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超转身一个人走了。
我和志全找了好久，发现他站在另一所小学的教学楼面前，一楼没了，二楼直接坐下来了。志全对我说：“他就是从二楼跳下来的，看到自己的同学就差那么一点没能跑出来，只有头露在了外面。”
文超还是在那儿站着，一句话不说。
回到家里，给文超妈妈上坟。他爸烧纸，对着墓地说：“往年清明都是你张罗，今年我弄，也不知道对不对。”木讷的四方脸上带点凄凉的笑容。
他爸想再娶个女人，但孩子不接话。他爸让我劝劝。这不是靠劝能过去的。
文超跟我说，总是梦到他妈喊：“超娃子，吃饭。”
孩子脸上两行泪。
晚上，陈威说，我以为你当时会像“双城的创伤”那个节目里一样，抱一下那个孩子，或者给他擦眼泪。
我没答话。
吃过晚饭，我一个人走了走。大山里乌黑的沉默，一盏灯都没有，看的时间长了，才看到苍暗的云层滚滾而流。
我向北望。
这一年我没法回去给奶奶上坟。前一年拔完杂草，在她墓碑前坐一会儿,上面刻着她享年九十四岁，想起小学的时候，我刚学会算术，在课本上算她的寿命，嗯，她是一九一〇年生，我要她活到一百二十岁，我歪歪扭扭地在课本上画加法等式……也就是……嗯，二〇三〇年……
她去世快六年了，我不跟人谈她，不看她照片，也不愿意别人跟我提她，每次梦里终于看见她的时候，心里都松一下：“看，她没死，我就知道。”
梦里她总是衣衫破烂，被人追赶，我把她护在身后，像动物一样对那些伤害她的人龇着牙，威胁他们，但最后，她总在我怀里死了，我绝望地抠着墙皮，墙都碎了。
有时候，在梦里我小声喊她：“奶奶。”
她靠在门边上，看着我，不认识了，说：“谁呢？”
我心里凄凉，又觉得，是我没照顾好你，不值得你认得。看她手里拎着东西，我伸过手：“那我帮你拿吧。”她递给我，我跟她一起往前走，她还容许我陪她走这一段路。
文超脸上的眼泪，我擦不了，感情在血肉里，尖刀剜不掉。采访时我俩都坐在小板凳上，佝偻着忍受。
有一天叶哥说起儿子，说你们知道他什么样儿吧。
我摇摇头，不知道，也没问过。
他试探地瞄了下叶嫂，又看我，说：“锁起来了。”
她带点着恼的笑，从腰里拔出一串钥匙：“我不许他看。”
堂屋边上有个小门，锁打开了，门里头有一个箱子，也上着锁，用更小的一个钥匙打开。
叶哥拿出来一捆东西，用烧焦一角的旧红领巾扎着，是孩子的奖状、照片。拆开给我看，都是从去年废墟里扒出来的，不少残缺不全，他带点笑，说你看这个奖那个奖，等翻到孩子照片的时候，叶嫂“刷”一下就站起来，走了。我说：“叶哥，你去看看吧。”他去了，镜头没跟着，等在原地，也没再往下拍，就到这儿。
过一阵儿，叶哥挑水回来，我出屋去接他。陈威站在屋里架着机器，那算不上采访，只是说话。我说：“我这来了几天，你喝好几顿酒了，可比去年喝得多。”
叶哥踩着石头，脚尖轻敲：“以往从不喝酒，现在没儿子管我了，原来呢，他在的时候就说，爸爸，你少喝点，有客人你再喝一杯嘛……我还希望，有朝一日，有下一个儿子的话，还像我前一个儿子那么听话，哎呀，简直是万福，真的是万福。”
我说：“但是叶哥，你现在要生孩子啊。生孩子你不能喝酒，对吧？”
叶嫂用脚踢着那块石头：“他是不听的，他是不听的。”
“我还是要听，听我还是要听，听还是要听。”叶哥说。
我说：“这是大事。”
叶嫂抬起眼，对我埋怨：“他从地震过后到现在，是又吸烟又喝酒。”
叶哥说：“你都不能给我保密啊？”
我说：“你这得接受监督。”
“行。”
我说：“你得答应我们。”
“我一定答应你。”他说。
就这些家常话，完整地放在节目里，这种采访是我以往的大忌，我觉得记者不能发表意见，不要议论，不要参与别人生活，我对自己有很多的要求。
现在我知道，有时话本身可能没什么意义，它只是到了嘴边。
在北京时，有位兄长的亲人过世，朋友们劝解他，说其实死去的人解脱了，唯有生者痛苦。
他不说话。我心想，像我这样的生者，怎么配这么想。
兄长顺路捎我回家，他坐在出租车的后座，我坐在前座，都没说话，车里忽明忽暗，都是沿路的灯，过一会儿他开腔了，他说他决定要生孩子了，两个。说你要是遇上了解你的男人，就生个孩子。
我没搭腔。
黑暗里，他的手隔着栅栏，在我肩膀上，轻拍一下。
像是满心说不出来的叮咛，也是一种不必说出来的安慰。
志全的媳妇怀孕了。
人们总是说，新的生活就这么开始了。忘记吧，忘记过去，新的生活就开始了。
采访的时候，家里女人们都在灶间忙，给建新房的工人们备饭，木柴烧旺的火膛上，吊着漆黑的小锅子，咕嘟嘟煮着，皮肉炖烂的味儿，带着花椒和八角的腥香味儿，漫得满屋子都是。志全媳妇不爱说话，正拿辣椒和盐巴往锅里抖，火映得半边脸上发亮，我问她肚子里孩子动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她低头拨火，过了一会儿，我才发现她哭了。
她说：“昨天梦到我女子，梦见她买了糖粒子，八十颗，问哪儿来的钱，她说是爸爸给的。”
我明白她。
手从奶奶脸上滑过的时候，有人在边上对我喊“不要哭，不要哭，不要把眼泪掉进去”，把棺木关上了。
怎么会哭呢？我有什么资格哭？
在我小得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她就在那里，青布的斜襟大袄，掖一只浅灰的手绢，通红的石榴花开满树，她用小勺把嫩黄的鸡蛋羹划几下，把软滑的小方块喂到我嘴里。雨在檐头轻轻地顿一下，拉长一点，落下来，落在青砖地上一个细的小涡，小水滴四溅。
吃完了，她用额头顶着我的额头，让我的小脖子长一点劲儿。
哄我喝药时，药边总放一碗水，手里一粒话梅糖，“一口一口下去”，等我吞下药，她就先喂我喝水，再把糖放在嘴里，一下午，按一按我的腮帮子，硬硬的还在。
长大一点之后，她的头发都是我剪。我笨拙地拿个梳子别住她头发，毛巾铺在她肩膀上，拿小银剪把长的地方剪掉，她脖子后面有一个很深的窝儿，那儿的头发特别不好剪，要用手握住，说“不要动不要动”，一根一根地剪。
上初中夜读回来，她在炉子上烤了红薯片和花生，我远远地顺着甜香就进了门。我吃东西，她给我捂着手，用山西话说“怎么老是冰淬的”。我俩双双把额头贴近铁皮炉子，借着那点暖和气儿说个不了。她有时候自己也笑：“就是憨亲哩。”
她老了，贴身穿着我小时候的红棉袄，一天天衰弱了，我每年只有几次回家，给她洗澡，剪指甲，她喝中药，我在边上放一碗水，手里放一粒话梅糖，顶着她的额头哄她“一口就下去了”，她冰凉的纹路印在我额头上。她叹口气：“你怎么还不结婚呢，你结了婚我心里就静罢了。”
她九十岁时，我回家过完年要走了，走了几步，又转回身看着她。
她拿拐杖轻点一下地，说：“去吧，我死不了。”
她下葬前，我收拾她的遗物，抽屉里有我从没见过的我爷爷年轻时的照片，还有一个《毛主席语录》的红塑料皮，夹着我婴儿时的照片。挖墓穴的农民在边上抽烟谈笑，生老病死在这片土地是平淡的永恒。我坐在棺木边的地上，手里攥一把黄土，天上白云流过。我第一次有了生一个孩子的想法。那个孩子会是新的，我用手轻抚奶奶的棺木，她会在他的身上活下去。
离开杨柳坪的时候，罗陈说：“录个结束语吧。”
我们下了车，雨下得又轻又细，深青的群山全被濡湿了，去年的裂缝里青草簌簌地拱动，湿黑的山坡上一层一层墨绿的杉树林，梨花浅白，空气里都是水滴和鸟叫。我站在细雨中，说了最后一段话：“一年之后，我们重回杨柳坪，去年地震的时候，很多坍塌滑坡的山体，现在已经慢慢重新覆盖上了草木，就在这片山峦之间，正在建成新的房屋、村庄和家庭。人的生活也是这样，经历了磨难和艰辛，正在生根发芽，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地长出来。我们离开的时候清明已过、谷雨将至，杨柳坪到了雨生百谷、万物生长的季节。”
做完这期节目，评奖的时候，夏骏在，他是以前“新闻调查”的老制片人，常敲打我。这次开会，到他发言评价节目，他顿了一下，说：“柴静是个漂亮姑娘。”
底下人笑声嘘声四起。
他接着说：“她自己也知道，所以老忘不了。”
我抬头看他。
“这次她忘了，所以节目好。这算她的成年了。”
第三年的时候，我巳经离开“新闻调查”，没有去杨柳坪，同事们接着去了，不管是谁，记得就好。史努比说的，“记者”就是“记善”。
也有人说，该换个主题了，给观众一些新鲜感。
看《读库》，《霸王别姬》的编剧芦苇说他有一年写杜月笙，花了很笨的工夫整理史料。
导演看了没兴趣，“主题没新意”。
他批评这位导演后来的作品：“只刻意求新，为赋新词强说愁，所以矫情虚妄。生活并不需要时时有新的主题，即使是华丽的《霸王别姬》，力量也在于真实的市井人性。”
他说：“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我和爷爷。谁也没听懂他的歌子，但那段时间我醒时梦里都是那几句，老觉得他在唱“什么什么杨柳坪哦……村哝”唱得我心里一起，一落。
第十五章 只听到青绿的细流声
二十出头，在湖南卫视时，我采访黄永玉，问他的“人生哲学”是什么？
他说两个字：“寻常。”
我心想，这也叫哲学吗？
“天上那么多高干子弟，七仙女为什么要下凡嫁董永？”他说,“因为她什么都有，只缺寻常。”
我听不懂。
北京奥运，我和摄像老王领了主新闻中心（MPC）的记者证，任务是报道每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每天中午干完活就没事了，这个证不能进运动员采访区，但可以看所有的比赛。我坐在大门口小圆桌边，撕了半天餐巾纸，团了好多小球，说：“老王，要不……咱们再做点什么再去看吧。”老王是个痛快人：“行，做什么？”
全世界媒体都在这儿，金牌运动员有无数人采访，我说：“那咱们就采访不显眼的吧，失败者也成，只要打动咱俩的就算。”
没人布置，也就没有平台可播出，没编辑，没经费，拍摄的磁带都没有。我们的证件也接触不到运动员，只能在比赛结束后的大巴车上找人，再找人送我们进奥运村。
以往当主持人，事事有人安排，觉得采访才是头等大事，车到了采访地点，编导打电话让对方来接人，在车上等的时间长点，我心里便有点不耐烦：“怎么不早五分钟想到打电话呢？”现在你自己干吧，借带子，还带子，联系人，找翻译，找车，定时间地点，打场记，写稿子，贴发票……这些小事儿要样样做到，比采访难多了。
要拍摄比赛，我们没有比赛区的证，好不容易说通北京奥运会转播公司（BOB)的人放行，被一位中国志愿者拦住：“对不起，不能进。”
我嬉皮笑脸，说你上司都同意了：“就让我进去吧，这是我最后一个机会了。”
梳马尾的姑娘手背在身后：“今天也是我最后一次值班，请您配合我工作。”老王在我肩上按一下，“走吧。”转身的时候，她在背后说：“再见。”
我没回头。
做节目时说得挺高明，真到了生活里，就这么个修养。
惭愧。
最吃力的是没翻译。
小姑娘姓周，阿拉伯语的大三学生，卷发大眼，非常可爱。
同行对我说：“她阿语不行。”
没办法，她是唯一愿意陪着我等八个小时的志愿者。伊拉克的短跑运动员达娜晚上九点才到。小周的翻译的确不太行，结结巴巴：“二〇〇三年，街巷里有抢劫和屠杀……我见过很多杀戮，街上有汽车炸弹。我也有……面对过死亡。”
二十三岁的达娜，穿着从约旦买来的二手跑鞋，鞋帮是裂的。教练是她的未婚夫，每天接她去巴格达大学操场上训练，都要穿越两派交火的地区，她躺在汽车后座上躲避子弹。但大学的灰泥跑道是露天的，有次屋顶上的狙击手向她开枪，子弹擦过她，打在旁边的一棵树上，她晕倒后，第二枪打在了地面上，泥溅在她脸上。一刻钟后，她洗了一把脸，又回到场上：“如果坐在那里不训练，就会不停地回想起枪击的情景。当你训练的时候，才会忘记所有的一切。”
最初国际奥委会宣布取消伊拉克代表团参赛资格，她像孩子一样不停地哭叫。我说你还年轻以后还有机会，她说：“没有人知道自己在伊拉克的命运是什么。”制裁取消后，她在椅子上又跳又叫。
说到这段时，翻译半天没吱声，我奇怪，偏过头看她。
小周正在低头哭，小卷发一抖一抖。
达娜看着她，晶亮的两大颗泪，含了一忽儿，扑落掉了下来。这个故事她在媒体面前讲过多次，我只见她这次掉了眼泪。
翻译或是采访，不仅是工作，是人与人的往来。
老王看体操比赛的初赛，一堆十五六岁的小女孩里，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在跳马，头发又短又硬，他有点奇怪，指给我看。我查资料，才发现三十三岁的丘索维金娜这是第五次参加奥运会，这个高龄体操运动员是为了用比赛的奖金给儿子阿廖沙治病，也为此离开乌兹别克斯坦，加人德国国籍。
约了她，快开始了，才发现写提纲的纸不见了，一顿乱翻，像个溺水的人，只能从直觉开始问：“你代表德国队比赛，很多人，包括你的教练不理解。他们认为你可能不爱国，你怎么看？”
她说：“如果他们也承受了这样的痛苦，也许他们就能理解。可是，我希望他们永远都不要承受这些痛苦。”
“什么样的痛苦？”我问完这句，丘索维金娜没有等翻译，就直接回答了问题，她从我脸上看懂了我在问什么。
通常采访有翻译时，我说完话都低头看稿子，受不了与采访对象沉默对视的压力。但这次我的膝盖上空空如也，每说完话，丘索维金娜看着我，我也看着她，这片刻的空白正常得像一段呼吸。她的感受在我心上过一遭，反应出下一个问题，有些问题甚至在我想到之前，就来到嘴边。
我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交给那个叫柴静的人，不要把她勒得那么紧，不要鞭策她，也不要控制她，让她去。”
一切乱纷纷，但心就像铁铊子，慢慢沉到水底下去了。要对付这大摊子事，只能沉下去，倒是静下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而比以往爱动感情。
有天在《中国日报》上，看见德国举重运动员施泰纳在领奖台上，发梢都是汗，一手举着金牌，另一手长久握着亡妻的一张照片。照片是一年前，还没出车祸，妻子和他在森林里跑步时，他喊了一声她的名字，她转回头向他微笑的样子。
我看了心里闷痛一下。
施泰纳的长相是老王的斯拉夫版本，黑板刷一样的头发，又宽又红的脸膛，眼睛像牛犊一样柔和。之前，他是奥地利的运动员，二〇〇〇年被查出糖尿病，雅典奥运会只得了第七名，赛后奥地利媒体形容他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手，德国姑娘苏珊写信鼓励他，两人结婚后，施泰纳转人德国的俱乐部。妻子一直在攒钱，想来北京为他助威加油。奥运前一年，她在海德堡遇到车祸去世。
我说：“那个车祸发生之后，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他用手抹了一把脸，叹气轻不可闻，说：“这个事情发生的三个星期之内……”他停了一小会儿，身体轻轻摇晃，“就是……每天喝酒，待在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之后我接受了治疗，运动是最好的治疗。我恨这件事为什么发生，恨是我的动力，去举起更多的重量。”
采访完，他说他害怕奥运结束前的这些天，因为他已经举起过世界上最沉的重量，无可再举，媒体散后，只剩他独自一人。我看着他摇摇摆摆离开，奥运村暮色四合，没人认识他，最亲近的人已不在世上，这是他的异国他乡。我叫住他，上前说：“能拥抱一下你吗？”他咧嘴笑了一下，给我一个熊抱。我说：“你不孤单，你说出了我们每个人的内心。”
拍完我们传带子回台，得到通知，这个片子可能会在晚上播。九点钟，我两手撑着膝盖，直直地坐在沙发上，守着电视等，一直到夜里两点也没看到。
我从沙发上起身，坐到电脑前，MSN上有红灯在闪，有位也在媒体工作的朋友问我奥运做得怎么样。他之前不支持我去做这类报道，觉得跌了调查记者的份，他自己也离开了北京，避开奥运。
我回了一句：“没什么，只是没偷懒。”
他写了句奇怪的话——“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极端认真的蠢人。”红灯又闪一下，补了一句：“当然不是指你。”
我说指什么。
他说：“比如一个母亲，孩子生病，她天天祈祷，但是还是去世了，这不是愚昧么？”
我说：“这是爱。”
他说：“爱和善是能力，而不是情感。”
我说采访施泰纳时，他说为什么重返举重，因为他恨——他恨失去所爱。但人在死亡面前有什么能力呢？所以他把愤怒都发泄在杠铃上，如果没有训练，他说自己会疯掉。
我说：“这愚蠢吗？我不知道。只有这样他才能活下去。”
我也不指望播出了，能做什么就做吧，像达娜这样的运动员，只能参加女子一百米预赛，没人转播这种比赛，我和老王刻了两张DVD给她，就算一个中国电视台为她留下的纪念吧。我过意不去的是，老王辛苦了这么多天播不了，常规的MPC发布会报道播了，也没打他的名字。
我跟后期沟通，他们说：“摄像都没打名宇。”
我说：“这都不对。这是对所有摄像工作的不尊重。”
第二天还是这样，我有点急了，人家也很无奈，问我：“那你的摄像叫什么？”
“他叫王忠新，忠诚的忠，新旧的新。”我一遍又一遍地说，还是没打上。
老王是篮球迷，奥运男篮小组赛中国对美国那天，我想让他看一场。但当天下午，他得先跟我去采访香港自行车运动员黄金宝。黄金宝曾经是专业运动员，十九岁停止训练，两年后重返自行车时已是一个胖子推销员，用了十五年走到北京奥运会，被认为是夺冠热门，但八月十六号，最后一场比赛中，只拿到第十五名。他神色有点茫然地问我：“为什么要采访我们？”
他的教练姓沈，左腿装着假肢，最初没有经费，没有场地，只有这一个辞职的“肥仔”跟着他。他俩在云南的深山里练习，每天至少两百公里，他租辆破货车跟着徒弟，天热的时候假肢把腿磨破，肉是烂的，血淋淋。愈合，又磨。
“没有人邀我们参加国际比赛。因为我们没有一个队伍，我们只有两个人。深山里我就看到他一脚一脚地骑，我曾经想过，走到什么时候是头啊？渺茫吗？非常渺茫。想金牌？对，你想拿，但是这一脚脚踩能拿吗？如果拿不到的话，他还会有这个动力吗？”
天色已经稠蓝，摄像机需要重新调白，篮球比赛马上要开始了，但师徒二人憋了一肚子话要说，我没法说“停”，我回头看了一眼，老王一心一意弯着脖子调焦，粗壮的后颈晒得通红，背上像有块盐碱地。
沈教练继续说：“这次奥运失败之后，我知道黄金宝的心里是翻江倒海一样的难受，但是第二天他还是一脚一脚在那踩，陪着队友训练，示范自己的错误，说：‘你不要学我。’”
他站在场边看，想让黄金宝停下来，说你不要再蹬了。
但实在开不了口。
凌晨三点，回家的路上，雨牵着线一样从发尖往下淌，鞋湿了，踩下去里面有个水泡，“咕唧”一声。人有一种疲倦的兴奋，像乌黑的深渊里着了火，回到家在床上好久睡不着。八月的雷真厉害，洪大闷重，一声下来，底下的车都叫了，此起彼伏，好一阵子才停。过一会儿“嚯啦啦”一声，车又动物一样本能地吼哮起来。
我干脆爬起来，写台北跆拳道运动员苏丽文的稿子。参加跆拳道争夺铜牌的比赛前，她已经有严重的左膝伤，比赛时只能单脚站着，把左腿像布袋一样甩出去攻击对方。她被击倒了十四次，我问她每次倒地之后的几秒钟里，在想什么。
她说：“前两秒用来休息恢复体力，下两秒来想战术如何回击。”
“不是自怜，也不是忍受痛苦，她要赢，这是运动员的企图心不管自己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就算脚断掉也要继续努力，有呼吸，就有希望。”
以往我很少做这样的题目，觉得是普通励志故事。记者要反映更复杂艰深的世界才让人佩服。现在这期节目，没有审片人，也没有观众，没有外界评判，我只是一个人，面对另一个活生生的人，她的左膝撕裂，脚趾断了，坐在轮椅上，被踢肿的手缠着纱布，跟我说的这几句话，沤在我心里。
下半夜，雷声停了，雨声潇潇，八月的长夜仿佛没有尽头。
有同行后来问过我，说我们都觉得你挺理性的，为什么今年做地震和奥运的节目这么感性？
是，我天性比较拘谨，平常三个女青年喝个酒，我只能愁眉苦脸抿一小口儿，老范和老郝都搂在一起泪汪汪了，我尴尬地拍着她俩，说不早了咱走吧，这两人就上火“你这人特没劲”，嫌我不投入不表达。加上过去几年我一直想避免文艺女青年的毛病，怕煽情，刻意强调旁观，刻意抽离，把戒律当成一根绳子捆在身上。
当然，不约束不行，没有这职业要求着，毛病早泛滥成灾了，但是捆得太紧，有的东西确实就流淌不出来了。
汶川地震的节目中，文志全坐在火堆边说到女儿的时候，我克制得喉咙都疼了，眼泪还是流了下来，拿手擦了，以为没人看见。
但编的时候，在镜头里能看出来，我就对罗陈说：“把这个拿掉吧。”
他说为什么。
我说，记者应该冷静，不应该掉眼泪。
他说，我觉得挺好，不过分。他留着这个镜头。
我想起钱钢老师的话，在“双城的创伤”中，我给小孩子擦眼泪的镜头引起争议时，他说，别太急着回答对还是不对，清水里呛呛，血水里泡泡，咸水里滚滚，十年后再来回答这个问题。不到十年，我心里的规矩走了好几个来回，也还没有那个最后的答案。当下只觉得，太固执于一个律条，觉得记者就应该怎么样，非要夸张，或者非要掩饰，都是一种姿态，是一种对自己的过于在意。
陈虻有一次审片子，审完对编导说，这片子得改，观众看不懂。
那位编导说，你看懂了么？
他说，看懂了。
编导说，那你比观众强在哪儿呢？
他愣住了。
实习生跟着我，练习写解说词，写到“遒劲有力的大手”，被我删了。他说这不挺好吗？
我说：“我们不要形容词，少点修饰。”
他说：“你不是说要有感情吗？”
我说：“写东西的人不用带着感情写，写得客观平实，事物自会折射出它本身蕴涵的感情。”
他有点嘀嘀咕咕的。我问怎么了，他说，那柴老师您这节目什么主题？我说没什么主题，就是几个人的故事。
他说：“啊？我觉得‘新闻调查’挺深刻的，如果只做这些人生故事会不会太平常了？是不是要提炼一下？”
我跟他说，有一次吃饭，在座有个研究佛经的朋友，我凑话题问了几个宏大问题，人家也就天空地阔抽象谈了一阵子。
出来的时候，六哥皱着眉跟我说：“柴姑娘，以后如果采访，千万不要有这种‘大哉问’。”
“就是具体的生活，越具体越好。”他说。
这个时候，老范突然出了一场大事。
她出事的时候，我和老郝晚上都睡不着，心里有什么把人顶着坐起来。老郝说，一闭眼，就是她。
我俩到处找人打听求助，碰到肯帮忙的人，明白为什么有个成语叫“感激涕零”。
我那阵子什么也干不了，问一个明友：“你出事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一块石头落了地。”他指内心的恐惧终于到了。
“如果是你亲近的人出了事呢？”
“那是一块石头砸在心里。”
我哪儿也不去，在家等消息。书不能看，音乐不能听，只能干一件从来不干的事——背单词。一页书放在眼前，瞪着眼看到黑，还是这页。
唯一能想的是觉得她不会垮，当年我们做双城、虐猫、金有树、未成年少女……都是没指望的事，一家一家敲门，写信说服，在凌晨的酒吧里踩着雪把他们找出来……她不会垮，她一直是这样，这次也会，但我和老郝就怕她受罪。
她去了美国，很久没有音讯，过节时给我寄过一个雪花音乐球，沉得要死。我一直扔在书架上，从没动过，现在呆坐着，瞥一眼看见了，拿过来，仔细看一看，把底盘上的钮转一转。
叮叮叮。
叮叮叮。
透明的玻璃圆球里，雪花飘啊飘，两个雕得面目不清的小姑娘在里头傻呵呵地转。
我没想到过会这样。这么多年，换了很多地方和工作，跟谁合作都成，跟谁分开也成。想的都是——有的是将来，永远有下一拨人，下一个地方，下一种生活。
五月初，她和我在纽约见过一面。我带条朱红的裙子给她，她立刻脱掉风衣换上，小女孩气地要我也换上另一条土耳其蓝的，她脚上靴子跟裙子不配，居然就打赤脚。春寒未退，路人还有穿羽绒服的，她就这样光着脚露着背走了一站地，直到碰上超市我买双拖鞋让她穿上。身边人们在冷风里揽紧大衣匆匆而过，我把披肩拉开兜着老范，一路她唧唧呱呱，说笑不休。
在哪里生活都是一样的，没什么生活在別处。地铁上满头小辫的黑姑娘在电话里跟男朋友吵架，报馆里都是开会熬夜菜色的脸，咖啡馆里两个花白胡子老头对坐着看一下午人来人往，酒吧里心高气傲没嫁出去的女人端着酒杯一眼把所有男人分成三六九等，父亲带着儿子在晚春才破冰的河边一言不发地钓鱼……人类只是个概念，一代一代人都是相似的生活，这辈子决定你悲欢的就是你身边的几个人。
叮叮叮。
那阵子谁跟我说什么大的社会话题，我都不想听，说：“一万个口号都比不上亲人睡不着的一个晚上。”
她平安回来时，正赶上老郝生日，我们三个找了个地方，开了瓶龙舌兰。那天我喝得最多，我们仨头扎在桌子上，脑袋堆在一起，我说：“以后哪儿也别去了，好歹在一块吧。”
我把老范和老郝拉来帮我编奥运的节目，“帮”的意思就是没有钱，也不能在字幕里打名字，如果被人知道了可能还有麻烦。
她俩编的时候，原始素材在台里系统内已经找不到了，只剩下不多的一点带子，都在这里了，拼的完全是编辑的功力。
施泰纳这集，我看过素材，但是看老范编辑的数分钟，施泰纳第一次挺举二百四十六公斤，重量把他重重扯蹲，嘴唇憋出声响，他抖着将杠铃推向头顶，脚胡乱地转着圈想支撑，最终无力，将杠铃从脑后扔下，向上苍做了一个摊手无奈的姿势。第二次尝试，施泰纳举起了二百四十八公斤，但俄罗斯选手奇吉舍夫领先，施泰纳想要夺金，只有一次机会，在原有挺举重量之上追加十公斤，众人都觉无望，对手脸上已经是狂喜。老范配的音乐是You Raise Me Up：
“When I a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音乐衬着他的话：“在她弥留之际，差不多还有三个小时的时候，我向苏珊承诺过，我会一直在这儿陪着你，我会一直向前，去参加奥运会，去争取金牌……”
他的教练用力在他脸颊拍打，他跑上台，深呼吸一下，拎起他从未举起过的二百五十八公斤重量，提到胸口，掂量了几下，不断呼哧出气。杠铃片把二十公斤的金属杆都压弯了，全场寂静，他大叫一声，推举杠铃，举过头顶，踉跄了两下，脖子挣得通红，艰难地向前努着，撑了两秒钟，铃声响后，杠铃重重摔在地上。他忘却一切，欢喜跳跃，捶打地面。镜头缓缓拉升，在空中俯视他的背影，话外音是采访中他说的话：“我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但那一刻我可以肯定苏珊在注视着我。这是一场献给苏珊的胜利。”
他俯身亲吻杠铃，音乐唱道：“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while with me...”
最后一个镜头是他站在领奖台上，余喘未息，右手持玫瑰，左手举起苏珊照片，放在肩头，注视升起的国旗，胸口一起一伏，音乐正唱到“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w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他像个小孩子一样，红鼻尖上挂着汗珠笑了。
我都哭得现形了，这在看自己片子的经验里是第一次。
老范最爱的是埃蒙斯夫妇那段，用了Fix You，她在心神俱碎时曾反复听过。
美国步枪射击运动员埃蒙斯是公认的射击天才，四年前的雅典奥运会，他一路领先，最后一枪却不可思议地看错靶位，在他人靶上打了一个十环。冠军由中国选手获得，他一言不发离开赛场，当晚酒吧里安慰他的捷克射击名将卡特琳娜成为了他的妻子。四年后的北京，卡特琳娜拿到奥运会第一块金牌后，来现场解说丈夫的比赛。埃蒙斯打完前九枪后，领先第二名三点三环，我已经准备好了描述他的胜利。最后一枪时他打得很慢，最后一个扣下板机，我抬头看大屏幕的一瞬间，眼前突然被惊呼和站起的人群淹了，站在高处的老王脸色变了，跺着脚对我说：“丢了，丢了。”
我当下的反应是回身去看卡特琳娜，从她圆睁双眼的错愕中才确认埃蒙斯真的射丢了，他最后一枪出现重大失误，只打出四点四环，中国运动员邱健获胜。体育馆里手臂林立，媒体涌向冠军，我脱口而出“雅典悲剧重演”，卡特琳娜呆住数秒之后，离开座位，向场地边缘走去，镜头跟着她，她在人群里时隐时现，侧头找寻，老王没有推特写，只是伴随，她隔着栏杆，向场地中嗒然若失的埃蒙斯伸出手去，埃蒙斯将头抵在栏杆上，她俯身下去隔着栅栏揽住他，一只手护持着丈夫的脖颈，另一只手摩挲他的眉毛，像在安抚委屈孩子时的温存。音乐与现场的人声交替出现：“When you try your best but you don't succeed, When you get what you want but not what you need, When you feel so tried but you can't sleep...”
老范跟我说过她为什么用这歌，她说生活到了真的艰难处才能体会，“只有最亲的人才能了解和陪伴你的伤痛”。
我们没有接近这对夫妻，这刻不必打扰。我只是走到栏杆附近，在他们身后待了一会儿，回身去向镜头描述：“不是妻子在安慰丈夫，是埃蒙斯在安慰妻子，他说我已经尽力，一切都会好的。卡特琳娜伸山手，在他鼻尖勾了一下，两人笑了。”
“Lights will guide you home, and I will try to fix you...”镜头是他们在混乱人群里依偎离开的最后一瞬。
达娜那段又不同，是老郝编的，沉静有力。
她用了一个长镜头，远远地凝视向前奔跑马尾甩动的达娜，像是看护着她，跑过人群，穿过空无一人的场地，无休止地向前跑去，若有若无的钢琴声衬着达娜的旁白：“如果不再跑步，我的生命也就此停止。”
凌晨两点，老范穿着白衬衣戴着耳机坐在右边的机房，老郝穿着蓝裙子对着左边的非线编辑机……我拿着橙子水跑来跑去：“要不要喝？要不要喝？”被她俩不耐烦挥手赶到一边，心满意足地坐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