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反应迟钝者终于进入了初中后（晚了一年或两年），他常常发现他的问题更难以忍受。一次，一个10年级的学生被带到我那里，因为他宣布他要退学。我问他为什么打算离开学校，他说：“我从一年级开始就很痛苦。年年我都觉得窘迫，觉得自已愚蠢。我不得不站起来朗读，可我连二年级的书都看不懂。你们这些人再也没机会嘲笑我了；我要退学了。”我只好告诉他，我不责怪他那样想，他的痛苦是我们的责任。”
令人惊奇的是，一些学业不成功的学生在若干年的失败后仍然愿意拼一拼。看到百折不回、坚韧不拔的初中生在阅读补习班里对学习有了兴趣，总能使人欢欣鼓舞。他们非常想学好这门功课，但却深知自己太笨。阅读补习班的老师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他们，他们能够学好。有一个肌肉结实，名叫杰夫的男孩被他自己的进步吓呆了。他热泪盈眶，抬头看着他的老师，说：“我二年级的时候把成绩报告单带回家去，我的阅读得的是‘不及格’。我的老头子在读报告单时，我坐在长沙发椅上。他拿着一根皮带走过来，把我的魂都打掉了。从那以后直到现在，我还是第一次在学校里取得好成绩。”
还有一次，我给一个名叫威利的初中男孩子作心理分析，他有3次历史考试不及格。这是门必修课，可他连“及格”都得不到，所以他不能毕业。我大他单独搞了一次智力测验，结果他的智力商数是8。他的老师对此感到吃惊，在此之前他一直要求这个孩子和别的同学做同样的功课。老师对孩子的这种智力缺陷竟然毫无知晓，我认为似乎很不公平。于是，我设计了如下格式的信件，以通知反应迟钝者（如威利）的老师。
绝密
学生姓名
上述学生很明显有些智力上的缺陷，这对于认识他的学习成绩及在班上的表现可能很有帮助。虽然如果严格按照教育法的规定，他还没有资格享受特别教育，可他的智力似乎与智力迟钝者相去不远。没有法定的理由要把他调出普通的班级，可也不应该让他和别的更为聪明的学生平等竞争。知果要求他和平均水平的学生一样去正确完成大部分考试题，那他势必会不断地不及格。相反，也不能让他不挖掘现有潜力而随波逐流。根据他的努力程度给他打分，根据他的能力给他施教，似乎才是妥当的办法。在他作出了努力以后仍给他打不及格就等于是不给他一个毕业的机会了。
如果想还需要更迸一步的情况，我乐意随时和您讨论。
注意：阅后请毁掉这张字条，最在限度地避免使该学生难堪。
有些老师直到接到这张字条后，才开始考虑给有智力缺陷的学生定一个简单些的学习目标。有少数老师在收到这张字条以后仍然无动于衷。
罗伯托是个可怜的、14岁的墨西哥裔美国男孩。现在他仍在读六年级。他至少比班上最高大的学生还要高6英寸，重20磅。他降了两次班，一次在二年级，一次在四年级，可他还得重新学习读书写字。他的老师想方设法要启发这个不幸的孩子的学习自觉性，可罗伯托对所有的要调动他的学习积极性的方法都不作出任何反应。最后，老师威胁说要让他再次留级，罗伯托吓得失魂落魄。他从前也听到过这个威胁，他可以想象他自己是个73岁的学生，仍旧坐在六年级的教室里。他开始竭尽全力做家庭作业，准备考试，可他学习底子很差，因而进步不大。罗伯托一直处于一种紧张、焦虑之中，直到6月16日成绩报告单发下来为止。那天早上，在看到报告单之前，他脸色发白，紧张得浑身打颤，上面写着：“升入七年级。”罗伯托的老师当时并非有意残忍无情，他只是想让这孩子尽全力学习。然而，像这样用社会灾难来咸胁他是不对的。不聪明，或是智力低下的孩子在感情上也有和天赋高的聪明孩子一样的对人们的肯定与欢迎的需要，我们的老师不应当扼杀他们的这种感情需要。
虽然让学习进展缓慢的学生留级对他有种种不利，但我认为，有一些孩子在留级以后确能受益。在留级与升学这个问题上，最好的准则是：如果下一年他将接触新东西，那就可以让他留级。如果一个孩子一学年就病了7个月，那么，等他痊愈以后留级一年会对他大有益处。晚熟者也应在幼儿园里多呆一年（至多在一年级留级一年）以使他和发育相同的孩子们在一起。然而，对于反应迟钝者来说，却不大可能有什么变化。如果他6月里留在了四年级，再过一年，他还得留在四年级。一般人很少注意到这种情况，各年级在每一年里教的课程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年复一年，教的都是这些东西，学生升高一级以后，并未多学到多少新东西，大量的时间都花在了复习上。例如，在小学一二年级就教了算术的加法和减法，可到了六年级，老师还在花费相当多的时间教加减法。名词、动词被翻来覆去地教了若干年。图4-2中课程内容的重迭比图4-3表现得吏为准确。
所以，留级的理由就是要让反应迟钝者再学一年那些十分简单的东西，这是极不公平的。经过这一次“回锅”，他也不会多少进展的。暑期学校也不会有多少魔法。一些父母希望七八月的暑期补习会产生从9月到第二年6月的10个月间所不能达到的预期目的。他们的希望常会落空。
既然留级与暑期学校不能解决反应迟钝者的问题，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为这些孩子做些什么呢？下面是可采取的一些步骤，它们可以使局势朝着有利于反应迟钝者的方向发展。
1.教他们阅读，即使师生的比率是1：1（很可能需要这样）也在所不惜。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能学习阅读，但如果在大班里学，许多孩子就会遇到困难。他们的思想老开小差，也不那么爱提问题。当然，由于要额外请一些阅读补习教师，学校的开支会太大，但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投资比这更有益处。对于那些在大班里学习不好的反应迟钝者来说，使用特殊方法、电子教学机以及补强手段可以在教学生阅读这个所有学科中最基本的技能上取得成效。这些东西否应被推迟到四年级或是五年级甚至初中才使用，因为到那时孩子已经遭受了不及格的种种侮辱了。
许多学校已经实施了有创造性的计划。以集中精力解决阅读问题。这些计划之一叫做“不分年级的小学”。它取消了小学一、二、三年级学生间的年级区另，不再按年龄为学生排年级，而是按学生的阅读水平分班。在同一个班里，阅读水平高的学生可能分别来自一、二、三年级。阅读基础差的学生也披编在了一起。这种方法消除了留级带来的痛苦刺激，把学生安排在水平均匀的班级里，所以对学生是大有好处的。另外一种很受欢迎的方法叫做“分别阅读”计划。阅读基础好的那一半学生早30分钟到学校学习阅读，而阅读基础差的那一半学生则晚半小时离校，继续学习阅读。还有许多类似的计划，也是为了更有效地教授阅读而设计的。担心孩子的基本学习技能的父母，可以要求老师增补这类学习计划。
2.应该保护反应迟钝的学生，使之免受不及格这一灭顶之灾。对无法达到学习目标的反应迟钝者，不应该再施加压力，只应当要求他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当他尽了全力时应给他表扬，即使他的功课质量不及其他同学。“迟钝”的孩子也有权力维护自尊——即使在这个技术高度发展的世界里。
3，记住：一事成功，事事成功。对于反应迟钝者，最好的动因是知道自己正走在成功之路上。如果他周围的成年人表示出对他有信心，他才更有可能也对自己有信心。实际上，大多数人都有这样一种特性，我们都倾向于照别人对我们的“看法”行事。在我加入国民警卫队时，我明白了这个道理。当时，我刚大学毕业，我想应征入伍，但我不想服两年的现役，而想保留军籍，只在军队里短期供役。我很快收抬好了行装，坐上了一辆客车，到加利福尼亚的奥德堡去接受6个月的文书训练。招兵广告说得天花乱坠，何去何从均可自由选择。可事实正好相反，我的这个激动人心的生涯是别人为我选择的。然而，我还是花了6个月在令人神往的天地里学习军用书信的格式，学习打字以及编档案、卷宗等。183天以后，我带着新学到的知识回到了国民警卫队地方部队，准备大干一番。奇怪的是，并没有给我怎样热烈的欢迎。人人都知道列兵［1］很笨，个个都是大傻瓜。我就是个列兵，所以大家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我也是个笨蛋。除了另外几个列兵以外，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是最愚蠢的人。上自上校，下至一般的一等兵，人人都认为我会大出洋相。使我非常惊奇的是，他们竞然是完全正确的。在接受了6个月的文书训练以后派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用复写纸打出两份简单的信件。我全神贯注地打了25分钟以后才发现复写纸被上反了。正卷的背面满满的全是复写上去的颠倒的字句。我的这一发现并禾使陆军上士有什么感激不尽之感。说来奇怪，其他的诸如行军中保持“步伐一致”之类的复杂事情似乎也很难做好。今天看来，很明显，我当时的举动和别人对我的看法是一致的。同样，许多孩子在学校里考试不及格，仅仅是由于在他们心灵深处已打下了这样的烙印：我就是及不了格。我们在同伴心目中的形象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极大的影响。在上面我已谈了占学校学生总数1/4的反应迟钝者的问题；或许你的孩子就在他们之中。
未发挥潜力者
未发挥潜力者指的是虽有能力做好功课，但在学校里仍然不及格的学生。他的智力商数可能高达120，甚至更高，但成绩报告单上却尽是及格和不及格。未发挥潜力者常有可能比反应迟钝者和晚熟者多，并且更难于被理解——这与人们的错误认识有关。要获得优异的成绩，有两个要素是必要的，可要素二常雄人忽略。其一，必须要有较好的智力，但仅有智力是不够的，所以还需要有自我约束。一个聪明的孩子不一定就有必要的自制力去日复一日地忍受一件他认为是痛苦的事情。聪明才智和自我约束常常是毫不相关的。我们常常看见一个孩子有了这样却少那样。有时候，一个并无天赋的孩子也会奋力拼搏，获得比预期更好的成绩。这种现象叫做超潜力发挥。与之相反的组合形式要常见得多：一个非常聪明、很有潜力的孩子死活不愿用功。
很明显，我们对待未发挥潜力者的方法使他的问题复杂化了。学习需要我们作出极大的努力，付出相当的代价，而我们却没能认识到这一事实。看看一个中学生为了做好一天的家庭作业需要干些什么吧：他必须弄懂老师的要求，包括作业的页数和其他细节；他必须记住把要用的书带回家；他必须关掉电视机，不理睬晚上别人给他打来的电话；他必须长时间地集中精力才能把作业做对；第二天他还必须把做好的作业好好地带到教室；他必须在考试前记住所学的一切。这些家庭作业只做一次、两次是不够的，他必须一年到头，反反复复地做。做这类事情需要的不单是聪明才智。一个孩子有较大的词汇量，能够拼出复杂的字谜并不意味着他能够日复一吞地强迫自己努力学习。一些孩子在小学时成绩优秀，可后来却不再努力。实际上，据估计有75%的学生在7年级到10年级间都会出现学习成绩下降的情况。虽然这种事情如此频繁地出现，老师和家长却未做出任何努力。父母对未发挥潜力的孩子常以下列3种办法作出反应：1）认为问题的产生在于孩子死不听话。所以半年都不许他骑自行车，“没收其执照”，直到春天，并对孩子动辄痛骂、严辞责之！照我的看法，孩子的表现应归究于年龄太小，缺乏自制力，这是可以理解的，而父母的这些做法当然不可能使孩子长期埋头于书本。在这种情况下，如某学校也采取威胁态度，同样不大可能使贪玩好耍的孩子更加用功。如来把那些未发挥潜力的孩子的父母送回学校，他们也会发现读书确实令人头疼。成年人对脑力劳动的抵制被人着作是自然之事，而当轮到还未成年的孩子时就被看作是死不听话了。2）第二种方法是给孩子一个为时太长的贿赂：3年后给他买辆新自行车，或是明年秋天出去打猎。这些都太遥远，因而收效不大，其原因在前一章已有概述。延期太久的补强等于没有补强。3）父母的第三种反应是说：“他急得学着有点责任心才行！我不可能总跟在他身后帮他的忙——所以这是他的问题。”
父母们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似乎表现出了不现实的态度，让我们再看看老师们对此的态度。老师和心理分析顾问常告诉父母：“别为此担心。等约翰尼长大一些，问题就会解决的。”他们这是大错而特错了。约翰尼会长大，可问题一般是不会解决的。因为这种问题一经生根，常会变得盘根错节、难于解决。他们还常带着安慰的口气告诉父母：“这事儿您不用管，我们自会在学校里妥善解决。”——这种许诺很少得到实现。
我处理过500多个未发挥潜力者，我的结论是，治疗这种综合症只有两种可行的办法。其一当然不是万应灵药；父母可以完全守着孩子，这样，他别无选择，只好做功课了。为了使这成为可能，学校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将课程进度与布置的作业告诉给父母——孩子当然是不会传达这个口信的！特别是大些的孩子，他会尽可能地搅乱学校与家庭间的信息往来。比如，在我工作过的一所中学，学生每天有20分钟的“班级会议”时间。这个时间被用来向国旗致敬，开班会，宣布通知，以及处理有关的事宜，而很少有机会用于学习。可每天有成百上千的父母被告知，所有的家庭作业都已在那个时间里完成了。天真的父母们竟然相信，孩子们在班级会议的时间里专心致志地做了两小时家庭作业。如果父母想要培养其孩子的学习责任心，他们就必须知道，孩子们在学校里做了些什么。他们必须在孩子绝对需要自我束缚的方面提供援助。孩子晚上的学习时间必须得井然有序——定时学习，最大限度地减少打扰，父母必须知道布置了什么作业、完成好了的作业应是个什么样。最后，他们还应消除孩子在学习上的消极态度。我必须立即补充一句，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解决办法。它常常只在一周或两周里有效，因为许多父母自己就没有必要的自我约束。应该有个比这更好的办法，我相信确实是有的。采用即刻补强的方法（这在前面已述及）后，未发挥潜力的学生常会有极其显著的进步。如果孩子对于老师在班上提供的奖励不感兴趣，那就必须给他一些人为的刺激物，这些物质奖励或孩子向往的东西应该限定在确定的、经济允许的范围内。另外，这些奖励应从一点一滴做起。不要给学生这样的补强：到学期末给他的英语打“优良”——学生每写对一个句子，就应给他1角钱。“行贿！”有的教育工作者会这样指责道。我的回答是，只要它能使孩子用功，“谁又会在乎呢？”即时补强的作用就好比汽车的启动器：先靠它，汽车开不了多远，可它比用手推更容易使引擎启动。对于反对使用这种纯外部动因的理想思想主义者，我想提这样一个问题：“除了‘等孩子长大些，自己改掉他的毛病’以外，我们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下面我举几个例子，以说明使用补强法则的特别功效。这一方法使用最为成功的实例之一，是一个名叫比利的二年级学生。他是一个典型的未发挥潜力的学生，降班降到二年级，在那里苦熬着时日。他从前的失败完全扼杀了他学习的动因，他现在只在学校里鬼混。另外，他的妹妹也在二年级，她已在去年升入了三年级，可比利没能升。而且，你想不到吧，她在读书、写字和算术方面都挺行。比利深深地陷入了绝望之中。我和他的母亲讨论以后，我们一致同意在家里采用补强的方法。根据我们的讨论精神，比利的母亲制定了如下图表：
比利每周和他母亲一道作一次拼写练习，每做5分钟，他就能得到一颗五星。等他挣够了50颗星星，他就会得到一个新的自行车座垫。他母亲还用瞬间卡片［2］考他算术，每进行10分钟他就能得到一颗五星，挣够50颗星星后，他就能和爸爸去玩滚木球戏。比利的母亲认为阅读是他最大的问题，所以阅读的五星最难挣（每15分钟得一颗），而50颗星星就能铺成通往露天游乐场的道路——这是最高的奖励。这样，报酬就被交错安排起来了，他很快就能挣到一个令人愉快的奖品，紧接着又是第二个，而在最后等待着他的是一个绝好的奖品。这个游戏一下子激起了比利的兴趣，他一放学就往家里冲，开始和他母亲一道学习。从前她没法使他翻开书学习，可现在他突然想要“学习”一晚上了。一周后，她给我打电话，抱怨说比利一回家，她就不能做她自己的事了。接着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比利开始学习了，虽然这不是他的本意。在每周一次的测验开始时，他第一次拼写全部正确，他享受到了接踵而来的成功的喜悦。当全班同学在讨论算术向题时，他也知道答案，他不断地举手以便得到一个显示自己的知识的机会。他的阅读有了显著的进步，老师把他调出了慢些的阅读小组。比利在无意间发现了学习的乐趣，由从前的失败引起的恶性循环被打破了。
如果说所有的学习问题都可以像比利的那样得到轻而易举的、成功的解决是不对的，但补强的法则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这一法则被用于全世界，而效果常常是惊人的。比如在纽约市，有很多少年犯不能阅读。研究者们认为，他们在学习上的障碍与他们的不法行为有关，于是想出了一个办法，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没有直接告诉那些少年犯，要教他们阅读，因为他们在学校里已受够了，一听到要他们学习就觉得乏味。相反地，他们告诉这些孩子：“我们有一个可以教阅读的电子教学机，可是不知能不能使用，所以我们雇你们来帮助我们，看看这个教学机有多灵。如果你们愿意试试，那么，你们每做对一道题就能挣到1分钱。”这样，一个夏夭，孩子们就有可能挣到30美元，甚至更多。孩子们接受了聘请，大多数的人开始了阅读，这就为他们开辟了新的学习途径。对于那些取得了优异成绩的孩子来说，不法行为便不再有必要了了。在亚拉巴马监狱也使用了类似的方法。犯人们通过学习新的技能、新知识就可挣到钱。在将来，补强法则将被更为广泛地应用于行为疗法之中，以解决包括学习上未发挥潜力在内的疑难问题。
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青少年也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想票有责任心。他们想做该做的事情，并从中感受到自重与尊严。在学校里不及格的学生常常是最不幸的，可他们看不到出路。下面这封信就能说明他们的这种绝望。伊莱恩是我从前的一个学生，她非常聪明。她在电视上看到我后，给我写了这封信。这封主动寄来的信反映了无责任感的青少年心里感到厌恶与空虚。
亲爱的多伯森博士：
我今天在电视上见到了您，真是又惊又喜。我当时正准备换频道，可你出现了。如果他们知道你的出现赢得了一个观众，你认为他们会让你“定期露面”吗？
从我最后一次和你谈话到现在已有4年了。3年前，在学校的欢庆会上，我本想和你谈谈的，可在我到达之前你已经离开了。现在，你难道不觉得遗憾吗？（不会的！）多伯森博士，我非常感激你在学校里对我的帮助。我现在在学校里遇到了可怕的问题。当我处于感情危机的边缘时，你认识了我。可现在情况更糟了。我对旧的教学方法感到厌倦，老师精力（原文如此）要把知识灌输给对她所讲的东西全无兴趣，只是出于无奈才坐在那里的学生。大部分时候，我都坐在教室里鬼混。只有在我对课堂内容感兴趣时，我才发言。我大部分的课程得的都仅是及格。
我经常逃学（就像令天一样）。我平均每周只有3天在学校。我去学校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我是4个俱乐部的积极分子、是两个俱乐部的干事，并且在学生会工作。这周只剩下两天了，可我还没到学校去过。虽然我理应得不及格，可我的老师都不给我打不及格。我从不做家庭作业。老师门说我很聪明，很有点本事。哈！哈！我问我的哲学老师，他是不是认为我是个癔想症患者。（注意：癔想症患者是学生们的俚语，指装病逃学者。）他一直吹嘘说，虽然我的缺席得到了原谅，可他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算他说对了。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是在逃避责任。说得好极了！（谁也不可能刚得了两天的疟疾，第三天就精神抖擞、气色红润了。）
我要是去了学校，每周都要花一天半和我的心理分析顾问或某个老师谈我的问题。我回避谈我真正的问题，因为我不知道我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我也不想知道。和我谈的人在讨论中也含糊其词，不告诉我；他们总对我说，他们想让我知道这些问题，由自己未分析。我无法自己分析，所以我们就谈国际问题，谈道德、宗教等等。我的功课可能尽得及格，我的学习态度可能尽得不及格，对我的个人品德表现却从来都是得的优秀。这一点对我是有利的。我性格可爱，从不怀敌意。我那可怜的心理分析顾问对我毫无办法，非常头疼。他已经拿定了主意要回去教书了（他当顾问才一）。我知道我占用了他太多的时间，他本可以用这些时间去帮助别人的（比如那个自杀未遂的二年级的男生）。可我从早到晚地坐在那令人饿心（原文如此）的教室里，真忍不住要尖叫了。我再也受不了，所以我站起来，走出教室。我的老师（所有的老师）和我作为人，很能相互理解。虽然我们尽力做过，可谁也无法帮助我，他们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我去找我的心理芬析顾问，在那儿谈、在那儿大笑，多数时候是在那儿哭。
我几乎像着了魔似地，想让别人知道我对学校、对家庭、对我自己等等是怎祥地不在乎。到现在，我已有两年没去教堂了。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了信仰。可我现在再也不依赖于信仰了。从很大程度上讲，我是靠百己的努力造就而成的。这听起来多么可怕啊，因为实际上今日之我（好的一部分）的造就花了许多人的心血，而不好的、粗心天意的那一部分也有少数人的功劳。
噢，到现在我敢打赌你为自己上电视感到后悔了。和我写的大多数信相比，这只是一封短信。我喜欢写下自己的情感，我太爱动情了，“真要命。我本可以继续写下去，因为你就好比一个只是出于无奈才坐在那里的读者，可我不想写下去。我本来只是想简单地写几句，告诉你我见到你是多么的高兴，并祝你事事如意。
我相信你已经是个心理学家了。但愿你永远不要再碰上像我这样的人。
哦，为子这个原因，我要说：再见。
真诚的
伊莱恩
又及：随信寄来照片一张。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你如果不想要，尽管扔了。 `
伊莱恩对她自己的情况作了很有见解的、极精辟的分析，镇句话都能说明问题。也许，我略加评论，就能帮助那些正在同样的泥沼里挣扎着的少男少女们清楚地认识他们自己的问题。
1.伊莱恩对自己的愚蠢感到厌恶，可又缺乏自我约束，以便有所改进。她的老师告诉她，她是在逃避责任，她写道：“说得好极了！”现在她在恳请别人帮助她，经常和她的心理分析顾向长谈就是她寻求解决的一种方式。（这也可以使她轻而易举地躲掉那些枯燥乏味的课。）甚至她的信也是一声孤独的求援的叫声。2.伊莱恩寻求援助的恳求带来的是同情，而不是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她的心理分析顾问确想帮忙，可他是个新手，还缺乏必要的技巧。她的老师们完全不知所措。“虽然他们尽力做过，可谁也无法帮助我，他们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我去找我的心理分析顾问，在那儿谈、在那儿大笑，多数时候是在那儿哭。”有病而无处医，这有多烦人啊。她的生花之笔勾勒出了现代顾问学的瑕疵：顾问不是引导，而是倾听。“我回避谈我真正的问题……和我谈的人在讨论中含糊其词，不告诉我。他们总对我说，他们想让我知道这些问题，并自己进行分析。我无法自己分析，所以我就谈国际问题，谈道德、宗教等等。”就像一个瞎子需要别人的牵引一样，伊莱恩也需要有人牵着她的手，引她走出黑暗。
3.伊莱恩逃学是有意要夸大她的困境。她想“让别人知道我对学校、对家庭、对我自己等等是怎样地不在乎”，这也是她“着了魔的一部分”。如果她能使别人知道她的需求，或许会有人来援救她。另外，她想让人知道，她之所以学习不好是因为她没努力，而不是因为她没这个能力。
4.伊莱恩的问题与她缺乏自尊很有关系。她让我把她的照片扔了，说明她对自己的形象很不满意。她长得非常胖——这也同样是缺乏自我控制的表现。在信中别的地方还能看到她自己看不起自己的例证。我认为，她老是在想自己是如何的差劲，学习当然就是不可能的了。
5.伊莱恩并不想和谁作对，也没有桀骜不驯地向制度挑战。她只是在恳请别人的帮助。就像她自己所说的：“我性格可爱，从不怀敌意。”
伊莱恩的问题根深蒂固、盘根错节，她的痼症由来已久，并非油嘴滑舌地胡诌一通就能“解决”。她需要一个精明博学、通达人情的心理分析顾问对她进行长期细致地分析，一步一步地引导她，使她更有责任感。有一件事是无疑的：学校几乎没做对一件事。学校对伊莱恩逃学采取的纵容态度对她丝毫没有帮助；她的老师任她想来就来，愿走就走也是不明智的，虽然她自己承认她既不去上课，也不做家庭作业，可她的老师尽给她打不及格，而是给她打及格，也算不上是在帮助他（她知道她理应得不及格）；只要她乐意走出教室，她的心理分折顾问任她一小时接一小时地闲聊“国际问题”，也算不上在教给她自我克制。当然，伊莱恩需要的不是批评与责备，可学校对她的愚行的纵容是不会对她有什么好处的。父母也有责任，他们假借“理解”之名助长了她的不负责任的态度。
在我们国家的学校里，像伊莱恩和比利这样的未发挥潜力者数不胜数，不容忽略。他们与反应迟钝者和晚熟者占了学校总人数的相当部分。这些年轻的失败者需要我们做耐心细致的引导工作，帮助他们恢复早已失去的自我约束力。
小结
我在前面谈了3种影响我们在课堂上进行管教的主要障碍。当然，还有别的一些我还未详尽谈及的问题。任何使孩子忧虑或烦恼的事情都可能导致学业的失败。比如说，严重的缺乏信心与自卑感可能妨碍孩子专心努力地学习；成天都想着自己是如何地差劲，背着沉重的情感的负担，使孩子无暇顾及别的事情。一个正在等待着医生的可能凶多吉少的诊断报告（比如癌症的化验）的人很本无法静心工作或思考，这样的人或许能够理解上述发生在孩子身上的精神干扰。父母和老师绝不可低估孩子对学校所存的恐惧。不管他是否讲出他的恐惧，学校里的许多“危险”时时在威胁着他。同学们可能会嘲笑他；老师可能会讥讽、批评他；女同学可能会不喜欢他；虽然他尽了全力，但也可能不及格。这一类的恐惧可能使他手足无措，终日不得安宁，并使他担心忧虑，无心学习。所以，要解决学业不佳这个问题，还需要解决与学习无关的其它问题，以作为配合。
问与答
1.如果说凭年龄确定孩子是否应开入小学属于下策，那么为什么我国如此广泛地使用这种方法呢？
因为这是种很方便的方法。当孩子满6岁时，父母就可以计划让他们升入小学了。学校也可以对其所在地区进行调查，并计算他们来年将有多少新生入学。如果一个8岁的孩子在10月搬进了这个地区，校长一看就知道他该在2年级。等等，等等。以年龄确定孩子是否该入学对于大家来说都方便顺手——只有晚熟者例外。2.孩子为什么会成为晚熟者呢？影响孩子智力的因素很多，有遗传的因素、环境的因素、身体的因素等等，很难确切地说是哪种因素使孩子成了晚熟者。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都表明，孩子早年若缺乏智力方面的刺激就常会导致孩子智力偏低，甚至智力迟钝。在人生之初的那3年，智力发展的潜力最大，这似乎是个关键的、不可错过的时期。如果错过了这个时机，孩子便再也不可能达到他本来可以达到的智力水平了。愚蠢的孩子通常很少听到成人的谈话，他没有有趣的书与字谜对他的智力进行熏陶，也没去过动物园、飞机场或是其它的令人兴奋的地方。他从小到大都极少受到成人的教导和指引。由于缺少外界的良性刺激，致使孩子的大脑不能很好地发育。一个叫克雷齐的研究人员用几种动物作了令人神往的实验，证明早期的外界刺激对大脑的发育有很大的影响。他和他的助手们将同一窝生下来的老鼠分成同样的两组，其中一组在出生后的几个月里被预定最大限度地接受外部刺激。它们被关在灯火通明的笼子里，四周摆满了有趣的蹼轮和别的玩具。它们还被经常逗弄，并被允许到笼子外面去玩，并且教给它们一些简单的东西，如能记住还会得到奖赏。而另一组老鼠则生活在截然相反的环境里。它们的笼子狭小低矮，光线昏暗、死气沉沉、单调乏味。它们未被逗弄，未接受什么外界刺激，也不允许到笼子外面去。两组老鼠吃的是同样的食物。两组老鼠活了105天以后，全被杀了，以便对它们的神经系统进行检查。研究者们惊奇地发现，接受了大量外界刺激的老鼠的大脑与另一组的大不相同：（1）大脑皮层（大脑进行思维的那一部分）要厚些、宽些；（2）大脑供血要丰富得多；（3）进行学习所必需的多种酶更为复杂。研究者们的结论是，老鼠生活早期所接受的大量的外界刺激，使其大脑更为发达、更为复杂。＿将动物研究所得的结论直接应用于人常常是危险的，可同样的变化很可能也发生于接受了大量外界刺激的孩子身上。如果父母想让自己的孩子变得聪明，他们就应该在孩子还是婴儿的时候就开始经常性地对他们说话。他们还应在孩子小床的四周摆上一些有趣的活动玩具或五彩缤纷的玩具。从那时起，直到孩子开始蹒跚学步，都应该有计划地为孩子安排学习活动。当然，父母必须知道外部刺激与外部压力之间的区别。为一个3岁的孩子提供书籍是提供外界刺激，而因为他不会读就挖苦他、恐吓他，对他来说就是外来压力了。对孩子使用强制手段，或是期望过高都会对他产生不良影响。
如果早年的外部刺激确如我们所说的这样重要，那么，种族隔离区的贫困生活也有可能导致智力低下以及轻微的智力迟钝。少数民族家庭的孩子的智商比社合、经济地位高的家庭的孩子要低，这可能就是原因之一。因为这些孩子的父母既不可能在孩子身上花时间，也不可能在他们身上花钱，以使孩子的早年生活丰富多彩。富有熏陶性是很有必要的。这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人所知。
3.我曾读到过这样的文章，说教3岁的孩子学习阅读是完全可能的，我是不是应该让我的孩子也试试？
如果一个孩子特别的聪明，如果他在学习阅读时不会感到大人对他的过分催逼，那么，教他阅读就可能有好处。但这些“如果”都是要过硬的。很少有父母在教自己的孩子阅读时会不对孩子自然性的失败表现出恼怒。这就像教你的妻子学开车一样：最乐观地讲，这是危险的，而一旦倒霉的话，就是灾难性的了。除此之外，学习阅读还应被安排在最为适宜的时候。为什么要在孩子还未学会如何过街，如何系鞋带，还没学会从1数到10，没学会如何打电话之前就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去教他阅读呢？在学前阅读这个问题上当真似乎很愚蠢，最好的方法是为你的孩子准备许多有趣味的书籍和资料，读给他们听，回答他们的问题，然后让他们自然而然地走上正轨。
4.是否应该要求中小学的孩子穿他们不喜欢穿的“漂亮”衣裳？
一般不。孩子非常担心被其朋友嘲笑，为了避免这种可能，他们有时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们想要和别人一样的主要原因是害怕被人取笑。特别是少男少女，他们似乎认为：“如果我和大伙儿一样，他们就不会取笑我。”由此看来，让孩子去忍受不必要的，来自其同学们的屈辱是不明智的。应该在经济和鉴赏力许可的范围内让孩子自己选择自己的衣服。
5.一些教育家说我们应该取消成绩报告单和考试分数。你是否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不。对于三年级以及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来说，考试分数非常重要。分数起着一种补强的作用——它对学习优异者是一种奖励，而对成绩平平者又是一种督促。（虽然恰当地使用分数非常重要）分数能激发学生的动因，也能毁掉其动因。在小学，以及在中学的必修课上，孩子的分数应视其所能所为而定。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根据他的能力给他打分。迟钝的孩子应该和聪明的孩子一样在成功方面机会均等。虽然他的考卷达不到预定的绝对标准，可他拼博过、努力过，我们就应当给他一个成功的标志。同样，一个有天赋的孩子并不能因为他可以不努力就做好功课就给他“优秀”。我们打分最主要的目的应该是鼓励在学习上的用功努力。那些反对打分这一方法的人应该想一想下面这个例子中所反映出的反面效果：斯娄·乔根本谈不上聪明，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一点。他在学校里从未得过好成绩，到了二年级，他便不再努力用功了。然而，到了六年级时，他的老师非要他用功不可。虽然他的阅读、写字和算术的基础很差，可他还是努力用心地学。到了期末，斯娄·乔还在用功，尽管他在写字方而进展不大，在阅读方面啃三年级的书都让他头疼。老师应当怎样填写斯娄·乔的成绩报告单呢？如果他用对全班同学同样的标准来给乔打分的话，他就只得给他打不及格。如果乔得了不及格，他就再也不想用功了。他已尽了余力，难道还应该和去年他目光呆滞地坐在教室里时得同样的分数吗？我不这样认为。乔的努力用功应得到最显而易见的赞扬，他的成绩报告单上至少也应得“良”（如来不能再高些的话），还应告诉他父母，他更加努力了，他们也应该给乔以支持，鼓励他续续努力。以别的任何方式打分都会给乔这一类的孩子带来沮丧。如果非要倾注全力才能得到优良成绩，那么，即使是很聪明的孩子也常会更加用功的。
对于这个“以能力为基础打分”的方法，应该补充一点例外的情况：中学里开设的大学预科课程的成绩必须以绝对的标准打分。如果学生的化学或拉丁文得的是“优秀”，大学的招生委员会就会把他看成是优秀的标志。所以高中教师必须保持“优秀”含义的准确性，而另一方面，斯娄·乔和他的朋友们根本就无须学习那些难学的课程。重复一遍，分数可以成为老师激发学生动因的最重要的工具——只要使用得当。因此，建议学校取消分数是背离学校管教这一原则的。
6.据我所知，我们所学的东西在3个月后就会忘掉10%，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忘掉更多。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让孩子去受学习那份罪？既然我们虽经努力却所得甚少，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学习呢？
你的问题反映了旧时提倡改革的教育理论家的观点。他们主张，在学校里除了教“基本生活原则”以外，什么也不用教。他们反对对学生智力上的训练，原因和你所说的一样。甚至一些大学教授也采纳了这种“没有内容”的哲学。他们争辩说，我们今天所学的东西到了明天就可能变得陈旧，所以为什么要学呢？我坚决反对这种教育观。即使有很高的遗忘率，学习还是很重要的，原因至少有5条：1）或许学校最重要的功能（除了教基本的阅读、数学技能以外）就是培养学生的自我约束与自我控制。一个好学生要学会长时间地坐着听讲，还必须学会遵循老师的指令，完成作业以及学会开动脑筋。家庭作业本身作为教育的工具，相对而言不那么必要，而作为管教的手段却是非常重要的了。在成年人的生活中常常需要自我牺牲，辛勤劳作，刘事业的献身等等，因而学校就应该尽其本分，培养学生承担这种未来的职责的能力。当然，在孩子的生活中，玩耍也是很重要的，孩子不应该从早到晚地学习，家庭和学校应使学习和娱乐之间的关系保持健康、平衡。2）学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因所学的东西而得到了改变，即使我们所学的东西在以后被遗忘掉了。没有一个大学生能记住他学过的一切，可他却因为上过大学而有了变化。学习所带来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生活观念的变化是不会因时间的推移而淡化的。3）即使我们记不起学过的东西，但我们知道这些事实确实存在，并知道可以到哪里去查找。如果我们问一个未受过教育的人一个复杂的问题，他不大可能给出一个明确合适的回答。而一个取得了博士学位的人则可能用更为小心的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他可能会说：“嗯，这个问题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他知道这个问题比表面上看上去的要复杂，即使他不知道完整的答案。4）我们并不是100%地忘掉我们所学的东西。那些最为重要的事实被永远地贮存在了我们的脑子里，以供将来之用。人的大脑可以在一生中容纳ZQ亿个信息，而教育的过程，就是将这个记忆仓库装满知识。5）过去的知识使今天的学习变得更加容易了。每次新的学习都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将过去、未来的知识、观念连接起来的纽带。
我希望有一种更为简单、更为有效的办法，以取代那种缓慢、痛苦的学习过程。可是，在新的“学习药片”被发明出来之前，恐怕我们还得靠这种旧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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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陆军中位次最低的一等。
［2］用于初级课程教学之卡片。老师将此卡片短时闪现，以引起学生的迅速反应。
第5章 道德管教
第5章 道德管教
1968年，一个电影制片商向全国的电视观众发出了一个惊人的预言：到1978年，影片中将允许拍摄性交。当时许多人认为他的话是在故意夸大其辞——“会发展到那一步吗？”这位制片商的预言误差为9年，在他讲那段话以后不到几个月时，他的预言在许多影片中成为事实。这种性道德的逆转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从来没有一个社会像6O年代这10年的美国那样突然地背弃了自已的道德观念。
虽然在这短暂的时期里，基本的道德结构一下子土崩瓦解了，然而传统道德的被侵蚀却在很早以前就缓慢地开始了。几种关键的力量——都带有经济的目的——促成了这一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娱乐业发现大量地暴露性并在此方面采取新的、大胆的，态度可以使自己大获其利。麦迪逊大街［1］的广告公司经理们、出版商们以及社会舆论的操纵者们也很快明白了同样的道理。年复一年，他们一点一点地削弱着性道德、贞节、完整的人格以及对上帝的信仰的重要性。到了60代初期，美国人便开始怀疑他们是否真有必要对自己的情欲及性冲动加以约束了。“嬉戏娱乐”看上去似乎是绝妙无比的东西，而且，毕竟人活着就是为了享受生活的。正当人们疑虑不解的时候，《花花公子》［2］哲学出现了，并对不道德下了新定义；于是，对性的不负责任突然间变得理直气壮、清白纯净一如积雪了。信奉传统道德的人们被描绘成指手划脚、很可能在遮掩着自己的花招的老道学家。在发现了青霉素（可用于防治疾病）和发明了避孕药（可用于避孕）之后，就只有一个恼人的想法在阻止着人们广泛地采取上述的新立场了：上帝会怎样看待这一性的变革呢？早在远古的时候他就明确无疑地带着恫吓的口吻说了：“汝不可造次！”神学家们毫不费力地排除了这最后一道障碍，他们在1966年宣布了他们惊世骇俗的结论：“上帝死了！”从此就为一场席卷全国，方兴未艾的性革命铺平了道路。
在我们的社会里并非所有的人都听凭感情压倒理智，还有一些人（如我自己）相信，对性不负责任的人终将为他们所得的短时快乐而付出高昂代价。虽然休·海夫纳［3］一伙为他们的哲学打包票，但性“自由”仍旧成了通往幻灭、精神空虚、离婚、性病、私生子女，潦倒的人生的坦荡大道。不仅参与其间的那些人遭受了痛苦的后果，而且，历史表明当性自由为全社会所接受时，整个社会就会开始堕落。这一事实经英国社会人类学家J·D·昂温作了论证（他曾花了7年时间研究了80种文化的兴衰存亡）。他根据自己详尽无遗的研究得出结论说，世界历史上每一种已知的文化都循着同样一种性模式：在某种存在的早期，婚前及婚外的性关系都是绝对禁止的。巨大的创造力与这种禁止密切相关，并促使着这一文化蒸蒸日上；而当此文化发展到了后期，其人民就开始反抗这一严格的禁忌，要求得到释放其内心感情的自由。随着道德的削弱，社会的能量减小了，最后便以这种文化的衰败或毁灭而告结束。昂温博士说，将一个社会连接在一起的力量实际上是性。当一个人专心于一个女人、一个家庭时，他充满了驱动力，他为了他们去建议，去积蓄，去保护，去订计划并最终繁荣昌盛；可是，当他对性的兴趣四处分散、流行一般时，他的心思精力便都花费在性欲的满足上了。昂温博士最后说：“任何人类社会都可以自由地作出选择，要么显示出巨大的能量，要么享受性的自由。但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一代人两者兼有，到了下一代，变化就不可避免了。”美国不大可能成为第一个两者兼有，而兴旺发达的社会吧。我打算将本章余下的部分献给那些信仰道德体面并想把对性的负责任的态度灌输给他们的孩子们的父母和老师们。他们的任务是艰巨的。在青春期，性的冲动比人生别的任何时候都更强烈，而且我们无法保证一个有主见的少年会自愿去控制它。在性自由之风极甚的今夭要把他封闭起来是不可能，并且很可能是不好的——电视将关于性革命的一切带进了我们圣洁的起居室；在剧院里，在我们四邻的淫秽书摊上，对败坏堕落的详尽描述随手可得。很明显，将孩子装进真空般的保险拒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再者，父母们在力图避免出差错时常会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在试图给孩子进行道德修养的教育时，他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走向极端，以免影响孩子，使他（她）们将来结婚后对性产生畏俱。给孩子讲这一问题的人责任重大，既要告诉孩子“性可能是甜蜜无比的”，同时又要说明“性可能是危险的”，要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极其困难，需要花费相当的力气。那么，认真负责的成年人怎样才能将自制力灌输给他们的孩子而又不至于造成深刻的感情障碍和产生消极的态度呢？为了达到这种微妙的平衡，下面我们将讨论对于性教育问题至关重要的一些方面。
应该由谁来给孩子讲关于性的问题？
让孩子形成对性的健康态度和理解性这一任务需要相当的技巧和机智，而父母们常常深知自己在这方面力不胜任。然而，如果父母能够正确地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就不应把这个责任推给社会。现在有一个不断增长的趋势，就是要把教育的职责完全从父母手中夺走（或是父母有意放弃了这个职责）。这是一个错误，特别是在性教育这个问题上，最好的办法是本着开诚布公、直言不讳和坦然诚实的办法在童年早期就开始性教育并一直坚持下来。这种长期性的教育只有父母才能提供。当孩子接近青春期时，与之进行一次长谈（一般由父母极勉强地发起的谈乱）是很少能满足他们对知识和指导的需要的。在家庭以外的浓缩型的正规教育计划也无法提供同样的、与家庭教育可以一比的优势，因为在家中从3岁或4岁开始，在即将进入青春期时达于高潮的启迪性教育是逐次发展、循序渐进的。
由极有技巧的父母对孩子进行性教育确有诸多好处，但我们必须承认对许多家庭而言（或许是大部分的家庭），这只是个难以达到的理想目标，父母们大都视性为洪水猛兽，因而无法泰然自若地给孩子讲有关性的问题；而另一些父母则可能缺乏对人体必要的专门知识。对于这样一些无法或不愿意详细地给其孩子讲解人的生殖问题的父母，必须有一些家庭以外的机构来帮助他们履行这一职责。这种帮助到底是由学校还是别的一些机构来提供，要视具体情形而定。
在正规的性教育班里教些什么的问题，对那些反对社会上的性自由之风的父母们来说，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对于出身子基督教家庭或别的对道德观念深信不移的家庭的孩子，一个好的性教育计划必须由两个部分组成。其一，必须教授生殖的生理过程。要给孩子讲解人体的基本结构以及婚姻中性行为的全过程。换言之，性过程是应重点讲解的主要内容。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只是完成了任务的一半。第二个必须讲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有关性的道德态度和责任感，只要我们认为道德问题是个关系重大的问题，我们就绝不应将以上两部分分割开来！不负责任的、轻率的性行为是一种性灾难！给孩子讲解生殖的全过程而不教给他合乎体统的态度及克制就好像给他一支子弹上了膛的枪而不教他如何使用一样。然而，在公立学校里，第二个部分却常常被略去或减少到了最低程度。最高法院关于禁止在学校里作祈祷的决议使得老师和校方对于任何可能与宗教沾边的东西都极端的过敏。在宗教或道德问题上，他们被要求使用最小公倍数——这就意味着这类问题就常常被完全避开了。即使在课堂上讲了道德问题，也是以伦理相对论为其理论根据。这种哲学无异是对粗鄙下流的不道德行为的变相认可。照伦理相对论的说法，只要性交取方有着“富有意义的关系”，婚前性体验就是正当的。那多甜美啊！只要两个人确信他们相互喜欢：他们就能使他们的性关系变得纯净无瑕。少男少女们在感情成熟前至少4年或5年时性就成熟了，因此，大部分15岁的少男少女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也不可能知道什么是“富有意义的关系”。当皓月当空，摇滚乐节拍在耳边强烈地鸣奏，又面对着一个美貌的心上人时，他们便飘飘然不知其所了。他们发疯般狂热地、通宵达旦地迷恋着对方。难道还有什么事情比让孩子错误地理解爱并作出关于性的重大决定更为不足取的吗？从这个观点看问题，伦理相对论比公开地大肆宣扬性自由更具危责性，因为它给这种行为披上了一件虚假的、道德的外衣。尽管负责性教育的老师们希望能避免接触道德问题，但他们发现，想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中立几乎是不可能的，学生们不会让他们掩藏自己的观点：“可是，伯吉斯先生，你对婚前性交怎么看呢？”如果伯吉斯先生拒绝回答这个问题，他就会使学生们觉得（虽是出于无心）在这个问题上无所谓正确与错误。他不维护道德，便等于赞同个性自由。对这些学生而言，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是可以随心所欲的，其结果就是他们一心就只想着要满足自己强烈的生物欲。
我想要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我并不反对公立学校内的性教育——只要能恰如其分地给学生讲清这个问题的两个部分。简言之，我不愿意让一个对不道德的恶果持中立态度或错误见解的人来给我的孩子讲授性行为的全过程。与其让一个被学校、社会赋予了尊产与权威的老师站在讲台上对极敏感、极易被打上烙印的学生大谈特谈，说传统道德实为多余或是对身心有害，还不如让学生们自己到大街上去学习自己该学的东西。如果学校不准备在对性负责任这个问题上采取明确的、赞同的立场（或许社会思潮会阻止他们这徉做），那么别的机构就应该帮助忧心忡忡的父母，为其孩子提供性教育。教会无疑可以为社会提供这种服务。在这个问题上，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女青年会以及别的社团也是可以助上一臂之力的。对于我们美国民族的未来，或许没有什么比给年轻的一代进行道德修养的教育更为重要的了。接下来我们将谈谈父母在履行给孩子进行性教育这一重要职责时应考虑的别的一些原则性问题。
何时开始，讲些什么？
即使在这开明的年代里。性这个间题也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最使妈妈和爸爸心神不宁的事情是回答孩子寻根究底的问题——特别是会涉及父母本人的、令人极不自在的问题。父母的这种紧张心理在戴维的母亲身丰明显可见。戴维今年9岁，他家最近搬进了一个新教区。第一天下午，戴维放学回家后直截了当地问他母亲：“妈，性是什么？”这个问题一下把她打懵了。她原以为还要过两三年才会接触到这类问题，所以她毫无应战的准备。各种对策迅速地掠过脑海，她断定在戴维的新学校里一定有个可供选修的性教育课，于是他在那儿知道了性。现在她别无选择，只有告诉他一些细节，为他补上这个缺。她和她瞪大双眼的儿子坐了下来，详尽地给他讲了45分钟，讲得口干舌燥，双手汗湿。当她最后讲完时，戴维举起他的注册卡，问道：“哎呀，妈，在这样小一张纸片上我怎么填得上你讲的一切呢？”于是戴维的母亲发现，知道何时为年轻的一代提供关于性的补充性的知识是一门微妙的艺术。
一些父母和许多过分热情的教育工作者常犯的错误之一就是趋向于教得太早、教得太多。比如，在一些学校里给幼儿园的孩子放映动物交媾的影片。像这样轻率鲁莽地过早开始性教育是不可能收到多少明显的成效的。实际上，比比皆是的许多证据表明，操之过急是会带来很多危险的。把孩子暴露在他毫无准备的现实面前，可能使他受到一种严重的感情震荡。再者，教给孩子一些他不必知道的东西也是不明智的，因为这会使他过早地失去童稚。如果一个8岁的男孩子预先就知道了成年人的性行为，那要他等上10年，12年再运用他所知道的属婚姻范围之内的知识是不大可能的。过早的性教育的另一个危险是过分的刺激。孩子知道了成年人那充满刺激的性体验，然而可望而不可即的现状会使他徒然地焦虑。孩子应专心于孩子的兴趣爱好——而不应沉湎于成年人的乐趣与欲念之中。我并没有要把性教育推迟到童年过去以后的意思，我是说，这种教育似乎应与孩子的社会及身体的需要保持一致，这才算得上恰当。
孩子的发问为我们提供了确定他是否为性教育作好了准备的最好指南。他的问题告诉我们，他在想些什么以及他想知道些什么。他的问题还提供了一个教育的自然媒介。在他充满好奇心的时候，父母回答这些问题比忽视、回避，希望以后再行解释要好得多。预先安排好了的教育课常显得冗长无味，好似“一言堂”，这使谈话的双方都觉得不舒服。虽然这种有问即答的方法在性教育中常常不失为灵丹妙药，但用在一些从不提问的孩子身上就明显不恰当了。一些少男少女被性和生殖问题弄得神魂颠倒，而另一些则从不想这类事情。如果孩子对性的问题不感兴趣，父母并不因孩子没有提问而可以释却其责任。下一节将要谈到的借用一些小动物来激发孩子必要的好奇心是个极好的办法。关于家庭性教育的时间安排问题，最后还有一点很重要，在孩子即将进入发身期（青春期之初，性迅速发展的时期）前，父母就应停止其教育计划。女孩子的发身期一般始于10岁至17岁间；而男孩子始于12岁至19岁间。一当他们步入这一发展阶段，他们就特别不好意思和其父母讨论性。在此期间，他们常常不喜欢父母去打扰他们，他们希望不要在家里谈性的问题。我们应当尊重他们的希望。在此之前，我们已有10至12年的时间为他们提供有关性的知识，一旦奠定好了这个基础，我们就只需在孩子选中适当的顾问。
自然母亲的帮助
如上所述，在性教育的过程中一些小动物可能对我们很有帮助。我想不出除了一只怀了孕的，对人的观察毫不在乎的猫以外还有什么更好的直观教具了。通过观察小动物的分娩过程，就可以非常得体地把生殖的问题教给孩子。我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个7岁的男孩给他母亲留了一张便条：“亲爱的妈妈，我们可怜的猫眯今天在汽车里全身都分裂开了。爱你的理查德。”妈妈冲出房间；来到汽车间一看，原来猫眯生了6只小猫。那天晚上她和理查德就猫咪和猫宝宝以及这类事情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谈话。对农村里的孩子，自然地进行性生殖的介绍是不必避免的，而城里的孩子除了抽象的解释以外常常得不到多少有益的东西。我建议父母们为孩子弄一只有生育能力的小动物。如果爸爸不喜欢猫，那狗、仓鼠或别的有助于孩子的哺乳动物也行。
少男少女与性
对于父母来说，了解孩子在发身期时身体和感情的特征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性腺和荷尔蒙的影响导致了身体上性的迅速发展。这种加速进行的成熟导致了对异性的与日俱增的兴趣。在发身之时，孩子通常长时间地默想有关性的问题，这令人激动的新世界使他心驰神往，他想知道他能知道的一切。这时，父母一言忠告可能会正是时机。父母不应为其所见所闻而感到震惊，处于发身期的孩子很可能说出或写下几乎所有的东西。有时连最为羞怯，最少言寡语的孩子也会写出最令人惊讶的“脏话”。这种对性的探索不应被看作是败坏道德——它标志着孩子对性的突然的心驰神往。伴着新近产生的对性的兴趣、他（她）有了很多的担心优虑。威胁来自许多有关的方面，常处于紧张状态的少男少女会不断地就自己的性发展提出许多问题：“这所有的变化都是应该发生的吗？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是不是有病或是有些反常？我胸部的疼痛是不是意味着我有癌症？我的性功有不会有问题吧？男孩子们会嘲笑我吗？女孩子们会不理我吗？上帝会因我有这些有关性的想法而惩罚我吗？要是我成为一个同性恋者，该不会是很可怕的吧？如果我没有和人发生性关系会不会怀孕呢？会不会有人在性上发育不全呢？我会不会成为这种人中的一个呢？我的贞节会不会被牺牲掉呢？”这一类的恐惧在少男少女之中几乎是普遍存在的。事实上，在我们的文化中，孩子几乎不可能没有一些关于性的担心忧虑便可长天成人。这种紧张心理通常会一直持续到成年，持续到婚后。在此担心忧虑的时期，教会或其他机构应本着适当的、开明的原则为孩子们解答这些问题，减轻这些恐惧。
结论
在这个性革命不期而至的时代，父母试图把基本道德教给他们的孩子变得极端困难了。即使在社会对性克制的重要性持赞同态度时，要让孩子对其性冲动加以克制也不是件容易之事。在我们的文化里，现在有人大肆煽动人们反对传统道德。现在，人们并始对婚前贞节的重要性表示出怀疑，甚至在几年前还十分董要的婚后忠实也渐渐被人看淡了——我们的孩子们耳濡目染着这一切。在剧院中、在电视上、杂志里、收音机广播和录音带里，性自由像福音般被狂热地传扬。性被用来帮助销售从牙膏到早餐食品等一切东西。在一个旅馆的门罩上为顾客写着“若有恋情，请再光临”。有本杂志上登载着一幅妇女卫生用品广告，照片上的裸女说：“放松下来，享受这场革命！”我们的孩子们、少男少女们不可能对这些声音听而不闻。他们的生活中到处充满了性，他们的父母是不可能使他们免受其影响的。提心吊胆的父母们怎样才能抵御这些包围着他们易受影响的孩子的力量呢？他们怎样才能把对性的积极、健康的态度灌输给他们的孩子呢？
在本书第一章，我讨论了孩子尊敬其父母的重要性，他对父母领导地位的态度在他是否接受他们的道德价值，他们的人生观（包括他们对婚前性行为的看法）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样，早年时健康的父母-孩子关系能为道德教育奠定良好的基础。很明显，希望就在于如果孩子对其父母有足够的尊敬和理解，他就会相信他们的话并接受他们的建议。然而不幸的是，这种对父母的忠诚常常不足以形成他们行动的动因。我坚信，我们也应该把对上帝的笃信和忠诚教给孩子。我们应该给他们讲清楚，我们所信奉的仁慈的、充满爱的上帝也是会降下天罚的。如果我们公然违反了他的道德法律，我们就必须承担一定的后果。上帝关于精神的律法和他关于肉体的律法一样是不可变更的。如果一个人从一幢20层高的楼顶上跳下来，他就会粉身碎骨，必死无疑；同样，故意违反上帝戒律也将带来灾难，因为“罪的工价是死”。［4］懂得这一真理的少男少女即使在一个道德沦落的社会里也比别人更可能过一种合乎道德的生活。
最后说一句贴切中肯的话：在我女儿10岁生日时，我准备给她一把小小的金钥匙，我要把这金钥匙串在一条项链上，让她挂在胸前。这金钥匙象征着打开她心房的钥匙，或许有一天她将把这钥匙交给一个人——唯一的、将与她恩爱与共、白头偕老的人。
问与答
1.在孩子关于上帝的概念这类问题上，我们是否应该让他“自己作出决定”？在我们告诉他必须信奉什么时，我们是不是在强行灌输我们的宗教？
让我用大自然提供的一个例证来回答这个问题。小鹅（刚生下的鹅）有一种特性，用在此处颇为贴切。它被孵化出来不久后就会依恋于它所见到的第一个在它身边活动的东西，并在其脑子里“打下烙印”。从此以后，它就会跟随这个在它附近活动的东西。一般而言，它会在脑子里“打下”在附近孵化它的母鹅的“烙印”。然而，如果母鹅被移开了，小鹅会满足于任何活动的替代物，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实际上，如果在小鹅附近放上一个用线拉着的蓝色足球球胆，小鹅也会轻而易举地依恋上它。一星期以后，当球胆在小鹅身旁移动时，小鹅就会步调一致地跟在后边。在此进程中，时间是最关键的因素。在小鹅被孵化出以后的几秒钟里，它最容易被打上烙印，这个机会一旦失去，便不可复得。换言之，在小鹅的一生中有一个关键的时刻可以进行这种本能性的学习，但这一时刻是短暂的。
在孩子的一生中也有一个关键的时期，在此期间我们可以对他进行一定的教育。虽然人没有本能（只是驱动力、反射作用以及冲动等），然而在孩提时代有一个短暂的时期，这时孩子最容易接受宗教教育。正确与错误的概念——即弗洛伊德所谓的超我——的形成以及他们对上帝的看法的巩固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和小鹅的情形一样，我们必须当这一时期的机会出现时，就牢牢地抓住它。天主教会的神父们说过一句常被广泛引用的话：“只要给我们一个孩子，让我们养到7岁，我们就可以终身拥有他。”他们的这一断言一般而言是正确的，因为在这可塑性极大的7年里，他们可以把恒久不变的观点灌输给这些孩子。然而，不幸的是反之亦然。在人生之初如果没有对孩子进行教育，或是教育无方，就会使孩子存在严重的局限性，使他以后无法从心灵深处信仰上帝。如果父母说他们不再对孩子灌输信仰而将“让其自己作出决定”，那我们几乎可以绝对地说，孩子会作出反面的“决定”。如果父母想让其孩子有个富有意义的信仰，他们就应该放弃自己所有的错误行为。孩子仔细地倾听父母的布道，想看看父母自己究竟信仰多少，所以任何一点犹豫不决，任何一点道德上的紊乱混淆都可能会给孩子留下放大了的印象。
在青春期过了一半以后（13-15岁时），孩子讨厌被人指手划脚地告知该信仰些什么，他不想让人把宗教“强行灌输给他”。这时，我们应给他越来越多的信仰自主权。如果他在早年接受过适当的宗教教育，他就会有一个可供依靠的内心中坚。于是，这种早年的灌输便成了他将带入成年的宗教观点之关键。
2.我我女儿最近告诉我，她已经怀孕两个月了。我现在应该对她采取怎样的态度呢？在这祥的时刻，你不可能通过严厉的指责或不再爱她来挽回事态。你女儿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理解，可能的话，你应该尽量地理解她，帮助她探索接脱困境的办法，避免作“我说过叫你这样”的批评。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她将面临一些重要的决定，她需要一个冷静、有理性的母亲来帮助她确定她应选择的最好途径。记住，持久永恒的爱常常产生于人们共度危难之后。3。孩子什么时侯开始产生性要求的？是在发身期突然产生的吗？
不，性要求的产生远在发身期之前。也许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最重要的科学事实就是他认为儿童也有性的问题。他说，性满足始于婴儿时期，并且首先和喂食有关。儿童时期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受着对性的好奇和兴趣的影响，虽然直到青春期之初，荷尔蒙令人愉快的刺激才会变得完全难以控制。4岁的孩子为异性裸体和性器官而神魂颠倒的情况并非罕见。对性态度的形成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期，父母应该注意不要对这种好奇心表现出震骇和过激的非难。一般相信，许多性问题的产生都是由于在早期教育不当。4.现在美国许多高等院校都允许男女生住在男女混合宿舍里，并常常是同室而居。还有一些院校允许异性间的探访时间不受限制。你认为这有益于培养健康的性生活态度吗？
这当然会引起更多的性问题，并且有一些人认为是健康的。自由同居的拥护者们试图告诉我们，青年，男女可以住在一起而不会做那种自然会做出的事情，这是在胡说八道。性欲的力量是人类天性中最强大的力量之一，而男大学生们对性欲的克制力之缺乏又是众所周知的。我倒希望男女混合宿舍的支持者们承认，对于他们来说，道德并不十分重要。如果道德是我们所看重的，那我们至少应给它一点点存活的希望。而在这方面，大学生们的同室而居则很难使我们乐观起来。
5，你认为应该在公立学校里讲授宗教吗？
不作为专门的教旨或教义来教。父母替孩子选择宗教信仰的权利必须得到保护，教师与学校当局都不允许对孩子在家里接受的信仰加以否认。从另一方面来看，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宣称信仰上帝，我倒希望这未被人提及的上帝在课堂上被承认。最高法院关于禁止在一般学校做祈祷（甚至默祷）的决议是个极端的措施，对此我表示遗憾。少数出身于无神论者家庭的孩子在众人做祈祷的时刻本可以很容易地被学校保护起来的。
6.我有一个十来岁的女儿，她向我承认，她已和几个男孩发生了性关系。她不相信上帝，所以她看不出不这祥做的理由。我能对她说些什么呢？你可以让她知道这样一个事实，性自由必然会付出昂贵的代价，而这些代价多半是由女人付出的。女孩子在性方面的纯洁是她们在人生中和男人讨价还价的主要资木。为换取一个女人的情感与情爱，男人接受下这个姑娘，并对她负起终身的责任——为她提供她所需要的东西，照顾她。在婚姻上的这种契约是无可否认的。因此，一个姑娘如果轻而易举地交出了她的贞洁，她便没有了交换和讨价还价的资本。你也可告诉你的女儿，在性上面的不负责任还可能带来别的恶果，比如性病、未婚怀孕、没有父亲的孩子等等。相反，《圣经》上的道德概念为妇女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即使正确与错误这一问题无多少重要性可言，如果她遵循道德，她就更有可能得到自尊以及社会对她的尊重，得到丈夫的爱以及供养孩子所需要的物品。现在的同居倾向（未婚男女如丈夫妻子般地生活在一起），并未为“妻子”提供任何法律上的保护及安全感。同样，新的道德观念是把悲剧强加在女性的身上。女人满足了男人的欲望，承受了全部责任、全部危险和全部的后果，然而，当她们的华年开始不可避免地逝去时，那些曾利用过她们的男人是不会对她们表示出多少同情来的。
让所有的女孩子都了解这点是很明智的做法。父母有责任像这样将事实摆在他们的年轻的女儿面前，可最终的决定得由她们自己去做。
7.我是一所很大的全日学校的负责人，我们在管理我们的学生方面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果我们管教他们，就可能将他们从教会里赶走，我们又不想失去他们，你能为我们提点什么建议呢？
我认为你与其面临孩子全部被毁的现实（这是无疑的），倒不如冒失去一些孩子的危险。如果你允许教堂里一片混乱，那你怎么能把对上帝的尊敬教给他们呢？当一个孩子在全日学校的课堂上捣蛋时，就应该把他带到一边，给他一顿严格的教训，比如：韦斯特，我们的教会非常欢迎你，我们希望你在这儿过得快活。但你在合作上似乎有些问题，我要你知道这是教堂，我们不能允许你或别的任何人在这儿无礼。如果你在教室安静不下来来，我们就不得不请你离开，只要你决定像别人一样好好听课了，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回来。”如果他的父母是教会的成员，那么，将这事和他们商量，求得他们协助此事会是明智的办法。在要求他的尊重时，你不但不会失去这个孩子，反而更有可能使他归顺。不管在家里、在学校，还是在教堂，学习都是不可能在混乱的环境中进行的。对学生的无政府状态持放纵态度，无疑会使你达不到目标。
8.举行家庭会，在此会上家庭的每个成员对影响着全家的决定都有平等的表决权，你对这一做法怎样看呢？
这是个好主意，它可以使每个家庭成员都知道别人将尊重他的见解和意见。最重要的决定应在会上和大家见面，因为这是促使家庭成员同心同德的极好方法。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平等表决权太过分了。在做决定上，一个8岁的孩子不应该与其父母有同等的权力。应该让每个人都清楚，父母是家庭航船上仁爱的船长。
9.我们常听人谈论战争玩具，你为这些玩具对孩子有害吗？孩子们玩牛仔、印第安人以及其他的战斗游戏已有几百年了，我倾向于认为眼前的这些担忧是没有根据的。孩子们，特别是小男孩，生活在一个女性的界里，他们跟着妈妈的时候比跟着爸爸的时候多。托儿所、幼儿园和小学的老师都很可能是女性，全日学校的老师也很可能是女性。在这个甜蜜，芬芳的女性世界里，我认为男孩子们对男子汉气概的模仿是健康的，即使在此模仿中包含有战斗成分也是如此。两个男孩可以不动真情地相互“射击”、“喂，喂，你死了！”他们嚷道。我的确认为父母应限制其孩子，使之少看电视、电影里的暴力和凶杀。电子视听技术已有了极大的改进，可以给孩子大得多的刺激，大得多的损害。当孩子在看暴力影片时，会有明显可侧的生理变化，脉搏加快、瞳孔扩张、两手出汗、口舌发干以及呼吸急促。常此以往，在其情绪上也会有明显的影响。
10.贫穷会导致犯罪吗？
并非直接导致。因为如果会直接导致的话，则一个国家的犯罪发生率就会与其贫穷的程度成正比了。美国正享受着历史上最长时期的持续繁荣，而同时又经受着长期的犯罪冲击。违法行为在其能得到好处的社会里更有可能频繁出现，也就是说，在不大可能被发现和遭受惩罚的地方，犯罪活动可能最为猖獗。如果预谋的犯罪活动成功了，它就给下一次的犯罪提供了极大的补强，据报道，在大城市里有75%的银行抢劫案未被破获。这对于一些有着极大的物质欲望而收入微薄的人来说，是个很令人鼓舞的统计数字。
普遍的吸毒成瘾是犯罪率高的另一因素。“吸毒者”每天至少需要100至150美元才能满足他们的吸毒癖。而这些钱大部分是靠偷窃他人未妥善保管之物而“筹得”的。这些才是犯罪的真正原因。贫穷提供了一个使这两种因素都能发挥作用的环境。而犯罪活动中真正的罪犯是内心道德的贫穷。
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参议员约翰·麦克莱伦最近说，罪犯因严重违法而被惩处的可能性不到1/20。95%的严重违法者或未被捕，或被宣判无罪，或被给予了狱外缓刑。显然，我们有着“不念旧恶”的司法制度——宽恕罪犯，忘掉其受害者。麦克菜伦参议员认为（我当然同意他的观点），只要犯罪气候对罪犯这样有利，犯罪率就会继续上升。
11.我4岁的女儿常眼泪汪汪地跑回家来，因为她被她的一个小朋友打了。我曾教育过她打人是不对的，可现在他们常使我女儿感到痛苦。我该怎么办呢？
我认为你教你女儿不要打人是对的，但是自卫又是另一回事了。孩子在欺负别的无力反抗的孩子时很可能毫无同情心。当他们在一块儿玩时，可能常常都想要最好的玩具，并以武力决定谁应享受这一最好的东西。如果他们发现只需对小伙伴的鼻子上准确地甩上一拳就能占得优势的话，那其中一个就很可能会埃打。我相信，有人在这个问题上与我持不同意见，但我认为你应该教你的孩子，在受到攻击时进行还击。
我最近接待了一个母亲，她为她的小女儿无力自卫而担心。在他们街区有个孩子，她稍不顺心就会给3岁的安一个耳光。这个叫琼的小恶霸很瘦小、柔弱，可她从未尝到过报复的苦味，因为安的母亲教过她不要打架。我建议安的母亲告诉安，如果琼先动手打她就还手。几天后，安的母亲听到外面有一阵大声的争吵，接着就是一阵拳脚声，最后，琼哭着回家去了。安双手插在衣兜里，满不在乎地走进家门，她解释说：“琼打了我，所以我只好教训她，好让她记住别再打我了。”安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马上见了效。打那以后，她和琼仍在一起玩，只是更和平友好了。
一般地讲，父母应对孩子强调打架是愚蠢的。可让孩子在挨打时被动地站着不还手，就等于是让他听凭其残酷的同伴的摆布。
12.在孩子与其毋亲、父亲的关系中，害怕应该摆在什么位置上呢？
在可以接受的、正常的害怕与有害的害怕之间仅有细微的区别。如果孩子攻击其父母，那就应让他尝到恶果，对他进行惩罚。相反，不应该让他吓得夜不能寐，担心着父母的攻击与敌意。不妨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两种害怕之间的区别。在车来车往的公路上散步可能是危险的。实际上，下午6点时在高速公路的快车道上闲逛无异于找死。我还不至于蠢到在那里去锻炼身体，因为我对高速行驶的汽车有一种正常的畏惧。只要我不举止愚蠢，自找苦吃，我就没必要担惊受怕。这种危险对我并无威胁，除非我刚愎自用，硬拿鸡蛋去碰石头。我要我的孩子也这样看待他和我的关系，只要他不打算公开地、有意向我挑战，他就是完全安全的。如果我突然抬手搔搔我的眉毛，他也大可不必躲闪退缩。我不会嘲笑他或以非礼之举待他，他无须有这样的畏惧。他可以享有彻底的安全——除非他想来惹我，如果这样，我就会让他知道何为害怕。这种畏惧的观念是以上帝与人的关系为准则的，我们被告知“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5］这个上帝令人敬畏，可以降下天罚，但同时他又有着无限的慈爱与怜悯。上帝的这些属性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在家中与孩子的关系也应如此。
13.我现在意识到我在很多事情上都冤柱了我的孩子，我能够消除其害吗？
孩子一旦进入青春期，要逆转局势就已为时过晚了。不过，在这之前，你或许还能给孩子灌输正确的看法。幸运的是，我们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犯一些错误是允许的。我们不熊指望任何人事事正确，而且毁掉孩子的并非这一点点错误，而是贯穿于整个童年时期的连续不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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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纽药币的一条街，为美国广告业之中心。
［2］《花花公子》系美国臭名昭著的色情杂志。
［3］休·海夫纳（Hugh Heffner,1926-），美国出版商，美国臭名昭著的色情杂志《花花公子》的创办人。
［4］《圣经》语，出自《新约》，为耶稣所言。
［5］《圣经》篇言第9章第10节。
第6章 对母亲们说两句
第6章 对母亲们说两句
如前所述，父母肩负的责任是极其重大的。孩子对其父母也是要求很高的——一——天早上，当我的一个同事向他3岁的女儿道别时，他发现了这一点。“现在，我得去上班了，”他说。“好吧，爸爸，我原谅你了，”她眼泪汪注地说。她对他刚才的侮辱表示了宽容的态度，可她不想让这种事再度发生。这个小姑娘的话表明，孩子对其父母有极大的依赖性，满足他们的需求这一任务是父母须臾不可忘记的。对于父母，特别是母亲，由于自己日理万机，全无闲瑕，因而忙得晕头转向是不足为奇的。孩子一生卞来，她就要负责保护他的健康，操心他的教育、他的智力、他的个性、他的品格以及他的感情的平衡，她既是医生、护士、心理学家、老师，又是牧师、厨师和警察。因为每天她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比她丈夫要长，所以她又是主要的管教者，是孩子所需要的安全与慈爱的主要来源。她不知道自己对这些事情是否处理得当，若她知道处理得不好时，又早已为时过晚，来不及改变方法了。另外，妈妈的责任远不止于她的孩子。她还必须履行她对丈夫，对教会，对亲戚，对朋友，以及在一些情况下，对雇主的责任。这所有的一切，都需要她尽心尽力，所以母亲们总是气喘吁吁，疲于奔命，力求要使人人如意，事事顺心。大多数健康的人都能忍受这沉重的压力，只要每一责任都能得到相对的控制。只要令人担忧与烦恼之事被控制在最低限度，勤奋努力都是会给人带来报偿的。然而，当问题发展到了危急关头时，母亲就需要有更大的自制力了。比如，孩子病情严重，夫妻间的矛盾逐渐升级，或是妈妈遭到邻居们不公正地批评，等等——在此情况下，其他的日常工作就变得更加难以完成了。当然，在每个每亲的一生中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这时她或许会望着镜子自问：“我怎样才能挺过今天呢？”在本书余下的部分，我们提出了一些简单的建议，以帮助母亲们回答这个恼人的问题。
1.为你自己保留一些时问。
对于母亲来说，把自己也列于优先考虑者的名单里是很重要的。她至少应该一周去玩一次木球，或逛一次商店，甚至偶尔去“浪费掉”一个下午（对于任何人来说，终日劳作都是不健康的）。这样，全家都会从她间歇性的娱乐中得到益处。保护并且维持她的婚后生活中的浪漫色彩更为重要。丈夫和妻子应每一周或二周约会一次，把孩子们留在家中，甚至拿个晚上把他们彻底地忘掉。如果家庭经济似乎不允许有这类的活动，我建议应对其他的开销进行重新审查。我相信，把钱花在“共度时光”上要比花在添置新家具或购买新轿车上更有益处。如果一个女人知道，她是她丈夫的心爱的人儿，而不单单是他的妻子，那么，她就会更加热爱生活。
2.别过分苛求于你无法改变的东西。
保持精神健康的首要原则是要学会接受不可避免的东西。杏则，就犹如踩着刹车，又使劲要让车往前跑。有太多太多的人都因为一些本可以忽略不顾的、无关紧要的区区小事而自寻烦恼。在他们的生活中，那一连串的情形环环相扣，只要有一个薄弱的环节，幸福和满足就失去了。良好的身体、体贴入微的丈夫、幸福欢快的孩子、充足的食物、温暖舒适的家庭……这所有理想的境界不可能让一个女人全部占有。她完全可能因为她不喜欢她的婆婆就觉得完全的不幸福。她可能让这一个反面的因素在包围着她的所有别的好运气上投下阻影。生活中有许多困难，许多危机，但我们不应无限地夸大它们，不应只觉得满目凄凉，而忘记了眼下的好时光。就这样，幸福常常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原因而被放弃了。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女人为了自己没有某样东西——50年前都还未被发明或还未成时髦之物——而痛苦。男人和女人都应该认识到，不满纯属一种坏习惯——它昂贵的代价就是对他们的生之乐趣的剥夺。
3.不要在夜间处理较大的问题。
疲倦对人的认识有着不可思议的影响。在辛勤劳作了一天以后，连最为简单的工作都可能显得难以完成。同样，所有的问题在这时都显得更难以解决，我们作出的决定更少理性、更带有感情的色彩。如果夫妻在这夜半三更，短促有限的时间里讨论经济问题，或是别的家庭问题，那他们就是在自寻烦恼，他们都没多少耐心，动不动就会发火，常会导致本不应发生的争吵。把这些童要的问题搁下，待明夫再讨论就可以避免情绪的激动与敌意的产生。好好地睡上一觉后，来一杯浓浓的咖啡对于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是大有好处的。
4定出一个工作单。当工作的负担特别地沉重时，定出一个该做之事的单子会带来一些安慰。写下应做之事有3条好处：1）使你知道，你不会忘掉任何事情；2）使你能保证先做完重要的事情，因此，如果一天结束时，你未能做完所有的工作，那你至少也已做完了那些最为重要的事情；3）做完了的工作被从单子上划掉，看见这已完成的工作的记录就能给你一些安慰。
5.寻求精神帮助。
婚姻与父母的概念并非新的发明，人类以他无限的智慧创造并规定了家庭，这个繁衍后代、夫妻为伴的基本单位。至于我在本书中所概述的管教的原理也儿乎不能被看作是什么新思想。其中大部分至少在2000年前《圣经》的成书年代就已经被写了下来。
从“创世记”到“启示录”［1］的教训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可以依此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关于父母-孩子关系的一整套理论体系。我认为，我们已经背离了在《新约》与《旧约》中得到明确阐述的原则，而这个背离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就是这所有的社会骚乱。只要我们在家中、在学校里敢于大胆管教，美国社会就能重新充满自我克制，充满人与人之间的和善、尊重，充满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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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圣经》之第一章及最末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