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革命史，马迪厄，商务印书馆，1973
目次
目次
原叙
第一卷 王政的倾毁
第一章 旧制度的危机
第二章 贵族的反叛
第三章 三级会议
第四章 巴黎的起义
第五章 各省的起义
第六章 “宫相”拉法夷脱
第七章 法国的再造
第八章 财政问题
第九章 宗教问题
第十章 国王的出走
第十一章 战争
第十二章 王政的倾覆
第二卷 吉伦特党与山岳党
第一编 立法议会的末期（1792年8月10日－9月20日）
第一章 市府与议会
第二章 9月
第三章 国民大会的选举
第四章 发尔密之役
第二编 吉伦特党政府
第一章停止党争的三日
第二章 对“三头”的攻击
第三章 第三党的形成
第四章 审判国全
第五章 财政与物价高涨
第六章 自然边界的征服
第七章 第一次联盟军
第八章 杜木里厄的叛变
第九章 汪德郡的叛乱
第十章 吉伦特党的倾覆
第三卷 恐怖时代
第一章 联邦党的叛乱
第二章 大公安委员会的初期（1793年7月）
第三章 1793年8月的危机
第四章 艾贝尔派的压迫和恐怖的开始
第五章 昂德斯科特及滑迪尼两役
第六章 革命政府的建立
第七章 革命的司法
第八章 外人的阴谋
第九章 宽大派
第十章 从极右到极左
第十一章 各派的倾覆
第十二章 革命政府的改组
第十三章 夫鲁律斯的胜利
第十四章 新十一月事变
附录
一法国革命大事记
二共和国2年革命历对照表
译名对照表
第一章 旧制度的危机
第一章 旧制度的危机
真正的革命并不限于改换政治形式及执政人物，而在于改变制度及转移财产；这样的革命要经过长时期的暗中酝酿，遇着若干偶然情况的凑合而爆发出来。法国革命之突发而不可遏，使那些制造革命和受革命之惠的人以及为革命所牺牲的人，同样感到惊讶；这个革命是百余年来逐渐准备而形成的。实际与法律、制度与风俗、表面与精神日益脱节，从而产生了这次革命。
社会生活所依靠的生产者一天天地在增加他们的权力；但在法律辞汇中劳动仍是一种耻辱。贵族与其无用的程度成正比例。门第与闲暇使他们具有各种特权，在生产而又掌握着财富的人看来，这类特权是日益不可容忍的。
就理论言，在尘世上代表上帝的国王是绝对的。他的意志是法律。“国王即法律”。在实际上他甚至不能使直属的官吏服从他。他的行动如此柔弱无力，他自己似乎也在怀疑自己的权利。他上面又形成了一个新而无名的权力——舆论，正在动摇人们对于当时统治的尊敬。
陈旧的封建制度主要是建立在土地所有制上面。封建领主一身既具有地主的权利，又具有行政官、法官与军事长官的职能。可是在很久以前，封建领主即已丧失处理境内公务的一切职能，这类职能已转入国王所派的官吏之手。农奴制几已到处消灭。除在犹拉、泥味内及勃良第等处的教会领地而外，再无所谓死手农奴［1］。几已完全解放了的封建领地与领主的关系，只靠殊为松懈的封建地租关系来保持；封建地租之仍然存在并非因为领主尽了什么力量。
封建地租是一种永远的地租，或纳实物，或纳现金，封建领主们从封建地租所得到的每年总计不过一亿锂［2］，这只能算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因为货币的价值业已不断低落。在若干世纪以前，当农奴制废止时，封建地租即已折合成一个不再变更的数额，而物价却在不断上涨。封建领主既无职位，只有靠他所保留的私产领地来生存，此项领地由他本人或管家来经管。
长子继承权保证袭爵人继承财产；诸幼子如不能投身军队或教会，只能分得极小部分的财产，不久即不足以维持其生活。传第一代时，他们能均分父产的三分之一；第二代时，又均分原有三分之一的三分之一，这样一代少于一代。最后为窘困所迫，他们只好出卖他们的司法权、现金地租、实物地租以至于土地；但他们并没想到要去工作，因为他们不愿辱没身份。于是形成了一个真的小贵族阶层，在某几省为数很多，如在布勒塔尼、普瓦图及布伦内等省。他们在朴素的庄屋中过着暗淡的生活。他们憎恨供职宫廷的高级贵族。他们轻视却又嫉妒城市中因从事工商业而富有的资产阶级。他们拚命在反抗国王官吏之侵犯他们最后的免税权。他们之傲慢和他们之贫困与无力，同时在成正比例地增加。
君主专制制度因黎塞留及路易十四的统治而已根柢巩固，乡居小贵族已无参预政治及行政之权，他们要图生存，只好在地租缴纳上苛榨农民，于是变成了农民怨恨的目标。他们仍保存着昔日权力最后残余的领主法庭，此类法庭在收入甚微的法官手中变成了可恨的榨取工具。他们特别利用此类法庭来侵占公地，借口“选用权”来要求占领公地的三分之一。没有了公地，穷人的羊就得不到它所需要的少量饲料，于是穷人的怨望日见辛辣。虽然分占了公地，小贵族仍然自视为被牺牲者。一遇有机会，他们就会表示他们的不满。他们显然是骚乱因素之一。
那些大贵族，尤其是出入宫廷的四千户大家，能在宫廷中走动，和国王一起打猎及坐他的华贵马车，在表面上看，他们的命运是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他们所能分享的巨款，包括有每年用在国主及诸亲王宫中的三千三百万锂，有红皮书中密行开列的二千八百万锂年金［3］，有陆军中一万二千军官所需的四千六百万锂的薪给（占每年军事预算的一半有余），最后还有用在各省长官所属无数闲曹的几百万锂。故此，他们的收入几乎占去政府每年预算的四分之一。大寺院也落在宫廷贵族之手，因为国王把这些寺院分给他们的幼子，他们到了十二岁便可剃发担任教职。1789年时，全国一百四十三个主教没有一个不是贵族。这班贵族出身的主教住在宫廷中，远离他们的主教区，对于他们所管的主教区，除收入以外一无所知。僧侣的产业每年大约可出产一亿二千万锂的进益，而在农民收获上所征得的什一税为数亦几相等，两项共达二亿四千万锂，而大贵族的捐赠尚不在内。履行教职的小牧师们却只能拾取残余。本堂牧师的“薄俸”刚加到七百锂，副牧师只有三百五十锂。这些小民所埋怨的又是什么呢？
故此，大贵族所费已很不少。他们既拥有大量领地，其价值当恐怖时代出卖时即超出四十亿锂，那么，他们似乎应有供其享用的巨额财源来维持其阔绰生活。仅有十万锂地租的廷臣算是个穷人。波利涅克家每年从国库中得到的年金及赏赐最初是五十万锂，后来增至七十万锂。但是廷臣们过活是要顾全“场面”的。凡尔赛的生活是个无底洞，最大的产业也可在那儿化光。他们学着王后马利·安朵瓦勒特的样拚命滥赌。华丽而绣着金银花色的衣服、马车、仆从、打猎、宴会、戏剧以及娱乐，需要大量的钱。大贵族满身是债，随便就是倾家荡产。管家替他们管理财产，任意中饱，主人有时候连收入有多少也弄不清楚。洛宗公爵比隆，即名誉很坏的若安大爷，在二十一岁时即已费去十万银□，外加两百万的债务。王族克勒蒙伯爵，即圣·热曼·得·普累方丈，其收入为三十六万锂，竟会两次破产。全法国最大地主的奥尔良公爵负债达七千四百万。罗盎·格美内亲王亏欠三千万，大部分是路易十六替他偿还的。王弟普罗温斯伯爵及亚多瓦伯爵到二十五岁时，即已负债一千万。其余的廷臣们也跟着学样，拿地产来抵押。更荒唐的则从事投机，以图翻身。驻伦敦大使吉内伯爵即牵涉于诈财案件，卒致涉讼于法庭。斯特拉斯堡主教罗盎红衣大主教在出卖巴黎的丹普尔园地上投机，把这块教产当作建筑基地出卖。有些人，如西耶里侯爵，禅利斯夫人的丈夫，用他们的客厅来开场放赌。所有这班人都与伶人来往而自降其门第。主教们如那尔邦之底养及奥尔良之雅朗特，公开与情人同居，情人出面接待宾客。
事情是奇怪的，这班宫廷贵族的一切虽靠国王，但是毫不恭顺。很多人在厌倦那种豪华的懒散。最好而最有野心的人想有更积极的生活。他们想学英国的贵族那样参预国家政事，不愿徒为装饰品。他们接受新思想，使之符合于他们自己的欲望。其中有若干知名之士，如拉法夷脱、屈斯丁、两个威奥默尼尔、四个拉默、三个底养，都曾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回到法国后成为反对派人物。其余的人也成群结党，包围王室各亲王，阴谋对抗王后的宠臣。一旦遇有危机，这些大贵族们是绝对不会一致来保卫王位的。
贵族中实际上包含有若干明显而敌对的阶层，最有力量的阶层并不是能证实其世系最悠久的大家。除门第或佩剑贵族外，过去两世纪中还产生有穿袍或居官的贵族［4］，他们垄断了行政及司法上的职位。这一新阶层和旧贵族一样傲岸，也许还更富足些，它的领袖人物就是司理上诉的法院之法官［5］。他们的职位是曾付高价买来的，可以父子相传，事实上是不可撤换的。他们既能行使司法权，无数争讼者就得倚靠他们。他们因讼费收入而致富，购置了大地产。波尔多法院的法官领有波尔多省最好的葡萄园。巴黎法院法官的收入，有时足比于大贵族，但是仍不满足，因为他们的世系门第不能使他们出入宫廷。他们有暴发户的高贵傲态，要求管理国家事务。国王的任何法令、敕令或谕旨，甚至外交条约，非俟全文经他们注册以后，不能生效；他们就借口这个注册权来监察王室行政及提出抗诉。在没有舆论的国家中，唯他们才有批评之权；他们利用这种权力来反抗新税，攻击宫廷之奢侈、浪费及各种弊端，以取得民望。他们有时甚至对最高级官吏发出传票，予以出庭受审的耻辱，如他们之对于布勒塔尼司令官厄基养公爵及刚被撤职的国务大臣卡伦。在很久以前，称为法庭的法院就是国王臣属大会的一部分，国王在征收新税以前须征询这个大会的意见；再则遇有重大集议时，即御临法院时［6］，各亲王、公爵及贵族与法院中人同时列席；在此二重借口之下，他们自谓当三级会议不开会时，他们即可代表臣属，根据封建法，即旧有王政组织法，他们要来限制政府及国王。他们甚至以怠职或集体辞职的方法来反抗。全国各地法院彼此联同一气。他们自称原属一体，不过等级不同而已；其他高级法庭如财务法庭［7］及捐税法庭［8］，都拥护他们这种团结反抗的手段。路易十五虽然懒散，究竟是个国王，终于受不了这一贯的反抗。他在末年采纳大法官摩普的划策，解散了巴黎法院而代之以职责以司法为限的高级法庭。可是怯懦的路易十六即位时，屈服于他所认为是舆论的需求，恢复巴黎法院，卒至促其丧失王位。倘使哲学家之轻巧的小册子已摇动了旧统治的信用［9］，那么，司法界人士的大量抗诉书，当然更会在人民中散布对于当时统治的不敬与怨恨。
国王看见了那些用他的名义管理司法的官吏已在反对他，可是，那些组成各种会议及替他管理各省行政的官吏对他是否会服从而忠顺吗？在以前，国王的官吏天生是旧封建权力的对头，他们曾将此封建权力取而代之，可是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官职使这班官吏变成了贵族。昔日的平民已变成特权阶级。从路易十四时代起，大臣即已被称为“贵人”。他们的儿子受封为侯爵或伯爵。在路易十五及路易十六两朝，大臣日益选自贵族，不仅是穿袍贵族，而且是老资格的佩剑贵族。1774年至.1789年间的三十六名执掌中枢要政的大臣中，只有日内瓦的公民内克一人不是贵族，可是他很愿意他的女儿是位男爵夫人［10］。和通常所说的相反，负各省行政责任的巡按使已不是出身于平民的了［11］。路易十六朝的所有巡按使全是属于贵族或受封为贵族的家庭，有的受封为贵族已好几代了。例如做蒙托邦巡按使的特累蒙及做奥施巡按使的富尼尔·得·拉·沙伯尔，其贵族家世都可追溯到十三世纪。如法官之有世家一般，巡按使亦有其世家。巡按使固然不能因职掌而保全他们的位置，他们是可以调动的，象王廷会议的枢密官一般［12］，他们就是从这些枢密官中选拔出来的；但是他们的财富和他们因行政方便而得兼管司法，保证了他们的实际独立性。他们有许多在所辖税区［13］中努力为自己造声誉。当路易十四时，他们的祖先是恭顺的工具，但他们已不再是如此的了。他们日益不服从国王。倘使中央大臣能得到其所属的这班官吏之绝对拥护，各法院也不敢对他们这样不断反抗。可是这些不同的贵族们愈来愈觉得他们是联系在一起的。到了相当时机，他们会放弃他们彼此间的冲突来共同对抗人民与国王，假使国王偶然想到要改革的话。
各直隶税区——即新近隶属于法兰西王国而仍隐约保存有封建议会的各省，在路易十六时代时，表现出地方特殊化的趋势。1782年普罗温斯三级会议的反抗，迫使国王撤消油类入市税。1786年柏阿及佛瓦的三级会议拒绝通过一种新税。自路易十五时代以来，布勒塔尼三级会议与累内法院联合起来，在关于力役事件上已压倒了巡按使。他们甚至要管理公共建设事务。故此，行政的中央集权制业已动摇了。
到处都是紊乱和纠缠不清。中央有两个各别的机关：一个是本身又分为若干组的国务会议；一为彼此独立的六部大臣，他们实际上等于办事员，彼此既不会商，也非全体参加国务会议。各项公事，每因个人之便利而致两部都来干预。由于会计年度之纷乱、出纳机关之繁杂以及账目记录之无一定系统，致财务总理［14］承认不能草出一个正常的预算书。于是各自为政。海军大臣萨廷用了若干百万，而财务总理毫无所知。处理事件的态度也不一致。甲大臣要保护哲学家时，乙大臣则加以迫害。大家彼此嫉忌，彼此暗算。他们所注意的不在公务，而只在保持主上或其四周人物对他们的宠信。谁也不去维护公共利益。神权专制之说只是用以掩盖一切浪费、武断及作弊而已。故此，大臣及巡按使常招人民怨恨，他们所体现的不完全的中央集权制，不但不足以巩固王政，反而引起舆论来反抗王政。
行政区分反映出这个主国形成的历史过程。此等区分已不足以应付近代生活的需要。就是邻接外国的边境，也是疆界不明。国王的权力究竟起于何处，止于何处，谁也说不清。有些城镇或村落是半属法国，半属日耳曼帝国。在香宾省中心而邻近威特里·勒·佛朗斯瓦的剌累库尔市［15］，每家家长要三次缴付两鎍六锝给三个领主——法国国王、日耳曼皇帝、康兑亲王。普罗温斯、多斐内、柏阿、布勒塔尼、阿尔萨斯、佛蓝什·康特等省，都根据其昔日加入法国的各个“归附条款”，认为国王在其境内不过是个封建领主，伯爵或公爵而已。当1789年起草陈情书时，柏阿省摩拉斯市的市长一开始就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不再做柏阿人而多少是法国人，这于我们有多少方便呢？”那发尔仍以为自成一王国，不派代表出席三级会议。正如米拉波所云，法兰西不过老是一个“不相属的各民族之无组织的结合”而已。
旧司法区域的划分，在北部称为Bailliage,在南部称为Senechaussee，是复杂惊人地重迭在旧封建采邑之上。凡尔赛的各衙门不知道全国究竟有多少法庭，更不明了其管辖区域的大小。1789年发出召集三级会议的文件时，便犯了不少奇怪的错误。被称为gouvernement（军区）的军事区域之划分，起自十六世纪，可以说一直不曾有什么改变；由巡按使所治理的财政区域叫做Generalite（税区），虽始于十七世纪，然亦不能合于新的需要。宗教区域或省的划分，自罗马帝国时代以来几乎不曾有什么改变。宗教区分跨过了政治区分的界线。有些法国牧师要属日耳曼帝国主教管辖，也有相反的情形。
当社会秩序在动摇的时候，这套业已繁杂、生锈而不灵活的旧行政机构，自不能表现其维系的力量。
与特权阶级及盘据国家政务的“官僚”相对立的，逐渐有从工商业兴起的新势力。一方是封建不动地产，一方是活动的资产阶级财富。
虽然有行业组合制的束缚（其妨碍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之甚），虽然有内地关税及通过税的限制，虽然度量衡制各地彼此不同，可是一百年来工商业已大为发展。就贸易价值而论，法国仅次于英国。殖民地出产是宗主国的专卖品。法国占有圣多明各，因而使它握有全世界所消费的糖之一半。里昂有养活着六万五千工人的丝业，这是一时无匹的。各种酒类、布帛、妇女服饰及家具行销于全欧。金属工业虽发展很迟，也在进步。当时还被称为蒙塞尼的勒克鲁左已经是个模范工厂，有最新式的设备；当代铁业大王底特里希在其下阿尔萨斯具有英国式装置之熔炉与炼铁厂中，雇用了数以百计的工人。1791年波尔多船主波拿斐有船三十艘，家财一千六百万锂。这并不是一个例外的百万富翁，类此情形实在很多。在里昂、马赛、南特、哈佛尔及卢昂等地，都有很大的富豪。
经济发展既如是之速，故当路易十六时，银行的数目大量增加。巴黎的贴现金库已在发行钞票［16］，有如今日的法兰西银行一般。资本开始结集而组成合股公司，如印度公司，火灾及人寿保险公司，巴黎水公司。蒙塞尼冶金工厂也增加了股份。在交易所中，股票价格与市政厅担保的债券并列［17］，激起了很活跃的投机买卖。已有人在做远期交易。
1789年时，用在公债上的年达三亿锂，占全国收入总数的过半数。包税人集团替国王征收各种间接税、助税［18］、盐税、烟税、印花税等；它的领袖人物是当时第一流的金融巨子，生活务为铺张，和最阔绰的贵族争胜。在资产阶级之间，商业流通量很大。经纪人职位的价格一年中增加一倍。内克说：法国几拥有全欧洲近半数的现金。商人从负债的贵族手中买来土地。他们建筑宅邸，请最好的艺术家来装饰。包税人在巴黎郊外都有别墅，如同大贵族一般。城市改观了，富丽了。
人口的急速地增加，商品、土地及房屋价值的不断增高，显然表示国家已日见富裕。法国有二千五百万居民，已二倍于英国或普鲁士。生活之舒适渐次由大资产阶级及于中层与下层资产阶级。人民的衣服饮食都比昔日好。教育尤其在推广。平民的女儿一穿上裙子，购买钢琴，即被称为“小姐”。消费税的增加即为生活舒适之明证。
这次革命并非爆发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反而是在一个正在极度繁荣的国家里。贫困有时可以引起骚乱，但不能造成伟大的社会激变。社会的激变往往是起于阶级间的不平衡。
资产阶级当然握有法国财富的最大部分。他们仍在不断发展，而特权阶级已日趋衰落。资产阶级的壮大使他们更深切地感觉到他们所处的法律地位的低下。当其母亲在格累诺布尔剧场观剧被贵族赶出她所定的包厢之日，巴那夫即变成了一个革命党。罗兰夫人老怨诉她和她母亲被留在封特内堡吃饭时，只能在厨房里吃。究有多少人因伤了自尊心而变成旧制度的敌人呢？
握有金钱的资产阶级也握有精神上的权力。出身于这一阶级的文人们逐渐摆脱贵族的牢笼。他们现在是为读他们的作品的大众而著作，他们要顾及大众的嗜好，要拥护大众的要求。他们的讽刺笔调不断地讥刺着旧社会所赖以存在的一切观念，尤其是宗教观念。神学争论既已动摇了人们对于传统人物的信仰，因而使他们的工作得到了特殊的方便。冉森派与教皇派之争［19］，使“哲学”有隙可乘。1763年之禁止耶稣会，就是推倒了足以认真抵抗新思想的最后的壁垒。宗教生活再没有什么吸引力。修道院中的人数在逐渐减少，信士虔诚的捐款也为数甚微。改革派从此得到了胜利。高级僧侣也不大抗拒。宫廷中的司教倘有虔诚之名，反自以为玷辱。他们也要来传布新思想。他们在主教区里也想来过问行政。他们的热情再不是追求天国之福，却是尘世之福。从事宣讲及著述的人一致具有实利的理想。传统的信仰只是作为愚昧与出身微贱的当然陪衬物而保存在普通人心中。就是牧师们也读《百科全书》，并深染有马布雷、雷那尔及卢梭的思想。
颂扬哲学家之胆大敢言的大贵族们，没有一人曾注意到宗教观念就是当日社会制度的关键。自由批评一旦发达，就会满足于嘲笑迷信而已吗？它攻击那些最受尊重的制度。它把怀疑与讽刺传布到各地。可是特权阶级似乎不了解这一点。波利涅克夫人的密友服德鲁伊伯爵曾使《斐加罗之婚姻》这出戏在他的冉内威伊埃堡中演出，虽然这是一出讽刺贵族最尖刻最胆大的戏。马利·安朵瓦勒特硬使这出一直被禁的戏出演于法兰西剧院。革命在其见诸事实以前，早已深入人心；在造成革命的人物之中，无论如何该把这批最先为革命所牺牲的人也算在里面。
这次革命只能从上层发动。眼界不能超出自己行业范围的劳动人民还不能做革命的主动者，更不能领导革命。大工业刚开始。全国各地工人都不曾有严密的组织。见于行会名册而隶属于行会的工人又分为彼此对敌的同业工人组合，多注目于小事件的争吵，难得联合一致来对付雇主。况且，他们自己有变成雇主的希望与可能，因为小规模手艺仍是当时工业生产的正常形式。至于那些开始被雇用在“手工工场”中的人，很多是农民，他们认为他们所得的工资不过是补助他们在农业上的收入而已。大部分工人对于给他们工作的雇主是恭顺而尊敬的，以致在1789年时，他们把雇主当作他们当然的代表。工人们确曾埋怨他们的工钱太少，据工厂检查员罗兰说，当时工资的增涨实不如物价那么涨得快。有时候工人也有骚动，但他们始终没觉得他们在第三等级中还能自成一个明显的阶级。
农民是负荷这个社会重负的牲畜。什一税、现金及实物地租、力役、王家税、军役，所有这一切都落在他们身上。领主的鸽子及猎获物可以任意蹂躏他们的收成。他们住在盖着茅草的土屋子里，有时连烟囱也没有。唯有过节时才能吃到肉，生病时才可以尝点糖。较之今日的农民，他们是极端贫苦的，可是他们的境况比起他们的祖先，比起他们同时代的兄弟们，如意大利、西班牙、德意志、爱尔兰及波兰的农民，却要好些。由于力作与省俭，其中有些也能购置一点田地与牧场。农产品价格的高涨促成他们之开始解放。不曾获得丝毫土地的农民才是最可怜的。他们痛恨贵族之瓜分公地，痛恨公共牧场及拾遗穗权之废止，因为这就剥夺了他们根据原始共产制所能得着的一点收入。靠做短工过活的人也是很多的，他们时常失业，不得不到一个一个田庄去找工做。他们和游民乞丐几乎是难于区分的。从而产生一群不断和税吏对敌的偷运者及卖私盐的人。
工人和农人受压迫过甚的时候，也有时能爆发突然的起义，但他们找不到改造社会的途径。他们才开始识字。可是，有牧师及当地律师来启发他们，牧师倾听他们的苦恼，律师则依法保护他们的利益。牧师们读过当时的出版物，知道大僧侣们在华丽宫殿中过着无耻的生活，而他们自己却在穷苦中度日，在过去，他们会劝他们所牧的羊群忍受，但在现在，他们却把自己所充满的愤怒与辛酸灌输到农民的脑子里去。律师因职业关系，不得不去研究封建制的旧文件，因而对于那些财富与压迫所根据的陈旧契卷，自能予以估价。巴贝夫之所以轻视财产，即因其曾为执行封建制律师的职业。他怜惜农民，只因贪婪的领主曾雇用他来整理旧文件，要在农民身上榨取久已忘却的租税。
批评工作这样地在暗中进行，早已为革命做了准备工作。穷人们既已受了这些不满足者的鼓励与引导，只候时机一到，一切积愤即可使他们揭竿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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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死手农奴系指永远附着于土地而不能自由处理其产业的农奴，意即绝对农奴。
［2］英译注：此时期中之锂（livre）是种不足五克重的银币，其价值略轻于初行十进位时的法郎。鎍（Sou）为一巴黎造锂的二十五分之一，而锝（denier）为一锂的二百四十分之一。当时之银□钅矣（ecu）等于三锂，金路易（路易十三时始铸）约合二十四法郎。中译者按：锂在当时已非通用的货币而只是一种计算的标准，有如我国以前的纹银两。通常一锂等于二十鎍，一鎍等于十二锝。
［3］红皮书是路易十六的秘密记录，专载他所付的年金及秘密赏赐，凡三大卷，以有红羊皮封面故名，1792年8月10日事变后始在凡尔赛宫中发现。
［4］门第悠久的贵族是根据旧封建制度之军事性而产生的，故称佩剑贵族；资产阶级之得以变为贵族，是由于共尽力王室之职掌而产生的，故称穿袍贵族。
［5］英译注：法院一辞不可译作国会，因它是法庭，而非立法团体。但是它们并未忘却其来源即cour-le-roi，有管理立法、司法及财政事务之权，但其权力后来分散于国务会议、法院及国家管理财政之各部；唯因其对于法律有审核、注册及反对等权，遂自命为民意机关，虽不能超过国务会议的权力，但可与之对立。中译者按，当革命时全国有此种法院十三处，唯以巴黎法院最为重要。
［6］英译注：“御临法院”即指国王之出席法院，在这严肃的时候，国王坐在华盖下一堆椅垫上。中译者按，当法院拒绝注册法令时，如经“御临法院”之举，即须予以登记。
［7］英译注：财务法庭之主要职责在管全国财务，审核公款账目及经理王室产业。它有权管辖一切涉及财务行政之民刑案件。
［8］英译注：捐税法庭管辖一切有关捐税征收之案件，并接受地方法庭对此类案件之上诉。
［9］英译注：哲学家系指宣扬“启蒙”理论及反对启示宗教的著作家，尤指与狄德罗及达郎贝尔之《百科全书》有关的一派。
［10］即著名的斯塔厄尔夫人，其夫为瑞典驻法大使斯塔厄尔·好斯敦男爵。
［11］巡按使：在黎塞留以前，已有派遣枢密官到各省代国王处理各种政务之举，黎塞留当政时，常用这种方法去干涉地方政权，但仍是暂时性质。路易十四时才定为常设职，而称之为“警务、司法及财政之按察者”。中央利用他们来剥蚀割据的封建力量，因而其权力逐渐扩大，以至兼管军事及地方建设等事。
［12］英译注：枢密官处理王廷会议所提出之案件。除其他职权外，他们须拟具报告，以为此会议讨论之根据。
［13］英译注：税区系巡按使所管辖之财政区域，此类区域原先由称为“财政总监”（Generals of
Finance）的官吏管理，故称共辖区为Generalite。
［14］“财务总理”原系财政及商务主管官，其职权逐渐扩张而及于农工业及交通方面，中央派出的巡按使直接受他管辖，当时中央各机构之重迭与抵触幸赖有他之调整而略增行政效率，因而其职权有类宰相，并不限于有关财政之事件而已。
［15］Commune旧译作“公社”或“自治区”。它含有自治及市的意义，而无大小的限制，可指最大的城市与很小的村镇，与我们通常之所谓市不同，一般以译作“市”为妥，有时宜译为“市镇”或“乡镇”。当革命初起时，全国有六万六千多个这样的市乡。
［16］贴现金库是一个类似银行的贷款金融机关，1776年杜各所创，次年发行钞票。最初杜各想使它尽量与政府无关，但因政府向其贷款之故，逐渐与政府发生了密切关系。
［17］英译注：此债由政府发出，以巴黎市府收入作担保。
［18］英译注：助税系指消耗税，尤其是用于酒与鼻烟等类。
［19］冉森派以共创始者冉森（Cornelius
Jansen，1585-1638）而得名，虽仍属旧教中之一派，但其主张不见容于正统派旧教，传入法国后，与耶稣会教士争论最为激烈。
第二章 贵族的反叛
第二章 贵族的反叛
要控制这种业已显露的危机，须有一个足以领导王政的国王。现在的国王却是路易十六。这位仪态平庸的胖子，唯有在宴会、狩猎或在锁匠加曼作场中，才得快活。用心思的工作使他疲倦。在国务会议席上他会打磕睡。不久他便成了轻浮儿戏的廷臣的嘲笑目标。在他的召见室中，就有人指摘他。他竟容忍夸尼公爵因减少了津贴而在他面前吵闹。他的婚姻给酷辣的嘲笑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他娶的是马里亚·得里萨的女儿，是个美丽、轻率而喜卖弄风姿的女人。她只知不顾一切地去享乐。在歌剧院的舞会中，可以看见她在那儿毫无顾忌的狎昵举动，而她的冷淡的丈夫却留在凡尔赛。就是名誉最坏的廷臣如洛宗或艾斯特哈程等的殷勤，她也接受。有人以为美丰姿的王家瑞典卫队长腓森是她的情人，并非无因。据说路易十六在举行婚礼后有七年不能完成婚姻，最后还是亏得一位外科医生的手术。西江月一类的讽刺歌辞很是流行，尤其是在迟迟地生了太子以后。讽刺的辞曲由贵族社会而传到资产阶级以至民间，王后的名誉在革命以前早就完了。冒险家拉摩特伯爵夫人本系查理第九的私生子之后，竟使红衣主教罗盎相信她可以替他取得马利·安朵瓦勒特的垂青，只要他能够帮助她买一副她那吝啬的丈夫所不许她买的华贵的项链。这位红衣主教在凡尔赛树林后面月光下和一个女人会了几次，以为便是王后。由于项链价未付引起了珠宝商波麦的控诉，这一奸谋便暴露了；路易十六没加考虑即诉之于巴黎法院，以求挽救他那受损害的名誉。拉摩特伯爵夫人虽定了罪，但这位红衣主教却在普遍喝彩声中被开释了。这个判决无异表示：认为法国王后容易受诱惑一事并非犯罪。由于警务厅的劝告，马利·安朵瓦勒特从此不到巴黎去，以避免示威。就在这时，即1786年，斯特拉斯堡造币厂铸了一批金路易，在国王像上面，加上了一个表示凌辱的角〔译者按：意即讥刺王后之不贞〕。
此种情况激起了亲王们继承王统的希望。王后对廷臣们显有偏袒，对某几个大家特别施惠，因而激起其他廷臣的不满；国王的两个弟弟亚多瓦·伯爵及普罗温斯伯爵，和他的从弟奥尔良公爵，都在利用这种不满来在暗中图谋。狄奥多尔·得·拉默说，普罗温斯伯爵的情人巴尔比夫人有一天曾对他说过：“你知道，他们在酒馆里换钱的时候，说了些什么涉及国王的话？他们把一枚□掷在桌上说：‘把这醉汉给我换了。’”这不过是试探拉默看有无更换国王的机会。拉默相信有些亲王在计划着要巴黎法院宣布路易十六无能统治。
然而国王却什么也没有听见，什么也没有看见。他廿愿屈服于裙带的控制，在改革派与腐化派之间举棋不定，总在为人家的意见所左右，尤其是在精神上日益宰制于他的王后的意见。他这左右不定的政策使一般不满情势更趋严重。服布兰的话说得真是不错，他说：“在法兰西推翻政府的往往是国家的元首及其大臣。”
对于危害当时统治的弊端之最尖刻的批评，已见于杜各、马勒则柏、卡伦、布里盎及内克这些大臣们所颁的命令的序文中。这些命令经牧师在讲坛上宣读。最下层的社会也知道这些命令。看来必须改革是已经国王肯定了的。可是当预定的改革未能立即实行或只能部分实行时，则在感受弊端的痛苦之外，又加上对改革的幻灭。由于杜各曾有令取消力役而未能实行，故农民更觉力役之繁重。在这时候，缅因的农民根据大臣的诺言拒绝缴纳威布累侯爵的地租，包围了他的住宅，迫他逃走了。内克使王室领地境内的死手农奴废除了，于是在仍有农奴的贵族僧侣地产中，农奴更觉痛苦。马勒则柏曾废除刑事案中用酷刑的预审，因而“初审”制更显得不公平。1778年内克使柏里及上基盎两税区成立省议会，似乎意在限制巡按使的跋扈；结果却只掀起对代议制的奢望，因为这两个议会的议员是任命的而非选举的，实际上只是一个讽刺。这只是用削弱权力的方法打击了巡按使，于王权并没有什么好处。一切其他不彻底的改革也是如此。这些改革徒然增大了不满而使之显得理直气壮。
于是不免出现这样的现象：在自由主义的命令之后，马上继之以纯封建精神的反动措施，而且此类措施反能见诸实行。著名的1781年条例规定以后为军官者在其入军事学校之时，须有四种贵族世系的纹章之证明；这自然会影响此后陆军之不能称职。贵族的特权愈受威胁，他们便愈要想方法来保全它。他们不但在陆军职位上排斥平民，就在司法界及高级教职上也是如此。他们虽然赞赏《斐加罗》那出戏，同时却在增强他们的垄断。
假如国王不是路易十六，另换上一个人，能够挽救这个困难局面吗？也许可以，但说不一定。波旁家在剥夺封建贵族的政治势力以后，务以滥施恩泽来安慰他们。路易十四及路易十五都把贵族看成眩耀自己光荣的必需品。他们把贵族的特权和他们的王位联牢在一起。路易十六不过是依照已有的传统而已。倘使他要有真正的改革，便非和特权阶级发生生死的冲突不可。只要一和他们接触，他便退缩下来。
当时财政问题支配了一切。要改革，便非钱不可。当全国在繁荣的时候，国库则日见空虚。要充实国库，只有在特权阶级身上想法，且须得各法院的批准，这些法院却不愿为国家福利而牺牲其成员的私人利益。问题愈是迁延不决，则国库愈亏空，阻力也愈大。
在路易十五朝的末年，几已陷于破产之境。多亏方丈忒累的断然处置才免过这灾难，使旧统治再延长二十年。忒累去职以后，又是成千成万地浪费。财政大臣很快地一个换上一个，其中并无一人是财政家，就是内克也不过是个会计师而已。有的只在王家用蜡烛头上节省。有的徒然使廷臣们不满，而于国库无补。赏赐的数目则在增加：吉内公爵女儿结婚是十万锂，波利涅克伯爵夫人还账是四十万锂，她女儿的奁赠是八十万锂，亚多瓦伯爵的债务是二千三百万锂，国王购置蓝布伊野堡是一千万锂，王后购置圣克路堡是六百万锂等等。如果以之和参加美国独立战争的战费相比，这些又只能算是小数目了。据估计，法国这笔战费达二十亿锂！为着应付这个支出，内克曾到处拚命借款。利息甚至高到10%或12%。他那著名的《财政报告书》欺骗了全国［1］，在这里面他捏造说有剩余。他的目的只在得到有钱出借的人之信任，却不料这么一来反使各法院有辞可借，说税收制无须彻底改革了。
战争结束后，巧妙的卡伦在三年之内，竟有方法于旧债之外又增加新债六亿五千三百万锂。圣主不必量入为出，但须量出为入，这已成了格言。1789年时债务已达四十五亿锂。在路易十六统治的十五年之中，增加了三倍。路易十五死时，每年用于债务者达九千三百万锂；到1790年时则年需三亿锂，当时的收入预算不过是五亿锂有零。任何事件都得有个了结。卡伦到此不得不向国王承认他已陷于绝境。他的最后一批借款，是费了大力才得到的。他将新设官职出卖，实行改铸钱币，增加官吏的保证金，出卖王室土地，在巴黎四周多设税卡，令包税人根据未来所收税款预缴二亿五千五百万锂，借口增收保证金再向贴现金库借七千万锂；可是，用尽这种种方法，仍不免于亏空一亿零一百万锂。加之，因为荷兰问题有普鲁士的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2］。陆军部长要求战费来保护这个小国的爱国之士，因为国王曾允许援助他们以抗普鲁士。
卡伦已被迫到无路可走。他知道再不能在已有的税收上增加，这些税收在不及十年之中已增加一亿四千万锂。好些法院已在公开和他斗争：巴黎法院反对改铸钱币，波尔多法院则因吉伦特河滩地财产权问题，累内法院则因烟草问题，柏宗松及格累诺布尔两法院则因暂时用现金以代力役的问题。当然这些法院对于任何新债或任何新税都不会予以注册的。
卡伦仍是鼓起勇气硬干。1786年8月20日，他觐见了国王说：“倘使要保持国家的安全，零碎办法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将整个根基改造才可使之免于倾毁。……加税已不可能，老借债只是毁灭，单注目于经济改革是不够的。唯一可取的途径，唯一真能使国家财政上轨道的方法，就是清除国家组织中的一切有害的东西，始可使国家有生气。”
当时的税收是病民而又收入少，因为分配不均之故。在原则上贵族应缴念一税［3］及人丁税的，僧侣则可免除。唯农民才缴军役税［4］，征收方式视其隶属于直隶税区或派管税区［5］而不同，有时按不动产征收，相当于今日法国的地产税，有时按人征收，相当于今日的动产税。有些是免税城市，有些是定额城市，有些地区则已一次把应缴之税赎清；总之，情形是很复杂的。盐价依人依地而不同。僧侣、特权阶级及官吏仅付本值，因其有免纳盐税权。离盐池盐矿愈远的，则盐税愈重，查核亦愈严。
卡伦主张减轻盐税及军役税，取消内地关卡税，另以新税收入来使预算平衡，即用土地税来代替念一税。不过念一税是征收现金的，而土地税是按全国土地出产征收实物，僧侣、贵族或平民的地产均不能免。这便是纳税平等。贴现金库则改为国家银行。不曾有省议会的地方一概设立省议会，“以便重新分担国用而免不平与独断之弊”。
象这样广泛的改革，要想在各法院注册自不可能，只得将其提出于贵人会议来通过。由国王选拔出来的贵人而会反对他的意志的例子在过去还不曾有过。可是，一百年来，人们的心理己完全改变了。
1787年2月22日贵人会议开幕，其中包括有七位王族亲王，三十六位公爵及其他贵族或元帅，三十三位法院院长及检察长，十一位主教，十二位国务大臣，十二位直隶税区代表，二十五位大城市市长或邑长，再加上其他人员，共一百四十四名，都是因服务有成绩或职责重要而被选的。卡伦在会议席上绝妙地指谪了整个财政制度：“在这广大的王国里，要想动一步，就要抵触到各种不同的法律、彼此矛盾的习惯、特权、免税权、免缴权以及各种不同的权利与要求；整个的不调和使行政复杂，行政工作困难，行政机构不灵活，到处多耗金钱而无秩序。”他彻底地攻击盐税，“这种税之负担是如此不公平，有时甲省人负担竟二十倍于乙省，征收又如此严厉，以致一提及盐税即令人变色，……这种税收事实上有五分之一为征税手续上所耗去，且易启人偷运之心，因而逐年有五百户人家的家长被判处徒刑或苦役，每年被捕案达四千多件”。他在批评这些弊端之后，接着说明他所提出的改革。
这些贵人是属于特权阶级的。因法院中人示意而散发的许多小册子嘲笑他们，讽刺他们，说他们会屈服。他们于是倔傲起来以表示其独立性。他们并不说不愿纳税，只对这骇人听闻的亏空数字表示忿怒。他们说，四年前内克在其著名的《财政报告书》里曾说收入是超过支出的。他们要求交出预算所根据的账目。他们要求，国库情形每月应有报告，收入及支出总账每年应印出来交财务法庭审核。他们攻击年金赏赐之滥。卡伦为自辩起见，指出内克《财政报告书》中的错误。内克出来答辩，被逐出巴黎。整个贵族阶级，无论是佩剑的或穿袍的，都冒火了。谩骂的小册子在毁坏卡伦。米拉波也来凑热闹，出版了《揭露投机》，说卡伦在交易所中用公款投机。卡伦本是可非议的。他负债，他有情人，他所接近的是些不大清白的人物。爱斯巴涅克方丈在印度公司股票上投机的案件恰被举发。卡伦也被牵涉在内。因而特权阶级不费大力便制服了这位要改革的大臣。他虽取攻势，但已无用。他要热毕埃律师起草一个启事刊了出去，极端攻击贵族的自私，同时又诉之于舆论。启事在荃国散布更增加仇人对他的怨怒。他所希望的舆论却无所动作。债券持有人仍在保持不信任态度。改革案虽是用以取悦于资产阶级的，但他们并未将其重视。难于理解这场争吵的普通人民更是冷淡。真相已在他们面前显示出来，且使他们惊愕，他们须有长时间来考虑。巴黎虽很激动，但自始只限于上层阶级。贵人会议中的主教们要求把卡伦撤职。路易十六虽不愿意，卒至屈服，而以王后所提出的土鲁斯大主教洛默尼·得·布里盎继任。特权阶级又安心了，但他们受了一场惊吓。他们要对付卡伦。巴黎法院根据亚德里安·杜波尔的提议，下令追究他的舞弊案。他的唯一办法是逃往英国。
布里盎利用一时的松懈情绪，得到贵人会议及法院的同意，用终身年金方式举债六千七百万锂，始得暂时避免破产的危险。这不过是暂时的休战！事实迫着布里盎仍然要采取他所继承的前任的计划。他比卡伦更有毅力些，他企图破坏特权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结合。他设立省议会，其中第三等级代表数目等于两特权等级代表数目的总和。他不顾僧侣的忿怒，恢复新教徒的公权。他把力役折合成现金。最后他要僧侣及贵族担负不动产税。贵人会议马上起来反对。其中七组，只有一组采纳这个新土地税计划。其他各组宣称无权赞同。这无异说是要诉诸三级会议。拉法夷脱更进一步。他主张仿照美国国会制召集国民议会，并须有保证定期召集此会的宪章。倘使布里盎的胆量亦如其智谋，他就该赞同贵人的愿望。在这1787年5月间，当王室威望尚未损坏的时候，果能自动地召集三级会议，无疑地可以巩固路易十六的权力。特权阶级也会作茧自缚。资产阶级会了解改革诺言是有诚意的。可是路易十六及宫廷都害怕三级会议。他们想起了马塞尔［6］及旧教同盟的事件［7］。布里盎宁肯解散贵人会议，遂使最后避免革命的机会错过了。
自此以后，司法界贵族所领导的贵族反叛就不可收拾了。波尔多、格累诺布尔、柏宗松等法院反对恢复异端公权及设立省议会的命令，它们怕有省议会与之竞争。它们巧妙地提出理由说，这种由上任命的议会不过是政府的委员会而已，本身无独立资格；它们要求恢复那久已不曾召集过的旧封建制的三级会议。
布里盎下令，凡请愿书、收据、通启、新闻纸、张贴等都要贴印花，首先是巴黎法院，继而是财务法庭与捐税法庭拒绝注册这一命令，因而很得民心。同时，7月16日，法院又要求召集三级会议，并谓唯三级会议始有通过新税之权。法院又推翻了关于土地税的法令，攻击宫廷的浪费，竭力主张节流。8月16日，国王在御临法院席上把这种反对克服了，但在第二天，法院认为前一日的注册为不合法而予以取消。巴黎法院因为此种反叛行为而受到逐放于特罗瓦的处分，但各省的法庭都已激动起来了。资产阶级亦随之而起。法院中人好象是在维护国民的权利。他们被视为祖国的英雄。人民把他们抬着游行。律师和工匠们混合一起在街上已开始了无秩序的行动。全国各地都有要求召回巴黎法院的请愿书送达到凡尔赛来。
法院中人虽然得着民望，心里究竟有些不安。他们之所以要求召开三级会议，不过是想以此为手段来使穿袍或佩剑贵族及僧侣不受财政改革的牺牲而已。其实，他们并非真要召集那个不会受他们控制的三级会议。假使依照拉法夷脱的主张，以后三级会议须按期召集，则法院的政治作用便会消失。于是在幕后进行交涉。布里盎取消印花税及土地税。法院则允许延长两种念一税以为补偿，其征收系“无任何特免或例外”。这样妥协下来，法院将其注册以后，于9月19日在焰火欢声中回到了巴黎。
不幸这两种念一税的征收尚需时日，不足以应国库的紧急需要。虽然布里盎不顾王室诺言，弃荷兰爱国志士于不顾，却仍免不了破产的威胁。于是不得不再要求法院允其举债四亿二千万锂；答应在五年之后，即1792年时，召集三级会议。斗争又开始了，并且更来得凶。11月19日国王命令把这笔借款注册，奥尔良公爵胆敢对他说这是非法的。次日，奥尔良公爵被放于威勒·科特累，他的两个朋友而为法院法官的萨巴迪埃及佛累朵则被禁于图兰堡。法院要求将他们开释，1788年1月4日法院根据了杜波尔的动议，通过了反对密札制［8］的公诉状，且不顾上谕之禁止而赓即再度提出。在4月间，法院更趋激烈，竟至使最后一次公债的债权人感觉不安，使纳税人敢于拒纳新的念一税。这一次路易十六可恼了。正当法院人满之时，他下令逮捕躲在那儿的瓜斯拉尔及杜发尔·得斯普累默尼尔两法官，并且批准掌玺大臣拉麻仰所拟消除法院阻力以改革司法制度的命令［9］。命令规定：设立由高级官吏组成的全能法庭，代各法院注册国王所下的一切命令。法院原先管辖的民刑案件，多数不再属其管理。这些案件此后由四十七个大司法区管理，使诉讼者易于接近法庭。许多特种法庭，如盐仓庭［10］、派管税区庭［11］、各财务裁判所等［12］，一律取销。刑法也改良得更合于人道，废除初审制及囚凳反诘制。这一改革，较1770年摩普为大法官时所试行的要彻底得多。倘使这些改革实行在九个月以前，即在流放巴黎法院于特罗瓦之前，也许可以成功。大司法区的建立并未遭到一致的反对。路易十六向全国揭露司法界贵族之侵蚀其权力似乎引起了回响。可是自从11月19日的御临法院及奥尔良公爵之遭受打击以后，斗争已不限于政府与法院之间了。一切其他不满分子，已围绕着这个才发生的斗争表现出来，团结起来。
一个崇美派、崇英派或称爱国派的党已经出场了，它的分子不仅有高级贵族及大资产阶级，而且有法院中人，如杜波尔及佛累朵。它的领袖会集在杜波尔或拉法夷脱家里。在这些集会中，有方丈西耶士、法院院长勒俾勒迪埃·得·圣法若、副检察长艾罗·得·塞舍尔、法官雨格·得·塞蒙威尔、方丈路易、厄基养公爵、拉默兄弟、康多塞侯爵、米拉波伯爵、银行家克拉威埃与潘硕等。在他们看来，三级会议还不过是个初步。他们要把法国改为一个立宪而行代议制的君主国。他们要消灭大臣的独断。美国思想已流行于俱乐部、为数已多的文学会及咖啡店中，据法官萨利埃云，这些场合已变成“民主思想及起义的传习所”。继贵族之后，资产阶级也动起来了。在累内，布勒塔尼爱国会推举贵妇为领袖，她们以被称“女公民”为荣。爱国会在一个饰以爱国标语的大厅中开讲演会，依照古典时期的办法称这会场为“祖国之庙”。
领导权仍是在司法界的贵族手中。他们向各省通信人发出同样的命令：阻止设立新的上诉庭及大司法区，实行法庭罢工，遇必要时可制造纷乱，要求召集三级会议及旧省三级会议。这个纲领已逐一实行了。因得有无数律师之助，各省法院组织了反抗。它们发布抗诉书及惊人的法令而激起了乱子。示威接连发生。佩剑贵族也多与各法院团结一致。宗教界贵族亦继之而起。僧侣会议将所应缴的捐助金减去四分之三有余［13］。这个会议也反对设立全能法庭，称之为“循私足使全国恐怖的法庭”（6月15日）。第戎及土鲁斯发生了骚乱。在归入法国版图较迟的边境各省，其激动有类暴动。在柏阿省，波城法院院址被武力封闭，法院即攻击此举为违反昔日的归附条款。乡村居民因受三级会议中贵族的鼓动，围攻巡按使官邸，以暴力使法院中人复位（8月19日）。
在布勒塔尼省，由于驻军司令官迪阿、尤其由于巡按使柏特朗·得·摩勒威尔的懦弱及同谋，骚乱更得自由发展。布勒塔尼的贵族要与仍然忠于国王的军官决斗。在5、6月间，军队与示威者常常发生冲突。在罗兰所称为工业最发达的多斐内省，第三等级起主导作用，但已与特权阶级一致。法院被逐出于其院址以后，宣言如果政府的命令定要执行，则“多斐内省即自认对国王完全无忠顺的义务”。6月7日，格累诺布尔城居民从屋顶上抛瓦把军队驱走，然后在当当钟声中把法院中人护送回院。在这“抛瓦日”以后，省三级会议于7月21日不待王命而自动集会于威济尔堡，这堡是属于大实业家佩里埃家的。这个驻军司令所不敢解散的议会，采纳了律师木尼埃及巴那夫之意见，议决此后第三等级代表数目加倍，表决权应以人为单位，而非以等级为单位。最后它邀请与他省联合，宣誓在未召集三级会议以前不纳税。这些威济尔决议案深得人民称赞，立刻变成了当时爱国派的共同希望。
布里盎如欲战胜这正在扩大的叛乱，除非他能够破坏第三等级和特权阶级的结合。他在这上面尽了最大努力，使林格、里发罗尔、方丈摩累勒等和布里索及米拉波等对打笔墨官司。7月5日，他宣布要召开三级会议，8月8日他把召集期定在1789年5月1日。可是已经迟了！由他建立的而且人选是经他同意的那些省议会，对他也不恭顺。有些竟否决他之加税主张。奥维涅议会受拉法夷脱之推动，发出锋利的抗诉书，引起国王的严重斥责。拉法夷脱在军中的职务也被撤销。
要平服柏阿、布勒塔尼、多斐内诸省的叛乱，必须靠军队。可是由反对政府及其改革的贵族所统率的军队并不认真去打，甚至只向空中开枪，如在累内一般。有些军官则提出辞职。
布里盎的致命伤还是因为没有钱。各法院的抗诉及国内的骚乱破坏了税款的征收。各种救急方法都用尽了，如动用伤兵院的基金，医院及救济风雹灾难民的捐款，宣布贴现金库钞票强制行使等，最后布里盎仍不得不停止国库付款。他是失败了。因为自知为司法界所恨而一直在保持缄默的国债持券人也踉着贵族及爱国派嚷起来了。路易十六牺牲了布里盎如其牺牲卡伦一般，只好屈服而再起用曾被其撤职的内克（1788年8月25日）。国王已不复能自由选用大臣了。
这位日内瓦银行家觉得自己是一位不可少的人物，便提出些条件：引起起义的拉麻仰司法改革案应该取消，各法院应恢复，三级会议应在布里盎所规定的那一天召集。国王只得接受这一切。贵族的叛乱使国王屈服了，却为革命铺好一条道路。
在巴黎的多斐内广场上，人民在狂欢中先后把布里盎及拉麻仰的像拿来烧毁。接连是几天的示威，而且变为骚乱。有许多死伤。恢复了的法院不特不扶助当局，反责其不应高压，并传讯警卫司令，使其离职。司法当局是在鼓励骚乱，因而削弱了国王官吏的权力。他们没想到他们自己不久就会变成这个被解放的民众力量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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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克得到国王的同意，于1781年2月19日发表其有名的《财政报告书》，全书一一六页，报告政府收支情形，这是法国历史上所不曾有过的事。据他的估计，在正常状态之下，每年收支相抵，应可剩佘一千万锂。
［2］1787年6月荷兰民主派得法国之助逐其执政者，卒因普鲁士之干涉而失败。
［3］英译注：念一税在原则上是按全部收入征收，实则只征及其几种收入。
［4］英译注：军役税为国家收入主要来源之一，目的原在军用，贵族之职业本为从军，故可免除。僧侣也得免除。
［5］原注：“派管”意即征收，派出者（elu）在巡按使监视下征收税款。译者按：直隶税区即其地方议会有决定如何征税之特权，而派管税区则由中央政府派员决定之。
［6］马塞尔系巴黎商会会长，为1355年及1357年三级会议中的主要人物，1357-1358年领导巴黎市民起义反抗政府。
［7］英译注：指法国宗教战争时1576年旧教徒所组织的神圣同盟，居伊茨家欲用以推翻亨利第三而自取王位。
［8］英译注：“密札”系由国王发出而由国务大臣副署之密封文件，共中的命合是关于个人的，——往往是下狱命。中泽者按：萨巴迪埃及佛累朵之被捕，即是由于密札，故法院有此决议。
［9］当时的掌玺大臣亦即大法官，为全国司法系统之主管，且兼可检查出版及干涉大学等文化机关。
［10］英译注：盐仓所在地即有盐务法庭，职司一切有关盐税案件。
［11］每一派管税区由派管人组成一种会议，分派各教区应担负之税额，并判决因征税而发生之案件。
［12］英译注：财务裁判所管辖有关王室土地，某些税收及公共建筑案件；但到1789年时，其职能多已废弛，因而其位置实等闲曹。
［13］僧侣虽有免税权，但有时决定以巨款献给国王，称之曰“自愿礼物”，往往以此为向政府有所要求的交换条件。自1715年至1788年，共有二十二次，平均每年在四百万锂左右。
第三章 三级会议
第三章 三级会议
贵族和爱国派的结合是颇为不易的，当其与政府专制对抗时尚无显著的裂痕，一旦布里盎倒了，即起分裂。贵族不久被称为贵族派，他们所希望的国家改革是恢复昔日的封建实况。他们希望保证第一二两等级在外表上及实际上的特权，恢复他们在前一世纪中被黎塞留、马萨林及路易十四所夺去的政治权力。他们所能同意的不过是将来负担纳税义务而已，即此还不是十分情愿的。他们以为仍然是在投石党及累茨红衣大主教的时代［1］。国民派或爱国派所主张的恰恰相反，他们想把可憎的过去之残余一扫而光。他们不希望在打倒专制以后而会代之以贵族寡头政治。他们注目于英、美。公权、司法及赋税上的平等，重要的自由权及代议政府，这些便是他们一贯的要求，这种声浪日渐扩大以致成为一大威胁。
内克原是银行家特吕松的书记，在1763年条约的前夕因在英国公债上投机而发了一笔财，不过是个要虚荣而平庸的暴发户，他要敷衍一切党派，尤其是主教们，因为他自己是个异端，故渴望和他们妥协。他从巴黎的公证人及贴现金库替国库借得几笔款子便以为满足，放过了应当进行斡旋的机会。他是不敢斗争的。他虽允许召集三级会议，但不敢立即颁布召集的法规。特权阶级自然坚持保存旧规定。和1614年最后一次召集三级会议时一般，每一司法区——即每一选举区——的三个等级各举一名代表，不管各地在人口上及重要性上的差别若何。贵族与僧侣要分开讨论。倘非三级一致同意，任何议决均无效。爱国派愤然攻击这个旧制度，认为此制一行，则改革会永远无期，三级会议会失败，一切弊端会仍然存在。但是法院中人却赞成这个制度。在1614年的三级会议中，代表城市的是垄断市府人物的代表，代表直隶税区的则由地方三级会中选出，人民是不曾过问的。农民是没有人去理会的。如果保持旧形式，则第三等级的代表会以律师及新兴贵族占多数。感觉棘手的内克在犹豫不决。
巴黎法院利用其犹疑不决而先着一步。9月15日法院通过一案，谓三级会议之“召集与组织应合于1614年的方式”。爱国派谴责此案是背叛行为，开始攻击司法界贵族。服尔内在《人民前哨》中说：“这是贵族的专制，他们凭借其高级法官的地位，用修改或解释法律的方式来任意规定公民的命运；他们任意自创权利，自以为是订法律的人，其实他们不过是行使法律的人而已。”从此第三等级的笔尖开始揭发法官的贿赂与世袭制以及讼费的弊端，并且否认这一官僚集团有审查或修改法律之权。他们敢于向法院宣言，三级会议召集以后法院只有屈服，因为国民的权威会比国王大，会更能使人服从。舍尼埃宣称，司法裁判所较宗教裁判所更可怕。巴黎法院害怕起来了，立即退缩，于12月5日颁布新案来推翻前案。这一新案接受了第三等级代表数目加倍之制，在内克及布里盎所产生的省议会中已经就是如此。法院屈服是无用的，而且是不完全的。新案并未涉及表决应以人为单位这一点。很得民心的法院至此被人痛恨了。
内克以为把如何召集三级会议的问题提交他所召集的贵人会议，即可免除他的困难。果如他所预料，贵人会议赞成旧方式，12月12日贵人会议解散的时候，有五位王族亲贵，亚多瓦伯爵、康兑及康提两亲王，波旁及安吉盎两公爵，用一个公开宣言向国王陈说，倘使国王不能维持传统规程，立即会有革命发生。他们说：“国王的权利已生了问题，两特权等级的权利也在动摇，马上财产权也会受攻击，财富之不均也会变成改革的目标……。”亲贵们这一箭太射远了，因为当时第三等级正加倍表示忠心以期得到国王的赞助；除封建权的财产外，其他财产并不受威胁。
内克的迁延策略徒然增加困难，使封建派包围各亲贵。可是，特权阶级的反抗反而推动了激烈的爱国运动，致使内克能够得到国王的同意，敢于不依从贵人及亲贵而作出最后决定。不过他又只做了一半而已。他允许第三等级代表的数目等于两特权等级代表之总数，他提出代表数目须依选区的重要与否为比例，他答应教区牧师亦得出席于僧侣选举人会，这一着要使宗教贵族受到最可怕的影响；虽然对舆论有了这些让步办法，但他不敢决定那三级会议表决法应以级或人为单位的重大问题。这问题没解决，于是引起了激烈的争执。
贵族在顽力抵抗，特别是在那些尚保存着或已恢复了旧三级会议的各省。在普罗温斯、柏阿、勃艮第、亚多瓦及佛蓝什·康特各省，特权等级得着当地法院的支持，利用地方三级会议集会的时机，用激烈的示威来反对内克的改革及第三等级之犯上作乱的要求。布勒塔尼贵族的态度是如此威胁，使内克不得不将该省三级会议解散。贵族唆使其仆人与走狗去攻击同情第三等级的大学学生。双方用武。有些死伤。从布勒塔尼的各个城市，从安热、圣马洛及南特等处，资产阶级青年都跑来保护累内的大学生，大学生的领导者即未来的将军摩罗。贵族在街上被攻打追逐，被包围在三级会议大厅中，只得满腔愤慨地离开这个城市而回到他们的乡居去（1789年1月）。他们在盛怒之下，誓不推举代表参加全国的三级会议。
柏宗松的特权等级对于内克的规定曾通过了一个严厉的抗议，当地法院是站在他们一边的；群众激怒之下，捣毁了几个法官的房屋，军队却不来保卫他们。驻军司令兰日朗侯爵是个自由主义的贵族，他说军队是用以抵抗国家的敌人的，而非抵抗公民的（1789年3月）。
敏锐的观察家马勒·杜班于1789年1月写得不错：“一般争论已改变了方向。关于国王、专制及宪法等，都成了次要的问题；现在是第三等级和其他两个等级间的斗争。”
特权阶级是命定要被打倒的，不仅因为他们已往的叛乱使国家官吏难堪，因而再不能倚靠官吏的绝对帮助；也不仅因为在业已醒觉的全国国民面前他们不过是极少数的寄生虫；尤其因为他们内部之不一致。佛蓝什·康特即有二十二名贵族反对他们本级的决议，宣言接受第三等级代表数目加倍、纳税平等、法律平等诸条件。柏宗松城把他们的名字登记在资产阶级的名册里。在亚多瓦，唯具有七种世系纹章及领有有教堂的采邑之旧贵族，始有代表参加三级会议之权；“被摈”贵族得律师罗伯斯庇尔之助，抗议这种将他们摈斥的办法。兰格多克的小贵族亦同样地攻击该省的大贵族。本系平民因购得市府官职而挤入贵族之列的新兴贵族，都站在第三等级的一边，但是第三等级却不很欢迎他们。
激动更加深了。牧师在讲道时把召集三级会议的事宣布，并加以解释，引起人民的无限希望。一切有苦要诉的人，这种人是为数很多的，倾听这类争论，准备等这个伟大的日子的到来。资产阶级与农民们，于过去两年中，在布里盎所创设的省议会、郡议会及乡镇议会中，学习了参预公务。这些议会曾经分配过税额，办理济贫及公共建设事务，并监察地方款项的用途。乡镇议会系由负担税额最重的人所选出的，已尝到了参预公务的甜头。以前的乡镇长是由巡按使任命的。现在则由农民选出，已不单是一个被动的工具了。全乡意见集中于这议会，乡镇长从而采纳之。大家在讨论着公共利益。大家准备提出要求。在阿尔萨斯，新乡镇议会一成立，第一件事便是控诉封建贵族，因而贵族们非常抱怨因新乡镇政府设立而造成的“无数弊端”。
三级会议之选举恰好是在大经济恐慌的时候。1786年与英国签订了商约，减低关税，便利了英国货物的输入。纺织业主不得不限制生产。亚贝威尔的失业工人达一万二千人，里昂达二万人，其他地方则多少不等。那年最冷的冬季一开始，大城市中即须设立慈善工作场，尤其在面包价格不断上涨的时候。1788年的收获远不及往年。畜粮如此缺乏，农人只好牺牲部分的牲畜，土地则荒废下来，或则未施肥料即下种。市场上缺少粮食。面包不仅很贵，而且有缺乏之虞。内克禁止谷物输出，又从国外购买进来，危机并未减轻，反而更趋严重。贫苦人民眼睁睁地望着那满满的仓廪，那里边藏的是灵俗两界贵族所榨取的什一税及实物地租。他们倾听了攻击特权贵族的无数声浪。3月间着手进行选举时，“群众情绪”爆发了。群众围着仓廪及什一税仓，要求将其打开。他们阻挠谷物之流通，抢夺谷物，而且任意规定价格。在普罗温斯，已被激起的工人与农人不仅要求规定谷物价格，平抑各类食品价格，而且要求废除面粉税，接着他们在各处强迫封建诸侯及僧侣废止什一税及封建租税。3月末，结队骚乱与抢劫的事件已发生于爱克斯、马赛、土伦、布里虐尔、马诺斯格、奥班等地。同样而较不严重的骚乱也发生于布勒塔尼、兰格多克、阿尔萨斯、佛蓝什·康特、基盎、勃良第及伊尔·得·佛兰斯。4月27日，巴黎之累维伊养大花纸厂，在流血骚乱中被抢劫了。这个运动不仅在攻击那些粮食投机者，不仅在攻击旧税收制度、国内关卡税以及封建制度，而且在攻击所有一切剥削人民以肥己的人。这运动与政治的激动有密切关系。南特的群众包围市政厅时，高呼“自由万岁！”亚格得的群众则要求有任命政务官之权。有好些地方，激动之起恰与开始选举同时，这意义是不难了解的。在过去若干世纪中，为官厅所忽略了的贫民，唯有在纳税及供应力役时才找他们；现在关于国家事务，官厅忽然要征询他们的意见，而且说他们可以自由地向国王诉苦。在教堂宣读的上谕上说：“陛下希望在王国的最边陲之地或最不为人所知的居民，每个人都要相信他的希望与要求可以上达。”大家记住了这句话，而且把它当作真的。贫苦人决然相信各级官吏再不会象以前那样地压迫他们，他们现在已有当时社会之最高权力来支持他们，不平事件最后会消灭的。这便是使他们胆大的原因。他们既意志坚强，又久经困苦，自然会急切地奔向他们所希望的及所埋怨的目标。他们之消灭不平就是在实行国王的意志，至少他们以为是如此。后来，当他们发现自己弄错了的时候，便离弃了国王。但要有相当时期才可使他们觉悟。
就在这样广泛的激动中，全国开始议论起来了。过去六阅月中，虽有言论检查，虽有干涉出版的严厉条文，但事实上是有出版自由的。律师、牧师及各种政论家过去是默默无闻而胆小的，现在则敢于发行无数小册子批评整个社会制度，传播迅速地及于闺阃以至于乡村。服尔内在累内发行他的《人民前哨》，都累在卢昂发表《告诺曼底善良的人》，米拉波在爱克斯发表《告普罗温斯人》，罗伯斯庇尔在亚拉斯发表《告亚多瓦人》，方丈西耶士则先有《论特权等级》，继而发表其名作《第三等级是什么》，德木兰则有《向法兰西人讲哲学》，塔热则有其《给三级会议的信》。没有一桩弊端没有指出，没有一种改革没有研究过或要求过。斯塔厄尔夫人说：“政治成了法国人思想上的新园地，各人都自命要来起作用，从各方面所提出的无数机会中，各人都给自己找着了一个目标。”
第三等级分子彼此会商，推动了各团体与会社的正式集会，在城与城、省与省之间互通信息。他们起草请愿书及宣言，征集签名，规定《陈情书》的形式分发出去，直分发到乡村地区。素被视为爱国派幕后保护人的奥尔良公爵，请拉克洛起草《指导书》，分发给他地产所及的选区的代表；请西耶士拟定《集议方式》供各选民会采用。内克令政府官吏保持完全中立，但是有些巡按使，如第戎巡按使亚麦洛即被特权等级控为左袒人民。各法院企图用烧毁一些小册子来恫吓政论家。巴黎法院传吉约丹医生到庭，因为他发表了《巴黎居民请愿文》。吉约丹在无数群众欢呼围绕中出席，法院竟不敢逮捕他。
上谕所规定的选举机构是相当复杂的，但具有很大的自由主义精神。两特权等级直接到选区的首县去，分别组织僧侣及贵族选民会。凡有爵位而可世袭的贵族有权亲自出席。贵妇领有采邑的，根据代理权亦可推举代理人出席。
牧师们可以出席僧侣选民会，可是身为贵族而居教职者每十人仅得派代表一人，修道院中的出家僧侣每院一人。这样，牧师们便有占多数的把握。
在城市中，居民年在二十五岁以上名列纳税簿籍者，首先依其职业行会而集会。各手艺行会每会员百人得举代表一人，而自由行业、商人及造船业得举二人，这显然有利于有财有识的人。凡不属于行会的居民，或在无行会城市的一切居民，则分区集会，每百人中得举代表二人。这样推出来的代表（即选举人）再会集于市政厅，组成这一城市第三等级的选举人会，起草公共陈情书并推举代表出席选区第三等级的选举人会，再最后选出代表出席全国三级会议。教区农民每二百户推举二人出席初级选民会。如各行会及各城市分区一般，各教区各以陈情书授予代表，再由选区将这些陈情书整理并为一个，作为该选区的陈情书。如主要选区包括有若干次要选区时，次要选区选民会得选其代表的四分之一出席主要选区的选民会。这是一种很普通的情形，依此情形而论，选举进行通常要经过四个阶段：第一为教区、行会或城市分区；第二，城市选民会；第三，次要选区选民会；第四，主要选区选民会。
在特权等级的集会中，自由主义少数派和反动多数派之间，宫廷贵族和乡村贵族之间，高级僧侣和低级僧侣之间，发生了尖锐的斗争。在佛蓝什·康特，亚芒选区中的贵族即分为两派，有两批代表派到三级会议去。在亚多瓦及布勒塔尼，旧三级会议的贵族避不出席，以抵抗强迫他们与小贵族平分政权的上谕。一般而论，僧侣等级选举人会的纷扰颇为严重。教区牧师很占上风，使大多数主教不能当选，得当选者约有四十名最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主教。
第三等级的选举人会则较为宁静。唯若干城市发生过冲突，如亚拉斯行会代表与市府参议员发生了争执，因为后者已取得贵族地位而仍要出席选举人会；在若干选区，如康麦西，乡村居民攻击城市居民不曾把他们所提出的要求列入陈情书中。几乎各地第三等级代表都是从本级中选出来的，这很足以表明激发他们的阶级精神的强烈。但也有几个颇得人心的贵族破例当选，如米拉波被其本级排斥而在爱克斯及马赛两地第三等级中当选；高级僧侣如方丈西耶士被沙特尔僧侣遗弃，而经巴黎第三等级选出。第三等级代表几乎有一半是律师，他们在竞争选举及起草陈情书时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另一半则包括其他各种职业，农民大半不识字，没有人做代表。有些政论家因攻击贵族著称而得当选，如服尔内、罗伯斯庇尔、都累及塔热等。
把所有的陈情书研究一下，我们就知道专制政治是一致所谴责的。僧侣、贵族及平民一致要求要有一个宪法来限制国王及其大臣的权力，根据宪法产生一个定期集会的国会，唯此国会才有权决定税收及制订法律。几乎所有的代表都有严格的委托状，宪法非经接受而有保证后不通过税款。米拉波说：“亏空反变成了国民的宝藏。”因渴爱自由及憎恨专制才提出这一切要求。
就在僧侣等级的陈情书中，也有反对教会专制的，如其反对政府专制一般。他们要求恢复主教区会议及省宗教会议，庶使教区牧师有权集会及干预教会事务。
贵族和平民同样热烈地谴责“密札制”及通信秘密之遭受破坏，要求审讯要用陪审制，要求言论、思想与著作之自由。
特权等级接受纳税平等的原则，但大多数人仍反对权利平等和人人有担任一切职务之权。他们最坚持的是三级分开投票，认为此着是他们的什一税及封建权利之保障。可是贵族与第三等级准备牺牲教会财产来偿付国债。不过他们却与僧侣一致谴责整个现行财政制度。一切直接及间接税均应取消而代以一种较平等的税，税额分配应决之于民选议会而不能再操于国家官吏之手。
第三等级一致反对贵族，但他们的各个要求则因资产阶级或农民，商人或工匠而不同。各不同阶级的利益与意见完全反映出来了。关于反封建制这一点，各教区陈情书中所表示的，较之城市居民起草的各区陈情书中所表示的，自然更激烈些。对于行会制的攻击，殊不一致。抗议取消公共牧场和拾穗权及平分公地的，只占少数。我们知道已经领有一部分土地的资产阶级在必要时会与封建地产结合起来对付贫苦农人的。真正的工人要求还不曾有。笔杆还是握在“老板”手中。都市无产阶级还不能参加政事。反之，工商界的愿望、他们对英法商约不良结果的抗议、各不同生产部门的需要，显然都经过详尽的研究。要领导革命的这一阶级已充分意识到它的力量及权利。他们决不是受了空论的诱惑，他们很了解现实，并且有方法使现实来符合他们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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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路易十四冲龄时，马萨林执政，巴黎法院及果茨红衣大主教等相结反对政府。Fronde是当时巴黎儿童之一种投石游戏，每遭警察之干涉，因之名反政府党曰投石党。
第四章 巴黎的起义
第四章 巴黎的起义
三级会议的选举非常明显地确定了全国人民的坚决愿望。仍然中立的王权还可以自由行动。可是，要满足第三等级的欲望非牺牲些王权不可。路易十六固然可以继续做国王，但只能象英国国王一般，始终要受代表全国的议会的控制。路易十六从来没想到要这么牺牲。他仍傲然于他的神权，不愿有所损害。要保全这个神权，只有一个方法，也就是亲贵们劝他采取的方法：与特权等级紧密结合，共谋抵抗。好象在三级会议开幕的两星期以前，内克曾劝他接受那必不可免的牺牲，庶可控制以后的事变。国王应当下令叫三级在一起议事，关于一切纳税问题之表决应以人为单位。同时，他应当把贵族与高级僧侣合成上院，如在英国一般，而将第三等级及低级僧侣组成下院。第三等级是否会满足于这个仅能控制税收的制度，未必如此。但是，国王倘能如此干脆地表现其善意，则毫无疑义地可以缓和冲突而保全王位。
内克主张三级会议在巴黎开，无疑地为着是要取信于金融界。国王决定要在凡尔赛，“因为便于打猎”。这是第一件蠢事，因为这会使第三等级人物老在注视那些浪费的宫殿，这个使全国民不聊生的颓废宫廷。而且巴黎离凡尔赛不远，巴黎的行动仍足以影响议会。
宫廷自始就竭力要把各级分开，甚至在细微末节上亦然。国王很隆重地在办公室接见贵族与僧侣，而第三等级则要一批一批地赶到他卧室去觐见。规定第三等级穿全黑色的制服，其严肃性恰与其他两等级衣服的金边装饰成对比。差一点儿第三等级要跪着听国王的开幕词，如在1614年时一般。第三等级代表要从后边小门走进会议厅；正门大开，却是其他两等级代表走的。教区牧师们已经很不高兴，因为在前一天游行仪式时，大僧侣们本该依照选举区次序和他们混在一起的，却另外形成了一个团体，和他们离得很远，中间隔着王家乐队。
5月5日的开幕式更增大了这些错误所产生的不良印象。路易十六用极哀伤的腔调，警告各代表提防革新思想，请他们首先竭力设法充实国库。第二个说话的是掌玺大臣巴朗坦，他说得不大可以听见，只称赞国王的德行及恩惠。最后是内克，在三小时的长篇报告中，满是些数目字，讲的专门是财政情形。据他说，国库亏空并不如是严重，容易用少数枝节方法、节用及减省等策来补救。听来好象某一公司经理的报告。代表们开始在想，为什么人家要从老远的省份把他们弄到这里来。内克不曾提到最重要的表决法问题，也没有涉及各种政治改革。第三等级以静默来表示他们的受骗。要战胜特权等级，他们非靠自己不可了。
第三等级马上决定态度。当晚，各省第三等级代表分别集会：反对贵族最烈的布勒塔尼省代表则以沙伯利厄及兰瑞内为中心；佛蓝什·康特的代表则以律师布兰为中心；亚多瓦的代表则以罗伯斯庇尔为中心；多斐内的代表则以木尼埃及巴那夫为中心。从这些各别的集会得出了一个一致的决定：第三等级或下院——用这新名词的意义在于表示其要行使英国下院权力的意图——邀请其他二等级来共同而且同样地审查全体代表的委托状；在共同审查未完毕以前，下院拒绝组成单独的一院。他们不要秘书处，也不要记录，只要一个议长来主持开会的议程。实际上正是如此进行的。就在下院集会的头一天即通过一案：为了服从全国公意之故，认定旧日等级之分已不存在。
三级在分别集会，彼此交涉了一个月之久，毫无结果。本已停止代表委托状审查的僧侣等级，因受牧师们的压迫，愿意出来调停。双方推出了人来，以期解决这个不可能的问题。国王亦出而干涉，令掌玺大臣亲身主持这个进行调解的集会。第三等级巧妙地利用了贵族所提出的保留条件，把调停失败的责任加在他们身上。已使国人明白特权等级之不能妥协以后，第三等级即舍弃其期待态度。他们最后一次邀请两特权等级合作，遂于6月12日单独开始三个等级的代表委托状的审查，按选区所派代表依次唱名进行。次日有三名普瓦图的牧师——勒色夫、巴拉尔及查勒——出席应唱，此后数日中接着又有十六名牧师继之而来。在唱名审查完毕以后，下院中人即以四百九十票对九十票通过改称国民议会。他们这么一来，就是认定唯他们才能代表全国；而且更进一步，同时议决会议不论因什么而被迫解散之日，税款即应停止征收。在这样以抗税恐吓手段来对抗宫廷之后，他们又以国家荣誉的保障来安定国家的债权者；最后还通过较一切更胆大的一着，即否认国王有否决他们所已通过的及要通过的一切决议之权。两天以后，6月19日，僧侣等级在经过激烈辩论之后以少数的过半数（一百四十九票对一百三十七票）议决加入第三等级。除非国王能以最迅速的手段破坏这个结合，则特权等级这一局是输定了。
亲王、大贵族、大主教、法官等一致压迫路易十六动作。得斯普累默尼尔主张把第三等级的鼓动者，甚至内克本人，解送巴黎法院当叛国犯审讯。19日晚上，国王决定要在一个好象是御临法院的严肃会议席上来推翻第三等级的各议决案；同时，为着使僧侣不能与第三等级结合起见，下令以修整内部为借口把会议厅立即封闭。在当时情况之下，这都是些无用的方法。
6月20日早晨，第三等级代表正要到会议厅去开会，看见各门紧闭而且有兵围着。他们当即会集在相隔不远的廷臣们所用的网球庭大厅。有些人主张迁到巴黎去，以便安全讨论。可是大家都赞成木尼埃的主张，要各人用誓言及签字的方式，宣布“非待宪法完成及其基础巩固以后，他们决不解散；集会的地点则可依情况而定。”在伟大的热狂中，他们全体——只有一个例外，即卡尔卡松的代表马丁·多什——举行了这个不朽的誓约。
御前大会本决定在6月22日举行。可是延迟了一天，因为防止示威，须先把那个能容三千观众的廊厢拆去。延期是一个错误，因其使多数僧侣得以实行其19日的议决案。6月22日，他们与第三等级会集在圣路易教堂。五位高级僧侣，由多斐内的威盎大主教率领着，及一百四十四名教区牧师都来加入国民议会。两位多斐内的贵族，布拉康侯爵及亚谷伯爵，也来加入。因此，御前会议的结果便要大受损害。
宫廷是一错再错。当御前大会时，两特权等级代表可以直接入会议厅，而第三等级代表须在小门之外淋雨等着。军队的出动不但不能镇服他们，反使他们更恼。国王的演词激怒了他们。他说的是些尖刻责骂语，接着是些粗暴话和命令。国王命令维持三个等级及分级议事之制。他推翻第三等级的决议案。他虽同意纳税平等，可是他特意表示一切财产都应绝对维持，“所谓财产，陛下之意是指什一税、实物地租、封建领主的地租与义务；总之，是指一切附着于土地及采邑的权利与特权，无论其为实际的或名义的，只要是属于个人的。”他隐约地允诺关于财政问题将来要就商于三级会议，可是，这诺言有什么用呢？政治及社会的改革要消失了。
在结束御前大会时，路易十六又说出这样的恐吓语：“如果由于我所不曾料到的不幸，你们竟在这样美好的事业中把我抛弃，那么，我就只好独自去增进我的人民的幸福，我就只有把我自己看作是他们的真正代表。……先生们，请想一想，你们的任何草案，任何决议，倘不经我特予批准，即不能具有法律的效力。……诸位，我命令你们立刻分散，明天早晨各自前往供你们使用的会议厅去举行你们的会议。我会命令大司仪官把各级集会的会议厅预备好。”
布勒塔尼的代表前一晚在他们的俱乐部中预定了一个信号，当贵族及一部分僧侣遵命退席时，这班下议院议员因服从这个信号而仍然坐着不动。受命撤去御座的工人停而不动，因为怕扰乱继续进行的会议。大司仪官得·布累最走来向正在为主席的贝野重提国王的命令。贝野干脆答复他说，代表国民的议会不能接受命令；米拉波则用其宏大声音向他说出了他的名言：“回去告诉那些差你来的人，说我们是全国民意叫我们在此地的，除非迫于武力我们决不离席。”由于卡睦的动议及巴那夫与西耶士的赞助，议决国民议会要坚持它的议决案。这又犯了抗命的罪。米拉波预料会有“密札”签出来对付第三等级之倡乱的领袖，因更提议国民议会议员是不可侵犯的，有人损害此不可侵犯权者即犯极刑之罪。可是，各人心中都有冷静的决断，他们不信任米拉波，他之不道德使他们怀疑他之一切，因而有些代表以不应胆怯为辞主张打消这个动议。然而这个议案仍然通过了。
这是些值得纪念的议决案，较6月20日议决案更为勇敢；因为在6月20日时，第三等级还可说是不明白国王的态度，因为国王在当时尚未明白表示出他的态度。到了6月23日，就在国王刚刚训话过的那个大厅里，第三等级竟敢重演而且扩大其叛乱行为。
当时在议会的安如代表拉·累未利尔说，路易十六得到布累最侯爵的报告时，曾令亲卫军进入会议厅，实行以武力驱散代表。当卫军前来时，贵族少数派中有几位如两位克里阳、丹德累、拉法夷脱、拉·罗什孚库与利安库两公爵，还有其他的人，拔剑阻止他们通过。路易十六听到这消息后，也不坚持。他想用武力来镇压第三等级的暴徒。倘然如此，必定会使一部分贵族也受这同样的待遇，所以他让步了。
内克不曾出席御前会议。传说他已辞职或被撤职。在他的住宅前面及宫廷大院中，有很多的群众在示威。国王及王后召他来，求他仍居原职。国王夫妇正在掩饰，以便更好地准备报复。
和凡尔赛一般，巴黎也在人心浮动；各省亦然，因为各省能经常接到其代表的来信，当众宣读。自6月初以来，证券在不断往下跌。当宣布御前会议时，巴黎的银行都关了门。巴黎贴现金库派遣董事到凡尔赛去解释其处境之危险。整个的金融界在反抗宫廷。
在此情况之下，国王的命令是不能执行的。就是卑贱的沿街宣令者也拒绝把这些命令沿街宣布。6月24日，僧侣的大多数也抗命而加入第三等级的议会；第二天又有四十七名贵族，由奥尔良公爵领导着，同样加入。
路易十六在忍气吞声，可是就在那一晚，他决定暗中调两万兵来，而且要外国人组成的队伍，因为他觉得他们是更可靠些。命令是26日发出的。第二天，为着使人家不怀疑起见，他要求贵族及僧侣两院主席也同样去加入国民议会；为着要使他们愿意去，他差亚多瓦伯爵去说，为保护其受威胁的性命起见不得不如此。
还没有人准备以暴动来对抗国王，不过自从御前会议以后，爱国派已在小心注视着。6月25日，推举代表出席三级会议的四百巴黎选举人，自动集会于巴黎博物院，后来又移到市政厅，其目的在防御贵族之阴谋及与国民议会取密切联系。自6月29日以后，他们着手拟定组织资产阶级卫军的计划大纲，这个卫军包括全城各区的主要居民。属于奥尔良公爵的巴勒·罗垭园［1］，变成了露天俱乐部，日夜有人会集着。宫廷的计划一经拟定，那里便知道了，而且在议论着。
爱国派已经在运动军队。法国第一团法兰西卫军已迅速地争取过来了。他们不满于以严格纪律加于他们的团长，在其下级军官中则有羽兰、勒菲富尔及奥什诸人，他们将永远升不到高级军官，倘使1781年法令始终有效的话。6月30日，有四千常到巴勒·罗垭园走走的人，释放了十名因抗命而被监禁在亚培狱的法兰西卫军，并且肩着他们游行。被派往恢复秩序的骠骑兵及龙骑兵，高呼“国民万岁！”不愿攻打群众。甚至在凡尔赛的亲卫军也有不守纪律的动态。外人旅团是否会更服从一点呢？
倘使路易十六能够骑着马，能够亲身指挥军队如亨利第四一般［2］，也许能够使军队忠于职守而达到高压的目的。可惜路易十六不是这样一个人。
所调的军队到了，驻扎在圣德尼、圣克路及塞夫尔，甚至在马斯场，这一着引起了许多强烈的抗议。这些人要吃东西，会增加饥荒呀！无疑地有人在想用武力解散国民议会呀！7月2日，巴勒·罗垭园中有鼓动家提议推翻路易十六而代之以奥尔良公爵。巴黎选举人向议会要求撤去军队。7月8日米拉波发表了激烈的演说，攻击足以动摇王政的出坏主意的人，这就使议会通过了巴黎的要求。路易十六答复议会说，军队调来是保护议会自由的，若议会感觉不安，他准备把议会迁到尼昂或斯瓦桑去。这无异是在威吓之后，继以嘲弄。得到这个答复之后，当晚有一百名议员会集在圣克路大街之布勒塔尼俱乐部，共图对抗。
路易十六把情况弄得更严重。7月11日，他于极端秘密中把内克撤职，而代之以公开的反革命派布累杜伊男爵。第二天谣传国家就要宣告破产。经纪人马上集会，决定关闭交易所来抗议内克之撤职。有人用金钱收买军队。银行家如德勒塞尔、普累服朵、匡德尔及波司加累等，都随同其职员一起去参加正在组织中的资产阶级卫军。巴黎人肩着内克及奥尔良公爵二人的半身塑像游行。戏园都关闭了。德木兰在巴勒·罗垭园中宣布屠杀爱国者的事件要发生了，经他提议之后，人民戴上了绿色——内克制服的颜色——帽徽。最后，听见兰柏斯克亲王所统率的王家日尔曼军在杜伊勒里园中枪杀群众的消息［3］，于是警钟响了，人民群集各教堂编队，用军械工场取得的武器来武装他们。仔细地把二流子剔出去。次日，7月13日，人民利用在伤兵院所发现的二万八千条枪及几尊大炮在继续武装起来。议会通过全国国民对内克惋惜与尊敬的议案。议会决定常川开会，并谓如有任何事件发生新大臣们应负责任。
奇怪的是宫廷竟楞住了，任事态去演变。培宗伐尔统军驻在马斯场，在等待命令，不敢深入巴黎。
7月14日，巴黎选举人与旧市府在市政厅组成了永久委员会，数次派代表要求巴士底堡指挥官将武器交给民军［4］，把堡上的大炮移开。最后一批代表虽然带着表示其为使者的白旗，可是堡上向他们开枪，于是围攻开始。为着援助圣丹托盎郊区的工匠，由羽兰及艾利统率的法兰西卫军带了大炮，对准吊桥以便攻进堡垒。经过了一度很激烈的战斗，其间围攻者死亡达百余人；之后，与少数瑞士兵一同守堡的残废兵因缺乏粮食，迫其指挥官德洛内投降。群众施以可怕的报复。大家认为德洛内曾下令向携白旗的代表开枪，而巴黎市商会会长夫勒塞尔则当巴黎选举人寻找军械储藏处时曾存心欺骗，于是将二人屠杀在格累夫广场，并将其首级刺在矛尖上。职司供给巴黎附近驻军粮食的国务会议大臣富伦及其女婿巡按使柏替尔，亦于数日后被人吊死在市政厅的灯柱子上。目睹这类杀戮而心中难过的巴贝夫曾于致其妻的信中说：“政府的各种刑戮，如四分尸、酷刑、车碾、火刑及绞刑，刽子手数目的增加，影响我们人心是如此之坏！应该开化我们的主子们却曾使我们变为野蛮的，因为他们自己是野蛮的。他们正在或将要收获他们所已经播种的东西。”
要平服巴黎唯有用巷战，外国人组成的军队也不可靠了。听了从巴黎回来的利安库公爵的话以后，路易十六于7月15日亲临议会，宣布要把军队调开。议会坚持要内克复职。但是国王还没有决定完全屈服。这时，议会派了代表前往巴黎，胜利的巴黎人任命在网球庭露头角的贝野为市长，华盛顿的朋友拉法夷脱为国民卫军司令，巴黎大主教为颂赞攻克巴士底堡而在圣母院领唱崇主圣歌，人民的尖锄已在怨怒地锄平这座旧政治监牢；就在这时，亲王们则在竭力劝这位懦弱的国王逃到默茨去，以便再从那里统军回来。但是统军司令布罗意元帅及普罗温斯伯爵反对他离开。路易十六是怕一经离开，议会就会宣布奥尔良公爵为国王吗？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他只好不动，并且非喝完这杯苦酒不可。他把布累杜伊撤职，召回内克。次日7月18日，在提出这些保证之后，他到巴黎去用亲临市政厅来承认这次暴动之合法；他从市长贝野手上接受新的三色帽徽［5］，这不啻是承认其权力之消失。
因国王之懦弱而愤慨的亚多瓦伯爵和各亲王、布累杜伊及反动派各领袖，逃往外国，这样开始了亡命外国的运动。
屈服的路易十六仍保住了王冠，可是不得不承认在他上面还有一个新主权，即法国人民，而以议会为代表。欧洲人谁也不会不了然这事变的重要性。英国大使多尔塞特公爵向其政府报告云：“从此我们可把法国当一个自由国看，国王权力受了限制，贵族降至与全国人民地位相等。”各地的资产阶级觉得他们的时代已到来了，都充满着欢欣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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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巴勒·罗垭直译当作“王宫”，但它始终不是王宫。为免误会之故，用音译。这座有名的建筑最初是为黎塞留建的，曾称红衣大主教宫，后为奥尔良支的住宅。宫前有大园，地当巴黎中心，故革命时为群众会集之地。
［2］法王亨利第四（1589-1610在位）结束法国宗教战争，而为波旁朝之第一君主，以勇智著称。
［3］杜伊勒里宫建于十六世纪，自凡尔赛成为政治中心后，这所王宫久已不是王室居留之所。
［4］巴士底堡建于十四世纪（1382年完成），不久即成为政治犯监狱，政治犯多因国王之密札而被禁于此，因被目为君主专制之象征。唯1789年7月14日攻陷此狱时，其中并无重要政治犯。
［5］贝野说：“巴黎复得了国王”，因法国国王久已不住在巴黎之故。这时人民仍是忠于王室的，三色中之白色即代表王室，而蓝红二色则代表巴黎市。
第五章 各省的起义
第五章 各省的起义
各省透过它的代表的通信而能经常知道时局的演变，有些，如在布勒塔尼，一收到此类信件就印出来。外省和首都一样热情地关切第三等级与特权等级间的斗争的进展。它们以同样的欢呼来迎接巴士底堡之攻陷。
有些城市甚至不及等到这惊人消息到来即已起而反抗其所恨的制度。7月初，里昂失业工人烧了通过税的栅栏和税局，以期减低生活费用。由安贝·科洛美所主持而被称为政务厅的贵族市府不得不有所让步。7月16日，它答应与三个等级代表所组成的永久委员会来共同管理城市。数日之后，这个永久委员会仿巴黎之例组织不让无产阶级加入的国民卫军。
无论大小城市，差不多都有这样类似的行动，唯彼此略有不同而已。波尔多则以曾推代表出席三级会议的选举人为永久委员会的核心，所谓永久委员会就是革命的市府。有时，如在第戎、蒙俾利埃及柏宗松等城，新委员会则由公民大会选出。
有时，如在尼姆、发兰斯、图尔及艾夫鲁诸城，永久委员会是由旧市府与各行会选出的选举人合作产生的。有时在同一城市中，如在艾夫鲁，接连有几个永久委员会前后相续，各次产生的形式不同。如旧权力反抗，民众的暴动立即可使它们就范，在斯特拉斯堡、亚眠及维龙等城的情形便是如此。
各地永久委员会所注意的第一件事是组织国民卫军来维持秩序。卫军一经组织，立即从驻军司令手中把视同地方巴士底堡的要塞及防军堡夺过来，多半都能好好地交出来。波尔多人夺取了特朗佩特堡，卡恩人夺取防军堡及曾为私盐犯监狱的勒威堡。
他们就是这么取得武器，保证能抗拒专制势力的反攻，同时也可消除旧日的忿恨。
一般而论，驻军司令官及巡按使多取放任态度。蒙傅利埃的永久委员会议决向巡按使表示谢意。永久委员会及国民卫军参谋部的人员多属当地贵人及第三等级的优秀分子。国王的官吏出面领导的事也是很常见的。在艾夫鲁，驻军司令官、盐仓法官及钦派检察官，竟与律师、革匠、杂货商及医生混在一起。国王所派官吏怎么能抵抗呢？外省的军队与在巴黎的军队一样是不可靠。在斯特拉斯堡的军队无动于衷地看着人民攻打市政厅。旧秩序在无抵抗中消灭，正如久已腐朽的建筑物之忽然倒坍一般。
当资产阶级到处武装起来而且敢于把地方政权拿到手里的时候，农民怎能毫无动作呢？在三级会议选举的大热狂之后，他们曾安静了一会。代表他们到凡尔赛去的资产阶级叫他们忍耐一下，说是陈情书中所提出的要求会得到满意的解决。他们等了三个月了，而且在忍受着饥荒的威胁。巴黎及其他城市的起义使他们手中也有了武器。他们擎着猎枪、大镰、大叉及禾枷等，一闻警钟即出于本能地群集起来，围绕他们主人的第宅。他们要求主人们把借以索取无数封建权利的封建契约交给他们，就在天庭中把这些可咒诅的羊皮纸文件烧毁。领主如不得人望，或拒绝打开文件室，或随同其手下人抵抗时，农民则烧毁其第宅并加以报复。例如，有一位蒙特松被其旧日手下兵士开枪打死在勒曼附近以报复其昔日之严酷；在兰格多克有位巴剌斯丧命，安布烈骑士则被拖弃在肥料堆上；等等。特权等级数百年来榨取农民而任其停留于野蛮状态到今日才自食其果。
从7月20日起，农民起义开始发生于伊尔·得·佛兰斯，迅速地传到各地，及于王国的最边陲之处。暴动者的过分行动因传闻失实而过分夸大，这是很自然的。据说，土匪在割尚未成熟的麦子，他们要进攻城市，他们不复尊重任何财产。惶恐心理这么一经广播，于是有力地推动了永久委员会及国民卫军的组织。“大惶恐”与农民起义混做一起，而且是同时发生的。
出没无常而使人谈虎色变的土匪，与烧毁税卡而规定市场麦价的工人及强迫贵族交出契券的农民，其间通常是难于区别的。不过，在乡村及城郊的无数困苦人民，在这正在发展的紊乱状态中，找到了改变社会秩序的机会，这是再自然没有的事情，用不着去怀疑的。暴动不单是针对封建统治，同时也针对商品投机者、税收、坏裁判官以及一切榨取人民及赖人民劳动以为活的人。在上阿尔萨斯，农民在攻毁贵族第宅及修道院时，也攻击犹太商人。7月底，阿尔萨斯的犹太人被迫而成百地逃到巴塞尔去。
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忽然看见了第四等级之可怖的样子。他们不能看着贵族被牺牲而毫不考虑自己，因为贵族的地产已有不少在他们手中，他们也要向农民征索封建地租。他们的永久委员会及国民卫军立即开始恢复秩序的工作。通令发到各教区牧师，要他们劝农民镇静。第戎委员会7月24日的通令上说：“我们恐怕放任之例一开，我们将来都要成为它的牺牲者。”他们立即使用武力。在马康内及波若雷两处，有七十二所贵族第宅被烧，接着即是迅速而严酷的镇压。7月29日，有一队农民败于科马丹堡附近，死二十人，被捕六十人。另有一队农民败于克吕尼附近，死一百人，被捕一百七十人。马康城的永久委员会自身变成了法庭，把二十个暴动者处死。就在这多斐内省，三个等级之结合仍保持未动，故其骚乱明显地具有阶级斗争的形式。农民及工人共同反对与贵族结合的资产阶级。里昂的国民卫军帮助多斐内的国民卫军攻打起义农民，里昂的工人则同情他们。
国民议会面对这个非预料所及而可怕的爆发，为之骇然。一开始，他们只想如何去镇压，最主张严厉处置的并非特权等级，反而是第三等级的代表。方丈巴波丹本是倾向民主的教区牧师，深恨高级僧侣的，却于7月底写了些很感不安而带恐吓性的信件，从凡尔赛寄给在埃诺继他而为牧师的那位嘉布遣会修士说：“务使人民牢记，倘无服从则任何社会均不能存在。”照他的意思，是贵族在煽动人民。“我们在宫廷中的敌人被驱散以后，才发生这种乱事。”显然是这批亡命者、亚多瓦伯爵及王后的朋友们，因为已经失败了，所以煽动这些穷人来攻击财产，以图报复！在第三等级的代表中，和这位不知名的牧师所见相同的究有多少呢？负责研究方案来解决此问题的委员会的报告人萨洛蒙，于8月3日出席报告，只晓得凶猛地攻击扰乱治安的煽动者，提议不分皂白地施以镇压；对于穷人的困苦并无半句怜悯之词，对于将来的改革亦无一言涉及。倘使议会采纳这位无心肝的地主的意见，就会造成一个危险的局面。势必授权国王来施行这残忍而普遍的镇压政策。这会使他有方法来遏止革命。在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会产生一条不可越过的鸿沟。由于势将迁延的内战，旧统治又可以维持下去。
自由主义的贵族反较资产阶级更有政治头脑、更宽大，知道非在这困境中觅一出路不可。其中之诺亚伊子爵，即拉法夷脱的妻兄，在8月4日晚提议，要使农民放下武器，应当执行下列各款：
（一）应明令宣布此后“全王国的人均应按其收入比例缴纳税款”。这便是取消一切免税权。
（二）“一切封建权利均可由公共团体（意即市乡政府）赎偿，或则付以现金，或则依据公平估价交换。”这便是以补偿法来取消封建地租。
（三）“封建力役、农奴制及其他人身劳役应无须赎偿而废除。”
诺亚伊这样地把封建制度分为两个部分。一切加于人身的负担应完全而无条件地废除。一切根据地产的负担应当赎偿。人应当自由，土地仍有负担。
全国最著名人物及最大地主之一的厄基养公爵，热烈地赞成诺亚伊的提案，他说：“人民毕竟要想摆脱若干世纪来所加于他们头上的束缚，虽说暴动是犯罪行为（一如其他暴力侵略行为一般），可是我们得承认人民在其久被牺牲的困苦中起而暴动却是可原谅的。”这种高贵的言论很使人感动，可是在这动人的当儿，有位曾为杜各同僚与朋友的第三等级代表经济学家杜旁·得·内木尔，仍坚持要采用严竣的措施。贵族倒有怜悯之心,而这位资产阶级则抨击当局之无所动作，并主张要向各法庭发出严厉的命令。
可是推动已经有了。有位不知名的布勒塔尼省代表勒居安·得·克朗加尔，本是一位住在小镇上而生活简朴的布商，以率真而动人的言词申述乡民的苦楚，他说：“诸位，我们要公平一点，让他们把那些不仅有伤羞恶之感，而且有悖于人性的封建契券拿到此地来。让他们把那些侮辱人类使之负犁有如耕畜一般的契券带给我们。让他们把那些迫着农人整夜打着泽沼使蛙不叫以免惊醒享乐贵族清梦的契券带给我们。诸位，在这光明的时代，我们之中会有谁不愿把这些不名誉的羊皮纸付于赎罪之火并以其火焰来供于祖国之坛呢？诸位，人民已起来了，要使他们再镇静下来，你们只有把所有一切封建权利折合成金钱，任人民自愿赎偿；你们所要宣布的法律必须将人民有理由埋怨的最后残余予以废绝。”在一个由地主所组成的议会中而能主张烧毁契券，自是勇敢之举，可是他的结论却是温和的，这位布勒塔尼的演说家在大体上仍赞同他所认为不公道的权利应当赎偿。
赎偿制使代表们安心了。叫他们牺牲的是名，而非实。他们仍可征收地租或其相等之物。这样实行几使他们毫无所失，反而会恢复其在农民间的声誉。于是，在了然于贵族少数派的聪明策略以后，他们便尽量地表示热烈。各省各城的代表、僧侣及贵族一个接着一个地到这“祖国之坛”上来牺牲其旧日特权。僧侣放弃什一税，贵族放弃关于渔猎、兔囿、鸽舍及法庭等权利，资产阶级放弃特殊的豁免权。这个盛大的放弃过去之举闹了一通晚。到天亮时，一个新法国竟在贫苦人民的热烈推动之下产生出来。
领土统一及政治统一最后完成了。此后法国再无所谓直隶税区及派管税区之分，再无所谓视同异域的省份，再无所谓内地税及通行税之分，也再无所谓习惯法区域及罗马法区域之分。再无所谓普罗温斯人及多斐内人、布勒塔尼人及柏阿人之分。在法国的都是法国人，服从同样的法律，人民可以担任任何职位，同样纳税。制宪议会［1］马上也把贵族爵号及纹章废除了，甚至圣灵及圣路易等老王家勋章也废除了。若干世纪以来被囿于严密等级制的民族忽然都处于同等的地位。
各省及各城都热烈地批准放弃其常是业已徒有空名的旧特权。昔日地方特殊性之消灭，几乎没有人惋惜，反而赞同！在“大惶恐”的最高潮时，同一省内的各城市，为了同时可以防御“匪类”及抵抗贵族起见，彼此允许相互为助。自1789年11月起，这样的结盟事件不断发生，最初是在佛蓝什·康特与多斐内两省以及在卢埃格一带。接着是省与省之间的结盟，在这类半军事半民事性的节日中，国民卫军及正规军的代表都来参加，严肃地宣誓放弃旧日特权、拥护新统治、镇压骚乱、施行新法律，而最后形成一个民皆同胞的大家庭。布勒塔尼省和安如省的结盟节则于1月15至19日举行于傍迪威，佛蓝什·康特、勃良第、阿尔萨斯及香宾各省则于2月12日举行于多尔，举行时所表现的爱国狂欢颇具宗教形式。后来这一切地方的结盟联合成伟大的全国“结盟节”，在1790年7月14日，攻陷巴士底堡周年纪念日，举行于巴黎的马斯场。巴黎人自修士及演员以至于屠夫及炭夫，都自动出力建筑了一个草地大圆形剧场；在那里到有观众五十万余人，他们热烈地向八十三郡国民卫军及正规军代表喝彩。奥汤主教塔累蓝，四周围着六十位穿三色僧衣的巴黎各区的牧师，在祖国之坛上做了弥撒。接着，拉法夷脱代表全体宣誓，不仅要拥护宪法，而且要“保护生命及财产的安全，谷物粮食的自由流通以及仍然存在的任何形式的税款之征收。”大家照样说：“我宣誓如此！”国王也宣誓要尊重宪法及执行法律。群众在大雨中快活地唱着《前进曲》［2］分散，虽然一身湿透了。
老实的人以为革命已在这种博爱声中结束了。这是个错误的幻想。国民卫军节并不是全体人民的节。从他们的誓言来看，可见秩序尚无保障，上下两方都有不满足者：上则有被剥夺的贵族，下则为无数农民。
农民听见了要废除什一税及封建劳役，开首是异常高兴的。在8月4日的决议以后，他们即停止烧毁第宅。他们只从字面上看法令上的第一句：“国民议会现将封建制度全部加以废除，”却不曾注意那些规定地租未经赎偿前仍须永远缴纳的条款。等到催征人上门时，他们才知道领主的封建权仍然存在，他们仍须和以前一般要用实物或现金缴纳地租，转让费［3］，甚至封建什一税，于是他们才大为惊讶。他们不了解教会的什一税既无须赎偿，为什么对于封建领主的反而要化钱赎偿。
有些地方的农民结合起来，拒绝缴纳，攻击资产阶级——其中有不少是领有采邑的——之欺骗他们及背叛他们。此种攻击是相当有理由的。在8月4日夜那个值得纪念的会场上，大家在一种带传染性的热狂中同意牺牲，确使许多代表后悔。牧师巴波丹曾坦白地写道，“自8月4日以来，我就老在忧愁。”他后悔放弃了什一税，害怕将来要靠国家给养，而这个国家是垂于破产的。像巴波丹这样的人很多，甚至在第三等级中也有，他们开始自觉已做了“蠢事”。在那些规定如何赎买封建权的法律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反动精神。议会对于那迫于农民的凶猛的火焰而在匆促中通过的大法令，现在显然想在实行上来加以限制。议会假定，封建权利大体上是昔日佃户与地主间因土地转让而同意的结果。议会毫无根据地认定领主最初就领有农人所耕种的土地。更巧妙的是，它认为地主及农人间确有契约关系，地主无须提出证明。只要享受了四十年，其领有权即属合法。纳租人则须有证件证明其土地是自由的。此类证明是不可能的。而且，赎买手续规定得颇为繁重，即令农民愿意，事实上也使他们不能实行。同一采邑的全体农民，对于所欠领主的债务有连带责任。“有连带义务的负债人，必待其共同负债人均能与他同时偿清债务，或他能代为清偿后，始能获得自由。”法律更规定：要赎买固定的租税和义务，必须同时赎买偶然附加的租税，这便是指经过买卖或他种方式转移地产而产生的租税。此等赎买手续不仅使困苦的农民永不能摆脱封建束缚，就是手中略有现金的人亦不易履行此类赎买条件。最后，法律并不强迫地主非接受赎偿不可，反之，地主亦不能强迫农民来赎买。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史家多尼奥尔曾怀疑制宪议会是否有诚意废除封建制度。他说：“封建的形式虽不存在，但封建之实质仍须经过长时间始可消灭，而且因其不易规避之故反能继续存在；如此，领主的权利既可保持，表面上与8月4日的诺言又不冲突。”
制宪议会本来是可以这样打算的，可是事变却破坏了他们的打算。农民再开始结合起来。他们向巴黎提出反抗这些法令的强硬请愿书，在等待答复时，有些区域已拒绝缴纳那仍属合法的负担。这类零散的反抗延长三年之久。因此而发生的骚乱使滕内把当时的法国描写成无政府状态。如果真是无政府状态，则议会应负大部分责任，因其无丝毫表现来满足农民之合法的要求。直到其闭会一天为止，议会仍在维持其阶级的立法。由于多半操在资产阶级手中的各城市之国民卫军，由于农民行动的不能一致，议会才使这类骚乱不曾扩大到1789年7月时那么大的局面，但它始终不曾维持绝对的安宁。乡区及乡镇的政府有时显然不愿协助政府的官吏。有些乡镇政府已在停止征收农民对于已被国家没收的教产所应缴的封建租税。饶勒斯说：“如此一来便开了一个惊人的先例，这是一种完全废除的合法办法，农民会将其应用于应向俗界领主缴纳的租税。”真的，在大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区域，如舍尔及安德尔，封建地租仍在继续征收。而且，这似乎是较为普遍的情形。管理国有土地的机关仍在严厉地征收属于国家的封建租税。
封建地租之最后完全废除，是逐渐实行的；在立法议会时期，则在对奥宣战及王政倾毁以后，在国民大会时期，则在吉伦特党失败之后，才将此类提案逐渐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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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宪议会即国民议会，因其责任为制宪故名。
［2］《前进曲》最初是一首普通的革命歌曲，后经人加上……（前进，前进，前进，把贵族吊死在灯杆上）两句，才变为雅各宾专政时期号召斗争的歌曲。
［3］农民出卖土地时，须向领主纳转让费，其多少因地而不同。
第六章 “宫相”拉法夷脱
第六章 “宫相”［1］拉法夷脱
社会上的等级制比法律上的等级制有更结实的基础。造成革命以期与贵族分庭抗礼的那些资产阶级，在相
当长的时期中，仍不能不推选贵族来做响导与领袖。几乎在整个制宪议会时期中，拉法夷脱侯爵是他们的偶像
。
拉法夷脱拥有大财产而能慷慨地使用，极热中于声誉，年轻而动人；他自信在法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注
定应如其友人华盛顿在美国革命时一般。在卡伦召集的贵人会议中，他是第一个要求召集三级会议的。当法院
中人及爱国派一致反抗布里盎及拉麻仰的法令的时候，他家里是一个对抗宫廷的中心。因为他挑起奥维涅省议
会的抗议，路易十六曾撤去其司令职以为惩罚。两特权等级加入第三等级以后，他立即把模仿美国宣言的《权
利宣言》草案提出于制宪议会。7月8日他与米拉波同去要求调开军队。7月13日议会举他为副主席。两天后，巴
黎永久委员会根据布里索在斐尔·圣托马区所提出的提议，任命他为新成立的国民卫军的司令。于是他手中有
了武力，革命时期唯一可靠的武力，即革命的武力。为增强其力量起见，他努力使资产阶级的队伍，与包括旧
法兰西卫军在内的领饷而住在营房的队伍配合起来。秩序完全要靠他，因而议会及王政的命运也要靠他。当时
他的野心还只在使他自己成为“国王，议会与人民”三者间之不可少的调停人与居间人而已。
路易十六怕他，很敷衍他。8月4日，国王当然是为了取悦于他才把他的三位忠实朋友延揽入阁；即波尔多
与威盎两地的大主教商披翁·得·西塞与勒佛郎·得·滂庇仰及圣普里斯特伯爵。这位伯爵与他尤有密切关系
，由于这位伯爵他才不断地得到国务会议的消息。路易十六致议会的文件上说：“我之所以要从议会中把他们
选拔出来，为的是要向你们表示我要与议会保持一种最可信而最亲近的协调。”依着拉法夷脱的希望，议会政
治的实验看来象是开始了。现在的问题是要在议会中形成一个坚实而可靠的多数派。拉法夷脱在这上面尽量努
力。可惜他不是演说家，而且因职务关系要常留在巴黎。他只能在背后提线而让他的朋友去活动，其最亲密的
朋友是拉利·托伦达尔及拉都尔·莫堡，都属第二流人物。
爱国党分裂的痕迹，在讨论《权利宣言》时，已显露出来了。温和派如前海军兵站监马路埃、兰格尔主教
拉吕曾，骇于当时之无秩序，认为这个宣言是无用的，甚或是危险的。反之，曾充教会律师的冉森派教士卡睦
及曾任洛林省安柏默尼尔牧师的格累瓜尔方丈，主张最少还要补上一个《义务宣言》。由于巴那夫的力量，议
会得以一百四十票之多数通过了《权利宣言》。
宣言隐然谴责了旧日的弊政，同时也说明了新统治的哲学基础。
它是斗争热狂中的产物，故保证有“反抗压迫之权”，——换言之，即为刚胜利的起义辩护，却没考虑到
也会为未来其他的起义辩护。这宣言宣布：自由、平等、财产、税收及法律之通过与控制、陪审制等，都是自
然而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未提及结社权，这是由于怀恨等级制及行会制之故。宣言又规定以人民至尊代国王
至尊，以法律统治代专制。
宣言是资产阶级的作品，故打上了它的烙印。宣言宣布平等，但系有限度的平等，须服从“社会的实用”
。它所明白承认的仅指纳税与法律前之平等，一切职务公开须以能力为标准。它忘却了能力本身是以财富为条
件的，而财富本身又是根据继承权来的。
宣言视财产为法律所不可剥夺的权利，却没想到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也没顾及到已有一部分被充公或被废
除之封建的及教会的财产。
最后，这宣言是产生在一个社会上仍然少不了宗教的时代。宣言的本身即托庇于“主宰”之意旨。它虽容
许其他的信仰，却只限于在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范围以内。米拉波的《普罗温斯邮报》即以愤激语调抗议道
：“国民议会本该扫灭不宽容的种子，却将其保留在《权利宣言》里面，这就使我们无法掩饰我们的悲痛。本
该明白宣布宗教自由的，它却宣布：宗教意见的表现可受干涉，公共秩序即可对抗此一自由，法律也可限制它
。这都是虚伪的、危险的、不宽容的原则，是多明我派或托库厄马答用以辩护其血腥理论的原则。”［2］实际
上，天主教仍保存了它是主要宗教的地位。唯有它的用费才见于国家预算。唯有它的仪式得当众举行。新教徒
及犹太教徒只可在室内举行。东部犹太人被视为外人，直到1791年9月27日议会将近解散时，他们才和法国人取
得同等的地位。
《权利宣言》不但不曾规定完全而无保留的宗教自由，就是出版自由也受限制。它使出版自由受制于立法
者。虽然如此，这宣言毕竟是公权上光荣的一页，是此后百年中世界上所实现的一切政治进步的泉源。我们判
断它，只能根据过去而不能根据未来。
宣言是宪法的序文，通过以后，接着就讨论宪法。裂痕现在已显得更厉害，而且更无法补救了。宪法委员
会报告人木尼埃及拉利·托伦达尔，提出设立上下两院，国王对两院的决议有绝对否决权。他们是受了社会保
守思想的影响。木尼埃曾担心封建财产之废除会严重地危害其他财产。为镇压农民暴动及保全秩序起见，他主
张以必需的武力付与行政机关，即国王。这也就是内克及掌玺大臣商披翁·得·西塞的意见。他们劝国王不忙
接受8月4日及以后各日的议决案，并且要国王签署一个把这些议决案批评得仔细详尽的文件。这便是使自“大
惶恐”以来努力完成的绥靖工作再要发生问题。刚刚熄灭的火焰大有复燃的危险。而且会引起封建势力报复的
希望。西耶士说，绝对否决权就是反对公意的“密札”，会使革命受制于宫廷。上议院就会成为贵族政治的避
难所及壁垒，倘其议员由国王任意选派时更会如此。
布勒塔尼省代表的俱乐部，因有其他各省最有魄力的代表之加入，已逐渐扩大；他们决定不惜任何牺牲来
反对温和派的计划。沙伯利厄组织了布勒塔尼省的反抗运动。累内城发出了反对否决权之恐吓性的请愿书。指
挥大批政论家的米拉波则在鼓动巴黎的各区。巴勒·罗垭园中议论纷纷。8月30及31两天，圣杜律治及德木兰二
人打算统率着巴黎人到凡尔赛去，要求立即批准8月4日各法令，抗议否决权及两院制，并且把国王及议会移到
巴黎来以免受贵族的诱惑。国民卫军费了大力才制止这个鼓动。
双方都要拉法夷脱出来仲裁，他努力寻找一个妥协的途径。他在双方都有朋友。他把双方主要人物会集在
他自己家里或美国大使哲斐孙家里；一方是木尼埃、拉利及柏加士，一方是杜波尔、亚历山大·拉默、沙勒·
拉默及巴那夫。他提出以国王暂时否决权代绝对否决权，其有效期间为两届议会；立法动议权属于人民选出的
下院，上院对下院议决案之否决权有效期限为一年。双方仍是不能妥协。木尼埃主张上院议员是世袭的，最少
也得是终身的。拉法夷脱则主张由各省议会选出，任期六年。当时形成“三头”的拉默、杜波尔及巴那夫则主
张无论如何不能有第二个议院，反对分割立法权，恐其削弱立法权，恐其在另一名义下重建高级贵族。他们知
道英国的上院是唯国王之命是听的。因此大家不欢而散。巴那夫一直是屈居于木尼埃之下的，至此则与之破裂
。拉法夷脱写给莫堡的信上说：“我对双方都不能讨好，徒然陷于无益的懊悔与恼人的忧烦。”他以为也是身
为军人而兼贵族的拉默兄弟在嫉妒他，想代他而为国民卫军司令。他认为巴黎的乱子都是奥尔良公爵暗中鼓动
的，他私下称为乱党的布勒塔尼省代表就是奥尔良公爵的工具。
9月10日，议会以绝大多数，八百四十九票对八十九票，缺席一百二十二票，否决了两院制。外省小贵族因
不信任高级贵族之故，与第三等级及低级僧侣的态度一致。但是在第二日，却以六百七十三票对三百二十五票
之多数通过以暂时否决权付予国王，以两届议会为有效期，即最少等于四年。此案之得以如此通过，系得力于
巴那夫及米拉波。巴那夫则因已与内克商定，以内克允许批准8月4日各案为条件；米拉波则因为不愿给自己断
绝入阁之路。罗伯斯庇尔、佩迪昂、蒲佐、普里欧·得·拉·马恩则坚持反对到底。通过以后，内克却不能实
践他对巴那夫的诺言。国王在各种借口之下，延不批准8月4日各案及《权利宣言》。布勒塔尼派自信受了欺骗
，激动再起，较前更烈。
木尼埃一党在两院制一案虽经惨败，但其势力则在逐渐增强。8月底，他们与大部分的右派结成一起。为谋
对抗之故，他们组织了一个三十二人的指导委员会，其中除木尼埃、柏加士、马路埃、邦那尔、威留及克勒蒙
·汤内尔之外，还有摩里、卡乍勒斯、得斯普累默尼尔及蒙洛程埃等人。这个委员会决定要求国王把政府及议
会迁到斯瓦桑或康边去，以免受巴勒·罗垭园中群众的侵扰。蒙摩蓝及内克也赞助这种要求。可是具有消极勇
气的国王认为离开凡尔赛即为耻辱。他所能答应“王政党”的，只是于9月底调来一些骑兵与步兵及佛兰德斯旅
团。
左派认为调来军队就是挑衅。拉法夷脱也表示反对。他之所以惊讶，因为这个步骤足以再引起巴黎的暴乱
，而事先竟没有和他商量。
巴黎缺少面包。人民在面包店前为了面包打起来了。贵族们之逃往外国已在影响工人。假发匠、鞋工及缝
工等的助手已受失业之苦，群集要求工作或增加工价。一批一批的代表派到巴黎市府去。正发行《人民之友》
的马拉及主编《巴黎之革命》的路斯塔洛又在加以鼓动。巴黎各区及市府都和拉法夷脱一般，要求调开军队。
“布勒塔尼派”议员如沙伯利厄、巴那夫、亚历山大·拉默、杜波尔也再向内政部长圣普里斯特提出这样的要
求。旧法兰西卫军已在谈论要到凡尔赛去，以便再取得国王卫队的位置。拉法夷脱一再发出警告。
但是大臣及王政派自信可以左右大局，因为议会已推选木尼埃为主席，好象在革命时期中即使无民众力量
议会也可有所作为似的。可是舆论已在沸腾，握有军权的拉法夷脱也不高兴。为着敷衍及拉拢拉法夷脱，外交
部长蒙摩蓝要饵以将军之职，甚至授以统领之衔。他却轻蔑地谢绝了，而且说：“如果国王怕有暴动，可到巴
黎来，有国民卫军保卫他的安全。”
最后的鲁莽行动加速了暴动的爆发。10月1日，亲卫军在宫内歌剧场大厅举行盛大宴会，欢迎佛兰德斯旅团
。国王及怀抱太子的王后，也来应酬宾客；当时乐队正奏着格累特里的曲子：“呵，理查！呵，我的国王！举
世都离弃你！”［3］宾客乘着音乐及酒兴，发出狂烈的彩声，把国民帽徽抛在地下践踏，而代之以白色的或黑
色（代表王后之色）的徽章。他们故意不为全国国民祝福举杯。
10月3日，哥尔萨的《邮报》把这类事变传到巴黎以后，巴勒·罗垭园中人心大为愤慨。10月4日星期日，
《巴黎新闻》及《人民之友》揭发了贵族的阴谋，谓其目的显然在推翻那尚未完成的宪法。国王再三拒绝批准8
月4日各案及业已通过的宪法条文，比轻视全国的宴会更能证明此一阴谋之实在。马拉号召巴黎各区武装起来，
要他们带着市政厅的大炮往凡尔赛去。各区都在集会，派代表到巴黎市府去。根据丹敦的提议，哥德利埃区督
促市府命令拉法夷脱于次日星期一到国民议会及国王那儿去，要求把军队调开。
10月5日，由于同情暴动的国民卫军不曾严加防范，有一大群各色各样的妇人拥入了市政厅。攻打巴士底堡
时曾显身手的书吏马伊雅，出而领导妇人队往凡尔赛进发，当天下午到达。数小时后，国民卫军也跟着出动。
卫军压迫拉法夷脱到凡尔赛去，以吊在灯杆上来威胁他，他才使市府批准叫他服从民众的意旨。他说，他之所
以要去，因为怕这暴动没有他在场时会有利于奥尔良公爵。当晚，他到了凡尔赛。
宫廷及大臣们都没料到这突如其来的事件。国王出猎去了，议会中的左派似乎了然会有什么事变发生。议
会再度要求国王批准那些法令，又经国王拒绝了，10月5日早晨，议会对此又有激烈的辩论。罗伯斯庇尔及巴累
说，国王无权反对宪法，因为立宪权是高出于国王的。国王之所以存在是根据宪法的，他的否决权仅能应用于
普通法律，宪法条文不属此范围，无须他批准，只有直截了当地接受。议会采纳了这个根据《民约论》的主张
，经米拉波及普里欧·得·拉·马恩的动议，议决推主席木尼埃立即觐见国王要求他立即接受。就在这种情况
中，当天下午，巴黎妇人队的代表出席了议会。他们的发言人马伊雅控诉了物价的昂贵，居奇投机的活跃以及
国民帽徽所受的侮辱事件。罗伯斯庇尔支持马伊雅，议会决定推代表向国王陈述巴黎人民的意旨。
在王宫前面，凡尔赛的国民卫军与亲卫军业已发生冲突。在操场上严阵以待的佛兰德斯团所表示的态度，
不但不会向示威群众射击，反而开始和他们亲睦起来。
国王毕竟打猎归来了，当即召集会议。王政派发言人圣普里斯特主张国王宁可避到卢昂去，却不能在暴力
压迫下批准法令。准备出发的命令已经发出。可是内克及蒙摩蓝认为要再考虑这个已经决定的步骤。他们说明
国库空虚，粮食缺乏，对于任何数目的军队之集中都无法筹办给养。他们最后还说，国王一离开，奥尔良公爵
即可自由活动。路易十六信了他们的话。他在神志颓丧中批准了各法令。拉法夷脱统率着巴黎国民卫军于半夜
到达了。他觐见了国王，表示愿意出力，并多少是出于诚意地表示遗憾。王宫的外卫由巴黎国民卫军担任，内
卫则仍属亲卫军。
6日早晨天刚亮，当拉法夷脱正在休息一下的时候，有队巴黎人从一张守卫不严的门深入王宫。有一个亲卫
兵想赶退他们。他开了枪。在大理石庭中打倒了一个人。因而群众直奔亲卫队，逐其退到侍卫室。人民侵入了
宫中各院和梯道。王后只得衣服不整地急奔国王房中躲避。亲卫军有几个被杀，他们的头被插在枪矛尖上。
为着要终止屠杀，国王伴着王后及太子同意和拉法夷脱一道到俯瞰大理石庭的廊台上出见人民。人民报以
“国王到巴黎去”的呼声。他允许到首都去，当晚住在杜伊勒里宫。议会宣布议会本身不能和国王分离之令。
数日后，议会迁往巴黎。
迁移首都的意义之重大有过于巴士底堡之攻陷。从此国王及议会须受制于拉法夷脱及巴黎人民。革命已有
保证了。宪法是经“接受”的而非被批准的，再不受制于王权独断。自8月4日夜以来进行抵抗的王政派，至此
已无能为力了。他们的领袖木尼埃放弃了议会主席之职，到多斐内去希图激起叛乱。但他所遇到的只有冷淡或
敌意。颓丧之余，只好马上跑到外国去。他的朋友如拉利·托伦达尔及柏加士等，鼓动外省反对巴黎新的暴力
事件也失败了。第二批的亡命者，均属最初促成革命的人物，继第一批之后而逃往外国，可是彼此没有混在一
起。
拉法夷脱之参加这一天的事变，至少在表面上是被强迫的，但他巧于运用，得以收其实利。由于他的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