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交战的帝国主义集团，利用其彼此间的敌意，即利用战争
使之难以达成不利于我的勾当。”
这个政策的极致当属1939年的苏德协定。任何可能出现的矛盾
很容易便可合理化。共产党声明中说：“我们深信最一贯的社会主义
政策，仍能与最严苛的现实与最实际的可行性妥协。”
1920年，苏联的政策朝承认对西方需要采取较传统的政策，迈出
最后一步。外长契切林( Georgi Chicherin)说：
“对资本主义制度可持续多久虽有不同意见，但目前资
本主义制度确实存在，因此必须有权宜之计。”
尽管高唱革命论调，到头来国家利益仍成为苏联的主要目标，并
被抬举为一项社会主义的真理，不下于其多年来一直被奉为资本主义
国家的政策核心。
但苏联不久又遭遇另一次军事威胁。1920年4月波兰出兵攻击，
一直推进到基辅( Kiev)附近才被击退。红军反攻接近华沙时，西方
盟国出来干预，要求停止进攻，双方议和。英国外相寇松爵士( Lo。d
Curzon)提议的苏波分界线，苏联愿意接受，但波兰拒绝，因此最后
的协议是沿战前的军事界线划定，比寇松提议的偏东许多。
波兰此举使它与两个历史宿仇的敌意更为加深：德国，因它自德
国获得上西里西亚及波兰走廊；苏联，因它取得通称为寇松线以东的
领土。大势已定后，苏联发现自身终于可免于战争及革命，却付出相
当的代价，丧失了沙皇时代在波罗的海、芬兰、波兰、比萨拉比亚及
沿土耳其边境所征服的领土。到1923年，在战乱期间脱离俄罗斯帝
国的乌克兰及格鲁吉亚，又再度为苏联所控制，如今俄罗斯的领袖们
对它们一度脱离一事仍难以忘怀。
为恢复对国内的控制，苏联不得不在革命圣战与现实政治，在号
召世界革命与实行和平共存间，作出务实的妥协。虽然它选择延后世
界革命，但决不会支持现有的秩序。在它看来，和平正是挑拨资本主
义国家互斗的机会，而主要目标为德国。德国在苏联思想及俄罗斯情
感中一直享有重要地位。1920年12月列宁曾描述苏联的策略：
“我们的生存首赖资本主义强国阵营存在着严重分裂，
其次是协约国获胜及凡尔赛和平导致德国绝大多数人民生活
难以为继。德国资产阶级政府痛恨布尔什维克，但国际情势
的利益正促使它违背本意，走向与苏联谋和。”
德国也有同样的结论。在俄波战争期间，战后主导德国建军的席
克特将军( Hans von Seeckt)曾写道：
“目前的波兰国乃协约国制造出来，旨在取代以往之俄
罗斯以便对德东边境施压。苏联与波兰之战不仅波及后者，
最重要的是打击到英法等协约国。若波兰失败，整个凡尔赛
和约架构都将摇摇欲坠。由此可知，助波兰对抗俄国并不符
合德国之利益。”
席克特的看法确认了数年前贝乐福爵士的忧虑（前一章曾引述），
即波兰给德、苏一个共同敌人，使它们不再如整个19世纪一般相互
牵制。在凡尔赛体系中，德国面对的不是三国协约，而是彼此间存在
着不同程度的歧见的众多国家，而这些国家也都与在领土上遭遇类似
德国的苏联相对立。这同病相怜的两国惺惺相惜是迟早的事。
两国的交集发生于1922年，在意大利热那亚附近的滨海城镇拉
巴洛，即劳合·乔治召开国际会议的地点。可讽刺的是，德苏得以合
流全拜赔偿问题争议不休之赐，自凡尔赛和约以来这个问题便一直悬
而未决，且在盟国提出赔偿金额而德国表示负担不起之后更加恶化。
这次会议难收成效的主要障碍在于，比起后来的美国国务卿马歇
尔( George Marshall)得以推动其重建计划圆满成功来，劳合·乔治
既无那样的权力亦无马歇尔的智慧。在会前最后一刻法国不同意将赔
款问题列入议程，因为担心受到压力要法国降低赔款金额，这个顾虑
相当正确。法国似乎特别在乎它那经国际承认但难以达成的赔偿主
张，而不愿接受某种可以办得到的妥协。德国希望能够展延付款。苏
联则怀疑盟国可能为打破僵局，而有意把沙皇时代的债务与德国的赔
偿相提并论，即要求苏联承认帝俄的债务应自德国赔款中取得补偿。
凡尔赛和约第1 16条正保留了此种可能性。
苏联政府无意于承认帝俄的债务，也无意于承认英法对德国要求
的赔偿。它也不想在已树敌甚多的情况下，再加入这一场索赔的讨价
还价中，多制造一个敌国。为防止热那亚会议得出对其不利的解决方
案，苏联在会前便提议与德国建立外交关系，并放弃对彼此一切的主
张。德国不愿成为欧洲第一个与苏联建交的国家，以免因此影响到获
得赔款的宽限，于是就没有直接回答苏联。这个提议暂被搁置，直到
热那亚情势的演变迫使德国改变态度。
苏联外长契切林出身贵族，但强烈认同布尔什维克理想，他看出
热那亚提供的良机，可以让革命信念为现实政治服务。他以为务实的
合作比意识形态的要求更重要，因此倡议“和平共存”。俄国代表团
认识到，在旧社会秩序及刚诞生的新秩序同时存在的现阶段，代表这
两种财产制的国家进行经济合作，对整体经济重建实属绝对必要。
除提议合作之外，他还提出一些刻意让民主国家更加捉摸不定的
议题。这些议题牵涉之广，既难以付诸实施，各民主政府又无法置之
不理——后来这一直是苏联的外交战术之一。他提出来的包括清除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召开世界经济会议，国际共管所有航道。其目的在
于鼓动西方民意，并为苏联争得主张国际和平的美名，使民主国家难
以号召反共产主义的圣战，此乃克里姆林官心中的梦魇。
契切林在热那亚发现自己是个局外人，德国代表们的际遇也好不
了多少。西方盟国对于他们为德苏所制造的诱因依旧视而不见，仍对
这两个欧陆最强大的国家不理不睬。德国首相及外长三度要求与劳
合·乔治会面都被拒绝。同时法国建议与英、苏举行私下磋商，也把
德国排除在外。私下会商的目的在重弹以帝俄债务交换德国赔偿的老
调。这个建议即使没有苏联那么多疑的外交官也推断得出，是为了破
坏德苏关系可能有所改善而设下的陷阱。
第一次的会议开完时，德苏都担心会遭到挑拨离间。因此当契切
林的助理在1922年4月16日凌晨1时15分这个刻意挑选的时刻，打
电话给德国代表团建议白天在拉巴洛会面时，双方一拍即合。两方面
都希望结束孤立的局面，苏联也想避免不知是福是祸地成为德国的债
权国。两国外长当机立断地草拟了协定，德苏将建立正式的外交关
系，放弃对彼此一切的主张，并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劳合·乔治得
到有关德苏会谈的情报时已然太迟，他急忙设法联络德国代表团邀请
他们参与一再被拒绝的会面。当德国代表团团长拉塞诺( Rathenau)
得到信息时，他正要出发去签署德苏协定。迟疑了一会，他沉吟道：
“事已至此，覆水难收。”
随后的一年内，这两国一直磋商军事及经济合作协约。虽然后世
将德苏复合归咎于拉巴洛，事实上它只是众多不可避免的历史意外之
一，往往事后追溯起来才看得出其必然性：其意外之处在于事前双方
都没有预谋，但注定会发生则因时机已成熟，因为西方盟国把两个欧
陆最大强国摒除在外，在德苏之间制造了一连串与德苏对立的小国，
又割裂这两国的国土。所有这一切都为德苏制造出最大的诱因，使他
们得以克服意识形态上的敌对，合力推翻凡尔赛体系。
单只拉巴洛会谈不致产生这种结果，不过它象征着在二次大战爆
发前，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的共同利益使两国领袖越走越近。凯南曾将
这个协定归于苏联锲而不舍，及西方不团结且掉以轻心两个原因。西
方民主国家显然是短视愚昧。但一旦犯下凡尔赛和约的错误，就仅剩
极有限的选择余地。到最后，唯一能阻止德苏合作的就只有英法与德
国或苏联结盟了。但与德国结盟最起码的代价将是改定波兰边界，而
且几乎必然要取消波兰走廊。如此安排下的欧洲，法国唯有与英形成
巩固的同盟，才能免于受德国的控制，但英国又不肯考虑与法结盟。
同样的，与苏联结盟的实际涵义就是必须恢复寇松线，而波兰必会拒
绝，法国也不会考虑。民主国家不打算付出任何一种代价，甚至不愿
承认既要维护凡尔赛和约的安排，又不让德、苏深入参与所形成的困
境。
在这种情况下，欧陆这两大重量级强国永远都可能选择由他俩瓜
分东欧，而不会加入针对对方而来的同盟。于是等到不受传统束缚且
为权力所驱使的希特勒及斯大林上台，两次大战期间用心良苦、爱好
和平且生性胆小的政治家所建立的沙丘城堡便不堪一击。
第十一章 史特瑞斯曼与战败国的复兴
左右20世纪20年代外交大势的政治家史特瑞斯曼
自威廉三世以来通行于欧洲多年的一切均势外交原则，都指向英
法应结为反德联盟，以防这个不安分的邻国再生出侵略野心。根本上
说，英法各自都比德国要弱，即使是战败的德国也一样，唯有期望联
合在一起才能制得住德国。但这个联盟始终不曾出现。英国放弃了三
个世纪以来独尊均势的外交政策特色，摇摆于表面上采取均势原则，
实际上日益倾向于集体安全原则之间，均势是针对法国而来，在集体
安全的执行上又裹足不前。法国采取的则是无可奈何的外交政策，一
会想利用凡尔赛和约延后德国的复兴，一会又敷衍了事地想与强邻修
好。因此注定要左右20世纪20年代外交大势的政治家，居然不是来
自战胜国，而是来自战败德国的史特瑞斯曼( Gustav Stresemann)。
但是在史特瑞斯曼脱颖而出之前，法国还有再一次自行寻求安全
保障不成的挫败。1922年底，眼看赔偿没有一定把握，裁军问题争论
不休，得不到英国可靠的安全保证，德苏又展开复交，法国感觉已到
忍无可忍的极限。当年战时的总统普恩加来( Raymond Poincare)继
任总理，他决定单方面执行凡尔赛和约的赔偿条款。1923年1月，法
国与比利时部队未与盟国磋商，便占领了德国的工业重镇鲁尔区。
劳合-乔治在多年后曾表示：“若没有拉巴洛会议，就不会有鲁
尔区事件。”但不可否认，若英国愿意提供安全保证，法国就不会采
取如此迫不得已的行动，占领了德国工业的大本营。而法国如果更情
愿在赔偿（及裁军问题）上妥协，或许英国会更倾向于与之结盟，虽
然当时英国的民意近乎反战，这个联盟能有多大意义是另一个问题。
法国这唯一一次单方面军事行动反而暴露出它其实已无力于自行
其是了。法国控制鲁尔区的各项工业，是为了取其钢与煤以取代德国
拒付的赔款。德国政府下令消极抵抗，并付钱给煤钢工人请他们不要
上工。这个政策虽使德国政府破产，引起恶性通货膨胀，但也使法国
无法如愿，令占领鲁尔区变成法国的重大失策。
如今法国完全孤立。美国自莱茵区撤回其占领军以示不满。英国
也大为不悦。德国看出这次盟国内部冲突是个与英国修好的机会。全
国反法国占领情绪激昂，甚至使某些德国领袖一时情急想要恢复过去
的英德联盟。这又是一个德国积习难改、常高估其选择余地的例证。
英国驻德大使阿伯依爵士( Lord d Abernon)曾提到在某次谈话中，
一位德国著名政治家又提起帝制时代德国主张与英结盟的若干理由，
还表示：“1914年的情形今日已完全改观。很明显的，正如英国在
1914年与德交战是为阻止其军队称霸欧洲，不出几年它也可能因同样
的原因与法国作战。问题在于英国是否会独力作战，还是会有盟友。”
凡有为有守的英国领袖不可能大胆到要与德国结盟。不过外相寇
松及外交部官员克劳爵士（Sir Eyre Crowe，1907年克劳备忘录起草
者），在1923年8月11日要求法国三思其在鲁尔的行为，否则未来
德法发生危机时它可能失去英国的支持。普恩加来不为所动。他不认
为英国支持法国是对法国施恩，而是有国家利益的实际需要：“倘若
发生类似1914年的情况，英国为了本身的利益，势须采取与当年相
同的行动。”
事后证明普恩加来对英国最终的抉择看法正确。但对于要多久时
间英国才会觉悟到确实面临着类似当年的危机，以及在此期间薄弱的
凡尔赛体系终于瓦解，他的估计错误。
法国在1923年秋结束占领鲁尔区。它在当地未能激起相当规模
的分离主义运动，甚至在德军依凡尔赛和约规定不得进入，因此无法
前去镇压的莱茵区都是如此。占领期间开采的煤矿也仅够支付治理这
片领土的开支。同一期间，德国则为萨克森（左派鼓动）及巴伐利亚
（右派鼓动）的暴动所苦。通货膨胀肆虐，使德国政府的施政能力都
成问题。法国对赔款金额的坚持反而因为它自身的行动而无法实现。
英法都把对方将了一军：法国执意以片面行动削弱德国，因而失
去英国的支持；英国一味要求和解，却未考虑会对均势有什么影响，
因而使法国丧失安全感。即使是解除武装后的德国，仍有力量力挫法
国单方面的行动，由此不难想见，一旦德国挣脱凡尔赛的束缚将是如
何一番景象。
20世纪20年代，每当民主国家面对僵局，各国总是抬出国际联
盟，而不肯面对地缘政治的现实。连英国参谋部都落入这个窠臼。前
一章曾引述一份文件，指德国为主要威胁并认为法国将无法有效的抵
挡，正是这份文件也脱不了当时主流思想的格局：参谋部下结论时并
未提出更高明的见解，只是建议“强化”国际联盟（无论其代表的意
义为何），“在如德国行事脱轨等情况下缔结特别的联盟”。
这个建议几乎保证会失败。国际联盟太不团结，等到德国如脱缰
野马时再缔结联盟已嫌太迟。到这个地步，德国只需要一位有眼光有
耐心的政治家，能设法去除凡尔赛和约的不平等条款，就必然能享有
比战前更有利的长期优势。
这位领袖在1923年现身，史特瑞斯曼在这一年出任外长，后任
总理。他复兴德国实力的方法即所谓的“顺应( fulfillment)”政策，
它与德国先前采取的政策完全相反，也放弃前任政府对凡尔赛和约所
采取的外交游击战。“顺应”政策是靠着利用英法对于其本身的原则
与凡尔赛条款不符，而感到于心不安。史特瑞斯曼努力让德国履行宽
限后的赔偿时间表，借以促使盟国主动解除凡尔赛和约中最苛刻的政
治与军事条款。
战败后并被外国军队局部占领的国家，原则上有两种选择。一是
向胜利国挑战，为执行和平的过程制造麻烦，希望其知难而退；一是
与胜利国合作，同时设法恢复本身实力，以待来日东山再起。这两种
策略都有风险。战败后仍想反抗，等于在最虚弱的状况下还要与人一
决雌雄；合作则可能打击民心，因为能令胜利国高兴的政策往往会令
战败国的民意无所适从。
在史特瑞斯曼之前，德国采取的是抗拒政策。对抗战术使它在鲁
尔危机期间得以占上风，但法国退出鲁尔区却一点也不能平息德国的
怨愤。令人费解均是，把阿尔萨斯与洛林归还法国并未引起议论。但
重划德国的边界，把大片领土让予波兰，却遭到民族主义者激烈的反
对。此外，有强大的民意压力要求解除对德国军力的限制。还有就是
全国近乎一致同意，盟国要求的赔偿十分荒唐。
史特瑞斯曼的想法跟民族主义者不同，他了解不论凡尔赛和约有
多么不得人心，事实上也不论他本人如何深恶痛绝，他知道自己需要
英国，也多少需要法国的协助，才能取消那些严苛的规定。拉巴洛协
定震惊西方国家，这个战术相当有用。但由于苏联太穷，无法帮助德
国经济复苏，又太孤立，在大部分外交角力中无法给予德国暗中支
持，因此德苏协定真正的影响，唯有等德国强大到足以公开挑战凡尔
赛之后才看得出来。最主要的是，恢复经济实力必须借助外国的贷
款，但在对立的气氛中德国将很难获得外援。由此可见，史特瑞斯曼
的顺应政策充分反映出他对德国政治经济复苏条件最实际的评估：
“德国基本的军事弱势点明了德国外交政策的限制、性质及方法。”
虽然顺应政策是以现实主义为出发点，但这种务实作风在一次大
战后的德国（尤其在保守派圈内），与在当年保守派政策对一次大战
爆发曾推波助澜的时代一样不多见。战争在德军仍在盟国土地上时便
告终，这使应为德国投入战争而负责的人得以避开指责，而把罪过转
嫁到继他们之后较为温和的主政者身上。劳合·乔治已预见到这个后
果，他在1918年10月26日向战时内阁谈到德国首次求和的提议：
首相表示：工业化的法国已惨遭蹂躏，德国却逃之天天。一旦我
们准备向德国本土攻去，它马上说：“我投降。”现在的问题是，我们
该不该继续像它攻击法国那样反击回去。
其他阁员觉得英国已太兵困马疲，无力于采取报复行动。外相张
伯伦( Austen Chamberlain)忧心地答道：“现下报复的代价太高了。”
劳合·乔治不幸言中，新成立的魏玛共和政府( Weimar Repub-
lic)自刚成立起，便一直受到民族主义分子的围攻，其实它所获得的
和平条件比军方总指挥部可能得到的待遇要好得多。德国这些民主新
领袖在最艰难的环境下保全了国家的实力，却得不到应有的肯定。在
政治上，减轻损害很少能获得报偿，因为很难证实如果不这么做会有
更坏的后果。
跟几十年后主导美国对中国敞开大门的是一位保守派总统一样，
唯有像史特瑞斯曼这样拥有完美保守派资历的领导人，才能在不论多
么为难的情况下，想出在外交政策上要顺应不受欢迎的凡尔赛和约。
他是啤酒批发商之子，1878年生于柏林，以认同保守、偏资产阶级思
想的国家自由党( National Liberal Party)的主张，在政坛打天下。
1917年他出任党魁。史特瑞斯曼交游广泛，爱好文学与历史，言谈间
不时对德国的经典引经据典一番。不过他早期的外交政策观点不出传
统保守主义的立场。比方说，他认为德国是受嫉妒而急于想保住龙头
地位的英国引诱，才加入战争的。
迟至1917年，史特瑞斯曼还赞成在东西两面大事征服，并吞并
英法在亚、非洲的殖民地。他也支持无限制潜艇战。就是这个大错特
错的决定促成美国参战。这样一个把凡尔赛和约称为“历史上最大骗
局”的人，居然会推行顺应政策其实不足为奇，只有不相信现实政治
能让人体会中庸之道可贵之处的人，才会觉得不可思议。
史特瑞斯曼是战后德国首位懂得善用凡尔赛和约赋予德国的地缘
政治优势的领袖，也是唯一一位懂得如此的民主领袖。他掌握到英法
关系脆弱的本质，利用它来加深这两个战时盟国的嫌隙。他也聪明地
运用英国担心德国不是法、俄对手的心理。英国政府一位分析家把德
国说成是对抗共产主义思想蔓延的利器，而他所持的理由显示出“顺
应”政策已收到成效。德国政府受到“国民议会( National Assembly)
大多数成员的支持，是真正的民主政府，有诚心尽其所能履行和约，
值得盟国明白给予支持。”若英国的支持失败，德国“目前势将倾向
于布尔什维克主义，日后则可能再恢复君主极权。”
英国赞同协助德国的理由，与美国在叶利钦( Yeltsin)时代主张
援助俄罗斯的说法，有若干相似之处。但这两个例子均未考虑到政策
“成功”会有什么后果。若顺应政策收到效果，德国会变得越来越强
大，足以威胁到欧洲的均势。同理，冷战后的国际援俄计划若达成目
标，俄国日益增加的力量可能在前俄罗斯帝国广大的沿边地带，到处
形成地缘政治的后果。
这两个事例中，主张和解的人士都抱有积极甚至颇具远见的目
标。西方民主国家愿配合史特瑞斯曼的顺应政策，确实相当明智。但
它们错在未能加强彼此间的紧密关系。顺应政策必然会促使席克特将
军预言的那一天早日到来：“我们必须恢复实力，只要一达到这个目
标，我们当然要收回所有失去的东西。”美国颇有远见地向冷战后的
俄罗斯援手；但俄罗斯的经济一旦复苏，它对邻国的压力势必升高。
这或许是值得付出的代价，但若不承认必须付出代价就不对了。
史特瑞斯曼在推行顺应政策的早期，并不在意其最终的目标为
何。不论是为获得永久的和解，还是为推翻现有的秩序，或最有可能
的是同时保留这两种可能性，他最先必须达成的是让德国摆脱有关赔
偿的争议。法国除外，所有盟国都希望让这个问题告一段落，好开始
收取部分的赔款。法国则希望跳出因占领鲁尔区而自食其果的泥沼。
史特瑞斯曼很技巧地提议，交由国际仲裁重订偿还赔款的时间
表，因为他预料国际商讨不会像法国单独行事那样难以对付。1923年
11月法国同意任命美国银行家道威斯( Charles G．Dawes)担任“公
正的仲裁者”，来降低法国的赔偿要求——这悲哀地意味着战时的联
盟已分崩离析。道威斯委员会建议减少赔款金额并分五年付清，各国
于1924年同意。
德国的逐步复兴
后来的五年中德国约付出10亿美元，但也获得约20亿美元的贷
款，大部分来自美国。事实上等于是美国在替德国付赔款，德国则利
用多出来的10亿美元进行工业现代化。法国在赔偿上决不让步，就
是为使德国无法强盛。在被迫选择要让德国衰弱还是让德国有能力偿
付赔款时，法国选择了后者，却眼看着赔款反帮助德国重建经济，最
后并得以恢复军力。
到1923年底史特瑞斯曼已可声称获得部分成功：
“我们所有的政治与外交作为，经英美两大强国刻意的
合作，意大利与其邻国（法国）的疏远，及比利时的举棋不
定，几方面加起来已形成法国终究无法抵挡的情势。”
史特瑞斯曼的估计正确。顺应政策已为法国及整个欧洲秩序带来
难解的窘境。法国的安全需要在军事上维持德国某种程度的不平等待
遇才能维持；否则德国在人力与资源上的实力均优于法国，势必会凌
驾其上。但若无公平待遇，即与欧洲其他国家相等的建军权利，那德
国决不会接受凡尔赛体系，顺应政策也会中断。顺应政策也使英国外
交官处境尴尬。英国若不答应给予德国军事平等，以作为德国履行赔
款义务的交换条件，则对方大可恢复原先的不合作态度。但给德国军
事平等又会对法国不利。英国原可与法国结盟以制衡德国，但又不愿
卷入法国与东欧的联盟，或是要为某一块波兰或捷克的领土而与德国
交战。张伯伦在1925年曾套用俾斯麦对巴尔干的评语并表示：“为了
波兰走廊，没有任何英国政府愿意或能够冒牺牲一兵一卒的危险。”
他的预言跟俾斯麦一样并未言中：英国后来确曾参战，就像20世纪
初的德国一样，而且正是为英国一向排斥的理由。
为避免两难，张伯伦在1925年想出一个主意，由英、法、比结
为有限的同盟，只保证这三国与德国的边界，它基本上是一个自西侧
反抗德国侵略的联盟。但当时史特瑞斯曼的顺应政策，已进展到他几
乎能否决盟国决议的地步。为阻止德国被当做潜在的侵略者，他宣称
没有德国参与的条约就是反德条约。
张伯伦有些相信，德国怕遭到包围是促使它在战前之好战政策的
原因之一，于是退而提出一个怪异的协定组合，想把传统盟约与新的
集体安全政策混合在一起。为保留原始提议的结盟构想，在瑞士洛迦
诺( Locarno)签订的新约保证法、比、德的边界不应受到侵略。为符
合集体安全的原则，条约中不设定任何假想敌或受害者，只保证对抗
来自任何势力对任一方向的侵略。未来开战的理由不再是针对某个国
家的侵略行为，而将起于有任何一国违反了法律规范。
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战败国德国的外长史特瑞斯曼已取得主
导地位，超越了战胜国的白里安与张伯伦。以放弃对西部边界的翻案
为条件，史特瑞斯曼获得白里安与张伯伦默认，凡尔赛和约有关德东
边界的部分需要修正。德国接受其“西边”与法、比的边界，及莱茵
区永久非军事化；英、意对此安排提供保证，承诺将协助逐退不论来
自何方的越界或进入莱茵区的入侵行动。但史特瑞斯曼拒绝接受与波
兰的国界，而其他签约国也不愿提供保证。德国与东欧邻国签署仲裁
协议，保证和平解决一切争议。但英国连这样的保证也不肯为其背
书。最后德国同意加入国际联盟，从而承担了以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
端的一般性义务，理论上这也包括东面的未定界。
洛迦诺公约终于让人舒了一口气，且被誉为新世界秩序的开端。
三位外长，法国白里安、英国张伯伦、德国史特瑞斯曼，一起获诺贝
尔和平奖。但欢欣鼓舞之余，没有人注意到他们规避了真正的问题；
洛迦诺与其说为欧洲带来和平，不如说它已导向下一次的战场。
各民主国对德国正式承认其西边国界所产生的笃定感，显示出新
旧国际秩序观点混杂，造成观念混淆与失去戒心的程度。因为此一承
认所隐含的意义是，战胜国胜利后虽订立凡尔赛和约，却无法强制失
败者遵守其和平条件，德国却争取到可选择只遵守它愿意遵守的条
款。自这一层意义来说，史特瑞斯曼不肯承认德国东边的国界已代表
不祥之征兆；而英国连仲裁条约都拒绝保证，造成国际承认的欧洲国
界分为两类，一是德国接受且有其他强国作保者，二是德国不接受其
他强国也不保证者。
使情况更复杂的是，欧洲现在有三种层次的承诺存在。第一层是
传统盟约，辅以幕僚人员谈判及政治磋商的旧式运作。如今此种方式
已不流行，仅有法国与东欧新兴弱国间是此种安排，但英国拒绝加
入。一旦德国侵略东欧，法国必须在两个不情愿的选择中做一抉择：
放弃波兰与捷克，或独力抵抗德国，后者是法国自1870年以来即挥
之不去的梦魇，而且这么做的可能性亦不高。第二层是类似洛迦诺这
类的特殊保证，显然其约束力被视为低于正式的联盟，这正是为什么
它在英国下议院从不曾受到阻力的原因。最后一种便是国际联盟对集
体安全的保证，但在实际上它已被洛迦诺公约所抵消。理由是，倘若
集体安全真正可靠，则洛迦诺便属多余；若洛迦诺有其必要，那就等
于国际联盟连其主要创始会员国都保障不了。
由于洛迦诺式的保证或者是全面性集体安全的概念，都没有设定
一个假想敌，因此便无法预做军事规划。即使有可能采取协同军事行
动，虽然国际联盟时代并无这种例子，但其官僚化的运作方式，包括
调查真相及各种其他的协调过程，必然也是旷日费时。
所有这些史无前例的外交安排，令感觉备受威胁的国家益发不
安。意大利变得必须保障莱茵河沿线的边界，但过去意大利向来不把
这条河纳入国家安全的考虑。意国参与洛迦诺最主要的原因是想跻身
一流强国。一旦达到目的，就没有理由再冒实际的风险。十年后莱茵
河边界受到挑战时，它的表现充分证实这一点。在英国眼中，洛迦诺
代表首次有一主要强国，同时保证一个原本的盟国及一个刚遭击败的
敌人，而且摆出不偏不倚的姿态。
洛迦诺并不代表法、德之间的和解，只是对战争的军事结果加以
肯定。德国在西线遭到挫败，在东线却击败俄国。洛迦诺等于是承认
这两种结果，并为德国日后进攻东欧埋下祸根。
1925年洛迦诺被誉为迈向永久和平的里程碑，事实上它却为凡尔
赛国际秩序敲响了丧钟。自此之后，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差别日益
模糊，若是战胜国能因此获得更大的安全感，或战败国能够真心接受
经过修正的和平安排，则这种演变值得庆幸。可惜两者均未发生。法
国一年比一年觉得气馁，无力感日增。德国的民族主义风潮也日胜一
日。战时的盟国全都不肯负起责任——美国逃避和平规划者的角色，
英国放弃传统平衡者的角色，法国也未能担负起护卫凡尔赛和约的任
务。唯有史特瑞斯曼，一位战败国的领袖，有长期的政策，并不遗余
力地将其国家推向国际舞台的中央。
现在建立世界和平新秩序唯一的希望，全在于洛迦诺协约所带动
的激昂情绪及它所引起的期待，一如“洛迦诺精神”这句口号所展现
的，或许能克服其结构上的缺失。而且正好与威尔逊宣扬的理念相
反，促成这种新气氛的不是全世界的舆论，而是三位外长，张伯伦、
白里安及史特瑞斯曼，因他们所属的国家彼此猜忌对立才引发战争，
使和平难以巩固。
凡尔赛秩序没有地缘政治为基础，因此必须靠各国政治家的私交
来维持，这也是史无前例的。19世纪主导外交政策的是贵族，在他们
的圈子里，大家对抽象的概念有共同的认识。他们彼此多半能相处融
洽，但不会认为私人情谊能够影响他们对本身国家利益的评估。任何
协定决不会以当时“气氛”作为签署的理由，也不致为了维护某人在
位而做出让步。领袖们也不以称呼对方的名而不称姓，以向其人民显
示彼此关系之良好。
这种外交形态在一次大战后起了变化。从此将外交关系个人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