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答应过在尼克松、福特之后恢复政治和谐的卡特总统，甚至在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之下，也没有成功地规划出明确的国家发展方向。卡特的失败导致了里根总统一鸣惊人。里根总统重新振起美国总统的职权，恢复了美国大众对白宫的信心，然后一直到那要命的第六年底1986，军售伊朗丑闻案曝光之后，里根的声望才走下坡路。
占领：真理的时刻
里根和卡特，以及他们班底组成的差异，充分显现了替一位新任总统塑造形象和权力在议程游戏上的重要性。这两位总统一开始的表现，甚至在就任后几小时的表现，都为日后的美国总统提供了华府权力游戏的成败范本。
在卡特总统就职那天下午，卡特的高级幕僚人员很高兴地聚在一起聊天，享受拥有权力的新鲜感。不过，他们之间却有一种微妙的感觉，大家都不确定要做些什么，或是由谁来带头做事。聊了几分钟之后——其实像是好几个小时那么长——卡特的律师李伯修兹便先开口说：“我想我是这里面最年长的，就让我来召开讨论会议吧！”而当李柏修兹走向会议桌首时，众人皆沉默不语，大家都晓得他只是个二流角色，没人会在意他。
过了一会儿，在卡特担任州长时的秘书莫尔便转身向约登（卡特的资深顾间）开口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此时，众人紧张地笑了，没有人说要开会，没有人下达指示，也没有人作记录。一位新加入卡特阵营的民主党党工席格尔回忆说，莫尔的问题没人理采。当时还有人问到说，我们应该每天有幕僚会议吗？
约登随即说：“当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得召开会议。”在场还有人提起国会，莫尔还天真地说：“这好像是在佐治亚州，你还记得某某议员吗？”他们似乎错把美国国会当作佐治亚州议会。稍后，有些人便先行离去，众人们也没有达成什么决议，席格尔半开玩笑地说到：“我的天啊，如果格别乌看到我们现在的情形，不知会作何感想？”
当然，卡特政府的内涵还超过这一批幕僚人员的表现。卡特便好比法学院学生想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地企图掌握住每一个问题。可是他开始便急于有所表现，动作频繁，像是打散弹枪一样，没有个主要的方向。卡特在竞选时提升了人们想要有一个清新政治的期望，而他在早期的各种承诺又把这种期望刺激到更高的程度，而变得眼高手低。卡特是个理想主义者，是位善良政府的道德主义者，不过他却无法辨别目的与手段，也无力把他崇高的政治理想转变成为可让人接受的计划来实施。
在卡特眼里很多事都是“首要急务”，于是显不出任何一个的重要性。他的行径正像是伯奋发斯教授所言，他患了“战略近视”。在1976年竞选的时候，卡特曾经批评美国的税捐制度是对人类的一种侮辱，而卡特当选后却没有改革税制。卡特在就职典礼上曾说过，希望把核武器从地球上消灭掉，在1977年春天，卡特也曾提出一项重大的裁减核武计划，可是当苏联方面表示反对的时候，卡特便胆怯地收回了这项提议。卡特凭其科技官僚的热忱肯定地说，“零赤字预算”将使政府计划有所依据，可以达成控制赤字，并且提高效率。可是，卡特政府的赤字仍然继续升高。他一再强调要合并联邦政府组织，可是，他在任内却又多出了能源部和教育部。
当然，卡特也有好几项成就，例如巴拿马运河条约、戴维营协订和保护人权政策等等。不过，在卡特触及核心之际，他却经常和国会出现不愉快的情形。例如在公务员津贴问题以及国会议员最喜欢的水利计划上均是如此。当然，天真而又高贵的卡特在处理这些棘手的问题上，经常注定是个输家。这些问题搞坏了卡特与国会的关系，使得他在解决其他问题上更难上加难了。卡特在制定国家发展议程上没有站稳中心，而他在任内也一直没有掌握主控地位。
卡特的前车之鉴，里根总统的人马也铭记在心，而把权力移转工作做得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最高权力迅速的转移。美国大众看到的是里根宣誓就任总统，然后是21响礼炮，确认里根入主美国权力最高的办公室。在同一时刻里根的手下也成为里根总统领导美国的第一波力量。他们“攻下”了白宫，占领了白宫内部，展现了里根的权力。
白宫在1981年1月20日之前还一直处在绝望之中。在里根就职的前一天夜里，白宫椭圆办公室和管制室弥漫着一片悸动之声。卡特总统、副总统蒙代尔，约登和白宫顾问喀特勒都在设法解救在伊朗的人质。卡特不眠不休地巴望着人质能在他任期终止前被释放。到了里根就任那天早晨，椭圆办公室空无一人，只有一名卡特的手下在管制室追踪人质释放的情形。
此时白宫西厢办公区沉静无声，这里原是总统、副总统和高级幕僚的办公所在。在椭圆办公室，总统办公桌上空无一物，其他的办公室也是空荡荡的，凌乱的公文和电铃声都不见了，公文箱和书架上也不见往日的堆积景象。整座白宫内部毫无生气，像是座废弃的城堡，正如某些科幻小说中的故事一样，所有的人瞬间都消失了。
中午时刻接近了，清洁工和油漆工来到白宫做例行工作，一名卡特政府的高级秘书艾登保正向白宫警卫道别，而在白宫地下室入口的警卫却友善地提醒艾登保，他的特别通行证即将失效，最好趁早离开白宫。那名警卫提着枪说：“你只剩下几十分钟了，如果你不在中午前离开，我只好把你扔出去。”
12点零1分，罗吉斯带领7辆车，满载着资料档案从里根的竞选部赶来，他停在白宫的西南侧门。
在几分钟内，这名年方24岁，白宫新任总统主管立即把椭圆办公室内的家具按照里根总统喜欢的样子，重新摆设过。他把长沙发椅面对面排列，另外把一张长桌搬走了。J.贝克、米西和狄佛的办公室也都装上新电话线，直通里根总统办公室。电视在转播里根总统就职演说的时候，一名木工把会议室里面的每一张椅子背后钉上里根总统和阁员的名字牌子。
白宫内部的政治象征也迅速地改变。民主党的杰佛逊与杜鲁门的画像被拿下，取而代之的是里根总统所敬仰的柯立芝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画像，林肯的画像也留在墙壁上。在椭圆办公室内，华盛顿和富兰克林的半身雕像被留下了，不过杜鲁门的半身雕像则被运走。西厢办公室也挂满了里根总统夫妇、幕僚以及竞选活动时的大幅彩色照片。
罗吉斯表示：“我们想要的是完全改变形象，在各位幕僚人员结束总统就职典礼，来到白宫之后，会感受到里根已经是一位领导者的形象。”
稍后不久，有几名里根手下已经开始驻进白宫，电话铃又开始响了。有人打电话来找约登，狄佛的秘书回答说：约登已不在白宫工作了。打电话的人又问华森在不在，她说：“真抱歉，华森也已不在此地工作了，事实上，卡特总统那一批人都已经离开了，我们是新到的工作人员，我们是目前掌管白宫的人。”
迅速展开行动的战术
在1981年1月20日的中午那一时刻，里根传达了一个充满自信、新方向的讯息，就如同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所表现的一样。
里根的手下充分了解到卡特政府的出师不利的原因，因此皆认为里根的目标要清楚，各个政策的重要性必须予以厘定。当时里根阵营内的保守派给予里根很大的压力，里根的高级幕僚深知，如果里根在保守派人士所欲之目标花费太多精力的话，里根将难以成功。里根在竞选的时候，曾经大力抨击经济问题，此即为最自然之首要议题，因为当时的失业率很高，银行利率也大幅扬升。于是在1980年9月9日，里根在芝加哥对重要经济政策发表演讲时提出5项经济发展计划。此一行动意味着把经济问题视为首要，其余之竞选承诺则列为次要，这一招使得里根送往国会审查的议案所向皆捷，进而使他声望大增。
里根的一位公开事务负责人吉尔根回忆说：“当时我们早就了解到，我们集中在经济问题上，是把里根总统的职位在这问题上做赌注。如果这一招失败的话，我们不会受伤太多（注：因为当时美国经济亦不景气），如果我们在国会成功的话，这样可以赋予我们第二波出击的力量。”
这其中的道理并不仅在于白宫和国会之抗争，同时也在于里根新政府内人心之问题，藉里根上任热潮未退，以及趁里根阵营内部尚未出现分裂之际，赶紧利用这种热情来促成团结。
一位尼克松总统的幕僚告诉政治学者柯罗宁说：“一切均赖初期的六或七个月时候的计划制订，我见过三任总统，我愈来愈深信此一道理。时间过得很快，在最初的六个月左右，内阁阁员还不致讨厌白宫幕僚人员，双方都还存有友谊，会相互合作，还有几许兴奋。甚至如果英雄所见相同，你更会努力卖命地合作。而如果这种情形能持久的话，那么，你还可做完不少事情。你只有一年的时间来进行几项计划而已，做一些属于你想要做的事情。”
事实上，里根的幕僚早在他赢得大选之前便预先准备好一些计划，以免届时措手不及。1980年10月，沃斯林与比尔两位谋士便开始制订“初步行动计划”，让里根能很快地提出改革主张，并且在最初90天内大胆地采取行动。他们提出的报告便指出：“好机会稍纵即逝，总统应该早一点、果决地采取主动。”这项报告花了7页的篇幅，以每周图示记录的方式，列出罗斯福、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尼克松与卡特等几位总统从竞选到入主白宫100天的活动。这份图示资料载有总统向国会的提案、赴国外访问、演讲、记者会、电视演讲与意外重大事故，例如1961年的猪猡湾事件。
吉尔根回忆说道：“我们最后获致三项重大结论，其一，在总统就任100天之内，总统有机会去塑造身为总统的形象，在大众心目中制造你个人与你的人格的好印象。其二，此一期间为制订任内的国家政策议题与议程的重要时刻。要记得，艾森豪威尔在大选胜利后与就任前，赴南韩发表演说，制造追求和平形象。卡特的政策目标则是分散的。其三，就任后100天之内，总统对于重大政策过失往往是较脆弱的，例如肯尼迪的猪猡湾事件，这将造成相当的副作用，总统必须避免发生此一情况。”
但是在1980年，里根能够大胆地宣称要实现许多政策承诺吗？当时他并没有以压倒性选票获胜。其他的总统，例如林肯、威尔逊、肯尼迪所获选票皆未超过50%。里根获得51%的选票，但是只有26.8%的成年人投票给他，比当年投给卡特的26.9%成年人选票还要少。其中原因是1980年的大选投票率很低，很少人去投票，是1984年以来最低的投票率，大约是52.4%左右。里根占优势之处，是当年投给里根的选票当中，反对卡特而投票的远比真正支持里根的人还要多。《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联合做的民意调查发现，在10位投票给里根的人当中，就有3人只是想要卡特下台而已。但是，里根的手下却略此不提，而宣称所有投票给里根的人乃是支持里根与他们的政策。
另外，给予里根总统力量与合法地位去采取改革政策的，应该是共和党在参院夺回了1954年以来失去的多数席位。共和党人士在参议院比原先多出12个席位，同时在众议院增多33个席位，国会山庄当时盛传参、众两院共和党籍议员要大联手，实现共和党取代民主党成为美国多数党的愿望。民主党人士在众议院虽然拥有51%的票数，但也被共和党的反攻所惊吓、迷惑，甚至无心反攻里根的出击。
共和党控制了参议院对里根的议程游戏甚具关键。在里根之前的共和党籍总统就没有里根如此幸运。50年代末期，艾森豪威尔总统为了要使提案顺利通过，必须和民主党国会领袖进行谈判。1966年，民主党控制了参、众两院，尼克松总统推动方案经常窒碍难行。如果没有共和党人士控制参议院的话，里根将难以顺利推动政务，并且将看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的脸色办事。里根也将照单全收国会的立法议案，或看民主党党鞭之意而决定是否要否决，他本人也无法控制时间。同时，国会也将控制政策议程，传播媒体也不会报导一位具有支配力的总统，而会竞相报导富于挑战的国会，像福特总统任期内便是个例子。由于共和党控制了参议院，里根便能够和参院多数党领袖贝克一起拟定时间表，决定重大问题次序先后，并且迫使众议院的民主党人做回应。
再者，当时的政治气候也对里根的行动颇为有利。总统职权正日渐式微，美国人民企求一位强而有力的领导者，大众对政府几乎已经完全失去信心，大家都希望美国能重新抬头挺胸。70年代期间，越战的伤痕使美国的活力和士气大受打击。伊朗劫持52名美国人质事件，更使美国人的自尊心大受伤害，这桩人质事件更成为美国人无力感的一大讽刺。
最后，美国政治思潮重心从民主党转移向共和党，出现保守主义的倾向，也促使里根能获胜。政治思潮和政治有密切关系。对里根而言，掌握了社会思想潮流的主动地位给予他不少政治实力。一些较为保守的思想库，例如美国企业研究所、传统基金会与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都大力提出政策建议，或推荐人才给里根新政府。而共和党的新一代菁英，例如纽约州众议员坎普与斯托克曼也提出新经济计划。
简言之，里根主义恰好占领了华盛顿的思想真空。在70年代，许多人都已经对老套的政治理念与规范失去信心。凯恩斯的赤字一消费理论已失去其政治地位，约翰逊总统时期“大社会”的大型政府支出政策亦不再风光。70年代的三位总统都疲于解决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的间题，结果都无功而退，美国可说是流年不利。美国境内的工厂和老式的管理方法也不敌外来竞争者。
而正当大家士气低迷之际，美国国民和许多政客也准备接受新的方法。1978年加州政府采取减税措施成了远方传来的春雷。加州政府通过第13号议案，把州税减半。事实上，早在里根入主白宫前一两年，华盛顿的权力游戏已产生变化，甚至传统派民主党人士，如众议院议长奥尼尔与参院多数党领袖勃德，都力主大力削减预算，他们认为卡特所削减的预算还不够。
而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苏联在70年代大肆增兵，扩张军备，这使得美国政府内部产生加强国防建设的心理，不少政治人士都担心苏联企图拥有核优势。而在1979年苏联大举入侵阿富汗，卡特才警觉到要开始提高战略武力，里根接任时的政治气候对他的主张极为有利。
里根从政30年，一直以保守主义的十字军自居，大力宣扬低税赋和减少政府干预。在他入主白宫之前，他一再攻击华府的政策阻碍个体与自由市场的发展。他对企业在社会上的角色极有兴趣。在他担任加州州长的时候，他曾采取了几项自由派的措施，包括提高税收、降低退税额与增加依赖社会福利救济全民众的生活费用，可是这些在他抨击民主党政策的时候又省略不提了。
里根反对增税的看法是得自于经济学中供给学派。里根与共和党内新右派人士企图把供给经济学说包装成为新而积极的主张，但是实际上这种经济学说是属于古典经济学理论，类似回复到柯立芝总统当年采取的重商政治的自由放任措施一样。
里根对另外两项理论极感兴趣，同时也对里根的理念与政策计划颇为重要。第一个是众所周知的“拉佛曲线”。拉佛认为在某种情况下，降低税赋可以让民众更辛勤地工作，而政府之税收也会增加。拉佛告诉里根，美国经济的自然扩张受到社会安全支出浮滥的限制。此一说法对里根而言不啻是天籁。
另一项吸引里根的学说，是由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孟德尔所提出的。他认为政府可以同时采取紧缩金融政策以缓和通货膨胀，并且用减税之方式刺激经济成长。多数的经济学者与决策人士皆认为，金融与财政政策必须同时使用，来处理通货膨胀或失业问题。但是，孟德尔教授却认为可以分开采行。当然，孟德尔教授这套说法又如天籁。
1980年1月，里根参加一个在比佛利山庄威尔夏饭店举行的一场座谈中，汲取并吸收了供给学派的经济政策大纲。当时里根的经济顾问是一批信奉“供给面学说”的人士，其中包括众议员坎普、拉佛与《华尔街日报》前任主笔尼斯基。里根接受了坎普的主意，准备在三年内，每年减少个人所得税10%，三年减税30%。这为里根未来的施政计划奠定了极为重要的一步。其他的经济政策则稍后再予制订。
在80年的选战当中，里根的竞选对手都反对供给学派经济理论。布什当时还批评坎普等人的经济思想是“巫毒经济学说”。独立的候选人安德森嘲笑“供给经济学说”得施妖法才能运作，尤其是在处理国防建设的间题上，更将是效果不彰。然而选民却无视这些警告，而里根是执意采行。
里根本人颇有推销个人观念的政治天才，有点像罗斯福总统一样。他的密诀在于能采用政治手段，他深晓如何把个人理念推销出去。由于里根善于简化问题，突出主题，描绘出未来远景，因此，里根推行政务十分顺利。政治人物为了打知名度，经常要藉助电视广告，而珍贵的13秒电视广告便是选民认识政治人物的快速方法，一些口号，老套的宣传内容都在转瞬间映入百万选民的眼帘，这些词句包括：共产党、社会福利的谎言、官僚、新右派、新政、星球大战、预算赤字、经济供给学派、税制改革与邪恶帝国等。里根很擅长玩弄文字游戏而又能让人们印象深刻，却又不需要详细解释其中含义为何、要如何达成、可能会有何种伤害。他是运用象征的大师，而使得他有足够的空间来诠释其内容。
里根在入主白宫之后，由于人们认为他们也已熟知所谓“里根主义”意指为何，因此，里根的政治天分的确使他占尽制订施政计划的便宜。尤其在领导政府官员与制订政策上，比卡特和尼克松拥有优势。
1981年游戏计划：选择优先顺序
施政游戏最重要的原则是把重心放在几项首要问题之上，不能分散目标。任何一位总统都会遭遇到一大堆事情，被不同的意见所包围，他很容易迷失方向。由于制订政策是不同派系为争取总统支持的一种战争，而里根政府又尤其是派系林立。里根的作法是，他分别提出了许多竞选承诺，以掌握过半数人马，等到他入主白宫时，他得以不同的政策计划来满足内部不同的敌对派系。
在这些核心圈内，里根延揽的人才，包括了意识形态理想派与务实派人士，其中有加州帮，有布什和福特的手下，有传统派共和党人与新保守派，有主张自由经济的市场右派人士，有所谓“道德右派”，专门强调恢复学校祈祷仪式与反对堕胎。另外还有传统上主张预算平衡的经济学者，如葛林斯潘，金融方面的专家如傅利曼，与主张减税的供给学派人士，如罗勃兹与涂尔。要把这些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还真不容易。
在里根就任初期的前几个决定性的礼拜，因当时的国务卿黑格企图把里根之施政重心由经济事务移转到外交政策方面，而吹绉一池春水。黑格刻意突出中美洲问题及里根的反共色彩。他发布了一份有关苏联、古巴与尼加拉瓜支援萨尔瓦多的“白皮书”，并且把中美洲问题刻意扩大为对苏联的全球抗争行动。
到了1980年3月初，黑格几乎天天成为报纸头条新闻人物，把里根原先有意的重心——经济政策排挤到一旁。而在黑格提供给里根处理中美洲间题的方案中，他主张追根究底，找古巴采取行动。当时的众议院议长奥尼尔还曾透露黑格说，美军部队必须前往尼加拉瓜作战。在1981年3月某次国家安全会议上，黑格还要求里根大胆一点处理萨尔瓦多的间题，他说：“总统先生，你可以赢得这一回合。”一位白宫幕僚人员事后还向我透露，他说黑格私下还向J.贝克和狄佛提起计划轰炸古巴的行动，这使J.贝克跟狄佛大吃一惊，黑格说：“我们可以把古巴那个鬼地方炸成停车场一样。”到了3月13号，黑格告诉米西说，美军要在10天之内在加勒比海地区采取行动。但是国防部长温伯格与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都不支持军事行动。黑格的狂言与行径，终于震惊了国会议员，并且引发民众对里根好战形象的反感。
白宫高极幕僚人员也担心这种状况逐渐失去控制。当时每日电视新闻的主要内容当中，中美洲事务消息也逐渐比里根经济政策的报导要多。黑格的动作几乎搅乱了里根原订的施政计划。当时，米西、J.贝克、狄佛与达曼都担心黑格会拖累里根，重蹈1977年卡特惨遭国会阻挡的恶运。报社所做的民意调查也显示一般民众逐渐担心中美洲问题。在此之际,
J.贝克为急于请救里根设法转移黑格的焦点，乃私底下请教为里根负责民意调查的沃斯林，请他针对黑格许多不当言论做一民意调查。
稍后，沃斯林在3月6日到8日之间所做的调查显示民众对黑格口出狂言大为反感，并且反对向古巴采取封锁和军事行动。里根身边一位人士告诉J.贝克，把这项调查结果拿给里根看，并且说服里根，让他晓得黑格的所作所为在政治上已经伤害到里根，而里根也了解到这一点。后来，J.贝克打电话给黑格，表示里根要他趁早歇手。黑格同意了，不过却又惹出一旦发生外交政策危机时，谁该出面处理的麻烦。一直到3月30日，里根遭人暗杀未果之后，白宫施政议程失控的情形才有了转变。民众关心里根生死的心情又让里根的声望止跌回升，这也让里根有机会把施政重心再度放在经济问题上。里根出院之后，4月28日在国会联席会议上，提出以经济问题为重心的演说，获得国会议员一致的好评，里根原先的施政计划也起死回生。
里根的施政计划也由于斯托克曼而充满活力，我们可以说，里根总统任内早期的成功，大多要归功于这位有点其貌不扬的年轻人。斯托克曼力主供给学派经济理论，里根如果没有斯托克曼的协助，将无法拟订出第一套预算方案，遑论旗开得胜。易言之，里根有理想，而斯托克曼则有一套策略可实现之。
由于斯托克曼自己已有一套推动计划与立法的蓝图，因此，他一下子就备受重用，而他也了解到权力运作之关键所在。斯托克曼经由坎普众议员的引荐，在里根竞选时，为共和党经济大纲捉刀。他曾经替独立派候选人安德森工作过一阵子，因此，在总统候选人辩论活动中，乃由他模拟里根电视辩论的对手，斯托克曼的才华自此深受里根欣赏。而在里根组阁时，坎普和参议员赖克绍特推荐他在里根政府担任一个高级职位。里根原先有意要斯托克曼担任能源部部长，不过，斯托克曼知道华盛顿政治圈的权力游戏，因此他先推卸此一职位，然后要求另一个形式上职位较低，可是实际上又大权在握的预算局局长一职。斯托克曼深晓如何把这个局长职位发挥到强过一个部长职位。
里根的加州帮人士不了解预算局长职位的重要性。当时他们正热衷于几个引人瞩目的部长职位，例如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与司法部长，而斯托克曼则由于没有人跟他竞争而轻易地当上预算局局长。司法部长米西当时认为，只要部内会议通过决策，预算便将源源而来。米西跟其他人一样都不了解预算局专业技术的权力所在。斯托克曼事后告诉我说：“米西以为预算局只是做一些稽核查帐的工作，好比像停车场是否已经停满汽车一样，他们根本不晓得预算管理局是行政部门政策执行的总开关一样。”
事实上，斯托克曼对权力之企图心积极而强烈。他的政治本能让他了解到，里根准备改革美国政府与税制的计划，将使“预算管理”成为里根施政计划的重心。预算分配将推动政策，而不是政策推动预算。这也意味着。主管预算者的实权将凌驾其他部会首长，而预算局也将成为其它部门的控制枢钮。
斯托克曼也深深了解到，里根总统要在头几个星期内推动政策，便急需预算局里面的一批专家。可以说，预算局里的专家在华府权力仅次于白宫幕僚的技术官僚。为了预算问题，里根总统和他身边的人必须依赖预算局。米西的手下人数太少，历练亦不足以和预算局的专家抗衡。在这个管理局之下，有600名最好的专家，他们熟悉每一个部门。
斯托克曼手中的王牌是一套他在1980年3月与得州民主党参议员葛拉姆一起研拟的1981年预算案，这也成为稍后里根总统预算案的主要部分。这一套葛拉姆-斯托克曼预算案，让里根的政治议程上有了一个好的开始。这个方案包括了坎普所提的删减个人所得税10%以及营业税率递减方式；另外还包括了特地为里根设计的；大力删减政府就业计划支出、对穷人的食物、房屋与燃料津贴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医疗补助，缩减长期失业补助，降低学生福利支出与大众运输的补助。虽然这一套方案后来并没有通过，但是它得到140位共和党参议员与30位民主党参议员的支持，为里根的1981年预算方案奠定了成功的基础，同时也为里根的施政铺下鸿图大道。
更重要的是，斯托克曼带给里根一个删改卡特总统预算方案的机会，更凸显民主党人的弱势。对里根身边的策士而言，“速度”极为重要，但是却颇为抽象；对斯托克曼而言，“速度”代表具体的提案与时间表。为了继续制造政治气氛，斯托克曼与坎普共同写了一篇警示性的文章，指出当时处于温和萧条的美国，正面临经济发展上的“敦克尔克大撤退”（编注：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大撤退）。
排订行动程序
理想中，一名总统的法案提出程序应该像军事作战一样排订。
里根的高级幕僚人员表面上似乎行动颇为一致，不过，他们也难以决定究竟应该先削减预算还是减税。如何排订行动程序对里根总统的政绩十分重要。里根和他加州帮人士倾向于先减税，但是，斯托克曼在感受到经济恶化的压力之后，主张大幅删减预算。早在1981年1月一项会议上他就指出，卡特总统所提的预算案，将把美国政府200亿美元预算赤字，提高到580亿美元，而到1984年时，必须要删减750亿美元才有可能达成里根承诺的预算平衡。里根错失了斯托克曼的讯息，他反而怀疑起有政治阴谋。
里根总统在一项会议上说：“好吧，我们都是听到许多争论，有谁还有什么意见吗？”众人一语不发。里根便做结论说：“那么，我们就先采取减税吧！”
而经常发生在美国总统身上的是，他们所做的这类决定皆难以持续实施。里根这项决定传出之后，华尔街方面立即要求延后7个月实施减税，并且先处理预算赤字。这些反对的声浪亦多来自共和党籍参议员，例如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多米尼西，财政委员会主席杜尔，与共和党参议院领袖H.贝克。国会议程日期当时似乎准备优先处理预算删减案。由于白宫方面需要参议院领袖协助把里根总统的提案排在国会议程上，参议员们的意见自然有其分量。他们的意见使斯托克曼的主张更为有理，然后白宫方面也逐渐形成共识。
斯托克曼透过内阁会议讨论通过他所提的预算案，虽然引起某些抱怨，但是还是最后过关，这主要是那些新任部会首长对自己所属机构的预算并不清楚而不容易为自己辩护，只有国防部的预算逃过了这把预算删减的大刀。斯托克曼利用这段蜜月假期，迫使其他部会首长接受里根允许的400亿美元预算删减。
白宫方面利用好几种方式，来向华府政治圈和美国民众推销斯托克曼的预算新方案。里根和斯托克曼是一对不可抗拒、合作无间的超级推销员。数字天才斯托克曼前往游说那些自认为是预算专家的参议员、众议员、议员助理，以及一些记者大爷们。他一连串的预算统计数字，镇住了反对人士及盟友，并提出一大堆理由来支持并保护里根的理想和施政计划，并使其免遭技术问题的攻击。斯托克曼以一当十，应付来自各方的质询和疑问，国会议员为之迷惑，甚至众议院议长奥尼尔也称赞这位从密歇根州立大学毕业才9年的经济学天才。
斯托克曼在华盛顿政治圈可说是十分特别的，他以丰富的学识作为武器，同时又具有强烈的政治企图心。华府政客多为平庸之人，他们经常也迷信于专家们提出的统计数字。斯托克曼处理预算问题的方式，颇类似肯尼迪总统时代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专门以统计数字来说明在越南战场的胜利。
斯托克曼在5年后曾表示：“实际上我并非十分懂得预算，但是我比较其他的人懂。我表现得像专家一样，只不过是设法自我肯定罢了！”
里根和他手下所精心设计的作战计划果然不同凡响。里根的施政方案获得了国会大力的支持，为约翰逊总统以来所仅见。这些施政方针包括：比原先预料幅度还大的预算删减、国防建设资金大为充沛、及美国史上幅度最大的减税行动。这使得白宫在国会打赢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胜仗。
这是行动迅速而果敢所造成的。约翰逊总统的政治逻辑果然灵验：尽量在任内第一年全力抢攻，时间一拖则愈显困难。里根所提的预算案得到国会原封不动地通过。稍后在1982年，里根就受到国会的压力而不得不采取某些增税措施。以后，里根则必须和国会妥协，或是不了了之。话说回来，正当1981年共和党热衷于“供给经济学”之际，美国国会也屈服于里根-斯托克曼的一套说词，同时也不得不支持里根的施政计划。1981年5月7日，里根的预算案在众议院顺利过关，距离他宣誓就任只有108天。
降低伤害：保卫施政计划
对任何一位总统而言，一旦开始行动，尔后在施政议程上最重要的法则是不要踩在自己脚上，或让不重要的议题产生负面影响。第一阶段成功之关键在于行动迅速、有理想、有计划与明确的施政顺序。在第二阶段成功之道上，要把施政计划控制得宜，便是需要像白宫策士们所说的，要能有效控制受到损害的程度。
美国总统都无法避免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这包括国际恐怖分子的攻击行动，劫持船只，或是在菲律宾和南非发生的动乱，尼加拉瓜游击队的飞机发动空中攻击，或是有害毒物引起的政治丑闻案，或是国防部军品采购价钱问题，或是阁员个人行为问题。总统身边的策士就像是消防队员一样，要扑灭政治野火，首先要防止这把火烧到总统，再来则不要这把火损及总统的施政计划。
最严重的政治伤害通常不是来自外在，而是内部所引发的。1981年，里根与共和党就曾发生过这种事情。
里根与斯托克曼两人共同引起了这场社会福利补助问题的风波，而他甚至再度犯错，最后则由J.贝克、H.贝克与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科联合阻止下来。
里根和斯托克曼所犯的错是可以避免的。稍早在1981年3月，几位民主党参议员曾经提供一个处理社会福利制度的折衷方案。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霍林斯曾经告诉委员会主席多米尼西说，委员会内有五名民主党籍参议员，准备支持年度社会福利生活消费调整案的预算删减案。霍林斯参议员表示，他的方案可以在3年内为政府省下380亿美元，多米尼西算过可省下的钱大概没有那么多，可是他跟其他参议员仍然极感兴趣。由两党参议员协调合作的产物将为里根与共和党分担不少政治风险。
3月16日，里根到国会山庄与共和党籍各委员会主席，以及预算委员会各委员做私下的沟通。多米尼西表示说他们冻结或修正年度社会福利生活消费调整案，可是里根却回答说他在竞选的时候，已经承诺将不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多米尼西坚持说：“这个调整案并非规范于法律之中，你可以同时冻结它，并且免于食言。我们可以把社会福利基金放在一个理想的基础上，而藉由冻结或修正案来订出一个合理的预算。”
科罗拉多州参议员阿姆斯特朗、华盛顿州参议员哥登和其他几位参议员都支持多米尼西，但是却没有人给里根总统压力。J.贝克则早已警告过里根，不要冒政治风险去碰社会福利问题。斯托克曼由于另有计划而反对多米尼西的看法。里根稍后告诉这些共和党籍议员说：“我将不会支持你们的主意，我也希望你们取消这念头。”里根的反应一手扼杀了这个提议。
而更令人惊讶的是，两个月后，在没有跟民主党议员商量的情况下，里根出人意料地说要删减社会福利支出。这个主意原先是由斯托克曼、卫生福利部部长史魏克，与米西的秘书安德逊所想出来的。这个方案主要是把社会福利计划做结构性的改变，其中包括删减残障津贴与35%的“62岁提早退休人士补助”。里根在5月11日在一项简报会议上同意这个案子，让原本持反对立场的J.贝克和达曼大为惊讶。由于被预算案在国会顺利通过的胜利冲昏了头，里根以为他已经可以在国会畅行无阻，他忘了他已经触犯了国会中的基本政治原则，他甚至没有与共和党籍国会领袖事先讨论此事。J.贝克和达曼深信里根的行动简直就是政治自杀，而设法保护里根。他们最后请史魏克在第二天宣布这项消息，而不由里根本人来宣布。
这项消息披露之后，华府政治圈立即引发一连串的抨击。反对的焦点大多集中在删减提早退休补助方案上，其中主因是原先提早退休人士每月可领到470美元，现在却只能领到310元。众议院议长奥尼尔说：“这方案令人厌恶。”“残酷且恶毒。”1979年的佛罗里达民主党派的派柏如此痛斥。白宫官员为了替里根脱罪，拚命解释说是史魏克的杰作。纽约州民主党籍参议员菲乃汉提案，谴责里根破坏对即将退休的百万美国人的承诺，不过却差一票而未能通过。共和党籍的杜尔参议员基于自我防卫起见，另外提出一个较为温和的法案，结果以96比零票通过，算是对里根当头棒喝。
如果没有J.贝克及时出面发动防卫战术，里根的经济发展计划将因为社会福利问题所捅出的纰漏而元气大伤。而为了让施政计划能顺利推动，J.贝克叫里根和斯托克曼把原先提出的经济发展计划暂时搁置，让社会福利问题避一避风头。
另一次主要的政治伤害发生于1981年，这次也是内部因素所引发，差点使里根政府伤到筋骨。1981年8月，斯托克曼不再是里根经济主义的忠实追随者，他也不再相信早先的预算与减税方案将产生效果。他曾经相信里根在竞选时提出平衡预算的问题，而到了8月，预算局的专家告诉他，里根政府的预算将沿承卡特政府的预算赤字并达到2倍、3倍之多。斯托克曼也承认他在1981年初期所计算的预算数字并不准确。他过度相信供给学派人士以及若干经济学家，对高度通货膨胀的乐观看法，过分高估政府的税收。后来，斯托克曼私下向我承认，里根经济政策之成功多系奠基于一种幻象之上，这幻象却正是他一手造成的。
到1981年中期，斯托克曼了解到里根的施政计划在政治上颇为成功，不过在经济上却逐渐造成更严重的预算赤字。就在里根初获减税方案胜利后的第二天，斯托克曼便私下企图说服里根增加税收，减少国防支出，以压抑逐渐增加的赤字。稍后，J.贝克、达曼、吉尔根与狄佛，还有米西也加入说服里根的行列，不过，里根仍然坚持己见。他的减税与建军行动已经箭在弦上，同时他也不再刻意要平衡预算。在1981年期间，里根所提出的法案在国会顺利过关，这使他并不想去修改他的施政计划。当有人告诉他说他的经济政策并非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里根仍然充耳不闻。
差点使里根政府就此一蹶不振的，是一篇葛瑞德发表于12月份《大西洋》月刊的文章。而白宫对此一事件的处理方法，可作为降低、清除政治伤害的典范。
葛瑞德所写的文章中引用斯托克曼自己的说法，指出斯托克曼用他的电脑来计算里根总统预算方案时，他发现未来的预算赤字十分惊人，因此，他便设法改变一些统计数字。其中伤害最大的，是斯托克曼还认为一年要降低10%的税赋只是降低高收入纳税人税额的借口。斯托克曼承认，里根的经济政策很难解释得清楚，而“供给学派”提出的理论是唯一适合的办法。一番自白得罪了中产阶级与他们在国会的代言人。
当时经济并不景气，民主党人士又猛烈批评里根减税有利于富人，删减预算将伤及穷人，而斯托克曼的谈话披露之后，这简直如晴天霹雳。这个事件也在1981年年底改变了斯托克曼所提删减预算案，而白宫方面的手段再度将伤害降至最低。斯托克曼爆炸性的言论足以重创里根的经济政策，以及伤害他的施政计划。
然而，白宫的策士们，包括斯托克曼在内，又开始设法展开保卫里根的行动，他们很聪明地转移了新闻焦点。他们不提预算赤字的问题，反而去急辩到底斯托克曼应否讲出在《大西洋》月刊上的那些话，很少人有闲暇仔细阅读那篇长达23页的文章，大多数只浏览一下摘要而已，而都忽略了这篇文章所描绘里根政府的无知与对他们的冷嘲热讽。
于是，一夜之间，间题便改为斯托克曼还能否留在里根阵营中。民主党籍国会议员并未急于攻击斯托克曼的说词，处理白宫方面新闻的人士，则忙着研究里根将如何处理这不可或缺却又罪恶的人才——斯托克曼。大多数的白宫幕僚都主张把斯托克曼驱逐出门，而J.贝克则力保斯托克曼。最后，斯托克曼被送去聆听里根的教训。
斯托克曼事后透露，里根曾仔细聆听斯托克曼的解释和道歉，最后还拒绝了斯托克曼的辞呈。斯托克曼为了平抚他在《大西洋》月刊上被登出的话，并设法让大家忘掉这件事，于是故意又根据他和里根的会面编织出一套故事，以差辱他自己，来转移众人的注意力。《时代》周刊及《新闻》周刊都落入斯托克曼的陷阱中。民主党国会议员马修斯与众议院议长奥尼尔皆对白宫的处理手法大叹惊奇。
马修斯议员稍后批评说：“在这次事件中，白宫方面把众人的注意力转移到斯托克曼是否忠心的问题上，而不是斯托克曼所说的内容上，他们故意避开事实。”马修斯又说：“这一招对里根和斯托克曼十分有利，这让斯托克曼有赎罪的机会，对里根而言，这只是忠诚问题，而非内幕曝光问题，大众传播媒体一头落入陷阱中而不自觉。里根根本不必承认斯托克曼所透露的内幕的真实性。这一幕宽容的父亲原谅迷途知返的浪子的戏，演得的确高明。”
而大约在5年之后，斯托克曼离开预算局长职位，出版了《政治的胜利：里根革命为何失败》这本书，透露里根经济政策的种种缺失，对里根政府又几乎形成另一次重大伤害。不过，里根再次以四两拨千斤之手法来化解此一打击。有人问里根是否读过斯托克曼刚出版的书，对书中有关里根经济政策的缺失描述有何感想，里根以其惯有的幽默口吻回答说：“我没有时间去读小说！”在华盛顿政治的游戏当中，里根总统这种把伤害降低到最小程度的招数却颇能奏效。而斯托克曼所真正要表达的意见再度被湮没。
1985年的游戏计划
由选举的结果来看，里根第二任的政绩应该胜过第一任，因为他追求连任所获得的压倒性胜利，是美国现代政治史上总统大选少见的大胜。在1980年，他只得到51%的选票，可是到了1984年，他不但得到了59%的选票，而且席卷了49个州，在全国538张选举人票当中，他只失去了13张。
然而他却没有把握自己创造的大好机会。里根从第二任开始就一蹶不振，民主党人意外地逮到了机会，而共和党人却痛失良机。里根的预算没有受到重视，他想建造的MX导弹从100枚被删到50枚；他希望增加6%国防预算，结果却一无所获。他希望提供尼加拉瓜反抗军军事援助，然而国会只同意提供人道援助。他对约旦的军售计划受阻，销售新战机给沙特阿拉伯的诺言也没实现。他曾经信誓旦旦不会对南非实施经济制裁，结果还是被迫这么做了。在一切都落空之后，他还得为了阻止民主党议员的贸易保护法案而背水一战。
几个月下来，这位总统已经丧失了主动权，许多人代替了他的工作。参议院里几位比较敢作敢为的共和党议员提供了他不少帮助，在预算方面，他需要杜尔；在赤字方面，他需要葛拉姆和鲁德曼。里根因此像许多连任的总统一样，转向外交政策来突显他的领导地位。接近年底的时候，里根因为和莫斯科活力充沛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举行了高峰会谈而声望大增——尽管这两个人在武器管制和区域性的问题上而相持不下。在内政方面，虽然里根在连任之后花了7个月的功夫，才把税制改革变成内政的重点，不过他在12月仍旧在国会挽救了这项方案。然而整体而言，一个在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的总统，实在令人难以想像只有这样的政绩。
第二任的任期通常比第一任难做。罗斯福、威尔逊、约翰逊和尼克松在第二任的表现都不如第一任。比较容易达成的目标在第一任都已经达到了，比较难达成的目标都留到了第二任，聪明才智已经减退，新上任的冲劲也不再，新的创意亦不再涌现。就像曾经担任连任总统助手的汤玛斯所说：“每个人都喜欢谈蜜月期，可是蜜月期和5周年感觉就是不一样。”以哈佛大学的学者从政而广受推崇的纽斯达也指出，一位总统做到第二任，犯错的原因不外倦怠感和过度自信，而里根似乎两者都有。显然地，他不再感受到选民的压力，因此也不再有创新的作为。
事实上，里根第二任一开始表现不佳的原因发端于1984年的选举的时候一切都感觉很好，经济复苏，通货膨胀率低，奥运的口号是“奔向金牌”，里根的竞选广告打着“这又是美国新的开始”。里根在远远超越他的竞争对手蒙代尔的情形之下，根本不愿意冒险实施一些不受欢迎的政策，虽然那么做可以表现他的负责任。
这种“只求稳当”的选战策略产生了两个问题。首先，虽然里根获得选民极大的支持，但是他空洞的选举政纲使得他缺乏有民意支持的政策来制衡国会。在1980年，他以削减预算和减税做为主要的选举主张，他可以向国会宣称他有选民的支持。同样地，约翰逊在1964年选举的时候，呼吁“向贫穷宣战”，他以这个名义要求国会在1975年通过了消灭贫穷法案。相对地，卡特在1977年虽然一直想把能源问题变成他内政的核心，但是他在选举的时候却没有强调它，这就成了他的一大问题。
令人奇怪的是，虽然里根在1981年从卡特那里深得教训，到了1985年他却又遭遇了卡特相同的问题。就像1977年的卡特一样，里根的税制改革名不正言不顺，因为它在选战之中不是个明确的诉求重点。
此外，由于在选举之中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纲，里根的顾问甚至对于要不要打出什么名号都有不同的意见，而这也正是混乱即将发生的征兆。
罗斯林曾经在投票日当天早上告诉里根他会囊括49个州。沃斯林和里根那位冲劲十足的竞选总干事罗林斯，对里根的第二任都相当的乐观，他们想把这次的选举强调为选民给予里根立法方面的授权。但是，J.贝克却阻止他们这么做。
J.贝克在罗林斯即将举行白宫记者会之前告诉他：“我们不能太强调了‘民意托付’的重要性。”
罗林斯大吃一惊。“胡扯！”罗林斯向J.贝克咆哮说：“我们怎么能低估49州的民意？”
J.贝克仍然坚持己见，他似乎不想让选民的期望太过膨胀。他了解里根现在在国会已经无法像1981年一样组成一个保守派联盟，里根未来在任何重大法案上都需要奥尼尔议长的帮忙，因此J.贝克不希望在两党间的选战结束之后，第一天就开始和国会的民主党议员兵戎相见。
这种特有的谨慎态度不但反映了J.贝克确已江郎才尽，同时也反映了里根在选战中缺乏政纲。罗斯林在失望之余写了一份备忘录给米西来推动一项行动计划，让里根像第一任一样迅速的起步、成功，但是罗斯林事后很遗憾地表示：“米西颇表赞同，不过他却有自己的打算。”易言之，米西想当司法部长。
里根1984年竞选产生的第二个问题是，他的竞争主题太模糊以致根本看不出任何计划或立法策略，斯托克曼倾向继续在减低预算赤字方面努力，当时国会当中最有思想的两党议员私底下都接受了斯托克曼一项三头并进的办法：提高一点税率，进一步降低国防经费的成长，并且紧缩社会福利法案和几项大计划里面生活费的给付。但是里根总统否决了增税计划，因而也阻塞了斯托克曼方案的推行，于是预算方面的主动权这下就转到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杜尔的手中。
但财政部长黎根想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在11月27日，黎根推出了大家等待已久的财政部建议，也就是后来的财政一号方案。这项方案呼吁大幅减少对个人的课税而增加对企业界的课税，这项建议不论在国会或总统那里反应都很冷淡。由于民主党在国会的力量比较强大，国会方面的主要联络人都伯斯坦，和立法策略小组的组长达曼，都建议里根在国会提出任何法案之前，最好私底下先和民主党领袖进行协商，以确保能得到两党一致的支持。
白宫的政治顾间罗林斯告诉我：“我不确定总统本人是否偏爱税制改革，我的意思是，从1984年12月到1985年1月；J.贝克如果没有出任财政部长的话，税制改革或许永远也不会那么重要。”
“财政一号方案成了选举之后推出的第一件东西。”罗林斯回忆道：“那时候大家都无所事事，这件法案从政治上来看遭到了惨败，它引起了极大的反对声浪……这件案子一直没有送到白宫去签署，根本也不会被讨论过，在选举之后两个月，大家都像泄了气的皮球，我认为自从J.贝克到财政部去之后，他们知道这个法案是J.贝克藉以成名的东西，因此就开始研究怎么把这个案子弄得更容易推销，加上黎根转任白宫幕僚长，税制改革显然成了他最重要的事，于是这两个幕僚单位的领导凑在一起，自然产生了一个推动力。”
里根总统喜欢降低税率的建议，可是当他看到税制改革对企业界的冲击之后，想让他了解细节性的问题就得花好几个月的时间，“我的意思是说l
J.贝克和黎根必须一天天地，慢慢告诉里根整个计划的好处”罗林斯告诉我：“我感觉里根总统一开始也认为那是个好主意，可是当他慢慢了解以后，他发现谁的利益受到伤害了，这整个案子就失去吸引力……他的朋友都在企业界，而税制改革就是要把纳税义务人各别的税赋，转嫁到美国企业界，但是美国企业界正是里根的朋友。”
由于里根缺乏游戏计划，国会因而取得了主导的地位，这种情形在一场一面倒的总统大选之后的确很奇怪，国会里的民主党议员，甚至一些不满的共和党议员，填补了总统所留下的空缺。整体而言，1985年春天的白宫莫名其妙的乱成一团，政治上危机四伏而不是充满了新的契机。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之一是，里根虽然获得了个人的重大胜利，他却没有把整个共和党拉上来。这种情形和1980年共和党大获全胜比较起来真是差别很大，这是不祥的征兆。在1984年的选举之中，民主党在参议院又囊括了两席，使得共和党领先的差距缩小到了53席对47席。在众议院方面，民主党从共和党手中夺去了14席。每一个了解权力游戏的人立即就可以看出，民主党在选举中的斩获，已经瓦解1981年让里根在立法方面无往不利的保守阵营，或许选民正是要造成一种势均力敌的府会关系，他们肯定里根但是却不完全赞同他的政策。
此外，国会已经不像1981年时候那么怕里根，因此国会开始处处牵制他。就像小人国的小人开始切割格列佛一样。国会针对1984年选举之前争吵不休的MX导弹，一下子就把里根要求的100枚删成了50枚（卡特原来还计划建造200枚）。在司法部长米西的任命案上面，里根也被农业州的一些参议员紧紧地绑住了手脚，这些议员使用拖延的方式来迫使紧急农业贷款能早点得到通过。对白宫而言，这是一场必败的政治战，因为里根不得不认输，否则即使他赢了，他也会冒犯农业州的议员和选民，同时数以千计的农民更会丧失家产。
农业贷款案在国会通过了，但是，里根却因为金额太大愤而将它否决，结果问题反而更糟。参议院把同样的条款并入一项综合法案让里根签署，到头来，他被迫得吞下一项花费575亿美元庞大预算的农业计划，单单在1986年，这项计划就耗费256亿美元，比里根上任前一年足足多了4倍。
总而言之，里根本人的犹豫不决加上他幕僚的手忙脚乱，使他丧失了选举当中压倒性胜利所造成的绝佳良机，“在1985年1月到5月期间，我们原本可以规划出一套施政计划然后放手去做，结果却不是这么回事”，罗斯林很感慨地说：“我们并没有这么做，我们也尝到了苦果。”
延宕误事
里根在选举之后很久才调动他的高阶层幕僚，因此把这些问题弄得更糟，完全没有第一任一鸣惊人的气势。里根在1980年选举胜利之后，一两天之后就把J.贝克、米西和狄佛的职位安排好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又加入了斯托克曼。然而到了第二任，里根却让人事问题悬宕了一两个月，才在1985年1月8日突然宣布了一项重大的人事对调：白宫幕僚长J.贝克调任财政部长，财政部长黎根转任白宫幕僚长。
这项人事变动象征白宫所谓完全的人事轮调，但是却把里根拟定施政计划的努力整个搅混了，里根不该把J.贝克、米西和狄佛的个人企图放在他自己的目标之前。米西希望在司法部有个完全属于他个人的政策范围，狄佛因为个人财务问题而希望离开政府机构，自己去开个公关公司。J.贝克的去职对里根损失最大，他是里根第一任任内的关键人物。面对右派人士抨击他的务实作风带坏了里根，并且败坏他和米西、克拉克、凯西的斗争，J.贝克毫无惧色地予以反驳。
J.贝克感到相当疲倦，想要换个内阁里的高阶层职位。他当白宫幕僚长足足有4年又2个星期（过去只有两个人做得比他久：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慕僚长艾当斯，他后来因为贪污而被迫解职；以及尼克松总统的幕僚长哈德门，他后来由于水门案而下狱），部长的位子可以让他展露真才实学获得重视，甚至升官。几年以来，他一直默默地活动，希望能当个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或司法部长。结果只有财政部长是真正唯一的可能。
财政部长黎根知道了J.贝克的企图之后，在11月30号——也就是选举结束接近一个月的时候，邀请他到财政部共进午餐。“我从报纸上知道你好像想要换换工作”
，黎根告诉J.贝克：“我也一样，我想提出一个你一定会接受的建议。咱们对调怎么样？”
“相当有意思”，贝克回答说：“我会考虑。”
J.贝克和黎根在圣诞节之前曾经再度会商，可是一直到了1月初J.贝克才同意，狄佛把这项对调计划报告了里根夫妇。里根经过一个晚上的考虑之后同意了这个构想，并且在1985年1月8日正式宣布，令人惊讶的是，里根在这个过程里居然如此地被动，好像他根本不关心谁是他的幕僚长，也不知道选举之后两个月才更动幕僚，会大大地破坏他的权力游戏计划。
这位总统违背了华府权力游戏的一大原则：主动地选择人事变动的适宜时间。如果一位总统能迅速果决地更动人事，第二任的开始时确是理想的时机，因为这时候更动人事传达了焕然一新和迈向目标的讯息。可是如果像里根等了两个月才根据属下的私下交易做出更动，反而使他看起来像是被手下操纵的傀儡，这更事使他选举大胜的光采尽失。更重要地，里根为了重组一群新的白宫幕僚，搞得整个政府混乱了好几个星期。
黎根上任的头7、8个月等于是非常艰苦的在职训练。他缺乏J.贝克良好的政治敏感度和人际网路。他的财政部长的经历和高超的华尔街经验，对于担任一项既有政治性又有管理性的工作来说并不适合。他不像J.贝克那么能够找出问题的根源，或是帮里根打圆场。此外黎根喜欢受人注意的偏好使他成了众人批评的焦点，这在他上任的前几个月尤其如此。
向来经济独立不怕遭人解雇的黎根，喜欢告诉别人，他不需要向任何人磕头，他指的当然就是里根总统，因为“老子他妈的就是有钱”。不过，他在里根面前却成了一个唯唯诺诺的人，他不是不能就是不愿意向里根报告坏消息。
黎根熟悉企业界的权力结构，但是他对于政治问题和策略之间的相关性就缺乏慧眼。而且他天生就不了解权力游戏的一个重要原则：不要制造敌人，因为今天的敌人可能就是明天的盟友。黎根对于其他政治人物受伤害的心灵缺乏敏感性，甚至坚定支持里根的共和党议员，都抱怨黎根很难接近，而且瞧不起他们的意见，“他不了解民选的议员和官派的官员是不一样的。”里根的一名密友表示：“他们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选民和自己的政策计划。”
黎根的急性子和爱尔兰人坦率的个性，使得他在白宫里面颇有号令严明的美誉，但是在政治方面他却不太自信。国会领袖抱怨黎根在许多问题和处理的技巧上变化无常，使他们感觉黎根无法为里根拟定游戏计划，并且持之以恒。
在1985年，黎根缺乏政治经验让里根总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黎根原本想援用里根1981年的闪电战术和国会来个硬碰硬，他不了解国会里面民主党的势力已经强大到他无法硬拚的地步。
后来，黎根采取了迂回的战术，在春天的时候，他和主张削减预算的共和党参议员联手，黎根鼓励他们冒着政治上的危险投票支持社会福利法案，可是到了年中，黎根改变了战术。他以先发制人的手法揭露这些议员的计划，于是也得罪了他们。黎根在负责国会安全官员的要求之下，迫不及待地把援助尼加拉瓜反抗军的法案送交众议院表决，使得里根遭到了重大的挫败。过了好长一段时间，里根好不容易争取到更多的援助经费，然而他却被迫同意这笔经费的半数——2700万美元——必须用于人道性的援助。
黎根喜好告诉人家一种叫做“焦土式的否决战略”，在每项议题上都把国会压制住，可是他却没想到这么做会扼杀两党的合作关系，而这种关系正是通过里根税制改革法案所必需的。里根的一些密友曾经劝他，在这种战略反过来伤到他自己之前赶快停止使用。
过了一段时间，黎根才开始吸收一些比较有经验的人来弥补他自己的短处。在1985年中，他吸收了经验丰富的参议院助理汤玛斯和担任过共和党参议院选举竞选经理的丹尼尔。同时，已经不提任公职的旧僚属也提供了黎根不少策略方面的意见。这些人包括斯宾塞、都柏斯坦、诺夫锡格、提蒙斯和其他人。但是也就在这个时候，黎根的政策计划又遭到另一次重大的挫败。
未做损害控制的海德堡之行
没有一件事比里根在1985年5月初访问海德堡的德军公墓，更能显现里根第二任初期的杂乱无章。这趟访问大大破坏了里根1985年的整个计划。这件政治上的梦魔不断地浮现在里根和他幕僚的脑海，令他们魂不守舍，身心俱疲，争辩不休。这件事更成了新闻的焦点。里根总统因此而手足无措，他的幕僚也焦虑不已。
这整个事件是从科尔和里根达成的协定开始。为了庆祝1985年5月5日盟军在欧洲登陆胜利40周年，科尔替里根设计了西德之行。科尔梦寐以求地希望里根能够访问海德堡之行，就相当于科尔为了德法两国的宿怨而和法国总统密特朗一起访问凡尔登一样。摄影师捕捉到了科尔和密特朗在这个一次大战的战场握手，背后却是两国阵亡将士这个画面所象征的意义。同时，同盟国在1984年6月6日庆祝诺曼底登陆40周年没有邀请科尔参加，这件事也令科尔颇为伤心。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告诉我，在1984年11月30号，也就是里根当选之后不久，科尔涕泗纵横地要求里根做一些美德两国化敌为友的表示，来弥补一下他在前两件事所遭受的创痛。
里根在他椭圆形的办公室里，对身边的助手连问都没问，就答应科尔说：“只要你开口我就答应。”于是，科尔提了三项建议：在科隆大教堂举行盟军胜利纪念日的纪念仪式，拜访二次大战的一个集中营，和一齐访问德军阵亡将士的坟墓。很显然地，科尔和里根都不知道类似科尔访问凡尔登如此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事情不可能重演，因为在德军的坟地并没有美军葬在那里。因此，里根如果同意就等于他只向德军阵亡将士致敬，而不是两国的将士。
最初引起争议的导火线并非海德堡之行，而是西德《明镜》周刊在1985年1月19日的一篇报导，这篇报导指出里根正在考虑访问达考集中营。但是，里根看到这篇报导之后却退缩了。据里根夫人的一位好朋友告诉我，南希认为这趟访问将会令人感到不愉快，她一想到那些人死的场面、焚化炉和大批尸体被集体掩埋的照片心里就不舒服，她私底下告诉里根的助理：“我已经告诉罗尼，那不是我们想做的事情。”《明镜》周刊也暗示，西德政府并不希望里根访问达考集中营。过了没几天，里根公开地表示他不想去这个集中营。里根还说他想强调的是重修旧好，而不是过去的仇恨。
在一个寒冷，天空没有云彩的日子，狄佛及白宫先遣人员韩克尔，在西德外交部礼宾司长舒伦伯格，和美国驻波恩大使馆副馆长握斯纳的陪同下，一齐搭车前往海德堡的德军公墓，这个公墓位在一片森林当中的一个僻静的山谷里，在这个小墓园的尽头有一个纪念碑。
“那是个如诗如画的地方”狄佛回忆说：“一个美丽的地点。坟墓上全都覆盖了冰雪，我记得曾经告诉大使馆的人，务必把这些坟墓调查清楚，以确定日后不会发生令人尴尬的情况。”
渥斯纳也记得他曾经要求舒伦伯格保证没有战犯埋在那里，“就我所知，所谓的战犯当然包括黑衫队。”舒伦伯格保证说绝对没有问题。
但是，问题是美德两国之间存在着极大的鸿沟，它们看待过去历史的方式和态度都有差距。美国官员认为科尔政府既然是美国的亲密盟友，当然就不会故意找里根的麻烦，尤其既然西德政府保证绝对不会出现尴尬场面，他们自然应该百分之百地信任。他们认为如果那种场面不会让德国人难堪，美国人应该也不会难堪。可是，《纽约时报》驻波恩办事处主任马克汉向我解释，德国人把黑衫队看成一般的正规军，有些人也是年轻的时候被迫从军的，所以不像迫害犹太人的秘密警察一样罪孽深重。然而，美国人就没有做这样的区别，而且，马克汉还说，德国人认为科尔想要里根重修旧好不但象征既往不咎，同时也是接受黑衫队和一般德军埋在一起的事实，美国官员后来发现他们搞错了。
科尔提议的行程原先包括距离达考集中营不太远的慕尼黑，但是，美国人却特别感觉科尔真的不愿意里根访问集中营。因此，狄佛和韩克尔就删掉了慕尼黑，当然也就不访问集中营了。可是，这下子错误可就严重了，因为如此一来里根就变成专程去向德军阵亡将士致敬，而不去看看纳粹暴政之下牺牲的几百万人。
“当我们取消慕尼黑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想到那里也有一些坟墓，可是却没有表示一点补偿”，韩克尔坦承：“那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其他的美国官员内心都深感不安，犹太人的领袖对于取消访问达考集中营也大表震怒，不过，这样的行程在3月初却得到了黎根、国家安全顾间麦克法兰和国务卿舒尔茨的认可，而且后来里根总统也批准了。
到了那个时候，海德堡之行终告尘埃落定，美国政府要求曾在美国大使馆任职的塔克，为里根准备在海德堡德军公墓的讲稿，塔克拒绝了。他说：“不，里根总统什么话都不应该说。”当美国方面的一个先遣进队，在1985年3月底去西德再做勘察的时候，韩克尔也开始担心海德堡之行了，虽然积雪依然覆盖着坟墓，而且德国人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有问题，韩克尔还是要求大使馆的人员再去确定坟墓里的人不会让里根到时候难堪，一名高级的美国外交官相当不耐烦地咆哮说：“你想会是曼盖尔埋在那里吗？”（曼盖尔是纳粹集中营的医生，屠杀犹太人的帮凶。）
当里根的行程在4月11号星期四公布的时候，海德堡之行终于首度获得公开，记者们不断的追问白宫发言人史毕克斯，海德堡有没有美军埋在那里，以及里根为什么要访问德军的坟墓而不访问集中营。那天晚上，里根和史毕克斯一起看新闻的时候惊讶地发现，居然只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里根的行程做了全面性的报导，里根还以为他们可以抵挡这种不利的情势，可是斯宾塞警告狄佛说：“麦克，你会看到你不曾看过的群众怒火。”
当星期五早上的报纸出刊之后，大众的怒火果然马上被点燃了。犹太人团体更是怒不可抑，他们的领袖还要求里根不要去海德堡，各报的社论都纷纷严厉地批评白宫，罗林斯还接获愤怒的共和党议员所打来的电话，他说：“赫金丝展开了一阵痛骂，杜尔留了张条子在我桌上说他不知有多生气，而且退伍军人团体和其他人也是愤怒不已。”在那个周末，新闻报导首次出现海德堡德军坟墓埋有黑衫队的消息。
私底下，狄佛曾经企图要减少里根遭受的伤害，他在西德的时候，要求过科尔的国家安全顾问塔斯齐克找一个代替海德堡的地方，但是科尔却不愿意让步。到了这个时候，美国驻西德大使馆才了解所有德军坟墓都葬有黑衫队，于是，美国驻西德大使勃恩斯拍了一封电报告诉华盛顿方面，取消海德堡之行势必会严重地伤害美德关系，他认为那么做会使得科尔看起来像是听命于美国的仆役。
在之后，里根又把埋葬在海德堡的纳粹军人拿来和遭到屠杀的犹太人相提并论，因而更加激起了公愤。对于这些军人，他说：“他们和集中营里的人一样都是受害者。”几天之后，有一个美国人写信给里根说他曾经在达考集中营里，被黑衫队救了不止四次，于是里根告诉一群内阁阁员和幕僚说：“你们看，那些地方虽然多么恐怖，还是相当有人性的。”狄佛大声地呻吟警告说：“天啊！别让这些话流传出去，我现在已经看到报纸上的标题写着：里根说集中营孕育人性。”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方，海德堡之行已经搞得里根政府精疲力竭，其他的政策计划根本无暇兼顾，里根左右为难动弹不得，53名参议员联名写信给他敦促他取消海德堡之行，但是，在4月19日，科尔打了通电话给里根，坚持要他去海德堡，而里根也被逼得再度保证他一定按照原计划访问海德堡以及卑尔根卑尔森。
抗议之声在4月中之后达到了最高潮，里根的声望下跌了好几个百分点。狄佛一直努力降低这件事所造成的冲击，他把里根在海德堡停留的时间缩短，安排退休的李奇威将军代替里根献花，并且为里根在卑尔根卑尔森准备一篇动人的演讲以安抚犹太人愤怒的情绪。可是，几乎白宫里的每一个人还是吵着要里根取消海德堡之行，可是，里根还是力排众议，他认为根本就无别地选择，一直到4月29日，也就是他正式启程前两天的早上，里根都是如此坚决。
在波恩的美国大使馆，一直秘密地寻找没有埋葬黑衫队的德军坟墓来取代海德堡，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阿亨布莱斯坦要塞，那里有一座纪念堂供奉两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500万德军。那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堡，城墙有4英尺厚，坐落在科柏伦兹附近的一个悬崖上，俯看莱茵河和莫塞尔河的交会处。那里没有坟墓（所以也没有黑衫队的问题），而且以往曾经被当做举行献花仪式的地方。白宫先遣人员亚亨看过这个之后高兴得打电话回白宫给韩克尔：“比尔，就是这个地方。”在4月29日白宫的早餐会上，韩克尔迫不及待地向狄佛、黎根和麦克法兰简报阿亨布莱斯坦，狄佛和韩克尔立刻就准备要飞往德国为里根安排去这个地方，他们满怀希望地向里根报告这项计划，大约9点的时候，里根在椭圆形的办公室看见了布什、舒尔茨、黎根、麦克法兰、狄佛、韩克尔和助理国务卿勃特，随后，里根破天荒地第一次准备催促科尔更改计划，他带着眼镜手边记了一些东西就拿起电话拨给科尔。
这两位领袖那回讲得特别久——19分钟，对于在场的其他人来说，感觉就像是意志力的考验。
“我的手下告诉我，我们换个地方也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在不忘科尔需要既往不究的象征的同时，里根这么说着：“那个地方是纪念贵国阵亡将士的地方，那里祭祀四五百万的亡魂。”
科尔拒绝了。他拿出个人的交情激动地恳求着，就好像一个美国人在说着：“你不可以对我这么做。”
“可是，老科”，里根回答说：“你和我会一起去那儿。”里根以安抚性的口吻再度向科尔保证，他仍然会表现出既往不究的精神，里根甚至把阿亨布莱斯坦纪念碑上“绝不让战争再发生”的一篇碑文念了一段给科尔听，并且告诉科尔这段文章真是再好也不过了。
科尔还是反对，他已经把自己的名声和里根的海德堡之行看成是一回事，他已经压制住下议院里的反对派声浪，而且科尔在1983年，曾经为了应里根的要求而不顾强大的反对浪潮，在西德境内部署了美国的潘兴二号和巡弋飞弹。科尔曾经为朋友两肋插刀，现在他需要里根表现朋友之义了。
无论如何，科尔坚持眼前任何改变都可能导致他的政府垮台，美国方面虽然怀疑这种说法，然而里根却无法驳斥科尔。
最后，里根只好挂上电话告诉其他人：“我们还是得照原计划去做，科尔说要不然他的政府会垮台。”
里根在努力失败之后只好明智地决定，勇往直前终究会使痛苦很快就结束，狄佛和韩克尔两个人只好垂头丧气地搭了一班半夜的飞机前往德国，临行之前里根还再三地叮咛他还是得去海德堡。
里根这趟海德堡之行结果并没有造成想像中那么严重的伤害，而只是访问之前那些痛苦的延长，里根在访问卑尔根卑尔森的时候，虽然遭到了德籍犹太人教士的杯葛，但是他多少还是对犹太人愤怒的情绪做了一些补偿，里根在美国和世界各国电视观众的面前，以沉静、犀利的口才向卑尔根卑尔森成千上万的听众致敬：“不再希望，不再祈祷，不再爱慕，不再补偿，不再嘲笑，也不再哭泣。”
在海德堡，他默默地走过坟墓旁的小路，并且在科尔的陪同之下到高耸的纪念碑前面小做停留，可是他连花圈都没有碰一下就悄悄地离开了，不久之后，里根在海德堡的美国空军基地表示了他的忏悔，“有些旧的伤痛又被我重新挑起了，我很抱歉，因为现在应该是治疗的时候。”里根如此表示。对德国人，他表示了不计前嫌，对于担心这么一来就等于一笔勾销那段历史的美国人，里根说：“我向你们保证，我们永远也忘不了。”
抗议的声浪就这么样达到了高潮，然后又消退了下去，民意调查显示赞成和反对里根去海德堡的人数旗鼓相当，但是里根在访问当天不卑不亢的表现，使得他的声望又回复到访问之前的水准，甚至还更高出一点，幸好结果是这样，否则科尔始终不肯妥协的态度，不但可能会伤害他和里根的私人关系，同时也可能损害到美德两国的关系。“科尔的态度太过于固执，以至于许多美国高级官员都认为他不讲理。”罗斯林告诉我：“如果海德堡之行不是以喜剧收场，我想双方的关系就很难改善了。”
一个运气不佳的游戏计划
在海德堡事件逐渐淡化之后，里根终于可以着手他施政计划中的首要之务——税制改革了。可是时间上却迟了很多——5月28号，也就是里根当选连任之后将近7个月以后，里根在一项全国播出的电视演说当中揭露了这项计划，他以众所熟悉的语调不但保证大多数美国人的税率都会降低，同时他还勾起大众对现存税制所感受的痛苦。他批评这种制度繁琐，不公平，充满了官样文章和漏洞，专门适合聘得起高价的法律和税务顾问的有权有势者来逃税，里根计划以减少法律漏洞来扩大税基，并且以提高企业界的税负来弥补减征个人税的损失。其实他的这项方案，主要仍是抄袭三年之前民主党新泽西州参议员布莱德利和密苏里州众议员盖甫哈特的一项方案，因此事实上，在国会里面，民主党议员反而比共和党议员更能够接受里根的方案。在他的税制改革计划尚未得到大众的支持之前，他碰上了阿拉伯恐怖分子劫持环球航空客机事件，然后他自己因为癌症动了手术，接着巴游恐怖分子又劫持了阿奇劳若邮轮。不过，每个事件都提高了里根的声望：环航客机的人质后来获得了释放，他在手术之后康复情形良好，劫持阿奇劳若邮轮的暴徒也在意大利遭到逮捕，并且受到了审判。
到了秋天，当里根康复到能够再度为税制改革方案主动出击的时候，他的施政计划又失控了。这次是发生在白宫方面应该能够化解的政治性问题：制裁南非和国会中日渐高涨的保护主义。但是，民主党在国会里还是和春天的时候一样掌握全局，这些都是他们所掌握的议题，他们的计划，而不是属于里根的，白宫方面在里根否决了保护纺织业的法案之后，还是设法搁置了和国会在贸易问题上的争议。里根政府一方面保证对采取不公平贸易措施的国家进行报复，另方面，财政部长J.贝克也努力降低美元的币值，并且阻止贸易逆差的扩大。
在南非的问题方面，正当大家对南非当局在连续几周的种族动乱之后实施戒严、愤慨不已的时候，里根又火上加油。他8月份在亚特兰大接受广播访问的时候，竟然为南非总统波塔说话，里根宣称：“他们消除了我们国内过去所采取的种族隔离。”完全无视于南非歧视性的护照法，严格的人口流动控制和拒绝给予黑人公民权和投票权。里根是在他加州牧场度假的时候做了这段访谈的，他这段谈话里所表现的无知，不但激怒了反对人士，更显示他第二任任期的慕僚还没有学会如何避免让里根伤害自己。
相当了解里根缺点的狄佛批评说：“他们应该知道如何在南非间题上保护里根，里根根本就不应该从他的牧场接受亚特兰大电台的电话访谈。当他在电话里和另一个人谈话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成千上万的人会是他的听众，他完全放松了自己。”
“如果他要做政策性的声明，事先就得做好准备，而且他应该在更正式的场合宣布，那个时候他应该站着。你知道，里根这个人很有意思，只要他一坐下来，思考的方式就完全变了。”
这次错误的访谈，又让国会里面里根的死对头有了反击的机会，因而也再次打击了里根的施政计划。里根曾经发誓绝不对南非实施经济制裁，可是他这项立场到头来却无法坚持下去。因为参众两院都通过决议，要对南非实施有限度的制裁，而且两院都有推翻里根否决的足够票数，参众两院里的大部分的共和党议员都背叛了里根，为了避免难堪，里根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并且在9月9日宣布他对南非采取的制裁措施，他自己的政策反而窒碍难行。
在预算方面：国会的主动权又介入了里根的施政计划，不过这回却正中里根的下怀：在6年之内把预算赤字从美金2000亿元降到零。这项方案由共和党参议员葛拉姆和鲁德曼联合提出，而得到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参议员霍林斯的赞助，对于里根而言这真是一项意外的收获。因为在这个屈辱的时刻，他就不必再暴露在大家的目光之下。如此一来，他就不必把政府的负债提高到美金两兆元以上，而远超过他入主白宫时候负债金额的两倍。
最后，税制改革方案在里根的支持之下通过了，而1985年的国防预算，也终于遭受到6年以来头一次真正预算删减。
严格地说，里根到了年底和戈尔巴乔夫举行高峰会谈之后几个星期，才开始着手税制改革，戈尔巴乔夫提议举行高峰会议，和里根遇刺受伤这两件事，在1985年年尾对里根都有帮助。因为里根1985年的施政计划延缓提出，因此税制改革法案无法如里根所愿地，由参众两院在当年完成立法，但是，这件法案最后还是在J.贝克、财政部首席顾问达爱和众议院议长奥尼尔、筹款委员会主席罗斯坦考斯基的鼓吹之下，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奥尼尔和罗斯坦考斯基赞成这项法案，是因为它打击了企业界，同时也降低了大多数中产阶级纳税人的税负，而他们的计划也保护了里根的计划。
大体而言，里根在1985年的表现是相当失败的，里根本人和他的幕僚必须负大部分的责任，他们没有玩好这场游戏。尤其，在整个过程当中里根施政的两项重点，美苏高峰会议和税制改革方案最后都在失去了时效之后，才达成了目标。美苏高峰会议的成果比较不出人意外，因为里根原本就比较擅长处理对外关系，而且他也软化了原先举行高峰会议的条件——放弃要求苏联保证和美国达成协议。但是，税制改革法案的通过，不但证明是获得民主党领袖的支持，同时也证明了里根固执的个性。在其他人都已经放弃之后，里根依然坚持他心爱的目标。批评他的人都低估了他的这种个人特质，但是这种特质对于他政策游戏的成败却非常重要。
乐观计划的谬误
总而言之，里根的游戏计划之所以在1985年走入歧途，是因为它在当初设计的时候就有了偏差，到了1985年终于赤裸裸地显露了出来。很讽刺地，1981年是里根和为他拟订预算计划的天才斯托克曼，两个人最红的时候，可是他们的经济计划却在结构上就有了缺失，斯托克曼很清楚这点，然而里根却逃避事实。斯托克曼在公众面前表现的坚定信心，帮助里根的政策计划在1981年获得了成功，但是他内心却存在着重大的疑惑，即使当他向国会解说他的经济计划的时候，他都感觉到这项计划有严重的缺失。于是，斯托克曼在私底下也开始抨击供给经济学的论点。
在1981年年中里根声望鼎盛的时候，他告诉所有的美国人，他大幅减税的措施将会创造经济成长的另一个新高峰，因而税收增加而终使得预算平衡。里根在1981年8月23日兴高采烈地宣布：“我们的税制改革计划基本观点是，减税不见得就会减少税收，而且这次减税会刺激经济成长，像去年减少资本利得税一样增加政府的收入。”
到了1985年，大部分的国会议员都认为减税是一项重大的错误，而斯托克曼在1981年就已经如此推论，所以他为里根的经济政策取了一个绰号“乐观的脚本”。白宫的助理和经济学家在预测里根的经济计划的时候，就经常半讽刺半自嘲地使用这个名词。斯托克曼后来也承认，里根的经济政策太不切实际，依此计算，如果里根真能平衡预算，那么卡特在任不就可以在预算方面盈余3650亿。里根保证要在1984年底平衡预算的诺言根本无法实现，因为他的经济政策是错误的。
尽管里根政府在1981年初看来相当团结而且充满自信，但其背后却有太多一厢情愿的想法，而且许多经济学者也颇表不以为然。于是，受命草拟里根经济计划的斯托克曼，只好撷取各家最迎合里根喜好的说法，而提出远超过事实或合理预测的经济繁荣和税收。
里根在1981年的预算计划里有三项重大的错误，造成他1985年的经济计划错得如此离谱。其中最重大的错误就是供给面经济学家的论点。斯托克曼、罗勃兹及安德逊等人预测里根减税之后，美国的经济从1982年到1986年，会以每年5%比率成长。可是有些人，像是罗斯林、J.贝克和里根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卫登堡都警告里根，这种预估太过乐观。然而里根还是偏好供给经济学者，因而斯托克曼依然进行乐观的预测，同时他也预期里根经济计划宣布之后，华尔街股市会全面上涨。
结果，美国的经济却开始衰退，在1982年，美国的经济成长率如果减去考虑通货膨胀率，非但没有上涨5%反而下跌了1.5%，坎普之类的供给经济学者，把这项结果归咎于联邦储备局局长沃克的紧缩金融政策。但是，沃克实际上却是谨慎地执行着里根在1980年所倡导的反通货膨胀政策。
1982年经济情况的逆转，使得失业抚恤金和刺激经济复苏的支出，比里根计划原先的预测超出了好几十亿美元，而当年的税收又减少了850亿，因而产生了极大的赤字。可是即使是经济情势好转之后，里根在位前几年的实际经济成长率仍然不及当初预估的一半。同时也低于卡特时代的成长率。卡特当政4年的经济成长率平均是3%，而里根在位的前4年平均只有2.4%。
当我在5年之后问斯托克曼，他们怎么会预测经济成长率突然增加到5%，他回答说：“那种说法太疯狂了，我承认那是个错误。”
这些供给经济学者所犯的第二个重大错误，是严重地高估了通货膨胀率，以及它所带来的意外之财。税收是根据国民生产毛额而来，而国民生产毛额是指全国产出的货币总额，这个金额的大小随着经济实质成长和通货膨胀而增加或减少，因此通货膨胀率的预测，不但密切关系这个数值的大小，同时更关系到实质税收多少的预估。里根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卫登堡就预测，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会从卡特时代的10%，慢慢在1982年降到7.7%，在1985年降到5%。结果，在1982年，美国的通货膨胀就已经降到了4.4%，而且往后还更低。更低的通货膨胀率，意谓着里根如意算盘中的大笔税收都成了幻影，而据斯托克曼告诉我，这笔金额5年下来有2000亿美元之多。
里根经济计划弊病百出的第三个原因，是他的国防经费增加计划拟定得太过仓卒，连斯托克曼或任何其他白宫的高级官员都还无法真正的掌握。斯托克曼告诉我：“温伯格和我在一个晚上只花了半个小时用一台小型的电子计算器就把它（长期的国防预算）给弄出来了，结果我们大错特错。”然而国防预算的真正设计却是一群国防方面的强硬派分子，他们是一群组织严密、机伶、经验丰富、做事有条不紊的国会幕僚助理，他们和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赫姆斯，得克萨斯州参议员陶华和犹他州参议员赫区等人关系密切。他们之中有些人后来都成了里根政府当中最干练，最成功的官员。譬如李曼后来当了海军部长，普洛后来担任国防部主管国际安全政策的副部长，恩为武器管制方面最具影响力的国防官员，施奈德后来也当了主管安全援助和科技方面的副国务卿。
当里根在1980年竞选时，呼吁国防经费未来几年要以5%的比率增加的时候，卡特的国防预算是一年1420亿美元，可是等到里根上任之后，1981年的国防经费就增加到了美金1760亿美元。
到了1982年，国防经费是2003亿美元。而且到80年代中期还计划以每年5%的比率增加，这种增加的方式超出了里根过去所作的保证。再加上施奈德把国防经费增加337亿的构想，更使得里根的国防经费冲上了天。
国防部和预算局的专业人员预期，温伯格会把卡特卸任时的国防经费再增加40亿到100亿美元。可是，温伯格增加的金额却远超过这个数目，因为保守派议员一直担心他不够强硬而对他施加了压力，例如参议院国防委员会的新任主席陶华就是如此。斯托克曼同意温伯格立即增加326亿美元的预算，这个金额和施奈德的建议实际上相去无几，温伯格告诉我在他和斯托克曼会商之前，国防部就已经详列了各支出的项目，但是，国防部的其他官员却告诉我，国防部里面几乎没做什么，同时参谋首长联席会议还受命要在二月份的前两周，设法想好这326亿要怎么花。
除了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外，国防预算还造成斯托克曼的长程计划另一次的震撼，因为里根和温伯格都觉得国防经费每年以5%的比率增加还不够，毕竟卡特就已经订下这个目标了，“5%这个比率现在变成讨人厌了。”施奈德回忆说：“当时他们的态度是只要不是5%都好。”据施奈德表示，温伯格想把这个比率调整为9%，斯托克曼则加以阻挠，可是他后来接受了7%的年增中率，然而他却不了解7%代表的数字有多庞大，而且，斯托克曼还同意温伯格国防经费同时要随着通货膨胀率调整。这么一加起来里根的国防预算到了1986年就达到了3860亿美元，比卡特1981年的国防预算还要多一倍以上。
“这些国防预算绝非是在评估国防的真正需要之后编列的”，斯托克曼坚称：“7%的复利成长的国防预算，并且随着通货膨胀调整，使得军方在5年之内分配到了14600亿美元的经费，可是这么一笔庞大的预算却在6天之内就编列完成了，而且到了最后连一个烟灰缸都是用6百美金买的。可见一旦那笔经费卷入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而且和国会以及国防单位扯上了关系，那么就很难有人能够再插手了。”
后来有好几年，斯托克曼、J.贝克、米西、狄佛和愈来愈多的共和党参议员，都发现国防经费把通货膨胀率考虑进去是严重的错误，而极力想要加以矫正。可是里根却反对，因为他认为如果不考虑通货膨胀率，他的国防预算看起来就会和卡特的一样少，甚至更少。
当斯托克曼向我倾诉这些预算方面的狡诈故事时，我发现他实在是个奇怪的人。我还记得当他告诉我里根的经济如何疯狂而错误地被拼凑出来的时候，我惊讶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当时，我们是在他马里兰州波多马克市一栋豪华住宅的厨房里，那时候那栋房子里的家具都搬空了，因为他正准备搬到纽约去接受一份百万年薪的工作。当时斯托克曼穿着一套蓝色的慢跑装，紧张地抽着烟，同时他纤细的手指还不断地在桌面上打着节拍，因为他一直在等他的书商打电话来，那时候他的那本《政治的胜利：为何里根革命会失败》一书即将出版。
我对他所告诉我的话和他豪爽磊落的坦诚作风，都感到十分的讶异。他把里根政府里面大家在私底下辩论时虚伪的一面，和面对大众时玩弄的欺骗手段都一五一十地告诉我。斯托克曼是个不折不扣的忠实信徒和政治上的狂热分子，他为了追求当时的事实甚至可以放弃几个月或几个星期之前他还相信的事，他并没有长久的政治忠贞。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先从高华德参议员的共和党保守阵营，投向密歇根州立大学校园内反越战的偏激主义，而后又转到哈佛大学的神学院，然后再追随安德森的共和党自由主义，最后他以一个供给学派学者的身分跻身里根阵营当中，如今他又对所谓的里根革命希望破灭，他在谈论过去的朋友和敌人时的候都是同样的尖刻和坦白。
当我听他述说他在私底下如何玩弄这些庞大的数目，却又公开推销里根经济计划的时候，我的内心依然十分困惑。虽然他愿意承认自己的过失，可是他似乎认为，他那种诡异的忏悔会证明他的出发点是善意的，因而免掉了他的责任，然而他坦白的内容实际上把他自己和里根都定了罪。
斯托克曼批评里根、坎普、罗斯等人减税方案所根据的拉佛曲线根本就是奇迹经济学。回顾以往，他认为美国如果同时要降低10%的税率时又不产生庞大的赤字，唯有通货膨胀来消除纳税人收入的区别。因此，斯托克曼认为，如果通货膨胀率降到了5%以下，结构性的赤字就无可避免。可是，当里根在1981年同意为了通货膨胀而降低税率的时候，庞大的预算赤字就无可避免了。根据斯托克曼的看法，里根的经济计划和它严重错误的乐观预估，恰巧讽刺了里根降低税率会增加税收和平衡预算的乐观说法，斯托克曼不但当众指责所谓的“由白宫里面逐渐散布出来的无耻，毫无根据的预算谎言”，而且他还断言里根总统在位的8年必然会成为“二次大战以来国民生产额成长最低的一段期间。”他说以后历史学者会不禁怀疑：“为什么当1981年前6个月，这种令人震惊但仍可挽救的错误经济政策已经非常明显，可是却没有人阻止这项预算和财政上的突变在往后7年不断的严重恶化？虽然里根一直把错误归咎于国会，斯托克曼却怪罪是里根动员了全国选民的庞大力量来阻止了必要的征税。”
到了1985年，即使是不了解里根经济政策的内幕的国会议员都已各自推出了与斯托克曼相同的结论了。幻象破灭了，参、众两院的领袖们都认为增税是势在必行，而里根却顽固地抵抗。简言之，1985年时，里根派已丧失了他们的主导地位。除技术性的错误外，人们对里根政府失去信心正是里根第二任期中无法控制政治议程的原因。
第十二章 形象游戏
第十二章 形象游戏
由60位报社菁英人士所组成的“橄榄球场俱乐部”每年春季所举行的晚宴活动，是华盛顿最重要的领袖级人士聚会。所有政治名流齐集一堂，但却表现出好莱坞式的派头光彩。在晚宴上，在约有600位全美国最有权势，知名度最高的人们会聚集一块。自威廉·H.哈里逊总统以来，每一位美国总统至少会出席一次橄榄球场俱乐部晚宴。
“橄榄球场俱乐部”的晚宴，每次都非常隆重地在华府希尔顿饭店举行，以最盛大的场面迎宾，宾客名单包括了电视新闻节目名主持人，报社及出版、广播界的名记者与播报员，外交官、最高法院法官、国会领袖，以及行政部门首长级官员，可以说是华府政治界的菁英聚会。
一个世纪以来，橄榄球场俱乐部的年度晚宴都以杂耍的方式来考验所有的美国领袖人物，使这些人物在晚宴场合中小心谨慎，要装出一个最完美形象来接受挑战。约翰逊总统有一次便很不高兴地说该晚宴“好比向白痴扔牛粪般。”善于说笑的里根总统便曾婉转地评道：“这是我曾经看过最优雅的酷刑。”
虽然如此，每一位美国的政要还是要参加橄榄球场俱乐部的晚宴，以充分表露自己的政治形象，并迎接各种可能的挑战。这甚至是一个和潜在政敌交手的重要机会。
对于一些政客而言，参加橄榄球场晚宴，正是一个向公众展示自己形象及名声的无价机会，特别是政客能够有机智及雅量的自我嘲谑，常会显露出少见的人性的一面，而在华府政治圈中广为流传。最深刻的表现就是自我的解嘲，这通常都能在餐会中得到成功的效果。像在1976年杜尔出任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竞选失败后，杜尔幽默自己扮演副总统候选人的“刀斧手”角色，最后竟然是砍掉自己。
卡特总统夫妇曾在1978年在俱乐部的舞台上表演了一段吉特巴而成为热门话题，尼克松及副总统阿格纽在俱乐部内演出一段讽刺他“南方式竞选”的钢琴伴奏演唱。里根总统也表演过一段踢跶舞，也做过一首讽刺歌曲来自我解嘲一番。
因此，在俱乐部宴会中，主要的大人物都有他轻松及人性化的一面，可以化解紧张及对立，也可以建立平易近人的新形象。
在橄榄球场俱乐部中，表现最令人印象深刻，而且能将整个局势为之改观的人，应该首推南希。
在1981年，里根总统第一年执政，南希不受华府欢迎的形象，已经成为里根总统最大的政治负担。华府新闻界及社交圈，对于南希奢华的好莱坞式穿戴及生活方式，有许多尖锐的批评。而南希的一些做法也被人抓到攻击的机会，像南希接受共和党有钱大老的80万美元捐赠，布置白宫大厅，引起各方的批评，认为这种做法会招来权贵走后门的机会。而南希又花了20万美元的私人捐赠添购全套的瓷器用品。南希到英国参加查尔斯王子的婚礼时，排场阔绰，被英国新闻界形容为“南希皇后”，甚至将她的照片加上权杖及后冠,1981年《好家政》杂志票选十大影响力的美国妇女，南希竟然落榜，可见南希的作风是受到了各方的批评及不满了。
里根的助理们十分担心里根的声望会受到南希的影响，因此他们举行过好几次的会议，研究如何改变新闻界对南希富家女的印象。他们建议南希将服装捐给史密斯松尼亚机构；而当一架佛罗里达飞机坠落到波多马克河时，南希立刻前往医院慰问获救的生还者。虽然南希积极建立自己关心社会、主动参与的形象，但是，南希的表现仍然不得人心，因此，南希的幕僚们决定让她参与扫除毒品运动的社会公益专案；南希到各处参观毒品戒毒所，和年轻的瘾君子交谈，在电视新闻节目中接受专访，而逐渐建立人们对她形象的认同。在1986年她更和里根一起成为号召全国对抗毒品运动的发起人。
不过，南希改变新闻界对她印象最具关键性的行动，还是1982年3月27日，南希在橄榄球场俱乐部的戏剧化的演出。该次表现使新闻界与社交界刮目相看。南希的演出是她的新闻秘书泰特小姐出的主意，因为泰特知道华府的新闻界一直把南希当成嘲弄的对象，所以泰特认为南希最好选择冠盖云集的橄榄球场俱乐部，进行先发制人的反击，因为在现场会有新闻界社交界的名流在场，正是南希表现自己真情真性的最佳时地。
泰特建议南希的以歌舞表演的方式来表达她的个性，这对于南希的小明星背景而言，相当的合适。因此泰特和南希开始秘密的进行演练安排，泰特和合众国际社资深白宫女记者汤马斯合议进行。橄榄球场俱乐部会安排一段嘲弄南希时髦服饰的短剧，而她们希望南希很大方地开个玩笑，以解除新闻界对南希的敌意。但是南希却计高一筹，她决定要自己表演自我嘲解，以彻底改善自己高不可攀的形象。
在白宫演说稿撰写人巴尔文的协助下，泰特将一首老歌“二手玫瑰”的歌词改编为“二手服饰”，而南希在白宫中秘密练习，甚至不让里根事前知道她们的计划。在参加橄榄球场俱乐部的宴会上，当乐队开始演奏“二手服饰”这条歌曲，有意取笑南希的衣着华丽之时，南希悄悄的离开座位，连里根都以为她是到化妆室去补妆。
泰特当时坐在两位报纸发行人中间，她看到南希离开座位时，两位报人互碰了一下对方的肋骨，做了个小暗示，一个小声的说：“她一定受不住了。”泰特对此视若无睹，注意地观察现场的反应，她可以感觉到大家对南希的离席都有同样的反映，因为大家对南希都有一种不够友善的印象，而正在此时，南希更衣出现在舞台上，一身俗丽的打扮，令全场人士为之一惊，现场出现难以置信的沉默。大家绝没有想到南希这样放开自己，对自己做如此的自我解嘲，接着全场人士一致起立鼓掌欢呼，因为南希竟然会放下虚矫的矜持，这使得所有人对南希的态度都为之改观，让大家觉得南希并不是高高在上，她的表现证明她关心别人对她的看法。然后南希在乐队伴奏下，唱出“二手服饰”的改编歌词，充满幽默及解嘲的风趣。
下场时，南希原本要把一个瓷碟砸碎在地面上，不过那个盘子没破。但是，所有观众都对南希的表演，给予很高的评价，她还获得了安可的要求。一名总统助理批评道：“这实在是很勇敢的举动。很有可能弄巧成拙。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出人意料。”
这就是华府政坛中的重要定律：不要掩饰自己的缺点，反而要把它暴露出来，加上一番解嘲，这会减少批评，也能广结人缘。南希成功的突破了外界对她的批评，里根也经常使用这种方法来对付批评，因为一旦肯承认错误，批评就失去了优势。此时若再善加处理，甚至可以化敌为友。
南希在橄榄球场俱乐部的表现，证明了这一点。按照橄榄球场俱乐部的传统，宴会所发生的事并不对外报导，南希的行为也只有《华盛顿邮报》做了披露，但是华府的新闻界及社交界人士，却改变了他们对南希的态度，大家把南希的行动，当成示好的态度，而南希在短短数分中间赢得了新的开始及新的形象。
从此以后，新闻界对南希的敌意开始减低，而南希也开始更为积极的投入政界，致力于各种公益事业，特别是反毒品运动。她在访问韩国时以专机送两位韩国病童赴美就医，这些行动都得到大家的好感。当里根宣誓就任第二任期总统时，《纽约时报》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民意测验显示，南希的声望以71%高于里根的62%，《时代》杂志以封面故事报导南希对里根政策的影响力，国家广播公司用专题报导南希达到声望及权力的最高峰。各新闻媒体也争相报导南希的新闻，不过大部分的人并不知道，南希是从橄榄球场俱乐部才开始扭转其形象的。
利用视觉媒体来当总统
没有一位总统在形象意识及形象创造上能超过里根总统。在里根总统主政期间，华盛顿观察家认为，华盛顿已经成为“东部好莱坞”。由于这位美国元首有着很长演艺事业的背景，因此里根总统对于形象的表现实在有超乎历任总统的地方。里根在任何场合的出现，都能够让场合充分烘托出他的身分：对大众演说、参观诺曼底或韩战战场，在展现他象征美国的地位。里根十分喜欢扮演总统威仪的角色，在各种场合出现，使美国人民在电视上看到总统的表现，说实在话，里根主政期间，上千万的美国人都在电视上看里根的表演艺术。
老罗斯福总统大概是第一位了解如何掌握现代公关能力的政治家。老罗斯福很懂得如何运用定期记者会来发表他的意见，在大众传播媒体上向全国人民传达他的见解。他更知道照片对人民的影响能力。在1898年美西战争时，老罗斯福带了两队电影拍摄小组到古巴，实地为他拍摄一些英勇指挥的影片，以彰显总统的英雄形象，这些新闻影片经过处理之后，拿到美国各地播放，使美国人民崇拜老罗斯福的勇气及领袖能力，为他增加很强的声势而造成了政治传奇。
而小罗斯福总统则喜用广播作为他的公关媒介，在经济大萧条的时代，许多美国人都遭受了很大的打击，生活贫困、心情悲观，很需要得到一些鼓励及信心，而小罗斯福总统了解这一点，他在无线电台上开设了“炉边闲话”节目，每周固定和美国人民谈论国家大政，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将复杂的政策娓娓道来，使许多美国人从他的谈话中获得信心及鼓励。小罗斯福总统成功地和美国大众建立了良好沟通管道，也赢得了人民的熟悉与信任。
1952年电视开始介入政治媒体之中，当时共和党候选人艾森豪威尔的助理们就利用电视传播的技巧，成功地击败当年在共和党内极有潜力的政客塔虎脱而获得提名。接着在秋季大选上，艾森豪威尔更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电视上打广告的总统候选人。
电视所传达的不仅是候选人的观点，而是他的形象，艾森豪威尔就成功地抓住这一点，给美国选民一个深刻的印象而在选战上获胜。
从此以后，电视成为美国政客必用的竞选媒体，必须能善用电视媒体，才能获得胜利。肯尼迪在1960年，卡特在1976年，里根在1980年皆如是。有丰富经验的政客往往是由基层慢慢爬升，如尼克松、蒙代尔；但形象政客则是政界突起的异军。
更进一步的是在政客成为总统之后，电视也是他们和国会交涉的最主要的王牌。他们利用电视，直接向美国人民提出诉求，以形成公众意见压力，迫使国会议员接受白宫观点。像尼克松总统因为在电视上露面的时间及机率太多，使得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不得不在公平原则下，要求电视给与反对人士反驳的时段。卡特总统为了有关能源问题四度利用电视向全国人民提出诉求，若是无人劝阻的话，恐怕还会继续下去。但是没有一位美国总统比里根更善于利用电视来提升形象，推动政策，更善用电视来制衡国会。在里根手中，电视已经成为一个永久性的总统活动空间了。
对于里根、肯尼迪及艾森豪威尔等位总统而言，他们的形象特质非常适合在电视摄影机下发挥，因为他们除了有政策外，还能掌握大众的情绪、展现自我。电视能够产生立即性的反应效果，电视将国家大政由白宫直接传到国人的起居室之中，人民主要接收的是形象及感觉，而不是逻辑理性的思辨。因此电视的讯息是个性多于议题，感性大于理性。
“广播及电视将我们的注意力自议题转向政客的个性上，如他的表达能力及风格等”，大众传播界学者史华慈表示：“今天选民们决定对政客的支持，不是看政策的内容，而是由他们对政客的感觉来决定，像政客的信念、感情、品德及工作热忱。”
在电视上，政治变成像电影一样成为表演艺术，选民们有兴趣的是政客个人特质的故事情节，而不是抽象的政策辩论。对于观众而言，他们寻求一位银幕的政治英雄，而将政策内容视为次要。除非政客犯了什么不可原谅的错误，失去了群众的支持，不然，观众皆认同于荧屏英雄。在电视摄影机下的政治，就成了需要故事情节的表演，政客成了演员，只要他们能够让观众满意、产生兴趣及信心，观众是不会去计较他所主张的政策的。电视需要简化事件，必须有突出的角色。于是它专注于“人”，最好是“一个人”。
在电视主导的简化政治环境下，国会的活动因为角色过多、过度杂乱、政策辩论的过程复杂，因此很难吸引选民的注意。反倒是白宫，因为总统就是主角，一切政策过程又都在幕后进行，观众所看到的是总统简洁一致的政策立场，所以容易受到选民的接受。结果是有关总统的报导过多，而有关国会的则太少。根据大众传播学者欧恩斯坦和罗宾森的研究报告“正在消失的国会案”中指出，虽然从70年代到80年代之中，国会的权力正在上升之中，但是国会在电视新闻上出现的时段却减少了一半。
政治已经逐渐在电视中和肥皂剧等量其观。肥皂剧中需要主角，才能使剧情发展受到关切，而美国总统显然是政治电视广播中的主角，只有将复杂的政治简化为每日情节进展才能捉住观众的注意力。因此电视政治新闻便成了连续剧，越来越把镜头焦点对准美国总统，连带的是总统家人亲属、总统助理、内阁成员，都成为不可缺的配角，中间不时穿插些特别专辑以吸引公众注意，如“里根北京之行”、“南希打击毒品”……
在政治电视化的情况下，政治的剧情发展，而往往呈现两极化的情形：今天是英雄胜利？还是坏蛋受到报应？便成为大家所关心的事，这是典型的牛仔影星约翰韦恩的政治并发症。政治成为西部电影故事，由警长和盗匪互斗，最后拔枪对决。政治成了故事，例如里根的预算在国会中是通过还是被否决？美苏高峰会议是成功还是失败？政治报导仅限于成功或失败及主角（总统及主要参与者）的命运，而不是事件的内容。
里根总统的政治行动都带有戏剧情节的安排，这和里根的表演天份及演艺经验有很深的关系，里根的助理们也对于如何让里根有机会表演，有很深入的设计。基本上，这些助理知道电视观众及国会同时只能集中精神于一个事件，而其记忆力也不持久，因此里根总统助理尽量安排里根的表演为迷你剧集，让里根在不同的故事中扮演主角，以吸引选民的注意。
像美国记者丹尼罗夫于1986年在莫斯科被苏联当作美国间谍逮捕的案子，早在发生之前就成为全国新闻焦点，但是在他获释之后，群众的注意力也立刻就结束了，冰岛美苏高峰会议、国会期中选举、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贝鲁特被炸事件，都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但也都遭到一样的命运：在事件开始时电视炒得非常轰动，事件一过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一些重要但长期性的政治问题，如中东和平及政府预算赤字，因为故事太长，又没有突破性的曲折剧情，自然难受到观众的注意。里根总统就把握这种电视政治的特性，巧妙的运用各种方式，使他能够一再从困境中挣脱，成为无敌的英雄。
由于在商业电台做新闻一样要追求收视率才能维持生存，因此在新闻的取向上不能不注意观众的兴趣，决定电视新闻头题的不是新闻内容，而是观众的反应。因为观众需要刺激来满足好奇，假如新闻题材不能令观众满意，他们只要按选台器，新闻收视率就没了。所以电视政治新闻也要费尽心思去吸引观众的注意，于是在敌对关系外，电台与白宫也产生了共生的关系。据了解，立即实况最能吸引观众，于是电台都争取现场立即转播的机会，而白宫视讯谋士也尽量制造一些令电台无法抗拒的广播诱惑。
在此心态下，往往是收视率引导政治内容，象征重于实质意义。
卡特总统时代，白宫的策士也玩弄形象游戏，由前白宫新闻秘书鲍威尔及媒体顾问拉弗修尔，民意调查专家卡岱尔组成小组来执行，他们具体的建议有卡特总统在就职当天，在宾州大道步行，以吸引电视摄影的传播。卡特总统邀请埃及总统萨达特及以色列总统贝京的戴维营高峰会议，也可以在电视新闻上造成收视率的轰动，而提高卡特总统的声望。问题是卡特从此也背负上中东和平的连带责任，当中东和平无法依戴维营协定推动时，卡特的声望就会受到影响。卡特更冒险的决定，是把自己的政治前途和伊朗的美国人质命运连成一体，这使卡特失去了政治弹性，由于美国人质无法在投票前得到释放，卡特也就失去了连任的机会。
而里根的做法就比较有弹性。像在中东和平的处理上，里根可以进退自如，而没有过深的个人介入，一旦发生黎巴嫩的美国陆战队惨案，里根立刻与该事件保持距离，而不会被拖下去。不过最后，里根还是被伊朗军售丑闻套住了。他企图以不知情、对国会撒谎来推托责任，都在最后令自己自食恶果。在此之前，鲍威尔便曾表示里根的助理比卡特的助理们更为高明。
卡特总统的新闻秘书鲍威尔说：“里根的助理们曾在白宫中呆过，因此对于如何建立里根总统形象，有较完整清楚的战略。狄佛在这方面比我的表现为佳，而里根本人比卡特要有亲和力及说服力，卡特总统花太多的时间在考虑政策的形成与影响，而不是花时间去推销他的政策。”
里根在形象塑造的表现上会有成就，主要原因除了他个人有这方面的天赋之外，里根及其助理充分了解电视及大众媒体的运用，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没有一个总统会像里根这样了解如何善用电视传播的力量，正如里根的亲信助理布坎南说：“今天美国的权力掌握在传播的技巧上。”
不过里根的手下，如国务卿黑格及预算局长斯托克曼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轻视白宫助理们过于迷信公共关系的作法。对于白宫一再努力去影响三大电视网，斯托克曼就相当不以为然的批评里根助理们，完全在为晚间电视新闻而忙碌。一位白宫策士安华德自己也承认说：“几乎每一次会议中，不超过一个小时内，就会有人提到政治决策和媒体之间的关系：‘媒体将如何报导我们的决策？’有一些政策无法得到支持的主要原因，是白宫人员无法在新闻上做妥善处理，因此一些重大决定显然受到新闻媒体的左右。”里根总统在第一个任期中，成功地塑造了他的领袖形象，政治策略家们分析里根总统的形象，他的声望，民意测验的反应，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和控制国会的力量有直接的关系，这些是里根从卡特总统的失败经验中所学到的东西，因此里根助理们特别强调总统的形象塑造。他们证明了在美国的政坛中最重要的密室协商不是用来做政治谈论，而是研究如何来建立形象。他们推销的不只是政策，更是总统。
媒体柔道：控制舞台
不论是多么混乱，美国的电视网及新闻媒体有着自己的独立性是相当明显的事实。而且他们有能力藉着强化其它课题来阻挠总统的既定议程。大家都知道电视曾经和约翰逊总统在越战上对立，尼克松在水门案上则受到电视致命的打击，卡特总统在伊朗扣押美国人质事件上，也饱受电视的压力。卡特总统的顾问喀特勒曾在“外交季刊”上撰文说，电视的压力常迫使卡特改变政策决定，像苏联驻军古巴及入侵阿富汗，新闻界过度的反应促使卡特采取了谷物禁运措施。喀特勒叹道：“任何时候，无论白宫原订的议程有多重要，由于电视新闻的压力，白宫经常会被迫中止原先的议程，改而讨论如何应付电视新闻的攻击，以便于在下次新闻播报前予在还击。”
里根也会受到新闻扩张事件的压力，像电视新闻在1982年一再播放贝鲁特巴勒斯坦难民营被回教民兵围攻屠杀的画面，促使里根总统决定派遣陆战队到黎巴嫩维持和平。随后电视新闻又播出美国陆战队被炸的画面，再度迫使里根撤出驻黎巴嫩的陆战队。此外，1985年电视新闻报导南非的种族现状，也使里根被迫同意国会的要求，有限度地经济地制裁南非。更主要的例子是1986年，电视新闻现场报导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在大选中舞弊，使得里根决定放弃支持马科斯政权。
在美国内政上，里根总统原先拒绝参加1986年5月22日的“牵手横越美国”的活动，但是，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在电视上报导里根拒绝参与此活动，并说明这项活动是一项很有启发性的社会公益活动，促请美国人伸手协助国内的穷人，每个人应该将援手跨越过自家的庭院而和邻居团结在一起后，里根不得不加入牵手的行列。
里根的助理们在1981年入主白宫之后，就认定新闻是一个“政治柔道”，柔道的主要精神，在于技巧地使用对手力道来达成自己的优势。因此如何利用传播媒体的力量来加强总统的权威，就是白宫的新闻媒体策略。根据里根第一任白宫联络主任吉尔根表示，媒体柔道的基本原则是要控制并主导新闻，而不能受制于新闻。因此白宫不仅要有一套政治议程送交国会，也要有一套新闻计划来引导电视新闻的报导。
吉尔根解释说：“我们必须控制人们的视线，才能达成我们所想做的目标。成功要主动形成新闻，而不能由电视主播来形成新闻。1986年民主党大会时，电视转播在会场外的警察与群众冲突事件，就减弱了民主党的政治诉求，因此必须要经过细心安排，要让新闻报导你所希望让公众注意的事务。在现代群众的心目中，政治已经成为一个舞台，由电视转播的舞台演出，所以基本的问题就是由谁来控制这个舞台的演出。”
因为尼克松时代受到水门事件的蹂躏，使得里根总统学到应如何注意如何运用新闻界，并挖掘了尼克松阵营中的公关佼佼者：如尼克松的讲稿撰写人吉尔根、擅于设计引人注目的总统行程的韩克尔、长于政治议会的瓦克，及媒体专家布坎南。里根原加州的媒体专家们则是另一批人才：狄佛、沃斯林及斯宾塞。民意测验专家沃斯林的年薪高达一百万（由共和党支付），虽然不是白宫幕僚，却是白宫每周策略会议上的座上客；与里根十分亲密的谋士斯宾塞也来加入白宫的体系中。狄佛则是白宫的视讯管理人。
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一、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担任新闻秘书之职，也就是说他们可免于撰写新闻稿的琐碎事务，而专心于形象策略的设计；二、市场行销是他们共同的背景。
吉尔根提供了自尼克松总统的经验中，学到如何应付新闻界的教训。他就是1980年里根在和卡特电视辩论中名句：“你感觉今天比四年前要好吗？”的原创作者。吉尔根仔细观察过1968年民主党大会的失败，也分析了1972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麦高文在午夜之后才发表接受提名演说，而错过了观众收视的窘境，因此在他负责1972年共和党大会议程时，就决定要防范类似的混乱发生，并且要充分利用新闻报导的宣传功能。
吉尔根说出共和党大会的安排原则：“我们事先设计好了脚本，甚至连欢呼鼓掌的时机都列入规划之中，因此我们能够在严密控制的基础上顺利地执行脚本。我们认为提名大会最重要的就是为了表演，让人们能够集中注意，留下深刻印象，因此，我们以电视节目制作的方式来规划提名大会的活动，使电视画面绝无冷场，也使观众能有兴趣观赏，我们准备了许多精彩的‘短剧’穿插其中，新闻大概只会播出三分钟的现场实况，所以我们安排出一些特别报导及专访活动，同时主动和电视台导播联系，给他们一些机会做深入的报导，例如我们向电视记者推荐，请他们访问财政部长康纳利，或和共和党国会领袖做面对面的问题讨论，这使电视频道上不断有各种活动的报导。甚至连尼克松总统在会场外的一些特别活动时间表，都和大会节目配合，只要大会进行到较为冷场时，尼克松就会有一些特别活动来吸引电视记者的报导。”
这就是经过精密设计的提名大会脚本，人们在电视机前所看到的共和党提名大会活动，是事先经过安排的节目，而不是当时所发生的事件，美国人民从电视中所留下的印象，左右了他们对事实的认知。
在塑造形象的策略上，里根的白宫幕僚们有类似的布置，白宫幕僚每天会安排当日的重要新闻，透过新闻媒体传达给全美国的民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公关技巧，关系到总统形象的塑造及总统对民意的影响。白宫幕僚们要从总统每天的公务及私生活中，找出可以上晚间电视新闻及第二天报纸头版的新闻，设法以技巧的方式提供给新闻媒体，因为新闻媒体每天也想尽办法要挖掘一些有关白宫的新闻，假如白宫不主动影响新闻界，那么新闻界就要以自己的本事来发掘新闻。白宫幕僚必须要有高度的新闻影响力技巧，能够让新闻受到白宫的影响，而不自觉地配合白宫的安排。一般社会大众会以为电视新闻中的行动是即兴的表现，事实上，绝大多数的总统新闻，都是经过白宫幕僚人员的安排。曾为演员的里根是新闻形象塑造的理想人选，不过其基本概念还是来自尼克松时代的经验。
吉尔根表示：“在尼克松时代，我们有一个守则：在总统的所有活动安排上，只要涉及到公开场合，我们都必须事先设想到新闻界的反应。我们要先掌握到新闻头条将如何处理，新闻照片如何处理，以及新闻主要内容将如何描述。这些都是最主要的原则，假如白宫幕僚对总统的公开活动不能掌握到新闻的观点，那么最好取消总统的公开活动计划。”
“每位负责公关的幕僚都要了解总统和人民一切沟通都是透过新闻传播媒体进行的。因此，尼克松总统的公关最基本原则是，由白宫影响电视新闻对总统的报导，而不能由电视新闻记者来决定如何报导有关总统的新闻，白宫人员一定要能掌握到有关总统新闻的传播，而不能由新闻媒体的记者来做判断。”
“因此，每当尼克松总统要出现在白宫新闻简报室面对电视摄影机时，他都会严格坚持他的声明只能有一百字，绝对不能多，因此我们真的一个个地计算字数，绝不能使声明的字多过要求，而尼克松总统在电视楼前将简短声明宣布之后，就会立即离开。因为尼克松知道，越短的声明，越容易被电视全文照播，若是声明长了一些，电视记者只播放其中一部分，而使总统的声明受到扭曲及误解，因此这个百字声明原则是一个很严格的规定。”
尼克松的新闻公关方式，很快就被里根总统的幕僚所采用。在每天上午8时15分的白宫晨间策略会议上，白宫幕僚三巨头J.贝克、米西及狄佛会讨论当日的主题故事，然后他们会把这个主题通知吉尔根及白宫新闻秘书史毕克斯。
有时候新闻主题看似偶然发生的，事实上却是经由白宫人员苦心计划的。在1984年，民主党政治领袖蒙代尔宣布，他将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会面，希望能够引起注意，分散里根的风采。因此里根的幕僚必须要对新闻主题做一个选择，是由白宫发布一个反击的声明，批评蒙代尔从中搅局？或是由一位匿名官员向新闻界表达此意见？抑或避免使蒙代尔受到进一步注意，而采取淡化新闻的策略？白宫幕僚决定对新闻界宣布里根总统不在乎蒙代尔及葛罗米柯的会谈，这种说法含有两个含义，其一是里根总统处理外交政策，是超越过党派立场，同时也暗示蒙代尔和葛罗米柯谈不出个所以然来。在白宫不在乎蒙代尔及葛罗米柯会谈下，蒙代尔也就无法利用和葛罗米柯的会谈而吸引新闻界的注意。因此在史毕克斯及里根先后被问及时，两人表示对此事件毫无意见。只不过平淡的背后，可是错综复杂的。
替事件加点料
一般而言，要设计新闻主题还算比较容易，但是如何推销新闻主题给传播媒体，如何防止总统在精心设计的媒体表现中突然演出失常，这就要看白宫幕僚人员的处理应变能力了。三件事可能破坏白宫的官方说法：突发的热门新闻，拒绝接受白宫所设计的新闻的记者，以及总统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
在华盛顿的新闻界，通常按采访对象组成责任分配制度，不同的政府部门需要不同的专业记者去负责。通常各个新闻媒体对每一个重要的政府部门，都派出两位以上记者负责采访，而各政府单位都有牢骚，于是他们便露些口风给记者。例如，审核预算时，国防部曾向记者透露有关苏联的飞弹武力评估，以争取更多的国防预算支持。
为了严格管制新闻发布，白宫新闻秘书每天都会和各部门的新闻室负责人联络，以确定每天新闻的发布内容，通常好消息由白宫方面发布，而坏消息则由各部会自行处理，白宫发布新闻的时间会比各部会的新闻简报要早一些。在里根总统时代，白宫发言人史毕克斯在每天上午9时15分时，会和一些资深的媒体记者进行一段咖啡聊天时间，这时候史毕克斯会提供一些新闻的背景及纲要说明，这些说明不得作为正式的引用报导。史毕克斯将总统的一些行程安排，公开给新闻界采访的事件，以及总统对一些事情的反应及看法，都在此时透露给新闻界。这对于新闻采访来说是相当有价值的事前暗示，使记者们能够在重大新闻宣布前，就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特别是电视新闻报导，更要对节目安排及摄影、配音的准备，都可以事前做好计划，不过这也增加了史毕克斯对电视新闻报导的左右力量。
到后来，史毕克斯的9时15分的新闻背景简报便成了记者会，而在国会及其他部门之前发表白宫对于前一夜的重大新闻、国际间的主要消息的反应。因此白宫助理们经常吹嘘说：“我们是新闻的领先者，抢尽了国防部或者是国会的锋头。”
电视新闻，更是容易受白宫影响的新闻媒体。由于新闻界是采取部门采访的制度，使得记者容易受到被采访单位的操纵。部门采访制造成了以部门为导向的新闻，记者的成就往往便取决于其采访部门所制造的新闻。有时候，记者会以事件为主导，如尼游、反毒等，但通常记者往往只盯着其责任单位的发展，使自己成为该单位的新闻俘虏，而助长了白宫官方新闻的声势，这种现象尤以三大电视网为甚。
一位替三大电视网工作的新闻资深人员表示：“美国总统是美国民选的最高领袖，全国电视新闻媒体自然要将摄影机焦点指向白宫。无论这些新闻的价值如何，我们都要报导。”
继控制新闻舞台之后，白宫的视讯推销商的第二要务，便是减少新闻界剪辑白宫官方说法。技巧之一是定期招待区域性媒体的主持者及编辑，这些人由于较少接触到总统，往往在心神震慑之下，便一古脑儿地全盘收入白宫的说词。另外一种方法则是电脑化的大量生产新闻报导。1983年，里根公关部队寄出上万的通告给报纸、广播电台及电视台，告诉他们如何接收可直接播送的新闻报导——同时是未经全国广播网剪辑过的。在布坎南的推动下，透过共和党及美国商务部的卫星，送出未经修剪的有关总统的报导至900多家电视台。此举的目的，是希望在美国各大城市的新闻制作人及主播接受白宫的说法，而非全国广播网的见解。
曾任白宫联络主任的吉尔根是以“加料巡逻”闻名的。
ABC的资深白宫记者唐纳森说：“吉尔根每天6点50分左右会和我通电话，他告诉我一些白宫对于某件事的观点，我会告诉他，我们已经在进行新闻编辑，不可能将白宫的观点在新闻中播出，但是他知道，新闻中仍然会包含一些白宫所传递的观点，新闻会包括里根总统的说法，众议院议长奥尼尔的说法，以及其他专家的看法。我会将吉尔根的白宫观点放进新闻之中，而且吉尔根的看法来得最晚，我没有办法把它写入文字稿中，只有在最后作结论时提出。而这最后所讲的，正是人们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就这点而言，吉尔根可说是相当聪明。”
“记者们对此反应良好”，吉尔根自动地表示：“他们很喜欢，同时也需要此类的消息，而你可以藉此改变他们的报导。”
对里根总统形象最大的致命伤就是白宫传出了不该说的话，而往往是由里根口中说出来的。想令全国广播网照本宣科，是需要严格地管制白宫内部的言论。事先设计好的说词往往因为内部斗争或总统说溜了嘴，而使内幕曝光。
而里根却正是以自乱阵脚和即兴随意说话著名，这也是为什么白宫助理对里根在公共场合说话前，尽量在事前一再准备、指导预演，而在记者会中更是有许多的限制及保护。1986年5月，里根向一个白宫访问团发表有关预算优先顺序的看法，在回答问题时，里根说美国的饥饿贫民的产生，不是由于金钱及食品分配的问题所造成的，而是由于穷人缺乏知识，不知到何处去求助而造成的。于是，里根预算谈话的重点被忽略了，报上的头条新闻是里根认为贫民无知造成饥饿，这使里根显得无情。
里根最严重的失言该是1984年8月，里根在录制每周六广播谈话之前的麦克风试音，里根以为没有人会听到，于是没有用惯用的五四三二一的方法，而开了一个玩笑，里根宣布：“美国的同胞们，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们，我刚才签署了一项将俄国列为非法组织的法案，对俄国的轰炸将在5分钟内开始。”但是里根的讲话被广播网技术人员录音下来，而且成为了头条新闻，造成盟国强烈的不满，里根急忙派遣外交人员向各国解释。而里根的戏言，也使得他的声望受到影响，使他和蒙代尔之间的民意支持比率降到了最小差幅。
视觉传播胜过口头传播
在形象的塑造中，最重要的是书面而不是言词。里根的助理们遵循尼克松的幕僚长哈德曼有关视讯政治的戒律，影像胜于言词，眼见比听见更为重要。里根的助理就明白的表示：“你准备相信什么，是事实，还是你所看见的东西？”
里根的助理们和其他的政治策略专家及媒体顾问们一样深信画面胜过言论的基本原则——眼睛永远获胜。CBS的首席记者史达尔，一向以独立评论自豪，她为1984年的里根竞选连任，做了一个非常深入的选举策略分析，在4分半钟的电视评论节目中，史达尔严厉地批评里根的竞选策略，认为里根利用影片画面催眠美国人民，而使美国人民失去认真评估里根政绩的能力。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重点攻击，她预计会遭到里根视讯经理的激烈反应。
史达尔在评论中，问道：“里根是如何地运用电视？”
“手法高明极了。里根曾被评为有钱人的总统，但是电视画面却说不是。高龄的里根应有高龄的问题，但电视画面却看不出来。
美国人希望能够以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总统为骄傲，电视画面说你可以做到。电视报导完全被白宫掌握了。
“他们也企图消除对里根不利的记忆。里根常选择出现于一些和他的不受欢迎的政策相对的场合。像里根参加残疾人运动会；为老年之家举行开幕仅式等等，但事实上，里根大幅削减了残疾人士及安置老年人房屋的预算。另外，另一个伎俩是令里根远离遭受责难的场面，例如当美军自黎巴嫩撤出时，里根正飞往加州农场度假，由其助理处理撤军声明，鲜少有视觉画面使人联想到总统和贝鲁特爆炸事件有关联。但是两天后，当美军入侵格林纳达成功，电视画面立刻又将镜头集中在总统庆祝胜利的活动中……
“有不少批评，认为里根的竞选活动是以形象为重点，而没有谈政策问题，但是这些批评对里根竞选并未造成影响，因为当人们在电视土看到总统时，他总是使美国人感觉良好，因此也认为他是一位好总统。”
史达尔的批评尖锐，配上各种里根活动的画面，这是非常成功的电视剪接技术，以支持史达尔的观点。画面上是里根为年老人之家剪彩、问候在轮椅上的残疾人运动选手，拥抱奥运金牌得主，前往一处环保计划保护下的钟乳石洞，接受南希的亲吻及生日蛋糕，为球赛在城郊区和白人儿童，在城市区和黑人小孩打成一片，在牧场上穿着褪色的牛仔装，和农民在开阔田野谈话，在诺曼底战场凭吊美军，以及在红、白、蓝三色气球高飞的背景下，接受共和党人挥舞着旗海的热情欢呼。连成一段非常精彩的电视剪辑影片。
“我认为这是我对里根总统最严厉批评的一段影片”，史达尔忆起当时她对白宫心怀警戒：“报导播出了，而我的电话也响了，是白宫官员打来的。我心想：‘我一直告诉别人从来没有人对我破口大骂，现在终于来了。’”
“电话中的声音说：‘棒极了！’”
“‘什么？’”
“‘棒极了！’”
“‘你听到我说些什么了吗？’”
“‘史达尔，在你连续播放了4分半钟有关里根的伟大画面时，是没有人会听你说些什么的。你难道不知道声音与画面冲突时，后者将压过前者？观众所看到的是，里根4年任期的工作精彩浓缩，他们根本没有了解你的旁白说明。我们认为这些画面为里根的政绩做了有力的广告，你这段节目，是在支持里根总统竞选连任。”
史达尔回忆说：“我整个人呆坐在电话边，我几乎麻木了，因为我报导里根长达4年，却还得靠别人来告诉我这一点。其他人也都没有想到。我立刻打电话给晚间新闻的执行制作，他听了之后只能喊着：‘我的天！’这样的结果实在是太荒谬了，我花了这样大的心血，制作一个非常深刻有力的批判性节目，结果竟然被里根的支持者欣赏，认为是不可多得的报导。”她大笑道。
视觉宣传大师
狄佛是里根形象的制作总指挥，这位来自加州，多才多艺的里根智囊，把塑造里根形象当成一件艺术去处理，他的主意很有创意。他对里根的了解深刻，知道里根的一切特点：他像一位电影导演，将里根的演技充分的发挥出来，他的努力是里根政治成功不可缺的因素。
狄佛对于制作突显里根形象的背景有独到的能力，他不但让里根坐拥于美国的骄傲及爱国心的象征之海，并为这舞台打上最完美的灯光。狄佛不喜欢里根椭圆形办公室的米色窗帘，他觉得这无法突显里根的脸部，于是他决定拉开窗帘并以2万美元装设一套灯光设备，以加强窗外花园的背景光线。在自然光线下，无论背景是春夏的鲜绿，或冬季的白雪，都使总统更为突出，使得总统看起来年轻了十岁。
在1984年的共和党大会上，狄佛毫不保留地施尽全力以让里根唱台好戏。我在开幕前几小时抵达会场，木匠们仍在做最后的布置工作。在讲台上，有两位工作人员，不断用照像机拍下许多桌椅的特写照片。我觉得十分奇怪，为什么要为椅子拍照。而负责拍照的来自好莱坞的工作人员克拉克说：“我们负责设计整个讲台，每一处都拍摄照片，已经拍摄四千多张照片了，所有一景一物都拍摄下来。”
“这讲台及椅子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间道。“所有的布置及背景都有特别的设计，都是圆滑的曲线完全没有直角。所有颜色都是大地的颜色，不会刺眼。总统在设计的背景下，非常的突出。”
我提出意见：“我以为要突显某人，你们必须用明亮的色彩来烘托，在民主党大会上，费拉洛女士就穿了一套纯白套装，和会场蓝色的背景及红色的布幕形成很突出的对比。”克拉克回答：“民主党大会的讲台，也是由我们设计的。有两种方式来吸引人们注意，一种是使包厢成为会场最生动的焦点，以热情、亮丽的色彩来突显注意。另一种则是使讲台成为最平和的地点。由于在会场中会充满吵杂及活动，因此假如将讲台装饰成沉稳冷静的中心，可吸引人们将眼睛转向此以便休息，而曲线及大地色都可以造成平和的效果。”
冷静及信心是关键，狄佛希望里根能够传达出舒缓及平静的气氛，以减少他和苏联的关系及中美洲政策所带来的困扰，而讲台的设计就是企图透过下意识来传达这平静的力量。
狄佛精心为里根设计各种迎合潮流的正面形象，好在新闻影像中表达出来。1982年美国经济陷入不景气，里根被批评为不关心失业的工人，狄佛就安排拍摄里根访问失业码头工人的照片，或是里根和接受转业训练的人在一起的画面。在经济好转之后，狄佛安排里根及所有采访白宫的记者飞到伍斯堡的房屋兴建工地，以建筑工人及兴建的鹰架林立做背景，再宣布新房屋开工率上升的好消息。这种电视画面，自然会留给人民经济已开始好转的深刻印象。
预想1984年里根竞选连任的主要弱点会是他的年事已高，因此，狄佛和席特曼安排了一场里根和《肌肉训练画刊》的发行人鲁瑞进行一场腕力的比赛，白宫的摄影师拍摄了一张经过设计的由里根扳倒鲁瑞的镜头，狄佛将它发到新闻界，预料将会登在报纸的头版。而吉尔根也安排一幅里根举哑铃的照片交给《游行杂志》发表，这些照片化解了里根高龄体力不胜任的疑虑。
狄佛最终的目的是成为电视新闻的幕后制作人，也就是为白宫设计可供全国广播网报导的故事。由于电视新闻一向偏向动态新闻的播出，因此狄佛也不断安排里根在不同场合活动的新闻。狄佛最成功的是在1983年中以两个月时间，成功地扭转了里根政绩上忽视教育的盲点。更令人称奇的是，里根并未改变他教育方面的基本政策，但是却让人民能够改善对里根忽视教育的不满态度，这实在是狄佛电视战术的高明之处。
公立教育预算的不足，是里根的一个施政弱点，里根政府因为节约政府开支，大幅削减对各州初级及中级教育的补助经费，导致教育品质低落。
在3月中旬，沃斯林的民意测验发现，美国人民以48%对42%认为里根的教育政策不当，而且还继续在恶化中。于是狄佛就设计出一连串的场面，采取一连串的持续性行动，一再强调同一个主题，不断地透过民意调查来测验该主题的进展，狄佛向我强调：“一旦发现人民已有反应，就盯紧它。”
里根的形象塑造战术是和民意测验的情报相结合，有些类似肥皂和化妆品公司促销产品的手法。而沃斯林所主持的决策情报公司，往往在里根推出政策之前先进行民意调查，以测验可能的反应，在此案中，教育问题正是调查的对象。由于沃斯林的公司效率惊人，可在24小时内完成全国民意调查，里根便可以领先国会、电视公司及民主党对手，而掌握到那种政策路线最受支持。
沃斯林发现人民的心理有几个重点和里根的哲学相符合，诸如严格的教学标准、加强学校纪律、强调基础课程，还有提高教师的素质等。因此里根在这几个方面做重点及深入的发挥，便可立自己于不败之地，且避开大家对于联邦政府提高教育预算的要求。
沃斯林说：“我们在民意测验之中已经了解问题的关键，我们在预算上毫无办法，所以我们必须改变争论的重点。”这句话归结出狄佛的重点推销战术，以及如何利用它来改变公众对里根教育政策印象的本质。民主党主要候选人蒙代尔立刻宣布，他准备提出110亿美元的联邦预算，来改善大学的教学及科学研究、协助智能不足学生、提供更多的奖学金及助学贷款；而里根却从另外一个方向出发，将学校问题归罪于华府“被误导”的政客，强调学校问题应由学生家长来推动：提高教学标准、争取素质好的老师及地方政府也应加以配合，里根发动旋风式的旅行演说，在电视及报纸上发表谈话，使公众觉得里根相当重视教育问题，而改变人民对里根疏忽教育的印象。
里根先到新泽西州的南奥伦治，提出对教师奖励的政见；接着转到明尼苏达州，说成人应负起解决学校问题的责任；在堪萨斯州，里根批评法庭对废止混合种族的教学制度的不良影响；在由纳西州，他和一群家政老师午餐，参加学校上课，并宣布美国学校教学标准“太低”；而造成对“基础课程的疏忽”；在亚伯科奇市，里根严厉警告教育不能成为“政治足球”，要求对素质好的教师给与奖励；在洛杉矶，他批评国家教育联合会即教师工会，对美国学生洗脑。
在这些行动中，里根并未改变其教育政策，然而公众却改变了对里根教育立场的印象。首先，他的高曝光率，使得人民觉得里根是一位关心教育的政治领袖，这对上百万名美国人民是一个非常切身的政治诉求。同时他的政策受到保守派共和党人的衷心支持。《新闻周刊》在6月中旬所做的民意测验，显示80%的选民依然赞成增加教育经费，但是有90%的选民支持提高教学要求及提高教师素质，另有80%的人民赞成里根的教育奖励政策。而在人民对里根教育政策的支持上，也由3月的41%提高到6月的52%，这种改变要归功于里根抢着了群众的注意力及强力的推销他的观点。
为里根安排行程的韩克尔表示：“归根究底，我们是在做行销，我们试图利用推销策略来改变公众的意见，这就是传播的真象。我一直认为我是在贩卖商品，透过各个场合，向公众推销我的政策。
我们许多的小布局或所谓的总统的行程，都和广告密不可分。”
当NBC的记者华莱士向狄佛表示，记者们正针对里根削减教育预算的言行不一的现况加以报导，狄佛却耸耸肩，毫不在意他说：“你可以说任何你想说的话，但是大家看到的是里根到各处和老师及学生一块交谈，大家就会建立里根关心教育的印象。”
神话总统
里根的形象塑造助理们，把里根塑造成一位神话中的总统，利用总统出外旅行的机会，吸引群众的想像力和电视的转播。他们把里根标榜为国家的活象征；而有利于里根的政策推行。里根越和国旗一样成为国家象征，就越使得对手向里根挑战，这使里根掌握到竞选连任的优势。也使里根的政策得到人民不由自主的信任。
卡特总统有意减少白宫的繁文缛节，但是里根总统却了解白宫仪文盛大的重要。里根有他自己平凡可亲的一面：他的幽默、错误及他的怪癖。但是里根不会像卡特一样自己提着公文箱，他喜欢“向元首致敬”的表达方式，他喜欢有王室风格的总统架式。他在大场面中总是威风十足，他自信及威仪地踩着地毯走向记者会或是向欢迎的群众致意。他进出国会及到国外旅行也努力表现出元首的风范，他爱煞了飞扬的旗帜，整齐的仪仗队、国歌等装饰的仪式，享受着总司令的身分。
里根助理们总是把白宫各种活动弄得富丽堂皇，以不可抗拒的场面来吸引电视播报的兴趣。他们的目的是将“里根即美国的化身”的印象深植于人民的心中。他们精确地策划里根的时刻表，使得有关里根的新闻成为电视新闻中不可或缺的报导。
1984年里根到韩国非军事区访问，就是一个明显的实例。狄佛有意安排里根在美军最前线的碉堡遥望北韩，以和1963年肯尼迪在柏林围墙的景况呼应。但是安全人员却加以反对，因为他们担心里根若在接近边界太过于暴露，有可能会受到北韩狙击手的攻击。因此双方协调后，由军方人员在边界上拉起了三千码保护网来减少里根受到攻击的危险。为了达到效果，韩克尔要美军在碉堡外建了个高台，以便利拍摄里根被沙包围绕的照片，另一个摄影平台则在里根身后，同时也拍到了里根举起望远镜远眺北韩的镜头——类似麦克阿瑟的战场表现。
为了提高戏剧效果，韩克尔希望碉堡的沙包能够低于里根腰部，使照片能够更为完整地拍到里根身着戎装的镜头。但是安全人员希望沙包最好高到里根的头部。最后双方妥协，韩克尔让步让沙包升至里根肚脐上4英寸之处，一如演戏般，韩克尔还在地上贴了红腰带标明里根该站的位置，以留下历史性的镜头。韩克尔说：“这代表美国的总司令站在反共的第一线，有力地为里根的立场及决心做了最佳的说明。”——同时也是形象游戏的最佳例证。
在里根到诺曼底访间之旅途，里根又做了一场生动的表演，原来里根在访问诺曼底之前，接到一封美国妇人桑纳塔的信，桑纳塔的父亲是当年第一波登陆奥玛哈海滩的先遣队中的二等兵，桑纳塔的信中说道：“他们使我感到在登陆艇中准备登陆的恐惧，我可以闻到海洋的味道，也感到晕船的滋味，我可以看到其他士兵的脸，所有的恐惧、焦虑、不确定都清楚地写在他们的脸上。但在登陆开始的刹那，他们充满了力量及勇气向前进攻，无畏摆在眼前的死亡之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感觉这些空虚、恐惧及决心，也许因为父女连心的关系，每当我想到我父亲21岁时所面对的海滩之战时，我眼中便充满了泪水。”
里根在收到这封信后，他回信给这位女士，并且以私人方式邀她参加诺曼底之旅，以完成她怀念父亲的心愿。在里根宣读这封信时，这位女士在人群中和退伍军人一起追思当年，这自然被镜头拍摄下来了。这一幕是里根政治天分最有力的发挥，他能使观众感受到切身的感动，而使他成为一位爱国总统，也成为一位平凡的英雄人物，虽然里根并未参加过真正的战斗。
在1985年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举行高峰会议前一个月：狄佛及韩克尔就到日内瓦去了解状况，以决定表现高峰会议的象征意义的适当场所。韩克尔发现一座典雅的古堡。其中最吸引韩克尔的是一个古堡花园中的一条小路，蜿蜒地连结着一幢有个大壁炉的小屋，这大壁炉正可象征温暖的聚会。
韩克尔说：“我一看到那个有古典风味的壁炉，就觉得这是一个适合高峰会议的地点。我了解里根夫人十分赞同这选择，但里根在起初却不太愿意接受这地点。但是里根夫人及麦克法兰都请求里根接受这个地方和戈尔巴乔夫进行面对面的炉边会谈，所以在里根与戈尔巴乔夫碰头之前，公关人员便决定了大众新闻媒体会将这个会谈描写为‘炉边高峰会议’。”
总体而言，日内瓦高峰会议是里根制造形象的成功事例。里根终于打破和苏联的冰冻关系。但在其它方面，双方并无任何协议，也没有突破彼此歧见，更没有实质的进展。
里根的助理们知道这一次高峰会谈不会有重要的突破，因此，很技巧地降低大众对会谈的期望。事先的记者会都预示将不会有任何突破，新闻界及大众都受到巧妙的诱导。会议期间禁止采访的措施，更便形象制造者乐透了，因为这大大的提高了会议的神秘性。在缺乏实质内容的情况下，新闻便凸头报导两位领袖会面的象征意义：高龄总统和年轻的苏联领袖见面，在壁炉边对话。
而在高峰会谈结束后，里根立刻飞到布鲁塞尔，对外是说以向北约国家元首进行会谈简报，实际上是拉长行程，以便回国时刻恰好赶上晚间新闻实况报导。狄佛及韩克尔安排的盛大报导，其效果足以让好莱坞制作人羡煞：英雄式的欢迎场面迎接里根回国，向全国报告会议的结果。一连串精彩的剧情，制造出成功的气势，然而在实质上，会议所取得的成果极为有限。
总统是个说故事的人
里根本人具有形象塑造的天赋才能，他的声音充满戏剧性及自信心，有小罗斯福总统的愉悦态度，有艾森豪威尔的温暖、乐观及微笑，也有肯尼迪的身强体健的男性魅力。里根是一个视野、梦想及传奇上都有一种特殊的政治形象吸引力的领袖。他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
尤其在胜利及哀伤的时刻，里根有一种本能的直觉，可以使他和别人的情感连结在一起。他能够使别人和他连结在一起。在航天飞机挑战者号爆炸后，及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贝鲁特被炸后，里根都能充分用言词表达全国的哀伤与愤怒。而当他能够认同于全国共同的情感时，民众也能真正地认同他。
不同于大部分的政客，里根在舞台上的自然表现，使他显得毫不做作。他是如此善用电子提辞机，使得大部分的观众误以为他的讲词是由心底自然的表现。里根也知道如何向一组孤立的摄影机展现笑容，而使几百万的电视机前观众感觉到他亲切的问候。
里根是一位天生的说故事好手，正好满足了政治上的总统剧情需要。他的许多著名的演说，都是叙事杰作，如在美军进攻格林纳达之后，他向全国人民的报告；在贝鲁特的海军陆战队卡车爆炸悲剧故事；以及里根愤怒批评苏联空军击落韩航客机等事件，里根都表现出讲述的天才。这使里根得到了“伟大沟通者”的称号。
在里根多年的广播体育播报员生涯，磨练出他叙述故事的才能。他年轻时只凭藉着电传回来的比赛简介，就把每一场比赛都叙述得栩栩如生。这种现实与虚幻结合的能力也交织成里根混乱的政策，而这种无中生有说故事的本事，正是里根身为一个政治领袖的魅力。
里根相当喜欢一再重述他在1932年，获得电台播报记者工作的故事。里根当时去电台会见经理，电台经理询问他是否能够将比赛叙述得如亲眼目睹般地生动，并立刻考验里根。他带里根进入播音室，告诉里根说，当灯亮时就开始叙述一段足球赛的播音，而里根的反应很快，立刻就把自己在学校中所有熟悉的足球赛的记忆，当成现场观看的比赛叙述出来，特别突出他所认识的足球队员以加强现场感。他将所记得最精彩的一场比赛故事，以最生动的方式并加油添醋地描述，几乎到了忘我的境界，使电台经理非常的满意，立刻就录用了里根，成为电台体育活动的播报记者。
《时代》杂志的记者曾间过里根，难道他不想真正的做现场转播？“不！”里根摇头说：“用简短电文报导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自行再创那精彩的一刻。”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这证明了里根如何依赖他的丰富想象力，向国人讲述尼加拉瓜及苏联人民的生活状况，或者是描述星战武器的发展。里根在讲述各种事件时，为了事件的生动性，他会修改事件的一些实况，而用自己的想象力代替。其中一个例子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卡侬所发掘的：据以色列总理夏米尔告诉卡侬，他在1983年访问美国，在白宫和里根会谈时，刚好接近犹太人纪念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纪念日，里根告诉夏米尔，他曾经在二次大战时随军出任摄影记者，在欧洲访问过好几座纳粹死亡营，因此他很能了解犹太人的心里感受。但是根据里根的二次大战服务记录来看，里根是出任过军中摄影记者，但是只在好莱坞附近的电影制作单位，在大战期间他从未离开美国本土。
推销员总统
里根的政治推销能力，可以和罗斯福及艾森豪威尔并列。他们推销政策，也推销情绪及信心。据助理们表示，里根渴望与戈尔巴乔夫见面，因为他相信自己有说服戈尔巴乔夫接受他的战略构想的能力，因为里根对于自己的说服力有过人的自信。虽然最后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被里根说服。
里根和几位前任美国总统如尼克松、福特及卡特相对照，有着很强烈的不同。尼克松虽然被人冠以“推销的总统”头衔，但是尼克松缺乏平易近人的个性，无法表现出真诚；而福特及卡特也都无法在推销上和里根相比。卡特极度地意识到形象的重要，露齿微笑是他的著名商标，但是奇怪的是，他羞于公开要求人民的支持。他注意到问题的复杂面，痛苦地犹疑不决，他对自我怀疑甚深而无法成为一名自在的政策促销者，而卡特内心的冲突，透过电视画面尽入美国人的眼中。
而相形之下，里根就传达出一种内在的和谐，他表现出自在的平静。虽然里根也有低潮的时刻，像陆战队在黎巴嫩被炸死时，像美国人质被恐怖分子劫持时，但他并未表现出工作上不安全感、不确定感及沉重压力感。里根的助理表示，里根曾对于新闻界及国会的反对，以及他的儿子和女儿的问题都会很生气，但是里根都能将这些反应控制在私人的层面。
由于里根担任总统职务的自在，更建立了他的政治声望。里根以轻松的态度否定了外界认为总统是一个孤立及不幸的职务的印象。卡特像一位卖身奴仆般的工作，但里根却以当总统为乐，并不吝于让大众知道。里根办公的时间很短，经常小睡，并以此为玩笑的话题；他能够放下公务很轻松的到牧场骑马及劈木柴；他把总统一职视为一个工作，不是一个枷锁。起初白宫幕僚担心他轻松的态度会使人民看穿他的肤浅，但是很快的白宫幕僚就标榜里根的朝九晚五的轻松工作态度，使里根的形象清新，没有贪恋权力的华盛顿政客气质。
绝对不要低估了“受欢迎”的形象塑造中的影响力，从南希在橄榄球场俱乐部的表现来看，对于公众人物的新闻报导，受到新闻工作者的个人感觉及好恶的影响。艾森豪威尔及里根就比较受到新闻界的欢迎，而约翰逊总统则被新闻界人士认为过于强悍；尼克松被批评为不受信任及不受欢迎；卡特总统则被视为小器而且自以为比他人崇高。新闻界人士个人对总统的感觉，会左右新闻的公平报导原则，其影响力甚至强过记者本身的政治意识。
由于里根的幽默本性，使得新闻记者及美国人民都很容易和里根亲近。在1981年里根受到枪击之后，群众对他的英勇表现敬佩有加，大肆赞扬。里根在医生准备进行手术之前还幽默地说：“我希望你们都是共和党员。”而面对心焦的夫人，里根说：“亲爱的，我只是忘了躲避。”对护士说：“南希知道我们之间的事吗？”里根在危急时仍有这样幽默的态度，使他成为美国大众的英雄人物，并且表现出元首的气度，而使他的形象大受肯定，这是里根形象的一个转折点。一夜之间，里根通过总统的考验而成为美国的英雄式领袖。
而对里根这种气质的印象，在4年后再度证明。4年后，里根接受外科切除癌细胞手术，里根不但坦然接受手术，而且幽默地说，他想推荐这些医生到国会去协助对预算进行手术。而对人人闻之色变的癌，他只轻描淡写地表示：“我很高兴它被清除了。”再度展现他斗士的精神。
由于里根在美国人民心目中，已经建立起英勇及刚强的形象，人民对他的好感成为他最大的政治资产，甚至他的一些小错误，也都被人民所包容。这些错误使得人民觉得他像一般常人，偶尔会有失误，但却无损他的形象。虽然里根的政敌及新闻界对他的错误大为反感，但是一般的人民，却毫不在意。选民并不太希望他们的领袖显得比他们聪明太多。对许多人而言，卡特就因精明过度而损及其政治利益。
不少总统都会为他们的前后不一致和欺骗而付出政治代价；如约翰逊被人视为爱弄权术，尼克松则心术不正，卡特光说不练，等等。里根也并不一致。里根在削减税率、平衡预算、同苏联中国打交道等方面犹豫不决。但是在军售伊朗丑闻爆发之前，里根总统的犹豫、不务实、不坦白，却都能被人民所谅解，好像里根不需要负担责任。大多数选民不认为里根一方面主张宗教信仰的崇高，要求校园祈祷的合法化的行为，和他很少去教堂礼拜有任何抵触之处。或里根一向强调家庭的价值观，但是里根和子女们的相处却有疏离的问题。里根的养子指责里根竟然在孙女出生两年后，才去探视她；里根女儿更是在《第一家庭》的书中，批评其父母不为人知的一面。
在过去几十年内，里根不断指责中国，但他访间大陆后，又称赞北京的“所谓共产主义”而不觉得这和他反共意识有任何违逆之处。他能够要求一个平衡预算的宪法修正案，又能很自在地提出高达1500亿美元的赤字的预算案。他可以改变对苏联的经济制裁，转而辅助农民将低价小麦销售到苏联，甚至在亲信的面前也表现得像没有改变对苏联的政策一样。无论里根在推销什么，他总是表现出真诚的信念，他这种诚恳的表现使他成为成功的推销员。
在里根周围的人察觉他充满了矛盾。大众往往认为电视会暴露一个人的真实个性。大部分的美国人透过电视的画面，就以为他们了解里根的为人。事实上，里根的亲近助理及家人却发现里根并不容易了解，里根不愿意和人有深刻的感情，他只肯让南希真正的亲近。他的政治老伙伴说，里根无法处理很强烈的感情事件，这也许和他痛苦的童年有关。在私下中，一些里根的心腹都对他处理几位老友离职的态度感到吃惊与受伤，特别是多年来有如里根义子般在里根左右的狄佛在1985年离职。南希在狄佛欢送会上落泪，而里根虽然也说了一些感人的话，却没有表现出最深的挚情。可是，当里根在陌生的群众面前回忆战争时的故事时，却往往在情感动人处哽咽。
里根以在记者会中直呼记者名字以显示他的热络出名，他的作为使这些著名媒体记者成为总统肥皂剧中的演员。媒体大家族也凸显出里根宛如一位有耐心的慈父，和一群难治的儿童相处——十分有效地降低了记者的地位。事实上，很少有观众明白，里根依赖座次表来协助他记忆其他记者的名字，假如座次混乱，里根也会把名字弄错。
在个人的往来上，里根无时无刻地表现出愉快、高雅及礼貌的态度。他使大众有好感，但是在近距离面对记者及国会议员时，他的言词却显得呆板而且做作。我曾访问过他好几次，但都备感挫折，因为他的回答有些像录音带，重复他的说词甚至笑话，他有些像在念剧本。我曾试着探索里根的思考原则，我所发现的是一个编好的剧本。
只有一次，我感受到真正的里根。那是1985年冬天，在椭圆形办公室的火炉边，里根谈到他对战略防卫的构想；他的语调、他的神情、他的肢体语言都表达出他的感觉，他深陷入他的回答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他的热烈及信念，这是我所无法忘记的。在那次访问之后，里根在日内瓦、冰岛及华盛顿，都拒绝在战略防卫计划上让步与戈尔巴乔夫妥协，我对他的表现并不惊奇，因为现实与形象相符合。
对记者小心戒备
1980年里根人马到达华盛顿时，他们对于新闻界有两种想法，其一是接近新闻界，利用新闻界当做散播里根主义的媒介，其二是防备新闻界。一份由杜克大学英特曼为里根智囊所提供的研究报告中，称新闻界为“帝国主义媒体”。英特曼教授向里根的智囊建议一定要对新闻媒体有所防备，同时只能让新闻媒体报道“什么”是总统的政策，而不允许媒体去追查“为什么”及“如何”的内幕。英特曼特别要求留意和新闻界接触的官员，不许他们介入决策阶层，以减少他们透露出决策过程的内幕。英特曼还建议一些来防范记者接近决策核心的方法，不让官员和记者们有过深的往来。
里根的助理们同时进行这两种政策来应付新闻界；魅力出击及封锁消息。里根是近来历任总统中，回避新闻界最有力的一位。里根总统第一个任期内，只举行过26次记者会，比卡特总统的58次少了一半多。他的新闻媒体负责人减少了总统和新闻界接触的时间、次数及规模，同时也减少了新闻界对总统的特别访问，使得里根很少直接就各种事件和新闻界直接打交道。
里根政府的高级官员同样的也受到减少在电视露面、接受访间的禁令。我知道曾经因为白宫官员拒绝出面接受访问，而迫使电视台取消报导一些新闻，以免看起来有失公正。当白宫愿意出面时，就会开出一些私下的条件，要求电视记者接受，否则就拒绝政府官员接受访问。电视要求某官员出面，而白宫却派另一名官员，或要求比反对方更多的时间。
一个例子是美国康涅狄格州参议员陶德激烈的批评里根政府的中美洲政策，他接受ABC电台的访问，提出他对里根政府的批评，而ABC电视台为了平衡报导，希望有白宫方面的人员为政策辩护，而白宫的条件，是要ABC电视台多找一位支持政府政策的前国务卿基辛格发言。他们安排了白宫新闻秘书，然后陶德议员出场，最后由基辛格接受访问，使陶德议员被前后夹击，而且时间也被压缩了。重要人物如舒尔茨也会另立规矩；当CBS的“面对国家”节目，想要邀国务卿舒尔茨接受访间时，白宫的条件是舒尔茨要占用节目三分之二的时间发表意见，同时不准有不友好的外国发言人出现在节目中。这使得节目主持人史达尔非常的不满。“起初，这种牵制行为简直是逼得我发疯”，史达尔承认：“不过，我渐渐地习惯了。因为，当你要制作一个议题，而他们却不愿意合作时，做事就非常、非常地困难。这对国内事件的报导影响很大，因为报导有关国际事务时，你可以很容易就找到个愿意接受访问的苏联发言人。”
里根政府的消息封锁策略经常迫使电视新闻节目无法完成原先的制作。举例来说，在1986年底，里根政府私下鼓励新闻界报导利比亚领袖卡扎菲的新恐怖活动，将对美国造成威胁，因此史达尔想在“面对国家”上，邀请政府高级官员来谈论有关卡扎菲的阴谋及煽动恐怖组织的证据。“但是政府官员却拒绝出席节目，使得节目无法制作，我们只能改播其他的故事，这实在令人感到愤怒。”史达尔告诉我。
里根的助理们，更是想尽办法保护总统远离坏消息。通常在白宫总统只宣布好消息，而由相关部会处理坏消息——权力游戏的技巧之一。里根常常会突然出现在新闻简报室中，以极短的时间宣布一则有利的经济数字，然后立刻消失，再由助理们应付各种困难的质询。在1986年9月，里根亲自宣布苏联释放了美国新闻记者丹尼罗夫，但是由国务卿舒尔茨宣布，丹尼罗夫获释是美国以一位苏联间谍柴可洛夫和苏联交换而达成的协议。
最主要的防卫性策略，还是将坏消息集中到星期五下午4点以后再发布，这使得电视新闻网只有很短的时间去采访，而星期六的报纸一向又是最少受读者注意的，因此这类坏消息就会减少它的影响力。由于时间过于匆促，记者无法深度及平衡的报导，往往只得照单全收白宫的说词。星期日版的重要评论都是星期五中午之前就已经截稿了，因此坏消息可以躲过新闻界的深入批评，等到星期一已经多少事过境迁，炒冷饭的做法也就表现得较弱了。
但是，这技巧也不是每战皆胜。1982年元月，里根政府选择星期五下午宣布，行政当局通知最高法院，停止法院拒绝对采种族隔离政策的私立学校给予免税待遇的判决，1983年3月，星期五白宫宣布一项总统行政命令，强迫20万公务人员签署终生保密协定。虽然政府希望能藉此淡化消息，但仍然受到强烈的反弹而迫使政府改变决定。1986年白宫也想用同一方法来淡化新闻，而选在9月的星期五下午7时58分才宣布里根否决制裁南非的行动。但是由于国会民主党议员早就预期里根会否决而准备好抗议行动，美国电视也加以追踪报导,CBS的主播丹拉瑟报导特别指出里根有意避开有关他的否决案的报导。
奇怪的事是，在人前永远泰然自若的里根，在面对记者会时却深怀戒心。自从老罗斯福总统开始召开记者会后，大部分的美国总统都欢迎有机会来平抑批判、推销政策。小罗斯福总统是利用新闻媒体的高手，肯尼迪总统在记者会上表现聪明、口齿伶俐，俨然是唇枪舌剑的大师。约翰逊的强烈个性控制着记者会。尼克松及卡特都以巧妙的闪躲来对付记者们。
不过里根总统因为他对于细节不能掌握清楚，一些原则也会出现言词上的混淆，因此记者会是一个障碍赛，充满意外的地雷阵。里根的助理很担心里根参加记者会，对这些人而言，每一次都是一场失算大于胜算的赌博。“记者会简直就是俄罗斯轮盘”，一名里根的高级助理悲哀地告诉我：“里根不是正中红心，要不就相差个十万八千里，完全没有中间地带可言。”
因此里根总统是尽量避免举行记者会，虽然里根曾经答应过每个月都要举行一次记者会，但是现实却远不及这个数字。里根和多位美国总统相比，只有和尼克松的记者会纪录相当，小罗斯福总统平均每个月有6·9次记者会、杜鲁门有3·4次、艾森豪威尔2次，肯尼迪1·9次，约翰逊2·2次，尼克松0·5次，福特1·3次，卡特2·2次，里根只有0·5次。在里根的记者会之前，狄佛通常传些小纸条给里根，以缓和记者会的压力。有一次狄佛开玩笑地写道：“对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不，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不，第三个问题的答案是不。”这当然只是狄佛的一个玩笑，但是也反映出事实：里根的策略是避免直接回答问题。
为了减少在记者会上出错，白宫助理会在记者会前为里根彩排几次，让里根事前有机会模拟回答各种问题。尼克松、福特及卡特在记者会前，都会阅读助理们准备好的详细资料，但是里根却有更周全的准备。在准备安当后，里根会以一整个下午，在白宫家庭剧场，彩排由助理所参与的模拟记者会。彩排时由两组幕僚发问，一组负责国内问题，一组负责国家安全问题。资深的助理会分析改正里根的答复，建议里根应如何以更详细或语焉不详来改进他的回答。
有的时候，里根也会欺骗他的助理们。“里根拿模拟记者会当做藉机开玩笑的机会，而助理们永远不敢肯定，到了真正记者会时，他会说些什么。”一名官员告诉我。
最大的一次失误发生在1983年10月，在参议院讨论是否要将马丁·路德·金博士的生日定为国定假日时发生的。保守派参议员赫姆斯持反对意见，他指称马丁·路德·金强烈的同情并倾向共产主义。联邦调查局有金的档案记录，这些资料原定于2027年才能撤除保密对外公布，而赫姆斯却要求提前公布，这引起民权运动领袖们的不满，也使共和党参院领袖也希望尽快解决争论。
在里根模拟记者会上，白宫助理出了这样的问题：“你认为金是一个共产党徒吗？”里根简洁的反问：“我们35年后就会知道了！”里根的回答引起助理们的大笑，并且认为这是一句打诨的笑话，不料里根却真的在正式记者会上重复这句话，使得白宫助理们大为吃惊，这表示里根真的和赫姆斯等人一样怀疑金，这种回答立刻引起轩然大波，里根事后向金遗孀道歉才结束这场风波。
事前预习也不能保证不出差错。里根曾称叙利亚的防空导弹是攻击性武器；也把联合国中东决议案的内容给弄错了；他在回答传统武器谈判问题时讲成核武器谈判；他说在就职一年后有100万美国人找到工作，事实上是有10万人失去了工作，他宣称1985年税制改革没有增加公司税，事实上正好相反，1987年里根对记者表示，美元“还会继续贬值”，使得政府官员连忙加以否认，因为那正是他们想避免的。
严格控制与总统沟通的管道
在白宫之内，记者接近里根的机会也被减少了。多年以来，一些记者都允许和摄影师一起进入椭圆形办公室，在总统接见外国领袖、国会代表及一些团体时拍照。通常记者会利用机会问些有关重大新闻的问题，这时候里根必须立即反应，而这便使得白宫助理不安。在1981年底，新闻秘书史毕克斯公布了新规定：“不准在摄影时问问题，假如不能遵守规定，就不准再入内。”这使得记者反应激烈,ABC电视台记者反击：“假如不欢迎我们进入，那么摄影记者也不会进入。”由于白宫总是在设法上电视，这招终于迫使白宫让步。不过1982年，狄佛还是颁布了禁止发问的禁令，电视新闻记者虽然发动抵制，但10天后还是向白宫屈服。
这种禁令是一项重大的改变，才增加了白宫记者和总统之间的距离。NBC记者华莱士批评说：“我做记者跑新闻从市政府到州议会，直到国会山庄，最大的成就感及刺激是来自于记者可以和新闻对象直接来往，而不是和助理们打交道。在波士顿，记者可以在办公室看到市长工作，和市长一起聊天喝咖啡吃晚饭，也可以约时间做专访，因此记者可以很深入的了解采访对象的一切为人及想法。但是在华府却没有记者能跟里根来往，没有深度的认识与交情。”
里根的助理们疏离新闻界的策略，在1983年10月25日美军入侵格林纳达事件中达到最高点。行政部门禁止所有的文字、广播及电视记者在早期行动时报导有关新闻，打破了自从南北战争以来的新闻传统。美国记者在美西战争、一次及二次世界大战、韩战、越战、黎巴嫩及许多加勒比海的军事行动中，都与美国部队一起站在战斗的前线。
里根政府的这项新禁令的灵感是来自英国在1982年（马尔维纳斯）群岛战役上的措施，撒切尔政府禁止记者现场报导皇家海军的作战，而有关英国船舰被炸毁焚烧的照片也被新闻检查扣留。电视报导的影片只准经由飞机及船只运回英国，这要费数周的时间，当英国人民在电视上看到战争画面，军舰爆炸及生还者激动的谈话时，战争已经进入尾声。封锁新闻的目的十分明显，因为首相撒切尔夫人及内阁部长们了解，假如英国人民每天直接目睹电视传播的战况，英国政府将难以得到人民坚定的支持。
在格林纳达，白宫及国防部以关怀记者安全为由，不准记者随军抵达滩头战场。这只是一个借口，因为美军允许法国及拉丁美洲的记者到现场采访，当美国新闻记者试图以民船接近格林纳达时，美军威胁要向他们开火。四位美国记者被美国海军扣留了几天，禁止他们传送新闻，而国防部的新闻服务组所发表的新闻，明显的删除部分内容及有不正确的报导，行政当局有意控制新闻直到他们能掌握公众的态度为止。
在第一波进攻行动结束后，大众对美国政府压制新闻界的行为反应良好，国防部长温伯格表示军事行动指挥长隔离记者是一项明智的“行动命令”，以确保行动不受非战斗人员的妨碍。而国务卿舒尔茨宣称，禁止记者参与格林纳达行动是因为“记者通常都反对政府，他们总是要报导一些消息，使得事情进展不利。”舒尔茨的说法反映了前国务卿鲁斯克在越战时对新闻界的质问：“你们究竟是站在哪一边的？”而美国大众起初的反应是支持新闻封锁措施。
但是在美军的死伤人数、强大美军在镇压弱小的古巴防卫军所受到的困扰、轰炸医院、通信中心及军事行动的一些失误等消息陆续曝光之后，公众的观点也改变了。1983年12月，由哈里斯进行的民意测验发现有65%的人民认为美国政府不准记者随军采访格林纳达是不对的做法，有相同百分比的人认为政府限制记者采访是军方为了“遮盖错误及生命损失”。
甚至连白宫的路线也改变了。白宫和华盛顿新闻界之间的敌对呈白热化，白宫限制记者现场采访，再加上事先欺骗了新闻界有关入侵的消息，使得事情更加恶化。
在行动前一天的午后，CBS的白宫记者普兰特接获密报说陆战队将在第二天清晨有所行动。而格林纳达电台则在24小时前就广播政府声明，要求人民注意，“他国军事入侵行动将立即展开”。美国国防部证实，一支原先前往黎巴嫩的两栖特遣舰队，如今接近格林纳达，因此普兰特询问史毕克斯有关入侵的行动的消息，史毕克斯答应查证，他向国家安全会议顾问波音戴克斯特查证,20分钟后史毕克斯回到新闻室，向普兰特表示：“没有入侵格林纳达的行动。消息荒谬，完全否认。”
到了第二天早上，史毕克斯遭到记者的猛烈批评，记者对政府采取新闻封锁及欺骗的行为感到愤怒不已。政府对入侵新闻的查证采取闪躲或“无可奉告”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公然地否认事实，却不可原谅。事后，史毕克斯说他的回答是基于无知，被波音戴克斯特的话所欺骗。（史毕克斯于1987年离开政府后，公开指责波音戴克斯特“误导新闻发言人”。）全国的新闻界都对政府作法感到愤怒，想尽办法将记者派到格林纳达，但是第一批前往的记者团却被限制活动，直到攻击后56小时才得到采访的机会。
在事件10星期后，白宫才承认他们的做法不当，J.贝克幕僚长说：“我们让记者受到限制的时间太长了些，一开始我们就应该考虑到新闻报导。”史毕克斯则支持允许一小组记者随军采访；他认为政府可以在行动时掌握机密，但是可以和一小群记者维持联络。而国防部也检讨改进这项措施，设立了军事新闻委员会，研究如何在未来军事行动中，既保持机密又可以和一些记者保持连络。
泄密与测谎器
对于新闻界而言，格林纳达事件显示了里根政府对控制机密的不遗余力。虽然里根和他的高级顾问和新闻界维持良好的个人关系，但是他们却是在平时状态最严格控制新闻的政府。里根政府与新闻界亲近又拒之于千里之外的双轨模式是值得其后继者研究甚至于模仿的。不过，里根终因为过度激进而受到了致命的反弹。
在早期，里根政府便着手加以限制信息自由法案的应有范围。
在卡特总统时代，除非能指出出版会对国家安全造成特定伤害，资料尽量公开；而里根总统则宣布管制一切与国家安全“有关”的资讯。这项命令也将许多已公开的文件再度列为机密文件。里根政府的新措施对于整个传播界都造成重大连锁反应，里根总统下令中情局及联邦调查局，在政府认为有国家安全顾虑时，监视及渗透新闻及学术团体。
