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
作者：鲍里斯·叶利钦
作者的话
第一章 正常的国家 第二章 独立
第三章 帝国的崩溃 第四章 叛乱之后
第五章 俄罗斯与世界 第六章 休克疗法
第七章 黑暗时期 第八章 艰难的夏天
第九章 艰难的秋天 第十章 结束语
俄罗斯大事记 人名索引
第一章 正常的国家
总统日记
1993年10月4日
早晨5点钟左右、保卫总局局长米哈伊尔·巴尔苏科夫和他的第一副手、总统卫队长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来找我，请求我会见特别行动小组“阿尔法”和“三角旗”的军官。从他们的语气上我听出：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但是，我没有确切去问是怎么回事，当即说道，我没有时间见他们，让他们去执行自己的具体任务。巴尔苏科夫点了点头，他们就走了。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又请求我允许他来我这里一趟。他走进办公室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恳求您，应该见见他们。可以不见整个行动小组的人，哪怕只见见那些分队长和职位高的军官也好。小伙子们都很焦急不安，这毕竟是个重要的任务啊！要知道他们是第二次被派往白宫……”
我想了片刻，答道：“好吧，我见见他们。”很快有人向我报告，各分队指挥员共约30人已经集合在三楼等我。我去见他们的路上，一种焦躁不安的情绪和某种绝望的忧郁一直索绕在脑际。我走进大厅，那里聚集的军官都站起来欢迎我。我看了看他们，几乎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地板。
我决定不拖拉时间，立刻问道：“你们愿意执行总统命令吗？”答复竟是一片沉默，是总统的精良部队的一种极其可怕的、无法解释的沉默。我等了一分钟，谁也没说一句话。我大声说：“那么我换一种方式问你们：你们拒绝执行总统的命令吗？”代替答复的又是一片寂静。我环视了大家一眼，他们个个都是身高体检、长得标致的小伙子。我对巴尔苏科夫和“阿尔法”行动小组指挥员扎伊采夫说，必须执行命令，说完，没有道别，便向大门走去。
“阿尔法”和“三角旗”两支行动小组后来的事态发展情况是：两支行动小组都拒绝参加这次行动。巴尔苏科夫好不容易地才说服他们哪怕只是把部队开到白宫的附近也好。特别行动小组在白宫旁边的这一举动，就会给盘踞在大楼里的人造成心理压力，他们投降越早，伤亡的人也就越少。巴尔苏科夫安排他们上丁公共汽车，汽车就在动物园地区(距白宫500米处)停下来。在这里，他们说再不往前开了，什么具体原因也没有说，有人说，应该让联邦院批准“阿尔法”参加战斗行动；又有人犹豫不决地说，我们不愿向手无寸铁的女打字员们开枪。
巴尔苏科夫的策略很简单：试图尽可能接近大楼，迎接战斗行动。只要一嗅到火药昧、焦糊昧，身处射击和冲锋枪连射的旋涡中，他们就会继续前进。
当时没有“阿尔法”和“三角旗”的两支行动小组是不是也行呢？总的来说，为了匝付这一情况，已决定动用陆战队和陆军特种分队参加大楼里的战斗行动。但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网尔法”联队没有行动！这同1991年8月的情况完全一样！这只能让人产生单一的联想。一到明天，各家报纸就会大肆宣扬：嗜血成性的领导人派遣特种分队去对付政敌；但战士们竟是如此公正，他们不参与政治斗争，他们对这些或那些政治家都不屑一顾！可以说，这是第一层的外部的不快，对此大可不必特别在意。但是，第二后不快可就较为严重了，“阿尔法”行动小组矩绝执行指挥员命令的消息可能会传到议会领导人那里。这就意味着，议会会重整旗鼓进行反抗。再打枪开炮，便会有新的伤亡。
巴尔苏科夫说服了“阿尔法”行动小组的几个志愿者乘坐步兵战斗车开到大楼前，并不是要进入楼内，而是为了观察周围情形，以便在不得不采取战斗行动时，能够确切地知道应该如何行动。四辆战斗车开到白宫前面，悲剧就在此发生了。一辆步兵战斗车停在一个伤员的旁边，这个人还有知觉，他需要紧急抢救。一位少尉下车跑到躺着的伤员跟前。就在这个时候，传来狙击手的枪声。子弹击中少尉的背部，穿透防弹背心。根纳季·谢尔盖耶夫这位30岁的军官就这样牺牲了。流血的星期一又多了一位栖牲者。他试图抢救的那伎伤员，过了几分钟也死了。
“阿尔法”行动小组的战士得知自己的伙伴牺牲之后，再也用不着去劝说任何人了，几乎是整个分队前去解放白宫。巴尔苏科夫和内务部长叶林联系后，急忙调来几部装甲技术车。在火力掩护下、“阿尔法”的战士冲人大楼，领头的是米呛伊尔·巴尔苏科夫和总统卫队长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他认为。我的安全之最好的保障是逮捕叛乱的领导人——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马卡绍夫、阿恰洛夫，这显然是正确的。
“阿尔法”的出现，在白宫大楼内产生了摧枯拉朽般的威力，所有的人立即投降。只听到零星的几声枪响。
叛乱可耻地宣告结束。
总统日记
1993年10月1日
在去克里姆林富的路上，我要求司机把汽车停在市委大楼的对面。天气围晦，刮着大风。电视台的几个记者跑到我跟前，我说了几句话。如同在这种情形下本该做的那样，我竭力说得极其坚定面严厉：“只要白官的人不缴械投降，就不会进行任何谈判。”
近一年来变得如此陌生的白宫。像一个扰人的沉重的庞然大物耸立着。我真想丢掉这个莫名其妙的庞然大物，真想就在此刻立即放弃一切计划和整个战略，进入这个大门，坐到谈判桌旁，逼迫他们作出让步，缴出武器，放弃抵抗，做些事情。
但是，现在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做了。桥梁全被焚毁。
而且由此产生了心灵上的重负和一种不祥的预感。
封锁白宫。部队的战士们审视着周围的环境，他们互相谈话聊天。他们在这里很冷。可是，还要站多久呢？难道俄罗斯注定要流血吗？当初，我不顾许多人的劝阻，发布这项命令的做法是否正确呢？9月21日发布的1400号命令，应该结束这种具有破坏性作用的两种政权制度：一边是人民选举的总统，另一边则是按照党派名单组成的苏维埃，而且不是按照现在各党派的名单，而是按照唯一的、不可战胜的、强大的苏联共产党的名单组成的苏维埃。
未来会作出证明。而现在我认为该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依据的是事态发展的逻辑，归根结底依据的是自身的经验和理解。
合法化的无政府状态
一家西方报纸所谓今天在俄罗斯笼罩着一种合法化的无政府状态的说法，极其准确地反映出所发生事件的本质。在俄罗斯似乎什么都有，有一切国家机构，有司法部，有强大的安全机关，有警察。
但是，就是没有秩序。
1993年春，我签署了一项关于在军队中建立哥萨克部队的命令。哥萨克人重归自己的基本生活制度：他们在自己独特的分队中服役，在自己的村镇里按照古老的哥萨克规矩生活。人们的一切都简单而明了，他们重归于半军事的生活方式，并且围绕这种生活方式进行其他各方面的建设，他们是幸福的。
然而，俄罗斯并非仅由一些哥萨克人组成。我想，就是他们哥萨克人将来也不会轻而易举地适应新的条件，轻而易举地整顿秩序只能用皮鞭，靠人整顿秩序则总是复杂艰难的。
在具有如此众多的强力机构的情况下，在具有如此众多的国家公务员和权力机关的情况下，在如此文明的、具有文化素养的人民当中存在着如此的无政府状态，只能有一种解释：传动系统失灵了，因此整个机器无法转动。归根结底，一切都应当服从于某一个人和意义十分明确的原则、法律、法令。概而言之，某一个人应该成为国家的首脑。如此而已。
当然，将总统制引入俄罗斯，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是因为它应当是可以管理的。依我看，就是这么简单。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在许许多多的政治家看来竟是如此复杂繁乱、模糊不清。重要的是，让国家承担自己的使命，帮助公民过好日子。
无论什么样的改革—一经济的、政治的、财政的改革。—都不可能在一瞬间解决我们的各种问题。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长期的、年复一年的、细致耐心的、痛苦的、缓慢的过程。但是，应该开始这一过程……为了10年之后我们能有一代优秀的国家公务员，应当在几任总统和几届议会任期内，将他们培养出来。现在，我们的公务员几乎一无所能，可是别的公务员如今又实在没有。他们不可能从天而降。
我们大家都应当有足够的耐心。我们还应该学习。
★ ★ ★
但是，严格地说，这种情况不能视为悲剧，甚至不能视为社会悲剧。过去我们在共产党人的统治下生活，这才是悲剧；沙皇被枪毙，这才是悲剧。同希特勒的战争开始打响，才是关系我们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
请回忆一下自己及父辈们的生活。近30—35年间，俄罗斯社会一直过着极为和睦、非常安宁、相当稳定的生活。在家庭福利、文化、教育、儿童培育及对待社会与个人的义务方面，开始确立世界文明的基中优先地位。上述这一切，在赫鲁晓夫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戈尔巴乔夫时代——法西斯式的斯大林体制逐渐变成为“天鹅绒般的”极权制度(即西班牙弗朗哥体制型或拉丁美洲专政型的制度)。在这种体制下，传统的和平价值观念毕竟占据首要地位。整个社会已经适应并学会在这样有限的范围内生存，并且开始重新创造出令人接受的精神风尚、物质文明、宽容谦让的道德环境。
当然，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话题，不过我想说明一点：今天的社会不是建立在一片空地上。无论如何不能把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与搅得天翻地覆的1917年革命相比较。社会只不过是在寻找更为合适、更为合理、更为现代的生存方式。因此，我不大愿意接受今天时事评论中时时发出的那种刺耳的悲剧性的腔调，对这样的腔调我感到困惑莫解。
我们生活着，而不是在准备生活。也许应该以此作为出发点：我们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只是我们国家的命运多僻，她还背负着不易克服的遗传因素。
总统日记
1993年6月5日
9时45分，我打电话给科尔扎科夫，要求他采取坚决的有力措施，以维护即将举行的宪法会议开幕式大厅里的秩序。如果有人大喊大叫、吹口哨，有人耍流氓搞无赖，企图破坏会议，当即将之赶出会场。派10个人在休息室里值班。主席团里有我和俄罗斯总理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
距会议开始前10分钟，宪法法院院长佐尔金来了。我知道他的位置安排在第一排最左边，最高苏维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的位置安排在第一排最右边。佐尔金想坐到中间的一个位置上，他站立一小会儿，摇了摇头，然后很谦逊地坐下。哈斯布拉托夫也在自己的位置旁站了一小会儿，想了想，还是坐下来。谁也没有坐在他的旁边。他在安乐椅中好一阵子坐不安定，似乎在认真思考着文件。
我的关于宪法、新宪法程序的发言时间为40分钟。对这个报告我作了认真而详尽的准备，并且非常认真地修改了第二稿(第一稿我早已断然否决，作了15条重要修改意见)。我彻夜伏案，整个身心都处于紧张状态。而且我沉重的预感得到了证实。
我刚刚开始发言，哈斯布拉托夫就写一张纸条，把在讲台旁边值班的工作人员叫到跟前。这位工作人员拿了纸条，走回来放到抽屉里，而不是放到桌子上。哈斯布拉托夫见此状大不高兴，就坚决地向切尔诺梅尔金示意：请让我在叶利钦之后发言。虽然有确定好的议事日程，可是我刚刚坐到自己的位置上，他便一跃两超，冲向讲台。于是乎就开始了……
整个大厅的人顿时情绪激昂。精神亢奋，委婉地说，人们的表现并不大得体。响起了砰砰的关门声、打口哨声，荒唐胡闹的气氛笼罩整个大厅。会议刚刚开始就遭到破坏。
但是，会间休息时，几位新闻记者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您对第一天有何感想？”我答道：“会议要继续工作，而不理会议长的挑衅行为。”
不过，哈斯布拉托夫毕竟不是那个身材消瘦、语气客气的哈斯布拉托夫了。他的眼睛也不像平时那样炯炯有神……
代表斯洛博德金开始喊叫起来，冲向讲台。人们不得不把他拖出大厅。
我突然非常清晰地意识到，我萌生了一个不可遏止的强烈愿望：把这一伙人全部赶走。
另有一件事也破坏了我的心情。早晨，我办公室里与鲁茨科伊直接联系的电话线路灯纠缠不休地亮了整整5分钟。我没有提话筒，灯也没有灭，整整亮了5分钟。要知道，在鲁茨科伊那里已切断了与我的直通线路。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技术员在休息天用酒精洗接头，把两头接在一起封闭了线路。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他能够封闭线路，那么他还能够干什么？人们回答我说，不，不会再有什么了，只有封闭线路这件事。
算了，这一切现在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已有了一个开端。
总统日记
1993年5月5日
会晤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
这次访问前克林顿总统打了两次电话。
第一次他祝贺在全民公决中取得的胜利。第二次是要求同他马上讨论对波斯尼亚实施军事制裁的计划。
当时，我的反应是：这样做不能解决问题。克里斯托弗马上要来莫斯科(他的访问早有安排)，我们将详细讨论这项计划，作出一个双方赞同的、考虑周全的决定。而现在，比尔，请不要向我施加压力。他同意了。
我再一次权衡了整个形势。克林顿的战略很清楚：你们若不想达成协议——我们就开炮。但是要知道，国际社会的计划从拟制到商定要整整一年的时间；而一次火箭袭击有可能永远葬送整个和平计划。南斯拉夫的和平只有我们的孙子们才能看得见了。
可以清楚地看到，军事计划已经有一个非常详细、经过周密考虑的方案了，里面明确了我们的作用。也许只好将联合国部队派遣到隔离走廊地带。然而，目前谈论这些为时尚早。目前仍然有潜力——也许能够迫使他们通过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总统日记
1993年5月7日
在座落于莫斯科人所熟悉的布待尔斯基监狱旁边的内务部总局文化宫里，正在举行于5月1日牺牲的民警弗拉基米尔·托洛克涅耶夫的遗体告别仪式。诺沃斯洛博茨基大街已被戒严。阳光灿烂，街面空荡，寂静无声。同时，就像5月初积雪刚要消融殆尽的时候常有的情况那样，街道上还有些脏乱，尘土飞扬。
与一个人永远告别是令人痛心的。
当然，我们决定给他的家庭发一笔数目可观的抚养费。我们不会把他的孩子丢在一边不管。但是……
这一切我还是有点儿理不出头绪。5月1日举行游行，我们苏联人，嗅，我不十分清楚，——总是要联想到冰棋淋呀、啤酒啦、室外烤羊肉串叼、通红通红的旗帜呀，这是自然而然的事……但能联想到要流血吗？
电视上播放着目不忍睹的画面。也许可以这样推测：瞧，当时拥挤不堪，发生了打架斗殴现象。在斗争紧张的时候。一个小伙子不知受到什么打击，被什么东西打倒在地。然而，摄像机的暗箱却不会撒谎造假。一个人冲上载重汽车，抓住方向盘，猛力加大油门，看样子他想杀害那伎民警。这是有意杀人。
现在，立刻产生这样的问题：从两边围起来的一排民警为什么竟如此没有自卫能力？喷水机哪里去了？为什么不用催泪瓦斯？什么时候才能给我们拿来哪怕是一杆装有塑料子弹的枪，以便在必要时驱散有挑衅性的人群，这应该怎么办？
我站在托洛克涅耶夫的棺木旁，望着他年轻的遗孀。
我，一个国家的总统，却无能为力……
★ ★ ★
5个月以后，所有这些问题将会以千倍沉重的威力打击我。我会重新感觉到，这几乎是一种肉体上的压抑——一种无能为力的压抑。
夜间絮语
我患有失眠症。
夜里2—3点钟起来，在房间里踱步，喝茶，睡不着觉。我不爱吃药，吃了也没用。
这时候，很想和谁谈谈话，可是大家都在睡觉。
这种时刻。我就“写书”，即毫无头绪地思考些问题，进行回亿，斟酌确切的语言表达方式，有时记点什么东西。当回忆各种往事时，也不都是令人愉快的事。一句话，你会变得比白天在办公室里衣冠齐楚的体更加坦率、更加真诚。
★ ★ ★
我在回忆什么呢？我记得有一天，娜依娜得了肺炎，病得很厉害，把她送进了医院，家里还有正在吃奶的塔纽什卡。我要把小小的塔纽什卡送到别廖兹尼基她祖母那儿。家里无人照管她，可当时又不能把她安置到托儿所里。乘火车要走一昼夜，甚至更多，要30个小时左右。
这样，我用棉被包任孩子，上了火车。
普通卧铺车厢里，大家都睁圆了眼睛瞧着：这个男人要把吃奶的孩子弄到哪儿去呢？我不好意思地向人们作解释。
当然啦。女儿先是睡着了。妇女们帮我换襁褓，又是做这，又是忙那……但是，夜里她要吃奶，我可就苦不堪言了。孩子又哭又叫，扯破嗓子哭喊。整个车厢都给闹醒了，开始寻找有奶水的少妇。大家跑遍了整列火车。但是，火车上没有这样的少妇！有人建议用小布条缠块面包给孩子吮吸。我双手颤抖着拿块面包，将之用点东西裹起来，小女儿吸吮起来。过了5分钟，她又哭了。孩子知道受了骗。我给她一个手指头，又用小勺喂点水……
唉，还能做什么呢？
我的两眼发黑了：要是孩子出点儿事情该怎么办？简单地说，我让孩子的嘴巴舔自己的乳头——突然，她真的不哭了。人们都笑了。妇女们的眼睛里闪着泪花。就是说，我骗了孩子。她开始有点儿乖了起来，还是怎么的；总之，她安静下来，睡着了。我终于把她这个吃奶的孩子送到目的地。
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有滑稽可笑的趣味。女儿当然不可能记得这件事。我多次讲给她听——她就是不信。
现在，我已经有了3个孙子。
鲍里卡，他年仅13岁。我觉得他有点像祖父。他生性点子多，喜欢当小孩子们的头头。他是个真正的楞小子，会跟人打架斗殴。我喜欢和他在一起。他喜欢网球运动。老实说，他缺乏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埋头苦干的精神。为此我老跟他争吵。他也知道我非常爱他，所以，我看他并没有认真地接受我的教育。
卡佳是列娜的大女儿，14岁。她是个非常有才华的女孩。喜爱各种体育运动，她的动作灵活，体质强健，主要的是她是个不达目标绝不罢休的人。她具有一种沉稳镇静的内在气质。
玛莎是我们家最小的女孩。她喜欢编织、画画，女性十足、性格温柔。有时候她受哥哥和姐姐即鲍里卡和卡佳的气，可是她从来不告状，相反，总是护着他们。玛莎现在是全家的核心。
谈谈我家的站爷。
大姑爷叫瓦列拉，是个飞行员。他出身于一个传统的崇尚正直廉洁的家庭，而且他也继承了这样的优秀品质：他为人直率，有主见，性格坚强。他是我们家里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列娜和瓦列拉及子女不与我们居住在一起c我们见面的时候，我总是喜欢听他的意见。
塔妮姬的丈夫列沙原是航天设计局的工程师。后来转做生意。有什么法子，他是个敢闯的小伙子。我的不安是可以理解的：他做生意是一件新事，可是又想让他独立自主地干一番事业。我觉得他会成功的。
未了，该谈谈我的女儿塔妮姬和列娜。她们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她们和妈妈娜依娜·约瑟福夫娜组成一个“妇女多数委员会”，决定着家里的一切。
我的妻子娜依娜·约瑟福夫娜(娜依娜、娜姬)，是一个性格温柔、吃苦耐劳、善于理解一切的妻子。为人之妻难，做我的妻子就更难，至于做总统的妻子——则向来是一种无声的可怕之事。
问题开始出在厨房里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上。家里由自家的女人们做饭。而在别墅里，人非常多，这又是政府设施，做饭的是厨师。我家的女人不习惯家里有厨师做饭。女主人们相互交换一下怀疑的眼色，好像是做饭的问题不多，可又似乎是做饭的问题很多。厨师不会总是顾及到孩子们的一切口昧、习惯和无理的要求。而祖母该怎么办呢？
如果事情涉及到鲍里卡，这时祖父就变得偏心眼了。我曾长时间盼着这个孩子出世。对这个孩子进行教育的一下子就有3个人：我、祖母、妈妈。他观看着：看谁厉害？以便最终去我行我素。我说的都是些最平常的事情：打架啦，得2分啦，旷课呀，对祖母说不大尊敬的粗鲁话呀，或者别的什么事。我想，您已经明白：总统周围的人并不是小心翼翼地踞起脚走路。虽然他们都竭力谨慎说话行事，甚至是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但是吵闹是常有的事——此乃生活常规嘛。
实实在在令我感动的是，大大小小的孩子们的共同愿望是，力图在我的周围创造一种使人感觉到宁静与温暖的气氛。明显地看得出，他们是怎样商量好某种事情，又是怎样互相理解地对视着，连小小的玛莎都是这样。
当然啦，这一切源于娜依娜，来自女儿们。为此，我衷心地感激她们。然而，我家的这些人毕竟都具有血性方刚的个性。基于政治上的原因，无法阻止她们的争论，尽管我在场时，她们也企图停止争论。
妻子是否明白谁是我的朋友，谁是我的敌人，我处理问题的逻辑如何，她是否尽心竭力提出建议？回答这些问题不那么简单。她的建议总是默然无声的。她对一切有非常良好的感觉，默默地或者极为克制地作出反应。但是，我却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总而言之，这实在是一个正常的家庭。第二章 独立
夜间絮语
有时候真想像把钮扣带布一起撕下来那样狠心地把这部电话机摔绰。电话机好像是一个把我粗暴地驱逐到另外一个世界的间谍。我几乎有一种本能的感觉：这部小小的、白白的机器里潜藏着一种危险，眼看就要爆炸出新的灾难。
我坐在国家建设委员会部长办公室里，桌子上摆着一部带有橙色徽章的白色电话机。让人感觉到周围死一般的寂静和空虚。
我永远忘不了这些期待的时刻……
1988年正是改革的高潮时期。
我的助理列夫。叶夫很耶维奇·苏哈诺夫说，在这样的时候我的脸色很难看。我永远感激他，是他教会我摆脱这种压抑的精神状态，哪怕是时间不长也好。例如，他特意找到一个来自遥远的边睡、过去从来不可能见到我的请愿者。把此人请来，小心翼翼地对我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毫无办法，有个人渴望见到您……”于是，我沉醉于同来人的谈话之中，摆脱了这种空寞的心境。
常常在夜间失眠的时刻回忆起这些也许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痛苦的日子。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把我推到荒芜人烟的偏僻角落里，也没有把我发配到遥远的异域他乡，就像他的几位前任所做的那样。相反地，池似乎是很高尚地宽怒我，怜悯我。然而，只有少数人知道这是多么痛苦！坐在死一般静寂的办公室里，置身于完完全全的真空里，在那儿坐着，下意识地期待着……譬如，期待着这部带有徽章的电话机响起来，或者不要响起来。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我彻底弄清楚了我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关系。我看清了他的力量和软弱，懂得了来源于他的不幸与危险的精神流质。我从来没有把同他的斗争作为自己的目标。不但如此，在诸多方面，我是跟着他亦步亦趋，拆掉共产主义大厦的一砖一瓦。但是，既然我的许许多多行为都与我们之间的冲突牵连在一起，而这种冲突实际上就是在那些时候萌发的，那么有什么可隐瞒的呢？
“可爱的小棒子”和小棒子
戈尔巴乔夫已经厌倦改革了。他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他可能掉进去的死胡同。形势的发展已经非常明显——应该由不成功的改革、例行的“解冻”开始，逐步向冻结政治气候、强制保持局势稳定、严厉监督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进程过渡。
戈尔巴乔夫的第一步是实行总统制。他结束了建立自己新地位的进程。
同时，他为了保全自己还要提防共产党人——威胁苏联总统的因素已经变得复杂多了。
戈尔巴乔夫已经开始摆脱掉那些业已变成独立的政治家的人：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巴卡京。戈尔巴乔夫已经厌倦了和合法的反对派作斗争，已经厌倦了各共和国的折磨人的诸多问题，已经厌倦了一片混沌的经济形势。戈尔巴乔夫最终已经厌倦了国际事务中的一种消极政策——没完没了的让步与和平倡议。要继续做过去很多年间的那个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已经觉得很累了。
包罗万象的改革计划遇到了他在改革实践中的无能。改革就是要重新破坏和建设。而他把赌注下到自由派的意识形态上，结果证明自己是错误的。“可爱的小棒子”如同俄罗斯歌曲中所唱的那样是不会自己走的。一种体制边不愿平白无故地改变，它能适应任何情况。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想搞付—么样解改革呢？他是否在本能上能充当一位不知妥协的铁腕领导人的角色呢？
众所周知，戈尔巴乔夫过去和现在都是—个有着一幅人道面孔的社会主义信徒。从理论上而言，这样看起来很漂亮：但在实践中，前总书记是何等地惧怕痛苦的破坏和急剧的转折啊！他这个人在我们的苏维埃体制中所养成的根深蒂固、透入骨髓的思想、作风和习惯，致使他从一开始就对“市场”、“私有制”这样的概念怕得要命。
这种恐惧心态就像女人长衣的拖地长后襟一样尾随着“党的政府”的一切行动。
甚至在8月叛乱之后，戈尔巴乔夫在接受暂时停止共产党活动的决议之时内心仍极端痛苦！
伴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新班子——内务部长普戈、新的外交部长别斯梅尔特内赫、总理帕夫洛夫、副总统亚纳耶夫等人——的形成，一种“强硬方针”粗具轮廓。在这种“强硬方针”的框子里还谈什么改革呢？
戈尔巴乔夫有能力去扮演一位“坚强有力的总统”角色吗？请读者原谅我的看法有些主观片面，不过对此我持怀疑态度。自身的天性致使戈尔巴乔夫富有外交手腕，善于妥协折衷，精于玩弄从容不迫而纷繁复杂的人事把戏，更能掌握奥妙的“东方”式的统治法术，但戈尔巴乔夫被那些我们苏维埃国家机器的“典型代表人物”包围起来，从而为他自己掘好了陷阱。戈尔巴乔夫赋予他们以巨大的权力，推动自己的班子急剧地改变方针。同时，自身的政治命运又让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与左派势力对话，与民主派进行政治妥协。
戈尔巴乔夫陷入万丈深渊已是在劫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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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我和列夫·苏哈诺夫第一次走进我的前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沃罗待尼科夫办公室的情景。
办公室非常大。列夫·叶夫根耶维奇惊讶地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您瞧，弄到多么漂亮的办公室啊！”我一生中见过许许多多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里的一切都足现代化的，闪光发亮。既富丽堂皇。又柔和舒适，令我顿生满足惬意之感。我想：“那么，以后怎么样呢？要知道，我们得到的不单是一个办公室，而是整个俄罗斯啊！”连我自己也非常害怕这一反叛的想法。
然而，这种想法之后存在着某种东西。存在着对危矾状况的一种清晰的感觉；而且，最终我确有所悟。
过去，在这间富丽堂皇的办公室里，在这座崭新的白宫里，坐的是那些实际上什么也决定不了的俄罗斯最高层的领导人：索洛缅采夫、沃罗特尼科夫、弗拉索夫。严格地说，一切都决定于权力的其他阶层；更确切她说，即使在那些最重要位置上的最高领导也不过是做做样子，似乎是他们在操纵着整个俄罗斯的命运。
一些现时策略决议当然也在政治局上通过，其中不乏“进步人士”和“鹰派人物”。但是，国家没有感受到由他们发号施令和作出决定以解决一切的特殊需要。
人们来到这些富丽堂皇的办公室里，适于这种无所限制的权力需要，犹如零部件之适于整部机器一样，其相同程度的独立性如此而已。
俄罗斯的主要怪涎现象是，国家体制早已蹒跚而行。严格地说，就是没有任何人驾驭操纵之。实际上俄罗斯早已没有大权在握、发号施令的领袖人物了。甚至连改革家戈尔巴乔夫都是世界上最害怕破坏和粉碎这个体制的，他伯这个体制将来会报复他。依照他的思想，“改革”不应该触及苏维埃制度的基本机制。
从1989年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开始，我们同这种体制进行了长期的折磨人的斗争即在苏联的历史上第一次进行合法的斗争，而且取得了胜利。斗争的胜利……是为了我有朝一日进入这个办公室吗？……口同运动员们所说的那样。我的欢乐很快被深深的忧虑所取代。
是的，在戈尔巴乔夫当政的情况下，把这种体制转变成了另外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不可能公开地压死我们，但它能够慢慢地、一块一块地吃掉，最后完全吃掉我们。它能够暗中破坏我们的一切行动而又能摆脱任何监督。它能够在亲亲热热、温温柔柔的拥抱中让你窒息而死。它对付我们的办法非常之多。然而，我们只有一种选择——战而胜之。
在沃罗特尼科夫的办公室里，我感到不舒服、不自在，是因为意识到一种无稽之谈：一个主要的反对派分子领导着庞大的苏维埃俄罗斯的国家机关。
顺便说说国家机关。新的领导一上台掌权，整个机关，即最高苏维埃的工作人员都惊惶失措，麻木呆楞，东躲西藏。在白宫的最初几天，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谁也没有工作：所有的人都在等着机关人员的全部驱散，立即解雇，谣言一直不断，说什么叶利钦是一个不可驾驭的任性胡闹的人，他只会在群众集会上挥动双手；他在莫斯科市委会工作时曾把大家通到了绝路……
必须从最普通的政治谈话开始做起。我把所有的工作人员集合起来，对他们说：“我不打算解雇任何人，让我们一起工作吧！谁愿意——很好。谁感到复杂或者觉得乏味无趣——那我们就跟他再见。”
就这样许多人留下了，有的人离去了。
我当最高苏维埃代表的时候，拒绝配给代表汽车、别墅，拒绝接受专门的治疗，而是到区门诊部挂号治疗。
但是，我突然觉察到，在这里应该做的不是拒绝，而是搞到这一切！因为俄罗斯领导人当时所需要的不是“特权”，而是正常的工作条件，可是这些条件当时完全没有。
这一偶然发现令我非常吃惊，我认真地加以思考：人们会理解我吗？这么多年我都抨击特权，可是突然……后来，我作出判断：人们不会比我还笨。他们早已懂得应该同不受监督的、无所不包的党的权力作斗争，同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作斗争。而不是同党的特权作斗争。
……首先。我需要一处在城外的府邸，能够让秘书、警卫队、助手、研究人员等许多工作人员在我身边工作和生活，哪怕是只有几间房子也好。起初在利普基的休养院里分得一处，但是那里吵吵闹闹，人也太多——大都是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办事员。在这里工作是不可能的。经过几个月，我搬到了离莫斯科不远的“杰斯纳”疗养院。助手们都抱怨这里不方便，太拥挤，联络不畅。最后，找到俄罗斯部长会议的休养院——“阿尔汉格尔斯科别墅”。起初，我和农业部副部长平分2层楼的单独小住宅；后来，整个小住宅都分给了我和我的工作人员。我们在这里一直住到8月叛乱。
所有行车报单直到我当上俄罗斯总统之前均由我自己付款报销。8月叛乱以后，我第一次搬进位于巴尔维赫的官邸。正如在这种体制下人们常说的那样，这是一个特殊的保护设施，配有通信专线、驻着警卫队等等。
顺便谈谈警卫队。第一年只募集了一些文职人员，由一个退伍教导员教他们执勤的道理和事务。
问题在于国内政府的所有警卫队由一个机构——克格勃第九局控制着。
我提醒读者注意，克格勃第九局局长普列汉诺夫8月19日把戈尔巴乔夫的警卫队置于瘫痪状态，基本保障了所有叛乱者的秘密会面。然而，至今未对他和另外一些人加以惩处，而他的问题却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他直接渎犯了自己的职责I因此，我们实在不敢录用正规的警卫员。
就是这位普列汉诺夫将军主持着苏联的所有“特种”，诸如特种车辆、特种通信和特种设施。当然，他还负责发放警卫勤务需用的武器。
虽然如此，我的那些小伙子还是想出了巧妙的办法，利用一切可能的合法途径，搞到了武器。苏联国防部和内务部里的同志都帮了忙。
至8月叛乱之前，最高苏维埃警卫队共有冲锋枪60支、手枪100把左右、装甲防弹背心2副、奥地利式无线电台5座。
这就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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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临时中断自己的笔记，并划出一个巨大的问号。
哈斯布拉托夫当时也有一支不受任何人管辖的最高苏维埃警卫队。他的人企图在白宫储藏更多的武器。
难道说历史真会如此重复？
历史会如何看待我们俄罗斯的民主派呢？共产主义的叛乱分子害怕向俄罗斯民主源开枪，但民主派自己却不怕向自己的敌人开枪。此中是否有命运的毒辣讽刺和戏弄呢？
让每个人自己去独立解决这个谜题吧，而我的答案即是如此。
无论是在第一种情况下和在第二种情况下，道义的优势和正义的力量之所以在俄罗斯民主力量一边，乃是因为民主力量处于被迫自卫的地位。在第一种情况下。民主力量的自卫得到手无寸铁的人们的援助；在第二种情况下，民主力量得到威力强大的坦克的援助。
然而，俄罗斯的白宫未给我以安宁和平静。
这一历史谜题留待将来几代人解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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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止一次地在电视台讲话，发表出入意料的强烈声明，每一次都产生了爆炸性的效应。这并非意味着我爱做惊人骇世之举，爱在电视机屏幕上闪影现形。完全相反，照像摄影对我来说犹如任何规定好的不能自由自主的行为一样，是一种繁重的劳动。我经常累得精疲力竭，所以我非常不喜欢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自己。
我的电视讲话总是和一些有转变意义的事件密切相关，如党的代表会议、人民代表大会等等。更为晚些时候，即1993年3月20日和9月21日，那些著名的命令签署前夕，我两次发表电视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