时，西拉耶夫在那里，布尔布利斯也在那里。
在那些紧张忙碌的日子里我有可能再一次对谨慎行事、善于妥协的西拉耶夫和充满活力、年轻奔放的布尔布利斯进行比较。我深切地感觉到我身边必须有一个朝气蓬勃的人：我自己来决定政治斗争的策略与战略，而委托这个人考虑前景规划，选择具体方向，调配人材……
当时，我就把期望寄托在布尔布利斯身上。
我不仅喜欢他那独特无比的智慧，而且喜欢他那善于洞察他人思想与观点的能力。他对同一代人当中的年轻政治家与实干家颇为了解。我让他根据自己的意愿去选择新班底，谢天谢地，我没看错人。只要举出两个布尔布利斯主张提拔的人就足以说明问题，那时他竭力推荐、“拉住”的两个人是盖达尔和科济列夫。他还推荐了另外一批能干的人物。
这样，根纳季·布尔布利斯成了俄罗斯联邦的国务秘书和第一副总理。
新闻界一些人常把他称之为“灰色枢机主教”。当然，这是无稽之谈，为了成为“枢机主教”，首要的条件是总统的宝座里须坐着一个优柔寡断的、软弱的、冷漠的人物(现在，时过境迁，我倒觉得苏斯洛夫与勃列日涅夫之间的关系颇似上述情况)。
布尔布利斯有两个严重的不足之处：病态般的自尊心和不善于社会应酬。
有时候事情竟弄到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有一次。电视评论员约定采访盖达尔，因故临时让布尔布利斯顶替一下，他坐在摄像机前象背书似的一本正经地“道出”一些枯燥无味的台词。
当然，这种情况是罕见的，不能说明问题。不过，应当承认，尽管一再努力，布尔布利斯试图成为社会舆论界头面人物的想法未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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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刚过，年初几天就在独联体政治生活中出现了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克里米亚和黑海舰队问题。
开始，乌克兰国防部和最高苏维埃采取了积极的单方面行动，力求使黑海舰队的人员宣誓效忠于乌克兰。随后，俄罗斯苏维埃做出了并不高明的“回答”，宣布1954年将克里米亚转交给乌克兰是不合法的。
危险的紧张局势出现了。
局势表明，乌克兰政府与议会领导人准备在不同我们进行任何协商的情况下采取积极的“武力”行动。
应当承认，这件令人头疼的事件发生得真不是时候。乌克兰议会不可能不知道，俄罗斯正在准备实行“休克”式的经济改革，准备放开物价。独联体成立之后，立刻出现了一系列地区性的民族问题，例如，德国人的自治，波罗的海诸国要求俄罗斯立即无条件撤出军队，高加索曾被镇压的一些民族要求还他们以历史的公道，同样是要求立即与无条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人们纷纷扬扬地谈论着“军队解体”的问题。
仅仅为了列举我们为解决两年期间围绕黑海舰队发生的问题所做的全部努力，足可占去本书的一章：没完没了的互派代表团。反复的协商、各种级别的会晤，还有什么过渡性协议，记者招待会、声明……
1992年初在去联合国安理会演讲之前，我匆匆飞往克里米亚，在停泊于新罗西斯克港的军舰“莫斯科号”上会见了黑海舰队的军官们。
这次非同寻常的会见首先是对于舰队军官们极为必要。这对于消除海军的“隔阂”感十分重要，因为的确存在着与俄罗斯、与俄罗斯领导人、与莫斯科的“隔阂”。但是，身处威力强大的军舰上，在这艘巨型战舰上，它的威力与伟岸，使我感觉到，这次会见对我同样是必要的。军官们脸上的焦虑神情深深印在我的心里。他们仿佛在问我：俄罗斯和以前一样仍将是个海上强国吗？我们是否觉得自己是个强大国家？
是的，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感觉。
我为什么要在“休克疗法”这一章中写海军问题呢？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客观上并不存在什么争端，客观存在是：乌克兰议会想显示一下他们的独立性。谁也没准备把军舰从一个基地开往另一个基地(即令是有人想这样做，也办不到)，任何人也没有向装备有核武器的舰队发布命令瞄准俄罗斯的目标。
然而，仅仅在几天之内就闹得满城风雨，新闻界拿这个所谓危机大作文章。
与上述情况差不多，新闻界还大肆宣扬什么“通货膨胀会日趋严重”，什么“大规模失业”，什么盖达尔的经济改革遇到另外一些“可’阳的麻烦”，当然也包括什么“人民贫困化”等等。
改革所引起的心理性休克远远超过了它给每一个家庭的生活带来的实际危机后果。简而言之，鬼并不像人们描绘得那样可怕。
关于改革的新闻报道表明，盖达尔政府从第一天起就是在极可怕的道德气氛下工作，这个政府遇到一个又一个打击，新闻界和议会又在不停地起哄喧哗。实际上，这个政府从未得到过宽松环境，甚至没有过相对的自由……实际上，按照政府的计划，本可在1992年年底，或在1993年上半年大幅度缩减通货膨胀率。
为什么没能取得这个结果呢？让我们作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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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问我，为什么当时即1991年秋季，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一些为人们所熟知的人物如波波夫、索布恰克、阿法纳西耶夫等未进入总统的亲密圈子。
不错，1989一1990年期间这些人是民主浪潮的当之无愧的领导人物。可是此后发生了什么事呢？
波波夫和索布恰克是强有力的具有独立精神的政治人物。他们选挥了独立自主的道路。但是，他们俩人的命运却不同。加夫里尔·哈里托诺维奇(波波夫)在被选举为莫斯科市长后不久走出了十分英明的一步，他任命了尤里·卢日科夫为第一副市长，此人是个经验丰富的经济工作者，在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的职位上干了很久。
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卢日科夫乍一看来是一个在波波夫这样强悍的人的庇荫下的不显眼人物，可他突然完全出入意料地脱颖而出。1991年8月事件之后，人们对民主政权的信任产生了明显的危机。卢日科夫的品质诸如具有经验、可靠、善于领导复杂的现代化大城市等等，使他跻身于那些人们颇为信任、期待的第一流政治家行列。莫斯科新市长逐渐地，一步步地迫使执行机构在莫斯科地区开展工作。在他周围工作的，有30岁上下的年轻副市长，也有颇具经验的如弗拉基米尔·列车，他有数十年在莫斯科工作的经历。卢日科夫证明，共产主义后期发生的诸种严重问题不是民主的过错。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市政机关同样可以正常地发挥自己的职能。
而波波夫则善于体面又及时地离开“刚刚坐热的”市长宝座，回去教书并从事纯政治。他仍然是从前的加夫里尔·波波夫。可是那位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却没能做到这一点，他在任圣彼得堡市“父母官”的岗位上不得不在很多方面改变自己以前的形象。他从一个令人尊重的政治家、法学教授变成了一个严厉的、爱发号施令的行政官员。
至于说阿法纳西耶夫，他永远是个反对派人物，恰恰是因为这一点我对他抱有很大的好感。看来，此人同任何政权也搞不好关系。这类人物是非常难得的材料，但政府不需要他们。这类入只得处于旁观者地位，居高临下地观察……
于是，在这些人当中——所有这些人都是我在跨地区议员团工作时的战友——布尔布利斯几乎是唯一能够承担如此浩繁工作量的人选，既要负责机关行政工作，又要抓政治工作。
……1991年秋天，布尔布利斯与盖达尔相识。就在那时，布尔布利斯请求经济研究所所长叶戈尔·盖达尔制定一份关于经济问题的总统报告。布尔布利斯是个富有指挥才能的人。就在莫斯科郊外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里(这里正在起草报告)，他认识了盖达尔的写作班底。他立刻喜欢上这个团结、精干又富有人情昧的志同道合者组成的集体。于是他选择了这个集体。
叶戈尔·盖达尔生长在一个苏维埃文学世家。这是一个有名望的家庭。他的祖父是著名儿童作家、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极为丰富的人——阿尔卡基·盖达尔。他的外祖父是著名的乌拉尔童话作家保尔·巴若夫——俄罗斯语言大师。叶戈尔的父亲是海军少将、著名记者铁木尔·盖达尔，他多年担任《真理报》驻国外记者。叶戈尔随父亲一道在古巴生活过，后来又去南斯拉夫，在贝尔格莱德中学毕业。1978年时戈尔获得国立莫斯科大学经济系的“红色毕业证书”，在整个学习期间他没得过一个“良”，成绩全部是“优”。他们系主任是加夫里尔。波波夫。
盖达尔在科学院属下的几个研究所工作过，后来在《共产党人》杂志社任职，还曾任《真理报》经济部的编辑。我们相识的时候，他已具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担任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职务。他有3个孩子。这就是这位30出头的学者的大致经历。
后来，盖达尔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是在非常有趣的形势下开始改革的，当时我们可以花许多时间列举我们缺乏什么条件以及为什么不能进行改革。我自己就可以头头是道地解释，为什么在1992年不能进行改革。在议会中得不到稳定的支持，没有正常的、有效能的政权机制(军队、海关、警察机构)，这些机构已经被90年代初的政权危机所伤害。
16个中央银行代替了原来的统一的银行，没有私人经营的传统，在波兰有强大的私人经济成分，而在俄罗斯却没有。没有一分钱的外汇，没有黄金储备，没有能力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吸引游资。除此之外，我们没有时间再等了，我们再也不能什么也不做，只是解释为什么不能做任何事。”
最初我审阅了盖达尔的经济改革构想，后来又认识了作者本人，我同意了布尔布利斯的意见。又过了几天我签署了关于任命叶戈尔。盖达尔为副总理、经济部长的命令。与此同时，还任命了与盖达尔意见一致的几个人担任政府中经济部门一些关键岗位的领导。
当时，对于盖达尔的工作班底来说，布尔布利斯的威信是不容置疑的。部长们提交给总统的问题是通过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来解决的，即部长们来到他的办公室，如果有必要，他便按下电钮与我直接通话。
当时很少有人了解，比起布尔布利斯，盖达尔就其潜力而言作为政治人物并不弱。盖达尔的部长们和盖达尔本人的宗旨是：你们的事是政治领导，我们的事是搞经济。不要干扰我们，让我们正常工作，那我们就不会闯入你们的高层范围，不会闯入你们的机变莫测的“制作间”，反正我们对此一窍不通。
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的布尔布利斯在那一时期是内阁的实际首脑。他提出一个准确的策略思想：为了避免因总理人选问题导致局势再度紧张，在代表大会上暂不进行表决，在这一过渡时期，委托时利钦总统实行对政府的领导。这个建议通过了。
每星期二，内阁成员中分管经济的人在第一副总理主持下开会。布尔布利斯还在跨地区议员团工作时，就喜欢无拘无柬的工作环境，如今如愿以偿，大家喝着茶，吃着面包片夹香肠，决定着战略问题和策略问题，还有干部的调配问题。在这种“亲密的小圈子”里工作有其长亦有其短。例如，来自伏尔加格勒的原来在执委会工作的干部马哈拉泽当了副总理，而他在这个岗位上没有建树，还有，阿列克谢·戈洛夫科夫原是盖达尔那个研究所的初级研究员，当了部长会议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人，这个位置要求麻利能干和有经验的领导人，需要有行政管理才能。结果，文件管理中出现了偏差……
我为什么要叙述这些细节呢？这是因为，这些细节证明着根纳季，布尔布利斯的工作风格，他不喜欢作为一个阶级的官僚群。蔑视机关事务工作。他喜欢盖达尔的那些部长们的慷慨激昂的斗志，这些人真想用牙齿撕碎官阶森严和垂直领导的日益衰微的那一套。
后来我才懂得，盖达尔与布尔布利斯的不同之处是盖达尔更适合从事国务活动。
一般说来，盖达尔的那些部长们，我指的是其中一部分，而不是全体，他们根本不善于落实自己的纲领、计划。一遇到逆境，他们往往不知所措，不会化险为夷。布尔布利斯由于天生厌恶机关行政事务、起草文件等事，不能给这些部长以支持。而盖达尔还没意识到自己的角色，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
……倘若让彼得·阿维彦担任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我只是举例而言，如果阿维彦离开岗位一年后来担任此职，他会在今日俄罗斯经济活动中得心应手地工作，如果真能这样，说实在的，可以让他担任经济领域里的任何职务，因为他思维敏捷，国际联系甚广，具备足够的条件。
俄罗斯历来抵制实验者。在俄罗斯想建成些什么是很困难的，而想摧毁些什么就更困难。
事情很快就明朗了，迅速地接二连三地作出一些决议之后。盖达尔政府处于完全孤立之中。
盖达尔的人没有到全国各地走—走——根本没有时间。从一开始他们就认为哈斯布拉托夫的议会是向他们施加压力的工具，是所有反动势力的象征，而对这些反动势力则应进行斗争。他们对鲁茨科伊也待这种态度。
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上述所有的不利情况更加严重了。到这时情况已很清楚，人们已不把盖达尔政府看作是独立自主的经济班子，而是把它当作布尔布利斯的一支队伍。丽布尔布利斯本人同议会的所有派别、同副总统、同以尤里·被得罗夫为首的总统办公厅都闹翻了。这简直就橡幼儿园的某种游戏那样把一伙人分成“自己人”和“外人”。
显然，这里也表现出布尔布利斯的妒嫉心，他总是竭力“清除”强大的竞争者——概而言之，他的病态的自负本性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不过，布尔布利斯终究是正确的，他有理由不喜欢那佼副总统、议会和总统办公厅主任，这里用“不喜欢”这个词，算是个缓和的说法。人们对我这样说，是有道理的。但今天追溯往事，再来看一看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为人处世的次要方面，我可以说，那种“分成两伙”、“游戏后算帐”的幼稚想法在当时起了决定性作用。过了好几个月，鲁茨科伊当众抱怨说。他被置于真空中，无所事事。这里他还真道出了一些“农夫的”真理。也许，当时应当让这个活动能力很强的同志担任点差事，使他找到释放自己能量的地方——倘若如此做，许多事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了。可他……如今他只能写一写关于农业的大部头著作了。
现在似可作一个小结。布尔布利斯为俄罗斯领导层找到了新的经济政策的执行者。然而，这些执行者比他本人更有才华。
可以说，盖达尔的班底书生气十足地决定“洗手不干，远离肮脏的政治”，把全部政治倡导权拱手让给自己的上司——这便是盖达尔等犯下的策略性错误，为此我们全体付出了极高代价。
依我看，盖达尔本可以打破别人关于他、关于他的班底和他的纲领的预言，但是他稍迟了一步。他和他的政府全力以赴地积累经验。他们开始到全国各地巡视。例如，盖达尔在陶里亚蒂市会见了一些工厂的厂长。一些隔阂解除了。遗憾的是，盖达尔的班底没来得及正常地与人民代表们接触，而恰在此时在人民代表营垒中发生了某些积极进展，这些进展有利于接纳这位年轻的副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