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山 水
物之能感人者：在天莫如月，在乐莫如琴，在动物莫如鹃，在植物莫如柳。
为月忧云，为书忧蠹，为花忧风雨，为才子佳人忧命薄，真是菩萨心肠。
昔人云：“若无花月美人，不愿生此世界。”予益一语云：“若无翰墨棋酒，不必定作人身。”
山之光，水之声，月之色，花之香，文人之韵致，美人之姿态，皆无可名状，无可执著；真足以摄召魂梦，颠倒情思。
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侠客；因月想好友；因山水想得意诗文。
有地上之山水，有画上之山水，有梦中之山水，有
胸中之山水。地上者妙在邱壑深邃；书上者妙在笔墨淋漓；梦中者妙在景象变幻；胸中者妙在位置自如。
游历之山水，不必过求其妙，若因之卜居，则不可不求其妙。
笋为蔬中尤物；荔枝为果中尤物；蟹为水族中尤物；酒为饮食中尤物；月为天文中尤物；西湖为山水中尤物；
词曲为文字中尤物。
游玩山水，亦复有缘；苟机缘未至，则虽近在数十里之内，亦无暇到也。
镜中之影，著色人物也，月下之影，写意人物也；镜中之影，钩边画也，月下之影，没骨画也。月中山河之影，天文中地理也；水中星月之象，地理中天文也。
论 春 秋
春者，天之本怀；秋者，天之别调。
古人以冬为“三馀”，予谓当以夏为“三馀”：晨起者夜之馀；夜坐者昼之馀；午睡者应守人事之馀。古人诗曰：“我爱夏日长。”洵不诬也。
律己宜带秋气，处世宜带春气。
诗文之体得秋气为佳；词曲之体得春气为佳。
论 声
春听鸟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白昼听棋声，月下听箫声，山中听松声，水际听欸乃声，方不虚此生耳。若恶少斥辱，悍妻诟谇，真不入耳声也。
闻鹅声如在白门；闻橹声如在三吴；闻滩声如在浙江；闻羸马项下铃铎声，如在长安道上。
凡声皆宜远听；惟琴声则远近皆宜。
松下听琴，月下听箫，涧边听瀑布，山中听梵呗，觉耳中别有不同。
水之为声有四：有瀑布声，有流水声，有滩声，有沟浍声。风之为声有三：有松涛声，有秋叶声，有波浪声。雨之为声有二：有梧叶荷叶上声，有承檐溜竹筩中声。
论 雨
雨之为物，能令昼短，能令夜长。
春雨如恩诏；夏雨如赦书；秋雨如挽歌。
春雨宜读书；夏雨宜弈棋；秋雨宜检藏；冬雨宜饮酒。
吾欲致书雨师：春雨宜始于上元节后，至清明十日前之内，及谷雨节中；夏雨宜于每月上弦之前及下弦之后；秋雨宜于孟秋季秋之上下二旬；至若三冬，正可不必雨也。
论 风 月
新月恨其易沉，缺月恨其迟上。
月下听禅，旨趣益远；月下说剑，肝胆益真；月下论诗，风致益幽；月下对美人，情意益笃。
玩月之法：皎洁则宜仰观，朦胧则宜俯视。
春风如酒；夏风如茗；秋风如烟；冬风如薑芥。
论闲与友
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
能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
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事之谓也。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
天下之乐，孰大于是？
云映日而成霞，泉挂岩而成瀑。所托者异，而名亦因之。此友道之所以可贵也。
上元须酌豪友；端午须酌丽友；七夕须酌韵友；中秋须酌淡友；重九须酌逸友。
对渊博友，如读异书；对风雅友，如读名人诗文；对谨饬友，如读圣贤经传；对滑稽友，如阅传奇小说。
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密友不必定是刎颈之交。大率虽千百里之遥，皆可相信，而不为浮言所动；闻有谤之者，即多方为之辩析而后已；事之宜行宜止者，代为
筹画决断；或事当利害关头，有所需而后济者，即不必与闻，亦不虑其负我与否，竟为力承其事，此皆所谓密友也。
求知己于朋友易；求知己于妻妾难；求知己于君臣则尤难之难。
发前人未发之论，方是奇书；言与妻子难言之情，乃为密友。
乡居须得良朋始佳。若田夫樵子，仅能辨五谷而测晴雨，久且数未免生厌矣。而友之中又当以能诗为第一，能谈次之，能画次之，能歌又次之，解觞政者又次之。
论书与读书
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
能读无字之书，方可得惊人妙句；能会难通之解，方可参最上禅机。
古今至文，皆血泪所成。
《水浒传》是一部怒书，《西厢记》是一部悟书，《金瓶梅》是一部哀书。
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
读书最乐，若读史书，则喜少怒多，究之怒处亦乐处也。
读经宜冬，其神专也；读史宜夏，其时久也；读诸子宜秋，其致别也；读诸集宜春，其机畅也。
文人读武事，大都纸上谈兵；武将论文章，半属道听途说。
善读书者，无之而非书：山水亦书也，棋酒亦书也，花月亦书也。善游山水者，无之而非山水：书史亦山水也，诗酒亦山水也，花月亦山水也。
昔人欲以十年读书，十年游山，十年检藏。予谓检藏尽可不必十年，只二三载足矣。若读书与游山，虽或相倍蓰，恐亦不足以偿所愿也。必也如黄九烟前辈之所云，“人生必三百岁”而后可乎？
古人云：“诗必穷而后工。”盖穷则语多感慨，易于见长耳。若富贵中人，既不可爱贫叹贱，所谈者不过风云月露而已，诗安得佳？苟思所变，计惟有出游一法。即以所见之山川风土，物产人情，或当疮痍兵燹之馀，或值旱涝灾祸之后，无一不可寓之诗中。借他人之穷愁，以供我之咏叹，则诗亦不必待穷而后工也。
论一般生活
“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饰乾坤。
宁为小人之所骂，毋为君子之所鄙；宁为盲主司之所摈弃，毋为诸名宿之所不知。
人须求可入诗，物须求可入画。
景有言之极幽，而实萧索者，烟雨也；境有言之极雅，而实难堪者，贫病也；声有言之极韵，而实粗鄙者，卖花声也。
躬耕吾所不能，学灌园而已矣；樵薪吾所不能，学剃草而已矣。
一恨书囊易蛀；二恨夏夜有蚊；三恨月台易漏；四恨菊叶多焦；五恨松多大蚁；六恨竹多落叶；七恨桂荷易谢；八恨薜萝藏虺；九恨架花生刺；十恨河豚多毒。
窗内人于窗纸上作字，吾于窗外观之，极佳。
宁为花中之萱草，毋为鸟中之杜鹃。
值太平世，生湖山郡，官长廉静，家道优裕，娶妇贤淑，生子聪慧，人生如此，可云全福。
胸藏邱壑，城市不异山林；兴寄烟霞，阎浮有如蓬岛。
清宵独坐，邀月言愁；良夜孤眠，呼蛩语恨。
居城市中，当以画幅当山水，以盆景当苑囿，以书籍当朋友。
延名师训子弟，入名山习举业，丐名士代捉刀，三者都无是处。
方外不必戒酒，但须戒俗；红裙不必通文，但须得趣。
厌催租之败意，亟宜早完粮；喜老衲之谈禅，难免常常布施。
万事可忘，难忘者名心一段；千般易淡，未淡者美酒三杯。
酒可以当茶，茶不可以当酒；诗可以当文，文不可以当诗；曲可以当词，词不可以当曲；月可以当灯，灯
不可以当月；笔可以当口，口不可以当笔；婢可以当奴，奴不可以当婢。
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
忙人园亭，宜与住宅相连；闲人园亭，不妨与住宅相远。
有山林隐逸之乐而不知享者：渔樵也，农圃也，缁黄也。有园亭姬妾之乐而不能享，不善享者：富商也，大僚也。
痛可忍，而痒不可忍；苦可耐，而酸不可耐。
闲人之砚，固欲其佳；而忙人之砚，尤不可不佳。娱情之妾，固欲其美；而广嗣之妾，亦不可不美。
鹤令人逸；马令人俊；兰令人幽；松令人古。
予尝欲建一无遮大会，一祭历代才子，一祭历代佳人。俟遇有真正高僧，即当为之。
美味以大嚼尽之，奇境以粗游了之，深情以浅语传之，良辰以酒食度之，富贵以骄奢处之，俱失造化本怀。
八 文化的享受1
知识上的鉴赏力
教育或文化的目的不外是在发展知识上的鉴赏力和行为上的良好表现。有教养的人或受过理想教育的人，不一定是个博学的人，而是个知道何所爱何所恶的人。一个人能知道何所爱何所恶，便是尝到了知识的滋味。世界上有一些人，心里塞满历史上的日期和人物，对于俄国或捷克的时事极为熟识，可是他们的态度或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在社交集会里碰到这么一个人真是再气煞人也没有的事了。我曾碰见过这种人，觉得谈话中无论讲到甚么话题，他们总有一些事实或数字可以提出来，可是他们的见解是令人气短的。这种人有广博的学问，可是缺乏见识或鉴赏力。博学仅是塞满一些事实或见闻而已，可是鉴赏力或见识却是基于艺术的判断力。中国人讲到学者的时候，普通是分为学、行、识①的。对于历史学家，尤其是以这三点为批评的标准；一部历史也许写得极为渊博，可是完全没有见识，在批判历史上的人物的事迹时，作者也许没有一点独出心裁的见解或深刻的理解力。要见闻广博，要搜集事实和详情，乃是最容易的事情。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有许多事实，我们要将之塞满心中，是很容易的；可是选择重要事实时所需要的见识，却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因为这要看个人的观点如何。
①一个人对于历史或时事的见识，也许会比别人更“高”，这就是我们所谓“解释力”。
所以，有教育的人是一个知道何所爱何所恶? 雅。一个人必须能够寻根究底，必须具有独立的判断力，必须不受任何社会学的，政治学的，文学的，艺术的，或学究的胡说所威吓，才能够有鉴赏力或见识。我们成人的生活无疑地受着许多胡说和骗人的东西所包围：名誉的胡说，财富的胡说，爱国的胡说，政治的胡说，宗教的胡说，以及骗人的诗人，骗人的艺术家，骗人的独裁者，和骗人的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会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儿童时代的肠胃官能的活动，对于后来生活上的野心，进取心，和责任心，有着切实的关系，或说大便秘结造成一个人的吝啬的性情；有见识的人听见这种话的时候，只好一笑置之。一个人做错了事，便是错了，用不着拿出伟大的名誉以威压人，也用不着说他曾读过许多我们不曾读过的书，以恐吓人。
所以，见识和胆量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中国人往往把识和胆连在一起；而我们知道，胆量或独立的判断是人类中一种多么难得的美德。我们看见一切有特殊建树的思想家和著作家，在幼年时代都有这种智能上的胆量或独立性。这种人如果不喜欢一个诗人，便表示不喜欢，纵使那个诗人是当时最有声望的诗人；当他确实喜欢一个诗人时，他便能够说出喜欢他的理由来，因为这是他的内心判断的结果。这就是我们所谓文学上的鉴赏力。如果当时盛行的绘画学派的主张，使他的艺术本能感觉不快，他也会加以反对。这就是艺术上的鉴赏力。一种流行的哲学理论或时髦的观念，纵使得到了一些最伟大的人物的赞助，他也会表示漠然的态度。他要等到自己心悦诚服，才愿相信一个作家的话；如果一个作家能使他信服，那个作家便是对的，可是如果那个作家不能使他信服，那么，他自己是对的，而那个作家是错的。这就是知识上的鉴赏力。这种智能上的胆量或独立的判断无疑地需要相当孩子气的，天真的自信力，可是这个自我便是一个人唯一可以依附的东西，一个研究者一旦放弃了个人判断的权利，便只好接受人生的一切胡说了。
孔子似乎觉得学而不思比思而不学更为危险，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在当时一定看见过许多学而不思的学生，所以才提出这个警告；这个警告正是现代学校里极为需要的。大家都知道现代教育和现代学校制度大抵是鼓励学生求学问，而忽略鉴别力，同时认为把学识填满脑中，就是终极的目的，好象大量的学问便能够造成一个有教育的人似的。可是学校为什么不鼓励思想呢？教育制度为什么把追求学问的快乐，歪曲而成堆塞学识的机械式的，有量度的，千篇一律的，被动的工作呢？我们为什么比较注重学问而不注重思想呢？我们怎么可以因为一个大学毕业生念完了若干规定的心理学，中古史，逻辑，和“宗教”的学分，而便称他做受过教育的人呢？学校为什么要有分数和文凭呢？分数和文凭在学生们心中为什么会代替了教育的真目的呢？
理由是很简单的。我们之所以有这个制度，就是因为我们是在教育大批的人，象工厂里大量生产一样，而工厂里的一切必须依一种死板的、机械的制度而运行。学校为保护其名誉，使其出品标准化起见，必须以文凭为证明。于是，有文凭便有分等级的必要，有分等级的必要便有学校的分数；为着要给分数起见，学校必须有背诵，大考，和小考。这造成了一种完全合理的前因后果，无法可以避免。可是学校有了机械化的大考和小考，其后果是比我们所想象的更有害的。因为这么一来，学校里所注重的是事实的记忆，而不是鉴赏力或判断力的发展了。我自己也曾做过教师，我知道出一些关于历史日期的问题，是比出一些含糊的问题更容易的。同时批定分数也比较容易。
这个制度实行之后，我们便会碰到一种危险，就是我们会忘掉我们已经背弃了教育的真理想或即将背弃教育的真理想；所谓教育的真理想，我已经说过，就是发展知识上的鉴赏力。孔子说：“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这句话记起来还是很有用的。世间没有所谓必修的科目，也没有什么人人必读之书，甚至莎士比亚的著作也不是必读之书。学校制度中似乎有一个愚蠢的观念，以为我们可以制定一些最低限度的历史知识或地理知识，要做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便非念这些东西不可。我曾受过相当的教育，虽则我完全不知道什么地方是西班牙的首都，而且有一个时候以为哈凡拿（Havana）是一个邻近古巴的岛屿。学校制定必修课程有一种危险，就是认为一个人如果念完这些必修的课程，便自然而然知道了一个受过教育者所应知道的学识。所以，一个毕业生在离开学校之后，便不再学习什么东西，也不再读什么书，这是完全合逻辑的情形，因为他已经学到所应该知道的东西了。
我们必须放弃“知识可以衡量”的观念。庄子说得好：“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知识的追求终究是和探索一个新大陆一样，或如佛朗士（Anatole France）所说“灵魂的冒险”一样。如果一个虚怀若谷的，好问的，好奇的，冒险的心智始终保持着探索的精神，那么，知识的追求就会成为欢乐的事情，而不会变成痛苦的工作。我们必须放弃那种有量度的，千篇一律的，被动的填塞见闻的方法，而实现这种积极的，生长的，个人的欢乐的理想，文凭和分数的制度一旦取消或不被人们所重视，知识的追求便可成为积极的活动，因为学生至少须问自己为什么要读书。学校现在已经替学生解答这个问题了，因为学生知道他读大学一年级的目的，便是要做大学二年级生，读大学二年级的目的，便是要做大学三年级生，心中一点疑问也没有。这一切外来的计划都应该置诸不顾，因为知识的追求是一个人自己的事情，与别人无干。现在的学生是为注册主任而读书的，许多好学生则是为他们的父母，教师，或未来的妻子而读书，使他们对得起出钱给他们读大学的父母，或因为他们要使一个善待他们的教师欢喜，或希望毕业后可以得到较高的薪俸以养家。我觉得这一切的思念都是不道德的，知识的追求应该成为一个人自己的事情，与别人无关，只有这样，教育才能够成为一种积极的、欢乐的事情。
八 文化的享受2
艺术是游戏和人格的表现
艺术是创作，同时也是消遣。对这两种见解，我认为艺术之成为消遣或人类精神的单纯的游戏，是比较重要的。虽则我很赞赏各种不朽的创作，无论是绘画、建筑或文学，可是我觉得真正艺术的精神如果要成为更普遍的东西，要侵入社会的各阶层，必须有许许多多的人把艺术当做一种消遣来欣赏，绝不抱着垂诸不朽的希望。每个大学生都有打网球或踢足球的平凡技术，是比大学产生几个可以参加全国比赛的体育选手或足球选手更为重要的，同样地，每个儿童和成人都能够自创一些东西以为消遣，是比一个国家产生一个罗丹（Rodin）更加重要的。我认为只产生几个以艺术为职业的艺术家，还不如教学校全体学生塑造黏土的模型，同时使所有的银行行长和经济专家都能够自制圣诞贺片。换一句话说，我主张各方面的人士都有业余活动的习惯。我喜欢业余的哲学家，业余的诗人，业余的摄影家，业余的魔术家，自造房屋的业余的建筑家，业余的音乐家，业余的植物学家，和业余的飞行家。我听着一个朋友随便地弹着一首钢琴的乐曲，跟听一个第一流专门职业者的音乐会一样地快乐。人人在客厅里欣赏他的朋友的业余魔术，比欣赏台上一个职业魔术家的技艺更来得有兴趣；做父母的欣赏子女的业余演剧，比欣赏一出莎士比亚的戏剧更来得有兴趣。我们知道这是自然发生的情感，而只有在自然发生的情感里才找得到艺术的真精神。为了这个缘故，我觉得这种自然发生的情感非常重要，中国的绘画根本是学者的消遣，而不是职业艺术家的消遣。艺术保持着游戏的精神时，才能够避免商业化的倾向。
游戏是没有理由的，而且也不应该有理由，这就是游戏的特质。游戏本身就是良好的理由。这个观念可由进化的历史上获得证明。美是一种不能用生存竞争加以解释的东西，有一些美的形式是会毁坏的，甚至在动物方面也是这样，如鹿的过度发展的角。达尔文觉得他不能够以自然的选择的原理去解释动植物的美，所以他只好提出性的选择这个第二大原理。艺术是身体和智能力量的充溢，是自由的，不受拘束的，是为自身而存在的；如果我们没有认清这一点，那么我们便不能了解艺术和艺术的要素。这就是那个备受贬评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对这个问题，我认为政治家无权发表什么意见；我觉得这仅是关于一切艺术创造的心理基础的无可置辩的事实。希特勒曾斥许多现代艺术形式为不道德的东西，可是我认为那些画希特勒肖像悬诸新艺术博物院以取悦他的艺术家，乃是最不道德的人。那不是艺术，而是卖淫。如果商业化的艺术常常伤害了艺术的创造，那么，政治化的艺术一定会毁灭了艺术的创造。因为自由便是艺术的灵魂。现代的独裁者在企图产生政治化的艺术时，确是在尝试一种办不到的事情。他们似乎不知道刺刀的力量不能产生艺术，正如你不能向娼妓买得真爱情一样。
我们如果要了解艺术的要素，必须认力量的充溢是艺术的物质基础。这就是所谓艺术的或创造的冲动。“灵感”（inspi－ration）一词用起来时，便是证明艺术家自己也不知道这种冲动来自何处。这仅是一种内心的激发，象科学家发现真理的冲动那样，或探险家发现新岛屿的冲动那样，是没有方法可以解释的。我们今日得到生物学知识的帮助，已经开始知道：我们智能生活的整个组织，是受着血液中的激动素（hor－mones）的增减和分配所节制的；这些激动素在各种器官里和统治这些器官的神经系里活动着。甚至于愤怒或恐惧也仅是副肾素（adrenalin）分泌量的问题。据我看来，天才仅是腺分泌的供给过多的结果。有一个默默无闻的中国小说家，不知道现代所谓激动素，却做过一个正确的猜测，认为一切活动均发源于我们身上的“虫”。奸淫的行为是由于虫啃着我们的内脏，使人不能不想法子满足他的欲望。野心，进取心，和好名好权的欲望也是由于另外一些虫在作祟，弄得一个人心中骚动，到达目的的时候才肯罢休。一部小说里说，一个人写一本书也是由于一种虫在作祟，激动他无缘无故创造一本书出来。以激动素和虫而论，我还是要相信后者。“虫”这个名词是比较生动的。
当一个人有着数量过多或甚至数量正常的虫时，他是不能不创造一些东西的，因为他自己不能作主。当一个孩子有着过多的力量时，他平常走路的姿势便会变成跳跃的动作了。当一个人有着过多的力量时，他的走路的姿势便会变成扬扬阔步或跳舞了。所以，跳舞不外是无效率的走路姿势罢了；这里所谓无效率便是实利观点上，而不是审美观点上的力量浪费。一个跳舞者要到一个地点时，不走最便捷的直路，却作一个圆形的旋舞。一个人在跳舞时并不想要爱国；命令一个人依照资本阶级者，法西斯主义者，或无产阶级者的意识形态去跳舞，这结果只能破坏跳舞上的游戏精神和伟大的无效率状态。在文明中的人类和其他各种动物比较起来，所做的工作委实已经太多了；可是有些人好象认为人类的工作还不够多似的，因此甚至他的一点小闲暇，一点从事游戏和艺术的时间，也要让国家这个怪物来侵占了去！
艺术仅是游戏：这种对于艺术真本质的理解也许可以帮助我们阐明艺术与道德的关系问题。美仅是良好的形式。好画或美丽的桥梁有良好的形式，行为也有良好的形式。艺术的范围比绘画、音乐和舞蹈更广，因为各种的活动都有良好的形式。体育家在赛跑的时候有良好的形式；一个人由幼年少年至壮年老年时期，始终过着美丽的生活，也是有良好的形式的；一次指挥如意，调度适宜，终获胜利的总统竞选，也是有良好的形式的；中国旧式官吏小心训练起来的谈笑和吐痰的姿态，也是有良好的形式的。人类的各种活动都有形式和表现，而一切表现的形式都是在艺术的范围之内的。所以，要把表现的艺术归于音乐、舞蹈、和绘画这几方面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这个较广泛的艺术解释的观念之下，行为上的良好形式和艺术上的良好人格是关系密切的，而且是同样重要的。一首音韵和谐的诗歌有放佚的表现；我们身体上的动作也可以有放佚的表现。当我们具有那些过多的力量时，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可以表现一种闲适，优雅，与形式上的和谐。闲适和优雅是由一种身体胜任愉快的感觉产生出来的，由一种不但能把事情做得好，而且做得美的感觉产生出来的。在较抽象的境域里，当任何一个人把一样工作做得好的时候，我们都看得见这种美。把工作做得好或做得干净爽快，这种冲动根本也是一种审美的冲动。杀人的行为或阴谋虽是恶无可逭，可是如果做得干净爽快，看起来也是美的。在我们生活上较具体的活动中，我们也可以找到做得爽快，温雅，和胜任的事情。我们所谓“人生快事”，就是属于这一类。一句问候的话说得好，说得恰当，便是美的，说得不得体，便是失态。
在中国晋代的末叶（第三及第四世纪），温雅的言语，生活，和个人的习惯发展到登峰造极之境。当时，“清淡”盛行。女人的服装最为妍丽，彼此争奇斗胜；以漂亮闻名的男人也非常之多。当时又盛行养“美髯”，男人穿着宽大的长袍，大摇大摆地走着。衣服做起来极为宽大，穿在身上，什么地方的痒都可以搔到。什么事情都做得很温雅。中国人常常把一束马尾的长毛缚在一支短杖上以驱蚊蝇；这种叫做鏖的东西渐渐成为谈话的重要附属物，所以这种闲谈在今日的文艺作品中还是称为“尘谈”。其含义就是：一个人在谈话的时候，手中拿着那枝尘，很温雅地挥动着。扇也成为谈话的可爱的附属物，谈话者把扇时而张着，时而挥着，时而摺起来，有如美国的老人家在演讲时把眼镜再三架在鼻上又拿掉一样，看来颇为悦目。由实利的观点上说起来，鏖或扇比英国人的单眼镜稍微较有用处，可是它们全是谈话的风格的一部分，正如手杖是散步的风格的一部分一样。我在西方所看见的礼仪之中，最优美的两种是：普鲁士的绅士在客厅里向女人鞠躬时皮鞋后跟轻敲之声，及德国少女一腿向前弯而行屈膝礼的姿态。我觉得这是非常优雅的姿态：现在这种风尚已经消灭，真是可惜。
中国人有许多社交上的礼仪。一个人的指头、手，和臂的姿态都经过了一番严格的修养。满洲人所谓“打扦”行礼方式，也是一种很美观的姿态。当一个人走进房间的时候，他把一手伸直在一边，然后弯下一腿，做一种很优雅的行礼姿态。如果有几个人坐在房间里，他便以那条直立的腿为轴心，全身旋转一下，向房间中的人们全体表示敬意。你也应该看一个有修养的下棋者把棋子放在棋盘上的样子。他把一颗白色或黑色的小棋子均衡地放在食指上，然后以很优美的姿态，用大拇指由后边轻轻地把棋子推出去，使之落在棋盘上。一个有教养的清朝官吏在发怒的时候，做出非常优美的姿态。他穿着一件长袍，袖子卷起而露出丝衬里来，这种袖子叫做“马蹄袖”，当他勃然大怒的时候，他便向下挥动着右臂或双臂，让卷起的“马蹄袖”放下来，大摇大摆地走出去。这就叫做“拂袖而去”。
一个有教养的清朝官吏，其谈吐也很悦耳。他的话以一种美妙的声调表现出来，而那种北平腔的悦耳声调具有优美音乐的抑扬顿挫。他的字音说得又优雅又缓慢，讲到真正的学者，他的言语是夹杂着中国文学上珠玑般的辞句的。你也应该观察清朝官吏大笑或吐痰的样子，那真是美妙无比。吐痰的动作普通是以三个音乐的拍子去完成的，开头两个拍子是吸进和廓清喉咙的声音，以引出最后吐出痰时的拍子；吐出痰时的动作是急速有力的：“连音” 继之以“断音”。老实说，如果吐痰的动作以审美的方式完成，我并不以喷到空气中的微菌为意，因为我虽受过许多微菌的袭击，可是我的健康并没有遇到什么不良的影响。他的笑也是一样有规律的，艺术化的，有韵律的动作，稍微有点矫揉做作，而结束时的声响则大一些，如果有白胡须的话，声响却会比较柔和一点。
以伶人而言，这种笑是一种细心修养起来的艺术，是他的表演技巧的一部分；戏剧的观众对于一个做得十全十美的笑的动作，是始终能够加以欣赏和赞美的。这当然是一桩很困难的事情，因为笑的种类很多：快乐的笑，看见一个人堕入他人圈套时的笑，讽刺或蔑视的笑，以及一个人被势不可当的环境力量压倒后的绝望的笑；最后这种笑是最困难的。中国的戏剧观众注意这些东西，也注意伶人的手的表情和“台步”。手臂的每一个动作，头部的每一次倾侧，颈项的每一次扭转，背部的每一次弯曲，宽大的袖子每一次的摆动，和足部的每一步，都是一种细心训练起来的姿态。中国人将演剧分为“唱”和“做”两类，有些戏剧注重于“唱”，另外有些戏剧则注重于“做”。所谓“做”，就是指身体，手臂，和面部的表演，以及情感和表情等比较普通的动作。中国伶人须学会怎样摇头以表示异议，怎样扬眉以表示怀疑，怎样轻抚胡须以表示安宁和满足。
一种艺术作品的特殊性质是艺术家的人格表现；艺术只有在这种限度内才和道德发生关系。人格伟大的艺术家产生了伟大的艺术；人格渺小的艺术家产生了渺小的艺术；感伤的艺术家产生了感伤的艺术；色情的艺术家产生了色情的艺术；多情的艺术家产生了多情的艺术；巧妙的艺术家产生了巧妙的艺术。一言以蔽之，艺术与道德的关系便是如此。所以，道德并不能依独裁者易变的狂想或宣传部长易变的道德律而加以改变或压抑。道德必须由内心生长出来，成为艺术家的灵魂的自然表现。而且，这不是可以选择的东西，而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心地卑劣的艺术家纵使生命发生危险，也不能产生伟大的绘画，心胸伟大的艺术家纵使生命发生危险，也不能产生下劣的绘画。
中国人关于艺术的“品”的观念是极有趣味的，这种“品”有时称为“人品”或“品格”。这里也有分等级的观念，例如我们称艺术家或诗人为“第一品”的或“第二品”的，也称尝试好茶的味道为“品茗”。这样，对于一个人在某种动作中所表现的人格，我们有着许多不同的应用语。对于一个坏赌徒，或一个性情暴躁或趣味低劣的赌徒，我们说他“赌品”不好。对于一个醉后失态的饮酒者，我们说他“酒品”不好。好棋手有好“棋品”，坏棋手有坏“棋品”。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批评作品名叫《诗品》①，书中将诗人分成各种等级；
①作者钟嵘，生活在公元５００年左右。
此外当然还有名叫“画品”的艺术批评著作。
所以，关于这个“品”的观念，一般人公认一个艺术家的作品是绝对受他的人格所支配的。这“人格”同时包括道德上的人格和艺术上的人格。这种观念注重人类的了解，崇高的意志，脱离俗尘的态度，以及琐碎、无聊、或下流的消灭。从这种意义说来，它和英国人的 “态度”或“风格”颇为近似。一个任性或不依传统的艺术家会表现一种任性或不依传统的风格；一个温雅的人自然会在风格上表现着温雅和美妙的质素，一个具有高尚趣味的大艺术家不会墨守成规，受习气所束缚。由这种意义上说来，人格就是艺术的灵魂。中国人素来绝对相信：一个画家如果道德上和审美上的人格不伟大，便也不能成为伟大的画家；在评判字画的时候，最高的标准不是艺术家是否表现优越的技术，而是他是否具有崇高的人格。一种表现着完美的技巧的作品，也许会表现“卑下”的人格，在这情形之下，依英人的说法，这种作品是缺乏“品格”的。
在这里，我们应该谈到一切艺术的中心问题了。中国大将军和宰相曾国藩在他的一封家书里说：书法只有两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形式和表现。当时一位最伟大的书法家何绍基赞成曾国藩的观念，而且称许他的见识。一切的艺术都是具体的，所以艺术家始终须把握住一个机械上的问题，就是技巧的问题；可是艺术也是精神的，所以个人的表现是一切创造形式的根本要素。这种个人的表现就是艺术家的个性，是艺术作品中唯一有意义的东西；艺术家的个性是比他的技巧更加重要的。在写作上，一部作品中的唯一重要的东西，就是作家在判断上与好恶上所表现的个人的风格和感觉。这种人格或个人的表现不断地有被技巧所掩蔽的危险；无论在绘画上，写作上，或表演上，一切初学者的最大困难便是不能放浪形骸，顺其自然。其原因当然是由于初学者被形式或技巧所吓倒。可是不管什么形式，如果缺少这种个人的要素，便不能成为优美的形式。一切优美的形式都有一种韵律，而一切韵律看起来都是美的，无论是一个得锦标的高尔夫球健将挥动球棒的韵律，或一个人飞黄腾达的韵律，或一个足球选手将球带过球场的韵律。在这里必须有如潮涌的表现；这种表现必不可被技巧所妨害，而必须能够在技巧里优游自在地活动着。当一列火车绕了一个弯的时候，或当一艘游艇张帆疾驶的时候，那种韵律看来是很美的。当一只燕子在飞翔的时候，或当一只鹰鸟由空疾降以扑掠食物的时候，或当一只骏马驰至终点而获得锦标的时候，那种韵律是很美丽的。
我们主张一切的艺术必须具有品格，所谓品格便是艺术家的人格，或灵魂，或衷心，或中国人所谓“胸怀”在艺术作品上所暗示或表现出来的东西。一个艺术作品如果没有那种品格或人格，便是死的，无论多少技艺或圆熟的技巧都不能把它由死气沉沉或缺少活力的状态中救回来。如果缺少那种叫做“性格”的很有个性的东西，美的本身便是平凡的。有许多想做好莱坞电影明星的女子不晓得这一点，只是摹仿玛琳黛特丽（Marlene Diertich）或琪恩哈罗（Jean Harlow）的表情，使导演于愤激之馀，只好去寻找新人才了。平凡的漂亮面孔非常之多，可是新鲜的，有个性的美却少得很。她们为什么不去研究曼丽特莱士勒（Marie Dressler）的演技呢？一切的艺术都是一致的，无论是电影上的表演，或绘画，或文艺的著作，都根据于同样的表现原则或性格。真的，我们如果观察曼丽特莱士勒或里昂巴利摩亚（Lionel Barrymore）的表演，就可以得到写作上的风格的秘诀。创造那种性格之美，就是一切艺术的重要基础，因为无论一个艺术家做什么事情，他的性格总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
性格的创造是道德上和审美上的问题，而且同时需要学识和风雅。风雅这种东西和鉴识力比较相近，也许是艺术家天性的一部分，可是一个人要有相当的学识，看见一部艺术作品时才能够感到最高的喜悦。这一点在绘画和书法上尤其来得明显。一个人看见一幅字，便可以知道写字者有没有看过许多魏碑。如果他曾看过许多魏碑，这种学识就会给他一点古气，可是除此之外，他必须让他的灵魂或性格渗进去；这种灵魂或性格当然是人人不同的。如果他有一个娇柔而感伤的灵魂，那么他会表现出一种娇柔而感伤的风格；可是如果他喜爱力量或伟大的权力，那么他也会采用一种表现力量和伟大的权力的风格。这样，在绘画上和书法上，尤其是在书法上，我们能够看见各种的审美质素或各种美的型式，而没有一个人能够把艺术作品之美和艺术家自己灵魂之美分别出来。世间有狂想和任性之美，强壮的力量之美，伟大的权力之美，精神的自由之美，毅力和勇气之美，浪漫的魅力之美，抑制之美，温柔的优雅之美，严肃端庄之美，简朴和“愚拙”之美，整齐匀称之美，疾速之美，有时甚至于有矫饰的丑陋之美。只有一种美的形式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不存在的，那就是劳碌之美或劳碌的生活之美。
八 文化的享受3
读书的艺术
读书或书籍的享受素来被视为有修养的生活上的一种雅事，而在一些不大有机会享受这种权利的人们看来，这是一种值得尊重和妒忌的事。当我们把一个不读书者和一个读书者的生活上的差异比较一下，这一点便很容易明白。那个没有养成读书习惯的人，以时间和空间而言，是受着他眼前的世界所禁锢的。他的生活是机械化的，刻板的；他只跟几个朋友和相识者接触谈话，他只看见他周遭所发生的事情。他在这个监狱里是逃不出去的。可是当他拿起一本书的时候，他立刻走进一个不同的世界；如果那是一本好书，他便立刻接触到世界上一个最健谈的人。这个谈话者引导他前进，带他到一个不同的国度或不同的时代，或者对他发泄一些私人的悔恨，或者跟他讨论一些他从来不知道的学问或生活问题。一个古代的作家使读者随一个久远的死者交通；当他读下去的时候，他开始想象那个古代的作家相貌如何，是哪一类的人。孟子和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家司马迁都表现过同样的观念。一个人在十二小时之中，能够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生活二小时，完全忘怀眼前的现实环境：这当然是那些禁锢在他们的身体监狱里的人所妒羡的权利。这么一种环境的改变，由心理上的影响说来，是和旅行一样的。
不但如此。读者往往被书籍带进一个思想和反省的境界里去。纵使那是一本关于现实事情的书，亲眼看见那些事情或亲历其境，和在书中读到那些事情，其间也有不同的地方，因为在书本里所叙述的事情往往变成一片景象，而读者也变成一个冷眼旁观的人。所以，最好的读物是那种能够带我们到这种沉思的心境里去的读物，而不是那种仅在报告事情的始末的读物。我认为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去阅读报纸，并不是读书，因为一般阅报者大抵只注意到事件发生或经过的情形的报告，完全没有沉思默想的价值。
据我看来，关于读书的目的，宋代的诗人和苏东坡的朋友黄山谷所说的话最妙。他说： “三日不读，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他的意思当然是说，读书使人得到一种优雅和风味，这就是读书的整个目的，而只有抱着这种目的的读书才可以叫做艺术。一人读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改进心智”，因为当他开始想要改进心智的时候，一切读书的乐趣便丧失净尽了。他对自己说：“我非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不可，我非读索福客俪（Sophocles）的作品不可，我非读伊里奥特博士（Dr·Eliot）的《哈佛世界杰作集》不可，使我能够成为有教育的人。”我敢说那个人永远不能成为有教育的人。他有一天晚上会强迫自己去读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Hamlet），读毕好象由一个噩梦中醒转来，除了可以说他已经“读”过《哈姆雷特》之外，并没有得到什么益处。一个人如果抱着义务的意识去读书，便不了解读书的艺术。这种具有义务目的的读书法，和一个参议员在演讲之前阅读文件和报告是相同的。这不是读书，而是寻求业务上的报告和消息。
所以，依黄山谷氏的说话，那种以修养个人外表的优雅和谈吐的风味为目的的读书，才是唯一值得嘉许的读书法。这种外表的优雅显然不是指身体上之美。黄氏所说的“面目可憎”，不是指身体上的丑陋。丑陋的脸孔有时也会有动人之美，而美丽的脸孔有时也会令人看来讨厌。我有一个中国朋友，头颅的形状像一颗炸弹，可是看到他却使人欢喜。据我在图画上所看见的西洋作家，脸孔最漂亮的当推吉斯透顿。他的髭须，眼镜，又粗又厚的眉毛，和两眉间的皱纹，合组而成一个恶魔似的容貌。我们只觉得那个头额中有许许多多的思念在转动着，随时会由那对古怪而锐利的眼睛里迸发出来。那就是黄氏所谓美丽的脸孔，一个不是脂粉装扮起来的脸孔，而是纯然由思想的力量创造起来的脸孔。讲到谈吐的风味，那完全要看一个人读书的方法如何。一个人的谈吐有没有
“味”，完全要看他的读书方法。如果读者获得书中的“味”，他便会在谈吐中把这种风味表现出来；如果他的谈吐中有风味，他在写作中也免不了会表现出风味来。
所以，我认为风味或嗜好是阅读一切书籍的关键。这种嗜好跟对食物的嗜好一样，必然是有选择性的，属于个人的。吃一个人所喜欢吃的东西终究是最合卫生的吃法，因为他知道吃这些东西在消化方面一定很顺利。读书跟吃东西一样，“在一人吃来是补品，在他人吃来是毒质。”教师不能以其所好强迫学生去读，父母也不能希望子女的嗜好和他们一样。如果读者对他所读的东西感不到趣味，那么所有的时间全都浪费了。袁中郎曰：“所不好之书，可让他人读之。”
所以，世间没有什么一个人必读之书。因为我们智能上的趣味象一棵树那样地生长着，或象河水那样地流着。只要有适当的树液，树便会生长起来，只要泉中有新鲜的泉水涌出来，水便会流着。当水流碰到一个花岗岩石时，它便由岩石的旁边绕过去；当水流涌到一片低洼的溪谷时，它便在那边曲曲折折地流着一会儿；当水流涌到一个深山的池塘时，它便恬然停驻在那边；当水流冲下急流时，它便赶快向前涌去。这么一来，虽则它没有费什么气力，也没有一定的目标，可是它终究有一天会到达大海。世上无人人必读的书，只有在某时某地，某种环境，和生命中的某个时期必读的书。我认为读书和婚姻一样，是命运注定的或阴阳注定的。纵使某一本书，如《圣经》之类，是人人必读的，读这种书也有一定的时候。当一个人的思想和经验还没有达到阅读一本杰作的程度时，那本杰作只会留下不好的滋味。孔子曰：“五十以学《易》。”便是说，四十五岁时候尚不可读《易经》。孔子在《论语》中的训言的冲淡温和的味道，以及他的成熟的智慧，非到读者自己成熟的时候是不能欣赏的。
且同一本书，同一读者，一时可读出一时之味道来。其景况适如看一名人相片，或读名人文章，未见面时，是一种味道，见了面交谈之后，再看其相片，或读其文章，自有另外一层深切的理会。或是与其人绝交以后，看其照片，读其文章，亦另有一番味道。四十学《易》是一种味道，到五十岁看过更多的人世变故的时候再去学《易》，又是一种味道。所以，一切好书重读起来都可以获得益处和新乐趣。我在大学的时代被学校强迫去读《西行记》（“Westward Ho！”）和《亨利埃士蒙》（“Henry Esmond”），可是我在十余岁时候虽能欣赏《西行记》的好处，《亨利埃士蒙》的真滋味却完全体会不到，后来渐渐回想起来，才疑心该书中的风味一定比我当时所能欣赏的还要丰富得多。
由是可知读书有二方面，一是作者，一是读者。对于所得的实益，读者由他自己的见识和经验所贡献的份量，是和作者自己一样多的。宋儒程伊川先生谈到孔子的《论语》时说： “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我认为一个人发现他最爱好的作家，乃是他的知识发展上最重要的事情。世间确有一些人的心灵是类似的，一个人必须在古今的作家中，寻找一个心灵和他相似的作家。他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读书的真益处。一个人必须独立自主去寻出他的老师来，没有人知道谁是你最爱好的作家，也许甚至你自己也不知道。这跟一见倾心一样。人家不能叫读者去爱这个作家或那个作家，可是当读者找到了他所爱好的作家时，他自己就本能地知道了。关于这种发现作家的事情，我们可以提出一些著名的例证。有许多学者似乎生活于不同的时代里，相距多年，然而他们思想的方法和他们的情感却那么相似，使人在一本书里读到他们的文字时，好象看见自己的肖像一样。以中国人的语法说来，我们说这些相似的心灵是同一条灵魂的化身，例如有人说苏东坡是庄子或陶渊明转世的①，袁中郎是苏东坡转世的。苏东坡说，当他第一次读庄子的文章时，他觉得他自从幼年时代起似乎就一直在想着同样的事情，抱着同样的观念。当袁中郎有一晚在一本小诗集里，发见一个名叫徐文长的同代无名作家时，他由床上跳起，向他的朋友呼叫起来，他的朋友开始拿那本诗集来读，也叫起来，于是两人叫复读，读复叫，弄得他们的仆人疑惑不解。伊里奥特（George Eliot）说她第一次读到卢骚的作品时，好象受了电流的震击一样。尼采（Nietzsche）对于叔本华（Schopenhauer）也有同样的感觉，可是叔本华是一个乖张易怒的老师，而尼采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弟子，所以这个弟子后来反叛老师，是很自然的事情。
①苏东坡曾做过一件卓绝的事情：他步陶渊明诗集的韵，写出整篇的诗来。在这些《和陶诗》后，他说他自己是陶渊明转世的；这个作家是他一生最崇拜的人物。
只有这种读书方法，只有这种发见自己所爱好的作家的读书方法，才有益处可言。象一个男子和他的情人一见倾心一样，什么都没有问题了。她的高度，她的脸孔，她的头发的颜色，她的声调，和她的言笑，都是恰到好处的。一个青年认识这个作家，是不必经他的教师的指导的。这个作家是恰合他的心意的；他的风格，他的趣味，他的观念，他的思想方法，都是恰到好处的。于是读者开始把这个作家所写的东西全都拿来读了，因为他们之间有一种心灵上的联系，所以他把什么东西都吸收进去，毫不费力地消化了。这个作家自会有魔力吸引他，而他也乐自为所吸；过了相当的时候，他自己的声音相貌，一颦一笑，便渐与那个作家相似。这么一来，他真的浸润在他的文学情人的怀抱中，而由这些书籍中获得他的灵魂的食粮。过了几年之后，这种魔力消失了，他对这个情人有点感到厌倦，开始寻找一些新的文学情人；到他已经有过三四个情人，而把他们吃掉之后，他自己也成为一个作家了。有许多读者永不曾堕入情网，正如许多青年男女只会卖弄风情，而不能钟情于一个人。随便那个作家的作品，他们都可以读，一切作家的作品，他们都可以读，他们是不会有甚么成就的。
这么一种读书艺术的观念，把那种视读书为责任或义务的见解完全打破了。在中国，常常有人鼓励学生“苦学”。有一个实行苦学的著名学者，有一次在夜间读书的时候打盹，便拿锥子在股上一刺。又有一个学者在夜间读书的时候，叫一个丫头站在他的旁边，看见他打盹便唤醒他。这真是荒谬的事情。如果一个人把书本排在面前，而在古代智慧的作家向他说话的时候打盹，那么，他应该干脆地上床去睡觉。把大针刺进小腿或叫丫头推醒他，对他都没有一点好处。这么一种人已经失掉一切读书的趣味了。有价值的学者不知道什么叫做“磨练”，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苦学”。他们只是爱好书籍，情不自禁地一直读下去。
这个问题解决之后，读书的时间和地点的问题也可以找到答案。读书没有合宜的时间和地点。一个人有读书的心境时，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读书。如果他知道读书的乐趣，他无论在学校内或学校外，都会读书，无论世界有没有学校，也都会读书。他甚至在最优良的学校里也可以读书。曾国藩在一封家书中，谈到他的四弟拟入京读较好的学校时说：“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有些人在要读书的时候，在书台前装腔作势，埋怨说他们读不下去，因为房间太冷，板凳太硬，或光线太强。也有些作家埋怨说他们写不出东西来，因为蚊子太多，稿纸发光，或马路上的声响太嘈杂。宋代大学者欧阳修说他的好文章都在“三上”得之，即枕上，马上，和厕上。有一个清代的著名学者顾千里据说在夏天有“裸体读经”的习惯。在另一方面，一个人不好读书，那么，一年四季都有不读书的正当理由：
春天不是读书天； 夏日炎炎最好眠；
等到秋来冬又至， 不如等待到来年。
那么，什么是读书的真艺术呢？简单的答案就是有那种心情的时候便拿起书来读。一个人读书必须出其自然，才能够彻底享受读书的乐趣。他可以拿一本《离骚》或奥玛开俨（Omar Khayyam，波斯诗人）的作品，牵着他的爱人的手到河边去读。如果天上有可爱的白云，那么，让他们读白云而忘掉书本吧，或同时读书本和白云吧。在休憩的时候，吸一筒烟或喝一杯好茶则更妙不过。或许在一个雪夜，坐在炉前，炉上的水壶铿铿作响，身边放一盒淡巴菰，一个人拿了十数本哲学，经济学，诗歌，传记的书，堆在长椅上，然后闲逸地拿起几本来翻一翻，找到一本爱读的书时，便轻轻点起烟来吸着。金圣叹认为雪夜闭户读禁书，是人生最大的乐趣。陈继儒（眉公）描写读书的情调，最为美妙：“古人称书画为丛笺软卷，故读书开卷以闲适为尚。”在这种心境中，一个人对什么东西都能够容忍了。此位作家又曰：“真学士不以鲁鱼亥豕为意，好旅客登山不以路恶难行为意，看雪景者不以桥不固为意，卜居乡间者不以俗人为意，爱看花者不以酒劣为意。”
关于读书的乐趣，我在中国最伟大的女诗人李清照（易安，１０８１—１１４１年）的自传里，找到一段最佳的描写。她的丈夫在太学作学生，每月领到生活费的时候，他们夫妻总立刻跑到相国寺去买碑文水果，回来夫妻相对展玩咀嚼，一面剥水果，一面赏碑帖，或者一面品佳茗，一面校勘各种不同的板本。他在《金石录后序》这篇自传小记里写道：
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
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外忧患困穷而志不屈。……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这篇小记是她晚年丈夫已死的时候写的。当时她是个孤独的女人，因金兵侵入华北，只好避乱南方，到处漂泊。
八 文化的享受4
写作的艺术
写作的艺术是比写作艺术的本身或写作技巧的艺术更广泛的。事实上，如果你能告诉一个希望成为作家的初学者，第一步不要过分关心写作的技巧，叫他不要在这种肤浅的问题上空费工夫，劝他表露他的灵魂的深处，以冀创造一个为作家基础的真正的文学性格；如果你这样做，你对他将有很大的帮助。当那个基础适当地建立起来的时候，当一个真正的文学性格创造起来的时候，风格自然而然地成形了，而技巧的小问题便也可以迎刃而解。如果他对于修辞或文法的问题有点困惑不解，那老实说也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他写得出好东西就得了。出版书籍的机关总有一些职业的阅稿人，他们便会去校正那些逗点，半支点，和分离不定法等等。在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忽略了文学性格的修养，无论在文法或文艺的洗炼上用了多少工夫，都不能使他成为作家。蒲丰（Buf－fon）说：“风格就是人。”风格并不是一种写作的方法，也不是一种写作的规程，甚至也不是一种写作的装饰；风格不过是读者对于作家的心思的性质，他的深刻或肤浅，他的有见识或无见识，以及其他的质素如机智，幽默，尖刻的讽刺，同情的了解，亲切，理解的灵敏，恳挚的愤世嫉俗态度或愤世嫉俗的恳挚态度，精明，实用的常识，和对事物的一般态度等等的整个印象。世间并没有一本可以创造 “幽默的技巧”，或“愤世嫉俗的恳挚态度的三小时课程”，或“实用常识规则十五条”和 “感觉灵敏规则十一条”的手册。这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必须谈到比写作的艺术更深刻的事情。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发现写作艺术的问题包括了文学，思想，见解，情感，阅读，和写作的全部问题。我在中国曾提倡复兴性灵派的文章和创造一种较活泼较个人化的散文笔调；在我这个文学运动中，我曾为了事实上的需要，写了一些文章，以发表我对于一般文学的见解，尤其是对于写作艺术的见解。我也曾以“烟屑”为总题，试写一些文艺方面的警句。这里就是一些烟屑：
甲 技巧与个性
塾师以笔法谈作文，如匠人以规矩谈美术。书生以时文评古文，如木工以营造法尺量泰山。
世间无所谓笔法。吾心目中认为有价值之一切中国优秀作家，皆排斥笔法之说。
笔法之于文学，有如教条之于教会——琐碎人之琐碎事也。
初学文学的人听见技巧之讨论——小说之技巧，戏剧之技巧，音乐之技巧，舞台表演之技巧——目眩耳乱，莫测高深，哪知道文章之技巧与作家之产生无关，表演之技巧与伟大演员之产生亦无关。他且不知世间有个性，为艺术上文学上一切成功之基础。
乙 文学之欣赏
一人读几个作家之作品，觉得第一个的人物描写得亲切，第二个的情节来得迫真自然，第三个的丰韵特别柔媚动人，第四个的意思特别巧妙多姿，第五个的文章读来如饮威士忌，第六个的文章读来如饮醇酒。他若觉得好，尽管说他好，只要他的欣赏是真实的就得。积许多这种读书欣赏的经验，清淡，醇厚，宕拔，雄奇，辛辣，温柔，细腻，……都已尝过，便真正知道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无须读手册也。
论文字，最要知味。平淡最醇最可爱，而最难。何以故？
平淡去肤浅无味只有毫厘之差。
作家若元气不足，素养学问思想不足以充实之，则味同嚼蜡。故鲜鱼腐鱼皆可红烧，而独鲜鱼可以清蒸，否则入口本味之甘恶立见。
好作家如杨贵妃之妹妹，虽不涂脂抹粉，亦可与皇帝见面。宫中其他美人要见皇帝皆非涂脂抹粉不可。作家敢以简朴之文字写文章者这么少，原因在此。
丙 笔调与思想
文章之好坏乃以有无魔力及味道为标准。此魔力之产生并无一定规则。魔力生自文章中，如烟发自烟斗，或白云起于山巅，不知将何所之。最佳之笔调为“行云流水”之笔调，如苏东坡之散文。
笔调为文字、思想及个性之混合物。有些笔调完全以文字造成。
吾人不常见清晰的思想包藏于不清晰的文字中，却常看见不清晰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此种笔调显然是不清晰的。
清晰的思想以不清晰的文字表现出来，乃是一个决意不娶之男子的笔调。他不必向老婆解释什么东西。康德（Im－manuei Kant）可为例证。甚至蒲脱勒（Samuel Butler）有时也这么古怪。
一人之笔调始终受其“文学情人”之渲染。他的思想方法及表现方法越久越象其“文学情人。”此为初学者创造笔调的唯一方法。日后一人发现自己之时，即发现自己的笔调。
一人如恨一本书之作者，则读那本书必毫无所得。学校教师请记住这个事实！
人之性格一部分是先天的，其笔调亦然。其他部分只是污染之物而已。
人如无一个心爱之作家，则是迷失的灵魂。他依旧是一个未受胎的卵，一个未得花粉的雌蕊。一人的心爱作家或“文学情人”，就是其灵魂之花粉。
人人在世上皆有其心爱的作家，惟不用点工夫去寻耳。
一本书有如一幅人生的图画或都市的图画。有些读者观纽约或巴黎的图画，但永远看不见纽约或巴黎。智者同时读书本及人生。宇宙一大书本，人生一大学堂。
一个好的读者将作家翻转过来看，如乞丐翻转衣服去找跳蚤那样。
有些作家象乞丐的衣服满是跳蚤，时常使读者感到快乐的激动。发痒便是好事。
研究任何题目的最好方法，就是先抱一种不合意之态度。如是一人必不至被骗。他读过一个不合意的作家之后，便较有准备去读较合意的作家了。批评的心思就是这样成形的。
作家对词字本身始终本能地感到兴趣。每一词字皆有其生命及个性，此种生命及个性在普通字典中找不到，《简明牛津字典》（“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或《袖珍牛津字典》（“Pocket Oxford Dictionary”）之类不在此例。
一本好字典是可读一读的，例如《袖珍牛津字典》。世间有两个文字之宝藏，一新一旧。旧宝藏在书本中，新宝藏在平民之语言中。第二流的艺术家将在旧宝藏中发掘，唯有第一流的艺术家才能由新宝藏中得到一些东西。旧宝藏的矿石已经制炼过，新宝藏的矿石则否。
王充分（一）“儒生”（能通一经），（二）“通人”（博览古今），（三）“文人” （能作上书奏记），（四）“鸿儒”（能精思著文连接篇章）。（一）与（二）相对，言读书；（三）与（四）相对，言著作。“鸿儒”即所谓思想家；“文人”只能作上书奏记，完全是文字上笔端上工夫而已。思想家必须殚精竭虑，直接取材于人生，而以文字为表现其思想之工具而已。“学者”作文时善抄书，抄得越多越是“学者”。思想家只抄自家肚里文章，越是伟大的思想家，越靠自家肚里的东西。
学者如乌鸦，吐出口中食物以饲小鸟。思想家如蚕，所吐出的不是桑叶而是丝。
文人作文，如妇人育子，必先受精，怀胎十月，至肚中剧痛，忍无可忍，然后出之。多读有骨气文章有独见议论，是受精也。时机未熟，擅自写作，是泻痢腹痛误为分娩，投药打胎，则胎死。出卖良心，写违心话，是为人工打胎，胎亦死。及时动奇思妙想，胎活矣大矣，腹内物动矣，心窃喜。至有许多话，必欲进发而后快，是创造之时期到矣。发表之后，又自诵自喜，如母牛舐犊。故文章自己的好，老婆人家的好。笔如鞋匠之大针，越用越锐利，结果如锈花针之尖利。但一人之思想越久越圆满，如爬上较高之山峰看景物然。
当一作家恨某人，想写文加以痛骂，但尚未知其人之好处时，他应该把笔再放下来，因为他还没有资格痛骂那个人也。
丁 性灵派
三袁兄弟在十六世纪末叶建立了所谓“性灵派”或“公安派”（公安为袁氏的故乡）；这学派就是一个自我表现的学派。“性”指一人之“个性”，“灵”指一人之“灵魂”或 “精神”。
文章不过是一人个性之表现和精神之活动。所谓“divinc afflatus”不过是此精神之潮流，事实上是腺分泌溢出血液外之结果。
书法家精神欠佳，则笔不随心；古文大家精神不足，则文思枯竭。
昨夜睡酣梦甜，无人叫而自醒，精神便足。晨起啜茗或啜咖啡，阅报无甚逆耳新闻，徐步入书房，明窗净几，惠风和畅——是时也，作文佳，作画佳，作诗佳，题跋佳，写尺牍佳。
凡所谓个性，包括一人之体格、神经、理智、情感、学问、见解、经验、阅历、好恶、癖嗜，极其错综复杂。先天定其派别，或忌刻寡恩，或爽直仗义，或优柔寡断，或多病多愁，虽父母师傅之教训，不能易其骨子丝毫。又由后天之经历学问，所见所闻，的确感动其灵知者，集于一身，化而为种种成见、怪癖、态度、信仰。其经历来源不一，故意见好恶亦自相矛盾，或怕猫而不怕犬，或怕犬而不怕猫。故个性之心理学成为最复杂之心理学。
性灵派主张自抒胸臆，发挥己见，有真喜，有真恶，有奇嗜，有奇忌，悉数出之，即使瑕瑜并见，亦所不顾，即使为世俗所笑，亦所不顾，即使触犯先哲，亦所不顾。
性灵派所喜文字，于全篇取其最个别之段，于全段取其最个别之句，于造句取其最个别之辞。于写景写情写事，取其自己见到之景，自己心头之情，自己领会之事。此自己见到之景，自己心头之情，自己领会之事，信笔直书，便是文学，舍此皆非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